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三种模式_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20世纪90年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三种模式_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20世纪90年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三种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种论文,年代论文,模式论文,世纪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3)06-0054-06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东欧的剧变,西方左翼学者在深刻反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只有实行市场社会主义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惟一可行的方案,从而再次掀起了一股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浪潮,重新建构了种种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在这些模式中,影响较大的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理管理型企业为基础的模式、以工人所有制或工人管理的企业为基础的模式,以及强调限制资本权力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模式。深入探讨这三种模式,对于我们认清西方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实质、反思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无疑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理管理型企业为基础的模式

经理管理型的市场社会主义由于主张公有企业应该由经理管理而不应该由工人民主管理而得名。这类模式试图使企业保持利润最大化,生产资本归全社会公有,但公有制的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分开;社会分配相对平等,希望企业经营得像资本主义那样有效率,并具有技术革新精神,但工人与其企业的关系不如工人管理企业的模式。罗默的“证券社会主义”模式和扬克的“实用社会主义”模式属于这种类型的两种不同形式。

1.罗默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

约翰·罗默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他在1994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中提出了著名的证券社会主义模式。他试图通过利用某些资本主义成功的微观机制,设计出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一样运行得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机制来,这种利用资本主义市场外壳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就形成了罗默的模式。罗默认为他提出的这种新模式是为了把“市场体制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结合起来”,因此“这种新模式既要考虑效率又要考虑平等”。(注:[美]约翰·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这一模式具有以下五个基本特征:(1)建立独特的“证券”形式的公有制经济,即将全国所有企业的资产以证券形式平等地分配给所有的成年公民。每个年满21岁的公民可以从政府领取一定份额的证券用以购买企业股票、收取股息。股票可以按证券货币价格相互交换,但不能把股票兑换成现金,也不能用现金货币购买股票,这样富有的少数人最终将不会拥有大多数股份。公民死后,必须将其拥有的证券货币交归公有。这样做既防止产权分散又防止两极分化。(2)平等地分配企业利润。劳动者凭证券可获得自己企业和其他企业的红利,而红利的多少取决于企业经营效益。(3)国家利用经济杠杆调控经济。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并不是事无巨细,而是局限于对投资方向和投资构成的决策上。罗默说: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应当对投资形式和投资程度进行计划”。(注:J.E.Roemer,“Can There Be Socialism after Communism?”,in John Roemer and Pranab Bardhan,Market Socialism:The Current Debate,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94.)同时,他还对国家干预的方式作出了种种规定,明确指出:国家的这种干预不是通过指令系统,而是通过贷款利率来实施。即国家对不同的产业部门规定不同的利率,由国家银行以低于市场水平的利率,贷款给那些需要发展的产业部门,而以高于市场水平的利率,贷款给那些需要限制的部门。国家只要在5—20种利率间进行调节和控制,就可以实现理想的投资结构变动。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这种干预,也是有范围的,它只需对部分商品而不必对所有商品的价格进行规定。(4)银行监督作为确保企业高效率经营的得力措施。银行将成为国家和企业管理层之间建立起经济责任制的一个牢固的中间层。企业将在银行牵头的情况下组成企业集团,由银行发放贷款并负责监督企业经营。为了确保银行能有效地履行职责,罗默认为必须从宪法上规定银行也按经济实体进行经营活动,独立于国家的政治干预。银行经理由董事会在经理劳工市场上雇用,银行董事会成员应通过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银行管理层的工资结构应能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等。在这种充满监督和竞争的环境下,企业将不断进行革新,保持高效运作状态。(5)允许资本主义企业的存在,即使是由一个企业家创办的企业。但企业一旦达到一定的规模,或一旦企业的创办者去世,它就得实行国有化(予以赔偿的),它的那些股份要被重新分配给一般大众。(注:[美]戴维·施韦卡特《市场社会主义:一个辩护》,载于伯特尔·奥尔曼主编《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第15—16页。)

从上述特征我们可以看到,这类模式最大的优点是从现存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所需的变革最小,因而可操作性也许最大。但是由于罗默的模式保留了在资本主义企业制度下的劳资供求关系,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企业的内部结构,并且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决策结构、劳资雇佣关系及其运行目标,因此,在这种模式下,工人同企业的关系不可能有多大改观,企业也不能按照民主的方式运作。此外,该模式规定公民死后全部证券交公将会对不同年龄层的公民的投资行为和企业的经营行为产生复杂的影响,造成市场扭曲。

2.扬克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

詹姆斯·扬克是美国西伊利诺斯大学经济学教授,他在1992年出版的《修正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方案》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其模式的建构与罗默的方案一样,不仅“在短期,而且在长期内都要获得至少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相同的经济效率,同时,它还将使资本财产收入分配远比现行资本主义表现出来的更加平等和公正”。(注:J.A.Yunker,Market,Socialism Revised and Modernized:the Case for Pragmatic Market Socialism,NY:Praeger Publishers,1992,p.6,p.29,p.76.)其基本理论主张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1)实行生产资本公有制,消除私人资本所有权收入。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应受谴责的就是:绝大部分资本财富掌握在私人手中,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正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所以其理论倡议的核心是将资本的个人所有转化为公共所有。这个转化(也称社会化)应界定为:消除当代资本主义大规模经营企业中的个人所有财产权利的不平等分配,“使将来的财产收入流动反映企业生产的非人力因素(资本和自然资源)的生产效率,反映各式各样的社会成员对经济生产所做的独自贡献”。(注:J.A.Yunker,Market,Socialism Revised and Modernized:the Case for Pragmatic Market Socialism,NY:Praeger Publishers,1992,p.6,p.29,p.76.)社会允许富人存在,人们可以储存大量财富,过富有的生活方式,但禁止能够带来富有生活方式的非劳动挣得的资本所有权收入,包括利息。(2)公有企业的利润以社会红利的形式分配给社会成员。成立公有财产管理局,目的是要接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所得的生息资本投资收入,包括购买私人企业的股票、债券所得的收入和购买政府债券所得的收入。同时,公有财产管理局也接受非公有的小型企业所上缴的资本利用税。公有财产的大部分产权收益(95%甚至更多)以社会红利的形式分配给社会成员,每个人从社会分红中得到的份额加上他个人的劳动收入(工资、薪金或退休金)构成他的总收入。(3)公有企业要实行高度自治。扬克指出:“公共所有的大型商业企业的经理们享有与资本主义制度下同样的决策权。”(注:J.A.Yunker,Market,Socialism Revised and Modernized:the Case for Pragmatic Market Socialism,NY:Praeger Publishers,1992,p.6,p.29,p.76.)在征得“公有财产管理局”的允诺后,公司经理甚至可以设计自己的“补偿计划”。“公有财产管理局”无权发布任何涉及商业企业运行的微观经济变量,诸如生产水平、价格、市场和广告费用、雇工和裁员、原料的采购、税后利润的分配、投资计划等等。

可以说,扬克“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是要在保持当代资本主义效率的同时消除其在“非劳动的财产收益”分配方面的极端不平等。这种模式之所以称为实用,是因为它同其他社会主义模式相比更接近和类似于资本主义现实,且一些主张较为保守谨慎,目的较单一,仅限于经济方面的私人资本所有制的转变,并不涉及其他社会改造问题。但是,扬克的方案明显带有改良主义和空想主义色彩,没有提供科学可行的替代资本主义的道路,在美国被接受是不可能的,因此他的方案并不十分“实用”,甚至某些理论主张的可行性令人怀疑。最令人难以想像的是:生产资本公有化如何实现?没有私人资本参与社会分配固然是好事,但在现阶段,经济效率是否确有保障?单靠公有财产管理局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对企业经营效率的激励与监督?

二、以工人所有制或工人管理的企业为基础的模式

这类模式是为了解决传统工人自治模式的缺陷(阻碍了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而建立起来的。它不太考虑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是否公有的问题,而是更多地关注合作社内部经济剩余的“公有”,与此同时,由于此模式注重工人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使得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将有根本改观,企业能够民主经营,就业问题得到改善,劳动异化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缓解。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和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就是此种模式的典型实例。

1.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

戴维·米勒现任英国牛津大学纽菲尔德学院社会学和政治学教授,是英国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米勒认为,“资本主义依赖的是市场,但资本主义的特点主要在于生产资料所有权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而其余大多数人只能作为领薪者被他们雇佣。人们完全可能既造成市场又反对资本主义,左派若跳不出人云亦云的框框,看不到这种可能性,那么该受责备的就只能是他们自己。”(注:[英]戴维·米勒《社会主义为什么需要市场》,载于格兰德·埃斯特林主编《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这就是说,资本主义虽然依赖市场,但资本主义的特征主要在于生产资料所有权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而其余大多数人只能作为领薪者被他们雇佣。实际上,人们完全可能创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为什么需要市场?这是因为,首先,市场可以使生产更有效率。市场中的价格机制既是一种信息体系,又是一种激励制度。其次,市场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自由。第三,市场可以促进更大的民主。基于此论证,米勒设计了一个“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他认为,从实现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合作社是“最适宜的形式”。其“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的重要机制是:(1)资本所有权社会化。消除资本所有权的私人收入是创造社会成员人人拥有起点平等的机会。企业以固定利率从投资机构有条件地借贷资金,对借贷资金有使用权,但没有完全的所有权,不能把它用作收入或转贷给别家企业。企业必须认真维护固定资产,如果经营不善,不能提供员工最低工资收入标准则要宣告破产,工人转移到其他企业。(2)“每个企业都由其内部工人进行民主控制。”(注:David Miller,Market,State And Community: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Market Socialism,Oxford UniversityPress,1989,p.10.)如果合作社要决定收入分配、扩大生产规模、招收新成员等重大事务时,必须由企业内全体工人一致作出决定,每个工人都有平等的投票权。当然,企业也可以自己确定内部的民主管理机构:小型合作社可以由全体工人大会指定绝大部分的决策;大型合作社可以设立决策的复杂机构,诸如专家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等等。(3)国家实施经济调节功能。国家不能直接计划经济产出,但它通过确定生产参数间接地调控经济,从而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以保证经济服从广泛的平等目的。(4)追求“社会平等”。米勒认为,“社会平等”等同于地位的平等,即人们在社会中拥有一个平等的起点和机会,这样的社会是一个没有阶级划分的社会。在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中,合作社内部成员之间、合作社与合作社之间存在着经济上的收入不平等,但这体现和反映了人们对经济活动所做贡献的大小,这种收入不平等是合理的。当然这种不平等不能发展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差异程度,不能危及社会平等。

米勒的模式是以英国和西欧普遍存在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为蓝本而设计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纯模式”,目的“就是要证明市场社会主义仍然忠实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并且可以“把市场的效率长处与社会主义的人道的和平等的目标结合起来”。(注:David Miller,“A Vision of Market Socialism:How It Might Work And Its Problem,”in Frank Roosevelt and David Belkin ed.Why Market Socialism:Voices From Dissent,M.E.Sharpe,Inc.,1994,p.247.)因此,这种合作社所有制形式具有一定的优点。对此,英国的市场社会主义者索尔·埃斯特林指出:第一,“它们可以消灭资方对劳方的剥削。在这里,不是资本所有者对劳方的雇佣,而是劳方雇佣资方,生产资料成了劳方的一种工具而非主人。”第二,“工人合作社具有民主的性质。”“在工人合作社中,权力分散在整个企业中,每个成员在形式上都具有平等的选举权,而且也具有参与管理职能的机会。”“工作时间和其他工作条件也可以按照工人的愿望加以调整。所有这些都能使人们对工作产生一种高度积极的态度,并对企业活动日益热衷。”第三,“它们具有增进效益的潜能。这种增进,部分是因为异化的减少以及上述那种随之而增的工人对工作的投入和热衷。企业也能从更好地吸收职业岗位专门技能中获益。”第四,“它可以比资本家的企业更为平等,利润在劳动力中的分配要比在股东中分配更为分散,而且,尽管劳动者中仍存在着一些薪水差异,但是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经验表明,这些差异通常要比一般资本家公司中的薪水差异小得多。”(注:[英]索尔·埃斯特林主编《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9页。)虽然这一模式改变了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没有利润最大化的情况下,企业能否保持旺盛的技术优势还不清楚。此外,让企业进入资金市场达到什么程度,才能与工人控制企业相互协调,这点也不清楚。

2.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

戴维·施韦卡特是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哲学教授,著名的左翼马克思主义者。他把自己所倡导的独具特色的模式称之为“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其他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或是缺乏民主(如罗默的模式和扬克的模式),或是缺乏效率(米勒的合作制模式)。而他的模式是“真正的和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注:[美]戴维·施韦卡特《经济民主——一种真正的和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载于《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页,第381页,第382页,第383页,第384页,第399页。)因为它体现了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统一。具体说来,其模式具有以下三个特征:(1)“企业由其劳动者进行民主管理。”(注:[美]戴维·施韦卡特《经济民主——一种真正的和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载于《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页,第381页,第382页,第383页,第384页,第399页。)“企业由劳动者自己管理,但是他们并不占有生产资料。企业的生产资料是社会的集体财产。”(注:[美]戴维·施韦卡特《经济民主——一种真正的和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载于《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页,第381页,第382页,第383页,第384页,第399页。)劳动者完全负责生产资料的结合及运作;决定工厂组织形式、工厂纪律、生产技术、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纯收入如何分配等等。所有这些事宜都由工人实行一人一票制。但是在一些大型企业,选出一些权力代表无疑是必需的。工人委员会或总经理有时被授权作出某些决策,但这些机构和代表将由劳动者选举产生,而不是由国家任命或由全社会公民选举产生。(2)“‘经济民主’是市场经济,至少在涉及到资本金和现有消费资料的配置方面是市场经济。”(注:[美]戴维·施韦卡特《经济民主——一种真正的和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载于《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页,第381页,第382页,第383页,第384页,第399页。)施韦卡特认为,市场是达到社会目的的工具。自治企业追求利润,但不是资本主义的利润,而是追求“非劳动成本之间差额的最大化”(注:[美]戴维·施韦卡特《经济民主——一种真正的和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载于《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页,第381页,第382页,第383页,第384页,第399页。),即产品的价值和扣除工资后的生产费用的差额。在这里,劳动不是一般的生产要素,不参与利润的分配。劳动也就不是商品。企业自治的目的就是为了扬弃劳动的商品化和异化。(3)“产生和分配新的投资资金的机制。”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为税收,“每一个企业都必须根据它所掌握的资本财产纳税(这种税可被认为是付给社会的用于增加社会集体财产的租金)。从经济上讲,这一税收起的是基于资本的利率的作用——这样就避免了向私人储蓄者支付利息的必要。通过企业税收而不是通过‘诱使’个人储蓄来产生投资资金,不仅消除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即向作为私人的个人支付利息,而且使经济摆脱了它对储蓄者和投资者的‘生气’的依赖。”(注:[美]戴维·施韦卡特《市场社会主义:一个辩护》,载于伯特尔·奥尔曼主编《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第15—16页。)

总之,在施韦卡特看来,“经济民主模式”是“一种高效的社会主义模式,事实上,比资本主义的效率更高。但高效率远不是它惟一的力量;‘经济民主’不像资本主义那样片面追求增长——因而更适应于面临生态界限挑战的社会,比资本主义更加民主,更加平等”。(注:[美]戴维·施韦卡特《经济民主——一种真正的和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载于《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页,第381页,第382页,第383页,第384页,第399页。)应当指出,这一模式对企业民主和社会控制投资的设计,拓宽了其他一些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只关注市场运作设计的研究范围,而且较为切合经济实际,具有更多的实践操作性。

三、强调限制资本权力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模式

这类模式不考虑改变企业财产所有权,也不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化,但对资本职能作了各种限制,尤其强调用监督与调控手段去限制资本的权力,使社会成为“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布洛克的“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方案、埃尔逊的“市场社会化”方案等属于这种类型。

1.布洛克的“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

弗莱特·布洛克是加利福尼大学社会学教授,《政治与社会》杂志编委。他于1993年在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上发表了《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和《重构我们的经济:结构改革的新战略》两篇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剥夺金融资本权力”的资本主义结构改革理论以及建立一种平等民主的新社会模式的主张,称自己的模式为“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

布洛克认为,资本主义金融制度是阻止经济向民主和集体方向转变的主要障碍,若要从根本上限制资本家的权力,就必须对现有的资本主义金融制度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通过各国制定专门法律和国际协定监督资本的运动,削弱金融资本的剥削权力。(1)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实行民主的企业管理制度。布洛克认为,资本主义企业是世界上专制的最后堡垒,而将企业由专制转向民主的可靠方法是重组企业的董事会,使其代表各部分选民。所有的企业都以联合的方式组成,在董事会的构成中,35%为雇员,35%为财产持有人,30%为其他人员,后者可以代表消费者和当地公民。(注:参见余文烈主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2)主张银行实行国有化或准国有化。银行作为半公共机构运作,远离政党干预,但要接受政府的监督,保证向公共事业投资。政府向这些银行提供最初运作资金,然后它们在资金市场上和私人银行竞争,争取需要资金的消费者。这种银行制度能够保证企业有效地长期地稳定发展。(3)改革选举制度。主张富人和其他人一样只拥有一张选票,制止富有者用金钱操纵和影响选举,杜绝政治与金钱勾结导致立法漏洞、“脏钱”暗流。(4)控制资金流动。不同国家的企业可以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各方面的合作。但不能以“经济自由”为由强行进行资金流动,因为权利和自由问题是植根于政治社会中的,如果社会认为容许资金自由流动的代价太大的话,它就有理由限制这种权利的行使。(5)实行市场经济,企业完全在市场上自由竞争。布洛克认为,与传统的自由主义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他的新社会经济模式既不完全依靠市场也不完全依靠计划,而是把市场和各种各样的规范结合起来以实现理想的目标。

布洛克认为,如果实施了上述措施的话,就会打破富人对经济和政治的权力,通过不断进步的税收政策,使收入和财富逐步平等化。在这个新的政治空间,民主的公民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组织经济。罗默认为,这种方案也许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向更民主的经济转化的一种最直接有效的方案。但我们看到的只是在管理控制方面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进行一些改良,没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能否消灭资产阶级的特殊权力,是值得怀疑的。

2.埃尔逊的“市场社会化”方案

迪安·埃尔逊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新左派评论》杂志编辑部成员。1993年,埃尔逊在《当代马克思》杂志上发表了《市场的社会化》的论文,提出了“市场社会化模式”理论。他认为,市场信息的社会化是对私人市场的否定,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创造了条件。“社会化的市场”,按照埃尔逊的解释,就是“公众参与的市场”。在这一市场中,所有企业和个人都能够平等地、免费地获取它们所需要的各种经济信息。在埃尔逊看来,“一个社会化的市场不仅允许各方面积极性的发挥……而且还创造了一些新的途径和激励机制,使个人积极性服务于公共利益”,“社会化的市场比由企业组织的市场更加符合工业民主”。(注:D.Elson,“Market Socialism or Socialization of the Market”,in New Left Review,(172)November-December,p.32.)为了能够在劳动力市场、生产资料市场、消费资料市场等各个方面充分实现其“市场社会化”的构想,有效克服和消除私人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交换障碍,埃尔逊在其模式构建中提出了以下措施:(1)建立“公共信息网络”,包括能源网、交通网、消费品网等,通过这些网络,实现公众对市场的全面介入。他认为资本对信息的垄断是资本垄断利润、剥削加重的秘密,因而必须利用税收提供的资金建立公共信息渠道,使一切企业、家庭、个人和计划者都能免费存取有关技术、价格、工资、产品、原材料等经济信息,即建立开放的公共信息网络。这样做就可以打破资本信息的垄断,削弱资本的剥削能力,最终导致资本市场的取消,从而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创造条件。“目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重点似乎是要打击资本对信息的控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需要的网络。”(注:[英]迪安·埃尔逊《市场的社会化》,载于《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页。)(2)组建一个消费者联盟,用于充当家庭和企业生产之间、消费品和服务的批发和零售之间的网络调节者。该联盟不仅负责为消费者提供有关产品和服务质量的信息,而且还承担着教育消费者的职能,以便使消费者能够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而不是单纯图便宜地进行消费。此外,“消费者联盟”还在各地方都设立分支机构,一方面,及时收集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条件及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等方面的信息,并通过电视系统传播到每个家庭;另一方面,及时追踪产品使用方面的信息,并将其及时反馈给企业,以便使家庭得到更适用和优质的产品。

埃尔逊的方案强调市场信息社会化对消除资本权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作用。就当前信息化社会来说,埃尔逊显然比其他社会主义者具有更高的前瞻眼界。这也正是为什么埃尔逊方案虽然还不是一个完整的经济模式,也不具有明显的传统社会主义的特征,但依然受到左翼理论家们的普遍关注的原因。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信息的社会所有是必不可少的。但反过来,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仅仅拥有“市场社会化”尤其是信息社会化这一条件,那么这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成分到底有多大?恐怕人们不会估计太高。但不管怎样,这一方案至少启发我们,现行社会主义国家要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注重市场信息社会化。

综上所述,上述三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虽然表现形态各异,但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既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同时又能摆脱私有制的影响,实现市场机制的效率与社会主义的平等的充分结合。从中,我们可以梳理出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理论表征和基本内容:(1)在所有制方面,主张混合所有制,促进生产资料社会化。他们大部分赞成生产资料公有制、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但公有与私有之间,没有轻重主次之分。对于公有制,他们将其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一种手段,而不再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特征。(2)在运行机制方面,都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企业完全在市场中竞争。(3)在宏观调控方面,主张有限制地实行国家调节机制,以弥补市场的缺陷,促成收入分配的最大社会平等。(4)在分配制度方面,主张通过民主控制或集体意愿的方式对收入分配进行干预,使收入分配合理化。(5)在追求的共同目标方面,主张通过市场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以实现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与社会主义的平等、民主和自由。即用市场体制解决效率问题,用社会主义解决平等问题。这些理论主张将会对我国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可供参考的视角和某些有用的思想材料。然而,我们同时还要看到,他们的理论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仔细思考,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种种矛盾。第一种模式中的证券经济只是对资本市场的一种不真实的虚构,它既缺乏真正资本市场的竞争效率,也缺乏传统国有制的直接计划的优点,同时也难以真正保证分配中的平等。第二种模式对于工人自治的种种修正可能并没有完全解决资本主权和劳动者主权的矛盾。第三种模式实质上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改良,难以超越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界限。因此,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仍然任重道远。

标签:;  ;  ;  ;  ;  ;  ;  ;  ;  ;  ;  ;  ;  

20世纪90年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三种模式_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