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晓光[1]2016年在《秩序、吸纳与权力重构》文中提出本文的核心任务是以政党适应性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为理论资源,研究国家为何以及如何对市场化进程中产生的私营企业主群体进行政治整合,并关注政治整合产生的影响。本文通过自上而下地观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的政治整合策略,分析国家如何在推进经济市场化的同时,将私营企业主群体整合进政党国家的权力结构之中,从而避免其成为游离于体制外的独立性甚至是对抗性力量。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变迁的基本线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结束了旧的分裂秩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一元化政治秩序,并开启了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需要政治秩序,然而现代化本身又是挑战政治秩序和削弱政治权威的力量,这在中国集中表现为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市场化改革使经济和社会领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多元化格局,这种多元化格局造成的结构分化,又对政党国家体制下的政治秩序形成了挑战,这种挑战可能冲击以政党国家为核心所建构的政治秩序。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政治生活的一条主线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国家权力作用于经济社会生活的有效性,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影响力。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崛起的私营企业主群体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特征的力量,对这一群体的政治整合,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维持既有政治秩序的必然选择。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整合策略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政权组织为载体的整合;一类是以行会商会等经济类社团为载体的整合。组织是国家权力网络的依托,正是通过组织网络,国家在横向和纵向上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管控。国家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变革赋予私营经济以合法的政治地位,赋予私营企业主以合法的政治身份,这为政治整合提供了前提。组织开放使私营企业主有机会加入党组织,基于政治忠诚、经济实力和社会声望等标准的政治安排,使少数有影响力的企业主有机会进入人大、政协等政权组织。私营企业的党建工作实现了政党组织在私营经济部门的拓展和渗透。当私营企业主群体伴随市场化改革而发展壮大时,国家通过行业协会商会等经济类社团建构起与私营企业主的法团式联系。行会商会聚集了各企业的领导者,是国家联系私营企业主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国家整合私营企业主的重要场域。经济类社团的生成方式、监管模式均呈现了法团主义的基本特征,它们在国家政治整合中承担了规训会员企业主、表达企业主的利益诉求等功能。行会商会等社团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的改革,并不意味着这类社会团体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因为政府在减少行政权力干预的同时,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类社团的党组织覆盖,以党的组织性权力填补了行政性权力退出之后形成的国家权力真空,政党权力取代政府权力成为管控行会商会的手段,维持了国家对行会商会的权力控制。在国家政治整合的策略之下,这类社团很难成为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象征进而成为民主化的基础。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整合产生了重要影响,实现了国家权力的重构。政治整合加深了私营企业主内部的分化性,增加了其开展集体行动的困难;政治整合增强了国家对私营部门和私营企业主的控制能力;政治整合建构了合作互嵌的国家—社会关系;政治整合增强了政体的包容性、政权的合法性与政党的适应性,促进了中国政党国家体制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在国家整合社会的领域,动态的制度改进和灵活的政策调整,已经使这一体制较为有效地应对了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所带来的冲击。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整合策略实现了国家权力的重新组合和重新布局,这些整合策略对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挑战。市场化改革解构了国家全能主义的政治形态,但并未推动这一格局转向社会制衡国家,而是走向了国家整合社会的法团主义格局。此外,在国家政治整合的策略中,政治参与机会向私营企业主群体倾斜,相应地压缩了其他社会阶层的政治空间,造成了不平等的参与机会和不平等的政策结构。资本和权力的融合增强了资本的支配力,对国家自主性造成了消极影响,并增加了权力腐败的机会。在当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消失和私营企业主的再崛起深受政治权力的影响。私营企业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参与是国家整合策略的产物,是国家主动选择政治开放的结果,他们的政治地位具有极强的赋予性,他们政治参与的空间和方式已被整合到了政党国家的制度框架内。
何炼成[2]1993年在《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私营经济——简评《当代中国私营经济研究》》文中认为潘石同志赐寄我一本他主编的《当代中国私营经济研究》一书,由于这是我近几年来关心和思考的问题这一,因此认真读后深受启发,认为这是一本力作,是我国经济学领域中新结的一个硕果,值得一阅。本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思路,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又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同
邓江峰[3]2007年在《第叁配置与当代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文中研究说明政府和市场是两种配置资源和协调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机制,其中,市场机制被称为“看不见的手”,而政府的调控和管制则被称为“看得见的手”。但是,这两种配置资源方式都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还存在其他的方式和手段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例如,意识形态、伦理道德、习俗、惯例、传统文化、社会组织规范等。我们将这些方式和手段进行资源配置的机制称之为“第叁配置”。在当代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中,第叁配置起到了重要甚至是突出的作用。这种作用贯穿了中国民营经济萌芽、诞生、发展、壮大的整个过程。而且,这种作用如同硬币的两面,既优化了资源配置,从而促进了当代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资源配置,阻碍了中国民营经济做大做强。在现阶段市场机制尚未健全、政府调控机制尚不成熟规范的情况下,扬长避短地发挥第叁配置作用无疑是促进中国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系统全面地研究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中的第叁配置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导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与意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综述。论文主体部分分为七章,第一章回顾了当代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阐述民营经济的概念、特征,揭示了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实体经济的贡献及制度示范效应),为第叁配置视角下的民营经济研究提供现实背景。同时,通过研究并评价我国民营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和市场机制的实际绩效,为下文的第叁配置理论与实践作出结构上的铺垫。第二章首先阐述了第叁配置的基本原理,包括第叁配置的内涵和特征等。并进一步将第叁配置力量划分为社会精神力量、社会制度力量以及社会组织力量,分别研究其配置社会资源的具体机制与功能。在本章中,还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中外第叁配置思想和理论观点,为第叁配置视角下的民营经济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同时,对中国当代民营经济发展中的第叁配置进行了一个简略的历史考察,概括成五个方面:意识形态变迁、社会网络、关系规则、家庭伦理、地方性,并且以温州的“第二次创业”为实例论证第叁配置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意义。第叁章考察了第叁配置在当代中国民营经济总体特征形成、发展路径和模式中的影响。首先,作为“嵌入”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关系网络的社会结构共同发挥作用,铸造了中国民营经济进取、创新、和谐的“文化基因”。但与此同时,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也极大阻碍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由于社会观念中对民营经济的猜忌和歧视,迫使中国民营经济走上了一条迂回曲折的发展道路——戴“红帽子”,以模糊产权的方式规避政治风险。最后,由于各地亚文化的不同,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模式也具有多样性,比较典型的有: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第四章探讨了第叁配置在当代中国民营经济资本积聚中的作用。第一节通过比较中国民营经济和西方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指出:正是由于对“叁缘”关系网络的利用,使得中国民营经济得以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在资本原始积累中的种种残酷野蛮的现象,“和平式”地积累起自身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基础。第二节定量研究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融资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民间借贷,并试图从第叁配置的视角寻求民间低息和无息借贷的生发与信用规制的理论解释。第五章研究的是第叁配置与当代中国民营经济的企业内部治理。第一节揭示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家族治理特色,其原因在于中国浓厚的“家文化”和“差序关系”的影响。第二节研究了中国民营家族企业的内控机制与代际传承。结论指出:中国民营家族企业采取的是“差序关系导向的纯营利经营方式”,在企业控制权的转移上,也是内外亲疏有别。第叁节建立了民营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博弈模型,仍从第叁配置的角度阐释二者之间的“信任困境”。第六章论述了第叁配置与当代中国民营经济的外部治理。第一节介绍了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社会组织——商会的历史起源和发展、特征与职能,并从第叁配置的多个理论角度分析其在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协调中的机制及其有效性。第二节通过考察商会在当代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中的现实作用,论证了进一步规范发展中国商会的必要性。以上四章实际上内在包含了对当代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中的第叁配置作用的经验总结,在此基础上,第七章从政府、社会、企业自身叁个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措施,为中国民营经济未来的发展提供导向。
韩福国[4]2004年在《市场、组织与国家——中华全国工商联及民间商会（ACFIC）在制度博弈中的双重代理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面对中国在 1978 年后的制度变迁的革命性和平稳性,理论界提出了成功的理论解释:渐进的制度转型路径。但是这一渐进路径如何得以实现?是什么内在的逻辑因素支撑着国家和社会在制度转型中采取渐进而不是苏东制度转型的激进?中国制度变迁最为激烈和明显的领域就是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及其产生的社会结构带来的社会制度变迁,因此上述问题在这一领域就转化为非公有制经济及其社会结构所涉及的制度变迁的渐进路径何以进行?在对这一制度领域的具体考察过程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个基本架设:非公有制经济的代理组织——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及民间商会 (All-China Federation of Industry & Commerce ,简称 ACFIC)提供了国家与社会在制度博弈中载体,从而使二者在制度变迁中的合作博弈得以实现,减少了制度成本。ACFIC 通过对国家和社会的双重代理功能而承担了这一博弈载体的功能。本文应用新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和制度博弈分析的方法,采取实证研究路径,基于 ACFIC 成立后的历史发展,以及 1979 年后的具体功能发挥来论证这一假设。
刘坤[5]2004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私营经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这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是党对私营经济认识不断深化，理论不断升华和社会实践不断扩大的一个过程。 以党的政策对私营经济地位规定的变化为标志，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前后经历了四个阶段：默许私营经济存在的阶段、承认私营经济合法的阶段、确认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并与其他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阶段和把私营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阶段。 党的私营经济政策之所以不断发展，既是党基于解决就业、维护社会安定的考虑，也是社会和产业发展提出的要求；既有私营经济自身发展的推动的原因，也是思想解放运动作用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内容十分丰富，既对私营经济的地位性质、经营范围和发展环境等做出了规定，也对私营企业、私营企业主和私营企业雇工的责权益进行了阐述。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呈现出灵活性和与时俱进的特征，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对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人们的思想观念的转变、立法和法律实施进程的推进、社会基层结构的变迁和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等多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目前来讲，这一政策在市场准入、进出口、经营用地等许多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我们积极地探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 随着我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党的认识和理论的继续深化，中国共产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必然会与时俱进，日臻完善。
黄泰岩, 马壮昌[6]1993年在《《当代中国私营经济研究》评介》文中研究说明私营经济自8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上一出现,就引起了我国理论界的密切关注,十多年来,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对私营经济发展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进行了认真的探索。潘石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私营经济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就是在理论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突破,有所创新的一部学术专着。这部专着的内容十分丰富。它研究了我国私营经济的产生、性质、发展的特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了私营企业的生产经营目的、方式、运行机制、管理制度、收入分配、再生产和文化;研究了国家对私营企业的宏观控制与管理、对私营企业的法制管理;还研究了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与发展,私营企业的长期发展与历史走向。总之,这部专着较系统地揭示了我国私营经济的运动规律。
陈家喜[7]2007年在《改革时期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影响》文中研究表明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的问题是，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改革与政治变革是否存在相关性?如果是，这一相关性又表现为怎样的逻辑?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仅带来了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还造就了一支新经济精英。他们掌握着较多的经济资源，并进而具有了潜在的政治影响力。因此，经济改革与政治变革的关系又可以简化为企业家与执政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本研究就是通过对处于这一关系的中间环节——民营企业家政治影响的考察，试图解释这一基本的关系。研究发现，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行动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历史传统、社会结构、群体内聚力与主动性等。但是，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来看，执政党和国家对于企业家政治行动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型塑作用。由于党和国家拥有关键性政治资源的掌握权和分配权，它们采取了带有“精英吸纳”性质的政治安排制度，以及在私营企业推行执政党的组织建设。前者带来了新经济精英政治影响力的扩大，同时使他们的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规范化，对体制的认同感强。后者则通过组织构建来引导企业家增强对执政党的支持和归属，同时使企业家与执政党之间达到了较为密切的“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程度，使企业家获得了影响政治和达成经济目标的另一条通道。市场因素也是影响企业家政治行动的另一重要因素。一方面，市场化的改革推动了商会的崛起并走向民间化和自主性，这可以看作企业家组织化自主性的初露端倪。但是由于商会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这种自主性的影响也仅仅处于萌芽状态。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政府对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使企业家与地方政府采取了非正式的影响方式，即构建与地方政府官员的“依附主义关系”和“共生关系”，二者分别建立在利益交换与利益共同点的基础之上。因此，总体上看，中国民营企业家采取了一种嵌入性的战略来发挥政治影响，即通过执政党和国家所提供的政治参与渠道以及政治平台来实现政治及经济目标；同时也通过与地方官员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来实现实际的经济利益。而且，企业家的政治影响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和政策领域，而非更高层次的政治权力或者体制转型问题。因而，尽管中国经济改革对政治领域变革提出了挑战，执政党和国家为了应对这些这种变革，进行了体制和制度上的调整，有效地化解了这些挑战，从而在有效地推动了发展战略的同时保持了政治上的稳定。
汤明[8]2006年在《论转型时期的私营企业成长》文中研究说明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实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种转型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的。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私营企业的再生与迅速成长。私营企业是在本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在传统体制的缝隙中、在市场经济成长的土壤上孕育和成长起来的。它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配置社会资源,以雇佣关系为纽带组合和使用生产要素,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私营企业作为最具活力的经济成分,已经成为启动民间投资,拓宽就业渠道,拉动经济增长,优化所有制结构,推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力量。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已不可或缺。回顾历史,在计划经济时代,私营企业一直被作为姓“资”的成分或者作为社会主义的否定对象,而被逐步消灭。那么,私营经济,作为一种存在雇佣关系的经济成分,在中国的大地上,在已经被消灭了几十年后为什么会再生,它有着怎样的客观必然性?其次,中国私营企业在转型期迅速成长的机理是什么?那些因素在其成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个因素的贡献度多大?再次,私营企业成长的未来趋势如何,不但是私营企业主和私营企业的员工,也是政府和社会所关注的。围绕上述叁个问题,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论述国内外有关创业理论、企业成长理论和家族企业伦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及其意义。(2)给出分析中国转型期的私营企业成长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企业生态系
张怀宇[9]1993年在《据实论理 信而有征——《当代中国私营经济研究》》文中提出由王政祥主编的《当代中国私营经济研究》一书,是目前我所看到的研究这一课题的一部理论性和现实性较强的专着,值得一读。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路,从理论上回答了近年来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些重大问题。据实论理,信而有征。本书与一般专题研究不同,其最明显的特点之一,是在调查研究、占有大量翔实材料的基础上,对现阶段中国私营经济进行历史的和理论的、全方位多层面的探讨。材料丰富而新鲜,论述切实而深刻,结构条理分明而纲举目张。如书中队我国国情特点出发,首先论述了80年代以来我国私营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和现状,接着用史论结合和多方面对比分析的方法,阐明了现阶段我国私营经济生产关系的特殊本质,以及它的内部分配关系、运行机制、管理方式,业主和雇工的关系、发
王欢欢[10]2016年在《我国私营经济的收入分配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我国的私营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大力发展。然而私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在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扩大劳动者就业、增强综合国力等方面带起着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我国私营经济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合理,资本所得偏高、劳动所得偏低;劳动者与资本要素所有者收入急剧扩大导致劳资关系紧张化、复杂化等;劳资纠纷频繁,社会安全隐患突出等。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会议指出,必须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而“劳动——资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是当代中国私营经济领域劳资关系问题是实质与核心。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规范我国私营经济的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广大劳动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劳资双方共赢对于缓解劳资矛盾、推动我国私营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以及构建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论文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阐述马恩的收入分配理论以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马恩分配思想理论的创新。第二部分: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指出我国私营经济收入分配的现状,并坚持批判的精神,发现这种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问题。第叁部分:坚持用全面的观点分析问题,分别从资方、劳方和政府叁个主体的角度分析我国私营经济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现象背后的原因。第四部分: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运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借鉴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私营经济收入分配问题上采取的有利于我国的可行措施,为我所用。第五部分:与本文第二、叁部分四部分相呼应,分别从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监督制约公共权力,加强廉政建设;建立完善的税收保障制度;深化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促进分配公平四个方面提出了规范我国私营经济收入分配,使之合理化的对策思考。
参考文献：
[1]. 秩序、吸纳与权力重构[D]. 国晓光. 吉林大学. 2016
[2]. 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私营经济——简评《当代中国私营经济研究》[J]. 何炼成. 经济学家. 1993
[3]. 第叁配置与当代中国民营经济发展[D]. 邓江峰. 武汉大学. 2007
[4]. 市场、组织与国家——中华全国工商联及民间商会（ACFIC）在制度博弈中的双重代理分析[D]. 韩福国. 复旦大学. 2004
[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私营经济政策研究[D]. 刘坤. 武汉大学. 2004
[6]. 《当代中国私营经济研究》评介[J]. 黄泰岩, 马壮昌. 经济学动态. 1993
[7]. 改革时期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影响[D]. 陈家喜. 复旦大学. 2007
[8]. 论转型时期的私营企业成长[D]. 汤明. 北京交通大学. 2006
[9]. 据实论理 信而有征——《当代中国私营经济研究》[J]. 张怀宇. 中国社会科学. 1993
[10]. 我国私营经济的收入分配问题研究[D]. 王欢欢. 苏州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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