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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0）01—0081—06
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水平已经大大地提高了，初步具备了开放经济的一些特征。一个国家从封闭经济状态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充满困难和风险的过程。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对宏观调控构成了多方面的挑战，改变了各种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关系，产生原本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并不存在或影响很小的内外政策目标冲突，常常使宏观调控陷入困难境地。
一、经济开放度提高对宏观调控目标的影响
一国走向开放经济的进程也就是该国经济体系中对外经济部门的重要性提高的过程。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主要对象是国内经济部门（注：此处的国内经济部门是相对于对外经济部门而言的。不管是从事对外经济往来的部门还是不从事对外经济往来的部门，都属于国内经济体系，这里使用的对外经济部门和国内经济部门分类是只是为了分析方便，其区分的标准是该部门是否卷入国际经济活动之中。）。对外经济部门虽然也存在，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局部均衡部门而存在，与其它经济部门之间没有深刻的联系。外贸部门仅仅是整个国民经济同国外调剂物资余缺的渠道，而且其调剂量是很小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只占极小的比重，而金融业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往来几乎没有。虽然对外经济部门的运行状况从中长期来讲，也构成对经济发展的一定制约（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主要表现为“外汇缺口”对国内资本形成的限制），但从短期来讲其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是非常次要的。
从政策角度上来讲，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着眼点是国内经济部门的平衡，而对于对外经济部门的平衡只需要采取一些专门性、局部性的调节政策。这些局部性的政策如对进出口贸易进行直接管制、对贸易部门的财政补贴、实行多重汇率制度等等。事实上，在经济开放度不高的情况下，这些局部性的政策也可以相对独立地推行，而不会太多影响到国内经济部门的调控。例如，我国经济的开放度在八十年代虽然有所提高，但整体水平还较低，所以当时我国可以通过积极的、频繁的、较大幅度的汇率贬值来改善国际收支，而且还在很长时期内维持复汇率制度。但现在却不可能不考虑到类似政策对国内其他经济部门的溢出效应，否则就会产生复杂的政策目标冲突。
导致以上差异的原因在于开放度的提高增强了整体国民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本国经济活动水平对世界经济状况的敏感性（Sensitivity ）（注：“敏感性”一词是由库柏提出来的，他对经济开放和国际经济间的相互依存作了大量的研究，对于依存性等重要的概念进行了极有价值的分析。他认为一国经济的开放会使得该国国内经济对国外经济的敏感性增强，即本国经济活动的水平受到国外经济活动水平的影响程度提高，敏感性指的就是这种影响程度。对敏感性这一概念的详细解释请参见库柏“Economic
Interdependence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venties”（Cooper，1986，第3—5 页）。）大大增强了，本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许多方面都会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本国国内的两大经济部门——国内经济部门和对外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也更加密切，它们之中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敏感性变得很大，相互之间发生错综复杂的影响。在开放度较低的情况下，某种针对其中一方的政策仅仅对其针对目标产生预期的效应，对另一方不发生影响或者影响很小可以忽略。这样，国内经济部门的平衡（即内部平衡）和对外经济部门的平衡（即外部平衡）两种目标之间就不容易产生严重的矛盾。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情况就不同了。
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对宏观经济目标有复杂而又深刻的影响，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开放增加了宏观调控目标的数目
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公认有四个：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外部经济平衡。这四大目标在短期内实际上都可以依靠需求调节来分别达到。同时一国当局还必须考虑一些结构性的经济目标，主要有收入分配的平等、地区经济发展的平衡、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等等。
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使得宏观经济管理当局必须关注更多的目标，考虑更多的因素。由于开放度的提高使得对外经济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宏观调控不仅需要关注经济的内部平衡，也要注重经济的外部平衡。在传统的四大宏观经济目标中，人们在开放度不高的情况下争论的往往是宏观政策的优先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还是保持物价水平稳定，而外部平衡常常受到忽视。但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保持外部经济平衡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外部平衡目标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国际收支平衡与汇率稳定。纯粹从理论上看，如果一国实行的是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则其对外经济目标就是努力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如果其实行的是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对外经济目标就应是保持本国货币汇率的稳定。但在现实中很难有绝对的固定汇率或浮动汇率，因此对外平衡的目标也就往往是在保证本国货币汇率稳定的基础上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外部平衡目标变成了两个子目标：汇率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
除了汇率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之外，一国在考虑外部平衡时往往还要关注另一些经济目标。简单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贸易收支平衡。 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并不意味着贸易收支就实现了平衡。实际上，贸易收支平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目标，因为它代表了一国产业部门（包括实物产业和服务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2）资本流动的稳定性和对外金融稳定。 保持资本流进流出的绝对平衡不一定是政府追求的目标，相反，积极利用外资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之一。但国际间的资金流动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或称可逆转性（Reversibility）， 这种性质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引发货币金融危机，恰如1997—1998年期间东南亚发生的金融危机一样。
（3）对外经济部门的结构平衡。 对外经济部门的结构平衡是维持长期内的汇率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基本保证，因而也是外部平衡所要考虑的目标。
这样一来，宏观调控的目标数目就变得更多了，而且具有层次丰富的特点，大的目标下包括许多较小的目标。根据“丁伯根法则”，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数目增多将会加大宏观经济调节的困难，因为宏观经济管理当局不得不寻找更多的政策工具，考虑更复杂的宏观经济模型和更多的经济变量之间的更复杂的关系。
2.经济开放使得各个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
经济开放度增大对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还有更复杂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于：在经济政策需要兼顾更多的目标时，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却使得各种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开放经济下内外平衡会发生矛盾。 实现经济的内外平衡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这两个目标虽然在一些情况下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条件下却是冲突的。国内外学者对内外平衡的冲突已经作了大量的研究，得出了许多有益的成果（Meade，1952；Mundell，1962，1963；等等）。这里作者要强调指出的是过去分析中常常被忽视的一点，即内外平衡矛盾同开放经济的关系问题。内外平衡的矛盾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经常存在的一个政策难题。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经济部门和对外经济部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国内经济部门的情况主要取决于国内的供求形势，同时也受到对外经济部门状况变化的影响；对外经济部门的情况既受到国内供求关系的影响，也受制于国际市场的状况。由于这两个部门的运行情况之间既密切联系又有相对独立的特性，在某些条件下就可能出现各自向不同的方向变化，产生相互矛盾的情况，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就面临冲突。
（2）开放经济下多种政策目标的矛盾是相互交织的， 这造成更严重的政策困境。政策目标的冲突可分为两类。
其一是需求调节型目标内部的矛盾。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只是从大的分类上讲的政策目标，在实际的决策中必须考虑更为专门的目标，例如降低通货膨胀率、提高就业水平、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促进出口和利用外国投资等等。因此现实经济中面临的政策困境往往是多个目标之间相互交织的矛盾冲突，加大了分析和决策上的难度。
其二，需求性外部平衡目标和结构性政策目标的矛盾。当然，即使是在封闭经济条件下，需求性的经济目标和结构性的经济目标之间也是存在矛盾的，例如经济增长速度和收入分配、地区经济发展平衡之间的矛盾。但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目标之间的关系产生特殊的影响，从而使得矛盾更加复杂化。例如对外贸易的发展要求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挥本国比较优势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目标是有矛盾的，对发达国家而言基于本国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战略则可能加剧国内低技术工人同其它高阶层的收入差距；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开放可以更多地利用国外的资金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外资的流入往往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这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距；本币汇率的贬值可以促进出口，但也产生有利于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效应；等等。
总之，开放经济下需要考虑的宏观经济目标更多了，各个目标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了。宏观调控面对的是复杂的、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多种目标间的矛盾冲突。
二、经济开放度增大对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
经济开放度的增大对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它使得政策传导机制更加复杂、传导的渠道更多。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在国内经济各部门之间传导，相对而言比较单纯。随着经济走向开放，外部经济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在政策效应传导中也日益发挥着重要的角色。
开放经济下总需求政策的传导机制
外部经济部门对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提供了几个关键性的机制：贸易流量机制、资本流动机制、商品相对价格机制、金融资产相对价格机制及国际性资产组合调整机制。我们以总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例来说明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如图所示。
从图中可看到，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大大地丰富了。传导机制的丰富有似双刃之剑，一方面可以扩大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范围，在某些情况下增强政策效能；另一方面也使得政策决策变得难以判断，各种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政策效应复杂化，在某些情况下政策效能弱化甚至归于失效。例如孟德尔——弗莱明模型中固定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政策归于失效、浮动汇率制度下的财政政策归于失效。
一国经济开放度的增大包括了贸易开放度提高和金融开放度的提高。其中尤其是金融开放度的提高对货币政策有着极大的影响。金融开放度的提高主要表现为更高的资本流动度。本国与国外之间的资本流动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速度上都大大提高，同时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也会发生相应变化，资本流动短期化、证券化，国内外金融资产价格之间建立起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这就直接影响到一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政策效能。从传导机制来看，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通常有三个：利率途径（及其它资产价格途径），信贷配给途径和国际经济途径。在经济开放度较低的条件下，国际经济途径的影响很小，起主要作用的是信贷配给和利率途径。然而，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国际经济途径的重要性则会越来越大，从而使得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者不得不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考虑到国际经济因素的影响。
具体地进行分析，国际经济途径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种机制：
①贸易流量机制。货币政策的变化影响到国内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影响到国际收支经常帐户的收支，其中主要是贸易流量（包括有形商品贸易流量和无形商品贸易流量）。贸易流量变化进而影响到该国的宏观经济活动水平。
②贸易商品价格机制。首先是绝对价格水平机制：货币政策的变化影响到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影响到国内物价水平，进而引起国际贸易流量调整，再反过来影响到国内物价水平。其次是相对价格水平机制：货币政策的变化引起国内利率水平和各种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影响国内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水平，从而导致汇率水平的相应变化。汇率变化直接对国内物价水平产生影响，影响的具体途径有货币工资机制、生产成本机制、货币供应机制、收入机制、等等。
③资本流动机制。货币政策变化引起的利率变动产生国内外资本流动的变化，利率上升引致资本流入，利率下降引致资本流出。资本的流动改变了国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水平，产生相应的影响。
④金融资产价格机制和资产组合调整机制。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引起各种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再加上预期因素的影响，金融市场参予者会调整自己的资产组合，引起金融资产价格的进一步变动，导致资本流动方向和规模的变化。
⑤来自国外的“反馈机制”。在国际经济日益一体化的条件下，一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具有“溢出效应”，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发生影响。这些影响进一步从本国与他国之间的商品市场联系和金融市场联系渠道反馈回来，波及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这些国际经济传导途径使得在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封闭经济下大不相同。因此，开放度增大后，货币政策必须作出调整。也就是要求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要更加重视国际经济因素：在货币政策的制定时要更多地考虑到政策变动对本国对外经济往来的影响和来自国外的反应，在政策的执行上则应转而更多地注重汇率这一价格传导机制，更强调本外币政策的协调动作。另外，开展国际货币协调也更为必要。
经济的开放对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也是极为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主要是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两大类，两者效应的传导都受到经济开放度提高的影响。从税收政策方面来看，政府改变税率的作法影响到企业的经营决策。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税率的升降一方面地影响到企业生产经营的紧缩或扩张，另一方面增加或减少政府从财政收入。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税率的变化很可能只是导致企业在不同的税收区内重新配置自己的生产，或者通过内部的转移定价制度来抵销税率政策变化的影响。同时，税率的变化还通过对国际间直接投资的影响而对经济运行发生影响。在经济高度开放条件下，税基具有了易变性的特征。从而政府的税收传导机制也发生了改变。
从支出政策来看，支出水平的变化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在经济开放条件下受制于国际经济因素。例如当财政当局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其扩张效应一方面通过传统的需求途径向国民经济传导，对国内经济产生扩张性的政策效应。另一方面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国内利率水平提高，引起国外资本流入追求高收益，在外汇市场上压制本国货币汇率升值，汇率升值抑制本国出口，贸易收支恶化对国内经济产生紧缩性效应。而且财政政策的变化还会在国际间引发复杂的连锁效应，反过来又影响到本国经济。例如德国在两德统一后为控制物价和保证稳定过渡在国内实行严格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策，在欧洲货币体系内部产生了复杂的连锁效应，并加剧了欧洲各国经济运行的不平衡，反过来又对德国国内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经济开放度增大对宏观经济政策效能的影响
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还影响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传统的观念认为，在高度的开放经济下，如果维持固定汇率制度，各国将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只有那些能够影响全球经济的“大国”才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由于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国内货币政策的变动将导致国内外利率水平的偏离，引发的国际资本流动将抵消掉货币政策的效应，使国内货币政策归于无效。而财政政策的效能却大增，因为财政扩张导致利率水平上升，由于固定汇率制度下本币汇率不会发生抵销性的变动，引起国外资金流入，国内货币供应增加，国内经济的扩张更加剧烈。如果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度，各国便重新获得了利用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影响国内的实际产出水平、实现各自宏观经济目标的能力，相反财政政策由于“费尔德斯坦论题”能够成立而失去对经济的影响。不仅如此，由于货币政策效应还影响到汇率水平（在特定条件下，货币政策的变化更会导致汇率“超调”，即汇率水平调整过度，进而导致贸易流量的过度调整），使得浮动汇率制下国内货币政策的效能达到最大。
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货币实践证明，即使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仍然是很强烈的，差异性货币政策所诱发的国际资本流动同样严重地干扰了各国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事实上，即便是对“大国经济”而言，当今国际金融市场上巨额投机性资金的运动方向也是其货币当局不得不正视的威胁。巨额国际资本流动对各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在于它使得货币当局无法控制国内的货币总量，反映在事后的计量检验上就是货币总量指标与实际经济活动之间的相关性越来越差。这使得许多国家在八十年代放弃了对货币总量指标的依赖，转而重视利率，特别是短期利率水平。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世界各国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确实都下降了，在许多国家中财政政策功能都弱化。虽然这倒主要不是归因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而是源于财政政策本身具有的刚性和八十年代后对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反动。但经济的开放和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性的提高使得财政政策的效能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当然，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性的增强两者对政策工具效能的影响是有区别的， 库柏曾对此作出过极为精辟的分析和比较（Cooper， 1985）。简单地说， 他认为经济开放对传统政策工具效能的影响是单向的，而国际经济相互依存是通过双向的相互影响来影响政策效能的。
四、经济开放度增大对宏观经济政策中介目标和操作方法的影响
经济开放度的增大影响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和和传统工具效能，因此也就影响到了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选择，政策的中介目标体系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从八十年代以来各国货币政策调整的实践来看，经济开放度提高的过程也就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总量性指标向价格性指标过渡的过程。
八十年代西方各国放宽甚至放弃了传统的货币总量目标。因为在新的金融条件下，货币总量指标与实际经济活动之间的相关性越来越差，较狭义的货币总量指标已经没有多少经济意义。居民和企业将无利息的传统交易帐户替换成创新的有利息的金融工具（例如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和国内外的短期资本流动常导致狭义的货币总量发生剧烈的波动。而更广义的货币总量通常包括了有利息和无利息两种金融资产，居民和企业的资产组合调整不会导致其波动。因此货币政策应以更广义的货币总量指标作为中介目标。
进一步来看，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到离岸金融市场存款和融资的能力又刺激了相似的国内金融工具（例如可转让存款证）的发展，这使得广义货币的概念也变得不清晰。广义货币指标与实际经济的相关性也削弱了。而且，金融的国际化产生了各国间复杂的货币替代现象，国外持有的本国货币有时候对于本国狭义货币有很强烈的影响（例如，德国货币当局在谈到其于1988年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中央银行货币”改为M3的理由时把这一因素列为关健的决策考虑之一），使得各国不得不转向更广义的货币指标，或者干脆不再注重货币总量而改用其它中介目标，有的国家甚至直接盯住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操作方法来看，经济开放度的增大产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外部冲击可能性，因此对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也有影响。相对于不同的冲击，不同的操作目标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源于国外的货币冲击，采用短期利率作为操作目标进行公开市场业务是最好的。
中央银行可以选择两种不同的操作目标：直接控制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数量从而控制国内信贷总规模；或者控制利率水平，以影响商业银行准备金数量进而影响国内信贷总规模。采用不同的操作目标，会有不同的结果。如果由于实际经济增长的速度快于中央银行希望达到的水平，使得商业银行对准备金的需求增加，而此时央行盯住利率，就会供应更多的准备金给商业银行，导致国内信贷总规模过度增长，刺激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产生物价上涨压力。因此在这种冲击下应该采用维持不变的准备金供应的操作方式。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准备金需求增加是因为对其它金融资产（包括外币面值的资产）的需求下降，则应该维持利率水平不变，以提供足够的准备金支持更高的意愿货币存量，在这种条件下，国内产出和通货膨胀水平均不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如果固定准备金供应，这种冲击就会推动利率水平提高，从而使得产出和就业水平低于央行希望达到的水准。简单地说，如果准备金冲击主要反映了经济增长加快，央行通过维持相对无弹性的银行准备金供应能更容易地达到它所希望达到的产出、就业和物价的最终目标；如果导致冲击的主要是货币需求，央行通过维持相对有弹性的准备金供应（即固定利率水平）能更容易地达到它的最终目标。
八十年代以来金融创新与金融国际化所导致的金融环境变迁使货币需求变动引起的准备金冲击占据了主导的地位。由频繁的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引发的国内货币需求水平不稳定，对各国中央银行最终目标的实现构成了现实的威胁。金融机构能容易地从离岸金融市场获得所需的流动性，有信誉的企业也广泛地从国际金融市场上得到所需信贷资金。这使得货币总量的可控性下降了，而波动性提高了。这样便迫使各国货币当局纷纷从对国内借贷的数量限制转向对“市场价格”即利率水平的调节，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调节短期市场利率已成为各国共同的货币政策操作方式。各国货币政策的操作手段体现出趋同的特征，都越来越依赖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
八十年代以前，只有在美国和英国公开市场操作才是货币政策实施的主要工具，其他国家则主要依靠一些非市场、非价格的手段。八十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浪潮改变了这种状况，促使各国纷纷转而积极利用公开市场操作来影响商业银行的准备金规模和短期利率水平。在美国和英国，银行间短期货币市场的作用也大大增强了。于是便出现了各国在货币政策操作手段的趋同现象。与此同时，各国都大力开发新的工具以应付新的金融环境，例如德意志联邦银行越来越多地采用外汇互换协议的公开市场操作来抵消由国际资本流入所引致的国内银行体系准备金规模的过度扩张。日本于1988年11月的货币政策改革改变了国内货币市场运作的特点和干预程序。日本银行通过改变银行间市场的期限结构来鼓励银行间市场与公开货币市场之间的套利行为，增强央行干预的效能，同时用针对1—3周的国库券贴现率的操作来代替针对1—3月的国库券贴现率的操作，使得该利率成为央行手中最重要的干预工具。从1989年春季开始，日本银行开始进行商业票据市场的隔夜操作，以增强其影响和微调银行准备金每日头寸的能力。
伴随公开市场操作重要性的上升，各国货币操作中“贴现窗口”的作用都降低了，在各国央行对短期准备金的管理中只发挥着一种边际资金的功能。全球性的金融一体化的一个有趣结果便是西方各国货币政策操作方式的趋同现象，而这种趋同现象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金融国际化发展的程度。
[收稿日期]199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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