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和金融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中国论文,作用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以中国金融部门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实证分析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的重点是支援产业和行业，作者还进一步研究了目前在金融体制改革中发生变化的中国长期金融体制的发展方向。
一、研究背景
1979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后，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中国经济从以前的以财政为主转换为以金融为主。比如，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国家投资的比重迅速减少，预算外投资的比重迅速扩大，特别是，通过民间储蓄的增加，银行贷款的比重从1981年的12.7%提高到1994年的22.6%，取得了近10个百分点的显著增加。可以说，中国在1979年以后的投资资金来源结构中“由国家投资主导型转为银行贷款主导型”。这样，随着金融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的增大，中国经济学界对金融方面的研究也活跃起来。
另外，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86年以后，中国也开始重视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等对产业的理论性研究。1986年以前的30多年中，中国虽然在国民经济计划中提出过优先发展一些产业，如优先发展重工业，以钢为纲等。但，并没有使用过“产业政策”的概念，也没提出过系统的、具体的产业政策。由于经济理论界认为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中出现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科学的、具体的产业政策，以及受日本战后经济成功经验的影响，1986年中国计划部门在第七个五年计划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产业政策”的概念，并对产业发展提出了比较系统、具体的规划和有关政策。从此以后，中国开始重视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等产业结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随着人们对“金融”和“产业结构”关注程度的提高，本文试图把金融和产业结构相互联系进行分析，着重分析金融在中国产业结构变化中所起的作用。基于这样的意图，本文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的重点支援产业和行业。这是因为产业结构是以一定的固定资产为基础的。固定资产结构的形成是投资累积的结果，所以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是由投资方向来决定。因此，为了分析金融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本文论述了金融在整个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的供应方面所占的比重和其效果。并且，为了得到中国长期金融体制变化方向的启示，本文分析了政府对金融部门的介入比较成功的韩国和日本的长期金融体制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
二、主要结果
1.金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大体上是通过增长通货的供应功能、金融中介功能以及评审功能等来实现，而阐明有关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因果关系的经济理论尚未得到结论。但是，大体上我们可以根据需求追踪型和供应先导型概念对此进行分析，而在实物经济中这些被认为是相互作用的。这两种理论的相互作用因各国经济发展阶段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越是处于初期阶段，供应先导型金融的影响也越大，而且随着经济的增长，供应先导型金融的作用逐渐减少，需求追踪型金融的作用逐渐扩大。
各个国家为了比别国更快地实现本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实行产业政策，此时为了有效地实行产业政策，在金融方面，各种政策性金融或长期金融起重要作用。特别是，长期金融所提供的资金大部分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而流动资金也用于与固定资产投资有关的领域，对该国的资本积累产生直接影响。而且长期金融以它们专门的长期贷款评审功能，可先导商业性金融的贷款方向。这一点，更突出了它的重要性。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越是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越需要重视“供应先导型长期金融”的作用。
2.影响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的产业政策，可分为改革前和改革后的两个时期。改革前的产业政策不过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所下达政策指示的集合，而且在这个时期，中国不考虑产业均衡，极端地推进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反，改革后的产业政策为了消除过去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政策所导致的产业结构上的不均衡，在改革初期重视轻工业的发展，以后则逐渐重视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均衡发展。特别是，到了90年代，重视农业、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部门以及机械电子、汽车等支柱产业的发展。谈到两个时期中所产生的产业政策的效果，可以得出改革后的产业政策更有效，而从它们是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实行的这一点看来，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业政策相对来说是更有效的。
3.直接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固定资产投资在1985～1994年期间比国民生产总值有了更快的提高。在各产业的投资结构上比第一产业更集中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部门，特别是在1993年和1994年，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超过了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这种投资结构的反映，显示了产业结构中第三、第二产业的比重增大。
分析在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上的资金来源结构，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预算内投资（国家投资）的比重减少的同时，银行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等预算外投资的比重都有了增加。其中，特别是随着民间部门的储蓄扩大，银行贷款的比重也急速上升。而且固定资产贷款额在国家银行的各贷款总额中所占比重也有了大幅度上升。这意味着固定资产结构从以往的国家投资主导型向银行贷款等非国家投资主导型，从计划主导型投资结构向市场主导型投资结构的转移。
预算外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是近几年投资规模膨胀的重要原因。今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银行贷款和自筹投资必是投资的主角。因此，采取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引导好银行贷款投资和自筹投资，已经成为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的重要环节。
论及各资金来源的投资方向，以国家投资为例，它的支援部门主要是公共性强的交通运输、教育文化、原材料、基础设施等公共部门和能源工业部门，而投资资金的使用方向则表现为比其他资金来源更为集中。这反映了中国的倾斜式产业政策。
银行贷款则是最不同于国家投资，对比其他资金来源，收益性较高的纺织业、机械工业、汽车工业等工业部门的投资比重较大。这表明各银行在改革开放以后，引进企业经营方式，逐渐重视了收益性。但是另一方面，在1989～1992年期间，对收益率较低的电力蒸气部门的投资比重一直占首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银行贷款不仅发挥了重视收益性或成长性的商业金融的作用，而且也发挥了重视公共性的政策性金融的作用。
利用外资是显现出与银行贷款最类似的投资形式的资金来源，它的投资方向则显示出了集中于制造业的倾向，而自筹投资显示出了与国家投资较相近的投资形式。特别是利用外资的投资方向不仅与银行贷款相似，而且与国家投资也有所相似。这主要表现在1992年中利用外资的最大投资领域与国家投资一样是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外国资本向中国境内的流入，在某种程度上，是按照国家产业政策，随着政府所引导的方向实现的。
4.各国的金融制度按经济发展阶段和金融市场条件都有所不同。所以，对于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阶段的中国来说，在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实现完全市场化的西欧体制虽然很重要，但是参考韩国或日本的经有意识、政策性的培养和规定而形成的金融制度也是必要的。特别是中国的长期金融体制，由于国家开发银行的设立，形成了由政策性长期设备金融机构和商业性长期设备金融机构的二元化体制。但是二者都属国有银行，所以通过它们的长期金融活动会对中国的经济和产业结构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借鉴不仅重视企业性而且重视公共性的韩国或日本的长期设备金融机构的发展经验是必要的。
5.韩国的金融体制可定义为是一种有效地支援经济开发的成长金融体制，特别是韩国的长期金融体制在消除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投资财源的不足，调整产业结构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是因为，做为以企业为中心的生产者金融的形态，韩国的长期金融不仅支援企业的流动资金，而且也负责支援固定资产投资资金。即韩国的长期金融起到了在欧美地区由资本市场所承担的作用。
日本的长期设备金融制度，作为长期金融专门机构体制，形成了政府性长期金融机关和民间长期信用银行二元化体制。战后，日本设立了隶属政府金融机构的日本开发银行，又为了不断地供应长期设备资金和确立长期金融制度，制定了长期信用银行法，并设立了三家民间长期信用银行，建立了“长期金融体制”。此后，在日本经济高度增长期的50和60年代期间，设备资金的供应是由日本开发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等长期金融机构主导。当时，日本为了使高度增长期的设备金融体系更有效率，采取了城市银行认购由长期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券的方式，城市银行和长期信用银行间协调融资体系和防止长短期金融商品间竞争等各种制度上的措施。以这种制度性支持为背景，日本的长期金融机构在钢铁、汽车等重点产业的合理化以及结构调整过程中担当了长期设备金融机构的角色。
两个国家的长期金融的特性随着时代和金融、产业环境的变化而逐渐减少，但是在经济发展初期，长期金融体制对产业政策的有效执行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此，本论文认对在高度增长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以长期金融制度为中心的“增长金融体制”有助于它们的工业化过程。
6.在中国，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产生了金融部门中金融资产的增加、金融相关比例的上升和金融资产的多样化等金融发展。但是专业银行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和商业性金融业务的同时办理，不但降低了资金的效率性，也影响了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换，同时，对国家产业政策的执行也是非效率性的。从此，本论文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即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分离对中国的产业发展和金融发展是有利的。在新的金融体制再造过程中，随着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分离，除了中央银行的功能强化以外，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建立是中国新金融体制的最主要的特征。
7.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体系有紧密的联系。改革前，中国的银行体制是中国人民银行主导的单一的金融体系，只发挥对企业提供暂时的、短期的流动资金，执行财政的出纳机能。因此，改革前中国的金融体系没能对产业结构调整起任何调整作用。相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金融体制改革，银行开始提供固定资产贷款，所以对产业结构调整起了一定作用。按时期而论，改革初期，金融的作用并不大，而在80年代中期，建设银行并入金融系统以后，金融的作用不断加大，到1994年由于国家开发银行的设立，中国将会比以往更系统地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在产业结构中的调整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此可见，中国要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就需要有更有效的金融体制。
通过韩国和日本金融机构的供给先导机能和政府的金融介入较成功的经验，我们已得出了启示，即长期设备金融机构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对处于体制转换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急需确立可以有效支援产业结构调整的产业支援金融体制。为此，中国应积极实行长期设备金融机构的培育、银行评审机能的强化、政府和银行之间职能分担以及长期设备金融机构投资银行业务的扩大等。
编者按：本文作者朴起舜，1958年生于韩国汉城，获汉城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2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来我国工作，现为韩国产业银行上海分行业务经理。
朴起舜曾在我院经济系进修博士研究生课程，在导师戴园晨、李茂生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他以外籍进修人员的身份向我院申请博士学位，经过认真的学位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于1996年7月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得我院博士学位的外国人，本文是他的博士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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