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与公平：企业财务目标的归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财务论文,公平论文,效率论文,目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财务目标是财务管理的导向器，它决定着财务管理主体的理财行为模式。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关于财务目标的讨论考虑了不同企业组织形式下产权结构主体的利益需要，并由此引申形成了不同流派的财务理论。然而，确定财务目标的根本目的在于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引导资源合理配置，而资源配置的最终目标是效率与公平的兼顾，舍弃效率与公平的任何一个方面，财务是否能够存在是值得怀疑的。因此，我们认为对财务目标确定的基础不能定位于服务于不同产权结构主体，而应使它回归到经济管理对资源配置的最终目标——效率与公平。
一、利润最大化财务目标的缺陷
自从目标管理理论提出以来，企业财务目标的研究便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根据厂商理论及边际均衡理论，市场经济国家中的企业通常总是以利润最大化作为财务目标，但是，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有如下弊病：
其一，利润最大化可能使得企业以牺牲社会资源为代价来换取盈利。这是因为利润最大化目标不可能反映利润总额与成本总额的比例关系即没有体现“投入产出”的比率，而且利润最大化并不等于利润率最高。一般而论，利润最大化条件是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而平均成本最低、成本利润率最高的条件却是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成本。同时可以证明，最大利润和最低平均成本不能并存，最大利润和最高成本利润率不可兼顾（注：任蔼堂：《利润率变动带来的信息》，《财经理论与实践》1985年第1期。）。实际上，企业追求平均成本最低或是利润总额最大，主要取决于社会需求、资源状况和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如果生产资源十分稀缺，国家为了保护消费者利益对价格实行了一定限制，企业就应放弃最大利润目标在最低成本条件下组织生产；如果生产资源丰富，所在行业竞争性比较激烈，企业在形成规模生产能力以后就必须增加生产，使边际成本等于或接近于边际收入以获取最大利润；如果产品的生产影响着国计民生而且供求关系比较紧张，国家则会采用一定的政策鼓励企业在降低成本增加盈利的条件下尽量增加生产，以实现供求关系的均衡（注：任蔼堂：《论利润最大的时空条件和等利润点的出现》，《会计研究》1986年第6期。）。由此可见，如果不问时空条件去追逐利润最大化，可能会因为经营条件与社会需求的变化而难以实现。
其二，利润最大化目标容易导致企业对社会效益与宏观效益的排斥。在通常情况下，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微观效益与宏观效益具有一致性，但若一味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就可能造成置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不顾而单纯、片面强调本企业的经济利益。何况，即使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一些单纯以盈利为目标的厂商也不敢赤裸裸地宣布利润就是他们的最高追求。例如，享有经营之神美誉的松下幸之曾经指出：“利润不应该是企业贪婪的表现，而是社会对企业提供的服务所投的信任票。”他认为人们需要通过一种方式将他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他的经营原则是：鼓励进步，增进社会福利，并致力于世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注：R·帕斯卡尔，A·阿索斯：《日本企业管理艺术》第54页。）。毫无疑问，由其经营的企业的财务目标也必须服从他制定的经营原则。又例如，以生产经营化妆品闻名世界的女企业家玛凯丽·艾什曾经说过：“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利润的最下限……对我来说，P和L的含义并非仅限于利润(Profit)和亏损(Loss)，同时它们也意味着人(People)和爱(Love)（注：玛凯丽·艾什：《黄金准则》序言。）。”支持过世界著名吊桥——金门桥修建的大名鼎鼎的美国银行家杰倪索说的话对我们更有启发，他强调“我经营银行的方针是以小额存款为主，并以对方利益为重（注：片言善治：《值十亿美金的头脑》第14页。）。”这些世界著名的企业家、银行家之所以能在事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也许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就是他们的一个奥秘。
其三，利润最大化目标难以协调投资者、经营者、生产者、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从投资者看，追求利润最大化是无可厚非的；从经营者分析，则要求给予尽量多的所谓与其贡献相称的经理工资；站在生产者的立场，可能希望通过“按劳分配”多增加点收入；而立足于统治者国家，要求的是征收一定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赋。当然，国家的税赋政策是相对稳定的，投资者一般也只能获得与社会利润率大致接近的投资报酬率，而作为掌管企业生产经营的经营者，“只有当利润最大化目标和管理集团的利益一致时，后者才会努力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如果这两种利益背道而驰，经理阶层人员就可以采取一些使他们本身的利益达到最大而非使企业的利益达到最大的政策（注：John.F.Due,Robert.W
.Clower：《中级经济分析》第35页。）。”这时，不但利润最大化目标将化为泡影，而且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企业员工的利益也得不到保证。对这种现象，我们认为在研究与确定企业财务目标时绝对不能采用鸵鸟政策或干脆熟视无睹。
其四，在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鼓动与诱惑下，经营者常常会忘却经济风险。众所周知，企业的经济风险是一柄“双刃剑”，当踌伫满志的经营者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对自己的经营能力总是充满信心，对经济环境的微妙变化却不甚敏感，然而不知不觉中种种经济风险已悄悄来临，这时，经营风险、利率风险、价格风险、销售风险等等风险在财务风险的杠杆作用下，将极大地降低资本报酬，甚至造成亏损影响企业的安全与生存。
随着货币时间价值理论的诞生，净现值最大化财务目标的观点开始出现。毋庸否认，一个企业投资项目的净现值最大，企业的净收益就会最高，但是，净现值的确定在一般情况下需要一个明确的基准投资收益率，更需要一个确定不变的项目寿命年限，一方面由于确定基准投资收益率存在着客观困难，另一方面由于现值系数和年数的多少不成正比例变化，净现值的大小不会因为使用年限延长而成比例增长，用净现值指标来评价企业的经济效益，可能会因为净现值增长率不甚理想提前淘汰有关设备而浪费社会资源，所以净现值法通常只能作为可行性研究与项目分析的工具，却不能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经济效益事后评价的手段。
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生再一次对企业财务目标形成冲击，于是财富最大化目标应运而生。财富最大化是在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和风险报酬的前提下要求企业的总价值最大。在股份有限公司中，一般来说股票的市场价值既反映了企业净资产的多少，又表现了企业盈利能力的强弱，因此财富最大化目标实际上就是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而股东的财富是由股东拥有的股票数量与股票市价共同决定的，当股票数量一定时，股票价格是决定股东财富多少的唯一因素，所以财富最大化目标有时直接表述为普遍股每股价格最大化目标。但是，财富最大化目标既没有考虑其他产权主体的经济利益，也没有反映未来获取收益的风险；同时，公司股票市价的高低具有极大的波动性，泡沫经济发展时股价含有大量水分，经济不景气时股票的价值又严重低估，使企业财富最大化失却统一衡量的客观尺度；再则，经理阶层和股东之间在财务目标上同样存在分歧，尤其在股权高度分散的大企业中，经理阶层的理财行为往往与股东的目标不相吻合。显然，财富最大化目标对规范企业行为、统一企业员工的认识、积极配置企业所有的生产经营要素缺乏应有的号召力。
在短缺经济中的集权管理模式下，总产值最大化目标不可避免地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由于物质产品严重短缺，自然形成了重产值、轻效益；重数量、轻质量；重生产、轻销售的倾向，与之联系，在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就必然表现为重外延、轻内涵。实际上，在短缺经济中的集权管理模式下，人们关注的只是人类基本需求的满足，一旦摆脱短缺经济的困扰，市场经济模式得以确立，人类的各式各样的不同偏好就天然地充分地得以表露，于是，生产经营者必须面向市场并根据消费者的喜爱来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不断地研制开发新的产品，并在满足不同偏好的基础上来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这样，总产值最大化目标就随着短缺经济的结束而完成了它的使命。
二、效率与公平：财务目标的归属
显然，上述各种企业财务目标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效率，如总产值最大化目标看重的是生产效率，财富最大化目标重视的是市场效率，而利润最大化目标则突出财务效率。毋庸赘言，在效率之外还存在一个十分重要目标，如果忘却这个目标，整个的经济学将失去他独特的魅力，甚至可以说经济学将不再成为一门完整的科学。
不言而喻，这个目标就是普天下广为关注的公平。实际上，效率与公平一直是经济学两大永恒的课题。一般而言，凡涉及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的问题即效率问题涉及收益分配与充分就业的问题就是公平问题。宏观经济中，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国民收入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合理分配是十分重要的；微观经济中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社会总产品在各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公平分配，同样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不过，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人们有时对效率问题较为关心。有时则对公平问题给予了更多的注意。作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各个企业，根据效率与公平来确定其具体的经营管理目标是理所当然的。
而公平目标之所以应该成为企业理财的一个目标，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企业理财是企业经济管理的重点与核心。作为重点与核心的企业财务目标就应该与企业管理目标保持高度一致，或者说应该服从企业经济管理的根本目标，如果否认企业理财的公平目标，就无异于抹杀企业管理公平目标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第二，效率与公平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两个方面。没有效率自然不存在公平问题，但是，不兼顾公平便难以实现应有的效率。前已述及，在短缺经济中满足的是人们得以生存的基本需求，在市场经济中，满足的是不同人群的赖以发展的个人偏好。而不管在何种经济形态中，从社会总体上分析，没有效率便无法改变供不应求的状态或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甚至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也只能画饼充饥；而从组成社会的个体看，没有公平便无从提高效率，甚至会破坏效率。在奴隶社会中，农奴常毁坏农具以反抗农奴主对生产工具与生产成果的独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罢工常常是争取公平的武器，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某些人员的消极怠工亦不过是宣泄对自己认为的不公待遇的不满。可以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在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公平程度也随之日益提高的历史，或者说是一部效率与公平均衡发展的历史。而且，从一般情况来看，越是效率高的地方，其公平程度便越高。由此可见，遗忘公平单纯地强调效率是极不明智的。
第三，失去公平的财务目标其交易费用必然较大。原因在于没有公平时，企业理财的外部性负效应较大，效率的实现便如空中楼阁，没有现实的动力与基础，甚至出现因公平不足而效率急剧下降的情况。尤其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财务已是各种产权利益主体倍加关注的焦点，单纯地追求效率目标而不兼顾公平会引起社会各产权利益主体与企业管理当局之间的利益博弈，不论其博弈结果如何，博弈双方讨价还价以及转嫁损失等现象的发生将会加大交易费用，这时，社会福利将因此而降低，效率目标因此会更加难以实现，从实际经济生活观察，我们也可以找到不顾公平因交易费用过大而影响企业生存的案例。将公平作为财务目标去追求可将财务活动的规则、权利、机会、过程和结果等各方面置于平等与民主的基础之上，使社会产权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得到最大限度地协调，从而极大地减少交易费用，使单纯追求效率目标所带来的外部负效应最大程度地内在化，进一步提高各种效率。
第四，兼顾公平目标有利于各种效率目标的衔接协调。广而言之，与企业存在直接经济关系的主要有统治者、投资者、经营者、生产者、放款者与消费者，它们在与企业的交往中都有自己的经济目标，统治者立足于国家税收，投资者立足于资本利得，经营者立足于经理报酬，生产者立足于劳动工资，放款者要求得息收入、消费者要求得到与所付价格相称的效用，于是就有了不同角度的效率问题，也有了所谓投资者财务、管理者财务、控制者财务等财务目标流派。尽管不同种类的效率目标涉及到生产、销售、财务以及国家、个人等各个方面，但能使之衔接协调的仍然是公平，原因就在于公平是使不同层次的关系维系和谐的工具。其一，通过不同税率、税种的征管，一方面能够提供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的财源，另一方面可以协调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的关系，使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利益趋于公平；其二，通过合理的投资收益的分配，既能够维护投资者的，又能够处理好企业长远利益与近期利益的关系；其三，通过资金的借贷与还本付息，兼顾了借货双方的利益；其四，通过市场竞争来确定价格以及有关售后服务的规定，消费者的利益也得到了保护。如果无视公平，不仅效率得不到提高，甚至可能引起不同程度的社会混乱。
第五，效率与公平的兼顾反映了财务目标多重性的特点。将某个方面的效率目标作为企业理财的目标，不仅难以调和产值最大化、利润最大化、财富最大化等目标之间的矛盾，而且实际上将企业财务目标过于简单化了。效率与公平目标的兼顾，则符合企业经济活动与经济活动过程中体现的经济关系复杂性的面貌。例如，基于对盈利的追求，人们一开始便对盈利性十分关心；而对风险有所认识以后，安全性日益受到企业的关注；由于企业的支付能力是影响盈利与安全的重要因素，对流动性问题人们也不敢掉以轻心；同时企业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社会性或贡献性就成了许多企业家们的孜孜追求；而合理的价格、利率、税率、工资率与利润率等等协调投资、生产、交换与消费以及国家、企业与个人关系的手段，合理性问题可以说无所不在；为了使企业的生产要素通过人力资源得到高效结合，民主性问题对一些有远大志向的企业家来说丝毫也不敢懈怠。此外，为了不断壮大并比以往更好更多贡献，增长性问题和企业发展问题一直息息相关。在上述各种有关问题中，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问题主要是一个效率问题；社会性、合理性、民主性问题主要是公平问题；而增长性则是涉及效率与公平两方面的问题。
此外，从会计科学的演变发展看，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产生也说明了企业不能单纯追求利润而置社会责任于不顾。同时，从实证的角度看，实践中将效率目标作为企业理财的唯一目标也是不多见的，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居第一位的企业比重在1996年为59.8%，而1997年却为68.5%（注：常修泽、高明华：《中国国民经济市场化的推进程度及发展思路》，《经济研究》1998年第11期。），可以预见，在以后将有越来越多企业在确定财务目标时会主动兼顾公平。同时，根据财政部关于计算企业综合经济效率指数的方法，选取的十大经济指标就包括社会贡献率与社会积累率两个体现公平的因素，而且，赋予它们的权数也分别与赋予总资产报酬率、资本报酬率的权数相等，毋庸赘言，作为国家也不是提倡只讲效率而不讲公平的。可见，将效率与公平作为财务目标已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赞同与认可。
当然，作为一种目标是可以考核的，我们认为对于效率目标可以分解为盈利性目标、流动性目标和安全性目标，其中，盈利性目标主要是投资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成本费用利润率、股本（资本）收益率及人均利润等；流动性目标主要包括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资产周转率等；安全性目标主要包括负债权益比率、负债资本比率、长期负债比率、已获利息倍数和经营安全率等。而公平目标可以通过用于反映企业与社会的关系的社会性目标、用于概括企业与外部关系的合理性目标和用于说明企业财务管理民主程度的民主性目标来考核，其中社会性目标主要包括销售利税率、人均利税额、营运资金利税率、社会贡献率和社会积累率；合理性目标主要包括产品功能价格比、工资利润贡献比（企业工资利润率／社会工资利润率）、社会职能负荷率（承担社会职能的支出／企业费用总支出）和应收应付帐款比等；而民主性目标则可以通过统计调查的办法设置诸如执行财务制度满意率、提出理财建议百分率、企业决策失误不满率、财务费用使用违纪率等指标来考核。考核效率与公平财务目标的各种指标尚有待于进一步补充、调整与完善，同时，还必须研究各指标之间的逻辑联系和考核各个指标的标准，对某些比较难以量化的指标，这里也只能提供一些基本的思路。
三、效率与公平目标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将企业财务目标归属效率与公平不仅具有一定的的理论价值，而且包含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主要是：
其一，效率与公平作为财务目标反映了财务对经济资源配置功能的应有之义。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是人类经济活动所追求的目标，与此同时各社会经济利益主体在社会生产中的起点、机会、过程与结果的公平也是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对此两大目标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制度安排，任何具有资源配置功能的经济活动均不能有所偏废，财务活动也不例外。不管人们对财务本质的看法如何，但对财务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具有资源配置功能人们已基本取得共识，因而以效率与公平作为财务目标便触及到了财务服务于资源配置的本来意义，由此而可以澄清对财务的种种片面的认识，这也正是企业财务目标与企业经济目标相结合的要义。
其二，效率与公平作为财务目标可以深化和推进各种流派的财务理论。传统的各种财务目标的确立是以不同的产权结构主体利益为基础的，并由此建构了不同流派的财务理论如出资者财务（或称所有者财务）、经营者财务、财务经理的现金流转说等（注：参见1997年《会计研究》第5期，第20页至34页同时发表的三位作者的文章。）。诚然，如此界定的财务目标和建构的财务理论考虑了不同企业组织形式下主要产权人的理财需要，并能使其从关注切身利益出发来创新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规则、方法与内容，有其合理性与激励性的一面。但在现代公司制度下，产权结构的日益社会化使得企业的产权主体呈现出多元化与分散化的趋势，这种多元化、分散化的产权主体与社会公众的边界差别几乎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若仍按某一产权结构主体来确定财务目标、建构财务理论，其适应性则可想而知。而效率与公平作为现代企业财务目标便兼顾到了这种公众化的各种产权结构主体利益，由此出发来建构财务理论便可将财务理论研究放在更广阔的视野里进行，进一步深化和推进各种流派的财务理论。
其三，效率与公平作为财务目标可以使财务理论的研究有更科学的基础。财务目标是构建财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注：目前关于财务理论研究起点的看法主要有：“环境起点论”、“假设起点论”、“本质起点论”、“本金起点论”和“财务目标起点论”等，而笔者是赞同财务目标起点论的，理论研究的落脚点是为实践服务，实践的需要是理论研究的最大动力，而目标则是架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况且“任何管理都是有目的的行为，财务管理也不例外，只有确定合理的目标，才能实现高效的管理。”（王化成，《企业财务学》第5页）。），而将效率与公平作为财务目标可以使财务理论研究有更科学的基础：(1)效率与公平反映了财务对资源配置的最终目标，从而可将财务学嫁接于深深的经济学土壤之中，厚基而深发，财务理论研究可因此而充分利用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如福利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等来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自己；(2)效率与公平反映了财务对资源配置的中立性原则与立场，以此为基点的财务理论研究可以摆脱某一社会主体利益的局限，从增进全社会福利的高度把握财务理论研究的方向（实际上这就是财务理论研究方法的社会学观点），故而由此来建构的财务理论更具适应性；(3)从效率与公平的财务目标出发，可使财务的假设、原则、职能、内容和方法等范畴的内核更加丰富、合理，形成较为严谨的概念结构体系和逻辑框架；(4)财务目标的实现具有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属性，是架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以效率与公平目标构建的财务理论，能够充分、正确发挥人们在理财实践中运用财务理论指导财务管理活动的主观能动性。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说明，通过对各层次财务关系的调整，对社会各产权主体利益的兼顾，可以激发各社会主体理财的积极性与协同性，从而促使获得财务活动的规模效益。
而它的现实意义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效率与公平作财务目标有利于规范企业的理财行为。我国当前独特的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导致了企业对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依赖，加之企业财务目标具有多元化的特点，这样容易导致企业理财行为的不规范化甚至自相矛盾，例如，产值目标和利润目标相结合作为财务目标来追求，会使企业对投入品和产出品价格的反应缺乏对称性，一方面，产值目标驱使企业多投资，而且往往选择价格昂贵的压原材料，使产值计划易于完成，另一方面，利润目标的刺激往往又迫使企业趋于选择价格便宜的原材料；又如，企业对人均收入和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可能会使企业产生隐瞒生产能力和财务真实情况的货币（注：胡永明：《市场经济与产权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而将效率与公平作为企业财务目标就可以杜绝或减少此类不规范和扭曲的企业理财行为，引导企业理财行为向规范化、合理化方向发展，有利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推进。
第二，将效率与公平作为财务目标可以促进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形成。如前所述，效率与公平作为财务目标与多元化、分散化的产权制度结构为根本特征，其行为目标的导向不是追求某单一产权结构主体的利益，而是根植于对社会经济资源高效、合理使用；同时，企业与社会日渐融为一体的事实要求现代企业必须兼顾社会公平，也是企业持续发展与生存基础。因而将效率与公平作为财务目标就可以引导我国企业自觉地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靠拢，将企业改革更快地推入建立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轨道。
第三，将效率与公平作为财务目标可以推动全社会对效率与公平的崇尚。现代企业不仅向社会提供各种可供满足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而且决定着社会经济资源如何配置，还通过其巨大的经济福射力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变迁、政治结构的演进和社会组织的创新。事实上，人类从产业革命以来的现代社会里，许多传统观念的转变、生活方式的变迁往往都是从企业开始的。因此，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的细胞对效率与公平目标的追求，会因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巨大能量释放效应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对效率与公平目标的追求与崇尚，而一旦全社会对效率与公平形成了一种理念并将其作为行动目标来追求，那么就离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就不会太远，这也是我们将效率与公平作为企业财务目标的一种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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