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与冲突：赣西南特区委成立的背后

王斯鸿 曾耀荣

提要： 在发展和巩固苏区战略上，赣西南党组织内部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分歧，形成了以刘士奇和江汉波各自为首的两大派别。“二七”会议暂时部分的解决了内部冲突，但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分歧。随后，“立三路线”在赣西南的传达和执行，又加剧了赣西南特委与总前委、江西省行委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之间的矛盾，加之江西省行委和总前委之间权责不明，从而造成了维护中央权威与维护地方权威之间的冲突。赣西南苏区的肃反最终激化了他们长期积累的矛盾，引发了富田事变，并导致了河东、河西省行委的对立。它反映出赣西南党组织中部分领导人在维护中央和地方两条路线，中央和地方两个权威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为了防止党内分裂及事态的恶化，苏区中央局撤销两个并列省行委，成立了赣西南特区委。

关键词： 赣西南特区委；冲突；权威；苏区战略

1928年6-7月间，中共六大提出了巩固和发展苏区的战略，赣西南苏区党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策略分歧，引发了赣西南特委与红四军前委、江西省行委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富田事变的发生，使得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另立江西省行委。基于此，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撤销两个省行委，成立赣西南特区委领导赣西南地区革命斗争，消除河东、河西两个省行委的混乱指挥，避免出现更大的动乱。赣西南特区委仅仅存在六个月，在挽救赣西南革命斗争、维护地方党组织内部团结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赣西南特区委的成立，具有较为复杂的背景。国内学界提及到赣西南特区委的研究数量不多，尤其关于赣西南特区委成立的背景之研究，尚付阙如。(1) 关于赣西南特区委的研究，学界提及到的有张永在《黄陂肃反、富田事变与苏区中央局的初建》(《苏区研究》2017年第6期)中提到富田事变后虽然成立了赣西南特区委，但是作为赣西南地方的党对总前委和省行委无所适从，在文中详细的梳理了黄陂肃反、富田事变发生的深层原因和经过，对赣西南特区委未做详细论述；罗平汉在《1930:“富田事变”的前前后后》(《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中把富田事变发生前后的过程和细节进行了叙述；周明在《赣西南特委的成立和演变》(《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6期)中把赣西南特委的大致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 本文试对赣西南特区委成立的背景作一专门论述。

一、冲突伏笔——赣西南党组织内部的策略分歧

1927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为中共革命找到了新的救国救民道路。1929年初，国民党军队第三次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形势岌岌可危，毛泽东遂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准备开辟新的根据地。不久，毛泽东在赣西初次遇见李文林领导的军队，欣喜不已，对赣西南党组织和红军大加赞赏。他认为东固游击区采取秘密割据的方式，具有突出优势。红军游击区域广阔，采取的游击战术又很灵活，国民党军队来了可以迅速转移，不会被发现；国民党军队一走，可以马上继续开展革命工作。这种秘密割据具有很好发展潜力。(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页。 但是，1930年，赣西南的革命形势出现利好，国民党内部爆发大战，自顾不暇，苏区得到了发展契机，革命区域迅速扩大。这使得毛泽东认为公开割据比秘密割据好，要求根据地内建立公开的苏维埃政权。毛泽东还在1月5日给林彪的回信中，认为当前革命形势良好，要求建立公开的苏维埃政权，强调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兴起，达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态势；他批评了林彪和其他一些党内同志，对当前形势的估计过于悲观，认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不符合现在革命形势，强调“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317-318页。 他还提出，必须逐步扩大根据地，建立公开的苏维埃政权，并不断巩固苏维埃政权，以逐步地分化、瓦解国民党政权，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基础，以达到争取江西一省革命的首先胜利。然而，毛泽东的主张没有得到中央同意，大多数赣西南苏区的领导人也不认可。因为在赣西南地区，很多革命领导人此时奉行的是中共中央“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4) 《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1929年2月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 的指示，“土地革命的彻底完成固然要在全国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胜利以后”(5)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文件》(1929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213页。 ，并不赞同毛泽东的关于公开建立政权，集中武装力量的意见。当时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武装集中而引起敌人的“围剿”和便于地方提供给养(6) 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陈毅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提倡把地方的武装力量散入各个乡村中去。他们这样做既是积极拥护中共中央的决定，又是立足当时赣西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而选择的策略。

红四军前委毛泽东的主张和大多数赣西南领导人的认识不一致，导致了赣西南地区党内分为了两派，一是激进派，以刘士奇为代表，一是保守派，以江汉波(张怀万)为代表，他们围绕着赣西南党和红军的发展路线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刘士奇在给曾觉非的信中说，江汉波(张怀万)认为，当前政权不是群众所急需的，“一味消极的批评临时政府不健全”(7) 《刘士奇同志给曾觉非同志的信》(1930年2月28日)，江西省档案馆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4页。 。刘士奇还认为，江汉波看不到当前群众对于政权的渴求，现今群众的急切需要是赣西南临时苏维埃政权。由此，刘士奇认定江汉波是机会主义，也是“清谈主义”，以刘士奇为领导的赣西南特委提议开除江汉波的党籍。很明显，刘士奇所奉行的支持了毛泽东主张的发展路线，而江汉波(张怀万)奉行的是中共中央的发展路线。这两派争论的焦点是当前群众需不需要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究竟何时建立？是否应该迅速建立政权和彻底分配土地？这些问题的争论在赣西南党组织内部普遍存在，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其实，这两种不同意见反映当时赣西南特委内部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估计具有不同看法，由此引发的不同策略的选择。刘士奇认为自身坚持的是红四军前委毛泽东根据当时革命形势所提出的策略，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江汉波(张怀万)认为自己是依据中共中央对于革命形势的估计，遵照中央的指示而执行的策略，是具有权威性的。为了维护不同的权威，二人各执己见，这场争论直到毛泽东由闽西来到赣西南，主持召开“二七”会议才得到解决。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和指挥赣西南苏区革命，这次大会把原有的党组织机构和军队进行了重新整合，把原来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刘士奇被选为赣西南特委书记；会议还决定组成红四、红五、红六军的共同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在建立政权和分配土地上，以刘士奇和江汉波(张怀万)为代表的两派在现场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非常坚定地支持刘士奇，并对赣西土地分配速度缓慢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极端严重的机会主义(8) 《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1930年4月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99页。 。赣西南部分领导人没有认识到自身的错误，不仅对毛泽东的批评不服气，而且，拒不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要完成反帝国主义的任务，必须彻底的完成土地革命”(9) 《中共中央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1929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376页。 的指示。刘士奇作为新合并的赣西南特委书记，他的行为遭到了许多共事同志的质疑，认为他“没有说服的精神”，生活中不注意细节，嘴上经常带有脏话。特别是在有同志做革命工作不让他满意的时候就会破口大骂，而且在口头上甚至会有威胁“枪毙”的词语出现(10) 《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1930年7月2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256页。 。刘士奇的这些行为加剧了赣西南特委内部的分歧和冲突。

[3]参见万明《白银货币化与中外变革》，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年，第 144页;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 270页。

赣西南特委内部的冲突还未解决，中共中央此时却发生了变化。此时，在李立三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大力贯彻和实施“立三路线”。李文林作为赣西南地区的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由于路程中的延误，李文林并未能亲自参加大会，只是在会后学习了相关的会议文件精神。(11) 何友良：《一九三〇年赣西南特委的二全会议》，《江西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第96页。 李文林支持当时中共中央提出的“城市中心论”和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李文林返回赣西南后，与刘士奇在路线上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要求迅速召开会议传达中央的指示，但刘士奇从当时根据地的现实情况出发，不同意李文林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反对李立三关于“目前最主要的危险，仍然是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错误”(12) 《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1930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55页。 的形势判断。两人的冲突最终在赣西南二全会议中爆发，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部分领导人自认为倚仗着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文件精神，要求猛烈的扩大红军，坚决向中心城市发展，并加大城市工作；他们还对毛泽东为首的前委稳步建立根据地和政权、发展军队的主张进行了批评，尤其是大力反对发展地方武装，要求地方武装集中到红军中去。(13) 《赣西南特委(工作综合)报告》(1930年9月2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328页。 由于刘士奇反对“立三路线”，赣西南特委在会中把刘士奇作为典型进行批评，甚至辱骂，刘士奇出于维护党组织的稳定和统一，避免事态的不良发展，选择了拒绝出席会议。会议决定开除刘士奇的党籍，撤销刘士奇的特委书记，重新选举了赣西南领导集体，曾山当选为赣西南特委书记。新的赣西南领导人极力推行“立三路线”，对总前委的指示贯彻落实不积极，甚至毛泽东当时也受到了中共中央的冷落，赣西南地区矛盾只能搁置并逐渐扩大。

12月9日，李韶九从富田来到东固，开始由省行委为肃反中心转为在红二十军内部，首先关押了谢汉昌，随后立即给二十军军长刘铁超传达了总前委关于肃反的指示精神。两人随后一起商议在红二十军内部开展抓AB团的具体行动。由于有富田的肃反经验，李韶九迅速地把在富田的审讯手段用于东固肃反，严刑逼供、捕风捉影，很快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被谢汉昌供为AB团，李韶九立即下命令，要求刘敌前来东固。(30) 戴向青、罗惠兰：《AB团和富田事变始末》，第106页。 刘敌急匆匆赶来东固，假意承认错误，愿意接受政治教育。李韶九也相信了刘敌，并有表露出让刘敌掌握全军的意图。(31) 戴向青、罗惠兰：《AB团和富田事变始末》，第107-108页。 刘敌开始怀疑总前委发动军队中的肃反是一次阴谋，并“决定写信要李韶九来参加会同时将其扣留，要他讲出阴谋”(32) 戴向青、罗惠兰：《AB团和富田事变始末》，第108页。 。随后，一营营长张兴去军部询问李文林等被诬为AB团是否属实，不料被扣留，刘敌便带领独立营抓捕李韶九和军长刘铁超，结果李韶九侥幸逃脱。刘敌更加怀疑此次肃反行动的目的，决意反抗肃反委员会，立即和谢汉昌带领部队占领富田，释放了被捕的二十多人。他们又把红二十军从赣东带到了赣江以西，脱离了总前委的领导。为了向群众宣传他们的行动正确，在把军队拉往赣江西边的路上，“张贴了许多的反动标语”，还说“××是谁的走狗”(33) 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陈毅等：《回忆中央苏区》，第21页。 ，甚至发出“拥护朱彭黄，打倒毛泽东”(34) 《彭德怀自述》，第163页。 的口号，这就是著名的富田事变。12月15日，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召集其他同一阵线的省行委成员，在永阳镇召开自行举行的江西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另立了永阳“江西省行委”。

二、冲突积累——总前委与省行委之间权责不明

上文提到，总前委与省行委在战略和权力分配上长期积累了不少冲突和分歧。而赣西南地区开展的肃反运动让两个组织之间的冲突彻底爆发。1930年，赣西南地区兴起了大规模的肃AB团行动，一开始总前委对于地方上的肃反并未在意也不曾参与，但是随着肃反运动的逐步深入，在赣西南地方的群团组织如红旗社、列宁青年社，甚至苏维埃政权系统内部，都有AB团小组的发现(23) 《为肃清AB团告革命群众书》，《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647页。 。这引起了赣西南地区军队系统的反思：为何会有如此之多的AB团？毛泽东在致中央的信中指出在赣西南特委党团、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都发现了大批AB团，AB团充斥在赣西南地区，这些发现恰好是证明，但如果地方上确实有这么多AB团，那么军队里是否存在AB团？军队领导机关开始反思AB团问题，动员在军中肃反、肃AB团。在红一方面军到达黄陂、小布时，正式开始了肃AB团的行动。在黄陂肃反的过程中，当时江西省行委的主要负责人段良弼、谢汉昌等，被抓获的AB团成员供认是AB团的主要骨干成员，这引起了总前委的恐慌，如若处理不当，江西的革命前途极有可能就此毁灭。总前委从赣西南党组织的生死存亡考虑，为了挽救赣西南的革命危机，选择派出李韶九作为肃反委员会主任(24) 《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和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7-98页。 ，带着总前委致省行委的信前往赣西南地区进行肃反(25) 戴向青、罗惠兰：《AB团和富田事变始末》，第99页。 。而李韶九的品行却不甚优良，可以说是恶劣，“在中学读书时，因胡作非为被开除学籍，他既是赌棍，又是鸦片烟鬼”(26) 戴向青、罗惠兰：《AB团和富田事变始末》，第102页。 。

可以适当增加猪只的饲养密度，利用猪体自身的散热来取暖，例如可放15头猪的圈舍，可增加到20头，等饲养4周后，再把生长缓慢的5头仔猪调出重新组圈。

从组织结构的指挥权力分配上，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权力分配模糊也是冲突积累的重要因素。中共中央在文件中也提及过关于红军指挥的问题，中央可以指挥各地的红军，省委乃至特委都具有红军的指挥权，这就造成在发生战争时易出现指挥系统的紊乱，同时做出的决定易造成冲突，组织与组织之间极易产生抵触(19) 《中央通知第一〇三号——关于全国红军指挥问题》(1930年4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36页。 。这一点在江西尤为突出，例如中共中央决定江西之二、三、四团及二游击大队为第三军，而前委又决定为第六军(20) 《中央通知第一〇三号——关于全国红军指挥问题》(1930年4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36页。 。省行委在职能上就等于江西省委，它也可以指挥地方红军。在地方红军编制和发展问题上，中共中央和总前委的意见不统一，叠加两者之前在发展战略上的不一致，加深了江西省行委和总前委在地方红军指挥上的意见分歧。关于这一问题，中共中央又指出，正式红军的“一切指挥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军委，中央与各地红军距离太远指挥不灵便，中央军委将在各地设立办事处代表中央军委工作，如距办事处还远的地方，中央军委当委托各省军委指挥，但这种指挥的统一，绝对的不是不要各省委与当地红军发生关系，相反的各省省委以至特委必须更密切的与当地红军发生很密切的经常的横的关系相互帮助，供给他们政治消息文件刊物，建立交通以及一切物质上精神上一切可能的帮助，来扩大与发展红军的组织”(21) 《中央通知第一〇三号——关于全国红军指挥问题》(1930年4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36-37页。 。这份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军队指挥权力上仍然没有明确前委和省行委的界限，甚至前委和省行委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也不明确。在江西省行委设立后，其试图干预红军的实战，号召“一切工作向北猛进”(22) 《赣西南特委(工作综合)报告》(1930年9月2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328页。 ，这在总前委看来是完全无法容忍的。而由于意见的不统一，总前委也一直在试图指挥省行委，希望地方群众支持配合红军，这就造成了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富田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

三、冲突爆发——另立省行委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经过艰难的战斗，顺利攻克吉安，为了更好的维护中央权威、贯彻“立三路线”，赣西南党、团、工会进行合并，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李文林担任省行委书记。省行委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在江西省全省建立革命政权，要求江西党和军队在群众配合的基础上，实行对国民党统治的阶级决战，坚决争取江西首先胜利(14) 《红一方面军前委会、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1930年10月26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259页。 。李文林积极倡导城市中心论，要求地方组织和军队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攻打中心城市，行动起来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认为攻克吉安的意义非凡，他在10月14日致中央的信中指出吉安暴动的胜利是对赣西南地区反动统治阶级的彻底消灭，在赣西南暴动成功的基础上可以猛烈的扩大红军，以实现江西省的率先胜利(15)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344页。 。虽然看上去两派都在积极地实现江西的首先胜利，但在取得的过程中却是有分歧的。以李文林为首的这一派倡导的是大城市的同时全面暴动，不单是在江西，而是争取在全国实现全面的夺取政权；而以毛泽东为首的这一派奉行的是波浪式的发展夺取政权，首先在江西实现政权，逐步在全国夺取政权，这在行动上有本质的差别。中共中央在1930年9月8日致共产国际的电文中就已经提出停止武汉南京暴动，“承认最近期间的策略是有害的”(16) 《中央政治局接受国际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致国际电》(1930年9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272页。 ，要更实际地发动群众，开始策略转变，不再盲动，中共中央的政策转变也说明了毛泽东的策略正确。由于吉安暴动的胜利，毛泽东对革命的前景保持乐观态度，但在这乐观的背后也有对于赣西南党组织的逐步不信任，信中同时也说赣西南党现行完全被富农路线领导，党组织发展出现了严重危机，在赣西南的各级党团组织机关都发现了AB团富农，甚至被AB团富农把持了领导地位。他认为赣西南党组织必须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根本改进，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从而挽救赣西南党组织。(17)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344页。 这反映了总前委与省行委之间渐行渐远，加之经历过之前赣西南内部名义上与刘士奇的争论，实质就是两派的战略分歧，总前委已经不信任省行委，而省行委认为自身是在维护中共中央的权威，执行中共中央的政策路线。此时省行委不支持毛泽东所制定的“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大量消灭敌人”政策，认为“农村斗争已进入高潮”，“诱敌深入”政策是右倾机会主义(18)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 ，并且会导致根据地人民遭受财产上的损失，这在地方上也引起了群众对于“诱敌深入”政策的不理解。在革命斗争时期战斗的胜利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在这一点上总前委更加重了对赣西南党组织的怀疑，认为他们所执行的就是“富农路线”，甚至认为内部充满了AB团分子，不是简单的意见冲突，而是敌人有意的打入内部破坏革命。在当时的革命环境下，国民党军队“围剿”的力度越来越大，而双方的意见冲突迟迟未解决，这就导致了在反“围剿”过程中形势越发的严峻，总前委与省行委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关于赣西南革命斗争中所出现的问题，它实际上反映出赣西南党组织中部分领导人在维护中央和地方两条路线，中央和地方两个权威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富田事变中的领导人坚决地认为他们不是反革命的，自己只是一个反对毛泽东团体的组织(40) 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陈毅等：《回忆中央苏区》，第23页。 。从整个事件来看，它确实是反映了党内两种主张和两个派系之间的斗争，是维护中央权威和地方权威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开始几天，“包子西施”生意兴隆，刚出笼的包子一会儿就被抢光，顾客大都是年轻人，腿脚不好的爷爷奶奶都拥向“平民包子”。

四、成立赣西南特区委——维护中央权威的必然

新成立的永阳“江西省行委”结合此前与总前委的矛盾冲突和李韶九在肃反中出现的毫无人性的野蛮审讯行为，也认为这次肃反存在很多的阴谋。李韶九是总前委派出肃反的，“但他能说会道，善于经营，骗取了总前委的信任”(35) 戴向青、罗惠兰：《AB团和富田事变始末》，第98页。 。李韶九行事风格过于毒辣，罔顾事实，这是总前委始料不及的。12月20日，永阳“江西省行委”写信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以李韶九肃反的事实为由，企图揭示出当中的阴谋。他们试图挑拨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的关系，以便制造他们之间的矛盾，并蓄意夸大毛泽东与赣西南党的分歧和冲突，进行诋毁和攻击毛泽东来达到反对毛泽东的效果。丛允中甚至凭借着自己平时模仿毛泽东笔迹的熟练程度，伪造了一封仿造毛泽东字体的信件，信中指示李韶九等人拿到朱、彭、黄、滕是AB团主犯的证据。(36) 戴向青、罗惠兰：《AB团和富田事变始末》，第127页。 凭借着对毛泽东的了解，被彭德怀很快识破这封信的破绽。为了维护革命事业和军队指挥权威，彭德怀发布了拥护毛泽东和总前委的宣言，随后把假信件送给了总前委(37) 《彭德怀自述》，第164-165页。 。永阳“江西省行委”蓄意伪造假信件，进行军事反抗，在党内制造矛盾的做法是一种分裂党和军队的行为，他们不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继续以“省行委”的名义坚持“立三路线”，以攻打大城市为目标。他们还发布宣言，要求广大群众坚决夺回吉安，建立革命政权，争取江西首先取得胜利，会师武汉。同时，他们还攻击了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并“召开了所谓赣西特委扩大会议”。他们认为红二十军在富田事变中“打省苏维埃不是反革命行为，而是工人阶级路线反对农民阶级的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后，总前委和江西省苏维埃正在进行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准备，永阳“省行委”却在“河西宣传他们的所谓党内正在进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两条路线的谬论”。(38) 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陈毅等：《回忆中央苏区》，第21-22页。 当时有河东和河西两个省行委，两个领导机关都在不断发布命令，赣西南地区的部分党员和群众也一时难以分清，致使当时赣西南出现了革命的混乱现象(39) 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陈毅等：《回忆中央苏区》，第22页。 ，部分党员和群众无所适从。赣西南地区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和困境，中共中央派项英到赣西南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处理富田事变及其后续影响。苏区中央局为了统一党组织权威和避免下级机关群众难以分辨，决定撤销省行委组织，成立赣西南特区委(相当于省委)，取代省行委，以陈毅为书记。赣西南特区委的成立解决了赣西南党组织潜在的矛盾和冲突，建立了新的领导机构，为统一赣西南革命斗争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李韶九这次带来的指示信着实激化了总前委和省行委之间的冲突乃至爆发。总前委在给省行委的指示信中强调说：“为了斗争的需要，同时有中央通知一七四号的规定，总前委的职权必须在省行委之上，所有红军及地方一切军事政治党务均归总前委统一指挥，这种权力集中完全是革命的必需，我们相信省行委必定是同意。”(27) 《总前委致省行委的信》(1930年12月3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和富田事变始末》，第99页。 在指示中还提出不执行命令就是AB团，省行委中安插了AB团的总团部。这样的指示让原本充满矛盾的总前委和省行委之间的冲突，只能激化，并一触即燃。12月7日，李韶九来到省行委的驻地富田，便立即下令把段良弼等人抓捕关押。在审讯初期，段良弼等人并不承认自己是AB团，李韶九当时立功心切，不肯轻易放弃，很快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对段良弼等人施以严刑拷打，段良弼等人被迫承认。(28) 戴向青、罗惠兰：《AB团和富田事变始末》，第103-104页。 李韶九在几天之内便对省行委上下机关进行了彻底的“排查”，“共破坏AB团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并先后处决了40余名”。(29) 戴向青、罗惠兰：《AB团和富田事变始末》，第106页。 此时，省行委上下异常恐慌，人人自危，李韶九的这番行为已经造成了极其恶劣并且无法挽回的影响。李韶九作为总前委所派出肃反的代表，在其肃反过程中运用的手段不可谓不残忍，这加重了省行委对于总前委的不满。

物料在输送过程中，易出现气化等异常工艺情况，导致交接计量数据不准确，影响供需双方的计量结算。该系统实现了对工艺影响因素的运算分析功能，通过对质量流量计运行过程中流量、密度、温度、左右检测线圈电压、驱动增益等诊断信息分析和计算，评估工艺对批量数据不确定度的影响。通过计算给出一个批量时间内的轻微工艺影响因素和严重工艺影响因素的累积量和总累计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同时计算出工艺影响系数A. L.(%)、平均密度、平均温度、累计总量。通过A. L.(%)可以判断输送过程中工艺影响因素对流量测量的可信度。通过工艺运行分析对不同交接计量应用建模，以确保准确计量。工艺运行分析情况如图3所示。

五、赣西南特区委成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在赣西南特区委成立的长期背景中，中共在党组织用人问题上出现了极为严重的错误。刘士奇作为赣西南特委书记完全不顾自身的形象和权威建设，在与下级交流的过程中竟经常使用“枪毙”的言辞，这在当时的革命环境下，极易造成党组织的不稳定，人心不稳，进而使组织出现恐慌。同时，他对待党内的不同意见没有很好的说服和沟通，简单粗暴的使用强权推行自己的政见，在与张怀万的政见争论中，盲目的扩大冲突，作出了开除张怀万党籍的决定。而张怀万作为巡视员本应对当时的政策提出自己的意见，有不同意见可以上报上级组织请求解决，特殊年代里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刘士奇在任赣西南特委书记时期，赣西南特委内部的冲突长期没解决，反而扩大了。而李韶九的情况更为严重，他作为肃反委员会主任，把严刑酷打作为自己审讯的重要手段，罔顾依据，屈打成招，致使一批经受考验的革命战士被错杀。并把查获AB团作为功绩，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富田事变的诱因。赣西南苏区在此过程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赣西南特区委成立之前，赣西南特委和总前委在地方管理权和军事指挥权限上出现了很多的分歧，“前委对于五军指挥权，规定在前委不能指挥时归特委指挥”(41) 《湘赣边界工作报告》(1929年5-8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23页。 ，这就让五军指挥问题成为了难题。前委究竟在何种情况下属于“不能指挥”，特委究竟有没有指挥能力，前委和特委如各下命令究竟服从谁的？这种地方军队的指挥权限不明确性，会使地方红军拥有很大机动性，如若它对特委或前委的命令不满，便不执行，反之亦然。前委和特委对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都拥有自己的领导权，而且他们对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和根据地扩大影响极大。然而，前委和特委的领导权不明确掣肘了革命的发展，甚至可能对某一根据地的生死存亡起决定性作用。随后成立的省行委和总前委在权责上更加不明确，中共中央文件规定省委具有军事指挥权，而江西省行委就相当于省委，当时双方意见冲突得不到解决，各执己见，在军事指挥上出现了究竟是谁受谁指挥的问题。在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双方僵持不下，政令难以统一，下级机关不知如何适应。总前委和省行委都要受制中共中央，但是，他们又有自己一定自主性。总前委试图指挥省行委，省行委又以中共中央指示为依据对抗总前委，尤其在中央和前委在路线上不一致时，他们的矛盾很难迅速解决。

在赣西南特区委成立的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党内的不同意见显得尤为重要。革命的道路充满了各种艰险，作为革命者基于自身立场对客观形势作出不同的判断，并由此作出不同的策略选择，出现不同意见是难免的，这本身不是对和错的问题。但是，面对不同意见，需要有一种权威性来统一思想和行动，否则革命就难以进行下去。在发展赣西南苏区的意见冲突中，以刘士奇为首的领导人支持前委，主张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42) 《赣西南工作综合报告》(1930年10月5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60-561页。 ；以江汉波为首的领导人支持中共中央，主张以城市为中心，走工人路线。“二七”会议之后，双方矛盾虽有所缓和，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正因如此，双方为了维护各自拥护的权威，打着前委和中共中央的旗帜互相斗争。后来赣西南特委和总前委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是在维护不同权威下进行的；省行委和总前委之间也是这样。但是，赣西南党组织领导人在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的问题上，有些做法确实欠妥，导致矛盾激化，引发了富田事变。这恰恰是在处理不同意见时，应该汲取的教训。党内不同意见可以存在，但处理不当却是大隐患，合理依据事实解决更为妥当。

中央苏区时期，由于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的实地距离相对较远，加之国民党对苏区范围的封锁，极易出现信息不通畅、政见不一致的情况，导致地方党组织内部就会出现两个权威中心，即中央权威和地方权威。这使地方党组织分化为两个不同的派别，并由此引发冲突。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赣西南特区委才由此成立，并得以维护中央的权威。可见，赣西南特区委对于消解地方党组织内部矛盾，对于维护党的团结具有重要作用。

Authority and Conflict :Behi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outhwest Jiangxi Special District Committee

Wang Sihong Zeng Yaorong

Abstract : In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Soviet area strategy, there were certain contradictions and divergences within the party organization in southwest Jiangxi, forming two major factions headed by Liu Shiqi and Jiang Hanbo respectively. The February 7 meeting tentatively has resolved the internal conflict, but did not fundamentally resolve the divergences. Subsequently, the commun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Li Li-san line" in Southwest Jiangxi province intensifie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special committee of Southwest Jiangxi and the former General Committee. What' more, the ambiguity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between the Jiangxi Provincial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the former General Committee has also resulted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maintenance of the central authority and local authority. The elimination of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Soviet area in Southwest Jiangxi finally intensified their long-standing conflicts, and triggered the Futian incident, resulting in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Hedong and Hexi provincial committee. It has reflected the 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routes and authorities in the party organization of southwest Jiangxi.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party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situation, the central bureau of the Soviet Union has abolished two parallel Provincial Executive Committees and set up the Southwest Jiangxi special district committee.

Key words :Southwest Jiangxi special district committee; divergences; authority; Soviet area strategy

DOI :10.16623/j.cnki.36-1341/c.2019.05.005

作者简介： 王斯鸿,男，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曾耀荣,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贛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历史学博士，教授。(江西赣州 34100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布尔什维克化：中央苏区党的思想建设研究”(16JJD77044)；赣南师范大学2018年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中央苏区肃反运动与苏区中央局的关系研究”(YCX18A028)

责任编辑：毛必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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