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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研究会的米歇尔等三位经济学家最近发表的《美国劳工状况》双年调查报告是当前对美国劳动市场统计作出的最优异的综合和分析。它不仅提供了所有有关的数据而且对劳动市场走向等重大问题作出了回答。
该统计数字表明，最近30年来美国工人的状况远远不及过去的“黄金时代”。但1995年至2000年期间是个例外，当时工资(以购买力计算的实际工资，下同)在停滞了20年之后在这5年明显增长，然而好景不长，随着2001年3月开始的经济衰退和同年11月开始的“无就业增长的复苏”，这些好处都烟消云散了。
综合上述情况，三位经济学家强调指出，失业率低时工人受益大，特别时底层收入人群受惠最多。
1995年至2000年间的经济增长扩大了就业，失业率降到低水平，这有助于工人改善经济状况。但2001年3月开始的衰退减少了就业。小布什总统第一届任期内的就业状况是胡佛总统时期(1928—1932年)以来最糟糕的。2001年迄今，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已连续41个月减少，而自复苏开始以来的21个月中全国共减少了110万个工作岗位！自“二战”以来的历次复苏中，本次复苏的就业增长是最疲软的。尽管过去3年来失业率有所下降，但劳动市场仍很不景气，其主要表现或特征如下。1.经济复苏势头已很强但平均失业期限长而且长期失业者多。2004年2月的平均失业期为20.3个月(当时失业率为5.6％)，是1983年7月以来最长的，而当时的失业率是9.4％。在失业率相对低的情况下竟有如此长的平均失业期是非常少见的。长期失业者是失业27周或更长而仍在寻找工作者，2003年的长期失业者在全体失业者中占22.1％，在当时失业率不算高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甚至到2004年年底，这一比例仍高达20.2％，远高于过去40年来的每一个复苏年。长期失业者中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年富力强的工人、白领工人以及专业人员。在2000年至2003年期间，长期失业者中人数增加最多的是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的人、45岁及以上的人、从事经营管理和专门职业的人、在信息产业以及商业服务业中的男性白人。在最近一次衰退和当前的复苏中，失业者的类别竟如此之广泛实属历史上罕见。2.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即劳动力(就业者和失业者人数之和)中工作人口的比例下降，这意味着人们在退出劳动力队伍，这在经济复苏中是一种不健康的现象。2004年底的劳动力参与率是66％，比上一次商业周期高峰的2001年3月低一个百分点。如果2004年12月的劳动力参与率同2001年3月持平，则当时的劳动力应该增加近300万人。设想这批人因当时找不到工作而退出劳动力队伍并假定他们现在重新进入劳动力队伍，则现在的失业率应接近7.5％。
除公共雇员外，全国工人的工资总体上在1947年至1973年间显著增长，其后22年下降，1995年至2003年间又有所增长，其中1995年至2000年的年增长幅度是战后“黄金时代”结束以来最大的。2000年以后经济进入衰退和就业不增长的复苏期，工资增长迟缓。进入2004年，经济虽然升温，工资却下降了。
综览全局，在工资领域有如下几个突出的问题。1.种族和性别之间的差距很大。在2003年，黑人工人的中位工资约相当于白人工人中位工资的73％，拉美裔工人则约为64％。(中位工资是居于最高和最低级别工资之间正中一级的工资，即有50％级别的工资高于这一级同时有50％级别的工资低于它。——原作者注)。仍以中位工资为基准，黑人女工和拉美裔女工的工资分别为白人女工工资的86％和75％。2.在美国这样的富国竟有大量低工资工作。根据这些工作岗位的小时工资标准，即使全年都工作而且是全日工，其收入仍不足以供养贫困水平的四口之家。在经济增长的20世纪90年代，在工资为贫困水平的就业者中，女工比男工受益较多而且黑人比白人受益更多。3.美国存在大量的工资收入不公现象，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在加剧。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迄今，高、中工资者之间的工资差距不断扩大。中、低工资者之间的工资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缩小。与上述情况相关的是受高等教育和受初等教育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自70年代以来其扩大的程度颇为可观。法定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下跌和企业高层官员薪金的猛涨是工资收入不公的两大重要方面。按购买力计算，联邦政府规定的5.15美元每小时最低工资比1976年少了近25％，而公司执行官们的薪金则跃进式地增加。首席执行官仅薪水和奖金的现金收入自1989年至2003年间就翻了一番以上，他们的现金收入在1967年是工人平均工资的24倍，至2000年则是300倍。
收入与财富
美国的收入和财富状况有如下两个突出的现象。1.美国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官方的贫困线门槛定得很高，为农业部规定的最低食品支出金额的3倍。这在2003年为18660美元。根据这个标准，全国的贫困人口为3500万，占全国人口的12.5％。但官方的贫困线完全不能反映人们真实的经济困境，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应将官方贫困线降低一半才符合实际，据此，贫困人口应为8800万。不同族裔中的贫困率差异很大，2003年在白人、黑人和拉美裔人中贫因率分别为10.5％、24.4％和22.5％(根据官方贫困线，下同)。在1995—2000年经济增长期，上述各类贫困率都显著下降。2000年全国贫困率为11.3％，黑人为22.5％，拉美裔人为21.5％。但这一积极趋势随后出现逆转。2.收入和财富分配十分不公。无论是绝对地还是相对地，都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整块蛋糕一直是越做越大，但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带来的收益绝大部分归资本占有者所得，处于收入底层的群体得到的份额实际上缩小了。过去30年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甚至劳动人民受惠较大的1995—2000年经济迅速增长时期也未能扭转这一趋势。一些家庭收入之所以能逐年增加主要是因为工时延长了，而且有更多的家庭成员就业。但在最近一次的衰退中，白人、黑人和拉美裔人的中位家庭收入都下降了。现在已达到了靠延长工时和增加成员就业以增加家庭收入的极限。在1995—2000年增长期，黑人和拉美裔人的家庭收入增幅大于白人，但在此以后，少数族裔家庭收入的减幅也大于白人。目前的情况同过去一样，黑人和拉美裔人的家庭收入仍远不到白人家庭收入的65％。
在1979年至2000年间，以资本为收入来源的最富有的1％住户攫取了总收入的38.4％，最贫穷的20％住户仅得到0.8％。前者每户平均收入为后者的48倍。
财富(全部资产的货币价值)分配的不公更甚于收入分配的不公。2001年，最富有的1％住户占有全部净资产(总资产扣除总负债)的33.4％，底层90％的住户仅占有28.5％，17.6％的住户的净资产为零或负数，30.3％的住户的净资产不足1万美元。如按族裔划分，2001年13.1％的白人住户的净资产为零或负数，在黑人住户中则为30.9％；黑人中位住户拥有的金融财富(股票、债券及现金等)仅为1100美元，白人中位住户则有42100美元。2001年，最富有的1％的住户拥有44.8％的普通股(不含养老基金持有的股票)，底层80％的住户仅有5.8％的股票；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住户持有1.1％的全部股票；年收入25万美元或更多的住户则持有40.6％的股票。另一方面，贫穷户中负债的多而且债务负担重。2001年，有27％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住户须以40％或更多的收入偿还债务；年收入为9至10万美元的住户只须以2％的收入还债。
在此必须指出，近十多年来在格林斯潘和联邦储备系统的鼓励下先后出现了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这种资产价值的大幅上升大大有利于富人，他们拥有的大量资产因价值的上涨而可以购置更多资产以加强他们对经济以及政治制度的控制。他们是以狡诈而不易为人觉察的方式进行阶级斗争。
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贫富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斯坦等主流经济学家将之神秘化，米歇尔等三位经济学家则指出不难找出原因。1.进一步实行了税率递减的征税制度：对高收入者及最大的公司降低征税率。这样就把穷人的钱转给了富人，加剧不公。例如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就是把99％的住户全部税后收入的0.8％输送给了顶端1％的住户。2.工会组织率显著下降，工会力量显著削弱。2004年，就业工人中仅12.5％的人是工会会员，而21年前则是20.1％。2004年，私营部门的会员率为7.9％，跌至19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甚至公营部门的会员率也从2003年的37.2％降到36.4％。印第安纳州和密苏里州的新任共和党州长下令州政府雇员不得再进行集体谈判，致使他们的工会名存实亡。工会会员的工资和福利历来高于非会员，2003年二者工资等报酬的差距为15.5％(黑人工人和拉美裔工人则分别为20.9％和23.2％)。由于劳动力队伍中非会员人数相对地不断增加，平均工资势必下降。此外，由于工会给黑人和拉美裔人相对于白人带来更多的收益，——这也同样适用于蓝领工人相对于白领工人、教育水平较低的工人相对于教育水平较高的工人、工资处于底层的工人相对于顶层的工人，因此随着工会会员的减少，白人工人同少数族裔工人之间、蓝领工人同白领工人之间、高中毕业的工人同大学毕业的工人之间以及低工资工人同高工资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也拉大了。3.最低工资的购买力下降。国会决定长期不增加最低工资，因此物价每上涨一次便降低一次固定不变的最低工资的购买力。鉴于妇女占全体最低工资工人以及每小时工资高于最低工资不超过1美元的工人的60％，这一决定的主要受害者是贫困的妇女，它大大加重了对底层工资收入者的不公。
三位经济学家估计，拉大了的工资差距中约有1/3应归因于工会的削弱和最低工资购买力的下降。
他们也否定了主流经济学家关于对劳动力技术水平的要求提高即对其教育程度的要求提高乃是技术工人、高学历工人同非技术工人、低学历工人之间工资收入差距拉大重要原因之一的论点。事实是当90年代技术迅猛发展，工作场所也快速使用计算机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工资差距却在缩小，但同时以企业高级经理为主的处于工资分配顶层的人其工资却迅速增加，远远高于所有其他的人。因此，劳动力技术含量的多少是工资差距拉大的原因这一说法令人难以置信。实际情况是不论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快还是慢、是使用高科技还是低科技、经营得好还是不好，其首席执行官和他们的直接下属们的工资都是照样增长。
主流经济学家还认定“自由”贸易显然对劳动人民有利。实际上国家之间的贸易基本上不是自由贸易，因此必须对自由一词加上引号。《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其他类似的贸易协定给工人带来的是灾难。它们导致大量进口用于制造业的设备以及消费品；促使以美国为基地的生产企业将很多工作机会转移到墨西哥和中国等低工资国家；使雇主们能胁迫工人并压低工资；使技术工作和非技术工作都被大量外包出去。其后果就是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大量流失、低技术和低学历工人的工资下降、计算机程序编制员等高技术工人大量失业。三位经济学家估计，拉大了的工资差距中约有另外的1/3要归因于国际贸易带给工人的负面效应。
他们三人没有掌握外包流失的工作岗位的数字，凯特·布朗、范布伦纳等两位研究员最近为美中经济安全评审委员会所作的调查披露，仅2004年第一季度外包的工作岗位就多达10万个。
天下的工人都受同一种势力的压榨，不能因美国工人的工作由于外包流失到低工资国家便责怪这些国家的工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给墨西哥工人带来的弊远大于利，美国的廉价玉米在墨西哥市场泛滥成灾，迫使墨西哥农民放弃土地到墨西哥和美国的城市找工作。现在许多工作岗位从墨西哥外包到中国，如果后者的工资提高则其工作岗位又将外包到别处。
不再有“良性循环”
可以看出，1995—2000年的经济增长不能同“黄金时代”的繁荣相提并论。诚然，前者的资本投资和消费支出都有长足增长，但大量的投资都是在股市泡沫引起对经济增长预期过高的情况下投放的，因而导致生产能力大量过剩；消费支出的增长则是受到股票价格的推动。因此2000年股市泡沫破灭时，投资和消费支出不再增长。更有甚者，这次经济增长带来的高收入完全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所以没有“黄金时代”那种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广泛消费。还有，政府的税收因股票价格上升而大幅增加，但它却不增加社会公益和社会福利支出，——这些本可以使工人生活得更健康、受到更多和更好的教育并且能够更多和更好地生产，这些本来都是造福未来的积极因素。政府反而控制教育支出使之滞后于经济增长，还制订多项残酷的刑事法律并且取消了给贫困妇女的社会福利待遇。
最后还要指出两点。1.工会运动在这整个时期内不断流失会员并失去了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势力。如果工会有昔日那样强大的力量，工人本会从经济增长中分享到更大的份额。2.大量经济增长的收入因购买进口商品而流淌到国外。在整个90年代，继续彻底取消对经济的监管特别是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大量资金流向国外和把技术的与非技术的工作岗位都外包出去提供了便利条件。以上情况充分说明90年代后期的景气完全谈不上是一场“良性循环”，一个明显的指标就是这次景气过后工人的处境急剧恶化。再者，当前的经济增长虽已长达3年，但工人状况并没有多少好转，实际工资在下降，就业只是刚刚回到布什就任总统时的状况。
三位经济学家清晰地指出，资本拿走了当前经济复苏中的绝大部分收益：在公司部门，按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资本收入比衰退或无就业增长的复苏期高出32.2％，工人的实际劳动报酬(工资加福利)只增长了1.2％。情况很清楚，除了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一段短暂时期外，工人在就业时工作日益失去保障，在失业时生活日益失去保障。同样很清楚的是，90年代后期的经济增长不是一次“良性循环”，而是由股市泡沫和大量借债消费所催生的。因此泡沫破灭后，工人的生活福利继续下滑。国家陷入伊拉克战争的困境、布什的减税政策使巨额预算赤字和高利率长期保持下去、看不出对经济进行明显的需求刺激、堆积如山的债务限制了消费的长期增长、空前规模的外贸失衡使国家完全仰赖外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意愿以及继续将工作岗位外包出去，所有这些都使人难以对工人的前景感到乐观。更有甚者，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看来正在使国家的产出增长同就业的增长更加脱钩。
美国劳工的状况基本上是阶级斗争状况的反映。尽管工资、工时、就业、失业以及劳动生产率等看来是由市场的变化和技术的革新所左右，它们实际上全都由工作场所和政治领域中工人同雇主间的斗争决定。如果统计数字显示劳动人民的经济状况恶化而同时雇主的状况在改善，这证明资本家扩大了权力。要透过数字找出工人失掉权力的原因，这有助于制定相关的战略战术以利于工人夺回失去的权力。本文清楚地指出了，只有振兴美国工人阶级的权力才能使工人对未来的生活抱有希望。但要在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基础上实现振兴，就必须彻底转变观念，认识到现行的制度尽管有十分充裕的时间履行其承诺，但它却做不到这一点。因此美国的劳动者首先必须同世界各国特别是贫穷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例如，美国工人在处理工作外包和移民工人的问题上，决不能把其他国家的工人当作替罪羊。不应反对将工作外包出去，而是必须要求增加失业补偿金、按受职业再培训时领取全额工资、政府承诺实现充分就业。美国劳工不应助长反移民的歇斯底里倾向，而必须支持维护移民权利的斗争，声援对外移民国家的工人运动，并在要求彻底修改美国外交政策的活动中发挥先锋作用。
[郭懋安：中华全国总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