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中国文献学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文献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人类有了文献，就有了关于文献的各种活动，在文献和文献工作的发展基础上，逐渐积累了经验及其知识，形成人类社会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门类，这就是文献学。［1］文献学（Documentation）可以说是以文献为直接研究对象，在文献工作实践的基础上经历代学者们归纳、总结、升华而形成的一门独立的学科。［2］纵观20 世纪中国文献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文献整理的具体方法、经验的总结到有关理论的抽象、概括，从古典文献学、专科文献学、现代文献学、文献学理论体系构建和文献学的专门研究到文献学宏观综合地考察的过程，文献学逐渐独立并迅速发展，涌现出许多有关文献学的研究成果。本文依据我国近一个世纪的文献学知识积累和形成发展的历史，认为20世纪中国文献学的发展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古典文献学的总结
我国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学实际上是指以考证典籍源流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在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3］任何学科都是在不断地分化和综合中积累发展，20 世纪初，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中西方文化融合，文献环境的变化促使一批学者广义地提出“文献学”这一概念。“文献学”一词始见于1920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全相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三年后，梁氏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清初史学之建设”一章中又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认为主要从史学的角度来考察文献学，构建其内容体系。［4］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郑鹤声、 郑鹤春兄弟的《中国文献学概要》，是第一部以“文献学”命名的专著，“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刷诸端，谓之献”。姚名达先生在1934年的《目录学》和1936年的《中国目录学史》两本专著中，将分类、校雠、目录等诸编内容一起归入“目录学”加以研究，并概述了20世纪30年代西方图书分类编目理论与方法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目录学的发展。1936年陈登原先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从政治、兵燹、藏弃、人事四方面考察我国古代文献的兴衰聚散，是对古典文献史的研究。［5］他们都继承了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特别是校雠学的理论和方法，并拓宽其内容，形成了古典文献学。
古典文献学的专著主要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著名的古典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1911－1992）和他的著作《中国文献学》。张先生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是现代史上著名文献学家，《中国文献学》1982年由中州书画社出版，该书较集中地汇聚了对文献学理论的有关论述，认为传统文献学是研究古代文献典籍的分类、目录、版本、校勘、注释、编辑、印刷、整理等工作。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是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了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等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他还提出，文献学的落脚点和最大目的在于创立新的体例，运用新的观点，编述为有系统、有剪裁的总结性的较全面、完整的中华通史。对文献学的划定可理解为历史文献学的范畴，是古代校雠学的延伸与发展，其文献学观点博大精深，《中国文献学》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奠基之作。［6］
与此同时，吴枫先生出版了《中国古典文献学》（1982年齐鲁书社出版），王欣夫先生的《文献学讲义》（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罗孟祯的《古典文献学》（1989年重庆出版社）也相继出版。90年代以来，有洪湛侯的《中国文献学新编》（1994年杭州大学出版社），王燕玉的《中国文献学综说》（1997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程千帆、徐有富合著的《校雠广义》（1998年齐鲁书社出版）。这些学者们的研究成就是对古典文献学的探索和总结，古典文献学仍以古典文献的研究和整理为主要内容，继续围绕版本、目录、校勘、注释等文献整理、鉴别或翻译的基本知识，文献的源流、积聚、散佚及典籍体式、介绍诸内容进行综合性研究或专题性研究。［7］
2 专科文献学的建设
文献学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随着人们对文献、文献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文献实践工作的开展和深入，人们运用文献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某一学科的专门文献，主张为该学科研究提供资料基础，相应对各类专科文献以至从多角度对文献科学的探讨也日趋活跃，有力地促进了专科文献科学的建设和发展。［8］特别是20世纪80 年代以来，专科文献学及其专题的研究是文献学理论研究纵深化发展的重要表现，且在多个领域有专科文献学著作出版。
专科文献学的发展，同其它学科一样，主要取决于社会的需求，即社会对各专科文献知识增长之需要，各学科文献的日益完善及学科研究的需要是专科文献学存在的基础。1986年钱建国曾在《贵图学刊》发表《概论专科文献学》，认为专科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应包括学科的基础知识、学科文献知识和文献检索知识等方面，而所谓专科文献学，就是“以专科文献为研究对象，着重于探讨其在内在矛盾（即规律、组成结构、分布情况、检索方法）以及专科文献的工作理论和一般规律的科学”。这是系统研究专科文献理论问题的很有意义的初步尝试。［9 ］在历史文献学方面，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白寿彝先生较早发起有关基本问题的讨论。随后，在80年代末，我国先后有三部同名的《中国历史文献学》著作问世，分别是王余光著的《中国历史文献学》（1988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张家潘、黄宝权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198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杨燕起、高国抗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1989年书目文献出版社）。他们认为，中国历史文献学是刚刚兴起，是中国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其主要作用是为人文学科，尤其是为历史学研究提供研究资料。在历史文献学内部，一些小的分支学科独立出来，极大地丰富和加深了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如黄存勋、刘文杰等人的《档案文献学》；在文学文献学方面，1982年谢灼华教授首先撰文讨论了文学文献学的含义、研究内容、范围和作用。［10］张君炎著的《中国文学文献学》（1986年江西人民出版社），比较系统地讨论文学文献学的内容、范围和任务；在专题研究方面，有王余光的《中国文献史·第一卷》（1993年），该书首开以多卷本形式全面总结我国古典文献演变历史的先河。另外，王余光的《中国文献学史要略》（1993年文本人民出版社），孙钦善的《中国古文献学史·全二册》（1994年），张家潘、阎崇东主编的《中国古代文献学家研究》（199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洪湛侯的《中国文献学要籍解题》（1997年杭州大学出版社）等著作都较深入地探讨了文献学史、文献学家和著作等专门问题；我国已出版的其他专科文献学著作还有王秀成的《科技文献学》、郭星寿《社会科学文献学》、谢灼华主编的《人文科学文献学》、胡昌平、邱均平的《科技文献学》、陈光祚的《科技文献检索》等。［11］这些著作都丰富了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促进了文献学的理论建设，专科文献学的研究呈上升趋势，且随着学科发展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的趋势，专科文献学研究的前景非常广阔。
3 现代文献学的发展
文献是图书馆和情报系统的主要处理对象，文献交流是图书馆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共同实践基础。因此，图书馆学界和情报学界都积极地运用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相关理论、方法研究文献和文献工作。1964年，袁翰青在专业期刊《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编辑出版）的“文献学”专栏上发表了《现代文献工作基本概念》等几篇论文，分别论述了文献的级别、文献及文献工作概念的来源和定义、文献工作与图书馆工作的关系等问题，其基本论点和论据成为后来学者们讨论“文献学”时经常引用的经典资料，现代文献学的研究在此初见端倪。［12］
如果说袁翰青先生在60年代对文献和文献工作的论述转变了人们对文献的传统认识的话，周文骏教授80年代初关于文献交流学说的提出则引起了现代文献学思想的讨论；单柳溪于1981年发表论文提出“文献学是研究文献之学”，对文献学进行实体研究；［13］谢元泰先生于1983年发表论文提出：“在文献和文献工作实践的基础上，产生了文献学。文献学是研究书刊文献运动、变化、发表规律并运用规律指导文献工作的一门科学”。［14］他以文献和文献工作为文献学研究对象，构建了图书馆文献学和文献科学体系；在80年代中期，韩有悌［15］、桑榆［16］、王余光［17］、陈国锋［18］、林申清［19］、金恩辉［20］等学者也先后对文献学作了有益的探索。至80年代末期，有关文献学研究的论文更是常见于专业刊物之中，不少刊物开辟了文献学专栏。如自1979年至1989年，我国各类专业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献计量学文献的研究论文有547篇，［21］其研究范围较广，水平也达到了一定高度。罗式胜、邱均平、王崇德等学者的文献计量学专著先后出版，更是标志着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2］
大量移植信息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国外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等领域研究成果的引入和借鉴，在广阔的学科背景中多角度地研究现代文献学，大大地开拓了文献学的研究领域，给现代文献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标志着现代文献学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90年倪波教授主编的《文献学概论》（1990年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书，该书“通过对文献和文献工作的讨论，力求勾勒出一个不局限于目录、版本和校雠为核心内容的新的文献学科学体系”。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意义的文献学全面、系统的论著；1992年，黄宗忠教授的《文献信息学》（科技文献出版社）和朱建亮教授的《文献信息学引论》（书目文献出版社）两部著作出版，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文献信息学的基本理论和文献信息工作等方面的内容；周文骏教授1983年发表的《概论图书馆学》一文中，首先提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情报交流。［23］并在1986年著作《文献交流引论》（书目文献出版社）中，指出文献交流学是一门研究文献交流全过程的科学，作为交流过程主体的文献，文献交流的产生、发展、功能、内容、渠道、方法、效果及组织交流的相关机构，都属于其研究内容。随后，宓浩认为应把文献交流理解为知识交流。［24］倪波更明确指出：文献信息交流是个大系统，包括图书馆、情报部门、档案馆、出版发行部门等。［25］关于文献信息学和文献交流学的关系，周文骏、杨晓骏发表《文献学新论》一文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26］1997年周庆山的著作《文献传播学》（书目文献出版社），对文献传播进行人文研究；卿家康的《文献社会学》（1994年武汉大学出版社），讨论文献与社会的关系；另外，蒋永福在《文献之社会物理学思考》一文中主张建立“文献物理学”；［27］叶鹰发表的《哲学文献与文献哲学论纲》一文，提出“文献哲学”的概念；［28］柯平编著的《文献目录学》（1998年河南大学出版社）与《文献经济学》（2001年中国书籍出版社）中，前文认为“文献目录学是为解决提示与报道文献信息与读者对文献信息需求的矛盾，研究书目情报产生、发展及其运动规律的一门学科”。［29］后文认为“文献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文献与文献工作的经济现象及其运动变化特征的一门学科。可以形成以下分支学科：文献生产经济学、文献传播经济学、文献组织管理经济学和文献开发利用经济学。”［30］
4 文献学科体系的构建
文献学科体系代表着学派对文献和文献工作的认识，一门学科体系结构的是否健全，是衡量一学科的发展与建设是否趋于成熟的标志。文献、文献工作及文献学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的讨论与探索，引起人们对文献学科体系进行研究和构建。［31］但现代文献学体系如何构建？柯平先生认为“就抛弃历史与学派及其方法的局限，遵照科学研究的继承性与开创性的规律，并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构建大一统的文献学体系。［32］
1988年叶鹰曾构想文献学体系应分为专型文献学和专科文献学两大主要支系。［33］谢元泰认为文献科学由研究文献变化规律的理论文献学和研究如何运用规律指导文献活动的应用文献学组成。［34］蒋永福则提出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包括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专门研究。［35］1991年赵国璋、潘树广主编的《文献学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他们认为文献学是研究文献生产、发展、整理和利用的科学，可分为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这些意见是我国文献学界在文献学科体系建设问题上的初步探讨，他们对文献学宏观体系结构进行了探讨，将学科体系分为宏观与微观两部分，或者是理论、应用、专门、专科等几部分。柯平先生在分析了文献学体系的来源和不同学派的文献学研究方法之后，运用系统论方法研究文献滨体系结构，将它归结为文献学通论（文献学基础理论、文献信息、文献信息系统、文献控制论、文献社会学、文献传播学、文献经济学、文献学史、比较文献学）、文献方法学（文献编纂学、出版发行学、校勘学、版本学、辨伪学、辑佚学、文献目录学、文献计量学、文献保护学）、文献类型学（图书学、期刊学、档案学、专科学、工具书学、地方文献学、人文科学文献学、社会科学文献学、科学技术文献学）、专科文献学组成的体系。并探讨文献学的分支学科。［36］周文骏、杨晓骏所构建的文献学体系与柯平相似，不同之处是将文献信息学和文献交流学作为文献学的基础理论学科。［37］另外，于鸣镝发表论文《试论大文献学》提出“大文献学”概念，主要是区别于传统的“文献学”概念，试图寻求一个适合于图书馆学、文献信息、信息管理、书刊出版发行等学科的上位概念，给出文献学科的结构体系。［38］作者在参考了潘树广先生的《大文献学散论》后，受到启发，又发表《再论大文献学》一文，认为“大文献学”兼容古今文献学、兼有纵横两方面、加一“大”字是为了最终删去“大”字，把“大文献学”的结构从时间上划分为古典文献学、近代文献学、现代文献学，从地域上划分为中国文献学、外国文献学，从内容上划分为普通文献学、专科文献学（又分为文献类型学、文献信息学、文献传播学、文献分类学、文献编目学、文献计量学、文献流通学、科技文献学、社科文献学等），从过程上划分为文献生产学、文献流通学、文献整序学与文献利用学。［39］
5 文献学的专门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文献研究呈现两大明显的发展特点。一是人们开始注意引用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成果，多角度探讨文献学基础理论；二是把文献学某些基本问题研究引向深入，注意探索文献分布、发展、传播和利用之规律。［40］力求在专题理论研究上取得进展。许多围绕文献、文献工作、文献学的定义、性质、发展规律、价值、研究对象及其内容和其它相应概念的关系进行对比研究的论文发表，形成了文献学专门研究的高潮。特别是文献学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自己的基础理论，而且促进了文献类型学、文献保护学、文献评价学等专门领域的研究。90年代的文献学的专门研究是在80年代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加注意引进国外文献学的研究成果，把文献工作和情报工作、文献学和情报学结合在一起，从多元化的角度来探索，更加注重应用文献学的理论研究，如文献计量学、文献社会学、文献传播学、文献信息学、文献经济学等应用学科应运而生。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更加关注文献形态的变化和发展趋势，特别是文献的电子化、信息化与网络文献的研究，成了人们探讨的热点问题。20世纪中国文献学的专门研究成果必将为21世纪文献学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41］
6 未来文献学的发展前景
20世纪是中国文献学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已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文献量的飞速增长与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文献类型的变革，促使文献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文献学研究逐步深入和视野更加开阔，我们要尽可能地移植相关学科一切可借鉴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充分应用信息技术革命提供的信息、网络技术条件，加强文献学同其它相关专题的研究，适应时代要求。同时要加强文献学独立的本体研究，古典文献学不能抛弃，古典文献学应该是现代文献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应注入新的技术和方法，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来开发利用古籍，使之创造性地转化，形成古籍文献加工自动化、信息资料电子化、存取网络化，重新满足社会新的需要。21世纪的中国文献学学科建设必将走向整体化、科学化、系统化、专业化，在文献学应用研究（从宏观、中观、微观等方面）的基础上形成新的“人文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