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的基督教思想和儒教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教论文,基督教论文,思想论文,费正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费正清（John King Fairdank,1907－1991）是美国著名学者。这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却取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文姓名。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他始终使用这个中文名，一直到逝世。他对中国的情有独钟，可见一斑。
当费正清还在大学攻读历史的时候，就敏锐观察到，中国史的研究在美国各大学还是一片荒原。为此，他于1931年远渡重洋到中国学习汉语，并为他的博士论文广泛收集史料。三年之后，顺利完成论文，并幸运地得到哈佛大学历史系的聘用。当时，欧洲中心论还牢牢地统治着史学界，哈佛根本不开中国史课程。是他的远见卓识，多方努力，终于为开设中国史课争得了一席之地。从此，他以哈佛为基地，从历史研究扩大到对中国问题的全面研究，投进了毕生的心血，使哈佛大学这方面研究的规模与水平都跃居美国各大学之前。
在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中，费正清的成就与名声是首屈一指的。他培养的大批专家学者，几乎垄断了美国各主要大学的中国研究的教席。据粗略估计，哈佛出身的东亚研究专家至1981年止，已遍布全美75所大学，还有不少分布在外交和新闻界。费正清关于中国的著述数量惊人，影响深广。如果加上散见于报刊的文章、书信、演讲，几乎难以计数。其影响最大的著作《美国与中国》，是当时独有的一本全面介绍中国政治、历史、文化和社会的专著。该书自1948年问世以来，已经出了4版，成了美国各界人士，尤其是外交界了解中国的必读书目。他负责主编的16卷本《剑桥中国史》（1800—1988），是一部集世界12个国家100多位学者合作的巨著，基本上反映了当代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由于他对中国研究的开创性贡献和丰硕成果，因而被美国学界誉为“美国中国学术研究的教父”。
由于费正清研究中国成就卓著，尤为美国政府制定政策所直接需要，太平洋战争后，他于1942年被征召派往中国任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一年多。1945年他再度来华任美国驻华新闻处处长一年。由于经历和职业的关系，他的中国问题研究带上了一般“汉学家”所不具有的政治色彩和实用价值。加之他有广泛的交游，幽默的谈吐，不寻常的演说口才以及快捷的写作天赋，其思想观点在美国公众中有很大的影响，故被人称为“美国最重要的舆论制造者之一”，进而成了美中关系决策群中一位关键人物。
费正清对中国问题研究相当广泛，其思想相当复杂。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总体上，他体现的是西方传统的“冲击——回应”论；在东亚研究上，他注意的是中华文化圈论；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上，他把握的是有限度支持与“遏制而不孤立”论；在安邦定国上，他推崇的是“精英”治世论。不过，费正清这些思想不仅时有所变，而且常常表现出一种时明时暗，亦雨亦晴，模棱两可甚至难以捉摸的特点。以致西方有人认为研究“真正的费正清”如同研究“真正的中国”一样困难。但是，与复杂多变的政治思想相比较，人的信仰和宗教意识却是相对稳定连续与持久的。费正清也不例外，在他多变的思想中，基督教与儒教的思想却显得稳固恒久。
对于费正清思想中的基督教影响，有的西方学者持否定态度。他们说，费正清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动机似乎完全是非宗教的，是纯粹学术性和职业的。”[①]这种观点，得到了费正清本人的认可。费正清在回忆录中说：“我出生于一个传教士家庭，不过，他们的影响完全是潜意识的，且与中国无关。我受的教育几乎完全是非宗教性的，现在我所信仰的宗教就是哈佛大学，以及它在世俗社会中所代表的一种精神。也就是说，我把我的信仰寄托在我们正在开展的、致力于培养心灵自由活动的各个科研机构。”[②]可以看出，费正清极力讳言自己的宗教思想。其实，在他浩繁的著述中，在其此藏彼露、此隐彼现的文词中，只要认真查索，就不难窥到他那铭诸肺腑的宗教意识。
费正清出身于一个基督教氛围异常浓厚的家庭。他的祖父毕业于神学院，是位牧师。由祖父上溯的祖祖辈辈，也都是公理会的执事。祖父的弟弟还曾远渡重洋去印度建立过布道团。费正清的外祖父母也是公谊会教徒。至于费正清的父亲，虽然没有继续承操祖业而改当律师，然而仍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对费正清宗教思想起启蒙作用的大概要推他祖父了。祖父在几十年的布道中，写下了许多笔记。当年轻的费正清饶有兴味地阅读之后，对祖父献身为上帝服务和得到的报偿以及丰硕的果实表示钦佩的同时，也增加了对基督教的信仰和兴趣。他感悟说：“我不耻于对基督教的信仰，因为它是全能的上帝拯救所有信仰者的源泉，首先拯救了犹太人，也拯救了希腊人。”[③]这种信仰和兴趣，甚至于使年轻的费正清产生过步其先辈后尘的想法。他承认：“如果我出生在我祖父或我父亲那代，我会像祖父那样去布道，或者像父亲那样去研究法律。”[④]
在费正清的学术生涯中，基督教思想成了他研究指向的契机和传播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督教的教义，主张教徒有义务向所有“未开化”的异教徒传教，以拯救世人。他们热情地，有时甚至急躁地向世界推行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费正清也一样。只不过他的这种思想由于受母亲的薰陶，而形成得更早也更根深蒂固。费正清讲过，对他思想与志向影响最大的要数他的母亲。他母亲也出身于笃信基督教的家庭。她受过良好的教育，热心于文化思想的传播。她早就关注着先进的欧洲文化对美洲落后地区的同化与启蒙。费正清在回忆录中提到母亲影响时写道：“我母亲对未开化状态的中美洲正贪婪地从欧洲吸取精华的文化状态抱着浓厚的兴趣，这同时也直接引导我走向世界，走向东方。”[⑤]后来，费正清学术研究的兴趣果然朝向了东方，并且从东方大国中国入手。研究浩瀚的中国历史，这是个涉及时限很广，专业性和学术性很强的课题，费正清依然有意无意地把它置于基督教义指导之下，以致情不自禁地把历史与福音相提并论：“历史之于我就像福音之于我公理会传教士的祖父一样，是一种谋生的工具，同时也是一种拯救世界之道。”[⑥]他把基督徒的布道者心态，融进了自己学术研究的领地。
当费正清来到中国后，对中国的过去和现状有了更真切的了解，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落后与腐败，他对“拯救”中国人的“药方”，仍不乏令人耳熟能详的基督教救世之道。
早期西方来华传教士认为，拯救灵魂和改造社会是一致的。出于他们的虔诚信仰和本国政府的政治影响，他们不可能着眼于社会变革，只能着眼于宗教。认为“正由于中国落后，中国人所需要的不是教育而是真正的宗教”，因此，要用“《圣经》的光明照亮中国人黑暗的心灵”。对于早期来华传教士，费正清曾作过比较。大英帝国的传教士随炮舰和鸦片进入中国的蛮横做法使他反感；而对美国传教士傲慢和自负他也颇有微词，但又不无欣赏。美国传教士认为，在人口众多、贫穷落后的中国“传播福音和传播文明是一致的”，“信仰耶稣是促使中国得救的动力。”费正清也认为“教会在兴办学校和医院，从普通人中间选拔人材，翻译西方文学，提倡妇女教育，以及协助由来已久的慈善事业和赈灾等理想和活动方面，影响还是相当大的。这种影响对中国旧社会有高度的破坏作用，但它对中国人民却是大有帮助的。”[⑦]据此，他进而断言：“在小规模上，传教士是共产党人的前驱”。[⑧]
不难看出，费正清过分夸大了宗教的社会功效和“救世”作用。中国与西方不同，基督教影响是有限的，费正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显然注定不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⑨]另外，更重要的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业已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反动力量十分强大的国家，要想离开武装斗争而达到彻底的社会变革，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基督教义的传播，虽然可以抚慰人们对现世痛苦与不平的忍让，对社会矛盾起某种缓冲与微调作用，但它却诱使人忘却今生今世的苦难与抗争，而陷入对虚幻“天国”的憧憬与陶醉，客观上使旧的社会制度免受革命暴力的冲击而得以苟安延续。因此，费正清疗救中国社会的宗教方剂与中国国情相去甚远，而且，把宗教作用与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相提并论，也是偏颇至极。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宗教对人的思想感情、观念意识影响又确是巨大与深远的。因而，费正清一直不惮其力地呼吁重视宗教的特殊功效。
诚然，宗教是世界上历时最为久远、分布最为普遍、影响最为深广的人类现象之一，因为宗教会“在人间建立起强有力的、普遍的、持久的情绪和动力”。[⑩]从中国历史的研究中，费正清认定，“本世纪初影响中国社会秩序的其他外来因素是基督教和西方自由主义。”[(11)]事实确也如此。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不管是从思想还是文化上都对中国民众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中国民间的许多会党结社，从名称到宗旨都曾从基督教取得参照即是最好的例证。基督教的传播，扩大并扶植了西方思想意识与道德价值观对中国人的影响。对此，费正清洞若观火，他提醒他的同行们不要忘记，在中国“教会赞助者居住地区曾是培养我国对华人道主义的苗圃……”[(12)]有鉴于此，费正清身体力行，把基督教传教活动无条件地列入自己的学术研究计划。他对人说：“我目前的兴趣，是如何使对传教士活动的研究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即我们也许能看到如何无条件地需要改变构成我们中国学的其他部分。”[(13)]因此，他撰写了研究传教活动的专著《在华传教事业与美国》，还与人合编了《基督教在中国》等书。他认为，到海外的传教士及其活动，大多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对这种严重的滞后状况，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与讥讽：“美国研究宗教的历史学家们对传教士的活动也没给予注意。但基督教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在他们来到加利福尼亚的同时，已踏上了中国福州的土地，这却是事实。看来美国在东亚方面活动的发展情况被令人遗憾地忽视了。”[(14)]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基督教思想对费正清有久远与深刻的影响，然而，他却矢口否认。究其原因，首先是，他要向世人表明自己学术研究的独立性。费正清十分强调自己的独立见解。他的思想观点，即使在严峻的情势下也不附和于人，这是有目共睹的。他声明，要他接受一个彻底的意识形态立场，或者装作赞成这个立场，“有一种天生的厌恶”[(15)]，“我在信仰上，除了相信法治和人权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外，别无任何其他主义。”[(16)]其次是，费正清极为重视自己研究工作的学术价值。他强调自己的成果是建立在科学周密的程序上，进行长期研究所取得的。他一再申明，自己所献身的、所信仰的，就是学术。他早就立下雄心，在中国问题研究上也要“力图取得本专业最高一级资格”[(17)]。因此，他不愿意见到基督教的宗教印记贬损了自己研究成果的学术份量与水准。
费正清的一生，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国问题的研究。他对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儒家影响就跟基督教一样，在他思想里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西方人往往认为，儒家思想之于中国人，有如宗教般神圣，故又称之为“儒教”。费正清亦作如是观。费正清这种观点的形成由来已久。他从20几岁到中国学习汉语，一直到去世，几十年跟中国文化打交道，耳濡目染，习与性成。他曾深有体会地说，地域研究好象有一种感染的力量，研究者在不知不觉之间，便染上他所研究的那个地域人的特性了。他在思想品格、生活态度、乃至工作作风上，无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以致美国有人称他为“美国的孔夫子”。
费正清是从研究中国历史走上学术生涯的。他从中国历史流变中看到传统思想在统治国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他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回顾了历史上外族入侵的成功经验时总结道：“入侵的游牧民族发现他们只能按中国方式才能统治中国，通常他们取得政权，是由于听取了边区一些合作分子的意见，那些人既懂得儒家一套东西，又能维持一个有组织的政府，只要继承天命的人按儒家原则办事，不管谁来都行。”[(18)]因此，费正清认为，美国政策要能有效影响干预中国，博得民心，就必须十分重视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和利用。有鉴于此，他潜心研究儒家著作，并在基督教和儒教之间寻找契合点和相互包容之处，那就是博爱与仁义。虽然，基督教里的博爱与儒家的仁爱有等级范围的差异，但确有它相通的地方。而且，费正清竭力去寻找并扩大这契合与相通，以便“布讲一种新的汉学的泛基督主义”[(19)]。费正清的这种做法，颇有承袭早期来华传教士提出的“耶儒合流”的主张。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扩大到政治上，就是为政以德，行德治，重民生。费正清在他最重要的著作《美国与中国》中，就用了整整一章介绍儒家思想，题目赫然名曰“孔孟之道”。其中一节“以德威治国”，集中了他对儒家治国之道的看法。他阐述说，儒家“强调统治者必须有德，这是他保持统治的伦理基础。如果他作恶，那就违背了天命，上天就收回‘天命’，人民就有理由推翻这个王朝，只要他们有力量这样做。”[(20)]他的这种思想，相当完整地体现于对当时中国政治的认知和评断上。
抗战期间，费正清在中国供职过一段时间。他目睹国民党专制独裁，政治腐败，政府工作低效无能，加上经济不振，通货膨胀，民众日益贫困，失望情绪不断高涨。他综观全局后断言：“现存政权已无多大希望，因为它无法在感情上依赖人民大众。”[(21)]当时国内舆论对国民党统治的权威性、正义性开始动摇。费正清联系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的内因，敏锐地看出，这是中国古老政治现象重复性的一次再现：“所谓古老的中国政治，就是天命所归的变动，也是民心所向的变动。”儒家认为，是上天授予统治者以政权，而天意又是通过民意来体现的。1943年，费正清进一步看到国民党内外问题有增无减，民心丧失殆尽，他根据儒家民意体现天意思想，推断道“时至今日，所有各种补救办法都已为时过晚。天命（即民众的信任）已开始转移。”[(23)]
在对待武力问题上，儒家主张当政者对民众应当重文轻武，重视德治与教化，费正清亦持此见。他说“一个人借助暴力就表明他不能以理以德服人”[(24)]，并引用孙子的话“不战克敌者为上策”[(25)]说明自己重文轻武的思想。1942年，美国帮助国民党建立“中美合作所”，训练并武装戴笠的秘密警察，以对付爱国人士和共产党人。费正清从美国的长远利益出发，认为此举会使美国过早地卷入中国内部政治斗争，不仅不利美国在公众中的形象，而且还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但是，他与当时平民出身的年青外交官们都无能为力，“中美合作所”按预定计划成立，终于沦为臭名远扬的特务机构。30年后，费正清回顾此事还不无遗憾地批判说：“我以为戴笠所采取的准备杀害国内敌人的措施，正是当时预示更大凶兆的历史潮流。美国用以杀人的技术比用以改善人民生活的现代科技知识更快地输入中国。”[(26)]
费正清出于自身学者身份和对儒家思想的推崇，对儒家所主张的尊贤使能、亲贤恤民有一种特别欣赏的心理。他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不无敬重地津津乐道孔子那种孜孜不倦，游学劝善，宣扬仁义与王道的精神。他主张“统治者应咨询有识之士，以保证他品行端证”[(27)]。出于他强烈的精英意识和工作上的需要，他广泛结识了中国知识界知名人士，并对他们窘困的生活境遇予以人道的同情和巧妙的资助。他结识的人中有蒋廷黻、胡适、冯友兰、梅贻琦、陈岱孙、梁思成夫妇，等等。抗战期间，他常常不惜花上几天时间，乘坐简陋的木船，不畏长途跋涉去探望因空袭避居偏远乡间的知识界人士。他还想方设法给清贫的教授们提供资助，但又担心“接受援助而无力报尝是对儒家自尊心的一种打击”，[(28)]于是煞费苦心，聘请一些教授到美军中作中国知识讲座，赠予酬金。有时又略施小计。1943年，他通过好友联大教授陈岱孙分赠日用品给贫穷的教授们。他致信陈：“我只有一个请求，既然我正在以纯粹的代表而非私人资格行事，这些就不值得称赞或感谢，请你完全忘记我的名字，而且一旦有谁知道我是此类事情的一个渠道，这将是最令人窘迫的。”[(29)]其实，这些日用品许多是费正清用自己薪金托人从美国买来的。他的这一举动，颇具儒家“见善如不及”、“周急不继富”、“崇仁厉义”的色彩。
在费正清的头脑中，如果说基督教思想是一种深藏的潜意识，而对于儒家思想，则主要是一种有意识的吸纳，然而，这两种思想统统都受制于费正清的一个主宰意识：那就是美国的利益和利害至上的实用主义。
费正清始终把历史研究看作是治国之道的辅助手段。他跟他最尊敬的老师韦伯斯特一样，都认为“史学家是活稄家的同盟者”[(30)]，主张史学家不应只是历史的观察者和记录者，而要成为历史的参与者，因此，他的思想言行，都相当自觉地服从于这个大方向。在他的头脑里，基督教思想也罢，儒家思想也罢，一旦不符合美国利益，那就有所变化，甚至嬗变得远远离开了教义。
对于中美之间的关系，费正清长期以来都主张用政治、经济、文化竞争取代军事上的冲突。自然，这很符合他潜意识中基督教的和平主义和儒家谨慎征战、融和为上的思想。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人民政权，中国从此摆脱了美国的钳制，独立于东方，但却为当时的美国政府所敌视与封锁。费正清力排众议，一方面主张寻求双方某种程度的接触与对话；另一方面，为遏制中国，又支持对中国进行军事干预。此时此刻，在费正清信仰的圣坛上，却也供奉起与博爱仁义相去甚远的一句话：“亚洲人都不相信没有武力作后盾的空话。”[(31)]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更一反过去避免直接介入中国内部军事冲突的原则，主张用武力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保护台湾。他对此举的辩护是，台湾垮台将会改变远东的战略平衡，影响美国亚洲盟国的信心，从而危及美国在亚洲的长远利益。费正清要在国共双方的实力制衡中，为美国谋取最大的好处。
对于国共两党的取舍与褒贬，费正清也是有其精明的利害算计的。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及公众都是极力支持国民党的，费正清也不例外。因为，国民党统治的中国是“自由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美国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冲突的战场”[(32)]。费正清认为，对“自由中国”的支持是捍卫“我们所了解的那种文明”[(33)]。但是，抗战期间，当费正清来到中国，视野顿开，对中国的真实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清醒地认识到“天命所归”已经动摇，国民党已不能有效控制中国内部秩序，有损美国利益，因而转而主张有保留地支持国民党，而对共产党给予重视与利用。
费正清并不赞同共产主义。他始终坚持一种“超意识形态”的态度。他声明：“我自己的路线决不跟随任何党派”[(34)]。对于共产党，他是有保留的同情与支持，而且保持一定距离。抗战期间，国民党迫害进步记者，引起共产党的强烈谴责，进步人士集会群起声讨。他虽对被害者寄予同情，给予帮助，但坚持“在这场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运动中，我可不能被中共所利用。”[(35)]他之所以同情，甚至不无钦佩一些共产党人，那是因为在与国民党的对比中，看到共产党人“宗教式”的信念、清廉的作风、忘我的献身精神，以及在群众中巨大的组织力与影响力。更主要的是，他已经敏锐地看出整个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他认为：“在蒋毛之间，中国最终可能选择后者，尽管我们支持的是前者。”[(36)]他要为以后历史的发展，替美国政府提供一个明智而有利的抉择。
费正清在中国结交最多的、保持私谊最深的，大概要算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曾经留学美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也是由极为明确的功利主义所决定的。1942年，他在昆明接触了联大穷愁潦倒的教授，深为震惊。他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呼吁美国政府应当重视这些知识分子的潜在作用，他疾呼：“这些曾在美国受训的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了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利益，并且是此间正在进行着的斗争中的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37)]次年，他在成都再次向华盛顿报告，告诫决策者忽视这一问题将产生的严重后果，指出这些知识分子已“成为我们在中国的主要人力投资，他们构成了我们与中国的桥梁。如果丧失他们我们就像我们面对俄国一样，更加陷于一个不幸的局势之中。”[(38)]虽然费正清这些主张自有其精明的算计，但客观地说，也及时保护了一批困境中的知识分子，其功德实不可没。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尽管费正清怀有虔诚的基督教思想和对儒教的景仰，但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还是美国利益和利害至上的功利主义。他为此所提出的种种主张，如有限度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尽早承认新中国，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等，却长期不为美国当局所接受，甚至受到贬责。然而他仍不惮其力地呼吁与坚持。他剖白心志说：“把上级不爱听的真话讲给他们听是最忠诚不过的行为”[(39)]。因此，在美国反共气焰甚嚣尘上的麦卡锡时代，他被诬为共产党间谍，备尝恶运。但他傲对冷遇十几年，不改初衷。事实终于证明，他明智务实的对华政策主张符合历史发展的大潮流，他的研究工作为营建中美友好关系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72年，周恩来总理特邀费正清夫妇访问中国。中美建交后，他又倍受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赞许与器重。历史，给了费正清以丰厚的回报和罕有的殊荣。
注释：
[①][④][(13)][(17)][(19)][(29)][(30)][(32)][(33)]见保罗·埃文斯著《费正清看中国》第11、41、378、52、264、89、12、94、75页。
[②][⑥][(14)][(15)][(16)][(21)][(22)][(23)][(26)][(28)][(34)][(35)][(36)][(37)][(38)]见《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5、190、491、510、340、285、285、299、259、334、510、369、387、223、225页。
[③][⑤]见《费正清自传》第4、8页。
[⑩]罗伯特·鲍柯克、肯尼思·汤普森编《宗教与意识形态》第165页。
[⑦][⑧][⑨][(11)][(12)][(18)][(29)][(24)][(25)][(27)]见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第145、145、145、345、223、63、44、52、54、44页。
[(31)]费正清著《在华传教事业与美国》第249页。
[(39)]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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