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欧洲多元文化与蒙古族游牧文化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族论文,欧洲论文,文化与论文,视野论文,跨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215（2010）05－0001－07
一、关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理性思考框架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现时代，社会发展现状使我们意识到：全球化进程绝不仅是一个经济的全球化，它也是生态危机和环保的全球化，反恐的全球化，也是文化的、人权的、普适意识形态的、现存最佳体制的逐渐全球化，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被紧紧联结在一起。在如此发展态势中，只站在一个民族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是无法摆脱片面性和局限性的。必须承认，接受和坚守人类的普适价值，必须汲取人类共同需要的源自异文化的精神财富，才有可能发展。由此，我们接触到“世界文化”这一概念，它指的是人类在一些基本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层面，构建一种日益有利的共同性和认同感。“世界文化”绝非是一元的文化专制统治，而是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互动所形成的一种关切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后现代主义学者杜威·佛克马曾指出：“在所有文化成规系统中，我们至少可以假设一种一切文化都共有的成规。也许这一可为所有文化都接受的成规便是，自己文化的基本宗旨是可以得到讨论、解释、辩护、重新思考甚至批评和补充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断言，人类在走向一种“新世界主义”。那么，在如此发展态势中，只站在一个民族的立场上强调其民族性、本土性如何神圣且优越，往往是可笑而无济于事的。在今天文化的交流和传播空前频密的时代，旧的身份逻辑渐告终结，任何静止绝对的文化身份认同都将无法以现代参照系反观自身。如果仍固执于将“世界性文化”等同于本土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的敌人，那将会滋养极端的文化民族主义心态，而狭隘的文化保护主义不利于重新定位本土的文化身份。随着人类现代理性的成熟，由历史积淀而来的所有种族的偏见、隔膜都将被克服，各民族文化中的合理内核都会被吸纳、认同，以铸造人类共同的文明大厦。
那么，随着“世界性文化”的日益凸显，在人文科学领域，一种“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论也渐驱成熟，并逐渐显示出其独特现代意味。这一研究方法是指对不同国家、地域、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他们之间的异同及其形成的原因，进而寻求人类文化的普遍规律的一种学科，该学科自出世始，就以其广阔视野、多维综合、交叉验证、主客位相结合等优势方法，帮助本国、本地区、本民族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强化对异质文化的相互理解、沟通，进而促进各民族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交往与发展。
蒙古族作为东方典型的游牧民族，其固有的主导性自在文化模式往往具有趋稳态结构，因而批判性和怀疑性文化因素的萌生相对较弱，由于缺乏自觉理性文化元素的长期积淀与浸透，进入近代以来，当欧洲理性工业文明强大起来之时，蒙古族外在批判性文化重建途径的选择，便重重地投向了汉农耕文化中大量保守因素及喇嘛教文化的蒙昧主义，这是民族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它使民族近现代精神失去维度，文化沦丧、英雄远去、人格损毁、家园残破。这一历史很值得我们在跨文化远距离比较中置疑和反思。
二、从英雄史诗看内陆游牧型蒙古族文化与海洋型希腊文化
在世界文化的大范围内，蒙古族与希腊民族在时空及文化形态上似乎缺少可比较性，但我们又发现这两个民族都拥有悠久的史诗文化传统。希腊民族虽被称为海洋民族，却也具有浓厚的游牧文化基因，仅就其崇拜的牧神、酒神等古老神祇，既可见出其牧歌式的一面。其次，人类的种族、语言与文化虽是多时空、多元形态，但其思维、情感、心理与审美等却体现着人性的共通性，这就使不同民族、国别的文化表现出超越时空的审美价值相似性，因此，在学理上，它们也就可成为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客体。
虽然蒙古族史诗与希腊史诗产生的时间并不一致，但大体上都基于人类自泛神论及图腾崇拜的古老信仰时代向英雄崇拜时代过渡转型的时期。该时期无论内陆游牧民族还是海洋民族，皆依赖勇敢强悍的尚武精神来保全自己所在集体，因而勇猛善战被视为高尚美德，由此赞美和歌颂英雄主义和战斗精神成为各游牧和海洋民族英雄史诗共同的主题。
在欧洲历史中，就有许多类似希腊这样的民族，其文化始终保持有游牧的古老基因，此基因体现为一种存在于人类自然感性生命中崇尚自由、勇武、力量，欲征服世界，建立伟业的精神。这些民族，在亚欧大陆迁徙、航海、征战，创造出具有共性的历史及他们的英雄，并由此而诞生出各自伟大的史诗。如，巴比伦史诗《季尔迦美什》，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法兰西史诗《罗兰之歌》，盎格鲁·撒克逊史诗《贝奥武甫》，西班牙史诗《熙德之歌》，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古俄罗斯史诗《伊戈尔远征记》等。而在东方草原，阿尔泰语系的游牧民族，克尔克孜族创造了史诗《玛纳斯》，蒙古族有史诗《江格尔》。
蒙古族学者孟驰北先生在研究游牧文明的著作中，就曾阐述道：海上最早出现的船只是游牧民族苏美尔人和含米特人的，其中最有名的是腓尼基人。雅利安人原来骑在马上，到地中海之后很快转变为航海民族。古罗马及北欧游牧民族也很快转化为航海民族，到14世纪、15世纪航海的民族已选用罗盘和按星位航行的帆船出现在外洋上，在这方面作为先锋的则是游牧民族后裔的葡萄牙人。如果说游牧民族在马上发展了形象思维。那么，当他们的一部分转化为航海民族以后，一切与航行有关的自然因素都得动用理性思维。而希腊得天独厚之处，就在于驾驭了马和船，这使希腊人两种思维都得到了开拓。[1]而地中海的地理环境在后天又为他们铸就了海洋与城邦文化的属性，频繁的海上战争与贸易开拓了希腊人的视野和胸襟，使他们不仅更多地摆脱了狭隘的地域性偏见和传统习俗，且对异邦文化充满好奇心与求知欲，因而希腊人创立了原创型的西方文明，即它一开始，就努力挣脱着人类的自在状态，以一种理性的态度来审视宇宙、自然和生命，长于思辨是希腊人最鲜明的民族特性，其中孕育着西方最初的理性与人文精神。由此可见，蒙古族文化与古希腊文化在文明演进程度上具有明显差距。
从英雄史诗即可看到二者于环境及文化形态以至观念上的不同。首先，一部英雄史诗定型的快慢，和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进程就密切相关，有学者早在有关二者史诗的比较中就指出了这一点。该学者认为，希腊史诗的定型比较早，如今所看到的最早的荷马史诗抄本，大约形成于公元前10世纪左右，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史诗内容趋于完整，在雅典执政官庇士特拉妥的主持修订下，公元前2世纪、3世纪间，经亚历山大城诸学者最后一次编定之后，史诗便有了定型本，基本形成一相对稳定体系。而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经历的流变时间远较希腊史诗漫长，且具有庞杂口头体式和手抄本。直到印刷本出现后，史诗的面目和内容才逐渐相对稳定下来。[2]其漫长的演变与甚晚的定型主要是与蒙古族游牧生活的分散状态，文人理性文化不发达以及自在文化模式下的社会生活、宗教传统的特殊性相关。《江格尔》是产生和流传在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一带的蒙古族卫拉特部中的英雄史诗，史诗的创作者和传播者长期生活在内陆深处与世隔绝或半隔绝的文化状态里，在这种文化区域中，很难形成航海民族，如希腊民族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感性与理性如此完美相融合的文化形态，而构成较封闭、固守民族传统的文化体系。这种自在文化与生活形态致使蒙古族较难扬弃固有传统，理性批判和否定精神也没有希腊那么强烈。
其次，每个民族由其生存环境所决定都有其独特的对美的感受和表达方式。这点从英雄史诗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中，也可看出两个民族迥异的文化心理和审美理念。
仍是上述学者，在分析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中对自然的描写时道：蒙古族重视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大自然在蒙古族的心中充满亲情，是人格和心灵的象征，蒙古族对自然怀有崇敬之情，热爱自然生命的审美意识非常强烈，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更加造就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2]该观点固然正确，但也忽略了一个侧面，即蒙古族生存的内陆草原，其环境较希腊人的地中海气候要更为险恶、单一、贫乏，自然环境的恶劣致使其生灵总是充满生存的紧迫感与搏斗，这也使蒙古族的精神世界，总是弥散对乌托邦世界的狂迷，他们轻视死亡、淡漠此生，并以极大热情去开拓疆土、牧放四野，不断从短暂生命的艰辛中引出永远生机勃勃的假设。因此，他们对幸福与美的描述就不过多倾注在“现有的”，而是期盼憧憬于“应有的”时空。如《江格尔》关于阿鲁宝木巴的描绘，那里人永远不死、青春永驻，那里四季如春、万物永生。可见，生存的需求往往直接决定一个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它也因此为蒙古族史诗文化烙上了民间喜剧大众色彩，而少有希腊史诗直面酷烈现实与宿命的贵族气质与悲剧精神。
希腊史诗较蒙古族史诗更多强调痛感元素，而痛感正是崇高这一美学范畴不可或缺的部分。崇高要求在形式上见出实践斗争的残酷痕迹，要求接触到强大内在冲突。这不仅体现在冷峻自然威力如何与人对立、隔膜的一面，而且，痛感还体现在希腊史诗中深刻的宿命观。其英雄多有因命运之重负而深感选择之困惑的一面，它体现出个体生命的追求与“命运”的惩罚之间的矛盾构成的悲剧意识。因而，宿命在希腊史诗中表现为一种巨大、晦暗、绝对、无限的力量，但史诗宣扬其不可抗拒的同时，还是在漆黑背景前置入了不甘示弱的人类活动，如此尽显宿命性悲怆意味，希腊人是最早在哲学层面深刻且忧郁地省悟到宇宙的无限性和人之有限性的民族。
蒙古族也讲宿命，且在宗教意识中走向“天命论”。也有审美上的崇高感的体悟，也有感受痛苦与悲情的敏锐直觉，但较希腊人的哲学体系，缺少深刻洞悉命运的哲思能力，缺乏理性层面的二律背反式推理和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思维以及悲剧式看世界的勇气和方式。现代哲学家尼采就认为，强者对人生的悲剧性质更有自觉性。正是希腊人生命本能的健全、丰盈、对生命的热爱，使他们比其他民族更深切地体会到人生的悲剧性质，有更深邃的痛苦。正因如此，希腊人对丑的渴望、对毁灭性的危险、对痛苦的着迷，远远超过对轻松的、感官性东西的喜爱。“希腊人恰恰在富于活力的青春期具有倾向悲剧的意志”。[2]
中国美学家宗白华在融贯东西文化学识基础上就敢于揭示以和谐的“节奏”为核心的华夏审美精神的得失，他认为：“自希腊以来所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都得不到充分发挥，且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由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掘发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而蒙古族史诗也不可避免具有上述文化心理缺陷，至今仍有一些蒙古族学者持有如下观点：“草原民族英雄乐观的文化精神，使草原文学充满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史诗、民间故事等叙事文学作品，往往以‘大团圆’的理想模式结尾，说明他们的心态是积极向上的，他们不希望博得眼泪，只希望博得赞美和敬佩。尤其是英雄史诗几乎都以‘克敌制胜，凯旋而归’，举办庆功宴几天几夜，‘刀不离手吃肉，碗不落地喝酒’的喜剧氛围结尾……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迎合草原民众的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而希腊荷马史诗在描写特洛伊战争时，我们发现，即使凯旋了的胜者阿迦门侬，等待他的也并非全是喜宴。这或许正是希腊史诗为何较蒙古族史诗更具生命哲学的形而上意味的原因所在。
三、从跨文化比较视角看蒙古族文化与古罗马文化
回溯人类历史，有许多民族和国家都是从蒙昧走向繁荣，再从强大滑向衰落的。蒙古族与罗马的历史也不例外，而且它们都经历有武力征服、开拓疆域、金戈铁马，建立帝国，之后又沦入四面楚歌、风雨飘摇的过程，两个帝国，从诞生到衰亡，皆一路跌宕、一路沧桑，也留下了一路铿锵进击之声。有人为蒙古族写下了《世界征服者史》，也另有人写罗马：“千年历史就是一部征服史”。那么，这两个处于不同时空的“世界征服者”，在今天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相遇，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越时空对比的视角。无可否认，古罗马的历史较蒙古族历史，年代上更久远、影响更广大、理性更发达、文化更辉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寻找到他们的某些相似点。
首先，二者都体现一种“马背上的世界精神”。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说起罗马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的旷世武功。共和时代的公民兵制在罗马人的灵魂中浇灌了尚武的精神。他们对人之力量的崇尚常常表现为对政治与军事方面辉煌业绩的追求，由此又演化出对集权国家和个体自我牺牲精神的崇拜。因而，古罗马虽承袭了希腊自然感性生命的原欲型文化，但它比希腊文化更富有理性意识和责任观念，在审美品格上更趋于庄严和崇高风格。
所谓“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实则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用语，黑格尔曾将拿破仑称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据说有两层意思，一方面，他认为拿破仑叱咤风云，是世界精神的代言人，另一方面，也含有讽刺拿破仑只是武力征服之意思。那么，有后人将其冠于罗马人之首，认为罗马以其武功建立了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其四海归一的气魄与胸量，所向披靡的赫赫战功，其上层贵族的奢华与残暴，与文明的辉煌与血腥，足以具有不愧于该称号的气势。
如果说罗马孕育了西方“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那么，可以说，蒙古族就代表了东方“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之所以如此称述，与蒙古帝国13世纪在欧亚大陆旋风般的急驰、血与火的征程，以及建立了诸个世界性汗国的历史分不开。
古代蒙古草原是世界上唯一最强健的马的自由王国，在还是冷兵器且海运尚不发达的时代，马在欧亚大陆为蒙古骑兵创造了不朽的速度和力量。蒙古族骑兵在驰骋中，在刀光血影中征服了欧亚大陆。一个人口不多的草原游牧部落，之所以发展成为世界性帝国，与这个民族敢于冒险，刚健进取的开拓精神非常有关。蒙古族东征西战，尽管充满战争的血腥，但客观上打通了文明通道上的坚壁，传播了文明。法国历史学家雷纳·格鲁塞在其著作《蒙古帝国史》中就指出：“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道路，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和远东的接触。（这场）将环绕禁苑的墙垣吹倒，并将树木连根拔起的风暴，却将鲜花的种子从一个花园传播到另一个花园。从蒙古人的传播文化一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益。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上与之比拟……”。[3]
其次，罗马的法律、道德、宗教也是“世界精神”的集中体现。在该帝国中，个人和国家意志必须取得统一，没有任何伸缩余地。如果说希腊人追求的是精神的自由平衡、和谐，是一种没有政治压制、完全自然的自由状态，那么，罗马则完全被军事武功所形成的政治独裁整合到一个严密的组织体系之中，个人只留有“理智”的抽象观念和严密的人格原则。所以，黑格尔认为，罗马人的生命是一种“散文化”的状态。所谓“散文化状态”，即指精神处于一种带有感官追求和物质主义特征的生存状态，该状态中的人，内在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主体与客体分裂为彼此对立的结构，因而，往往体现出一种相对的苍白与贫乏。这点与希腊人比较即可一目了然，希腊人在生活中把表演、舞蹈、竞技、角力等当作是自然生命的一种自由抒发，因此，每个人都是全身心地参与其中，充满了生命的欢欣和激情。而罗马人则基本属于旁观者，参与者都是被释放了的奴隶和已判死刑的犯人。由此，罗马人的精神只能从另外一方面和游戏达到同一，那就是在目击奢靡和残忍的场面中抹平和淹没心灵深处的痛楚。
蒙古族的游牧文明，由于缺乏城市文明的积累过程，理性薄弱也就缺乏形式感，因而其古代三项竞技或那达慕既无希腊人“奥林匹克”的经典与气势，也不可能走向罗马人角斗场竞技的原始血腥的震撼。但蒙古族的自然感性生命形式的表达又似乎介于上述二者之间。蒙古族自然感性生命的抒发，如舞蹈、歌唱、竞技等就与希腊人不无二致，坦荡奔放，热烈自然，充满诗意灵动。但当战争机器驱动之时，自由牧歌中的蒙古男子便被至高的军事目的所形成的集权，整合到一个严密的秩序性组织体系之中。此时每个游牧士兵都是冷血且残忍的，具有可怕杀伤力的，如同罗马人一样，心灵深处的最后一抹温情被厮杀和冲锋的刀光血影所冲刷淹没。蒙古社会与罗马社会都是男性化人格过于强大的社会，是过于男性化的讲求秩序与强悍的世界，它体现的精神或意志过于强大和强制。
那么，相似的男性文化人格是否与相似的狼文化基因的血脉有关呢？在《蒙古秘史》中开篇之首就写道：“奉天命而生的孛儿贴·赤那，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渡过大湖而来……”。这一有关蒙古族起源的“苍狼”与“白鹿”传说，不过是一般蒙古族有关无法明晰的史前史的象征性概括。但在蒙古草原人心目中，“苍狼”乃最凶残的动物，是凶猛与耐力的表征，而蒙古骑兵则是世界上最凶猛、最善战、最智慧的军队，其中，狼对蒙古铁骑的启蒙，如，狼的狡黠，狼的每一次侦察、布阵、伏击、偷袭的高超技术，狼对气象、地形的巧妙利用，狼的团队精神和家族责任感，狼的视死如归和尊严等，这些来自自然界的启迪，使古代草原游牧力量达到了力所能及的顶峰。
世界历史上另一个版图仅次于蒙古帝国的古罗马帝国，也是一个崇拜狼精神的帝国，罗马城徽中的母狼哺婴青铜雕像，艺术地再现了罗马城创建者罗慕路斯和勒莫斯吮吸母狼乳汁的情景，于是，狼文化基因的血液在国家文化血脉中流淌，这也是一种深深印烙于西欧人心中的古老“游牧精神”。罗马一著名格言即是：“我见、我到、我征服”，而罗马军团精良的武器、先进的战术，特别是闻名于古代世界的严厉而残酷的军法，使罗马帝国实践并实现着他的格言。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一书中写道：罗马人都受到了一种训练，人们在打劫时所遵守的纪律几乎和我们今天在小鞑靼人中间所看到的情况一模一样。罗马人和蒙古人都是世界上对誓约最虔诚的民族，是永远维护他们军纪的动力。
再则，蒙古人与罗马人都讲求实用主义，只是由于科技含量及理性精神有别，二者的实用主义不体现在一个文明层面而已。
古罗马人虽奉行严苛的政治和军事制度，但在日常生活中讲究纵情享乐。古罗马的艺术将形式美发展到了极致，充分体现了“高度的理性形式”。尤其是当罗马帝国雄踞欧亚非大地俯瞰世界之时，最体现其崇高的帝王气质，这一气质的体现即不同于古希腊的热情与敏感，也不同于蒙古族依附于草原大地的民间纯朴气质，它是丰富与力度、严谨与激情、理性与感性的合理融合。
首先，法律就具有上至权力阶层，下至庶民百姓的实用主义价值。罗马帝国在当时成就并远播了古代社会最发达、最完备的法律体系，且罗马的法律是基于理性而非习俗，以经验为基础逐渐发展形成的。其中“罗马法”的立法技术达到相当水平，它所确立的概念、术语，措辞确切、结构严谨、立论清晰、学理精深。罗马法所提倡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与“平等”观念，为其后欧洲及世界法律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其次，罗马帝国时期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及工程技术都有重大进步，特别是手工业尤为繁荣。从事工商业的市民在此方面使用的奴隶总量以数十万计。各种雕镂和翻铸的金银酒杯、镶金的豪华玻璃器皿、精制的织物，共同装点着富有的罗马人的住宅。但最能体现罗马人实用主义精神的是其建筑。罗马的建筑可谓登峰造极，无论是宏伟神圣的万神殿，还是充满血腥与杀戮的角斗场，无不凭借其雄浑与崇高的美学姿态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所展现出的艺术魅力令无数现代人深深迷醉。
蒙古族生存于典型的游牧世界，千年承传的动势致使其难有相对安定的环境，蒙古人较忽视都市的集中积累作用，也较少将文化理念物化于型的热情，如此，理性就成熟不起来，因为严密的理性思维是需要连续性和阶段性的。连续性中断，阶段的错置，都不会进入客观事物的本质部分，理性就经常被搁置在浅水域。实则，有无强劲缜密的理性思维是衡量一个民族思辨能力和文明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浅层次的理性思维发展不出系统的逻辑学和自然科学，文明程度也就相对薄弱。如，蒙古族哲学社会思想长期处于较低形态，其奴隶制、封建制哲学远不及古希腊、罗马哲学发达。蒙古族古代辩证法受科技发展的制约，大都表现在实践领域，未能形成独立形态的学问。蒙古族的实用主义精神体现在法律上，就是基本大法《大札撒》，这部《大札撒》为蒙古人开创了一个良好的法制传统，特别是关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法律条文，恐怕在世界各民族法制历史上并不多见。但蒙古族法律与罗马法律相比仍是自在文化模式的产物，即经验性、习惯性的因素占主导。其次，其实用主义还大量体现在民间日常生活中的民歌、祝赞词、好来宝、故事传说等应用功能明显的作品中，而由于文人文化及城镇手工业的不发达，其纯艺术性的雕塑艺术、建筑艺术和音乐艺术也不发达。古罗马音乐的实用性虽与蒙古族相同，带有娱乐性质，一般用于祭神、婚宴和军队凯旋时演奏，但不同于蒙古族的是古罗马音乐已是文人创作，具有复杂的形式性，其中军乐及乐队颇为壮观。
有汉族学者分析中国农耕文明时指出：中国式的审美风尚感性有余而缺乏理性和义务的平衡，缺乏形式、结构的追求，中国式的审美风尚缺乏的是人的欲望和社会的理性精神，所以庄重，生命力的生气勃勃不够，在道家的理想中，甚至反对城市文明，反对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创造，这样，“高度的理性形式”就不可能出现，一切都过于强调“自由自在自为的境界”。[4]这段评析很尖锐地指出了东方汉民族农耕文明的内在文化缺陷，但同时也使我们看到蒙古族文化的弱点，那就是缺乏自觉文化内涵的理性精神。不同于汉农耕文化的是古代蒙古族与古罗马文化都是充满生命欲望，即具有蓬勃生命力的民族，唯有这一点，使这两个热衷征服的民族曾共享过帝国的强悍与伟大。
四、近代蒙古族文化与英格兰文化人格的逆向变迁
为什么选择英国来作为与蒙古族跨文化比较的客体？很简单，就是因为现代英国的前身，是一个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结合得很完美的文明，也是一个典型的由自在文化模式通过其内在变革而转型于现代工业文明自觉理性的文化模式，进而领潮世界200年的国家。它的近代史为我们证明了：人类迄今所经历的最深刻的文化变迁就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变迁，这不仅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化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人类自身的现代化，它在英格兰人身上曾体现得很完美。
翻开史书可以看到，英国有着深厚的游牧文明基因，在公元五、六世纪，游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朱特人就征服了英格兰的大部分，公元八、九世纪游牧的北欧人又涌到了英格兰，到了11世纪携有浓厚游牧气息的诺曼人从法国涌进英国，因此，英国的文化传统和法国、德国一样有着游牧的最初基因。但地理环境也最终使英格兰成为一个海洋民族。这个位于北大西洋惊涛骇浪中的岛国，面积仅有24万多平方公里，该岛国从任何一个地方都距海岸线不超过75英里。有人曾形容其自然生态道：在英伦三岛，人们满目所见的是粗壮的布满绿藓苔的树木、瀑布、花岗岩、悬崖峭壁及永不消散的浓雾和狂暴不羁的大海……
在当时具有高度文明的罗马人眼里，不列颠岛国的居民无疑还是野蛮人，罗马统帅恺撒在其著作《高卢战记》中对不列颠土著充满一种胜者的鄙视。
那么，这样一个国家何以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保持世界头等强国的地位，并以“日不落帝国”的雄姿傲视全球？这恰如人口稀少的蒙古民族何以在历史的某一特定时期竟强大到能跨越亚欧大陆建立若干汗国一样值得后人探究。
英国在世界近代历史中的崛起，诚如历史学家所言，是向现代化国家“原生自发型”的变革式崛起，这即是说，不列颠向现代化的变迁，与后来的德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国不一样，采取的是内在创造性转化方式，也是英国人在开拓世界市场的过程中自然完成的。在18世纪、19世纪的历史舞台上，英帝国和东方的清朝帝国都曾挥洒过各自的自信与傲慢，不同的是，一方将自己的自信与傲慢建立在对历史的沉迷与无知上，而另一方则建立在对对方实力的充分了解之上。而同时代的蒙古族早已在清朝政治的重压下，喇嘛教的蒙昧蛊惑下，汉农耕文化对游牧生态的毁灭性垦殖中沉沦、昏睡了200余年。
有学者指出：一个制度的好坏就看他培养了什么样的人，这个观点是深刻的。实则，问题不在有无社会文明，而在一种文明对人的生命内核产生怎样的影响。[5]这里所说的“生命内核”，实则就是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即一种高扬人的自然感性生命的精神。这种精神经希腊弘扬光大，继文艺复兴挖掘、整理，成为重要精神财产被欧洲各民族所继承，并融入了各时代理性元素与人文精神特征，渗透西方社会多个领域，贯穿其历史始终。这一跌宕起伏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在英国体现为如下一条脉络：史诗英雄——骑士文化——贵族精神及绅士——现代人。而在东方近代蒙古人这里，自史诗英雄文化人格退出历史舞台之后，随着历史的盛极而衰，时代的文化人格也随之徘徊、停滞，最终堕入喇嘛教蒙昧人格及汉农耕文化意识形态高压下的伪善人格、奴性人格之中。
一般来说，农业民族不可能产生史诗，只有游牧、航海民族以及具有游牧文化因素的民族，如印度、埃及等才可能产生史诗、现代英国人的祖先，盎格鲁·撒克逊人，就有英雄史诗《贝奥武甫》。与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同样，史诗基本内容是歌颂部落的英雄，特别是对部落之间的血仇关系有鲜明的反映。《贝奥武甫》于公元7世纪、8世纪之间完成，但诗中所反映的事件是在6世纪，即盎格鲁·撒克逊人尚在欧洲大陆时战斗、航海以及与凶狠的巨龙和自然力量斗争的生活，该史诗还融合了西北欧日耳曼民族的古代传奇，为后世人提供了中世纪早期英格兰社会和他们祖先的形象。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也是以歌颂英雄，宏扬其游牧文化人格为宗旨的。
无论是《贝奥武甫》还是《江格尔》，所歌颂的英雄皆具有其共性，即，他们都是勇敢的大力士，都视死如归，都渴望创造奇迹，也都体现强烈的自由意志。
但史诗产生及成熟的时代，毕竟是人类文化积累尚不深厚的时代，史诗英雄的塑造本身就是顺从人的自然天性来塑造的，就其自由意志而言，仅是其文化天然的一部分，在自在文化内部并无特殊的机制来保障它，因而，具有某种脆弱性。在这点上，蒙古族学者孟驰北先生就有大量论证，他认为，人类由性本能产生的能量是巨大的，它最倾心于自由，往往对任何束缚都会发生猛烈冲击，理性很难驯服它，这一本能表现为两种可能：它或成为人心理上的勇敢、冒险、拼搏等宝贵品格的生理源泉，或成为一种破坏力。因为性和占有是生命意志最为本质的东西。那么，人类性爱在文明发展不同时空就会有不同遭遇，这也即是说，性爱内涵的丰富程度也标示着人类的文明程度。那么，由此视角看史诗英雄时代，其性爱就是粗糙的，它还实行一夫多妻制，常以婚姻方式表现为对女性的占有，男性生命的自由意志在两性方面表现出颇为原始的自由。如《江格尔》中，英雄洪古尔赴汤蹈火、为民除害，被人所敬爱，可当他爱上美女参丹格日之后，出于妒忌，一怒之下就打死了参丹格日的未婚夫图赫布斯，毁灭了他人的幸福。欧洲英雄史诗也同样留有如此粗糙性爱痕迹。
中世纪是蒙古族金戈铁马的时代，然而史诗英雄人格这条线并未因此而上升至更高文明程度。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曾有一观点，他认为，人类分成三个阶段演进，一是蒙昧时期，二是野蛮时期，三是文明时期。此间值得注意的学术关节是，野蛮相对于蒙昧是一种进步，且又是文明的前身。游牧或海洋民族，由其自然环境所决定都曾对开拓与劫掠有过强烈兴趣，因此而产生过暴力征服历史，这一历史又客观上推动了人类文化的传播等，这便是从蒙昧走向了野蛮，又以不文明的方式为文明创造了条件。汉族学者余秋雨认为这里有种“历史的诚实”和“粗粝的单纯”，这定义是准确的。令人困惑的是，蒙古族在野蛮时代长途进军走得如此之远，是见过大风景、大世面的民族，何以就在文明曙色初升之时，又跌回到蒙昧之中去了。
而在欧洲大陆，准确说在英（法）国，由于史诗英雄人格随社会文明的进升，显露出其内涵的原始与粗糙，于是，就被骑士文化所取代了。这一取代体现了一个没有太大断裂的文化人格发展过程。而在东方蒙古族的史诗英雄人格则随历史的衰落而发生了断裂。
英国骑士文化的出现，相对于史诗英雄而言，对人类生命原型活动既做到了逐步限制其有损群体利益的野性本能的一面，又做到不伤害其根本并积极为引导它开辟表现空间而提供表现手段。多了一些这种作为调剂机制的社会文明，就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的正面效应，减少了生命的负面活动。
英国骑士文化在更高的文明层面，承袭了诸多史诗英雄的精神品格，诸如荣誉感、责任感、使命感等等。英国的国歌中就写道：英国就是“勇敢自由的家园”、“骑士精神的摇篮”。而骑士与史诗英雄最不同的一点就是，骑士在人类性爱方面创造了一种高尚且浪漫的情感形式，使兽性更加淡化，使人类爱情史走向丰满、走向文明。
但当欧洲文明从中世纪醒来步入近代时，即指进入14世纪到18世纪的文明进程时，英格兰人率先迎来了现代工业革命的曙光。在这一历史时期，科学长足发展，理性精神又站在新世界的海岸，对中世纪高唱凯歌。此时，中世纪骑士动辄剑拔弩张的性格且崇武不尚知识、忽视严谨、扎实作风、又缺乏一技之长的缺陷便暴露无遗，历史的局限性不得不使骑士隐退于近代工业文明理性璀璨的舞台，取而代之以英国绅士文化人格。
应该说，英国绅士自登上历史舞台就大大提高了人生命的质。英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政治动荡，但英国人并未将历史转型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政治斗争领域，这是因英国人明晰：历史转型的根本是人的转型，他们关心的是人的文化内涵的变革。于是，我们看到，英国人游牧和海洋型古老原型人格结构，出现了后来的比例：一些原型在优雅中不断光大，一些原型在崇高中继续张扬。首先，英国绅士的优雅来自其类文化给予的后天修养。如同其舒适优雅的园林和海洋型生态一样，在整个英国文化中，体现着一种精神高度形式均衡协调的优雅本质，它是纯英国式的带有日耳曼民族深刻性的优雅。这不仅体现在其田园诗般的优美及悠闲的乡村别墅里，更多体现在英国人对自然和文学艺术的爱好中。英国诗人几乎全部都是大自然（更多是大海）的观察者、崇拜者，他们的文学因此而体现出生气勃勃的自然主义。不仅如此，英国的下层家庭里即有藏书的习惯，连劳动阶层都有相当的文化修养。这即是英国近代的文化生态。其次，是崇高，它来自两方面，首先是来自人品质尊严的建立。英国社会就本质而言不是平民色彩而是贵族时尚浓郁的社会。贵族式教育使英国文化深入到全社会的精神实质中。所谓“贵族精神”有其丰富内涵：第一就是崇高“骑士精神”，勇敢尚武、光明磊落、崇拜情人、尊重女性，第二是强烈的自立精神和欲望，第三是强烈的主人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参与和干涉国家大事，处理社会日常事务，第四是对知识和文化的探索。贵族精神带来的是英国文化稳妥守成的保守主义和高尚理性的教养。理性成为英国人全民族的灵魂，其最显得有节制的审美风尚就是在做人方面的品德的平衡，即要求“自由和自律”的平衡，讲究思想的清晰明智、讲究平衡利益和道德的冲突。崇高还体现在尚武精神的一面，英国贵族追溯其族源，皆可在游牧祖先的上层人物中找到根底，这一血脉使其与古代尚武的粗犷、甚至与原始蛮荒气息脱不了干系。但英国人很聪明地将这些元素不是摈弃而是提升到了文明的高一层面，并使它成为一种人生追求的生命形式美。就以其著名的伊顿公学为例，英国历史上许多杰出的军事将领都是出自该贵族学校，那里很少有慵懒、怯懦之气。从根子上说，欧洲贵族集团本来就形成于艰苦的血战之中，最早的成员多是军事首领和立功勇士，因此一代人都崇尚勇猛英武，由此生发出诸如正直、负责、好学一系列素质，经由权力、财富、荣誉的包装，成为贵族集团的形象标榜。如果说这些都属于古典美学范畴，呈现于现代常常显得劳累，那么，伊顿公学力图以大批年轻的生命证明，古典与现代的结合并不劳累。[5]由此可见，新文化模式所具有的文化精神原本内涵的超越性和革命性会从根本上剔除已经成为个人活动的社会进步的桎梏的旧的文化要素和体制障碍。为社会提供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将智慧与体魄二者的健康发展到极致，古代有希腊，近代可以说是英国。它体现了有关人的完整理想，然而，东方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这方面做起来常常顾此失彼，他们或趋向酸腐，或流于愚勇，或仿效寒士，或追慕史诗英雄，很少两相熔铸。余秋雨先生就指出：“中华文明较少关注个体意义和机体意义上的自我，在人际关系上做了太多的文章”。[5]其实，蒙古族也同样，个体意义与机体意义自近代始丧失得差不多了。与欧洲英国的黄金时代相对应的是东方中国的满清王朝，清代是中国封建制的没落衰朽时期，此时蒙古封建社会在经历了高峰期后，也凸显没落腐败特征。蒙古王公不仅对民族存亡无任何恻隐之心，反而在经济上残酷压榨属民且挥霍无度，在政治上表现为尔虞我诈、欺上瞒下、碌碌无为，完全丧失了进取意识。由此角度看，蒙古族的许多苦难来源于自身的文化缺陷。其次，清政府敏锐察觉喇嘛教对蒙古族的柔训功能，进而有计谋加以蛊惑、利用之，于是，蒙古人便在喇嘛教中沉迷数百年而不自知，不仅如此，就在欧洲游牧、航海的诸民族向近代工业文明的自觉文化模式由变革而突飞猛进之时，蒙古族传统的自在文化模式又吸收了中原农耕文化的大量保守性因素，致使其自然生态、文化生态日趋病态变异，向现代化变迁的阻力进一步加大。这种建筑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汉文化对游牧文化的整合的荒谬性，就在于它是一种强大的超稳定的自在文化对另一种自在文化的整合，而非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工业文明取代传统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文化的“批判性重建”。其结果无非是加速向农耕文化及文化人格的变迁或变异。
不过，我们最终不得承认，社会历史发展有时也充满戏剧性。在21世纪的今天，英国悠久的绅士风度竟然也遭到了颠覆：一个温文尔雅的国度，竟也成了“足球流氓”的温床。这似乎不可思议，但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自滑铁卢之后，英国人体内的野性憋得太久”云云。那样，我们可以理解这一事态的出现，是英国人尚武的文化基因，在经历现代绅士文化的压抑之后一次病态的爆发，置身异化中的现代人都变得疯狂且充满焦虑了。
那么，蒙古族年青的一代今天又如何生存的呢？“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曾是祖先的骄傲，蒙古族原来有过灿烂的诗歌传统，然而，令人忧患不绝的是，近五十多年的与人斗，与天、地斗和为金钱财富斗，几乎把这个民族的诗意消弭殆尽。近二十多年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虚无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横行，又使得这个民族越来越实际、越麻木，越来越远离精神、情感、自然和诗意。如今的人都变得太现实、太功利、太冷漠，还有多少人堪称是富有诗情和哲思的人？
蒙古族对自身真正意义上的反省与反思，应该说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该时代中国迎来开放政策，蒙古族才接触到外来的，特别是现代西方各种文化思潮。民族中的精英们，也不再动辄以有碍民族情感的借口固守虚骄的民族自卫目标，他们再痛苦也清醒地意识到：不能承认自己不足以致无法从不同文化交流中吸取他民族智慧的民族，不知反思的民族是不可能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只有客观而科学地认知本民族文化，包括它的长处与优势，缺陷与劣势，才是超越民族局限的前提，而真正的民族尊严是建立在对这两者的客观认识和渴望弘扬前者并消除后者的基础上的。那么，当我们在经历了一次跨文化人格变迁比较分析之后，在感慨之余是否应当提醒自己，如何努力在世界文化大系统中对自身作冷静且深刻的现代审视与反思？
真理在路上，先知总是那些从异乡或另一个世界回来的人。
［收稿日期］201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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