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对策--21世纪中国城市发展战略_经济论文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对策--21世纪中国城市发展战略_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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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社会,世界经济由贸易组成,港口、种植园、工厂和矿山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城市只是充当工厂寄驻和商业贸易的服务中心。直到本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增长缓慢下降,强烈的国际竞争和持续的工资增长的压力,使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企业家认识到经济发展应该与国际条件相一致,而不是与国家的条件相一致。同时由于快速的反工业化倾向,成熟型公司开始扩散标准化的产品到发达国家内其它不发达地区,最后发展到在发展中国家建设分厂并扩展市场。80年代出现的弹性要素(通讯、计算机、自动化等)成为形成信息经济的基本条件。弹性生产使中心与端点间按等级体系的空间形式重新组织空间集聚与扩散格局,原有的“核心—边缘”结构已经消失于一个不平衡的发达区域、城市和地方的全球网络之中,表现为全球——地方垂直联系形式。这样,经济全球化开始对城市发展产生影响。近20年来,电讯业的飞速发展和信息产业的增长已经使得经济活动向全球转移成为可能。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已经对城市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1 经济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1.1 全球城市体系的形成

随着世界贸易的增加和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的逐步形成,以及跨国公司对各国经济的不断渗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正在加快,从而使若干全球信息节点城市发展成为世界城市或国际性城市,越来越控制和主宰着全球的经济命脉。世界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使全球城市体系出现了新等级体系结构,即世界级城市、跨国级城市、国家级城市、区域级城市和地方级城市。而且城市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由于相互间联系的广泛性而愈益重要。这样,随着信息社会的确立和全球城市化的普遍到来,城市间的经济网络开始主宰全球经济命脉,使若干世界性的节点城市成为在空间权力上超越国家的实体,全球城市体系的格局逐渐形成。

1.2 大都市连绵区更具发展活力

自70年代美国社会率先进入信息化社会以来,人们即开始关注信息革命可能带来的空间分散化趋势,并纷纷观察到城市边缘地带的快速增长过程,认定分散化趋势确实已经展开。但这一结论只适合于城市微观区域的情形,从更宏观区域来看,集中化趋势似乎更明显,近几十年来大都市连绵区和大都市带在世界各国的快速发展印证了这一集中化过程。城市这种“大集中小分散”的地域发展格局在信息社会也许还会长久地持续下去,从而有可能导致“乡村城市化”和“城市郊区化”两个过程的合二为一,使全球聚落向具有良好气候条件和生活环境的地域结构演化。

1.3 首位城市主宰世界经济趋势明显

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重构不仅形成了全球新的经济空间结构,而且形成了新的空间权力结构,使全球经济实体多层次化,出现了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GAT)、世界银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欧洲联盟(EU )等这样的全球经济实体或跨国经济组织。这些经济实体的所在地(即城市区域)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其社会特征的建设中,实际上也正在一步步替代国家的作用,使国家权力空心化(John Friedmann,1995)。与此同时, 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和空间分散也促进了社会经济活动最高层管理和控制的进一步集聚,这主要在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运行机制需要不太多的强有力的中心来控制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更进一步说,信息产业的生产和传输需要发达的物质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又迫使一些城市成为信息网络中极度集聚的节点。一旦这样的过程开始,城市体系的极化作用加剧。一方面,在全球经济重建过程中,经济活动、公司、市场和基础设施在一些重要的城市重新发挥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资本和技术的全球转移,其在地理空间和机构框架上带来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新空间扩散,最熟悉的是出口加工区和海外银行中心(Offshore Banking Centers)。在若干城市首位度极高的国家或地区,首位城市左右和逐渐主宰该国或该地区经济社会事务的趋势已见端倪。

1.4 多极多层次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的形成

在工业社会,城市的增长潜力基本上取决于该城市的规模,而城市的规模也决定了该城市在中心地等级结构中的层次;而在信息社会,城市的发展潜力却取决于该城市与全球其它城市的相互作用强度和协同作用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它的规模大小。通过网络分享知识和技术的过程将最终导致多极多层次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的形成。

总之,在信息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全球扩散和全球一体化,一方面,使主要城市的功能进一步加强,形成一种新型的城市类型——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 ); 另一方面, 也促进网络城市(networkcity)和边境城市体系(frontier urban system)的发育。 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城市愈来愈成为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宰,而且,随着信息社会化的形成和跨国公司的介入,城市在新的劳动地域分工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些城市由于其所处的枢纽地位和新的信息节点,将发展成为国际性或全球性城市,协调和控制未来的全球经济活动;而另一些城市则会通过与这些城市的相互作用,发挥自身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些城市则由于远离信息社会而一落千丈沦为衰落的城市。

2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

中国正处在经济制度的转型时期,面临着众多的机遇和挑战。首先,随着发达国家和地区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将成为传统制造业的接受地,从而有可能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完成工业化过程,使绝大多数地区迈入工业化社会,并进而改变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过程和城乡空间结构。其次,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悬殊较大,未来发展潜力难以在同一时期内发挥。因此,中国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仍将存在着较大的发展梯度,在一定时期之内,这种发展梯度还可能呈进一步扩大之势。其结果,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有可能出现普遍的城市繁荣,使中国的部分城市进入信息城市的行列。第三,由于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的经济不可能完全依附于国际地域劳动分工,而保持相对的独立完整体系,这就是说,中国不仅仅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而且能够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逐步占有相对重要的地位。为此,中国有必要建立国际性城市和自己的创新中心城市,使之尽快成为连结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新节点,并把中国的各级各类城市融合到新的城市网络体系之中。

信息革命为中国国际性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使中国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并进而抢占若干技术制高点,形成中国自己的技术扩散源,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构造新的城市网络体系。受全球经济一体化影响,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中国城市发展将出现如下趋势:

2.1 城市化过程空前加速,涌现出更多的新城市。

根据世界城市化过程的发展规律,城市化水平达到30%以后,城市化过程将加速,因此,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户籍对人口迁移限制作用力的减弱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涌入,未来中国城市化过程将出现难以避免的快速发展,导致更多设市城市的诞生,使中国城市体系步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城市功能更加多样化,城市网络更加复杂化,城市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化。

2.2 大城市继续快速发展, 若干大都市连绵区已开始逐步形成。

随着计划经济时代城市人口在就业、粮油副食补贴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权逐步丧失殆尽,以及大城市经济多样化对就业人口的广泛包容性,未来中国大城市仍将面临着继续快速增长的势头,具有国际性职能的若干特大城市的发展速度还将更快。因此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出现若干个人口规模超巨型的大都市连绵区,如辽中南城市连绵区、京津唐城市连绵区、长江三角洲城市连绵区和珠江三角洲城市连绵区等。

2.3 郊区与城市中心区共同繁荣。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城市土地尤为珍贵,因此中国的城市人口密度会始终居高不下。首先,受这一国情的自然制约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次影响,郊区化过程将非常缓慢。第二,中国城市政府的行政职能较强,而市政府一般又位于城市中心,因此保持城市中心的发展活力是政府的优先考虑。因此,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城市的空间结构仍会呈“摊大饼”式的发展过程。

2.4 几个国际性城市将进入全球城市体系网络。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外向型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市场的力度增加,下世纪初叶至中叶,中国有可能继港深国际城市外,再出现几个国际城市,从而使中国城市体系发展呈现出多中心的格局。

3 中国城市发展相关政策建议

3.1 建设若干个世界级(国际性)城市。

加快中国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力度,提高中国城市发展的竞争力,尽快实现其与世界城市体系的顺利接轨已成为政府制订战略决策的当务之急。从我国具体发展条件看,首先,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客观认识经济和人口将出现集聚与扩散双向流动的事实,将中国城市体系尽快纳入世界城市体系中去发展。选择1~3个具有国际影响的城市,尽快发展并培育成为世界级城市和国际性都市。香港回归,为我国建设国际化城市提供了契机,可首先将香港引入国际性城市战略重点加以重视,利用现有的优势条件,使其尽快发展成为亚洲仅次于东京的第二级国际性城市。其次,在下世纪初叶将上海建设成为新兴的国际性城市;第三,到下世纪中叶,将北京建设成为国际性城市。第四,正面鼓励若干大、 中城市的总体发展,尤其是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因为这些城市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变、高新技术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核心。按东、中、西三大地带,选择若干个区域性大、中型城市,培育成为不仅能够与世界城市体系接轨,参与经济全球化,而且也是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枢纽,逐步形成为世界城市网络在中国大陆的延伸,而不是次一级的地区城市网络。

3.2 重视城市连绵区的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有些局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已接近50%,城市化进入集聚时期,同时也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如资源与环境问题、产业结构转移问题等。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和珠江三角洲的金融业、信息业、交通业都在全国具有枢纽和核心地位。这些大都市连绵带的进一步发展将有利于这些地区在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确立起区域核心地位,从而进一步带动中国的对外开放和提高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在发达国家,大都市连绵带由于人口与产业在地域的高度集聚,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和环境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大都市连绵带的发展仅处于雏形和起步阶段,而大城市问题却日益突出。由于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大城市正产生比发达国家更难以解决的城市问题。近阶段尤其应重视沪—宁—杭长江三角洲城市连绵区,港—穗珠江三角洲城市连绵区、京—津—唐环渤海城市连绵区、沈—大辽中南城市连绵区的建设,建立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和村镇规划所构成的空间地域综合规划体系,强化区域规划的协调作用。借鉴西方国家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在城市空间已经出现相互交叠现象的大都市连绵带的核心区域加强城市之间的协调关系;通过立法,建立协调机构和监督机构,加强宏观调控力度,统筹规划各层次城市的空间组织,统一规划区域内大型公共服务设施,合理安排城市之间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快速交通系统,实现区域交通一体化和其它公共设施的共享。建立合理的投资管理机制和共同发展基金制度,使协调机构具有相当的经济调控能力和投资管理能力,以提高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利用效率。

3.3 构建大都市地区双层次地方政府体制, 实施县下设市模式。

在中国大都市地区建立大都市政府,通过协商,统一解决城市化区域内城建、交通、环保、卫生等共同存在的问题,减轻或消除市与市、市与县之间的矛盾,达到共同发展的目标。中国大都市区行政体制设想为:(1)构建双层次地方政府体制。 将国家行政区划系列划分为两个并列子体系,即区域性行政区划系列,如省、县、乡;城镇性行政区划系列,如直辖市、省辖市、县级市、县辖市和建制镇。在此基础上,将国家赋予地方政府的权限分解为三个方面:区域性行政区管辖的权限,城市性行政区管辖的权限以及两者共同管辖的权限,如有些事务可由两级地方政府分工完成。(2)大都市区郊县下设市模式。 从地方政府管理和总体上保持行政区划相对稳定,建立中国的大都市行政区,实施郊县下设市模式。

3.4 鼓励和推动城市化进程,至2020 年城市化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城市化将是不可逾越的发展过程,尤其在促进人类住区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城市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要从实际行动上响应1996年的第二届联合国人类住区大会提出的“帮助城市成长,更积极地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中心议题,将城市化纳入国家发展的政策研究,至少是一个与环境问题、土地问题、粮食问题、水资源问题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战略问题。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因势利导,推进城市化成为解决目前及未来诸多社会问题的关键。按照国际经验,当城市化水平达到30%的临界值时,将进入加速城市化阶段。到2000年,中国按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的统计标准计,市镇人口比重将达到34%左右,2010年约为42%左右,至2020年达到60%右左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3.5 正视郊区化现象,逐步完善郊区发展政策。

西方战后城市出现的郊区化过程,建设过于松散造成土地资源极大浪费,大量的基础设施投入和城市中心的空心化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发达地区必须坚决防止。然而,郊区发展(或郊区化现象)是适应城市化过程的产物,在现阶段不能简单、孤立地认识和评价中国的郊区化现象。依据国外郊区发展和我国城市发展实际,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相应的经验和教训。在我国郊区化管理方面逐步做到:(1 )郊区开发需要规范化,应该与住房政策目标相一致;(2 )郊区居住区开发必须与郊区就业岗位和商业设施相协调,避免产生更多更强的郊区通勤流和昂贵的基础设施;( 3)郊区新住房的生产应该被看作为包括提供资本、建筑材料的上级政府、住房业和住房政策以及提供服务用地和公共设施的地方政府、物业部门和土地利用规划机构等多方面的“复合产物”;(4)住房政策需要弹性,而且应与土地和服务业政策相一致;(5)为了达到服务标准和生活环境质量最小不平衡,在郊区开发中有必要进行区域范围内税赋和价格的分摊;(6 )郊区新房和服务标准尽可能与实际和城区贴近;(7 )郊区发展的社会目标之一应该是提供可付得起的住房;(8)建立管理郊区增长的法规环境, 其框架既要适应市场激励条件,又要满足消费偏好;(9 )社会住房政策是在新郊区保持更大社会结合体的几种方式之一。就郊区发展的资金问题进行明确分摊,规范和降低住房价格,建设城市居民具有支付能力且环境优美的城市新郊区。

3.6 加快城市间快速通道网建设。

21世纪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空中走廊、巨大港口和信息高速公路为骨干的快速通道网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体系内各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来城镇体系将随着快速通道网的建设发展,逐步由中心——腹地体系的蛛网系统向联系各个经济重心间的通道网发展脊转化,形成全国范围内以大中城市为节点的经济网络。随着北京、上海、广州三个特大型国际航空港的建设,以及开辟更多的国际航线,与国际城市体系内城市的联系加强。随着我国高速公路的发展,逐渐连接成网,高速公路就可以为城市体系内主要城市间、省际间提供快速、直达、安全、经济、舒适的公路客货运输。在高速公路的交汇点,将会形成新兴的工业城市,使其经济的增长远远超过其它地区的发展速度。沿高速公路两侧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带的形成。综观我国沿海和内河的特大城市都是我国的大型港口,这些港口的建设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港口所依附的城市的发展,同时,城市的发展又促进了港口的建设。此外,巨型港口和国际航线还是联接海内外的节点,对促进我国城市体系与世界城市体系的衔接也具有重要意义。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加强了国内城市与国际通信网的接口。我国建成的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国际通信地球站,及由上海与日本、青岛与韩国联结的海底光缆,以及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国内通信网光缆干线的建成,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国内外通信网,将我国所有的城镇都纳入到现代化的通信网络,使我国通信网的容量进一步增大,城市间的通信能力加强,为城市体系内各城市之间进行大量的信息交换提供了保证,促成我国21世纪城市体系的均衡发展。

3.7 加强城镇体系规划的宏观调控。

城镇体系规划要为政府引导区域城镇发展提供宏观调控的依据和手段,它的主要任务是:(1)规划要以区域为整体, 着重研究如何完善区域经济发展的环境,确定区域城镇发展战略。要把确定引导城镇体系完善与发展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作为规划的重点和核心内容。(2 )要在维护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对区域开发活动的空间布局和时序进行引导,协调和控制对区域整体发展不利的开发活动。通过合理、妥善的组织,实现区域基础设施共享,降低区域开发成本。(3 )要适应改革投资体制的需要,引导投资活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促进国家对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取得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并保障社会公益性项目的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在最近一段时期内,我国城镇体系规划编制的重点为:(1 )强化政府干预的能力。(2)建立整体规划的观念。(3)强化区域协调的手段和措施。(4)提高城镇体系规划的弹性和科学性。(5)建立健全城镇体系规划的实施管理机制。

3.8 分区制定城市化发展策略。

未来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城市化水平会出现更大差异。东部地带城市化的发展速度要继续明显快于西部地带,前者平均每年增长1.08个百分点,而后者则只有0.71个百分点。未来城市化水平提高较快的省区将有:江苏、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年平均增加数均为1 个百分点以上,提高较慢的省区将有:内蒙古、黑龙江、贵州、甘肃,其年平均增加数为0.55个百分点左右。但总体上说,省际间城市化的差异未来将趋于缩小,最高和最低间的差异将由4倍多降为2倍多。

3.9 注重有限资源条件下的城市发展, 正确处理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

进一步强调城市发展与快速经济增长相适应,城市发展与工业化、投资和基础设施相结合,重视经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益。大中城市继续节约耕地,建设高密度、高生活质量的城市社区,重视大中城市流动人口问题,在简易住房、卫生设施和基本的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给予关注,避免城市棚户区的蔓延和城市社会极化与空间分异产生。中国农村工业化也是国家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搞现代化,发展乡镇企业是一项重大战略,是一个长期的根本方针。实践证明,发展乡镇企业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农村小康的必由之路,也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现状过于分散的农村工业化战略使分散布局的乡镇企业不仅占用了大量的耕地,导致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在资源开采的浪费、环境污染等方面已经成为突出的问题,“离土不离乡”的政策思想也已经不适用于现阶段城乡发展的客观实际,“要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根据市场需要,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贸工农一体化的龙头企业,把乡镇企业发展与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结合起来。要通过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生产适销对路的高质量产品。在打破社区、所有制界限,以优势企业和优势产品为龙头,组建企业集团,提高规模效益和市场竞争能力,同时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适当集中”。

3.10 建设与国力相匹配的国家城市体系。

城市规模的扩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大城市的经济在发展,体现城市规模的人口增加和市区面积扩大是必然的,特别是对中国这种还需要靠量的扩张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大国来讲更是难以避免的。 到2000年,我国设市城市将从现有的671个发展到750个左右,特大城市的数目将从现有的34个增加到48个左右,大城市的数目将从现有的44个增加到80~90个, 中等城市的数目将从现在的195个增加到250~300个,小城市数目将从现有的393个增加到400~420个左右;到2010年, 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达到126个,其中2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达到49个。到那时,中国就会有与15亿人口、综合国力强大相匹配的国家城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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