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正面战场初期的战略作战方向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战论文,中国论文,初期论文,战场论文,方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日战争初期，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作战主要方向和作战重心，经历了由华北转变至华东的演变过程。以淞护会战的全面展开为标志，改变了以华北战场为主要战场的战略格局。正面战场战略作战的主要方向，在此后的一个时期内转到了华东，东战场由此上升为主要战场。这是一个带有战略全局意义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是在什么背景之下发生的，又是经过怎样的作战过程而形成的？它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和作用？如何评价中国统帅机关在这一重大变化中战略指导之成败得失？长期以来，海内外史学界中对这些问题存有颇多歧见，至今仍是众说纷纭。尤其是在台海两岸的中国史学界中，对这一史事甚至持有截然相反的论断。吴相湘教授的名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和蒋纬国将军主编的《抗日御侮》等论著，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新、陈铁健教授主编的《从内战到抗战》等论著，其中有关篇章似可被认为反映上述两种不同见解的代表作。笔者近几年先后于上海的《军事历史研究》和北京的《抗日战争研究》著文，就这一史事的研究略抒己见，以求教于海内外方家；而赞同者和商榷者的文章亦多颇有新意。本文拟在前几年讨论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论析，以期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一、中国统帅部开战之初确定的战略作战方向
中国国民政府在中日战争开战之初，把战略作战的主要方向和战略防御重心置于华北，而把华东和华南沿海一带作为战略作战的箝制方向和次要战场，这是抗战当初军事战略和作战部署的重要决策。这一战略部署，既立足于对日本侵华战争战略企图和战略态势的全面估量，也是抗战开始前后南京军事当局关于抗日作战既定构想的具体体现。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首先是在华北发动的。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是日本觊觎华北的必然结果；而在中日战争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它无可替代地成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日本自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地区，炮制伪满傀儡政权以后，其侵略矛头遂集中指向华北和内蒙。《塘沽协定》、《秦土协定》的签订和《何梅协定》的成立，为夺占华北和内蒙打开了大门。对于日本的战略利益而言，占领华北和内蒙，既可巩固其在伪满的统治，又可为尔后北攻苏联、南取长江南北奠定强大的战略基地，因此志在必得。日本的这个战略构想早在卢沟桥事变前已经确立。日本参谋本部于1936年5 月根据其国土狭小、人口不多、资源贫乏、兵员不富而难以支持长期战争的特点，以及要力求避免国际干涉和准备对苏作战的考虑，在《帝国军队用兵纲领要旨》中提出“制敌先机，采取攻势， 谋求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 陆军省部制定的《昭和十二年（1937年）度对华北作战计划》，对作战方向和兵力部署作了如下规定：“在对华作战时，除过去（计划）的两个军（五个师团）外，根据情况再增加三个师团，必要时还可能在华北五省进行作战”；“对华中方面原来计划以第九军（三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但是这方面的中国军队增加了兵力，构筑了坚固的阵地网，……因此，计划调新编第十军（二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面前进，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以实现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对华南作战计划，仍按去年度计划大致为一个师团的用兵计划”（注：转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抗日战争》， 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7页。）。这一计划虽然对于华东京沪杭地区的作战置于重要地位，但是其用兵重点和战略作战的主要方向显然是置于华北地区。
日军在卢沟桥事变后倾注主力于华北战场，以此作为战略突击的重点，其直接目标为夺取华北，作为尔后南攻北进的战略枢纽。为配合华北主战场的作战，日军也积极准备在上海、青岛等地进行牵制性作战。1937年7月29日， 日本参谋本部制定的《对华作战计划大纲》规定：“（一）以中国驻屯军进行作战，在平津地区、特别是在以上作战地区，对中国军队尽量加以沉重打击。（二）在情况不得已时，对青岛和上海附近进行作战。”（注：[日]《现代史资料》（九），《日中战争》（二），第25页。）并且要求中国驻屯军必须“占领平津地区，并策划持久占领”，“作战地区大概限定于保定、独流镇一线以北。”“根据情况，以一部分兵力在青岛、上海附近作战。”（注：日本参谋本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1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1—202、211页。）
同年8月初日军占领平津后，其作战计划略有改动， 但以华北为主、华东为辅的战略计划并无改变。8月5日，日本参谋本部决定：“帝国务须迅速对河北省内中国军队以及中国的空军主力给予打击，随后占领华北要地，以期根本解决华北问题”；“在（华北）会战期间；对青（岛）、沪等地侨民的保护由海军担任；除非情况万不得已，不派遣陆军部队”（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201—202页。）。同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修正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在保定、 沧州地区与中国军队主力进行会战，时间预计在9月下旬或10月上旬， 作战界线大体确定在石家庄、德州一线以北（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47页。）。
在日本陆军准备向华北发动大举进攻之时，日本海军也在上海跃跃欲试，然而陆军当局则并未同意立即出兵上海，而在日本军部的作战计划中，上海也并未视为对华作战的主要方向。8月4日，驻上海的日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向东京海军当局要求向上海逐次派遣特别陆战队，海军“军令部答称：今宜慎重，视形势发展再作考虑。”（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本（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4页。）同月9日，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挑起上海虹桥机场事件。次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陆军出兵上海，陆军当局决定调遣2个师团进攻上海。8月15日，日军以两个师团编组上海派遣军，其任务是“与海军协力扫灭上海附近之敌，占领上海及其北面地区要线”（注：《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本（上册），第344 页。）。但是，日军战略进攻的重点依然指向华北，并未因进攻上海而转移方向。8月31日，日本编成华北方面军，下辖8个师团、1个旅团和关东军4个旅团，以及临时航空兵团，使用于向华北腹地的进攻。为了集中兵力于河北、察哈尔境内进行作战，日本参谋本部还同时取消了原定以1 个军的兵力进攻青岛和山东半岛的计划。这时，上海派遣军已陆续在淞沪地区登陆与中国军队作战，然而，当时其总兵力还不及华北方面军的五分之一。显然，以全盘战略态势而言，华北是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
中国军事当局对于日军的华北为主，华东、华南为辅的侵华军事战略部署是有明确认识的。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制订的1936年和1937年度《国防计划大纲草案》中，已明确判断一旦大战揭开，日军的战略重点必将指向华北，淞沪地区亦将成为一个重要的作战方向，并分别提出相应的作战方案。七七事变揭开全国抗战的战幕后，国民政府军政部于7月下旬起草抗日军事战略方案，经8月间南京国防会议讨论确定。8 月20日，国民政府大本营颁发《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和《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作战计划、战区划分和军力部署从总体上作出了全面的规定和部署。这两个文件对日军战略企图和作战方向的判断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认为日军将在或极有可能在以下五个方向发动全面进攻：一、平汉线北段平津至保定、正定一带，二、平绥线东段晋察绥边沿地区，三、京沪、沪杭两线和长江下游京沪杭地区，四、胶济线东段青岛、历城一带，五、陇海线最东段海州至徐州一带。至于闽粤沿海方向，日军将以海空军进行骚扰，而陆军登陆作战则暂无可能。
南京大本营进而认定，日军将以主力使用于华北地区之作战，指出：“敌国为使现在平津一带敌军之作战便利起见，将以有力之一部先进占平绥各要点（张家口、南口等处）。尔后或深入山西，以威胁我第一战区之侧背，或转进于正定、保定方面，以直接协力于其在平津部队之攻击。”（注：国民政府大本营《国军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8月20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并且，十分强调平绥沿线和山西地区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指出“平线路为第二战区（晋察绥）之生命线，亦中苏连络之生命线，更为我国军旋回作战之能实施与否之中枢线”（注：国民政府大本营《国军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8月20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第二战区则为“华北惟一之屏障，务须永久固守，以为国军尔后进出之轴心。”（注：国民政府大本营《国军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8 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据此，南京大本营确认：全国对日作战的“主战场之正面在第一战区（河北、山东北部、河南北部）。主战场之侧背在第二战区（山西、察哈尔、绥远）。”（注：国民政府大本营《国军战争指导方案》（1937年8月20日），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卷），第12页。）
国民政府统帅机关关于战略计划、作战方向和主要战场等问题的上述决策，并非像有的论著所认为的那样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相反却是在战争过程中的一个时期内得到了贯彻和实施。这可以从军事力量的部署、武器装备的配置和战场态势等几个方面得到论证。南京军事当局为保证华北主战场作战的必要兵力，决定将全国第一线兵力的一半调集于河北方面。当时，代表蒋介石主持全国军事常务的军政部长何应钦，8月7日在南京国防会议上《关于中央之军事准备》的报告中陈述：“全国军队列入抗战序列者，第一线约一百个师，预备军约八十个师，……使用于河北者，共约五十个师，正源源向沧州、保定、石家庄一带集中。”（注：何应钦《关于中央之军事准备》（1937年8月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卷），第261页。 ）同时决定空军主力亦集中使用于华北。“中央空军，亦已全部准备出动，并已与闫（锡山）主任商定，以太原为根据地。”（注：何应钦《关于中央之军事准备》（ 1937年8月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卷），第261页。）关于武器弹药的配置也体现了华北为主的方针，军政部将存储的可供全军6 个月之用的弹药，“依作战之要求，分设弹药总库若干及分库若干，约计在长江及黄河以北屯积三分之二，江南屯积三分之一”（注：何应钦《关于中央之军事准备》（1937年8月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卷），第261页。）。中国军事当局在平汉和津浦北段， 平绥线东段和晋东北地区部署了大量部队，至8月下旬调集的主力有第一、第二、第六、 第七、第十四等集团军和第八路军、第十三军等部。南京军事当局准备在平汉北段集中主力一部，近迫当面之敌，实行柔性攻击。在平绥线以南口为旋回之轴，固守南口、万全之线，向赤城、沽源之线发动攻势，并厚积兵力确保晋东北。对山东半岛则力求缩小对青岛的围攻线。在这同时，淞沪战役也已经开始，但在战役起始时使用的兵力不多，还不及华北战场的十分之一。上述情况说明，当时中国军队战略作战的主要方向是在华北战场，淞沪之战是处在战略的次要方向上，作为牵制性作战而登上抗战舞台的。
二、战略作战主要方向转变之枢纽——淞沪会战
从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中国正面战场出现了两个战场：华北战场（当时称北战场）和以淞沪地区为中心的华东战场（当时称东战场）；而在开始一个阶段，北战场是战略作战的重心和主战场，东战场则处于战略的次要方向上。虽然淞沪作战有着其自身的重大战略任务，但就其与北战场的关系而言，当时还处在战略上牵制性作战的地位。当然，随着全国战局的演变，中国军队的战略作战主要方向和主战场，逐步由北战场转移到东战场，而淞沪会战则是这一战略转变的枢纽。
淞沪会战为什么会导致中国军队战略作战主要方向的改变？又是怎样造成战略重心之转移的？中国统帅机关在发起淞沪之战以前或在开战之初，是否出于“高瞻远瞩”的“战略谋算”而预先设定了引诱日军改变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转换战略作战重心的战略计划？对这些问题，在海内外史学界中，见仁见智，颇有歧见。笔者认为，中国统帅机关主动发起淞沪之战，虽然含有吸引日军部分主力于华东、以牵制日军在华北进攻的企图，但主要的是鉴于上海在国际国内的重要地位和长江下游京沪杭三角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淞沪之战开战之初，南京统帅机关并无将全国战略作战重心由华北转移华东的决策和计划。淞沪战场后来成为全国主战场，是由战役进程中诸种因素作用下战局演变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个进程中，淞沪会战在实际上成为对日战略作战主要方向变换的枢纽。
国民政府当局对于上海和京沪杭三角地区在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等各方面具有的重要地位，历来是极为重视的。对于它在军事上尤其是在对外战争上的重要性也有明确的认识。从1935年以来，南京军事当局在上海——南京战役方向上作了一些国防军事准备。1936年2月， 南京军委会任命张治中为京沪区军事负责长官，统一主持该地区国防工程的建设和对日作战的筹划。到1937年初，先后修筑了吴福线（吴县至福山）、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乍平嘉（乍浦经平湖至嘉善）三道国防工事，并于淞沪外围各要点建筑围攻工事。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制定的《民国二十六年国防作战计划》中，判断一旦大战发生，日军将把进攻的重点置于华北，同时指出：“长江下游太湖附近之地区，为我国最重要之经济工业中心及首都所在地。敌今在上海已构成相当根据地，将以有力之部队在本方面登陆，协同海军而进攻，期挫折我国抵抗之意志。”（注：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针对日军可能的进攻行动， 参谋本部在制定的作战方针和指导要领中，预定在华北平汉北段等地与日军会战外，并规定：在“长江下游地区之国军，于开战之初，应首先用全力占领上海，无论如何，必须扑灭在上海之敌军，以为全部作战之核心，尔后直接沿江海岸阻止敌之上陆，并对登陆成功之敌，决行攻击而歼灭之。不得已时，逐次后退占领预设阵地，最后须确保乍浦—嘉兴—无锡—江阴之线，以巩固首都。对杭州湾、江阴之江面，实行封锁，阻断敌舰之侵入。”（注：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由此可见，在七七事变之前， 南京军事当局已预设了一旦中日开战后在上海先发制敌的构想和行动方案。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中国统帅机关对上海和长江三角洲方面军事和作战问题的处置，是与战前的上述方针和预案一脉相承的。七七事变后，上海的战争气氛日盛一日。当日军大举增兵华北，平津危在旦夕之际，南京当局从各方面的情况判断：日军将会在上海制造事端、挑起战火，淞沪之战势所必至。7月底， 南京军事当局确定了对上海日海军陆战队的处置计划、对汉口日租界的扫荡计划、长江中下游各要塞的阻塞及对日舰的扫荡计划，以争取先机，歼击上海及长江的日军。张治中鉴于上海战火一触即发而敌军主力尚未到达之态势，于7月30 日向蒋介石、何应钦等人提出中国军队“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的建议，蒋复电表示同意说：“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注：《张治中回忆录》（上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页。 ）8月9日，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挑起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引发沪战的导火线。11日晚，南京统帅部向张治中等发出“决心围攻上海”的命令（注：《上海作战日记》（1937年8月11日），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卷），第263页。）。8月13日，八一三淞沪会战终于揭开战幕。
中国统帅机关主动发起淞沪之战，其战略企图是什么呢？从政治上说，京沪杭地区是国民政府的心脏区域和政治中心之所在。上海—南京—带为—整体，敌军如攻占上海，将对南京构成严重威胁。正如南京大本营在八一三战争开始前后指出的，“敌国为牵制我国兵力之转用及从政略上威胁我国军根据地起见，将以一部攻我淞沪，窥视我首都。”（注：《国军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8月20日），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卷），第4页。）显然， 发起淞沪之战的一个重要企图是为了保卫政治中心和“国军根据地”。从国际关系而言，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世界列强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势力在这里盘根错节，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里举行会战，势必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和列强各国的插手干预。上海的得失为“中外观瞻所系”（注：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第9页。）。无可否认， 以淞沪之战促使美英法苏等大国出面干预中日战争，促成国际社会进行和平调停，实现新谓“以战略促政略”，这也是蒋介石的战略意图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经济上说，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工业基地和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也是南京政府最主要的财政和税收的来源地，对这个被南京当局视为“经济策源地”的上海，是决不能轻易放弃而要力图保护的。总之，淞沪之战的战略企图不单纯是在军事上，而是蕴含有广泛的多方面的内容和目的。否则，南京军事当局决不可能在这里投入如此众多的兵力，进行如此巨大规模的会战。
从军事战略的层面而言，中国统帅机关对于淞沪之战的战略和战役企图和目的曾有过三次原则性的规定。战役前期提出了“以扫荡上海敌军根据地，并粉碎在沿江沿海登陆取包围行动之敌，以达成巩固首都及经济策源地，作为作战指导之基本原则。”（注：国民政府大本营《第三战区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8月20日），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卷），第6 页。）在战役中期，规定以“保持经济重心，巩固首都”，对登陆之敌“限制其发展”，“打破其包围企图”，加以“各个击破”为作战目的（注：国民政府大本营《淞沪抗战第二期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9月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卷），第300页。）。 战役后期，又提出以“打破敌由杭州湾方面包围我军之企图，并巩固首都”为作战目的。这说明，进行淞沪战役的直接的战略战役企图，主要是着眼于保卫上海和京沪杭地区这个重大战略利益。
当然，中国统帅机关并未将东战场和北战场当成是互不相关的作战。以淞沪之战来吸引日军相当部分主力部队于东战场，以牵制日军在华北的进攻，这无疑是发起淞沪战役的一个重要战略意图。在战役发动前后一个时期内，南京统帅部一方面以华北战场为用兵和作战的主战场，另一方面则企图通过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吸引日军，分散日军在华北的主力，以利于减轻华北中国军队所受压力，延缓敌之攻势，并得以集积兵力、调整部署，进行抗击。蒋介石在淞沪战役结束后不久召开的开封军事会议上，曾对上述战略意图作过说明：“我们此次为什么要在上海作战呢？就是要打破敌人的战略，使他们不能按照预定计划，集中兵力侵略我们华北。”（注：蒋介石：《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1938年1 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二）《作战经过》，第1册，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1年版，第65页。 ）淞沪会战期间担任大本营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的黄绍竑，在抗战结束后发表的回忆录中，谈到蒋介石关于这次会战的决策时，也证实了这一事实。他说道：“八一三”事变爆发，“最高统帅的决策，是要以主动的姿态，先把上海敌军根据地摧毁，然后再主动的向华北作战，即使不能将敌人根据地铲除，亦须吸引其兵力到这方面，以扰乱其既定计划。”（注：黄绍竑：《五十回忆》，中册，台湾龙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03 页。）
在淞沪会战期间，蒋介石是否作出过以这次会战迫使日军改变其战略作战方向，从“由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沪战一开始，蒋氏是否已经作出将全国主战场由华北转移华东的决策？中国台湾和大陆的一部分抗战史学者有一种见解，认为八一三战争一开始，蒋氏就决定把中国军队主力调集华东战场，进行淞沪会战，并以此诱使日军改变了作战方向。也就是说，中国军队战略作战的主要方向从华北到华东的主动转变，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从“由北而南”到“由东向西”的被动改变，是蒋氏“高瞻远瞩”的“战略谋算”实施的结果（注：参见蒋纬国：《八年抗战是怎样打胜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二）《作战经过》，第1册，第546页。吴相湘：《中国对日的总体战略》，香港《明报月刊》，第27期。虞奇：《抗日战争简史》，上册，台湾黎明文化公司1977年版，第135页。 马振犊：《开辟淞沪战场有无“引敌南下”战略意图？》，《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 期。）。笔者以为，上述结论近乎理想化的推测，并无史实根据。实事上，当时蒋氏虽有扩大沪战、牵制日军在华北进攻的战略意图，但并未作出过新谓诱使日军改变作战方向的决策；沪战开始时也并无把全国主战场转到华东的明确方针。淞沪之战进程中，在战争双方和其他诸因素互相作用之下，中国统帅机关不断调整部署，调集大量兵力逐渐扩大沪战规模，将其推到了主战场的地位。因而，以淞沪战场作为全国主战场的战略部署，是会战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非为事先所设定。
三、战略作战主要方向和作战重心之转移
中国军队战略作战主要方向和作战重心由华北转移华东，是在中日两军交战之中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逐步演变的结果。这一过程是与淞沪会战的发展进程同步的。中国统帅部把淞沪战场作为全国主战场的作战指导思想，也是在淞沪会战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海内外有些学者却认为蒋介石有先见之明，早在沪战开始时已预先设定了这个战略性转变。持这种意见的论者，大都举出陈诚1937年8月20 日向蒋介石的建议和同日南京军委会发出的关于作战方针的命令作为立论的依据。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两件史料都难以证明其结论是正确可信的。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于8月18 日派陈诚和熊式辉赴上海视察战局。陈、熊于20日返回南京向蒋作汇报。熊认为上海之战不宜打下去。陈主张扩大沪战，向蒋建议说：“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故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扑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事以牵制之。”蒋对此表示：“一定打！”陈又说：“若打，须向上海增兵。”（注：《陈诚私人回忆资料》，军事委员会战史会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蒋随即调任陈诚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增援淞沪。吴相湘、李云汉诸教授和马振犊等学者都以陈诚的上述忆述材料为依据，认为蒋氏接受陈诚建议，就已作出全国军队主力集中华东，把淞沪战场作为全国主战场，借以诱使日军改变作战方向的决策。
然而，笔者以为把蒋氏接受陈诚建议说成是已经作出上述决策，未必是妥当的。显然，陈诚建议的基本精神在于：日军如在华北得势，必将沿平汉线南下直攻武汉，针对这个对中国极具危险的战局可能发展趋势，中国应当“扩大沪事以牵制之”。这一建议并未提出要把全国军队主力调集到淞沪地区，也未提出要把淞沪战场提升为全国主战场的地位，而是主张“扩大”淞沪战役的规模，以“牵制”日军在华北的进攻。众所周知，以一般军事原则而论，战略全局中的“牵制”方向和牵制性作战，是与主要作战方向和主力作战相对而言。陈诚的建议，对于淞沪战场的地位与作用是用“牵制”来表述，显然是以华北战场为主战场作为前提的。以当时陈诚的主张而言，淞沪战场对于华北战场的关系，还是处于“牵制”的地位，更何况当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尚未组建，华北战场大规模战争正在酝酿。蒋介石接受陈诚建议，确立了扩大沪战，以牵制日军在华北进攻的作战指导思想；但是从陈诚的建议中，无论怎样也看不到有全国军队主力集中华东、把淞沪战场作为全国主战场的主张。至于说，后来全国军队主力集中于淞沪，这里成为全国作战重心，那是在诸种因素交互作用下战局演变的结果，这与蒋氏接受陈诚建议有相当关系，但不能说蒋、陈在8月20日就已作出了这样的决策。
在吴相湘教授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注：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湾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388页。）、 蒋纬国将军主编的《抗日御侮》（注：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第3卷， 台湾黎明文化公司1978年版，第101页。）、 虞奇先生的《抗日战争简史》（注：虞奇：《抗日战争简史》，上册，第135 页。）等著作中，在中国大陆的一些论著中（注：马振犊：《开辟淞沪战场有无“引敌南下”战略意图？》。黄道炫：《淞沪战役的战略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都说到南京军委会在1937年8月20日发布一个关于作战方针的命令，并以此作为立论的一大根据，用来佐证南京统帅机关当时已作出了全军主力集中华东、以淞沪为全国主战场的决策。据说这一命令规定的作战指导方针是：“国军一部集中华北，持久抵抗，特别注意确保山西之天然堡垒；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淞沪要地，巩固首都，另以最少限兵力守备华南各港口。”
但是，引用上述作战方针的所有论著都没有说明这一材料的原始出处；至今为止，台海两岸也无任何一家档案机关披露过这一材料。笔者以为，事实上，军委会并无发布过上述关于作战方针的命令。上述所谓作战方针的一段文字的最早出处，乃是何应钦的《八年抗战》一书。何应钦在1946年4月发表《八年抗战之经过》一书， 其中并无关于作战指导方针的内容。1955年9月，何应钦在台湾将此书加以增补， 增写了“战争之指导方针”的章节，更改书名为《八年抗战》重新出版。何应钦在此书中对战略防御时期的战略指导方针作了回顾，表述为：“力保要地，消耗疲惫敌人，粉碎敌速战速决之企图。以国军一部集中华北，于平绥、平汉、津浦沿线各要点，重叠配备，多线设防，逐次抵抗，特别注意确保山西之天然堡垒；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淞沪要地，掩护首都。迨民国二十六年末南京战后，以有力一部转用徐州方面，诱敌主力于津浦线，以分散敌兵力，并争取时间，俾国军主力在武汉外围积极整备，恢复战力，利用鄱阳湖、大别山地及长江两岸丘陵湖沼，持久防御，摧毁敌攻势之余力，奠定长期作战之基础。”（注：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八年抗战》之再版），台湾国防部史政局1982年第3版，第13页。 ）其中部分内容后来被一些抗战史论著反覆引述并被说成为1937年8月发布的作战方针。 但从何应钦的上述著作可以断定，他所说的战略方针，其实是他在抗战结束十年后对武汉会战前战局态势和用兵状况所作的一种回顾、概括和总结。在何应钦的书中绝未说过1937年8月发布了上述作战方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公布的国民政府大本营1937年8月20 日以蒋介石名义发布的关于全国战略计划、作战方针和第三战区作战计划的正式命令，都明白无疑地规定全国主战场在华北，这是无可否认的。有的学者以为，大本营和军委会在同一天各自发布了命令，前者规定了“主战场在华北”，后者则规定“国军主力集中华东”。面对这不能自园其说的矛盾现象，有的学者却解释说：“中国统帅部对‘主战场’和‘主力’的不同提法，准确反映了其实际决策。以华北为主战场是对当时战争客观态势的承认，而在华东集中出动主力则包含着力争主动，打破现有战争格局的意图。”（注：黄道炫：《淞沪战役的战略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笔者认为，这一说法难以成立， 因为在理论上把“主战场”与集中“主力”的战场说成是两回事，是不科学的；在史实上也是不真实的，因为所谓的军委会的作战方针命令实际上并不存在。
事实上，淞沪战役在开始时对于中日双方都是属于牵制性作战，它从规模较小的战役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会战，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中国军事当局的战役企图也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有的论著断定，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一开始、甚至是在八一三事变前就决定要在上海打一场大规模会战。蒋纬国将军在一篇专论中说道：蒋介石在8月7日作出了“集中主力于华东，对上海之敌采取攻势，以迫使日军转变其作战线为沿长江自东向西”的决策后，“自8月13日起，国军在空军支援之下， 先后投入七十个师及七个旅猛攻淞沪之敌”，全国主战场就“由华北移到华中”（注：蒋纬国：《八年抗战胜于开战之先》，《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第19页。）。美国齐锡生教授也认为，“中国政府在1937年‘八一三’前夕，集结了数十万军队，其中包括由德国军事顾问团协助训练的所有精锐，全数投入淞沪战场。”（注：齐锡生：《抗战中的军事》，丘宏达主编：《抗战胜利的代价》，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版， 第7页。）然而，根据各方面确凿的史料可以断定，上述论述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
蒋介石最初批准的淞沪作战计划的规模不大。八一三之战开始，张治中直接指挥参加上海围攻作战的部队，只有第八十七、八十八2 个师（第三十六师尚在津浦线上），2个多炮兵团；另在南翔、浏河、 浒浦等地和龙华、虹桥、吴淞以及上海市区华界担任警戒的，也只有1 个师、2个旅及上海警察总队和保安总团， 张治中使用这些部队发起了上海围攻战。这就是淞沪之战起始阶段的规模。
战局的发展是敌我双方统帅机关的主观指导和与战争相关的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不以某一决策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随着日本对华战争的急剧扩大，中国抗战潮流的日益高涨，国共两党新的合作的形成，南京统帅部对全国全盘战局的作战构想的发展，淞沪战场的地位也被不断提升。
淞沪战场发展成为全国主战场，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波段，这一历程也就是战略作战主要方向转变的过程。第一个波段是在8月下旬至9月初。上海围攻战展开后并未达到预定目标而陷入胶着状态。8月18日前后， 获悉日本陆军2—3个师团增援上海。18日蒋介石决定正在浦口至苏州间待命的第十八军进入淞沪战场。20日，蒋氏接受陈诚的扩大沪战以牵制华北日军进攻的建议。次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以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稍前张治中统率的京沪警备军改编为第九集团军，继续围攻上海市区之敌；张发奎统率的苏浙边区部队改编为第八集团军，守备杭州湾北岸，扫荡浦东之敌。8月23日起，日军2个师团在川沙口至吴淞间登陆，第十五集团军在上海东北郊长江沿岸展开阻击战。至此，战局已从虹口、杨树浦扩大到吴淞、宝山、罗店一带，真正演变为“淞沪”战役。至8月底，中国参战部队已增加到了3个集团军及若干独立师，空军、炮兵和海军主力也都投入京沪杭地区。一场大战役的局面已初步出现。
淞沪战役的第二次大规模增兵是在9月中旬前后， 这可说是战役扩大的第二个波段。日本军部鉴于前次以2 个师团增援淞沪后战局进展不大，遂决定再次调派3个师团、1个旅团和空军1个团前来上海。 这些部队在9月中旬起分批在上海一带登陆。至9月20日前后，日军除在上海附近海面和长江的海军部队外，在上海附近集结有5个师团、另有15 个大队，共约12万人的地面部队，拥有战车200余辆、飞机200 余架、 火炮300余门。从日军方面来看， 已拥有相当数量的地面部队和各兵种协同作战的条件，举行大规模会战的条件已趋成熟。
中国军队在上海北郊对登陆之敌血战两旬上下，虽阻滞了日军攻势，然而并未击破敌之进攻，被迫转入阵地防御。9月12日， 第九集团军退守北站—江湾—庙行—顾家宅之线；17日，第十五集团军退守双草墩—罗店西南—庙行—大场之线。面对日益恶化的淞沪战局，蒋介石和南京当局出于政治上、经济上和国际外交战略上的需要，力求保住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只有选择进一步扩大沪战、同日军举行大规模会战之一途。9月21日，南京统帅部改组第三战区领率机关， 由蒋介石自兼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陈诚分别继任副司令长官和前敌总指挥。参战部队组成左翼、中央、右翼3个方面军，总兵力约为50余个师、5个炮兵团。
淞沪战役继续扩大的第三波段是在10月间。自9月17日起， 中日两军在北站—庙行—刘行—罗店西南—浏河之线，进行互相争夺之阵地战。日军由北向南突击，实施中央突破。中国军队步步为营，英勇抗击。日军击破蕴藻浜防线后，攻势直指江湾、大场。10月25日大场陷落。中国军队左翼和中央两大集团于10月底退守苏州河南岸。10月会战是一场规模巨大的会战。在这期间，双方继续增兵，战役规模进一步扩大。10月上旬日军兵力已增至近20万人。中国方面，第二十一集团军、第十一军团、第二十三集团军、第二十五军团等部队也于这期间进入淞沪战场。至10月底、11月初，中国军队的兵力增加到73个师上下。中国军队战略作战主要方向遂终于移到华东。
日军统帅机关在10月间对上海战局作出新的判断，认为“由于中国的主力在华中方面，我方虽在上海投入五个师团，但战况迄无进展，难望达到政府声明所示的目的。”（注：《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本上卷，第375页。）为尽快解决上海战事，逼迫中国政府就范， 乃决定组建新的兵团，在杭州湾北岸实行登陆，与从上海北面南下的上海派遣军进行两翼迂回，围歼中国军队，攻占上海。日本参谋本部“决定将主作战由华北移至华中。…将在中国东北待命之第十八师团及华北方面军之第六、第十六师团及国内之第一一四师团，后备步兵两个联队，均准备使用于上海方面。”（注：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第3 卷，第137页。）
10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以“临参命”第119 号下达组成第十军登陆杭州湾北岸进攻上海的命令。第十军由从华北战场抽调而来的第六师团、第十六师团、第五师团国崎支队、兵站部队和军直属部队，由从中国东北转用的第十八师团和由日本国内动员的第一一四师团等部队组成，预定在10月底、11月初实施登陆。“这样，华中方面兵力为两个军的九个师团，华北方面为两个军的七个师团。主战场显然转移到华中，敌我的主力形成对峙。”（注：《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本上卷，第376 页。）由此可见，随着淞沪战局的逐步扩大，中日双方逐次、轮番增兵，至1937年10月间，敌我两军战略作战的主要方向和战略重心终于从华北转到华东。
四、战略作战主要方向转移的得失
怎样评价战略作战主要方向和战略重心由华北移到华东对中国抗战的得失，这是一个至今仍然存在重大分岐的历史问题，值得研究抗日战史的同行学者们继续探讨。开辟淞沪战场为全国主战场，从军事战略层面而论，这一选择对中国军队是否有利？全国军队主力集中华东作战，这对于华北抗日军事的利弊和影响如何？淞沪战场成为主战场的结果，是不是真正把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改变为由东向西，从而构成了中国持久抗战的有利态势？“以战略促政略”的策略方针之成败得失又是怎样？凡此等等问题都需要加以深入的研讨。
开辟淞沪战场，把战略重心置于华东，对中国军队作战是否有利？有不少论者对此倍加赞赏，誉之为战略指导上的“高超杰作”。他们认为，“以我（军）装备关系，不能在华北平原行决战，因此……以主力毅然使用于淞沪方面”，因为“就全国地形言，如当时在黄河流域与敌作战，殊不若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泊山地，较为有利也”（注：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第9页。）“在淞沪开辟华东战场， 因有一二八抗战经验，河流纵横、湖沼密布、地形复杂的江南，对日本机械化部队的运动不便，而且有国防工事的构筑”（注：刘凤翰：《陆军与初期抗战》，《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册， 台湾黎明文化公司， 1986年版，第89页。），更利于中国军队的作战。但是，持相反见解的学者却以为：“就军事地理而言，国民政府把军队主力投入淞沪地区与日军决战，更是失策。”（注：李新、陈铁健主编：《从内战到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6页。）
当然，对这方面利弊得失的分析需要从两方面而论。在江南作战，在兵力集结、交通运输、后勤供应、海空军支援等等各方面，比之在华北作战较为有利得多。当时国民政府统率的精锐部队之大部分布在黄河、长江以南；江南地区军事装备和军队供应的补给较为便利和更有保障；西南、华南的兵员、物力对前线的支援，华东较之华北要便捷得多，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尤其是对于南京中央当局的作战指挥关系而论，华东地区比之地方实力派各自为政的华北地区是大有区别的。
但是，上海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并不居于中国大陆的战略枢纽地带，因而以淞沪地区为主战场在战略上难以起到转换全局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不能同具于东北地区与中原、华中、西北地区之间的战略枢纽地带华北地区相提并论的。因此，把全国主力投入淞沪地区，在战略方向上并无击中要害，并非为有利。正如当时任八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在淞沪会战开始后向南京统帅部明确指出的，“我（军）之重点在上海，虽胜利亦不能转移全战局，如在平绥线置重点，则可转移全战局而破坏敌人整个计划。”（注：《何应钦筹划军事有关会议的记录和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淞沪地区濒临东海，向内是一片地势平坦、河网交错的狭小地带。上海市区又长期驻有日军，占有海空军绝对优势的日军，便于在此内外策应下实施登陆，又可收陆海空军联合作战之效，中国军队在这里作战极为不利。上海左边濒临长江东端，右边紧靠杭州湾，形成一个“凸”形边境，对于几乎没有海军、海防和强大炮兵的中国军队，日军有凸形边境可资利用，极利于从上海的左右两翼实施登陆，进行战略迂回包围。以此而论，把主战场置于淞沪地区是很不适宜的。至于说日军机械化部队在江南河湖江汊地区运动不便，然江南地区公路交通网大大优于华北地区，而河湖江汊又便于日军水上汽艇部队快速运动，从这方面看，也不能认为东战场比北战场为有利。更不用说，上海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又有长江航道直通内地，最便利于拥有强大海军的日本从国内增援，这与华北腹地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役战术上，以淞沪地区为主战场都是失策的。
那么，淞沪主战场的开辟对于华北战场中国军队作战的影响和作用又是怎样呢？本来，华北地理形势对中国军队有利，领域辽阔的华北战场便于耗散敌军主力，实行各个击破。山西全境、冀察西部、热冀边境，都是山地，极有利于扬我之长而击敌之短。华北有着极为广阔的山地和平原，只要实行正确的军事政治政策和战略战术，是有可能阻滞敌军攻势，使其深陷泥潭而不敢贸然南下的。如果中国统帅机关能充分认识华北战场的重要意义，主动地利用华北广阔领域和有利地势，将主战场置于华北，并凭借黄河天险阻敌南下，是可能在华北消耗更多日军、保守更大地域和争取正面战略防御更长的时间。
开辟淞沪战场，调集重兵于华东，虽然使日军不得不转用兵力，减轻了华北战场中国军队的压力，但是这只是战略重点转移给华北战场带来的影响的一个侧面。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原定使用于华北的大量主力部队转用于淞沪战场，以致华北第一线兵力不足，平汉、津浦两线北正面防线空虚，亦给山西战局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正如当年曾参与指挥淞沪会战的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战后的总结中指出的，“战争的重点本是置于华北，也就是在该地，最高军事当局原来打算发动一次决定性的大攻势。如果采取此项方针，就应该避免将最好的部队投入上海战场达数月之久，而且大量地在此消耗。”（注：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关于上海战役的报告》，傅宝真译，德国军事档案局。）由于兵力不足，作战指导方针的失误和部队素质不良，华北正面防御难以维继，侧翼反击和进攻更无由实行。对于关系华北战局的关键之战—南口、张垣之战，未能投入重兵夺取胜利。南口防御兵力严重不足，平西山地又未屯积机动兵力，以致正面防御无力，右翼门户洞开。8月下旬， 与淞沪战场大战掀起第一波段高峰的同时，日军先后攻占战略要地南口和张家口。接着，日军在北宁、平绥两路，平、津、张以南以西300 公里正面完成战略展开，造成全面进击华北的态势。9月间， 正当淞沪战场第二次大规模增兵之际，华北日军突破同蒲路和平汉路，河北、山西两省战略走廊洞开，华北战场的中央战线宣告瓦解。这一过程是同中国统帅机关把战略重点由华北逐步转到华东的过程同时发生的。直到10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决定组建第十军时，才下令从华北抽调2个师团和1个旅团转用于华东战场，这时，中国军队在华北战略枢纽的山西已遭到严重失败，河北全境大部陷于敌手。
中国统帅机关把战略重心转到华东，是否改变了日军战略作战的方向，造成中国持久抗战的有利态势？有的论者认为：淞沪会战迫使敌人将“由北而南”历史上攻略全国的有利的作战方向（如象元军对南宋、清军对明朝），改变为“由东向西”的不利的仰攻态势，使中国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得以从容地部署持久抗战的格局。蒋纬国将军在《抗日御侮》的绪论中写道：蒋介石“在野战战略指导上，当战争爆发之初，即诱导日军作战指向错误方向：八一三于淞沪集中国军精锐，采取攻势，迫使日军追随国军行动，改变其作战线由北向南方向为由东向西方向。因此中国获得换取时间之空间，……在大后方建立持久抵抗战力。”（注：蒋纬国：《〈抗日御侮〉绪论》，《抗日御侮》，第1卷第3页。）然而，证之于当时战局的实际状况，这一结论是难以成立的。
从长达三个月的淞沪会战的作战情况考察，笔者认为，当时南京统帅部并无从淞沪地区通过主动的作战行动来“引敌西进”的迹象和意图，相反倒是表现了步步为营、节节抵抗，“阻敌西进”的强烈意图。这可从战局发展的以下基本状况获得佐证：中国军队在上海东北郊以不惜任何代价，用阵地战对抗日军西进和北上；当大场陷落、淞沪战场左翼阵线完全崩溃时，中国军队仍不主动西撤，而依然要死守苏州河南岸；当日军在上海右翼杭州湾北岸大举登陆以后，仍未当即决策西撤，而是调动部队阻击敌军西进；在长江航道，当沪战开始时就调集大量船只和沙石，自沉江阴航道，旨在堵塞航行，阻止日舰西进江阴以上，等等。这一切无不说明南京当局的企图全在于“阻敌西进”。如果蒋介石当时就有明确的引诱日军改变作战方向为“由东向西”，使敌溯长江西攻，那么，中国军队上述一系列作战行动是不可思议的了。
淞沪会战的结果，也并未把日军的战略作战方向改变为从上海和长江口西向武汉仰攻。日军从上海西向攻下南京后，前锋即止于安庆以东。这时，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两大战略集团的态势是：长江以南的华中方面军占领了上海、杭州、南京、芜湖这四点之间的地区；黄河以北的华北方面军占领了包头、太原、安阳、德州四点之间的地区，前出至西自包头以东、东至济南以北黄河右岸。日军下一步的战略企图并非“由东向西”直攻武汉，而是要打通同蒲、津浦西线，攻夺临汾、徐州两地，控制徐州、开封、郑州、洛阳这个在战略上最富机动的地区。然后，或南下武汉，夺取华中；或西窥潼关，进击西北。正是在这个战略企图下，日军在1938年2、3月间发起晋南之战，攻占临汾；同时于津浦线，南北对进，并发起鲁南战役。5月间又进行徐州会战，攻占徐州和开封。
徐州会战后，日军统帅机关遂准备夺取武汉。沿陇海线西进的日军和沿平汉线南下的日军，企图在攻占郑州、洛阳后，南下武胜关直攻武汉，会同沿长江西进的日军夺取武汉。中国军事当局下令炸开花园口附近黄河大堤，中牟、尉氏以东尽成泽国。日军前进路线被阻，由陇海路西进夺占郑州、洛阳，以及由平汉路南取武汉的企图，均无法实现。从平汉线南下的日军，因兵力不足，又受华北游击战争的牵制，亦无力南下。日军乃不得不改变作战轴线，决以主力溯长江两面西上进攻武汉，一部越大别山区向南助攻。上述战局演变过程说明，日军最终选择的进攻武汉的作战路线，并不是由于中国开辟淞沪战场为主战场，主动诱敌所造成的。
有的论者断定，要避免日军主力沿平汉线南下直攻武汉，把中国纵切为东西两半局面的出现，就必须开辟淞沪战场为主战场，引诱日军主力到华东。然而笔者却认为，如果中国以足够的主力部队使用于华北，控制平绥、同蒲、正太诸线，掌握冀、察、晋、绥四省之枢纽，这对保卫中原和武汉比以主力集中淞沪更为有利。这样既可撼平津日军之背，又可屏障山西；山西是中原腹地的天然屏障，确保山西可对日军沿平汉线南下作战构成侧翼的严重威胁。日军在未占领山西以前，是不敢贸然南下，直取武汉的。中国统帅部以大量兵力集中淞沪，既削弱了华北抗日战力，又未保住京沪杭地区；而上海、南京失守，长江门户洞开，对武汉和华中腹地，犹如户破堂危、唇亡齿寒，威胁极大。这不能被视为是战略上的成功。
对开辟淞沪战场为主战场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大都认为蒋介石的这个战略决策，是与以四川和西南后方为总基地、进行持久抗战的战略构想直接相联的；甚至断定：集中全军主力举行淞沪会战，是实施上述战略构想的必经步骤和必要前提。吴相湘教授写道：由于淞沪会战，“蒋委员长诱使日军主攻方向由‘自北南下’改变为‘自东西上’的战略终于成功，中国从此……一切可按1935年7 月（持久抗战）计划了”（注：吴相湘：《中国对日总体战略及若干重要会战》，《八年对日抗战中的国民政府》，第65—66页。）。李云汉教授也认为：“就原定计划而言，（日本）决不能将其兵力用在长江流域，如今却调集十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到了长江流域，而使中国初步达到持久战略的目的。”（注：李云汉：《对日抗战的持久战略》，《中国论坛》， 第6卷第7期。）黄道炫先生持同样的观点， 说：“由于蒋介石对日战略构想中予长江流域及川、黔、陕以重要地位，……抗战爆发后，中国统帅部主动出击上海之敌，和这一点密切相关。”（注：黄道炫：《淞沪战役的战略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
诚然，蒋介石在1935年作出过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为持久抗战的后方根据地的构想，但是这一构想是不是已在淞沪战役期间付诸实施，举行这次会战又在多大程度上与上述构想有着联系，这是一个尚待探究的问题，前述论著并无确实的历史事实足以佐证这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而只是作了一种理想化的推测。以笔者之见，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为持久抗战总后方的战略构想，与淞沪战场为全国主战场的战略举措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蒋介石决定主动发起淞沪之战时，也未必已经把向西南内陆退兵、实行持久抗战作为当即实施的行动方针。
从军事战略而言，向西南退兵、诱敌深入、“以空间换时间”，以实行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是与集中全国主力于沿海地区的淞沪战场，进行一场长达三个月的战役持久作战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矛盾的。对于这种基本的军事原则，蒋介石是不可能不了解的。向来为蒋介石所推崇的军事学家蒋百里将军，是主张以西南诸省为抗日后方基地的代表人物，早在抗战前论述对日战略方针时，就撰文指出：对于“近邻富于侵略性的国家（指日本）”，“我们……制胜的唯一方法：就是事事与之相反，就是他利于速战，我则用持久之方法来使他疲弊。他的武力中心放在第一线，我们则放在第二线，而且在腹地内深深地藏着，使他一时有力无用处。”（注：《蒋百里先生全集》，第4辑， 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52—159页。）在八一三战争开始后，蒋百里向蒋介石提出的关于对日作战方针的建议中，也明确主张，在“沪宁方面，敌人不利于使用大部陆军，我方应取速决主义，不宜多控制预备队于后方，使敌能得以少数兵力，牵制我大部兵力。”（注：蒋百里：《对日战局判断》，《蒋百里先生全集》，第1辑，第7页。）在这位主张“以空间换时间”、以西南为抗日后方总基地的战略家的论述和建议中，人们可以看到：要实行上述持久战略的构想，就不应在淞沪地区打一场持久的大规模的战役。
蒋介石反其道而行之，正说明在他发起淞沪之战时，尚未真正下决心实施其1935年作出的前述战略构想，而是为政治上、国际关系上、经济上以及军事上的诸种因素的左右，另有所图。
从中国抗战的战争发展进程来看，蒋介石和中国统帅机关是在上海、太原和南京失守以后，真正审察中日战争已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长期化，同时也认识到由于日军攻占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长江和黄河下游地区，敌我双方已形成东西向对峙的战略态势。在太原、上海陷落后，中日战争的“战火扩展得非常迅速，而且是漫无际限”，“此时，中国方面为谋长期抗战，必须有盱衡全局的战略部署。”（注：[日]古屋奎二编著：《蒋总统秘录》，第11册， 台湾《中央日报》社中译本， 1978年再版，第2435页。）11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抗战最后地区与基本战线，将在粤汉、平汉两铁路以西。”（注：[日]古屋奎二编著：《蒋总统秘录》，第11册， 台湾《中央日报》社中译本， 1978年再版，第2435页。）11月19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根据这个战略形势，中国统帅机关乃决定向华中腹地和西南后方退兵，构建立足西南、守备中南、东西向防御的持久抗战的战略格局。武汉会战恰成为转变到这个新的战略格局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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