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
吴文南
（闽江学院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 350108）
摘 要：阳明学是一种实学，往往在社会转型期兴起，它强调“知行合一”，已成为新儒家的研究热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飞速发展，研究的重心开始从先秦转向宋明，使美国成为阳明学研究的先行者，而且始终处于领先地位。面对西方哲学困境的诊断，阳明学作为一种伦理与精神真相的复合体，其“德性伦理学”和“孝慈现象学”等带有中国传统思维色彩的现代性研究正在美国阳明学界崭露头角。要之，80年代王阳明的政治、军事和教育事功研究成为新的热点，也成为美国现代阳明学研究的新起点。
关键词：阳明学；美国；译介；传播
阳明学是一种实学，往往在社会转型期兴起，这也应合阳明学产生的历史和时代背景。1989年4月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和余姚市政府联合主办，在浙江余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内首次阳明学国际研讨会。从此，阳明学研究机构在各地陆续成立，强调“知行合一”的阳明学思想熠熠生辉，成为新儒家的研究热点。
一、阳明学在美国译介与传播的研究现状
在王阳明著作的翻译研究方面，国内较具代表性的有：李初生的硕士学位论文《〈传习录〉两个英译本之比较研究》（2012），用功能对等论和异化归化的翻译策略理论，通过例证法、比较分析法和文本综合分析等研究方法，从语言与文化视角剖析《传习录》的亨克和陈荣捷两个英译本的特色与得失[1]。复旦大学哲学院的张子立在《东西方哲学》杂志上发表的《王阳明良知理论再探：翻译、音译和阐释》（2016）一文。在美国，王阳明著作翻译研究方面的成果多是对亨克和陈荣捷英译本的书评和应答类文章。
学界涉及阳明学在美国传播方面的研究论文有：陈荣捷的《王阳明：西方研究与文献》（1972）和《欧美的阳明学》（1981），杨德俊的《王学影响在中外》（2010），崔玉军的《北美阳明研究概述》（2014），伊来瑞的《阳明学在美国的发展与现状》（2015）、《欧美王阳明研究（1900—1950）》（2018）和《西方阳明学研究嬗变（1960—1980）：历史性的研究》（2018），以及曹雷雨的《西方王阳明思想译介与研究综述》（2018）。同时，阳明学的传播情况还出现在：黄俊杰专著《东亚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第八部分《战后美国汉学界的儒家思想研究》，王传龙著作《阳明心学流衍考》中的“韩、日、欧美阳明学研究述略”，余怀彦《良知之道：王阳明的五百年》中的“西方人眼中的王阳明”，以及王宇在《浙江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亨克与王阳明的西传》。
陈荣捷被誉为“北美大陆的儒家拓荒者”，其1981年撰写的《王阳明：西方研究与文献》是首篇关于阳明学在欧美传播的论文。他认为，当时欧美阳明学次于朱子学的原因有二：一者，朱子学是中国的正统学，而阳明学次于朱子学；二者，朱子学的范围之广和文献之多是阳明学所不能及的[2]。而杨德俊的《王学影响在中外》（2010）是国内关于阳明学传播的第一篇论文，文中认为自从近代阳明学传入欧美以来，许多国家都在研究阳明学对现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影响[3]。崔玉军持相同观点，其2014年在第三届国际阳明学研讨会上提交的会议论文《北美阳明研究概述》共分三部分：北美阳明研究的兴起、阳明著作英译及阳明研究专著简况和阳明思想与事功研究[4]。
目前对欧美阳明学传播研究最为系统的是美国伊来瑞博士，他在《阳明学在美国的发展与现状》（2015）的基础上对阳明学在欧美的研究进行更加系统、深入地分析和归纳，并于2018年发表两篇后续研究论文：一篇是《欧美王阳明研究（1900—1950）》，在《汉学研究》秋季刊上发表，内容包括王阳明研究之起源与特点，关于王阳明的译著、专著和论文，以及1950年前中国哲学史研究之王阳明；另一篇是在《亚洲哲学》上发表的《西方阳明学研究嬗变（1960—1980）：历史性的研究》（The Transformation of Wang Yangming Scholarship in the West，ca. 1960–1980：A Historical Essay），从历史学的角度论述20世纪60—70年代，英语世界研究阳明学的历史背景和研究内容。
陈荣捷对倪德卫的评价进行回复，承认自己翻译时没有注意到张煜全文中的译文，认为张把“义民”译为“honorary runners”只是猜测，而自己译为“bad officials”至少有哲学和文本支撑。他感谢倪德卫指明其错误，承认余姚是越的一个地方[20]。倪德卫答复陈荣捷的回复，感谢陈对其评论的善纳，但对“义民”和“县”的理解和翻译上保持自己的观点[21]。谢康伦对陈译本也持肯定态度，认为陈译本把《传习录》中的中国哲学术语用注译法翻译，忠实地保持同一术语翻译的前后连贯，比如“意”和“知”的翻译[22]。Vincent Y.C. Shih肯定陈译本辞必附释，名必加注，如遇引用句则必追本求源，但他不赞同陈认为阳明学是理想主义，同时把《传习录》译为“Record of Instructions for Moral Cultivation”更佳，将“致”译为“To realize”或者“To apply”比“To extend”好[23]。
美国伊来瑞博士在《中国阳明学的复兴》一文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阳明学研究开始复兴，成为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25]。与中国阳明学复兴相对应，80年代是欧美的中国哲学研究比较重要的转折点。陈荣捷认为，阳明学逐渐兴盛起来是时势所趋，欧美还没有专门的阳明学研究机构，研究的热点是良知、王阳明与禅、王阳明与西方哲学比较以及阳明学与宋明理学比较。他认为促使阳明学研究前进的三个主要原因是：关于王阳明著作的增加、王学文献的新翻译以及明代思想的集中研究[2]。崔玉军认为，艾文贺的《儒家传统中的伦理：孟子与王阳明思想》《陆王新儒学读本》和倪德卫《儒家之道：中国哲学的探索》的出版，标志阳明学开始真正进入美国学界[4]51。伊来瑞认为，70年代在某些方面是阳明学最兴盛的时代，但这不是说美国自80年代起就没有阳明学，只是越来越成熟的美国汉学界正将焦点转向中国社会文化史、物质文化史、政治文化史等领域[26]。
二、阳明学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1910—1979年）
1892年，T. Haga在《日本哲学学派述评》一文中提到王阳明（Oyomei）[8]，这应该是欧美第一次接触到王阳明。王阳明著作的英译目前主要有三部：亨克的《王阳明哲学》[9]、陈荣捷的《传习录》[10]和秦家懿的《王阳明哲学书信》[11]。其中，亨克1916年的《王阳明哲学》开创阳明学英译的先河，成为美国研究阳明学的肇始；而陈荣捷的《传习录》是目前最完整，也是最受好评的阳明学英译本；秦家懿的《王阳明哲学书信》选译了67封王阳明书信，其中26封是初次翻译。此前，秦嘉懿在《王阳明翻译：书信选译》（1970）一文已先期选译王阳明的7封书信。她认为，王阳明的书信是他传记和哲学思想的宝库，通过发现自己和内心的良知来认识自己和人生[12]。在专著《获得智慧：王阳明之道》的第二部分，秦家懿还翻译王阳明的7篇论文和25首诗。此外，选译方面的成果还包括：戴遂良编辑的《哲学论稿：儒家、道家、佛教》（1930）第十六章“王阳明”，选译王阳明的书信、诗歌和《传习录》[13]。张煜全在《政治家王阳明》（1939）一文中选译王阳明的政治社会公文7篇[14]。
秦嘉懿认为像“心”和“良知”之类的中国哲学术语用音译法比较好[11]xii。张子立持相同看法，认为陈荣捷译本把“良知”译为“innate or original knowledge”只有认识论，没有本体论的意思，“格物”译为“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把“诚意”和“格物”对立起来，“致知”译为“the extension of knowledge”变成道德认知而非道德实践，都偏离王阳明的本意，把三者汉语音译加注有利于避免概念混乱和不必要的联想[24]。王宇认为：“亨克能够将全部正文和部分施邦曜评语翻译英文，需要非凡的热情、勇气和耐心，《王阳明哲学》的面世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18]
在王阳明著作翻译方面，艾文贺在专著《儒学传统中的伦理学：孟子与王阳明思想》的附录中介绍《传习录》的各种英文译名：亨克的“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fe”，王昌祉的“Collected Lessons of the Master”，卜德（Derk Bodde）在英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时译为“Record of Instruction”，张君劢的《新儒家思想史》（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 Thought）中译为“Records of Instructions and Practices”，而陈荣捷译为“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艾文贺（Philip J. Ivanhoe）在探讨“传习”在《论语》中的由来时，认为《传习录》应该译为“A Record for Practice”，而朱熹的《近思录》译为“Ａ Record for Reflection”便是佐证[29]154-161。艾文贺的《陆王新儒学读本》（2009）选译《王文成公全书》，包括徐爱写的《旧序》《传习录》中的《门人徐爱书》，以及《徐爱跋》《大学问》《龙场传授》和8首诗歌，把“传习录”翻译为“A Record for Practice（Chuanxilu）”，“大学问”译为“Questions on the Great Learning（Daxue wen）”[30]。
[4]马维，等.地物化综合方法在草原覆盖区找矿中的应用[J].地质与资源，2014,23：113-121.
对于欧美阳明学传播的状况，国内外学者意见不一，但总的认为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王传龙认为，阳明学难以进入欧美生活的原因，在于欧系哲学发达，未来中西文化交融程度渐深，此等状况或逐渐有所改变[5]。余怀彦认为，按照人数统计，现在西方人知道王阳明的仍然是极少数，但并不能否认阳明学已进入西方精神世界的核心，不断激起层层涟漪，对西方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观和价值观构成了严重的挑战[6]。曹雷雨概述西方王阳明思想译介与研究的情况，认为学术界对王阳明思想的西方之旅未能及时关注和全面应对，在急需广大知识界大力外推中华文化、外译国学经典的今天，该领域现有的研究视野、研究力度和研究水平远远没有跟上时代的要求[7]。
从表 1中可以看出, 当网格节点数量大于5×105时, 数值计算收敛, 计算的平均误差小于7%， 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并且随着网格节点数量的增大, 计算结果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综合考虑计算准确性与经济性, 本文选用节点数量为8.5×105的网格作为数值模拟所用的计算网格.
实际上，学界对亨克译本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1916年，Jalvies H.Tufts在给亨克译本写的《序》中点明译本的首创之处和价值：“亨克译本让我们接触到王阳明这位学者，他的思想与西方某些学者存在着有趣的相似之处，有助于我们了解东方……王阳明的重要性在于他对人生的指导。”[9]Vii-Viii颜任光也肯定亨克译本是英语世界读者认识王阳明的肇始，翻译不带有偏见性，所以客观。同时他概述阳明学的四大原则：心即理、个人即权威、知行合一和善恶转化[15]。秦嘉懿认为，亨克译本中的王阳明传记和哲学信件的翻译，使得亨译本在陈译本出版后仍然有参考价值而被重印出版，这也是她翻译王阳明哲学书信的动机[11]ix。但S.M. Chiu认为，亨克译本由于汉语水平和儒家经典知识的制约，译文错误颇多，同一儒学术语在不同地方英译不同，可能是参考理雅各的《四书》英译本，现已被流畅易懂的陈荣捷译本取代[16]。
杨译：...since men have long ceased learning from teachers...[5]151
三、阳明学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1980年—）
连续调研子宫内膜癌术后患者255人，收集有效问卷240份，平均年龄65.3岁，平均病程2.7年。研究发现，子宫内膜癌术后下肢淋巴水肿发生率为39.2%。与无水肿组相比，水肿组多采用术后放、化疗等辅助治疗，合并多种疾病，且具有较高体重指数，差异具有显著性（P＜0.01，见表 1）。
据初步考察，从1980年到2018年，在美国以王阳明为专题的研究有9本专著、18篇硕博论文、100余篇文章，以及众多的百科全书条目和网络文章。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阳明学在译介与传播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多元的研究群体和多角度的研究内容上，包括道德伦理实践哲学、社会哲学、生态哲学和从文学、艺术、教育等不同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在以往的阳明学研究中以美籍华人学者和中国留学生为主要群体，而如今越来越多欧美本土学者加入到阳明学的研究中。此外，国内学者追随“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潮流在欧美学术刊物上发表阳明学研究论文，中西交融的场面蔚为壮观，海内外阳明学研究者薪火相传。80年代后，阳明学已开始超越此前的经典翻译和哲学史写作，研究热点除了传统的良知、阳明学与西方哲学比较，王阳明作品的译介、阳明学的知行合一、伦理道德以及阳明学与社会、政治的事功研究成为新的热点。王阳明的事功大而言之，有为学、为政、为教三方面。孙德高认为，不是从心性之辨、义理之争出发，而是从王阳明的人生经历研究他的心性之学，可能是一条拓宽阳明学研究的有效途径[27]。20世纪50—60年代的老一辈学者有的依然活跃在阳明学研究的前沿，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阳明学青年学者的代表人物有：艾文贺、伊来瑞、耿宁、白安理、巴拓识和柯雄文等，他们被周炽成称为“世界儒者”[28]。
陈荣捷认为中国哲学术语几乎囊括在《传习录》中，并在《中国哲学资料书》《近思录》《北溪字义》和《新儒学文选》中反复讨论中国哲学术语翻译的问题[17]。他认为，亨克对阳明学尚未入门，且不了解《传习录》的中文评论和日文注释，译文中存在许多误译，他本人的译著是集中国、日本诸注之大成，任何一条注释都比较详细，辞必附释，名必加注，如遇引用句则必追本求源[2]。倪德卫则指出，陈荣捷英译本中存在几个瑕疵：1．不公正地认为亨克译本错误百出，省略颇多，不堪使用，而实际情况是亨克忠实地翻译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施邦耀编辑的《阳明先生集要》4卷中的第1卷《理学篇》，而非亨克、陈荣捷和张煜全误认为的《王阳明全集》。佛尔克（Alfred Forke）最早发现此错误，这便是亨克英译本名称为“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的原因所在（王宇考证说，亨克所翻译的《阳明先生集要》是上海明明学社在1907—1911年间出版的铅字本《学部校正阳明先生集要三种》）[18]。亨克译本中保留有原文页码。2．陈错认为王阳明出生地为余姚的越。3．用图表比对陈、亨克译本：陈译本的《传习录》第3部分有些内容省略了，而亨克译本保留；《拔本塞源论》应该是王阳明给顾东桥书信中的结尾部分，陈译本把它独自成章，亨克忠实地保留原本。亨克译本的第3、4篇有许多有趣的信件和杂文，在陈译本中没有。同时，倪德卫肯定陈译本的可取之处，但不赞同两个译本把《传习录》翻译为“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fe”和“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建议翻译为“Record of Transmission and Practice”，《大学问》也不是陈译的“An Inquiry on the Great Learning”，而是“Questions asked by someone about the Great Learning”。此外，他指出，张煜全已经在《政治家王阳明》一文中翻译王阳明的政治社会公文7篇，陈翻译时并未注意到[19]。
20世纪60年代之后，在陈荣捷为代表的中西学者推动下，宋明儒学研究在欧美逐渐兴起，消除了长期以来西方“秦汉之后无哲学”的误解。至此，美国出现一批著名的阳明学研究学者，比如陈荣捷、狄百瑞、倪德卫、杜维明和秦嘉懿等，为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阳明学研究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王阳明传记研究方面，除了张煜全1939年具有学术性的《政治家王阳明》，欧美各国依然缺乏兼具王阳明哲学思想发展与政治社会成就的完整传记。白安理的专著《王阳明大传》（2016）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当我意识到西方还没有完整的王阳明传记时，我就在现有的传记基础上着手书写，虽然说不上是个大部头、不能无所不包，但足够让我们了解王阳明其人其事”[31]。全书按照时间顺序记录王阳明的一生，在结尾简述阳明学在韩国和日本的传播。Peter T.C. Chang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专著《巴特勒与王阳明：道德观与良心观的比较》（2014），认为两者都把良知（Conscience）作为人类的最高道德规范，是人类的道德自律，要通过终生的道德修为来呵护良知，前者提倡“警醒”，后者主张“静思”，且分别把“基督徒”和“君子”作为各自的人生目标[32]。姚新中在《王阳明与培根的学习哲学》（2013）一文中认为，两者分别代表中国的道德理想主义和西方的科学经验主义，是中西哲学根本性的差别[33]。此外，上世纪80年代后阳明学比较研究的论著（文）还有：金与浩的《成圣与修身：卡尔·巴特与王阳明》（1992）[34]，Seok Hwan Hong的《人性的终极转变：王阳明的良知和加尔文的上帝形象》（2002）[35]，Hsin-yi Lee的《王阳明和尼布尔的道德哲学》（2007）[36]和巴拓识的《不知之知还是良知：比较尼古拉·库萨和王阳明的哲学思想》（2015）[37]。
2015年，德国学者巴拓识在世界儒学大会上说：“宽容与仁爱使儒家担当起全球的领导者。”2017年黄勇以王阳明研究为例分析西方世界中中国哲学研究者的“三重约束”，认为阳明学关注日常的良好举止和礼仪的深层道德意义，可以对当代哲学伦理学做出贡献[38]。Joseph Kuang-su Chow的《王阳明哲学中的超然》一书认为，王阳明受到道教和禅的影响，追求超然的圣人特质，通过分析超然（Detachment）与介入（attachment）、超然与存在、超然与知识、超然与无私、超然与爱相互间的关系，认为“致良知”是王阳明的超然之道[39]。柯雄文在专著《知行合一：王阳明的道德哲学研究》中认为，王阳明的良知就是一种道德教育，其从欧美道德伦理学的角度阐释阳明学的知行合一和当代价值，开辟中国道德哲学心理学研究的新方向[40]。艾文贺是阳明学道德伦理研究的代表人物，他把伦理区分为“性别伦理”和“职业伦理”。艾文贺的专著《儒学传统中的伦理学：孟子和王阳明思想》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主要探讨王阳明对孔孟道德思想的传承与发展，认为人性中的良知（pure knowing）和良能（pure ability）只是理的一个表现，天生就有，无需孟子所言的后天培育，只是“致良知”（to extend pure knowing）而已，同时把良知用佛教中常见的太阳和黄金来比喻[29]。南乐山对此书的出版做出高度评价，认为从此西方哲学家没有理由不像他们尊敬柏拉图和笛卡尔那样尊敬这些中国思想家[41]。此外，史罗的博士论文《王阳明的道德判断》，探讨王阳明“道德判断”概念的连续性和深度，认为王阳明的道德判断是身、心和灵的联动结果，并分析道德判断的特征、王阳明的玄学、修身、快乐与道德判断的关系、王阳明的善恶观、道德标准的客观性以及情感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42]。中西方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一直存在本质差异。Sam Cocks在《王阳明，道德承诺和环境伦理》一文，用环境伦理学分析王阳明作品中的万物一体、回归朴素道德的观点，认为其对当今全球化中复杂的环境伦理很有启迪意义[43]。
总之，一定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注重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坚持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方能顺利的完成高一物理教学任务。
王阳明军事活动最频繁的时期正是他学术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张煜全1939年的《政治家王阳明》是最早讨论王阳明政治事功的英文学术性传记。伊来瑞是美国中乔治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一直致力于阳明学的传播研究，相继发表《阳明学在美国的发展与现状》（2015）、《中国阳明学的复兴》（2016）、《欧美王阳明研究（1900—1950）》（2018）和《西方阳明学研究嬗变（1960—1980）：历史性的研究》（2018）。阳明学是心性与事功的统一，清朝学者马士琼盛赞王阳明是历史上罕见的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式伟大人物，他的“知行合一”思想践行儒家的“内圣外王”理想，他才兼文武践履其“事上磨练”的思想。2014年伊来瑞出版的专著《明朝的为善去恶：王阳明的政治生涯》是在博士论文《合一的边缘：王阳明政治伦理思想中的帝国、暴乱和伦理（1472—1529）》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共有5章。王阳明把“心中贼”和“山中贼”进行类比，认为政府和子民相互间要“诚爱恻怛”“存天理去人欲”达到“致良知”的境界。书中探讨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发展和政治军事实践之间的心学与兵学的内在关联，“王阳明的思想体现在政治生涯中，他的政治活动又反映他的思想嬗变，这让他的政治事功研究饶有气味”[44]。王阳明中日语言的传记众多，但详细研究他的政治事功的不多，把政治事功和心学结合起来研究的数量更少。杨正显评价此书说：“因为作者既没有深陷过往研究阳明思想的议题，诸如‘有与无’‘是禅非禅’‘朱王格物之辨’等，也不是一味地谈‘良知说’的源流与确切的内容是如何？而是由‘四句教’最末句来呈现阳明的思想，论述的视角，令人耳目一新。”[45]崔玉军也对此书给与肯定：“北美学者研究阳明思想的学者相对较多，但对阳明事功的研究多半就事论事，《行善去恶》一书弥补此不足，是此书的价值所在。”[46]此外，Shaojin Chai在博士论文《具有中国特色的怜悯与全球治理：王阳明政治哲学中的一体、关怀和世界大同》（2014）中，用历史和文本分析的方法，从万物一体、关怀和天下一家三方面探讨王阳明世界大同的伦理政治[47]。
20世纪60—70年代，部分学者力图将王阳明的心学和存在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现象学进行比较。1965年Hwa Yol Jung在《国际哲学季刊》上开拓性地用英文发表《王阳明和存在主义现象学》一文，目的是打破认为东方无哲学的西方哲学中心主义[48]。随后，为回应冈田武彦的《王畿与存在主义的兴起》一文[49]，1972年倪德卫提交会议论文《王阳明的道德判断：中国的存在主义问题》[50]。1978年秦嘉懿发表《真实的自我：王阳明和海德格尔》一文，比较王阳明的心（mind）和海德格尔的存在（Dasein）[51]。Warren G Frisina在《知行合一：走向知识的非表象理论》一文中，用奈杰尔·思瑞夫特（Nigel Thrift）非表象理论把王阳明、美国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杜威和“过程哲学”的创始人怀海德的实践哲学进行比较，认为王阳明的知识就是一种行动，知行是合而为一，不可分开的[52]。瑞士现象学家和汉学家耿宁（Iso Kern）198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正式接触到王阳明学说后，开始深入研究和传播王阳明的心学思想。20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集》，收集耿宁24篇论文与公开报告，其中关于阳明学和阳明后学的有5篇，他将理论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对“良知”概念用现象学理解和阐释[53]。他2010年出版的两卷本德文巨著的中文译本《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于201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献给“我的那些以现象学探究中国传统心学的中国朋友们”，从现象学角度深入细致地梳理和分析王阳明及其后学的“致良知”思想。2014年11月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举办“商务印书馆学术论坛·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研究——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国际学术讨论会”，探讨现象学视野下的阳明学。耿宁认为王阳明的“良知”有三种含义：心理—素质概念、道德—批判概念和宗教—神性概念，“将现象学、汉学、阳明学的研究推向更高水平，对于沟通中西思想文化，增进相互理解，推动共同的学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54]。卢盈华的博士论文《心的秩序：儒家哲学中的价值和情感的现象学分析》，用德国现象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的价值伦理学理论，分析孟子和王阳明作品中的价值和情感的德性伦理学体系[55]。
无论是PBL教学法、TBL教学法、虚拟现实教学法还是标准化病人教学法，都有着优势与不足。但是即使教学模式产生了巨大变化，它的根本目的也不会改变，就是让学生在最少的时间里最大程度的掌握医学知识和临床实践技能。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教师在课堂上也可以尝试将几种教学方法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
总之，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的兴起，美国中国哲学研究飞速发展，研究重心从先秦转向宋明，而欧美阳明学研究者的学术活动轨迹最终都汇集到美国。美国成为阳明学研究的先行者，且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如今，美国在哈佛大学、夏威夷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均设有专门的阳明学研究机构，其影响正超越狭小的学术圈在欧美社会中传播。面对西方哲学困境的诊断，阳明学作为一种伦理与精神真相的复合体，其“德性伦理学”和“孝慈现象学”等带有中国传统思维色彩的现代性研究正在欧美阳明学界崭露头角。要之，上世纪80年代王阳明的政治、军事和教育事功研究已成为新的热点，成为欧美现代阳明学研究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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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Yangmingism
WU Wennan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Minjiang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China)
Abstract: As a practical study, Yangmingism tends to revive at the social transition, whose theory of mind has become the hot topic of neo-Confucianism stressing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Since 1980s, 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 has obtained huge momentum with research focus shifting from the pre-Qin period to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in pioneering America. As a synthesis of ethics and authenticity, Yangmingism can tackle the philosophical dilemma faced by the West, with newly sprung modern study of such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s as “moral ethics” and “filial phenomenology”. A new hotspot has occurred in the work research of Yangmingism in terms of politics, military and education, with 1980s serving as the new start of American Yangmingism.
Key words: Yamgmingism; America; translation; dissemination
作者简介：吴文南（1973—），男，福建永定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比较文学。
基金项目：2018年福建省教育厅和闽江学院1︰1访问学者项目；2016年福建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项目精品资源共享课（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类）（闽教高〔2015〕30号）。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19）02-0027-09
（责任编辑：李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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