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政治运动多元化与伊斯兰社会的政治现代化——以沙特阿拉伯为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沙特阿拉伯论文,伊斯兰论文,政治论文,个案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宗教政治运动的多元化与伊斯兰社会的政治现代化，是当代中东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世纪之交的沙特阿拉伯，宗教政治运动呈现多元化的发展倾向。觉醒主义运动利用合法的政治地位扩大政治参与，在地方选举和与官方宗教权威的竞争中获得了初步成果。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呼吁宗教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对沙特王国官方宗教政治提出挑战。圣战主义运动和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采用暴力手段，对美国和沙特政府形成巨大威胁。沙特统治者迫于国内外的政治压力而采取政治改革的姿态，构建多种政治对话和政治参与的渠道，家族政治和政府政治均迈出改革的步伐。国家对话会议和地方议会选举成为沙特阿拉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性成果。然而，沙特阿拉伯的政治前景仍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沙特阿拉伯的政治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
沙特阿拉伯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初呈明显上升的趋势，民间宗教政治势力成为影响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新世纪以来，民间宗教政治运动的多元化倾向日渐明晰，各派政治力量采用不同的政治理论和活动手段，试图分享国家权力和影响沙特阿拉伯的政治走向。
觉醒主义运动是沙特阿拉伯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先驱，在意识形态方面包含传统瓦哈比主义思想和现代穆斯林兄弟会思想的双重内容。觉醒主义运动于海湾战争期间登上沙特阿拉伯的政治舞台，持反对美国和批评沙特政府的立场，置疑沙特王室统治权力的合法性。觉醒主义者发起的政治请愿运动，宗旨是建立完全独立的具有决定国内外政策实权的协商会议、实现立法和司法的完全独立、充分保障公民权利①。觉醒主义运动的政治呼吁，促进了沙特知识分子和教界人士的政治觉醒，在诸多社会阶层中引起强烈共鸣，进而形成对于王室和政府的极大政治压力。90年代末，觉醒主义运动停止所有反对沙特政权的活动，转而宣传“温和、节制”的宗教原则和信仰理念。觉醒主义运动明确谴责“9·11”事件，并发表致美国总统布什的公开信，表达其与西方世界和平相处的愿望②。觉醒主义运动谴责民间宗教政治组织“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改革运动”发起的游行示威活动是“以国外为基地的和试图破坏国家安全和繁荣”的非法行为和“引起伊斯兰内战的危险行动”③。2003年5月利雅得爆炸事件后，觉醒主义者声明其与恐怖主义者没有任何关系，并重申反恐的政治原则，呼吁反对派与政府开展对话④。新世纪，觉醒主义运动利用合法的政治地位及其与沙特政府的广泛合作，实现了初步的政治参与，觉醒主义领袖人物进入国家宗教机构并担任要职。萨勒曼·阿乌达等人受沙特政府的邀请，多次出席国家对话会议。在第一次全国性地方选举中，以觉醒主义者为中坚力量的伊斯兰主义者在麦加、麦地那和吉达等城市获得了大多数选票⑤。觉醒主义者在公共媒体领域活动，并建立了卫星电视、电子通讯、网络讨论区和其他的通讯渠道。2007年，觉醒主义运动获得沙特政府的保护和资助。萨勒曼·阿乌达等觉醒主义谢赫与官方欧莱玛竞争，打破官方欧莱玛的宗教解释垄断权，成为沙特阿拉伯最受尊敬的宗教发言人，在沙特阿拉伯宗教界获得显赫地位。
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兴起于90年代后期，兼有宗教与世俗的双重色彩，倡导逊尼派、什叶派和自由主义者的政治合作，主张通过温和的方式推进伊斯兰框架下的民主化进程，强调政治改革与宗教改革同步进行，呼吁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代表沙特阿拉伯民间宗教政治运动的中间立场。“9·11”事件后沙特阿拉伯面临的压力和逆境，促进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社会基础的扩大。2002年4月，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发表政治宣言“我们怎样才能共存”，在强调沙特阿拉伯的国民属性和捍卫伊斯兰教信仰的基础上，主张与西方世界和平共存并开展对话，指责用武力的方式强迫实施宗教的统治，号召尊重他人的信仰⑥。2003年1月，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向王储阿卜杜拉递交题为“国家现状与未来前景”的请愿书，要求实行全面改革，特别是要求尊重人权和完善法治，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利和自由，建立民选的协商会议，呼吁召开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全国对话会议⑦。2003年12月，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再次递交题为“向政府和人民发出全国性的号召：首先进行宪政改革”的请愿书，呼吁在三年内实行立宪君主制度，号召“所有的阶层和群体，特别是欧莱玛、法理学家和宗教学者支持宪政改革的要求”⑧。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宪政改革要求遭到沙特王室的拒绝。2004年3月，沙特政府以“号召立宪君主制，在要求政治改革和质疑司法体制时‘利用西方的术语’”之罪名，逮捕12名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领导人⑨。此后，伊斯兰－自由主义者减少公开活动，转而在私人领域表达政见。2008年11月，72名伊斯兰－自由主义者在各自家中进行一次为期两天的绝食斗争，抗议沙特安全机构未经指控就拘留数百名沙特人⑩。
沙特阿拉伯的圣战主义运动强调恪守伊斯兰原旨教义和早期瓦哈比派宗教理念，否认沙特家族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抨击沙特家族实行独裁专制和背离伊斯兰教的信仰，呼吁将所有异教徒逐出阿拉伯半岛和发动对沙特家族及西方世界的全面圣战，代表沙特阿拉伯民间宗教政治运动的激进倾向(11)。“建议和改革委员会”是90年代中期的一个以伦敦为基地的沙特阿拉伯圣战主义流亡组织，欧萨玛·本·拉登是其重要成员(12)。“建议和改革委员会”多次以公开信的形式详述沙特各方面政策的失误并要求国王辞职，严重破坏了沙特政权的宗教政治合法性基础。1995年和1996年，利雅得和胡拜尔的炸弹袭击事件，标志着圣战主义运动登上沙特阿拉伯的政治舞台。沙特阿拉伯的圣战主义运动与阿富汗基地组织长期保持密切联系。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以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在沙特阿拉伯国内渐露端倪。2003年，沙特政府支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引起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暴力对抗。3月18日，贾兹拉地区发生炸弹爆炸，沙特政府悬赏缉捕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成员，沙特政权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之间的残酷战争从此开始。5月和11月两次针对外国人住宅区的利雅得爆炸事件，共导致53人死亡，数百人受伤(13)。2004年4月21日，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袭击利雅得秘密警察大厦，随后在延布、胡拜尔和利雅得发起多次针对外国人的大规模动乱(14)。2004年下半年到2005年4月，吉达、利雅得和嘎西姆等地区经常发生武装冲突。沙特当局在利雅得发起对圣战主义组织的清洗行动。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则采取报复行动，袭击吉达的美国领事馆、沙特内政部和安全部队的办公室。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与沙特安全部队在嘎西姆地区的武装对抗持续数日。2004年6月到2005年4月底，共有约50名圣战主义者死亡。2005年3月，沙特政府宣布大约有700名反对派成员在押(15)。2005年底，沙特阿拉伯国内大规模的暴力性反政府运动基本停止，但小规模的暴力事件仍时有发生。2006年，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两次发起对阿布卡伊奇石油加工厂的攻击(16)。基地组织还在互联网上发表声明，拒绝与沙特政府和解(17)。直至2009年，基地组织仍不时制造暴力事件，时常有外国人在沙特阿拉伯遇害(18)。
二
20世纪90年代中期，沙特政府采取高压政策打击民间宗教政治运动，逮捕觉醒主义运动领袖，建立由国防部长苏尔坦亲王领导的“最高伊斯兰事务委员会”，并通过“伊斯兰传教和指导委员会”严密控制宗教活动。世纪之交，民间宗教政治运动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沙特政府放弃高压政策，试图借助觉醒主义领袖的宗教政治影响，缓和民间宗教政治反对派与沙特政权的冲突。
“9·11”事件以后，布什政府指责阿拉伯世界的威权政治未能实现局势稳定，呼吁建立自由民主的新秩序，以铲除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2003年开始，美国将推动中东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进程作为对阿拉伯世界新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沙特统治者迫于国内外政治压力，启动政治对话和政治参与的改革进程，家族政治和政府政治均迈出改革的步伐。政治现代化成为新世纪沙特阿拉伯政治舞台的主旋律。
沙特家族强调“集体领导权”，王室长老委员会长期掌握沙特家族的最高权力，旨在以协商制度和公议原则维持沙特家族的团结和统一。1999年，王室家族委员会成立，凡有王位继承权的分支，每个家庭都有代表参加。2000年6月，王室家族委员会重组，由18名成员组成，王储阿卜杜拉担任主席(19)。王室家族委员会取代非正式的王室长老委员会掌握王国的最高政治权力，可随时就任何问题进行讨论并做出决定，然后通过国王交付大臣会议或协商会议进行程序性讨论，形成在王室家族委员会决定之框架内的决议，再由大臣会议监督实施。王室家族委员会的成立进一步确立了家族协商的政治原则。2006年10月，国王阿卜杜拉建立高级亲王委员会，其职责是在现任王储苏尔坦继任国王以后，协助选举下一任王储(20)。2009年3月30日，亲王纳耶夫被确立为第二副首相(21)。沙特家族通过王室家族委员会和高级亲王委员会，在沙特家族内部实现了政治参与和权力分享。
伴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日趋复杂的经济社会事务和行政管理事务为技术官僚参与政治提供了必要的机会和途径。2003年4月30日，沙特王室宣布组成国王法赫德领导的新一届内阁，由27名大臣组成，包括力主革新的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文化新闻大臣福阿德·阿卜杜·萨拉姆·穆罕默德，以及多名年青的技术官僚。(22)这些技术官僚的年龄在40岁－50岁之间，均留学英美并获博硕士学位，他们成为推动沙特阿拉伯改革的主要力量。然而，沙特家族仍然是王国政府体制和官僚政治的核心要素，非王室成员构成可供沙特家族控制和利用的人力资源，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分享相对有限。沙特家族的统治地位保障了该家族成员占据沙特高等教育机会的优先权，沙特家族成员对社会发展的适应能力相对于社会大众必然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面对沙特国内日益增长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平等的呼声，以及激进派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武力威胁，沙特政府开启了全国范围内政治对话的渠道。王储阿卜杜拉多次与知识分子及政治反对派领袖会谈。2003年4月，王储阿卜杜拉建立“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国家对话中心”，试图通过开展全国性的对话，传播诸如尊重他人、容忍、适度、言论自由和公共利益等原则，缓和国内不同宗教派别和地区组织之间的冲突，达到与极端主义斗争并巩固国家统一的目的。该中心的主要目标包括：在国内外展现一种基于“适度”的真正的伊斯兰形象；解决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教育的问题；加强公民社会的作用，确保公正、平等和言论自由(23)。第一次国家对话会议于2003年6月在利雅得举行，沙特政府首次邀请30名不同宗教政治派别的代表齐聚一堂。国家对话会议经过讨论，发布题为“沙特阿拉伯：关于多种教义、言论自由、妇女权利和对抗极端主义的诚挚讨论”的政治文件。该文件承认沙特民族中伊斯兰教派的多样性，承认实施改革、保障公民权利以及合理分配公共财富的必要性，同时对官方瓦哈比主义的司法原则提出批评(24)。第二次国家对话会议于2003年12月在麦加召开，首次突破性别隔离，邀请9名妇女出席(25)。随后的几次国家对话会议分别在麦地那、达兰和利雅得召开。2007年10月，国王阿卜杜拉号召扩大国家对话会议的基础，宣布将在嘎西姆召开第七次国家对话会议。国家对话会议在沙特阿拉伯历史上第一次将所有宗教派别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议国家的宗教政治问题，是沙特阿拉伯政治改革的标志性成果。国家对话会议允许讨论大量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敏感的主题，但其实际效果仍十分有限。沙特统治者对国家对话会议具有绝对的控制权，绝不允许国家对话会议挑战沙特家族的统治权力。
为应对国内外关注人权问题的呼声，2004年3月，沙特政府建立“国家人权协会”。该组织号称独立于沙特政府，但其所有成员均由政府任命产生。“国家人权协会”的41名成员中包括3名妇女。“国家人权协会”同意配合国际人权组织的活动，主要接受关于社会中所有人权伤害的投诉，同时也包括针对政府机构的投诉。2005年，沙特阿拉伯王国宣布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沙特政府宣布即将建立最高法庭来接管最高司法委员会的职责，同时还将建立一个由上诉法庭、商业法庭和劳工法庭构成的网状法律系统(26)。
沙特阿拉伯长期缺乏民主选举的政治实践，国家协商会议成员均由国王任命产生。2003年10月，沙特政府颁布“决定举行地方议会选举的公告”。为防止温和倾向的政治反对派倒向伊斯兰极端势力，王储阿卜杜拉同意反对派参加地方议会的选举。2004年，沙特政府宣布将进行部分地方议会的选举，沙特阿拉伯178个地方议会的近12000个席位中，50％将由选举产生，另外50％仍由任命产生。2005年2月10日至4月21日，沙特阿拉伯举行第一次地方议会的选举。选民登记率很低，大概在全体选民人数的1/4至1/3之间。已经登记的选民选举结果中通过率较高，头两轮是70％－75％，第三轮超过50％。温和倾向的伊斯兰主义候选人得到广泛的支持。少数派聚居地区的选举结果有很明显的宗派色彩(27)。地方议会无权处理“政治性”事务，只能处理当地事务和计划性事务。女性没有选举权，也没有任何团体参加竞选，任何的纲领和宣言都不允许，政党则被严令禁止。(28)这次地方选举虽非民主化改革的突破性进展，但它毕竟表明国家鼓励政治参与的姿态和对更广泛议题的关注。2009年，沙特政府宣布将原定于当年10月举行的第二届地方议会选举推迟两年，第一届议会的任期相应延长。(29)沙特阿拉伯的地方选举还处于比较初步的发展阶段。
三
20世纪后半期，在石油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宏观历史背景下，沙特家族通过控制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命脉，进而垄断国家权力。在绝对主义的历史条件下，经济社会领域现代化的长足发展与政治现代化发展的相对滞后，构成沙特阿拉伯社会的突出矛盾。民众的政治参与微乎其微，政府与民众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渠道，政治体制与诸多社会群体的政治需求脱节，国家与社会处于对立状态，政治生活的社会基础颇显脆弱。海湾战争以后，面对来自国内外的政治压力，沙特阿拉伯民众政治与官方政治之间的互动日益频繁。民间宗教政治运动虽然采取不同的活动方式，但都包含着民众推进政治改革、打破沙特家族权力垄断和实现权力分享的政治诉求。温和倾向的觉醒主义运动和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试图通过合法的政治手段，要求政府实施广泛的结构性改革。沙特政府建立相应的对话渠道，表现出进行政治改革的姿态。然而，关于政治改革的性质、范围及其步骤，民众要求与政府意愿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在国内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的背景下，激进倾向的圣战主义运动和基地组织频繁发动暴力攻击，政府与激进反对派之间陷入暴力循环。
民间宗教政治运动的多元化，根源于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长足发展，代表着沙特阿拉伯不同的经济成分和社会群体，显示出沙特阿拉伯公民社会发育的初步迹象。公民社会的成长，是政治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沙特民众缺乏反映政治参与诉求的正常社会渠道，公民社会组织的建立尚未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公民社会的欠发展状态成为制约沙特阿拉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因素。沙特阿拉伯公民社会的欠发展状态，根源于石油经济的国有性和民众经济力量的有限。新世纪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多样化程度仍然较低，石油部门占财政收入的75％左右，占GDP的45％，占出口收入的90％。非石油经济的发展受到非竞争性的市场机制的限制，王族成员及其裙带团体控制着诸多行业的垄断权、独家代理权及经营权。2005年的利雅得经济论坛上，商人抱怨沙特阿拉伯的投资环境受到贿赂和中间人的控制，是“黑而且危险的”(30)。沙特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首要动力，在于战略性的经济改革，包括国家经济多样化和非国有化、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以及向外国投资者开放沙特市场。在沙特家族垄断石油经济进而控制社会变动的情况下，威权政治与民众政治的力量对比尚未改变，政治天平尚不足以发生明显的倾斜。在这种情况下，沙特阿拉伯始终维系着传统的君主政体，并且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似乎永远没有改变”而被称为“中东稳定之锚”(31)。
以石油繁荣为基础的食利国家具有利用公共福利缓解社会矛盾之特殊功能。沙特阿拉伯的财政收入主要源于石油美元而非源于国内经济发展之税收。沙特家族以高福利的社会政策和广泛的社会补贴换取民众的忠诚和顺从，公共福利作为政治无为主义之补偿成为沙特阿拉伯特殊的社会契约。巨额的石油收入还使收买潜在的政治反对派成为可能。沙特家族通过控制石油经济，间接地控制社会变动，确保政治稳定和巩固威权政治。尽管存在针对西方国家和沙特政府的暴力攻击，但绝大多数社会民众尚未放弃对沙特家族的支持。温和倾向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和自上而下的政治现代化改革相结合，是未来一段时期沙特阿拉伯政治发展的主要模式。
王位继承权是沙特阿拉伯政治的核心问题。王室协商机构构建了协调各势力集团关系的平台，成为沙特家族统治的“安全阀”。沙特家族诸多权力集团间潜在的权力斗争阻止了任何单独的集团垄断家族和王国的权力，家族内部各集团间的势力抗衡制约着王室内部力量的极化发展，从而避免家族政治从内部瓦解，维持王位继承权力交接的渐进与和平。新世纪之初，“王室家族委员会”取代非正式的“王室长老委员会”掌握王国的最高权力，更进一步确立了家族协商的政治原则。沙特家族通过王室协商机构，在家族内部实现了政治参与和权力分享，家族政治率先进入民主化实践的阶段。家族政治框架内的民主化改革，是沙特阿拉伯民主化改革的首要尝试。民主化改革和权力分享从作为统治者和权力垄断者的沙特家族内部开始，再自上而下逐渐延伸到沙特家族之外，延伸到社会与民众的层面，或许是沙特阿拉伯政治现代化的特定模式。
注释：
①Joseph Kechichian,Succession in Saudi Arabia,New York:Palgrave,2001,pp.199-201.
②Safar ibn Abdur-Rahman al-Hawali,An Open Letter to President Bush,15 October,2001,http://www.sunnahonline.com/ilm/contemporary/0025.html.
③Madawi Al-Rasheed,Contesting the Saudi State:Islamic Voices from a New Generation,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86-87.
④Richard Dekmejian,"The Liberal Impulse in Saudi Arabia",The Middle East Journal,Washington,Summer 2003,p.413.
⑤"Chronology:Saudi Arabia",The Middle East Journal,Washington,Autumn 2005,p.658.
⑥"How We Can Coexist",http://www.americanvalues.org/html/saudi_statement.html.
⑦Stéphane Lacroix,"Between Islamists and Liberals:Saudi Arabia's New 'Islamo-Liberal' Reformists",The Middle East Journal,Vol.58,Summer 2004,p.363.
⑧Paul Aarts,Saudi Arabia in the Balance,London:C.Hurst & Co.Ltd,2005,pp.52-53.
⑨Tim Niblock,Saudi Arabia:Power,legitimacy and survival,New York:Poutledge,2006,p.103.
⑩"Chronology:Saudi Arabia",The Middle East Journal,Washington,Spring 2009,p.307.
(11)Paul Aarts,Saudi Arabia in the Balance,p.39.
(12)Daryl Champion,The Paradoxical Kingdom:Saudi Arabia and the Momentum of Reform,London:Hurst & Co.,2003,p.229.
(13)(14)(15)Paul Aarts,Saudi Arabia in the Balance,pp.280,283,285-286,287-288.
(16)"Chronology:Saudi Arabia",The Middle East Journal,Washington,Summer 2006,p.563."Saudi Arabia:Gunman attacks bus carrying foreigners",Riyadh,AFP 26.05.2009,http://www.newssafety.org/index.php? view=article&catid=527%3Amiddle-east-northern-africa-security&id=13620%3Asaudi-arabia-gunman-attacks-bus-carrying-foreigners&option=com_content&Itemid=100529
(17)"Chronology:Saudi Arabia",The Middle East Journal,Washington,Autumn 2006,p.771.
(18)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Country Report:Saudi Arabia",London,June 2007,p.1."Saudi Arabia:Gunman attacks bus carrying foreigners",Riyadh,AFP 26.05.2009,http://www.newssafety.org/index.php? view=article&catid=527%3Amiddle-east-northern-africa-security&id=13620%3Asaudi-arabia-gunman-attacks-bus-carrying-foreigners&option=com_content&Itemid=100529
(19)王彤主编：《当代中东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17页。
(20)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Country Report:Saudi Arabia",London,June 2007,p.2.
(21)"Chronology:Saudi Arabia",The Middle East Journal,Washington,Summer 2009,p.487.
(22)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Country Report:Saudi Arabia",London,March 2007,p.11.
(23)Abdullah F Ansary,Combating Extremism:a Brief Overview of Saudi Arabia's approach,Middle East Policy,Washington,Summer 2008,Vol.15,No.2,p.127.
(24)Madawi Al-Rasheed,Contesting the Saudi State:Islamic Voices from a New Generation,pp.88-89.
(25)(26)(27)Paul Aarts,Saudi Arabia in the Balance,pp.227,448,449.
(28)Paul Aarts,Saudi Arabia in the Balance,p.448.
(29)Chronology:Saudi Arabia,The Middle East Journal,Washington,Autumn 2009,p.655.
(30)"Demands for Reforms in Saudi Arabia",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41,No.4,July 2005,p.518.
(31)《沙特，动荡中东的“稳定之锚”》，《环球时报》2011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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