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东亚汇率制度协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汇率论文,试论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融危机的影响带给东亚国家的不仅仅是反思本国金融制度的缺陷和不足，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东亚国家之间货币合作来抵御国际经济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危机暴露出东亚国家普遍采取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的脆弱性，加剧了亚洲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因此，建立东亚各国汇率政策协调机制，推动区域汇率管理体制的一体化，保持汇率稳定对于这些国家的未来发展而言，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着重讨论东亚地区汇率合作中的制度安排。
一、当前东亚各国汇率制度的选择
在金融危机前，东亚各国大多保持稳定的汇率政策，本币实际上是钉住美元的。从泰国受到冲击开始，泰国、印尼、韩国、新加坡等爆发危机的国家在政府干预未果的情况下，纷纷与美元脱钩，放宽同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甚至放弃了对目标汇率的管理，实行完全自由的汇率浮动制度。危机过后，各国相继调整了原有的汇率制度，从表1中可以看出，东亚地区各国除了中国、文莱及马来西亚之外，其他10个国家均选择了不同程度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总的来说，不论是选择何种汇率制度，与危机前相比，只是允许浮动的范围更大，政府干预力度变小，汇率更多地交由市场供求决定。
表1：东亚国家和地区汇率制度安排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2年汇率安排和汇率管制报告
钉住美元制的脆弱性是迫使危机发生国调整其汇率政策的主要原因。第一，东亚国家与日本经济存在着紧密的联系。1996年以来日元对美元急剧贬值，致使钉住美元的国家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经常项目恶化，经济下滑，为随后的货币危机埋下了隐患；第二、汇率制度缺乏弹性，由于本币被高估，维持这一水平必然提高国内利率，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效力，而且使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长期偏离，为国际游资的冲击提供了可乘之机；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与东亚经济增长的同步性已经大大降低，（注：关志雄(2000)研究表明：自1985年广场协议以来，亚洲国家与美国经济增长的同步性已大大削弱了。亚洲国家与美国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从1971～1984年的0.731下降为1985～1998年的-0.193。）与美国贸易所占的比重逐步降低，地区内贸易稳步上升，由美国来决定未来亚洲利率只会使亚洲宏观经济更加不稳定。
但是，目前汇率制度的调整是否是东亚各国比较好的选择呢？Raul Fabella(2003)认为多种汇率安排和这种实际上的单边稳定汇率制度(unilateral exchange rate stabilization regimes)，恰恰造成了地区汇率的不稳定。McKinnon(1998)、Ogawa and Ito(2000)、Wyplosz(2001)指出目前东亚地区的汇率体系缺乏稳定性，这种脆弱的汇率机制使得地区合作承担道德风险。关志雄(2001)也认为，由于许多亚洲国家经济结构相似，如果缺乏明确的承诺，容易出现货币竞相贬值和采取相互报复措施，而且程度严重；同时指出了在东亚经济体中汇率的变动和经济增长之间已经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日元兑美元每上升1%，就会带来其他亚洲国家0.109%的经济增长，因此要求加强汇率制度协调。可见，目前东亚多样化的汇率安排并非是合适的选择，加强汇率制度协调，推动区域汇率管理体制的一体化，才能防范危机的再发生和保持地区稳定。
二、东亚经济合作对汇率制度协调的新要求
（一）东亚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要求更为稳定的汇率
我们从东亚地区的贸易和投资的变化来说明稳定的汇率对东亚经济的重要性。
从表2中可以看出，东盟国家间的贸易总额占地区GDP的百分比从1980年的11.1%上升到2000年的31.3%，增长了近200%，东盟同美国的贸易比重也有所增长，从1980～2000年20年间提高了95%。如果东盟加上日本（还没有包括中国、韩国），2000年其贸易比重达到53.3%，这一比重比同期的欧盟要高得多(29.6%)。Bayoumi and Mauro(1999)根据对东盟地区贸易结构的分析认为，选择共同的汇率制度才能够促进贸易的增长。至于选择何种汇率制度，他们反对钉住外部货币(external pegs)，主张在东亚内部选择钉住共同货币。
表2 地区贸易表(1980～2000)占地区GDP总额的百分比 （单位：%）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统计指南”，“世界发展指标2002”
说明：东盟中文莱的数据没有包括在内；欧洲大陆包括：奥地利、
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葡萄牙和西班牙
Carsten Andreas(2002)认为相对于贸易而言，亚洲在资本流动方面显示了比较高的合作性，亚洲地区闽直接投资(FDI)比欧盟和北美贸易区还要高。如表3所示，东亚地区流向区域内各经济体的比重从最高的（中国）80%到最低的（菲律宾）30%不等。即使排除了台湾和作为地区金融中心的香港的投资的话，来自10+3地区的直接投资仍然比欧盟和美国要高。Dobson(2001)根据这一结果认为，如果亚洲内部直接投资的趋势不断提高，各国选择共同钉住某种货币的汇率政策更有利于吸引外资。
表3 直接投资(FDI)流向表 （单位：%）
流入国
欧盟 美国 日本 香港 东盟 东盟＋中日韩 其他国家
1990 6.4 10.9
8.2 60.3
2.7 11.011.5
1996 5.8
7.5
5.6 55.7
7.2 15.315.7
印度尼西亚
1993 9.1
5.5 20.6
8.4
6.4 32.544.5
199629.7
7.5 19.5 11.1 11.9 35.815.9
199014.8
4.9 25.7
3.3 11.6 39.937.1
199614.0 12.7 22.5
2.6 13.3 40.430.3
199013.1 54.2 15.3
5.9
0.7 16.510.3
199620.7 32.1 22.7
8.8
3.6 27.810.7
199021.2 17.2 21.4
6.6
6.0 27.427.6
199621.9 16.8 20.4
4.4
6.3 27.129.8
199010.1 16.8 39.7 10.9
7.3 47.914.3
199610.1 16.3 29.1 14.9
9.6 39.519.2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投资指南.
（二）目前汇率制度协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东亚国家在1997年以后就开始积极讨论货币合作问题，分别在信息交换和经济运行监督、地区间融资制度安排、宏观经济和汇率政策合作等三个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还没有涉及汇率协调和地区汇率稳定的严格框架协议，而只是对汇率稳定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合作意向，缺乏监督机制。目前汇率制度的协调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汇率政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实际有效汇率出观差别。比如，日元的贬值将会削弱钉住美元国家的竞争力，钉住日元的国家则会从中得到好处，美元贬值则相反。同时，如果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发生变化，采取不同的汇率制度就会影响东亚国家间的双边汇率。双边汇率的不稳定就会增加国与国之间贸易和投资的成本，不利于东亚贸易区的发展。
2.一国只求单边汇率稳定而不顾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往往通过货币贬值来提高对周边国家的商品竞争力；但这种行为是否能够如愿，还很难说。受影响的国家很难区分货币贬值的国家是由于其国内宏观基本面的不稳定而导致的汇率调整还是出于损人利己的目的使货币贬值。这样一来，道德风险就会出现，受影响的国家会单方面采取相同措施，来抵消对本国的不利影响，从而导致地区竞争性的货币贬值。
3.由于还没有任何明显具有约束力的强化机制来保证东亚国家双边汇率的稳定，如果一国出现了投机性攻击而使货币被迫贬值， 已经签订的互换和回购协议在危机真正到来时能否完全履行，只能看协议国的“脸色”行事了。
（三）中国经济对东亚合作与发展的影响
第一，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东盟贸易和投资量不断攀升，促成了中国－东盟贸易区的建立，这对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据估计，随着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东盟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将会增长48%，达到130亿美元，中国出口到东盟的产品.也会增长110亿美元，超过原来出口量的55%。Richardson(2002)估计，如果中国每年保持7%的增长速度不变，日本经济仍然低迷，中国将会在5年内取代日本成为最大的亚洲商品的输入地。
第二，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日本的衰退使得“东亚奇迹”风光不再，日本、韩国和东盟各国迫切需要对内调整产业结构，对外加强经济合作，而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加入WTO所提供的广阔的市场前景为东亚经济的复苏带来了希望和挑战。大幅降低关税、逐步取消进口配额和许可证制度，将使中国成为又一个进口消费品大国；汽车、房地产和物流业将成为支柱产业，服务业对外资开放，为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转移提供了出路。中国与东亚经济体的合作既有互补性，又有竞争性，东盟各国只有在同中国的合作中求得经济的互补、互助。
第三，“雁行模式”虽然面临解体的命运，但是这种梯式的产业和出口结构的合作模式仍有助于东亚复苏。近年来，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生产网络正在形成。大量国际资本和先进技术落户中国，中国经济结构逐渐转变成技术、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共存的多层次、多元化的产业结构。美、欧、日等国在中国生产高端技术设备，而从东盟进口的电子和高科技产品又可以作为这些用于出口的高科技制成品的投入品，原先某些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和低端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可以通过外包的方式从中国转向劳动力更为便宜的南亚地区。这种新型的区域内分工和贸易将有助于加强东亚经济整体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同时也意味着各国政府需要通过合作协调各自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维持相对稳定的汇率安排，建立横向分工，依靠制造业的网络效应，共同带动东亚经济走出低谷。（注：何帆(2003)：《成长的中国有利于世界繁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所网站(www.iwep.org.cn).）
第四，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不让人民币贬值妁政治承诺和经济措施，使中国确立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大中华区（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的外汇储备截至2002年底超过了5660亿美元，位居世界首位，这对于为稳定地区金融市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人民币的强势增长和区域化的趋势推动了人民币的国际化并有可能成为地区支点货币。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具有足够的优势。
三、货币篮子制度有助于东亚汇率制度的协调
东亚经济的日益集中要求更紧密的货币联系。合作的下一步就应该改革东亚观有的汇率制度安排，而选择相近的汇率制度是各国汇率政策协调的基础。Williamson(1999)建议东亚国家钉住同一货币篮子，其中包括美元、日元、欧元。野口旭(2000)和关志雄(2000)认为钉住美元有许多内在的缺陷，这种安排对美元—日元的波动是极为脆弱的，因而他主张实行钉住日元占有相当高权数的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浮动汇率政策。余永定等(2002)则认为在短期来看，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政策，但是从长期来看，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不利于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下面我们来分析哪种汇率制度更适合东亚。
如果采取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虽然有助于稳定各国的通货膨胀率，但是东亚不同于欧盟，除了日本、中国，其GDP占全球比重很小，不足的外汇储备，难以抵御外来冲击；各国的开放程度差距较大，受到的冲击不同，必然影响到双边汇率的稳定。这种汇率安排，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
如果采取单一货币区制度，这就需要各国让渡一部分经济主权，服从一种共同的货币政策。这种安排在经济发展程度差距很大的东亚国家之间很难做出平衡，而且政治上也是不成熟的，毕竟东亚合作才刚刚开始。
如果是采取钉住汇率制是可行的，问题是究竟钉住什么？
（一）东亚与美元 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钉住美元制度的失败。更重要的是，在东亚，资本流动和贸易流动的比重是相当的，如果仍钉住美元，资本流动导致国内利率的变化就会因为货币政策受制而存在金融风险。其次，即使小国处于自身力量薄弱的考虑害怕浮动而固定与美元汇率联系，但是日本不会选择固定美元。那么，没有日本参与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将会使亚洲内部重新面临因日元与美元的波动而带来经济和金融的动荡。这与危机前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二）钉住日元 有更多的学者建议直接钉住日元，或者钉住日元比重相当高的货币篮子。日本同美国一样，能否在未来的东亚经济体中成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值得怀疑的，至少从表2中不能证明这一点。东亚地区其他国家希望日本能够继续吸纳本国生产的产品，但是日本的经济衰退已经持续了10年之久，使东亚其他国家很难实观对日出口的持续增长，而且日本在东盟的投资远远小于在美国、欧盟的投资。在日本国内，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遗留的痼疾已经危及到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和金融部门的问题拖了10年还没有解决，银行不良资产已经占到了GDP的140%，而且还有增长的趋势。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改革方案迟迟没有出台，这些都提高了消费者的不确定性，抑制了国内需求。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伴随着日本衰退的通货紧缩。选择日元作为“名义锚”，是为了稳定国内的价格水平，而且他们希望日元贬值。否则，钉住日元的国家会和日本一样，都会进入通货紧缩的状态，显然这并不是他们所愿意见到的。另一方面，如果日本能够控制通货紧缩，扩大国内需求，必然是通过对美元、欧元的贬值来达到目的。如果固定日元汇率而忽视了日本同其他国家在价格水平上的巨大差别，将会使日元实际汇率变得不确定。无论是对日本还是其他国家而言，都会陷入竞争性问题，这就与原来的共同合作求发展的意图背道而驰。
（三）钉住货币篮子笔者认为，钉住货币篮子制度是不错的选择。最明显的好处是可以降低由于主要货币的波动而导致地区内真实有效汇率的剧烈变化。其次，它有利于地区汇率的稳定和东亚各国货币名义汇率的可测性，关键是汇率变动变得更加透明，而且还降低产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最后，同EMS相比，这对汇率协调和监督机制的要求并不是很严格，也符合亚洲的传统。（注：Lewis(1999)一是强调非正式性和达成共识，与西方国家强调的多边协议和国际合作的思想不同。）
关于货币篮子的构成，从长远看，美元、日元作为货币篮子中的锚币存在许多问题。相反，随着中国在东亚合作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笔者对中国经济和人民币的前景充满信心。如果采取这种方式的汇率协调机制，笔者认为货币篮子的组成立该是包括东亚货币和美元，其中人民币占相当高的权重。
1.中国与东盟是竞争性关系，东盟与日本则是互补关系。因此，对于东盟各国来说，比较适合采取加大人民币在“篮子”里的比重，提高本国货币对人民币的稳定性的外汇政策，东盟和中国的汇率政策协调更有助于稳定相关贸易品的价格而避免无谓的竞争。
2.尽管中国也出观了通货紧缩，但是良性的通货紧缩。日本是因为国内需求不足且产品供给在没有增加情况下出观的恶性通货紧缩状态，而中国是因为国内供给能力扩大，导致的产品价格下跌，控制这种良性紧缩并不需要本币贬值，因此不会通过出口价格传染给其他国家。
3.目前中国实行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如果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比较容易接受，且成本较小。而如果要求日本实行这一钉住汇率制，就存在一个放弃浮动汇率制的问题，退出成本将会非常大，除非日本不参与这一合作机制。
笔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币观在就有这个能力带领东亚走出困境。在未来的50年内，中国同日本相比，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上能够提供更多的动力。如果要求人民币充当这一角色，国内的相关改革就变得更加迫切，不然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进而引领东亚经济就会变得缺乏说服力。
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的安排是最优的，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也存在问题：管理难度大，中心汇率难以确定，保证钉住制需要严格的规定，且无法消除双边汇率的波动。因此，笔者认为汇率政策的协调与合作应分以下几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在加强双边、多边的汇率政策协调，保持区域内汇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各自建立钉住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鉴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改革各自的汇率安排的时候，可以采取逐次进入的方式。最先参与地区汇率合作可以是经济发展速度比较高，通货膨胀率较低且相似的经济体，然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吸纳其他国家进入。
而且，货币篮子在这一阶段不可能要求具有一样的币种构成（至少应包括美元、日元、人民币），各国应该根据各自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情况来确定各自的货币篮子，并规定汇率水平调整的幅度、条件和方法。经济状况相近的次区域层次上可以采取钉住相同的货币篮子，而对区内其他经济体维持较宽的汇率波幅和汇率政策的沟通和协调。
第二阶段，在次区域层次钉住共同货币篮子制度以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各经济体在区域内钉住相同货币篮子（建立一个类似于欧洲货币单位ECU的东亚货币单位EACU，它包括所有成员国货币，每一种货币的权重按照各国在该地区的贸易份额来确定），对外则统一浮动。同时着手建立东亚汇率机制(ERM)。各国固定同人民币的汇率，并允许各国的汇率围绕双边中心汇率平价(central parity)上下浮动。至于如何给每种货币规定一个对EACU的中心汇率以及浮动范围，这需要成立专门的货币委员会，负责制定中心汇率平价并监督各成员国对已达成协议的条款的实施效果。
许多专家主张以建立单一货币区作为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最终目标。这一点能否真正实观，具有太多不确定因素和限制。应当认识到，由于亚洲各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巨大差异，实现货币合作，需要比欧盟花费更长的时间，更多的努力。探究欧盟形成的原因，摆脱美国的影响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欧洲各国迫切希望建立一个政治联盟。而东亚各国在区域合作中坚持所谓的亚洲传统，并不利于各国的协商与合作。况且，依照最优货币区理论，东亚各国在要素流动程度、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金融一体化等方面的差别很大，建立单一货币区困难重重。因此，我们既要积极推动东亚货币合作，同时更要考虑到东亚经济体的巨大差异，立足于实际，逐步推进，提高东亚在国际社会中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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