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明经与格里尔逊：观念、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里尔论文,观念论文,理论论文,与格论文,孙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电影理论家、制作人和英国纪录片运动的领袖，英语“纪录片”documentary一词的命名者，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在世界电影史上的地位早有定论。
孙明经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即使只对中国电影而言。实际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中国发起了一场类似英国纪录片运动的电影运动——他自己称之为教育电影，在电影观念、拍摄题材、制作与发行方式等诸多方面与英国纪录电影非常相似。中国的这场电影运动，正是在美国和英国纪录电影影响下发生的，并且延伸了英国纪录电影的精神，构成了世界纪录电影史的一部分。而从中国电影发展的角度看，孙明经电影也是纪录电影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代表——事实是，他被忽略的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
一
孙明经与格里尔逊拥有相似的人生出发点与从影经历：他们都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又分别于20世纪30年代初和20年代末参与纪录电影事业，而且终身为电影工作。
格里尔逊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时接受传播学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的观点，认为平等原则和现代大众社会的等级制度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主要原因就在于公众无法搜集各种变化不定的决策信息，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决定。他们对于特权阶级的统治是麻木和顺从的。格里尔逊不那么悲观，他认为“媒介可以通过生动的、富有感染力的手段来唤起人们的情感和信任，而教育和宗教则无法做到”①。与罗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 ）的相识将纪录电影这种具体的媒介形式带给格里尔逊，于是就有了1929年的《漂网渔船》（Drifters），这是格里尔逊导演的唯一作品，也是英国纪录电影运动的开始。
与格里尔逊不同，孙明经接受的是科学教育。他在金陵大学理学院用了7年时间先后读化工、机电和物理专业，1934年毕业留校成为院长魏学仁博士的助手。也在这一年，他协助魏学仁拍摄了《苏州名胜》——金陵大学教育电影的第一部作品。1936年，教育电影部成立，魏学仁兼主任，孙明经为副主任——他选择电影作为一生的职业，源于中学时期与电影的相遇：“金陵大学常常在礼堂放电影，我从四根杆子走到鼓楼去看。当时看到的都是外国的无声电影，有故事片，也有讲棉花、小麦和森林的教育片。”② 这些“讲棉花、小麦和森林的教育片”既是引导孙明经走向电影的媒介，又是他拍摄电影的典范——他发现了隐含在这些影片里的巨大社会功能。
《漂网渔船》的成功鼓舞了赞助者帝国商品推销局（Empire Marketing Board），格里尔逊受命建立电影部，担当起制片人和理论家的角色，保罗·罗沙（Paul Rotha）、巴锡尔·瑞特（Basil Wright）、哈莱·瓦特（Harry Wart）、埃德加·安斯梯（Edgar Anstey）、汉弗莱·詹宁斯（Humphrey Jennings），这些没有电影经验却满腹才华与热情的年轻人聚集在格里尔逊的麾下，名作《锡兰之歌》（Song of Ceylon）便诞生在这一时期。1934年，帝国商品推销局解散，电影部随局长泰伦茨一起到了邮政总局。《夜邮》（Night Mail）代表了这时期的成就。
1939年，二战爆发，格里尔逊离开英国应邀去加拿大组建电影局，邮政总局电影部改为皇冠电影公司（Crown Film Unit），但英国纪录片运动仍在延续， 以美学的力量参与到反法西斯战争中，《伦敦可以坚持！》（London Can Take It!）、《倾听不列颠》（Listen to Britain）、《今夜的目标》（Target for Tonight）、《战端开始》（Fires Were Started）是这一时期的名作。
1948年，格里尔逊回到英国继续领导纪录电影运动，但此时英国纪录电影运动已日薄西山，美学与观念分化严重，两年后这一运动结束。此后，格里尔逊在纽约、巴黎等地方致力于在世界范围推广纪录片。
孙明经是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的实际负责人，理论家，又是制作人——摄影师、导演和剪辑师。主任魏学仁是理学院院长，他曾经留学美国，率先在理学院建立教育电影部，亲自拍摄了《苏州名胜》、《日食》，并与孙明经一起摄制一些工业影片，但因为精力所限，他没有更多时间从事电影。但他的支持是金陵大学教育电影得以发展的基础。潘澄侯、邱锦义、段天育、蒋寿兹、范厚勤、区永祥等人先后参加了电影工作。邱锦义拍摄了《广西省》、《广西民团》，段天育拍摄了《雷马屏娥》、《中国柑桔》，范厚勤拍摄了《中国桐油》、《中国茶叶》，区永祥航拍了《日食》。1934年到1948年间，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摄制影片112部③，其中孙明经个人摄影、编辑完成的在半数以上。仅1936年成立之初的两年里就拍摄了54部作品。孙明经回忆说：“1936年1937年我们有过两年的黄金时代。不过，那时间实在太短”④。《日食》（1936）、《防空》（1936）、《防毒》（1936）、《烟台花边》（1936）、《乡村建设》（1937）、《开采煤矿》（1937）、《首都风光》（1936）等具有重要价值的作品都拍摄于这一时期。其中由魏学仁拍摄的《日食》（1936）是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
金陵大学教育电影的成功引起教育部的重视，潘澄侯、蒋寿兹调入教育部从事教育电影工作，主持“教育影片库”建设，在全国推行教育电影。教育部也摄制了一些教育影片，但更多的依然委托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摄制，甚至教育部主持的“电化人员教育培训班”也由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具体操作。
日本全面入侵把战火烧到整个中国，金陵大学被迫西迁入川，流浪漂泊中孙明经拍摄了《自贡井盐》（1938）、《西康》（1939）等影片。1942年他与魏学仁赴云南拍摄了工业系列《防空电厂》、《长寿水利发电》、《机械制造》等7部影片。其间，孙明经于1940年到1941年赴美国考察教育电影，在纽约美国影片中心社和明尼苏达大学视觉教育中心，他目睹了美国纪录电影的成就，“我感触最深的是纪实影片（Documentary Films）所采用的独到的技术，和洗印技术的新发展。”⑤ 回国之后孙明经创办了中国第一本电影学术杂志《电影与播音月刊》，并一直担任这本杂志的主编。
1945年日本投降。从1946年春金陵大学返校回南京，到1948年为止，孙明经拍摄了《交通》（1948）、《南京》（1948）、《华西村》（1947）、《民主前锋》（1946）等作品，其中《民主前锋》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有声片。1948年之后，孙明经再也没有机会拍摄任何影片。1952年，金陵大学影音部师生和设备奉命并入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中央电影学校，金陵大学也自中国教育版图上永远消失，孙明经作为一名教授直到生命结束。
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当先锋艺术流行，先锋电影也蓬勃发展。摆在纪录电影面前的选择是作为艺术还是商业，抑或是服务社会的工具？
格里尔逊毫不隐瞒个人观点：“我是把它当作锤子而不是镜子。”⑥
直到1942年，格里尔逊还在《纪录电影理念》（The Documentary Idea）中称他发起的纪录电影运动是“非美学意义的运动”，“对于我们来说，纪录电影碰巧是一种最便于利用的和最令人兴奋的媒介手段。”他说，“纪录电影对于国家所承担的基本责任就是：无论人们的思想多么混沌，想法多么简单，如何地背离自己的国家，纪录电影都要坚信可以达到（唤醒公众心灵的）目的。”⑦ 格里尔逊要运用纪录电影这个媒介实现教育大众的目的。
现在没有证据说明孙明经的电影观念直接来自格里尔逊，但他的表述非常接近格里尔逊：“电影是纪录和传播文化的媒介，电影是教育和建设的利器，电影是促进国际和平的桥梁，电影是促进国际大同的媒介。”⑧ 孙明经认为电影仅仅是一种媒介，他常以书作比：“如果提起书这个字眼，我们便想起《红楼梦》或《水浒传》，这是不公平的事。因为书不仅可为小说，也可为物理、化学或种种教科书或种种专集。……书仅仅是一个媒介。”⑨ 他用交通工具的发展比喻媒介的进步，1947年《电影与播音月刊》第5、6期合刊封面是一幅由交通工具组成的图画，每幅图画旁边是文字说明：
手推车——结绳记事
马车——文字
汽车——印刷
火车——白话文
飞机——电影和广播
他进一步提出使用电影这一新媒介的重要性，“我们不能用钉锤敲破原子，我们不能用旧工具来研究新问题。”⑩ 电影代表了当时最为现代的媒介，因为“这种媒介可以直接记录形象、动作和声音，彩色电影还可以直接记录彩色，立体电影还可以记录立体的感觉。因为电影能够记录的范围如此广博而且直接，所以它最便于记载事实，传递思想，发挥情绪。”(11) 这不仅是孙明经个人的观点，也是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集体认同的观念。孙明经认为电影最大的功能在于教育，而教育又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直接的学校教育，即利用电影辅助教学；二是大众教育。
为了倡导电影教学，孙明经在《电影与播音月刊》发表一封公开信，提出“我们不能用老办法教新功课”，并称“把电影用于教学”为一次“伟大的革命”(12)。
大众教育则越过学校的围墙，赋予电影以巨大历史责任：动员民众参与国家大事，普及民众的科学知识，提升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孙明经在《电影与动员民众》里写到，“要使得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必须民众知道为什么要出钱，为什么要出力。换句话说，必须民众知道国家的事情。”(13)
当时，因为中国长时间处于战争危机，外国侵略和军阀混战——从辛亥革命失败，历经护国战争、直奉战争、北伐战争、中原大战以及中央军与地方军阀之间的战争，尤其是日本侵略直接挑战中华民族存亡，知识分子的传统使命感被激发出来，探讨如何救国成为当时最热切的话题：从“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到“教育救国”。假如格里尔逊利用电影进行大众教育呼吁公民担当国家的责任是一种主动选择，具有浓郁的理论色彩和哲学意味，那么中国知识分子教育大众的企图则是绝崖上的搏斗，是直面社会问题的现实选择。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知识界积极参与中国变革的进程，推进中国从政治、文化、科技到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而“愚贫弱私”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四患，只有教育民众才可能根除四患。因此，孙明经拍摄《乡村建设》一片，展示学者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的乡村实验，影片即分为“愚贫弱私”四章，介绍晏阳初的治理方案：开办学校，设立卫生院，倡导科学种田，实行村民选举。
农民教育是大众教育的根本问题。《电影与播音月刊》专门发表《电影到农村去》，指出“电影不歧视文盲，电影能复兴农村”。针对农民文盲居多、普遍贫穷的状况，作者指出，“放映电影虽文盲也能看懂；没有学校，在空坝上也可放映。医疗接济不充分，我们用电影教导农民如何防止疾病。老百姓无钱上学，放电影一次便可使数千以至一二万人受教。”(14)
他们不仅在理论上探讨，也在生活中实践。农村放映队曾经去南京附近的板桥镇为农民放映，甚至远赴青海河西走廊放映(15)。金陵大学迁校成都的时候，星期五华西坝放映更成为当地居民的一件文化盛事。孙明经还把他在不同时期拍摄的《首都风景》、《连云海港》、《中兴煤矿》、《青岛风光》、《故都北平》、《万里长城》、《云岗石佛》、《绥远移民》编为《还我河山》放映，并在介绍中说，“目前该片所笼盖之区域，大半沦陷，国人睹景生情，当益增抗战情绪，而急欲打回老家去也。”(16) 利用电影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这也是孙明经大量拍摄地理风光片的原因。
孙明经没有直接引述格里尔逊的观点，但格里尔逊却多次出现在他主编的杂志上。《教育影片在英国》介绍了格里尔逊发起的英国纪录片运动，“1929年英国电影界异军突起，葛锐逊先生Mr.John Grierson 发明了举世闻名的纪实影片……改革了以往的作风。这是英国电影运动的一个转机，葛锐逊先生继续的实验与工作并为皇家贸易署摄制了一大批有价值的影片。”(17) 《纪实电影的精华》一文介绍了英国纪录电影名作《锡兰之歌》、《住房问题》（Housing Problems）和《今夜的目标》（Target For Tonight）(18)，而《夜邮》更是出现在金陵大学1946年秋季主题系统放映节目表(19)。
《明日的纪实电影》直接译自格里尔逊的文章《没有戏剧的电影》（Picture Without Threater），“几年前，因为一般影院都不大欢迎纪实影片，在英国的纪实片制片家转而注意到在电影院之外有着更大的观众，因此他们把影片发行到学校、社区、教堂和各乡镇中心去，观众也因他们的职业、兴趣、及教育态度而参观各种不同的影片。这是过去15年来电影上的最重大事件，它标明了纪实影片和‘娱乐’分了家，而且它也开展了一条新途径给纪实片去发展。”在文章里，他重申了一贯的观点：“纪实影片实际是大众教育的最好工具，而且更促使政府官员对其责任更认真地去担当了。”(20)
由此可见，即使不能推演出孙明经在教育电影运动之初就受到了格里尔逊的启发，至少他们的主张是非常接近的，而且在这一运动的中后期他不仅看到了英国纪录电影，也把格里尔逊的电影和观念介绍到中国。
三
因为生存方式的非商业化特性，纪录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面临与故事片完全不同的制片与发行体系。弗拉哈迪的《北方纳努克》是一次成功商业行为，可第二部《摩阿拿》却遭遇惨败，此后8年他没找到拍摄经费。 维尔托夫的纪录片与商业无关——那时，刚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需要电影宣传。当局态度转变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拍摄的机会。伊文思一生几乎都游离在商业之外，他的拍摄大都与特殊的政治事件相连。如何为纪录片建立一种常规制作与放映的体制，始终是纪录片面临的问题。
格里尔逊为纪录片找到一条新路：从政府或社会机构融资——为英国纪录电影出资的除了帝国商品推销局和邮政总局之外，煤气公司、航空公司、铁路公司、海运公司和茶叶进口商也成为热心赞助者；在非商业系统放映，即格里尔逊自己所说“把影片发行到学校、社区、教堂和各乡镇中心去”的非影院发行机制。
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采取的也是同样方法。孙明经说，“事实上，金大摄影事业历年来大多是靠社会上多方的协助，才有今日的地步。并不是因为金大本身经费充裕，特别划出大宗款项发展这个部门的。”(21) “金陵大学理学院摄制16毫米动片目录”专门列出每部影片的“经济合作机关”、“技术合作机关”，如教育部、实业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淮盐公会、安徽滁州中学、资源委员会、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民生实业股份公司、四川盐务管理局、首都航空机关、西康省、首都军事防空机关等。
这些所谓合作机构，正如孙明经自己所言，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多方协助”，才有金陵大学教育电影的100多部作品。 其中完全靠金陵大学自己出资拍摄的只有十余部。
孙明经在发行上也采取非商业放映方式，在教育部下属的大学与中小学校放映，但也有些在电影院或露天面向社会公开放映。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设立了面向社会的电影图书馆——它不仅是金大的，也是教育部的，面向全国放映。据孙明经讲，“综计金大所出的教育影片共100多本，大部分为地理片和工业片，在1932年到1942年这十年中几乎占全国流通的教育影片的一半。”(22) 为了动员抗战，单单1944年，在成都、重庆的公开放映就达828次，(23) 尤其是《防空》、《防毒》这样的国防教育片，战时几乎各机关都曾放映。
四
格里尔逊曾经写过一篇随笔，名为《作为英雄的工人》（The Worker As Hero）。当他拿起摄影机时，首先进入画格的当然是工人，而且是他自幼熟悉的捕鱼工人。工人也是几乎所有英国纪录电影运动中作品的主角：《电话工人》、《煤层断面》、《北海》、《夜邮》、《住房问题》等电影都在表现工人，劳动创造了动人的美学：《漂网渔船》里的捕鱼工人撒网、拖网与海浪的起伏形成明快的节奏。《夜邮》里邮政工人在火车上分信、捡信的动作像舞蹈一样优美。这种情感让人联想到伊文思的《英雄之歌》（The Song of Heroes）和维尔托夫的《热情》（Enthusiasm）。
同一时期，在中国，只有孙明经的电影才记录了那么多工人形象——而且许多题材与英国纪录电影完全相同：如《开采煤矿》与《煤面断层》、《电话制造》与《电话工人》、《交通》与《夜邮》。这也寄托了中国人对工业现代化的期待。孙明经似乎分享了格里尔逊对产业工人的偏爱，把劳动表现得那么优美：《烟台花边》的女工编织丝线如同弹奏钢琴，《景德镇》的工人转动陶罐仿佛魔术表演，而那些劳动的手那么灵巧、那么优雅，编织《发网》的手，雕塑《紫砂器》的手，制造《竹器》的手……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里拍摄工业的电影达30多部，包含了从手工艺到现代化工业的多种产业。但遗憾的是，孙明经太钟爱劳动的手了，镜头不舍得摇到人物的脸上，更没有格里尔逊偶尔的特写——虽然他主张“不要拍太多特写”。因此，孙明经电影的工人没有留下鲜明的人物形象，他把镜头对准了劳动的过程，或者说工艺流程。从科学角度看，每一种工艺都非常清晰，文献价值极高，从人文角度看，情感的力量比较稀薄，艺术感染力不够。人物成为工艺的配角，这未尝不是一种遗憾。
事实上，虽然都在表现工人，格里尔逊、孙明经与伊文思就完全不同：格里尔逊和孙明经都发现了工人的劳动之美，却无意表达工人的真实情感和现实处境；而伊文思的《博里纳奇》（Borinage）关注的是工人罢工——为争取生活权利而进行的抗争。这自然和影片的赞助者有关：格里尔逊和孙明经的制作经费来自政府或社会机构，他们要的是教育而不是对抗。伊文思拍摄《博里纳奇》来自比利时工会的邀请，目的就是要揭示发生在那里的现实事件。不过，即使像伊文思这样的左翼艺术家，一旦面对资助人也会发生相似的问题，拍摄《飞利浦收音机》（Philips Radio）时他就想越过灯泡车间拍摄工人的生活，但被告知车间的大门便是界限，因为出资人是飞利浦工厂。格里尔逊和孙明经的制作方式使影片带有明显的国家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影片的社会深度和思想表达。
据孙明经说，“邱锦义先生到广东、广西、福建去摄地理片，最远到了海南岛，我在华北工作，段、蒋两委在华东一带。当时我们有计划把全国分为八大区域，摄成一部‘中华景象’，一大套的影片。可惜抗战开始，打击了我们的这个企图。”(24) 孙明经的文章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拍摄这些电影，但从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看，他们似乎在承担应由政府机构来完成的“中华影像史诗”，用摄影机记录中国河山风貌。对于自然，孙明经的热情更胜于人物。他说：“世界是一个广大的摄影场，自然界有无穷的形形色色的摄影对象，动植物是很动人的主角。”(25)
五
英国纪录电影尽管被格里尔逊描述成一场“非美学意义的运动”，但它的美学成就却显而易见：总体上呈现出一种诗意风格，而这种诗意在不同作品里又得到富有个性的发挥：《漂网渔船》的蒙太奇节奏，《锡兰之歌》中的慢板式抒情，《夜邮》的诗意与节奏的交织，《伦敦可以坚持》的幽默与从容，每个导演都洋溢着饱满的个人风格，又在整体上呈现出纪录电影运动的总体美学趣味。因此，英国纪录电影运动既是一场社会学运动，又是美学运动。
金陵大学教育电影缺乏英国纪录电影的独特美学创造，也没有出现巴锡尔·赖特、汉弗莱·詹宁斯这样的电影名家，但孙明经的作品依然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纪录电影的成就，成功地制作了《防空》、《西康》、《民主前锋》、《交通》等一批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电影作品。《防空》是孙明经电影里艺术价值最高的几部作品之一，它以动画和特技字幕说明国际主要国家的空军力量对比，以及炸弹的威力，并结合实拍的一些轰炸和飞行镜头，告诉观众在日本飞机袭击时如何躲避。它依然是在“说明”，但表现方式灵活，示范表演的场景、动画制作和剪辑节奏给影片增加了美学力量。《民主前锋》是一部观念、形态与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彩色有声电影。影片记录了中国13所基督教大学在日本侵华战争中逃亡、返校、重新开始新生活的历程。它以丰富的细节展示中国大学师生流浪中的从容、自信与优雅：形同民工的哲学教授微笑着搬运行李，返回南京校园时，留守的老校工满脸激动握住教授的双手，北大楼前学生们卧在草坪上听“大学之声”广播。作为彩色有声片，《民主前锋》在电影观念、制作方法与声画处理上与英国纪录片运动的作品非常相近，如詹宁斯的《伦敦可以坚持》。同样是宣传意图明显的电影，《民主前锋》通过大学师生在二战中逃亡、返校和重新返回教学秩序的过程，展示了民主精神的胜利。《伦敦可以坚持》记录了伦敦人在二战期间准备防空、空袭、重建家园的历程，表达了伦敦人的从容不迫与胜利信念。从电影语言来说，詹宁斯擅长用蒙太奇剪辑达到诗的节奏，而孙明经长于叙事，节奏舒缓，线索清晰。因为当时还无法实地同步录音，电影中的声音主要是解说、音乐和拟声，《民主前锋》里还出现了采访。
不过，因为所有电影剪辑都出于孙明经之手，自然不可能达到英国纪录电影里丰富的艺术个性。何况，大部分作品是按照科教片模式制作的，旨在“说明”一种工艺或一种产品，常常流于直白地叙述，而不是戏剧的表达。仅仅把电影当作媒介，而不是艺术——孙明经留下的文章中没有提到过关于电影美学或艺术的讨论。因此，金陵大学教育电影在美学上的成就远远不如他们对电影功能的开发和技术的试验。这与英国纪录电影运动完全不同，格里尔逊虽然也标榜“非美学”，但巴锡尔·赖特、汉弗莱·詹宁斯等人都是雄心勃勃的艺术青年，他们在实践中自觉地把美学与社会功能融合在一起，而且力求艺术表达的新颖与不同凡响。
需要说明的是，英国纪录电影主要是有声片，只有《漂网渔船》等少数几部无声片。因为技术和资金之故，孙明经所拍摄的大部分为无声片，只有两部彩色有声片。这个差距不仅存在于孙明经与格里尔逊之间，也存在于当时中国电影与英国电影之间。
六
以孙明经为代表的教育电影以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为依托，坚持“电影是记录和传播文化的媒介，电影是教育和建设的利器”的理论观点，用电影推行大众教育，历时14年，制作了百余部电影，建立了一套独立于商业电影之外的制作、发行放映系统，构成了一场电影运动。
从世界电影史来看，金陵大学教育电影与英国纪录电影运动在电影观念、组织、选题、制片与发行方式上非常相似，接近世界电影发展的水平；从早期中国电影史看，纪录电影一直非常贫瘠，除了黎民伟拍摄的关于孙中山和北伐战争的几部影片外，几乎没有多少纪录电影。从中国电影诞生到1949年的纪录电影中，金陵大学教育电影拍摄时间最长、作品最多、具有明确理论主张和组织机构，这是中国第一次与国际纪录电影基本同步的一场电影运动——此后直到80年代，中国纪录电影才重新融入国际纪录电影思潮。
金陵大学教育电影的独特价值在于，它记录了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中国社会风貌，尤其是地理风景、人文风俗与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的生活状态，其涵盖的社会广度是空前的。它不仅开创了中国纪录电影早期的一些基本形态，也创造了一批属于那个时代的代表作品。
注释：
① 杰克·C·埃里斯．约翰·格里尔逊：生平、贡献与影响．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00，19页。
② 据孙明经手稿。
③ 当时金大教育电影部拍摄的电影一般长度为400英尺，个别影片为1000英尺或更长。
④⑤ 孙明经．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小实验．电影与播音月刊．1948，6卷7、8期合刊。
⑥ 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9页。
⑦ 伊恩·艾德肯．纪录电影运动文选．英国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8，106页。
⑧⑨ 孙明经．电影是什么．电影与播音月刊．1947，5卷10期。
⑩ 孙明经．给本校同仁的一封公开信．电影与播音月刊．1946，5卷6、7期合刊。
(11) 孙明经．电影是什么．电影与播音月刊．1947，5卷10期。
(12) 孙明经．我们要用新工具新材料——这是一个运动．电影与播音月刊．1947，5卷6、7期。
(13) 孙明经．电影与动员民众．电影与播音月刊．1942，1卷5期。
(14) 孙明经．电影与动员民众．电影与播音月刊．1942，1卷7、8期合刊。
(15) 河西放映散记．电影与播音月刊．1947，5卷6、7期。
首都影音工作者座谈会琐记．电影与播音月刊．1948，6卷7、8期。
(16) 金大电教．电影与播音月刊．1942，1卷7、8期。
(17) A.C.Scott．教育影片在英国．电影与播音月刊．1946，6卷3、4期。
(18) 李铸晋．纪实电影的精华．电影与播音月刊．1947，5卷4、5期。
(19) 电影与播音月刊．1948，6卷7期。
(20) 李铸晋．明日的纪实电影．电影与播音月刊．1947，5卷3期。
(21)(22)(23)(24) 孙明经．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小实验．电影与播音月刊．1948，6卷7、8期合刊。
(25) 孙明经．1937：战云边上的猎影．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