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南方言的“底层”研究（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方言论文,底层论文,东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
关于东南方言和壮侗语的语音比较还有几个覆盖面较小，但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的问题，这里也提供一些福建方言的材料加以论证。
第一，关于影晓匣云的拟为小舌音。
潘悟云在《喉音考》(1997)一文中提出，上古汉语的影晓匣云应该是一套小舌音。它们到中古的演变关系是：
附图
他用大量汉藏语材料和上古谐声材料以及域外对音资料做了详细论证。结论可谓信而有征。许多学者都已经认同。这里罗列几个闽语方言词，都是原来难以确定本字的，用这套拟音来解释就通透了：
“蛙”，闽南管青蛙叫sui[3]kue[1]，以往都以为是“水鸡”，确实kue[1]也与鸡同音。但是有的地方又说kap[7]kue[1]就很难解释了。在不少壮侗语里蛙类也有类似的说法，如仫佬语：青蛙kwai[3]，田鸡k
p[7]，傣雅语：青蛙ka
p[7]，麻韵闽南话白读为ue(如花、瓜)，kue[1]可以确定为“蛙”，音合义切。
“邀”，建瓯话用作连词，相当于通语“和，同”，音iau[1]，如说“我邀渠话过”(我同他说过)。闽南话也有连词kiau[1]，如说“汝邀伊做阵来”(你同他一起来)。“邀”可以看作是早期闽语共有的词。
“娃”，闽南旧时尊称女性往往在名字后加上ku
[1]，与“官”同音，俗写做“娟”。实际上应该是娃读kua并带上鼻化。闽南话a、ia、ua等韵有些字会加上鼻化音，例如“怕”p‘[5]，“炸”ts[5]，“且”ts‘i[3]，“寡”ku[3](次浊声母字“马”、“拿”、“雅”更是读成鼻化韵)。唐代旧制就是称呼中年妇女为“娃”的。
“埋人、埋物于地”，闽南话都说kam[3]，《集韵》感韵影母和见母都有与此义相关的字。邬感切：盦，覆盖也。罯，《说文》覆也。揞，《博雅》藏也。埯，阬也。掩，覆取也。古禫切：
，以石盖也。
，盖也。这也反映了早期汉语影母和见母是有许多音近义同的字的。说影母读q-可信。
晓母读为k‘也有不少口语常用字可以作证：呼鸡呼狗，福州话说k‘u[1]，厦门话k‘
[1]，姓“许”，闽南话普遍说k‘[3](音同苦)。“薅(草)”，闽南说k‘au[1]。“靴”福州音k‘uo[1]。“火”，建阳音k‘ui[3]。“虎”，建瓯音k‘u[3]。“豨”(《集韵》许岂切，豕)，建瓯音k‘y[3]。“桸”，《广韵》许羁切：“桸，杓也。”闽语用于水勺、粪勺。福州音xiε[1]，厦门音hia[1]，永安音k‘ya[1]，都是很好的例证。
匣母字在上古是浊塞音，在各地闽语的白读音都有一二十个字读为k声母，就是从
-清化而来的，这早已引起学者的注意，例如“糊、厚、咸、悬(高)、县、行(走)、猴、寒、汗、含、滑、猾、下(低)、环”等等，都是经常被引用的例字。这里还有另外几个字值得一提：
“鲑”，《广韵》户佳切，“出《吴志》”，《集韵》注得更具体：“吴人呼鱼菜总称。”今福州话音kiε[2]，建瓯kai[3]，厦门音kue[2]，潮州音koi[2]，雷州、海口音ki[2]，义为腌制的小杂鱼。厦门话“无鲑无菜”正是指荤菜(鱼菜总称)。此字未见于今吴语，是闽语更保守地留存了古吴语的一例。
“峡”，厦门音k‘ue
[8]，义指“夹缝”。可用于“山峡”，也可用于“灶峡”。
“墘”，福州音kie
[2]，厦门音k
[2]，建瓯音hai[5]，显然来自匣母，“墘”是俗写，与“(船)舷”是同源字。
“下”，厦门音ke[6]意为低，音k‘e[6]是“放下”之意。另有e[6]是方位词“下面”和动量词“一下”。标志着不同的层次并因音别义。
“荷”，《广韵》胡可切，见于客家话，浊上读阴平，梅州音k‘ai[1]。就是“戴月荷锄归”，今义为“肩挑、担负”。
匣母字在闽语有k、k‘和
三种读音，不少学者认为上古有两类，潘悟云已有相关的论述，此处不再讨论。云母字在闽语有读h声母，如“雨”(福州hu[6]，厦门h[6])，“远”(福州hu[6]，厦门h[6])，“园”(福州huo[2]、厦门h[2])，“晕”(厦门hun[6])，“纬”(厦门hui[6])。这应该是上古的G变为中古的
j-清化之后的音。还有没有保留浊塞音读法的例证？在闽南话可以确认的只有几个字：“曰”uat[8]，这是塾师一代代传习下来的。“袁”uan[2]，于姓氏，一般读音比较保守。“员”、“(团)圆”都有人读uan[2]，也许是连读的影响。泉州一带至今还流行的梨园戏，“梨”只有文读音le[2，]，园可以文白两读uan[2]、h[2]。小时侯听《陈三五娘》，有过“行为”读为ka[2]i[2]的音，后来研究闽南话了，觉得奇怪，这两个字不读文读hi[2]ui[2]而读白读，而云母字为却读为疑母！现在看来，这是十分讲究唱腔和道白的艺人们世代相因保护下来的。
龚煌诚最近在《从汉藏语比较看上古汉语若干声母的拟测》一文中写道：“随着汉藏语言比较的进展，慢慢的显现汉语来(l-)母字对应的是藏语的r-，而汉语的喻(r-)母所对应的却是藏语的l-。”(龚煌诚2004：33)“汉藏语的比较研究支持匣、群、于三母同出一源的假设。”匣群云在G、上的纠缠应该是有结论的时候了。
第二，关于塞音韵尾脱落后的鼻尾化。
罗美珍(1984)报道过傣语“武定话凡第8调(阳入声短元音)的字都变为-尾；绿春话有一部分人把塞音韵尾都读为-尾，有一部分人读为高元音-
尾，但保留少数词念-尾。”例如：
爱 指甲沸
版纳 hak[8] lep[8] fot[8]
武定 ha[4，8] li[4，8] fe[4，8]
嘴七
菜
版纳
sop[7]tset[7] phak[7]
绿春 suε[3，7] tsi[3，7] pha[3，7]
黄勇(1995)报告过侗语里类似的音变：“侗语中有相当一部分-p尾和-t尾在一定元音条件下并入了鼻音尾-n。”
提 十 吹
尾巴
七
章鲁 sap[7] 
p[8] sp[8] st[7] st[7]
李树 sn[5] n[5] sn[6] zen[5] tshen[5]
在闽北赣语的邵武、光泽话里，古咸深二摄的入声字，韵尾-p弱化(浊化)为-m和-n。例如：(李如龙，1991)
答
塔纳 夹
法急 立 十 汁
光泽 tam[7]
xam[7]nom[8] kam[8]
fam[7] km[7] lm[8] im[8] tim[7]
邵武 tan[7] t‘an[7]
non[6] kien[7] fan[7] kn[7] ln[6] in[6] tin[7]
在赣东的余干话，不但-p尾发生浊化，变为鼻尾，连-t、-k尾也发生同类的变化。例如：(李如龙、张双庆，1992)
合
笠泼
蜜 脚
角
贼 额 屋
余干 hot[n8] lt[n7] p‘ot[n7] mt[n8] t
k[7] kk[7] ts‘εk[8] εk[7] uk[7]
余干的鼻音尾只是塞音之后一个后续的轻音，到了光泽、邵武就喧宾夺主成为主体韵尾了，而塞音成分则只留下发音短促的声调特征。这两种情况不但论证了在赣语有与傣语方言里那种塞音韵尾鼻尾化的情况，而且提供了一条演变途径的例证。剩下的问题是，赣语和傣语的这种相似表现究竟是类型的趋同呢，还是底层的留存。从理论上说，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如果联系到壮傣语支的先民在这一带住过，而赣语又有多种语言对应可以说明是底层现象，人们很容易判断为后者。
第三，关于闽南话鼻音声母擦音化。
考察东南方言的底层现象还不能不提到闽南话里鼻音声母擦化的现象。先把常用字中鼻音声母读为h-的列在下面，除注明的之外，都标厦门音：
明母茅 棉
默 晚 媒莓枚
hm[2] h[2](南安) hm[8] un[3] hm[2] m[2] m[2]
泥日母 年 诺
箬燃 耳 肉 喏(唱～)
hi[2](海口) i[2](琼海) hio[8](南安) hio[8] hi[2] hi[6] hik[8] hia[6](南安)
疑母岸 危艾 颜(永春)
鱼渔瓦
砚 额(～头) 迎
hu[6] hui[2] hi[6] hi[2] hi[2] hia[6] h[6] hia[8] hi[2]
这其中有几点必须做些说明。“花骨突”说“花莓”，花的量词可说“枚”均音m[2]。“晚(季)”漳州读mu[3]，泉州读un[3]，这三个不读h-的应该是h-的脱落。其中的“晚”是微母字，但与近代音微母读绝无关系，可以从海南“年”的异读得到启发。琼海的和海口的h必是一先一后的演变，的读法和闽南的就十分相近了。又“棉”读h[2]见于旧式织布机上挂经线的硬线做成的扣子，称为“h[2]tsa[5]”，本字是“棉棕”。“默”常叠用表示沉默不语但有心计。“诺”是肯定应答之词，和《世说新语》里的说法毫无二致。南安音hiau[8]、hio[8]，漳州音hi[8]，厦门人已经不说了。“年”的h音见于粤琼闽语，闽南本土不读擦音。“唱诺”是对着菩萨或祖宗神位作揖。“迎”读为hi[2]用于“用手抱菩萨”。“颜”hi[2]的读音保存在今永春达埔镇，当地俗名“颜里巷”，住的是颜姓之民。
高本汉根据古明母和晓母有不少通谐字，拟构了xm的音，后来，学者们在西南民族语言里发现了许多配套的清鼻音声母。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980)为上古音拟有hm/m、hn/n等对立的声母，这个观点已被普遍接受。“从现在汉藏语系中的苗瑶语、藏缅语来看，大多数语言中这类鼻音和边音的清化声母都是成套的。……因此上古汉语的清化流音声母似不应仅有
，而且应有
跟它相配，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马学良2003)在壮侗语里，壮傣语支未见清鼻音，侗水语支则有。可见是与相邻苗瑶和0藏缅的西片才有。这也许就是它在东南方言中作为底层现象保存得较少的原因罢。
四
拿东南汉语方言和南方民族语言作比较，探讨方言的底层现象，不论是从单词入手进行音义比较，或者是从语音入手，寻找对应关系，都会面临三种不可避免的选择：所找到的底层是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还是横向接触的借用关系，抑或是类型上的雷同？
底层现象通常被理解为早期民族融合过程中两种语言的相互借用。这里必须指出，早期的借用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就东南方言和壮侗语的关系说，唐宋之前，东南方言有壮侗语的底层，壮侗语也有东南方言的底层。例如“筷子”，壮语说ta
[6](武鸣)、t‘u[6](龙州)，侗语说o[6]。这是向汉语借用的“箸”。读t、t‘的应是唐以前的音，和现在的闽语和赣语相近(泉州t[6]，建宁t‘[6])；读的是宋以后的音(因对应t‘)和赣客语相近(河源ts‘y[6]，南城t‘iε[6])。桌子，武鸣壮语说tai[2]，来自粤语(广州t‘i[2])或吴语(上海dε[2])的“枱”；龙州壮语说to[2]，来自闽语的“床”(莆田
u[2]，潮州ts‘[2])，侗语说pi[2] pan[2]则来自“盘”，今邵武话说盘儿p‘n[2]n[0]。此外，还有好些是近现代向粤语方言和西南官话借用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应该说东南方言向壮侗语借用是多语源的，但从时间上说都完成于千年以前的古代，而壮侗语向汉语或汉语方言所借用的底层词则是多来源、多层次的。因为彼此的借用都有了很长的历史，加上古时候也可能有更多的方言差异，有时就会使底层词和同源词难以辨认。例如骹(口交切)，壮侗语有不少方言也说，闽方言则十分普遍，彼此语音是对应的，语义上或兼指腿、脚或只指腿，有些歧异。上古汉语有“足”，近代汉语有“脚”，“骹”的用例见于汉魏，字形和音义见于《说文》和《集韵》，或指小腿或指踝骨，或指人或指马都很含糊。像这种情形，究竟是谁向谁借用了，或者本来就是同源词，在不同地方、不同时期用起来，发生了音义的变异？可见，由于交往历史长、分化语种多，如果未经周详的调查，要对底层词作出同源或借用的判断，确实是不容易的。
词汇的借用在古往今来的语言接触中是经常发生的。汉语在借用外族词上相当保守，有些语言的外来词的数量甚至可以超过本族词。一个底层词的钩沉很容易被轻易地归结为借用而被轻视，然而借用多了，量变会不会引起质变？如果会，又需要多少比例？有没有混合语的存在？如果有又该按照什么样的比率来界定？这些问题都曾经提出过，似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语音对应规律找到了，也会有人认为那是类型上的雷同，有时要说明是同源关系也不容易。可见，还是要回到同源关系、借用关系和类型关系上考察三者之间有什么不同的特征。就像走到一个山头上的游客，既然只有三条登山的路，就可以考察一下这三条不同的路有什么不同？
本文所列举的东南方言的底层现象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依靠这些材料自然难以探讨区分三足鼎立的界线，但是也许还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方言向民族语言早期借用的底层词，通常在方言和民族语各自的内部是普遍通行的，语音上不但存在着明显的对应，而且读音相近，语义也比较一致，而且在民族语言中多未分布到别的语族，在汉语则未见于更古时期的通语和其他方言。例如吴闽语的“侬”，闽语的“囝、鲑”都属于这类情形。这些根词借用的时间长了，又很常用，所以汉语古籍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如果未必太常用，有时方言中自制俗字，例如粤语的“谂、啱”，闽语、客家的“戆”。有时一直是“有音无字”或者采取代用字，例如闽南和客家的动量词“摆”，lut[7](滑落)；客家的me[1]，既有韵书的记录女“
”，也有本地的俗字“娓”。
音类上存在明显的对应常常牵连到一批语词，而且通常是常用词。但是在方言和民族语言双方往往都是管着不同的字，有的表现充分，有的仅有零星的留存。上文提到的帮端母读先喉塞或浊塞音，精组字读为t、t‘，透定母读为h，鼻音声母读为清擦音以及塞音韵尾弱化的鼻韵尾等等，都属于这类情形。这其中应该说三种类型都有，既有同源的，也有借用的，还有类型上的雷同，必须根据各种情况作具体分析。
先喉塞音主要见于壮侗语诸方言和汉语东南诸方言，在藏缅、苗瑶语族和上古汉语及北方方言都没有反映，应该属于东南方言中受壮侗语影响留存的特征。精清读为t、t‘和透定读为h，情况与此相类，民族语言主要见于壮侗语。壮侗语的塞擦音和各类送气音都是后起的，而上古的谐声关系中端、精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连。东南方言星星点点的局部表现也是早年受壮侗语影响的不同程度的留存。不过，吴安其(2002)认为原始汉藏语没有塞擦音，如果此论成立，也可能这一条可以升级为原始汉藏语同源关系的残余表现。不过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这种可能性不大。清鼻音声母，在壮侗、苗瑶、藏缅各语族都有所表现，但不广泛，也不彻底。上古汉语的谐声关系明、泥、疑和晓母则关系密切。李方桂拟测上古声母立了，这一条似乎站在可上可下的十字路口。至于塞音韵尾的弱化为鼻尾，这明显属于类型上的雷同，而且发生的年代并不久远，应是在宋元丢失入声韵尾之后。塞音韵尾的弱化之路，从类型上说无非是由变浊到转类：-p→-p[m]→-m，-t→-i(察→蔡)，-k→-u(削、薄)，由合并到脱落：-p、-t、-k→-t、-k→-→等等几种。侗傣语和余干、邵武的情形只能是类型的趋同。
可见，并不是发现了语音上的明显对应都是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同源的关系是纵向的演变关系，牵连全局的关系，其语音对应应该是语音结构系统中的要项，根据各种对应能把各种表现链接起来，成为理解整个演变过程，而又能说明全局的规律。例如从无声调到有声调的各种停靠站，从有复辅音到无复辅音的各种演化过程，从词缀演化成韵头的各种对应。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能理出演变过程和规律而不只是零散的事实的罗列；能覆盖全面而不是只说明局部。借用的底层则是横向的接触，往往是局部的小系统，形成对应的语种有多有少，表现的程度有充分有不充分，管的词和字有广有狭。这种特征通常是不能牵动全局的。诚然，接触的影响可以由少到多地积累，量变到一定程度也可能造成质变。近些年来，关于壮侗语有一种越来越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它由于长期而广泛地受到汉语的影响而从南岛语的无声调双音词语言渐变为有声调(并按平上去入的格局分化)，由双音节缩减为单音节词，逐渐变得越来越像汉语。换言之，接触也可以造成类型的转化，造成亲缘关系的转移。用发生学的同源关系和横向接触的不断渗透和整合来解释澳泰语系的现实关系，也许是汉藏语研究的一条宽广的新道。然而也有另一种思路，由于发现东南方言的许多底层现象而怀疑这些方言原先并非汉语，而是一种“古南方语言”或者就是从古百越语变来的。这种说法显然是缺乏根据的。因为从整个的共时架构看，从古今演变的脉络看，东南方言和上古汉语、中古汉语的关系是无法推倒重建的。
类型是对语言结构系统的分类，语言系统有大系统小系统，都各有自己的类型。对系统的分类总是几个可数的封闭性的选项。声调的有无只有两种，入声的有无就比较复杂：有入声调类的，可以读促调，也可以不读促调；无入声调类但原入声字归入何调，归入别调之后是否完全不留痕迹，又有很多不同情形。语言的比较必须兼顾同源、接触和类型三个方面。事实上三者之间也是紧密相连的，必须如实地把三者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对语言系统的性质有科学的认识。在综合分析的时候还应该兼顾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轻唇读为重唇，舌上读为舌头，全浊上读归阴平，都反映了源流关系的异同，但是有的是成片的，例外不多；有的只是几个字保留了旧读，不构成系统，也不能成为类型的差异。拿它作为定性的根据是不合适的。鼻音韵尾有几个，是否转化为鼻化元音，这是类型上的差异，在语言接触中往往有相互的影响，有些变异是成系统的，但是个别音类上的分合并没有动摇大的系统。邻近的同类方言中分不分n-、l-或-n、-，这是很常见的，彼此照样沟通无碍，拿它来为方言定性分区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可见，语言的比较还必须进行综合的分析，看不同的语言或方言是怎样把同源现象、接触现象和类型的变异整合成一个共时的系统。总之，从具体语言现象入手，进行源流的、接触的、类型的分析，再综合地考察整体的系统，这才是比较研究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