中国金融改革八大热点问题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点问题论文,中国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金融改革20年，成绩巨大，举世瞩目。本文依次对其间的八大热点问题进行评析，总结经验和教训，为今后进一步遵循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深化改革提供参考。
一、金融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滞后”、“超前”还是“同步”
中国金融改革从1980年至1986年5月， 实际上执行的是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战略。当时经济改革的思路依次是“价格→财政→税收→金融”，具体做法是在放权让利、搞活微观经济的基础上进行金融改革，或者说金融改革尾随着整个经济改革稳步进行，即“滞后”论。
从1986年5月起，转为同步战略， 提出金融体制改革既不能“超前”，又不能“滞后”，必须与价格、财政、税收等经济改革协调配套进行，即“同步”论。
在此期间，也有人主张“超前”论，认为从实践看，金融改革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无论是经济模式、经济结构、企业机制以及经济调节手段的转换，都离不开建立一个有效调控、顺畅融通的货币资金网络和金融市场。开展竞争，提高经济效益，给企业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条件，必须以金融改革为前提，主要靠货币、信贷和利率的启动。
我们认为，金融改革“超前”还是“滞后”于经济发展，泛泛的讨论很难作出科学的解释。从改革的实践可以看出，两者的关系常常是在“滞后”和“超前”的交替中“同步”进行。即在某些情况下金融改革必须“超前”于经济改革，而在某些情况下金融改革又必须“滞后”于经济改革，既不能偏于一方，也不能一概而论。前者如金融市场的形成，它是投资主体分权化、分散化的基础，只有金融市场的形成，社会资金才能合理流动；只有社会资金的合理流动，企业自主的决策才能变成投资行为。后者如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管理应在价格改革之后，因为只有在价格改革基本完成或在价格体系合理化到相当程度之后，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才具有可行性。
可见，金融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其他经济领域应是相互配套基本同步的。金融改革既不能盲目冒进，又不能畏缩不前，而应审时度势，把握住改革各方的结合点，建立双向制约和联动机制。
就目前而言，金融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金融改革中还明显地带有一系列计划行政的色彩。 例如在资本市场的开拓中，还存在轻市场重计划、轻平衡重“大”“公”、轻效率重圈钱、轻实效重花样等传统观念障碍。（2 ）金融改革还始终难以直面产权明晰这一实质性问题，特别是在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化的过程中，这一重要问题难以有效解决。商业银行未真正成为经营货币的企业法人实体，从根本上讲，就谈不上商业化进程。 （3）对非国有民营经济资金供应的歧视。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仍然采取限制而不是鼓励民营金融机构（包括合作或股份制的银行、信用社和其他形式的金融机构）建立和发展的政策，在整个金融活动中，民营金融机构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据统计，近几年非国有经济创造的国民收入已占整个国民收入的50%有余，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供应对象绝大部分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民营金融机构由于发展缓慢而无力对非国有经济给予资金支持。由此形成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对国家贡献和资金使用上的错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多种形式所有制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4）金融人才“滞后”。随着金融的市场化、 全球化和证券化趋势，金融深化改革和金融创新的任务越来越繁重和紧迫，一些专门人才，如熟悉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法规、懂得投资项目评估和可行性研究的人才，通晓外语、懂得国际金融、掌握电算化技术的人才等，更是奇缺。人才的这种“滞后”，严重地制约和延缓了金融改革的进程。
二、金融改革突破口的选择：改革的重心究竟在哪里
金融改革前期，为加快改革步伐，突破口问题自然成了争论的热点。突破口在哪里？一曰金融市场，认为开放金融市场可一举改变金融改革不适应经济改革的被动局面，是中国金融制度方面的一次“革命性飞跃”；二曰强化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认为金融改革中的最大问题是中央银行控制无力、调控不灵；三曰利率市场化，因为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是宏观调控中常用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金融改革的要害所在；四曰理顺银行机构体系，认为如果金融改革中银行上下左右关系不顺，往往因为它们之间的种种矛盾而削弱了推进改革的合力；五曰银行承包责任制，认为实行对专业银行系统承包，可以切断上下级之间吃大锅饭式的利益联系，促使专业银行自主经营和自我循环，可以不断提高效益；六曰金融改革不能一点突破，因为金融机构是一种胶状体，各个部分之间融合、交叉，相互间存在强烈的“制轮”作用，如果仅从一点突破，往往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甚至会产生负效应。
骤然听来，以上观点都有些道理，但仔细考虑，各有偏颇。例如：（1）当发达的金融市场的基本条件（即资金的流动性、 藏资于民的国民收入格局和投资选择动机等）尚未具备，金融市场的建立只能是金融体制不断完善的一个标志，很难成为整个改革的突破口。（2 ）在微观经济细胞不灵活且反应迟钝的情况下，很难设想能实现宏观调控的微观化。（3）在平均利润率和资金供求市场尚未形成、资金价格不合理、 利率管理体系不完善等情况下，利率要成为金融改革的突破口，事实上也脱离实际。
突破口究竟在哪里？我们认为，如果仔细考察金融体系内外种种矛盾现象，不难发现， 矛盾来自“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企业单位”这3个主体相互之间关系的扭曲。这种扭曲了的关系，从顺向分析，表现为中央银行的宏观决策难以在商业银行奏效，从而也不可能在企业单位产生效应；从逆向分析，由于企业单位缺乏资金使用的自我约束和平衡机制，习惯于躺在国家银行身上吃“大锅饭”，由此又造成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信用冲击力。要矫正这些扭曲关系，当然需要3 个主体自身的不断完善，但突破口应该是解决中间环节，即商业银行基层行及其他各种金融业务机构所有制关系的具体化，并在此基础上实行真正的商业化经营。这是因为：（1）在目前的金融市场上，商业银行既是参加者， 又是组织者。只有商业银行基层行以相对独立的身份从事金融业务，金融市场才能真正活跃起来。（2 ）改善中央银行的宏观控制必须以搞活微观为条件，只有对商业银行基层行的微观基础进行再构造，才能实现企业经营机制和行为的真正转变，从而为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的条件。（3）利率改革必须与增强商业银行基层行的活力相结合。 不可设想，在基层行没有一定的利率浮动权、利率僵死又无弹性的情况下，利率改革能向前推进和利率杠杆能充分发挥作用。（4 ）商业银行基层行真正实现商业化经营后，其内在作用力向左右辐射，必然会使目前的状况大有改观。这样，一方面为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强化了银行贷款对企业发展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制约作用，有利于工商企业的企业化经营。（5 ）建立银行竞争机制的需要。在目前主要有几家特大国有银行超级垄断、基层行缺乏经济利益这一原动力状况下，事实上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竞争，搞得不好还会形成破坏性竞争，产生负效应。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金融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商业银行基层行以及其他各金融机构的商业化经营，即将现有的银行办成真正按市场规律运转的商业化银行。
三、金融组织体系格局：是大银行垄断还是大中小金融机构并存
中国金融改革以来，在金融组织体系方面已有长足的进展，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有商业银行为基础、其他金融机构并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组织体系已经形成。但国有商业银行比重过大，仍处于垄断地位。与此同时，重点支持地方中小企业和为集体、个体经济服务的金融机构为数还少，在业务开拓方面中小金融机构还受相当多的限制，致使社会资金融通渠道比较单一，许多中小企业难以获得稳定的融资环境，金融业内部也难以形成公平高效的竞争。这种金融组织体系格局适应不了中国建立市场金融体系的要求。
构建科学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金融组织体系，必须是大中小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并存。这是因为：（1 ）中小企业已成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对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对广泛吸纳安排社会就业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 ）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状况的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等金融企业的规模大小，必须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19世纪美国小银行等金融机构种类繁多，交易量大，是整个金融体系的主体。至今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里，中小金融企业仍占大多数。依据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具有整体水平低、层次多、地方性强等特点，重视和鼓励发展适合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多层次、多元化和多种所有制形式的中小型金融企业是完全必要的。（3 ）中小型金融企业自身的优势所决定。大的金融企业有大的优势，但中小型金融企业也有小的长处。例如，一些中小型金融企业经营机制比较灵活，有利于为各地城乡居民提供良好的服务；同时其机构精简、分散，市场适应性较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充大金融企业开展有关业务的不足，也可以缓解和分散大金融企业的金融风险。（4 ）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对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来说，既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为它创造了广阔的活动舞台。
所以，要建立中国特色的金融组织体系，首先从观念上要有个根本转变，放宽对中小型金融机构设立的限制，充分给予它生存和发展的“国民待遇”，要在资金、业务范围、运作方式等方面加强对它的监督和管理，增强其抵御和防范风险的能力。总之，要按市场规律来整合地方中小金融企业，真正使之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质量上得以提高，创建符合国情的大中小金融机构并存的局面。
四、减轻企业负债包袱：单靠行政手段还是综合治理
国际上认为中国经济潜伏巨大的风险，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着巨大的不良资产，据统计有1万多亿， 而且还有不断增长的趋势。这些不良资产，主要是由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拖欠银行的贷款所造成。
企业的高负债，就企业而言，使企业缺乏进行公司制改革的前提条件，直接影响企业资金的周转和正常的业务经营。据统计，1994年全预算内国有企业每年支付银行利息就达600亿元， 几乎是国有企业盈利的45%。对银行来说，大量不良贷款的形成，必然会影响其信贷资金的正常循环周转，如果继续下去，最终会使银行陷入货币信用危机。当前企业沉重的负债包袱已严重地威胁企业和银行的生存，阻碍改革的深入，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至于企业高负债产生的原因，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是仅仅归结为所有制问题，这样的认识既简单又片面。有人测算，现有企业的负债：约有1／3是在改革前高度计划经济年代所造成，约有1／3是在1992～1994年经济过热中形成，还有1／3是在1994年以后新增贷款中出现的。由此，单认为“所有制”问题一解决，企业负债就会减少甚至消失，这是偏见。再说，期望企业没有负债也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如果真是这样，就没有企业的破产和银行的倒闭，在市场竞争条件下，这也是不现实的。所以，要减轻企业负债，我们认为：（1）必须运用多种办法。 企业的负债形成原因不同，且在改革过程中各个企业具体情况又有异，所以决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前一段时间，经济理论界提出不少减轻企业负债的建议，如政府直接核销，用财政补贴给企业注资核销，让负债企业拍卖、出租和兼并，改不良贷款为银行对企业投资（即债转股），建立社会保险银行等等，这些建议各有利弊，如果乱用或运用错位，反而会贻误大事。因此，正确的办法应该是：在具体分析各类企业债务形成和负债结构的前提下，对企业进行分类排队，针对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2）着重考虑金融性思路。 在整个社会资金的运用中，金融性资金和企业资金在其运作轨迹上的重合面愈来愈大。此外，金融市场促使金融性资金与企业资金不断相互渗透和转移，因为金融市场所能提供的，正是由企业所有权派生出来的股权、债权或产权这种价值形态交易的场所。还有，金融业的经济效益必须建立在企业经济效益基础之上，这种双方追求利益目标的趋同性，决定了两者改革的相关度和配套性。从另一角度看，企业负债包袱的形成虽然有企业自身的问题，但与银行信贷软化、利率作用发挥不充分以及金融秩序混乱等也不无关系。所以，我们通过对目前企业高负债的性质和数量、形成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主体即金融的巨大能量等方面的综合分析，不难看出侧重于金融性思路即从企业和金融业的关系中考虑解决当前企业负债问题是有效的选择。（3）主要运用经济手段。一些企业背上负债包袱， 指望政府直接核销，财政注资或银行豁免。这种纯行政方法，计划经济年代曾采用过，但在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的今天，仍然依赖此法，显然不适宜。政府核销方法往往会扭曲银行与企业的信用关系，降低银行资本金的充实度，加剧银行经营风险和延缓其改革进程。而且，国家法定用于冲销的只有几十亿元，银行自有资金也只有几百亿元，而企业不良贷款已达上万亿元，即使是同意核销部分，也只属杯水车薪。财政注资给企业，可能会助长某些企业以“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等手法逃债、赖债，银行和企业再“吃”财政、“赖”财政。运用经济手段，能较好地避免上述问题，如用不良贷款为银行对企业投资（即“债转投”），则较为切实地解脱企业的一部分债务负担和转移银行部分风险；同时，在不扩张信用总量和不增加银行负担的前提下，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强化银行原有贷款的约束力。还有，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国有企业是在国家没有投入资本金，完全靠国家拨款改为贷款或由专业银行兴建的这种特殊情况，通过“债转股”方法，可在减轻企业偿债负担的同时，也明确了国家对企业的所在权和国家对这部分资本金的归属问题。总之，立足于运用经济手段来减轻企业负债包袱，有利于从根本上建立企业使用资金的自我平衡机制，有利于真正降低银行贷款的风险度。目前国家成立的几家资产管理公司，在这方面起到积极的中介作用。 （4）注意平稳过渡。对于多年积累的企业高负债，解决问题还需要有一个过程，决不能一蹴而就。目前国家为解决国营企业中少数“死”不了、多数“活”不好的现实问题，拍卖、出租或兼并负债企业，当然是必要的。但考虑到目前中国企业负债面广量多，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完善，必须以保持社会稳定为前提等一系列现实情况，需要谨慎对待，分批进行，平稳过渡。另外，鉴于目前专业银行在向商业银行转轨过程中还不具备持有大量企业股权的条件，在试行过程中，除有些国有企业在改革时期全靠贷款兴建的特殊情况外，可先在部分企业，特别是国家支柱产业、基础产业以及对具有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的企业中试行，切忌一哄而起，全面铺开。（5）建立相应的防范措施。在缓解企业负债的过程中， 要注重边整边改，“亡羊补牢”，建立相应的防范措施，以避免旧债刚解决，新债又出现。否则，企业将永远成为银行信贷资金供应的“漏斗”和“无底洞”。
就当前来说，一是企业和银行应共同努力，在优化贷款增量上下功夫。这就要根据产业政策的需要，明确支持重点企业和基础产业；通过企业信用度评估，对企业进行分类排队，做到心中有数；增大科技资金的投入，努力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调整产业结构。二是建立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如实行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信贷资金风险管理，发放贷款坚持“审、贷、查”分开制度和严格贷款申报等。三是进一步开拓和完善金融市场，实行资产多元化经营，创造条件改信用贷款为抵押贷款，提倡多渠道融资，特别是注重拓展国债投资，以强化银行信贷的约束力。四是健全法规，维护银行和企业各自的合法权益，规范双方的行为，以保证负债问题的切实解决。五是建立呆滞保险制度，企业每年提取1 %的呆账比例准备金，逐渐冲销过去的呆账损失，逐步将负债率降到国际银行业的平均水平。
五、塑造新型的银企关系：是依附还是平等
银行与企业的关系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企业既是银行资金的供给者，也是银行资金的使用者。银行的资金周转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循环”，企业作为现代经济的“细胞”，两者存在密切的关系。它们站在同一立场、为了同一个目标，通过共同的努力，求得最佳的效益。
银行与企业的亲缘关系主要体现在：一是改革载体的同一性。现代社会中的企业和银行相互融合渗透，其前提条件是它们具有同一性即都具有企业的一般特征。二是改革方向的一致性，即企业和银行都以市场化为改革的现实途径。三是资金运行的重合性，即企业作为资金供求的主体，银行作为资金筹集和贷款发放的枢纽，特别是中国改革以来企业和银行资金运行的重合面越来越大，客观上要求在改革过程中两者必须同步构造和配套进行。四是追求目标的趋同性。无论是银行还是企业，它们的终极目标都是在不断提高营运效率的前提下，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和利润的最大化。这一目标的趋同，决定了两者改革的相关度和依存性。总之，银行和企业这种关系上的一致性，从根本上奠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两者合作的基础。
中国改革前和改革期间，对银行和企业的关系的改善曾进行过若干有益探索，如债权转为股权、实行银行干部驻厂制度、抵贷返租、主办银行制等。但是总的讲，银企关系常呈现紧张状态甚至恶化倾向。它集中体现在不少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高负债经营状况日趋严重，资产负债比率连年上升，经济效益逐年下降，无力归还银行贷款。这些问题，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延缓了改革的进程。
如何塑造新型的银企关系？我们认为：（1 ）把握好金融企业与工商企业的平等、守信、互利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其他商业银行都是法人实体，它们之间不是国家与企业的依附关系，而是企业法人之间的平等关系。重塑银企关系，从体制上说，就是要建立法人实体间的使用契约关系。要建立这种体制，一方面需要建立健全的资产经营管理体制，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的信用制度。事实证明，只有从强化和规范内部机制着手，才能真正激励银企双方体制创新的改革动力，增大体制创新的改革力度，充分发挥效率叠加的放大效应。（2）要充分发挥金融对经济的支持作用。 塑造新型的银企关系，必须正确处理支持经济发展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经济。只有经济发展，防范风险，银行和企业才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当然，金融对经济的支持，不仅是总量支持和结构调整相结合的支持，而且要坚持银行对贷款企业的信用监督原则。也就是说，金融对经济的支持，不仅是服务，而且是监督。在某种条件下，银行充分发挥其网点多、联系广、信息灵的优势，可决定贷款的投向和投量。（3）把握好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的协调发展。传统的观念是， 间接融资效率要高于直接融资效率，因为通过银行融资具有规模经济性、低成本性以及特有的集少成多、化短为长的功能作用。但中国金融改革20年的实践证明，通过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融资将逐渐成为主要融资渠道，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原因在于它通过资金的流动和信息的反馈为社会经济生活提供独特的企业经营机制、融资机制、资源配置机制、调控机制以及反映和导向机制。在塑造新型的银企关系中，必须处理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关系，坚持以市场为原则，在发展间接融资的同时，努力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从根本上改善企业的负债结构和提高全社会资金的融通效率。
六、金融市场发展战略：是先资本市场还是先货币市场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由于内在于经济体制的扩张机制的作用，金融市场的开拓和建立，客观上采取“先资本市场，后货币市场”的发展思路。具体说：（1）从时间顺序上看，1981 年起中国开始发行国库券（第一期期限5年），而同业拆借市场1986年才开始。（2）以发展状况来看，资本市场中的股票市场、期货市场以及国库券市场虽有起伏，但总的来说发展已较充分，而1995年前的货币市场则处于相对滞后状态。（3）从规范化程度来看，资本市场主要是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 经过几度春秋，已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以保证其规范运转。而货币市场，进入1995年才有些起色。（4 ）就两个市场的年交易量来看，拆借市场以万亿计，票据市场以千亿计，而资本市场则以千万亿计。
实践证明：“先资本市场，后货币市场”这种颠倒的发展思路，其危害性表现在：（1）削弱了货币市场的基础作用， 因为一个活跃的完善的短期融资市场即货币市场的建立，是商业银行业务开展的主要依托；同时，也只有短期融资市场发达，才能促使企业和银行盈利的不断增加，进而保证长期融资市场即资本市场的相应发展。（2 ）破坏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从理论上讲，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相协调的基础主要是银行资金来源的总量及其构成。先发展资本市场的思路必然会破坏这种构成，造成大量货币市场上的资金向资本市场转移。其后果，一方面使货币市场因资金缺乏而萎缩，甚至连维持简单再生产所需资金都不能满足；另一方面，不断膨胀的资本市场不但挤占了货币市场上的资金，同时又需要更多货币市场上的短期资金与之配套，在很大程度上拉动货币市场的膨胀，如此下去，两个市场的矛盾会日趋加剧。（3）由上述两个危害延伸，“先资本市场，后货币市场”的发展战略， 还会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利率功能的发挥和金融秩序诸方面产生负效应。
采取“先资本市场后货币市场”发展战略的根本原因，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对货币市场认识上的偏差造成的。（1 ）认为同业拆借市场仅解决短期资金需求，忽视了它有利于商业银行业务经营和提高中央银行调控水平的重要功能。其实，货币市场上的同业拆借不仅仅是短期资金融通的有效场所，还具有如下功能：第一，有利于商业银行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因为通过同业拆借可以适时有度地调节商业银行之间准备金的盈余和亏缺，这样就可以使商业银行无需为了应付提取或兑付而保有大量的超额准备金，可将其用于高收益的资产规模，这样做既可节约资金和避免风险，又可增加银行利润，可谓“一举多得”。第二，为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操作提供了可能。同业拆借市场的交易对象涉及到拆借利率和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这两个指标是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手段。同业拆借利率是制订利率政策的重要参数，中央银行通过对同业拆借利率施加影响，达到调节货币供应量的目标。就超额准备而言，规范、发达的同业拆借市场功能的发挥，会促使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维持在一个必要的水平，这显然给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应量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2）传统观念认为票据市场仅局限于清算， 实质上它是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工具之一，对加速利率市场化进程和提高商业银行资产管理水平也具有重要意义。货币市场上的票据结算为中央银行提供了宏观调控的载体，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的再贴现政策，必须在票据市场实施。在一般情况下，中央银行提高再贴现率，会起到收缩票据市场的作用；反之亦然。同时，中央银行通过票据市场上信息的反馈，适时适度地调整再贴现率，通过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变动以求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另外，随着票据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票据交易稳定性不断增强，会形成一种处于市场均衡状态下随市场规律自由变动的、供求双方均能接受的市场价格，反映在资金价格上，便是市场利率，它无疑是中央银行制度贴近市场的利率政策的重要参考。再有，票据市场对提高企业资产流动性和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度的重要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总之，货币市场与货币供应、资本流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联系紧密，对它的培育、规范和完善，是关系到整个经济协调发展和金融改革深化的重大问题。努力开拓和发展资本市场是完全必要的，但它必须以发展和完善货币市场为基础，在这一前提下两个市场才能相互推进，“先发展资本市场，后发展货币市场”的金融市场发展战略是不可取的。
七、证券市场发展的主旋律：在规范中发展还是在发展中规范
中国证券市场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而飞速发展，股市仅用10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股市几十年乃至近百年的路程。截止1999年8月底，境内上市公司已达920家，另有45家企业分别在香港、纽约、伦敦、新加坡上市；上市公司境内外筹资总额达4072亿元，股票市场市价总值达29655亿元，相当于中国GDP的35%左右；投资者开户数达4298万户，已批10家基金管理公司，发行15 只证券投资基金， 发行总规模达350亿元。中国证券市场的飞速发展大大推进了改革的速度。
然而，冷静回顾一下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这主要表现在：（1）观念和、 指导思想上有障碍。一是重计划、重规模，轻市场，总想让市场适应我，而不是我去适应市场；二是在筹资主体上，重视大企业、国有企业，轻民营企业、小企业；三是在产业方面上，重传统企业，轻现代企业；四是在筹资机制上，重圈钱，轻效率。试行股份制的最重要目的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有的上市公司筹集到资金后，难以获取效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经营机制没有真正转换；五是在产权关系上，政府行政干预较多，法人治理观念薄弱。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国证券市场往往表现为封闭型、残缺型和“迷你”型。（2）上市公司效益下滑。 其表现：一是净资产收益率逐年下降，1993年沪深两地上市公司年均净资产收益高达15%，而1994～1996年分别下滑到14%、11%和10%，1998年只有8.5%左右； 二是每股收益呈逐步减少的趋势，1993年沪深两地上市公司每股收益高达0.35元，而1994～1996年分别为0.32元、0.25元和0.23元。1998年0.21元，为历史最低水平；三是上市公司亏损面1995年为5.26%，1996年为5.85%，1997年为5.64%，1998年2月为8.46%。[1]（3 ）投资主体残缺。中国目前在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以个体投资为主，投资主体结构一直是散兵游勇过多，机构投资者寥若星辰。从理论上讲，所谓机构投资者应是指那些以稳定资金为背景、纯粹投资为目的、主要进行股票投资的专业法人机构，如保险公司基金、养老基金、证券投资基金等。但中国目前机构投资者不是以基金为主体，而是类似信托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商等有自营目的、在相当程度上是借贷融资的机构，这些机构投资期限短、游动性强、不稳定性高，其交易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超出政策允许的范围，所以不仅起不到对股市的稳定作用，有时反而对股市的起落“推波助澜”。（4）股市中介服务水平整体偏低。 从经营性中介机构看，目前虽有证券公司数百家，营业部2400多个，但规模小，缺乏规模经营的标准。从服务中介机构看，据1998年底统计，有会计师事务所103家，律师事务所322家，资产评估事务所116家， 但有一定知名度的为数极少，加上相互间恶性竞争、智能化程度低、效率差，总体服务水平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需要。（5）股市结构不合理， 股市供求严重失衡。目前只有占25%的社会公众股参与流通，占71%的公股（国家股和法人股）长期被剥夺在场内流通的权利。这种“性别歧视”不利于吸收闲散社会资金，促使存量资本凝固化趋向萎缩，人为割断公司业绩和形象的联系，无法约束股价的大幅波动。而严重的多次反复的股市大起大落，造成投资者观念趋于谨慎、股票流通场所越来越窄、股票市场价格与投票市场的收益严重错位，最终促使金融市场效率低下。（6 ）股市运作不规范。有些上市公司过度包装，财务报表掺杂做假；国企重组时，有些企业故意低估国有资产价值，对债权债务进行不正当置换；习惯用行政办法管理公司，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同虚设，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信息披露不规范，部分上市公司不能及时、准确披露法律规定必须披露的信息，甚至隐瞒重大事实，严重误导投资者；有的大户用违法违规手段，散布谣言，操纵市场，从事内幕交易等。
以上事实说明，中国证券市场只能在规范中发展，不坚持规范，必定会出现很多难以矫正的问题，造成很多难以克服的后遗症。所以，开拓和发展证券市场，重在规范，规范是发展的基石，规范永远是主旋律。1995年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趋势高级研讨会上有人尖锐指出：“中国股份制的发展不会断送在反对搞股份制的人手上，而只会断送在乱搞股份的人手中。”这是非常深刻的警示。
八、抑制通货紧缩：究竟采取何种良策
据统计，到1999年8月底，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17 个月负增长，商品零售价指数持续23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持续30多个月负增长。[2] 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提出的通货紧缩标准是：一国消费品价格连续两年下降可被视为通货紧缩。按此标准来衡量，我国出现通货紧缩已无疑问。
从理论分析，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都是总供给和总需求严重不平衡引起的，归根到底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一种经济病态。过去我们对通货膨胀的治理有一定经验，但对通货紧缩还很陌生。通货紧缩这种由于社会有效需求严重不足而造成投资机会减少和边际收益下降，从而导致经济衰退的经济过程，其危害性绝对不能忽视：一是导致实际利率上升，抑制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需求不足又会加剧通货紧缩，长此下去，形成恶性循环，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二是促使企业利润下降，失业增加，社会矛盾上升；三是企业和个人债务负担加重，银行坏账增多，危及社会信用，加剧金融动荡。
中国经济金融理论界对中国目前是否出现了通货紧缩，看法不一。究其原因，分歧的主要根源在于对通缩的主要标准的理解。有论者认为，衡量的标准应是物价、货币供应量和经济负增长3个指标， 而后两个指标在中国近几年都是增长的，所以目前无通货紧缩可言。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不妥，中国目前存在较为严重的通货紧缩现象。就是用这3 个标准来衡量通货紧缩存在与否，也不能笼统地下无通缩这一结论，必须作实事求是的分析。
（1）从目前经济状况看，确实还存在诸多问题， 如物价指数的滑落不止、国有大中型企业效益下降、投资拉动效应减弱、市场需求不足、消费缺乏热点、商品出现滞销、配套改革滞后、社会就业压力加大、金融形势严峻等等。分析上述现象，尽管其主要根源是长期以来经济体制的扩张机制造成经济结构不合理，但客观存在的种种现象足以说明通货紧缩的程度。而通货紧缩这种经济病态又往往导致经济杠杆运用的反常，如多次降低利率，通胀反而下降，储蓄存款还是超常增长，股市仍然低迷，消费需求不断下降。又如货币供应量增加，但金融机构存量增大，企业资金仍叫紧、民间投资不旺等，这些反常现象均说明经济生活中有病态。（2）以物价作为衡量通货紧缩的主要标准是正确的。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市场化货币化程度的不断增强，用物价的变动来反映国民经济状况的透明度越来越大，经济发展和货币供应的真实状况（即不只是名义的，主要是实际的）在较大程度上通过经济发展的中心环节——价格表现出来。（3）从近几年货币供量看，从1994～1998 年的材料分析，M[,2]的增长率逐年下降，1994年为34.4%，1995年为29.5%，1996年为25.3%，1997年为17.3%，1998年为15.3%。另外， 在现代经济中，虚拟经济发展甚快，大量货币脱离实体经济滞留在虚拟资本的循环中，使货币供求关系变得扑朔迷离。若换一个角度采用贷款余额年增长率来反映实体经济领域是比较合适的话，据统计，1995～1998年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年增长率分别为24.1%、21.2%、16.7%和15.5%，也是逐年下降。加上目前银行系统大量“存差”现象的存在，再考虑因货币流通速度（V）减慢必然要求扩大社会货币容纳量等因素， 近几年实际货币供应量并非增长。总之，货币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国民经济问题，必须联系国民经济的状况来加以判断，简单地用绝对数或相对数作比较很容易得出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结论。
承认目前存在通货紧缩，采取何种对策来抑制通货紧缩？我们认为主要应抓住两条：（1）立足于扩大内需。 根据中国国情和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态势，应采取调节收入差距、适度扩张货币供应、推行消费信贷、鼓励社会投资和创办企业、实施教育投资社会化产业化等切实有效的措施，致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投资需求。从投向和投量上重视其长远和宏观的经济效益，注重以高科技为先导，努力增加产品科技含量，不断优化产业结构，逐步化解供给相对过剩的矛盾，实现市场的稳定繁荣，进一步启动和开拓市场。（2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依据西方宏观经济理论，货币政策的主要变量是利息率，在利率弹性较强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才能充分显示。同时，货币政策的效应还带有滞后性的特点（亦称货币政策“时滞”），它对经济刺激作用的最高点往往要在经济衰退最严重阶段过后才能出现。所以，在一国经济衰退阶段，货币政策就难以奏效。此时，如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发国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采取政府直接投资和技术改造贴息相结合、刺激消费需求和调整收入分配相结合、增加投资和调整税收政策相结合、落实积极财政措施与确保财政预算平衡相结合的方针，直接增加财政支出，创造新的需求，运用乘数原理，较快地达到刺激投资、扩大就业和增加供给的目的。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货币政策为之创造必要的条件，目前中国已经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应在保持对经济增长必要的支持力度的前提下，调整其中中介目标，使M[,1]的增长率高于M[,2]的增长率，促使储蓄向消费和投资转化，最终实现经济回升、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结构升级、有效需求不断扩大的目标。
标签：银行论文; 央行论文; 金融论文; 货币市场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金融负债论文; 金融改革论文; 负债融资论文; 中央银行票据论文; 企业贷款论文; 经济学论文; 货币论文; 商业银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