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减让、汇率升值与农户福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户论文,关税论文,汇率论文,福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理论上讲，贸易自由化会增进一国整体的福利水平，但同时也存在福利分配效应，即有些群体可能会从中获益，而另外一些群体则有可能受损(黄季焜等，1999；曾国彪等，2014；Zhu等，2015)。与工业不同，农业相对较低的要素流动性使农户往往被视为潜在的福利受损者，因而贸易自由化对其福利水平的影响更受到广泛关注(黄季焜等，2005；朱晶等，2007；王军英等，2012；Zhong等，2006)。已有关于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农户福利影响的不少研究都表明中国农户整体上福利是受损的(Anderson等，2004；Ianchovichina等，2004；Chen等，2004)，但也有研究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Huang等，2009)。同时，还有一些研究着重强调农户内部的福利分配效应，即贸易自由化对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地区农户福利变化影响的差异(Chen等，2004)。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对于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农户福利水平的影响方向到底如何，其福利分配效应在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组农户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差别等问题，并未得出一致性的结论，且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中国加入WTO之前或初期的事前分析，而利用“入世”后十多年来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不断推进过程中的数据进行事后检验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在有关贸易自由化对农户福利水平影响的研究中，价格传导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也是国际上近来较关注的一个研究视角(Proto，2006)。农户作为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其净福利的变化既取决于收入水平的变动，也取决于消费支出的变动，而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变化则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市场价格水平的影响。在开放的条件下，贸易可以通过价格传导机制影响国内市场价格水平，一方面会影响农户作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农户作为生产者的农业收入和作为劳动要素的工资性收入。因此，在衡量贸易自由化对农户福利的影响及其福利分配效应时，基于价格传导视角分析贸易对农户收入与消费的综合影响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 对外经济开放的过程，既包括了以关税减让为代表的贸易开放，也包含了汇率市场化为代表的金融开放。两者都对国际市场向国内市场的价格传递产生作用，因此，基于价格传导角度的福利分析有必要同时考虑关税和汇率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从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历程来看，关税减让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进程是逐次推进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加入WTO，中国进行了以关税减让为核心的国际贸易开放。按照入世承诺，这一进程到2005年已经基本完成。数据显示，1996-2005年，中国工农产品的简单平均关税分别由22.1%和33.8%下降到8.5%和15.1%，降幅达到61.5%和55.3%(见图1)。紧接着，从2005年7月起，中国开始调整人民币汇率政策，由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转向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推进汇率市场化，人民币汇率步入快速升值通道。截至2012年末，人民币兑美元官方名义汇率已从1∶8.3下降至1∶6.3，累计升值31.7%(见图2)。显然，中国的这两项政策变化都会对国内市场产生价格传导效应，进而对居民的福利产生影响。然而，已有基于价格传导下的福利效应研究大多数只关注以关税为代表的贸易壁垒的福利效应(Goldberg等，2007)，而对汇率变动的福利效应的实证分析则较少。
图1 中国工农产品关税减让过程(1996-2012年) 数据来源：WTO关税分析网站中的税目简单平均关税数据。 有鉴于此，本文基于价格传导的视角，利用中国1997-2014年25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和比较关税减让、汇率升值分别对中国农户福利的影响及其福利分配效应。基于Proto(2006)的分析框架，本文首先考察贸易自由化政策对国内市场价格的传导效应，其次考察市场价格的变化对农户消费和收入的影响，最后测算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农户福利效应及其分配差别。区别于一般均衡的事前分析方法，本文将使用计量方法对贸易政策进行事后评估。Nicita(2009)、Ural Marchand(2012)、Nicita等(2014)利用这种方法对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关税福利效应进行了分析。然而，与上述研究相比，本研究并不仅限于关税的福利效应，而将在沿用其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借鉴Feenstra(1989)所提出的关税和汇率具有同等价格传导效应的研究假说，以同时分析关税减让和汇率升值所引致的农户福利效应改变。
数据来源：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 图2 中国人民币汇率升值过程(1996-2012年) 二、分析框架和实证模型 (一)福利变化的测度 根据Singh等(1986)建立的农户模型，农户的间接效用公式可以计作：
其中，农户i的效用
是由该农户的收入
和商品价格P决定，其含义是在农户面临一定的收入和价格的预算约束线下的最大化效用。因此，效用的变化可以近似地由商品价格和农户收入的变化来反映(Feenstra，2003)。 农户既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作为生产者，农户可以获得农业收入和工资性收入①；作为消费者，农户消费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假定短期内农户的生产和消费是可分离的，且农户的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不发生变化，那么农户的效用变化主要受农户的收入变动和商品消费价格变动的影响(Proto，2006)。因此，农户效用变化可以看作是由3个部分构成：农业收入的变化、工资性收入的变化及工农产品消费支出的变化(Nicita，2009)。农户的福利变化可以近似地表示为②：
其中，
表示农户效用的变化，可以分解为由价格变动引致的收入变化和消费支出变化两部分；
分别表示农户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农业经营性纯收入的比重；
表示农户工资率的变化比例；
表示农产品与工业产品消费价格的变化比例；
分别表示农户消费结构中农产品和工业产品所占的比重。本文使用的数据为省际面板数据，r表示省份区域，t为时间年份。 公式(2)可进一步改写为：
公式(3)表明，农户福利变化可以进一步被分解为：农产品净福利变动和工业产品净福利变动两部分，即一方面，如果农户是农产品的净生产者，那么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将会提高农户的福利水平，反之农产品价格下降则会降低其福利水平；另一方面，如果农户作为工业产品的净消费者，那么工业产品价格上涨将会降低农户的福利水平，反之工业产品价格下降将会提高其福利水平。 上述分析表明，通过测算工农产品消费价格的变化和农户工资率的变化，可以测度农户福利水平的改变。考虑到在贸易开放的条件下，关税和汇率的变动会通过价格传导路径影响国内工农产品价格及工资率水平，因此，接下来本文将分别测度关税、汇率变化对国内消费价格与工资率的影响。 (二)关税和汇率的价格传导 假定本国是贸易中的小国，根据一价定律，在只存在进口关税等贸易壁垒条件下，国内外市场价格的均衡条件为： P=PX×E×(1+t) (4) 其中，P为以本币表示的国内市场价格，PX表示以外币表示的进口价格，E是名义汇率(直接标价法，本币/外币)，t表示从价关税税率。 公式(4)表明，基于市场完全竞争和小国模型的假设，本国国内市场消费价格完全由进口价格决定，汇率升值和关税减让对国内市场价格的影响是等价的③，即名义汇率E升值(贬值)1%与关税t降低(提高)1%对进口商品国内消费价格的影响效果相同，都会使国内市场价格下降(上升)1%。而在不完全竞争市场情况下，Feenstra(1989)的理论推导已经证明，关税和汇率也具有等价的价格传导效应。因此，理论上讲，无论市场结构如何，关税和汇率均具有等价的价格传导效应。然而，中国的关税减让和汇率升值是否具有等价的价格传导效应仍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由于贸易中存在的运输成本、贸易壁垒等因素，小国模型在现实中并不完全成立，即国内市场消费价格不完全由进口价格决定。并且贸易开放后，国内商品的消费价格不仅取决于进口商品价格的传导效应，还取决于国内生产价格的传导效应，即国内商品的消费价格由国内生产价格和进口价格共同决定(Nicita，2009)。根据以上分析，构建汇率和关税的价格传导模型如下：
其中，
表示产品消费价格；
表示国内生产价格；
表示以外币表示的进口边界价格；
表示进口以价关税税率；
表示本币名义汇率，采用直接标价法；
表示各省份进口商品的贸易成本，以反映进口商品从边境运输到国内不同地区的难易程度。本文将所有商品分为农产品和工业消费品两大类，其中g=1时，代表农产品；g=2时，表示工业消费品。系数α表示国内生产价格对商品消费价格的影响程度，1-α表示进口商品的实际价格对国内商品消费价格的影响程度。 基于以上分析，价格传导的计量模型可以用自然对数形式表示为：
其中，β为各变量对应的估计系数，
为残差项。 考虑模型中因变量(消费价格)的动态调整过程，即当期的消费价格可能会受到上期价格的影响，在模型中用加入滞后一期的因变量来表示。由于农产品消费价格中流通成本的比重较高④，而流通成本与运输过程的燃料成本高度相关，本文在该模型中加入燃料价格变量以反映流通成本变化对农产品消费价格的影响。同时，由于关税和汇率在不同地区的价格传导效应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加入关税、汇率和贸易成本的交互项以反映这种地区异质性，以提高模型的估计精度。农产品消费价格传导和工业产品消费价格传导的计量模型分别表示为：
通过对上面两个估计进行原假设为
的t检验，可以检验关税和汇率的价格传导效应是否等价，若不能拒绝原假设，则可证明理论推论是可接受的。 (三)工资价格弹性的估计 农户除经营土地获得农业家庭经营收入外，还能以出售雇佣劳动的形式获得工资性收入。测度福利变化的公式(2)和(3)中均包含农户工资率的变化比例(
)，因而需要进一步测量价格传导对农户工资率的影响。理论上讲，农产品消费价格的变化会影响农户的农业收入，而工业产品消费价格的变化则有可能通过影响工资率水平而影响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其作用逻辑在于，工业产品消费价格的变化将影响企业的生产数量决策，进而引致劳动力需求的改变，从而影响农户的工资水平。与此同时，农户的工资率除受到工业产品消费价格的影响以外，可能也会受到农产品消费价格的影响⑤(Jacoby，2013)。实证分析中，考虑到工资具有价格黏性且易受到诸多非价格因素的影响，包括资源禀赋、技术条件等，本文构建如下估计工资价格弹性的计量方程：
其中，
表示上一期的工资率，反映工资黏性的影响；
是时间趋势，以反映资源禀赋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对工资率的影响；
表示省际虚拟变量，以控制省际因素对工资率的影响；ρ为各变量对应的估计系数；
为残差项。 三、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本文选取1997-2014年中国25个省份(除去中国4个直辖市、西藏、海南及港澳台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⑥。所使用到的数据主要包含关税与汇率、各类工农产品国内价格与进口价格、农户的工资、收入和消费支出及贸易成本数据等四大类。 其中，工农业平均关税来自WTO关税分析网站，为反映中国工农业关税减让的政策调整过程，本文采用MFN实施关税税率中的税目简单平均的数据。汇率数据为年度人民币兑美元的官方名义汇率，来源于IMF数据库。 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商品零售价格分类”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的“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结构”计算得出。工业产品与农产品的国内生产价格分别选择“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指数”和“工业消费品出厂价格指数”作为测度指标，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分省数据。工农产品的进口价格指数均来自美国劳动局统计的“BIS世界出口价格指数”。 农户工资采用《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所提供的劳动日工价来表示⑦。农户的收入结构和消费支出结构则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贸易成本采用各省份的经济中心城市到三大港口(天津港、上海港、广州港)地理距离中最短距离来表示⑧，数据来源于谷歌地球(Google Earth)网站。由于地理距离是不变的，模型估计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就已包含了反映贸易成本因素的影响。 所有价格数据均以1996年不变价格计算得到，价格平减所需的CPI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模型中有关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1。
四、估计结果 (一)价格传导效应估计结果 根据公式(7)和(8)，本文分别对关税和汇率的价格传导效应进行了估计。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表明，多数变量都属于趋势平稳变量，因而本文在模型中加入时间趋势变量来消除趋势影响(去势过程)。首先使用一般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作为基本参照模型。同时，为解决内生性问题，借鉴Nicita(2009)的方法，本文使用滞后两期的生产者价格作为生产者价格的工具变量，进行工具变量(Ⅳ)估计。 表2给出了农产品消费价格传导效应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4种估计方法的结果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以结果(4)的Ⅳ估计为例，汇率和关税的系数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而关税、汇率与贸易成本的交互项则并不显著，这表明关税和汇率的价格传导效应可能并不存在地区差别。汇率和关税的价格传导效应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227和0.263，这意味汇率、关税分别下降1%将会导致国内农产品消费价格分别下降0.227%和0.263%。同时，汇率、关税的估计系数也表明，汇率和农产品关税对国内价格并不是完全传导的，可能的解释包括：农产品的消费价格中流通成本和零售溢价所占的比重较大；中国的农产品国内市场大、贸易开放度较低；农产品进口中的非关税壁垒等(Frankel等，2012)。此外，价格传导的等价性检验结果并不显著，即无法拒绝β3=β4的原假设，表明汇率和关税对农产品消费价格的传导效应是等价的。
表3给出了工业产品消费价格传导效应的估计结果。进一步地，以结果(8)的Ⅳ估计为例，可以看出，汇率、关税的系数分别在1%和0.1%的水平上显著，但两者与贸易成本的交互项的系数则并不显著。这表明关税和汇率对国内工业消费品价格具有显著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别。
进一步比较表2与表3中的数据可以发现，汇率对工业产品消费价格的传导系数为0.190，与其对农产品消费价格传导的系数(0.227)相差不大，表明汇率对国内工农产品消费价格的传导效应基本具有一致性。此外，对农产品和工业产品消费价格而言，汇率的价格传导系数都比较低，原因可能在于外国出口企业出于维护在本国市场规模、规避汇率风险等主动采取的吸收价格变化措施(Feenstra，1989)。如果本国汇率贬值，那么中国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将会提高，国外出口企业为了维持其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将会降低其出口定价以抵消汇率贬值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企业降低定价将会对本国居民福利产生正向影响。反之，如果本国汇率升值，那么中国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会降低，国外企业可能会趁机提高其出口定价，从而维持其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价格不变。在这种情况下，本国汇率升值对本国居民的福利影响则会相对较小。 工业产品关税对工业消费品价格的影响显著，价格传导系数达到0.985，且t检验的结果显示，不能拒绝工业产品关税的价格传导系数等于1，这意味工业产品关税对国内工业产品消费价格是完全传导的。与汇率波动具有不确定不同，关税的减让是可预期的，尤其是中国为加入WTO制订了具体的关税减让进度表，这为外国企业向中国出口商品提供稳定的预期。因此，外国出口企业不需要为防范关税波动风险而改变其定价策略。此外，中国工业产品的贸易壁垒较低及贸易开放度比较高，这些因素都会使工业产品关税的价格传导系数较高。 (二)工资价格弹性估计结果 根据公式(10)，本文分别使用OLS、GLS和Ⅳ方法估计了市场消费价格变化对农户工资率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4。
从表4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不同估计方法的结果差异不大，说明估计方法具有较强的稳健性。以结果(11)的Ⅳ估计为例，农产品消费价格变化对农户工资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农产品价格上升1%，将会引起工资率上升0.582%。相对于工业产品，农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因而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更容易提高农业雇工工资率。同时，城乡劳动力市场联动、农业雇工工资上涨也将拉动非农工资率同步提高，从而表现为农户整体工资率水平的上升。 OLS和GLS估计的结果均表明，工业产品消费价格对农户工资率的影响也是显著的。然而，Ⅳ估计的结果则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尽管当期的农户工资率会影响工业产品的消费价格，但由于工资黏性，当期的工业产品消费价格可能并不直接影响农户的工资率，而是直接影响劳动力需求数量。 同时，无论对农产品还是工业产品的消费价格而言，其工资价格弹性的估计系数均小于1。这一结果符合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李嘉图—维纳模型”的推论。该模型是一个特定要素模型，假定只有一种要素(劳动)可以流动，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工资价格弹性取决于该产品所使用的劳动要素投入量占总要素量的比重，此时，工资价格弹性小于1。由于本文分析是基于价格传导的视角，是一种短期分析，假设只有劳动要素是可以流动的与现实基本相符，因此“李嘉图—维纳模型”可以解释工资价格弹性小于1的估计结果。 五、福利变化的测度 (一)关税减让引致的农户整体福利效应 根据公式(2)和(3)，代入利用Ⅳ方法估计出来的关税价格传导系数、工资价格弹性和农户收入和消费结构等数据，可以测度关税变化引致的全国层面的农户福利效应。 表5列出了1997-2005年关税减让引致的农户福利效应。以2002年为例，2002年中国农产品关税下降3.99%，工业产品关税下降2.81%，关税减让使农户的福利提高了近1%。具体而言，尽管收入方面，农户的农业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分别下降了0.63%和0.37%；但支出方面，农产品与工业产品的消费支出也分别降低了0.48%和1.49%。总消费支出下降幅度大于总收入的下降幅度，使农户的福利表现为净增长。在全国层面，农户是农产品的净生产者，农产品关税减让使国内农产品价格下跌，从而降低了农户的福利水平，农户农产品净福利下降了0.14%；农户是工业产品的净消费者，工业产品关税减让会降低国内工业产品消费价格，从而提高了农户的福利，农户从工业产品中获得福利提升为1.12%。 为了更全面地衡量关税减让对中国农户福利的影响，本文进一步计算了1997-2005年总的关税减让对农户福利的影响⑨。这一期间的关税减让使农户总福利提高了3.50%，其中农户的总消费支出下降7.09%，总收入下降3.60%。农户从工业产品关税减让中获益3.99%，从农产品关税减让中受损0.49%。总体而言，中国的关税减让过程虽然降低了农户的收入，但使农户的消费支出下降更多，因而实际上体现为提高了农户的福利水平。
(二)汇率升值引致的农户整体福利效应 表6给出了2005-2014年汇率升值引致的全国层面的农户福利效应。以2008年为例，2008年汇率下降8.66%，使农户福利提高了0.19%。具体来看，支出方面，农户总消费支出下降1.79%，由于汇率对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价格传导系数相差不大，因此农产品消费支出和工业产品消费支出下降的幅度也较接近；收入方面，农户总收入下降1.59%，其中农业收入下降了1.01%，这说明2008年汇率升值对农业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农户从农产品中获得的福利下降0.15%，从工业产品中获得的福利提高0.34%。 为了衡量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引致的农户总福利效应，笔者计算了2005-2014年汇率下降对农户福利的影响。2005-2014年汇率下降了25.07%，使农户的福利水平提高0.84%。虽然汇率下降的比例更大，但其福利效应却非常小，不到关税福利效应的1/4，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汇率的价格传导系数小于关税的价格传导系数。这同时也说明，基于价格传导视角，中国关税减让对农户福利的提升作用要远高于人民币升值的农户福利效应。
(三)关税减让和汇率升值引致的农户福利分配效应：不同收入组的比较 尽管关税减让和汇率升值均提高了农户整体的福利水平，但是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可能获益不同，即存在不同收入组间的福利分配效应。本文将农户进行5等分组，以测算关税减让和汇率升值引致的不同收入组农户福利分配效应。 以关税减让幅度最大的2002年为例，表7给出了2002年关税减让引致的不同收入组农户福利分配效应。从中可以看出，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也越大。高收入组农户的总福利增长了1.25%，而低收入组农户的总福利只增长了0.64%，只相当于前者的一半。同理，测算1997-2005年的其他年份，结果也都显示关税减让的福利分配效应是偏向高收入组农户的。这一定程度上表明，基于价格传导视角，中国的关税减让政策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户间的不平等状况。 以汇率升值幅度较大的2008年和2011年为例，表8和表9分别给出了汇率升值所引致的不同收入组农户间的福利分配效应。其中，表8的数据表明2008年汇率升值导致高收入组农户福利增长了0.24%，中低收入组农户的福利增长最低，仅为0.13%。整体而言，2008年汇率升值的福利分配效应是偏向于高收入组农户的。与之相反，由表9可以看出，2011年汇率升值的福利分配效应却是偏向于低收入组农户的，低收入组农户的福利增长幅度最大，达到0.27%。其主要原因是，2011年的低收入农户已经由农产品净生产者转变为农产品净消费者(见表8最后一列)，因而低收入组农户的农产品净福利为正值，这与农户福利测算公式(3)的推论是一致的。
对比2008年和2011年的结果可知，汇率升值对不同收入组农户的福利分配效应并不明确，且存在年份间差异，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农户的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的逐年变化。此外，从绝对数值来看，相比关税减让，汇率升值对不同收入组农户的福利分配效应并不明显，其主要原因是汇率的价格传导系数相对较小。
(四)关税减让和汇率升值引致的农户福利分配效应：不同地区的比较 表10进一步给出了关税和汇率变动对中国不同地区农户福利分配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出，以2002年为例，关税下降的福利效应在不同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别，其中浙江、江苏的福利增长分别达到1.37%和1.34%，而增长最低的新疆，只有0.44%。总体而言，东部地区的福利提升程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表明关税减让的福利分配效应偏向于东部地区。同时，对比2008年与2014年汇率升值对不同地区农户福利的影响，可以发现，2008年广东、江苏、浙江等发达地区的福利提高最多，但同期有7个省份的福利是降低的，这些省份福利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其农户收入严重依赖农业。以农户福利下降幅度最大的新疆为例，新疆农户是农产品的净生产者，净出售农产品的比重高达35%，汇率升值引致当地农户福利大幅度下降0.69%。而2014年，不同区域间的福利分配效应则有所改善，福利受损的省份减少到了4个。总体而言，汇率升值引致的农户福利分配效应在地区之间并不平衡，部分省份农户受益相对较多，而另一些省份的农户福利则会受损。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价格传导视角，利用1997-2014年中国25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考察了2005年之前关税减让政策和2005年之后汇率升值政策对中国农户总体福利的影响，及其在不同收入组和不同地区之间的福利分配效应。研究的结论主要包括： (1)关税和汇率对国内价格传递的估计结果表明，关税减让和汇率升值的价格传导效应在工农产品间存在明显的差别：对于农产品而言，关税和汇率的价格传导效应是等价的；但是工业产品关税的价格传导效应远高于汇率的价格传导效应。 (2)基于价格传递视角测算的福利结果表明，尽管关税减让和汇率升值两项政策均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但其同时也导致了农户消费支出更大幅度的下降，因而总体来看这两项政策提高了中国农户的净福利水平。但由于价格传导系数相差较大，关税减让和汇率升值所引致的福利效应存在明显差异，前者对农户福利的提升作用远高于后者。从价格传导角度来看，中国1997-2005年的关税减让过程使农户净福利提高了3.50%，而2005-2014年的汇率升值过程则仅使农户净福利提高了0.84%。 (3)关税减让与汇率升值引致的福利分配效应在不同收入组和不同地区的农户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别。具体而言，关税减让所引致的福利分配效应是偏向于高收入组农户和东部发达地区的，从而加剧了农村内部不同收入组和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而汇率升值的福利分配效应则并不明确，主要取决于特定年份各收入组和各地区农户的消费结构与收入结构差别。 上述结论背后蕴含的政策含义主要包括：(1)短期来看，伴随关税减让与汇率升值，工农产品进口对农户消费福利的正向影响高于收入下降对农户福利的负向影响，因而适当地增加进口有利于居民整体福利的提升。具体而言，通过调整与优化进口结构，尤其是扩大高新技术产品进口，以及促进技术、设备和稀缺资源等初级与中间产品的进口，以此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型，进而发挥进口对就业的积极影响。(2)中国加入WTO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扩张，一方面为农户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弥补了由于进口对农户工资性收入的负向影响，因此，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进一步保障非农就业机会仍是提高农民福利的重要举措。政府应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技能培训和再就业支持等人力资本公共投入水平，增强农村劳动力市场弹性，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此外，要努力解决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体制机制障碍，对更具有就业吸纳能力的民营企业和服务业提供非农就业奖励和税收优惠，以及对农民进行创业培训和资金扶持。(3)由于对外开放，尤其是以关税减让为核心的贸易开放，在不同收入组农户和不同地区之间具有明显的福利分配效应差别，因此，相关的收入分配、产业支持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制定应充分考虑这种差异性。尤其是应该加强对低收入农民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农业生产支持补贴，大力增加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发展资金。同时，应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打造社会安全网，防控贸易开放引致农民就业冲击和失业风险。 ①工资性收入指农户以雇佣劳动形式获得的收入，包括非农工资和农业雇工工资 ②此时，农户的福利近似的等同于农户的实际收入，即去除价格变化后的实际收入(Nicita et al.，2014) ③下文所指的关税均是指“1+从价关税税率”后的关税 ④农产品流通成本占农产品消费价格的比重约为30%～40%，而工业产品只有6%～10%。数据来自《第三产业统计年鉴》 ⑤在Jacoby(2013)的理论模型中，若假定劳动市场充分流动，农产品价格对非农工资影响较大，但若劳动市场不流动，农产品价格对非农工资影响会变得很小 ⑥25个省份分别是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宁夏、新疆、青海、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由于数据缺失，本文未考虑西藏自治区和重庆市。由于农业占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比较低，本文未考虑上海市、北京市和天津市 ⑦劳动日工价是反映一个标准农业劳动日的理论报酬，用于衡量家庭用工的机会成本。实际上，使用农业雇工日工价更能反映农户工资率的变化，但雇工日工价在不同品种并不相同，存在加总困难。但是，劳动日工价和大多数农产品的雇工日工价的相关系数都超过0.95，这表明劳动日工价也能够作为农户工资率的代理变量 ⑧这一数据也常被用作各省份贸易开放度的工具变量(黄玖立等，2006；李磊等，2011) ⑨农户的收入和消费结构用1997-2005年农户收入和消费结构的平均值来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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