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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在湖北英山发现一块刻有“毕昇”字样的墓碑，于是论者就把这个“毕昇”当作活字印剧的发明者了。毕昇泥活字仅见于宋代沈括著《梦溪笔谈》。沈括为什么能够详记其事？沈括与毕昇有什么关系？是一些研究者长期关注的话题。《梦溪笔谈》卷十八关于泥活字记载的最后一句写道：“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1994年12月6日《新闻出版报》发表周宝荣《沈括到过毕昇故里》一文，认为《梦溪笔谈》有多种版本，各本文字多有不同，《稗海》本关于毕昇泥活字记载的末一句是：“昇死，其印为群从所得，至今宝藏。”和其它版本相比，没有“予”字。周文认为，《稗海》本是可信的。既然如此，《梦溪笔谈》所谓“群众”者当指毕昇之“群从”，而非沈括之“群从”。为什么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能够详载其事呢？周文认为：泥活字发明者毕昇是英山人，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七月，沈括奉诏前往英山所在的蕲州灾区安抚灾民，“特地走访了宝藏着活字印板的毕昇后人”，从而使他在《梦溪笔谈》中对毕昇泥活字“记述得相当详细”。
《稗海》本果真可信吗？沈括果真到过英山吗？英山毕昇果真是活字发明者吗？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梦溪笔谈》的版本源流。宋代《梦溪笔谈》至少有两个版本，一为乾道二年（1166年）扬州州学刻本，该本有汤修年跋：“此书公库旧有之，往往贸易，以充郡帑，不及学校。今兹及是，益见薄于己而厚于士，贤前人远矣。修年代匮泮宫，备校书之职，谨识其本末，且证辨讹舛，凡五十余字。疑者无他本，不敢以意骤易，姑存其旧，以俟好古博雅君子。”可见乾道二年扬州州学刻本之前尚有一个扬州公使库刻本。比较而言，扬州州学刻本“证辨讹舛”，堪称精审。元代《梦溪笔谈》以大德九年（1305年）茶陵陈仁子东山书院刻本为最著名，它的底本就是宋乾道二年扬州州学刻本。明代《梦溪笔谈》有弘治八年（1495年）徐宝刻本、万历三十年（1602年）沈儆炌刻本、崇祯三年（1630年）毛晋《津逮秘书》本、崇祯四年（1631年）马元调刻本和商浚《稗海》本等。徐宝、沈儆炌、毛晋、马元调诸本均出于宋乾道二年（1166年）扬州州学刻本，惟商氏《稗海》本出于弘治八年（1495年）徐宝刻本。由于商本属于“二传”，因而错误百出，后人多有非议。马元调《重刻〈梦溪笔谈〉序》云：“后乃得会稽商民《稗海》，此书（按：指《梦溪笔谈》）在焉，卷第良是，而独无自序与目……顾版刻袭误，舛错零落之病，至不可意会。”清张海鹏《学津讨原》本《梦溪笔谈》题识云：“商本文注混淆，其段落亦多舛错。”清钱保塘《校刻〈梦溪笔谈〉序》云：“《梦溪笔谈》明季有商氏、毛氏、马氏三本，二百年来，无重刻者，传本日稀。商本随时修补，漫漶舛误，亦日益甚，读者病焉。”可见商氏《稗海》本原是一个“不可意会”、“文注混淆”、“漫漶舛误”的本子，周文以脱去“予”字的商氏《稗海》本为据，洵为大误。考《梦溪笔谈》诸本（包括清刻本），脱“予”本仅此一例（《稗海》本的祖本徐宝本“予”作“与”），更见商本之非。周文又说：“《稗海》本刊于1696年，其时考据之风已兴，这个‘予’字的缺少，很可能是清人对毛晋汲古阁本的一种纠谬。”1696年即清康熙三十五年。如上所言，《稗海》本是明代刻本的一种，于明万历间由会稽商氏半野堂原刻，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刻本是振鹭堂据明万历半野堂本补刊者。湖北省图书馆藏有明万历商氏半野堂本。详查该本可知，早在明代已无“予”字，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振鹭堂刻本因袭了万历商氏半野堂本的错误，怎么能说缺“予”本是“清人对毛晋汲古阁本的一种纠谬”呢？
关于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七月沈括安抚灾区事，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六：“（熙宁八年）七月壬午，命制诰沈括为淮南、两浙灾伤州军体量安抚使。”可知确有其事。但是，直到八月尚未启程，据沈括《补笔谈·器用》：“熙宁八年，章子厚与予同领军器监，被旨讨论兵车制度……是秋八月，大阅，上御延和殿亲按。藏于武库，以备仪物而已。”可见该年八月，身为军器监长官的沈括还在京师陪同宋神宗检视兵车，尚未动身前往灾区。继而启程后，又半途而返，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九：“（熙宁八年）十月庚子，淮南两浙体量安抚使、起居舍人、知制诰沈括权发遣三司使，括行至钟离，召还。”可见沈括安抚灾区事有其始而无其终。北宋京师汴梁通往东南地区的主要干道是汴水，汴水是北宋著名的“漕运四道”之一。沈括出巡路线概莫能外。沈括行至钟离因故被“召还”，钟离在今安徽凤阳东北30里处，北宋属淮南西路管辖，地处淮南西路的东北部，而英山所在的蕲州地处淮南西路的西南部，两地相距300多公里。由此可知，沈括这次南巡，不可能到蕲州去，更不可能“特地走访了宝藏着活字印版的毕昇后人”。
既然缺“予”本不足凭信，则有“予”本准确无误。那就说明毕昇死后，他的泥活字确为沈括“群从”所得，毋庸置疑。据朱彧《萍州可谈》、王安石《临川文集》、毛晋《汲古阁书跋》等书可知，沈括的“群从”凡7人，他们是沈逵、沈述、沈遘、沈迥、沈辽、沈遫和沈逌。沈括撰写《梦溪笔谈》的时间是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由“至今宝藏”四字可知，这位宝藏毕昇泥活字的“群从”在元祐三年（1088年）尚健在。那么，这位“群从”到底是谁呢？七位“群从”之中，沈遘、沈辽比较著名。考《临川文集》等书可知，沈遘生于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卒于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这就是说，早在沈括撰写《梦溪笔谈》的20年前他已经死去。考《宋史》等书可知，沈辽生于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死于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这就是说，早在沈括撰写《梦溪笔谈》的3年前他也已经死去。《梦溪笔谈》在卷五、卷十七、卷十八和卷二十中先后4次谈及“群从”事：卷十七谈沈辽论书事，卷二十谈沈遘知杭事。卷十八云：“予一族子，旧服芎，医郑叔熊见之，云：‘芎不可久服，多令人暴死。’后族子果无疾而终。”这就是说，这位“服芎”的“群从”已于沈括撰写《梦溪笔谈》之前死去。那么，宝藏毕昇泥活字者不是沈遘、沈辽，也不是这位族子。卷五云：“皇祐中，杭州西湖侧发地，得一古钟，匾而短，其枚长几半寸，大略制度如凫氏所藏……其钟今尚在钱塘，予群众家藏之。”由此可知，这位“群从”是一位文物收藏家，沈括撰写《梦溪笔谈》时还活着。“至今宝藏”毕昇泥活字者很可能是这位“群从”。这位“群从”也是钱塘人，可惜真实姓名是上述几人之中的哪一位，已无从查考了。
那么，有没有沈括亲自结识毕昇的可能性呢？可以肯定没有。让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分析：（一）如果沈括亲自见过毕昇，《梦溪笔谈》中一定会用“予”字（即用第一人称）介绍毕昇制作泥活字的全过程。详查《梦溪笔谈》全书609条札记之中，至少有77条采用“予”字介绍亲见之事。卷十八第307条记载毕昇泥活字的流传时说：“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也用了“予”字，而本条前面谈及毕昇泥活字的制作过程时，却没有用“予”字。纵观《梦溪笔谈》全书，不用“予”字者，大抵是听来的。正如沈括在《梦溪笔谈》自序中所说：“予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思平日与客言者，时纪一事于笔……所录唯山间木荫，率意谈噱，不系人之利害者。下至闾巷之言，靡所不有。亦有得于传闻者，其间不能无缺谬。”（二）沈括本人也是文物收藏家，这在《梦溪笔谈》中多有证明，例如卷一第29条称“予尝购得后唐闵帝应顺元年案检一通”；卷三第59条称“予家有阎博陵画唐府十八学士”；卷三第70条称“予得其四纸（按：指五代杨溥手书”）；卷十七第281条称“王仲至阅吾家画，最爱王维画《黄梅出山图》”；卷十九第320条称“予尝得一古罍，环其腹皆有画”；卷十九第330条称“予家有三鉴，又见他家所藏，皆是一样”；卷十九第332条称“予于吴中得一铜匜”；卷二十一第360条称“予于谯亳得一古镜”；卷二十一第366条称“有一窖数十（金）饼者，予亦买得一饼”，等等。以上各条都用了“予”字，是沈括躬亲之事。如果毕昇结识沈括，死前当会把泥活字传给沈括。既然传给“群从”，说明沈括并不认识毕昇。（三）“至今宝藏”四字，说明毕昇已于庆历间（或稍后）去世，“今”指沈括撰写《梦溪笔谈》的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距毕昇去世已有40余年，故谓“至今”。毕昇去世时，沈括只有10多岁，一直跟随父亲沈周在汴京、江宁等地生活，是不可能认识毕昇的。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湖北英山毕昇墓碑呢？此碑是否宋碑目前尚有争论。假定确为宋碑，英山毕昇当非泥活字的发明者，而是泥活字发明者的同名者。理由是：（一）从文化氛围看，英山缺乏发明活字印刷的人文环境。活字印刷是一种高效率的图书制作方式，它是在图书需求量大、甚至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逼”出来的。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各个地区之间有较强的独立性。发明活字印刷的地区首先应该是那些文化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著书立说者多、藏书家多、图书市场繁荣，图书需求量比其它地区要大得多。而那些文化不发达、甚或落后的地区，对图书的需求量极小，根本不需要高效率的图书制作方式，因而也就不可能发明活字印刷。北宋英山尚未置县，地处湖北、安徽交界处。这里位置比较偏僻，交通比较闭塞。英山一带的罗田县虽然有书市活动，但其规模根本无法与汴梁、杭州、建安等地相比。就藏书家而言，可考宋代藏书家有300余人，他们大多分布在河南、浙江、福建、四川、江苏、江西等地，可考宋代湖北藏书家仅有数人。英山处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中，发明活字印刷是比较困难的。（二）从技术基础看，活字印刷虽然有很强的技术性，但是除了排版等工序外，其基本工艺流程同雕版印刷有许多共同之处，它是在雕版印刷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发明活字印刷的地区，只能是雕版印剧发达的地区。汴梁、四川、杭州、福建是宋代四大刻书中心。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宋代英山尚无雕版印刷的记载。另外，刻书工人是刻印图书的骨干力量，让我们对宋代刻工的分布情况作一个简单的分析。笔者据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1]进行统计，共得宋代可考刻工3440人，尽管其中流动刻工在多处刻书，多有重复，但还是可以从中得出宋代刻工分布的大致情况：湖北刻工人数与浙江、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相比相差甚远；在湖北省内，刻工主要分布在武昌、江陵二地，英山所在的蕲州一带不见记载。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地区刻工的多寡标志了技术力量的强弱。既然如此，英山毕昇怎么能在雕版印刷的基础上更上层楼，发明高科技的活字印刷呢？（三）姓名重复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历史现象。彭作桢《古今同姓名大辞典》[2]收录古今同姓名者56700人，其中固然不少跨代重名者，但是同一时代重名者也不在少数。由此看来，英山毕昇与泥活字发明家毕昇重名是完全可能的。
注释：
[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