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元代诗学研究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元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32(2002)01-0095-06
元代的文学批评，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沉寂的，学者们的评价不是很高，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状况才开始有所转变，人们开始注意元代文学批评的价值。元人的诗话、诗格、诗法类著作，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关注。
元人的诗话诗格诗法著作进入今人研究领域的，有方回《瀛奎律髓》、《虚谷诗话》，杨载《诗法家数》、《诗学正源》，范梈《诗学禁脔》、《木天禁语》、《诗格》，揭傒斯《诗法正宗》、《诗家正法眼藏》，文房《唐才子传》，陈绎曾《诗谱》，傅若金《诗法正论》、《傅与砺诗法》、《诗文正法》，佚名《名贤诗旨》，黄清老《黄氏诗法》等。郑振铎在1932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就已经注意到，元代文学批评领域“出现了一批有系统的著作”，指的就是这些诗格、诗法类著作。应该说，这些著作是有一定价值的，因此我们也就有必要对上个世纪的元代诗话、诗格、诗法研究情况做一简单回顾。
一、方回《瀛奎律髓》研究
在元代文论家中，方回是最受人注目的。在元代诗话、诗格、诗法研究中，方回《瀛奎律髓》研究也是大宗。清人对于方回诗学已是聚讼纷纭，较有影响的论者，有查慎行、二冯（冯舒、冯班）、纪昀、吴汝纶四家，特别是纪氏《瀛奎律髓刊误》，影响特别大。与元代诗文批评研究总体的冷寂相比，方回诗学研究应算是一个热点。
20世纪第一个系统研究方回诗学的是朱东润，他写成于1932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有一节专论方回，认为方回“为江西派中之修正派”，“不尽主江西故常”，并且“方回于江西之病，识之极真，投以‘老杜之细润工密’，正是对症下药”。概括方回诗论为三端：一曰句活，二曰字眼，三曰格高。三端中只有“格高”之说，为江西派“紧要关头”。他所推崇的，是方回关于“变体”之说．认为“论独精到”，其论诗真本领在此[1]（页P174-179）。在当时武汉大学办的《文哲季刊》第二卷第一号上，朱东润还发表了《述方回诗评》，称许《瀛奎律髓》“议论明晰，条贯井然，在宋代一般诗话中，堪推上选，惟有待于后之论者为之辑理耳。”但更多的是对方回的批评，如指出方回谬处有二：“虚谷之论谓诗之精者为律，一若除律之外，不足言精，又其论推崇少陵以为江西初祖，一若少陵之诗，其精处皆在五七律中，而按之实际，皆不尽然，此为虚谷入手第一谬处。”“虚谷祖述山谷以为杜诗人后愈好，求其好处而不可得，则云‘愈老愈剥落’，似即以剥落为好，此虚谷入手第二谬处。”又指出方回对江西的两点“回护”：世人攻江西之声色枯涩，而方回言不可以色相声音求，言此种诗“全是骨，全是味，不可与拈花簇叶者相较量”；关于江西生硬之病，“方回则每每于生硬之诗，目之以为格高，格高则不可复讥矣，一面又创圆熟之论以资救济”。[2]他对方回贬多于褒。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则对方回备极推崇，称之为“大批评家”。书中《〈瀛奎律髓〉里听说的“高格”》一篇，整个是对纪昀《瀛奎律髓刊误》批评方回的反批评，对纪氏之论，一一反驳，认为方回“不仅是江西的护法，而且是江西的起衰，不但是江西一派的拘虚之论，而且是南北宋一朝多数大家递变日新最后结晶之思想总汇。”甚至说：“除了《瀛奎律髓》而外，我国文学批评界，恐怕还找不出传授师法有如此之真切如此之详密的第二部书。”[3]朱东润、方孝岳之论，是20世纪30、40年代方回研究的代表，可以认为，这时的方回诗学研究仍是清人论争的延续。
建国后较早的方回诗论研究，是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和王运熙、顾易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有关内容。他们用社会学的方法分析方回诗学，有与前人不同的看法。敏泽对方回是否定的，说方回以门户之见倡一祖三宗之说，并无积极意义。方回关于艺术风格的平淡自然的主张，也是前人所提倡的，并不新鲜。方回对杜甫前后期诗优劣的评价，仅从形式着眼，完全无视内容上的差别等[4]（页P630-631）。但他后来出版的《中国美学思想史》，则对方回诗学有所肯定，书中评价了方回“心即境”、“格高”、“新与熟”三个诗学观点，说“心即境”“正是审美观照中主客体融而一之的结果。”这是方回“从哲学高度，从审美主客体的‘心’、‘境’的关系，对传统中的‘意境说’作了精辟的概括。”“格高”，既指诗格中所反映的人格美，又指与其相联系的苍劲的风格美，及二者的统一。方回强调“新而熟”“熟而新”，包含着推陈出新的意义[5]（页501-504）。王运熙、顾易生对方回是肯定的，说他在《瀛奎律髓》中“用评点的手法，把江西诗派师友相传关于句法的‘玄机’，具体而明白地标志出来，是他对江西派诗学流传的贡献。”他的“一祖三宗”说提高与扩大了江西诗派。扩大了江西诗派学者的眼界。他崇尚“格高”，强调人格与诗格的关系，要求提高作者的思想品格修养，强调真情实感的抒写，认识是比较深刻的。“方回对诗歌的现实性、时代感也有所论述。对于杜甫诗，除了讲求其句律外，也注意到诗中表现的忧世悯生的怀抱。”[6]（页179-184）与他们大体同时，台湾朱荣智《元代文学批评之研究》也以专节论方回，将方回诗论分为创作论、风格论、技巧论、批评论四部分。说方回创作论“论诗之缘起，出于天真之自然”。“由工人于不工，为第一境界”。风格论介绍方回“格高”说，“格者，规矩、法度也。其在人曰人格，为人品、风度之称；其在诗文，则称之曰风格，谓诗文之充分表现作者之才性，而蔚成一种风采。”方回说的“格高”就是不俗，方回倡“格高”之论，实针对四灵、江湖之格调低卑而发。技巧论介绍方回所谓“响字”、“活句”以及“变体”、“拗体”之说，以为其“所见亦多精当”。批评论介绍方回对杜甫等前代诗人的评价。[7]（页142-162）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方回诗学研究，讨论的焦点仍相对集中在“一祖三宗”说、“格高”等问题上，而研究的思路则向着多方向拓展。80年代初，许总发表了《论清人评〈瀛奎律髓〉之得失及其启示》[8]、《论〈瀛奎律髓〉与江西诗派》[9]，詹杭伦发表了《方回诗歌美学思想初探》[10]。许总《论〈瀛奎律髓〉与江西诗派》认为，方回的“一祖三宗”说不仅是对江西诗派渊源流变的系统概括，而且是对江西诗派诸大家艺术成就的精当品评，江西诗派的实际状况与完整体系，也正赖以得到较为全面的反映，“对于江西诗派的贡献却是无与伦比的。”方氏诗论主要在于艺术规律与布局结构的研讨，这是《瀛奎律髓》成书的指导思想。但他对诗歌形式中的思想内容并不过于忽视，这类论述虽然如吉光片羽，但却是非常精辟而重要的见解，代表了方氏文艺观的另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涉及到文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作者高度肯定方回诗论的历史价值。詹杭伦的文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谈方回关于诗歌的本质与功用的论述，说方回善于给一些传统的文学批评原则赋于新的时代意义。如“诗言志”，方回强调诗出于“天真之自然”，所以“必须抒发作者眇眇临云之志、真实感人之情”，使这一古老命题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又如“诗可以怨”，方回进一步提出诗“可以哀而哀，可以伤而伤”，突破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之道。第二部分谈方回关于诗歌创作和欣赏的理论，方回提出了一些带根本性的看法和经验：提出了创作和欣赏需要“诗家眼”，即审美主体的素养问题；提出了审美中“所感之怀不同”而作不同审美判断的问题，即审美判断的差异取决于审美主体的心境、怀抱；提出了“状貌之外观精神”，发展了传统的“形神论”。提出了自然美需要“赖人以为重”的看法，即自然的社会性，“人化的自然”的问题。文章最后说，方回的诗歌美学思想非常丰富，相当精深，“在中国诗歌美学史上，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方回诗学研究有一项大的收获，就是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11]的出版，整理者还发表了《略谈方回的〈瀛奎律髓〉》[12]，对方回诗学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方回对江西诗派提出的一系列作诗法则的探讨，对于江西诗律学体系是一个改造与提高，方回对江西诗派的诗美学准则进行了修正与补充：一是以细润济粗犷，二是以圆熟济生硬，三是以丰腴济苦涩。“注意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是方回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的“一祖三宗”说不但系统地总结了江西诗派的诗学理论，而且通彻源流地重新整理了一个诗歌流派的组织体系。“使它朝着克服消极面、发扬积极面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这时的研究者很注意方回诗学的体系。成复旺等《中国文学理论史》对方回评价不高，如方回主张“宁拙勿巧”，作者评价说：如果说西昆派是刻意追求美的话，他们则是刻意追求不美，也是一种形式主义。方回诗论只是江西派的回声，仅只伴随了江西派的消失。[13]（页564-565）
20世纪90年代的方回诗学研究应以顾易生等《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为代表。书中分三部分论方回：关于作家作品的批评；关于创作方法；方回诗学的意义与局限。第一部分首先介绍“一祖三宗”说，认为方回尊杜之论是针对“四灵”、“江湖”师法晚唐的倾向提出的；更是针对宋末元初普遍存在的尊唐抑宋的观点提出的。其次介绍方回论诗“分两途”的观点，即方回论宋诗并不限于江西派，“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上承杜甫为一脉，以梅尧臣、张耒上承盛唐人为另一脉。前者以才格律法胜，后者以自然风韵胜，方回视此为诗家之两途。其三介绍方回贬抑“四灵”、“江湖”，集矢姚合、许浑。其四介绍方回“格高”说，作者的解释是：“诗体浑大”为格高；“剥落浮华”为格高；“瘦硬枯劲”为格高；“恢张悲壮”为格高；自然质朴、豪放深蕴者为格高。第二部分认为“律为骨，意为脉，字为眼”实为方回创作方法论的总纲，对律骨、意脉、字眼和“由至工入于不工”详细介绍。第三部分认为方回诗学的意义，“最主要的即是其评诗时所特有的宋诗的眼光。”而其局限，则在于其门户观念相当的深，其论诗的基本态度仍不脱江西派的立场[14]（页925-944）。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方回诗学研究，以为方回平生宗旨，悉见所编《瀛奎律髓》，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的看法发生了变化。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就认为方回的诗论并不全体现在《瀛奎律髓》中。他推崇江西派并非亦步亦趋，而有他自己的一些诗论主张，这是方回诗论中应注意之点。“一祖三宗”说到后来有所变化，这也是他诗论中值得注意的地方，这变化就是到后期“比较地转益多师了”。方回论诗主张诗歌应该有感而发，提倡诗歌应有真情实感。关于“格高”，该书认为：“其表现就是‘莫不顿挫悲壮，剥浮落华’，并能‘恢张悲壮者’。”“这种‘格高’的观点也是与他倡导诗歌要有现实性、要有真情实感一致和相通的。”[15]（页418-420）袁行霈等《中国诗学通论》用了很大篇幅论方回，作者把方回、戴表元、陆文圭作为正统诗学的代表，以方回为主介绍他们的诗学主张。其诗学的特点是：第一，注重以儒家传统诗学来论诗，而又不像宋儒那样鄙薄文辞，注重诗品与人品的结合。第二，论诗贬晚唐和宋末“江湖派”，推尊以杜甫为代表的盛唐和以黄庭坚为代表的宋代“江西诗派”，但又不局限于此，能顾及历代诗歌的成就，并且注意“新变”。第三，对于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及具体艺术技巧，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诸如“意脉”、“字眼”，以及“清新”之论，“活”与“响”等[16]（页693-706）。所论从大处着眼，有新见，但也许是由于以群体为对象，使人感觉这几点于方回、戴表元、陆文圭都不甚合或多有不合。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认为：“方回在文学理论批评上的新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论‘格高’，二是论情景合一。”认为“此诗格实际是指诗歌之立意，立意直接影响到诗歌的情调、风味”。“诗歌的立意，即是指审美意象的构想，包含着思想内容、精神品格和艺术风貌、意境特色诸方面。”“纯正的思想内容和老成的艺术境界之融合，是方回所倡的‘格高’之基本含义。”[17]（页141-144）。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18]也对“格高”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20世纪90年代方回诗学研究有不少很有分量的论文。如王琦珍的《方回诗论的再评价》[19]，莫砺锋的《从〈瀛奎律髓〉看方回的宋诗观》[20]，查洪德的《方回的诗人修养论》[21]、《方回论“格高”与“圆熟”》[22]、《关于方回诗论的“一祖三宗”说》[23]。王琦珍探讨了方回的“心境”论：“所谓‘心境’，其实就是诗人独立于喧嚣的世之外，在求得内心的自我解脱之后，所体味到的一种了然自得的艺术境界。”它不同于虚无飘渺的仙境、佛境，不同于超尘脱俗的幽境，诗人追求的“心境”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它真实而又自然。这“心”与“境”的关系，所涉及的其实就是诗歌创作中艺术与现实、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方回看到了艺术与现实是两种不相同的境界这一特点，也进而看到了在实际创作中作家主观意识和内在修养对意境形成所产生的支配作用。方回充分注意艺术创作中主体作用的影响，有着不容否定的价值。方回“心境”说的形成，首先是受南宋以来诗禅理论的影响，其次又是南宋以来审美观念新嬗变中注重主体精神的反映。文章还对方回研究中一些争论的问题进行评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莫砺锋的文章是一篇力作，他总的立论是：《瀛奎律髓》体现了方回对唐宋诗的总体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宋诗观，而那些观点并不仅仅是江西诗派的门户之见。作者将《瀛奎律髓》中选诗在20首以上的唐宋两代诗人按选诗多少排队，使读者对方回诗学思想有了新的认识，比如黄庭坚选诗35首，在宋代排第12位，排宋诗第一、二位的诗人是陆游、梅尧臣。《瀛奎律髓》的价值一是体现在对宋诗发展过程及宋诗流派的梳理上，其中有许多值得重视的见解，他对流派特征的界定、对流派自身演变及不同流派之间渊源递嬗关系的描述是很有学术价值的。《瀛奎律髓》虽标榜黄庭坚，但事实上最推尊的宋代诗人是陈师道，这是理解方回诗学观的关键。在尊唐抑宋之风占压倒优势的时代，方回最早对宋诗的艺术特征从总体上作出比较深刻的体认，摆脱了以唐诗为至高典范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这对后人独立地思考宋诗的性质和价值，是有一定启迪作用的。方回认为“平淡”是宋诗的整体审美特征和发展的大趋势，是很有见识的。查洪德《方回的诗人修养论》认为，方回论诗人修养的德、识、才、学，对中国文论作家修养论有独特贡献。《方回论“格高”与“圆熟”》认为，方回诗风崇尚并非单讲“格高”，而是“格高”与“圆熟”并提，这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两者相对又互济，谈“格高”而不谈“圆熟”，便不是对方回诗风崇尚的完整认识。方回的愿望，是要以此为江西诗派起衰，而后以振兴的江西诗派救宋末诗弊。“格高”与“圆熟”互济的诗风追求，是方回总结了宋诗三百年发展经验教训而提出的，它切中宋末诗弊而未能影响元诗创作。《关于方回诗论的“一祖三宗”说》首先指出方回诗论研究中的局限：把目光集中于一部《瀛奎律髓》而不能据其全部论诗资料进行研究，将他的律诗学理论当做他诗学理论的全部，忽视了方回诗学理论的前后发展，认为以60岁为界，方回诗论可分前后两期。而后指出方回“一祖三宗”说的实质，乃是高扬杜甫的旗帜，引导人们通过学习杜甫来学习和继承中国诗史一切优秀遗产，打破江西后学的狭隘眼界，破除江西末流积弊。最后指出后期的方回已经突破了“一祖三宗”说而主张“诗备众体”和转益多师了。在宋人论诗各立门户到元人论诗不立门户的转变中，方回是一位过渡型人物。
二、《唐才子传》及其他著作研究
除《唐才子传》的研究较多外，论及其他各书的大致有：朱荣智的《元代文学批评之研究》[7]、蔡镇楚《中国诗话史》[24]、刘德重等《诗话概说》[25]、马良春、李福田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26]、袁行霈、孟二冬、丁放的《中国诗学通论》[16]，研究论文有丁放《元代诗话的理论价值》[27]、张伯伟《元代诗学伪书考》[28]。
20世纪30年代，前辈学者郑振铎重视元代诗格、诗法类著作的价值，认为元代的文学批评虽没有特别的见解，“但有系统的著作，却产生了不少”。所指即是《文说》、《修辞鉴衡》、《诗法家数》、《木天禁语》、《诗学禁脔》之类。说这类著作“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伟作，虽不曾有什么创见的批评主张，却已不复是宋人的随笔掇拾成书的‘诗话’了。也许他们都是为‘浅学’者说法的，都是为了书贾的利润而编成的《诗格》、《诗式》、《诗例》一类的作风的。”但却“是不能以‘浅陋’二字抹煞之的”[29]（页811-813）。
朱荣智认为，元人诗话，或陈诗法，或评瑕瑜，或采故实，“卷帙虽少，而所论时见精采。”喜言诗法、诗格，乃元代诗论特色之一[7]（页247-260）。蔡镇楚《中国诗话史》认为，在元代沉闷保守的文学背景下，诗话除了摹拟因袭宋金诗话之格，根本不可能出现异乎寻常的诗话之代表作，屈指可数的几部诗话，都沿袭北宋欧派诗话“以资闲谈”的创作主旨，以记事为主，很少有一二创见。作者只对几部诗话作了大略介绍，而后就转向对诗格问题的讨论，说：“这类著作‘论多庸肤，例尤猥杂’，……不是什么杰出之作，然而它却摆脱了宋人诗话闲谈随笔体的格局，使湮没已久的唐人诗格、诗式、诗例一类的创作之风得以复兴。”其复兴的原因，一是由于传统文学的衰落，使传统文学的膜拜者为拯救传统文学而拼搏，其方式之一就是大量写这类诗学入门书，普及推广诗学常识。二是元时文化环境不好，师道殆废，求师不易，于是无师自通的自学书畅销，书贾们为营利而大量刊行这类书。这种分析恐怕只能代表作者的主观认识。他评诗格说：元人诗格并不是唐人诗格的简单重复，而是在继承中有发展[24]（页127,131-134）。刘德重、张寅彭《诗话概说》认为，这类著作的理论价值一般不高。但它们在对诗法技巧的讲述探讨中，也总结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提出了一些好的见解。作者将元人诗话分宗宋、尊唐和诗话汇编三类，有助于我们认识元代文学批评史的脉络[25]（页92-99）。《中国诗学通论》对一些主要的诗话诗格作了大略介绍后说：“总之，杨载、范 等人的‘诗格’、‘诗式’之类著作主‘唐音’，而蒋、韦、吴三家诗话则重‘宋调’。其总体水平均不甚高。”[16]（页731）
《唐才子传》的理论价值，很早就为人所认识了，清代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该书时，就已指出它“以论文为主，不以记事为主”（《四库全书总目·唐才子传提要》）。此后一直受到关注，多次校刊整理。解放后有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校点本，1965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新一版，20世纪80年代后期傅璇琮组织国内一批著名学者完成了规模巨大的《唐才子传校笺》，分四册由中华书局1987- 1990年出版，后又补充出版了第五册。此外还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唐才子传校正》（周本淳校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唐才子传校注》（孙应逵校注）。与此同时，人们开始把它作为元代重要的文论著作来研究，发表了漆绪邦《辛文房〈唐才子传〉的理论价值》[30]、张国光《元代西域诗评家辛文房〈唐才子传〉评介》[31]等文章。漆绪邦认为，在元代的文学理论专著中，《唐才子传》应该说是最有见地，最有理论水平的一种。辛文房写作的目的，也是要“成一家之言”的。在宋元诗风转变中，它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元诗的祧宋入唐，具有开风气的作用，在提倡宗唐，提倡“吟咏性情”以矫宋诗之弊的历史过程中，在从严羽到高棅以至明七子之间，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其诗论体系的核心是“诗道性情”。他论诗人的才情，“所阐明的，是诗歌的一个基本艺术特征，即抒一己之情，表自我之真”。主张抒写自然之情，主张从肺腑中流出，是很明确的。辛文房对各种各样的风格，一般都采取肯定的态度，只是他“最为欣赏的，乃是情兴富于阳刚之气具有豪壮之美的诗”。蔡镇楚《中国诗话史》认为《唐才子传》属评传体诗话之作，它揭示了唐诗的艺术特色，勾划出了唐诗风格流变的基本轮廓[24](P129)。袁行霈等《中国诗学通论》对《唐才子传》的评价极高，说它“在诗学理论上的建树较大，有元一代，对唐诗的研究与评价，无出其右。”该书从三个方面论述《唐才子传》的理论价值：一是探讨了唐诗发展因革流变的规律；二是他在思想上服膺释、道两家，也重视儒家思想在诗歌中的指导作用，所以他颇重诗品与人品的完美结合，既重礼法，又不甚迂腐；三是他对唐诗的各种体裁、题材、风格都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作者说它是中国诗学的一座宝库，其评论部分有如一块浑金璞玉，有待于今人去进一步开掘[16](P707-726)。《宋金元文学批评史》说，辛文房生活的时代，正是宗唐之风最盛的时代，北方、南方诸种文学思潮已有充分的时间交流融会，《唐才子传》的问世，正体现了这一融会的成果。与《唐诗纪事》一类以诗存史的著作不同，它“实为当时一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概括其文学批评思想要旨为二：一是“因时为变”，论诗重视诗歌与社会、时代的关系。对风格之变，“所论比较宽容”。“然对于诗歌创作能否发扬古代风雅之义则颇为重视”。二是因人而异，知人论世、重视情实。这些都是儒家论文的传统见解，但如何将此精神落实到具体的文学批评中，则远非一件容易的事，作者认为，元代的虞集、范梈、刘诜等人都做得不好。辛文房从唐代各诗人特定的性格、身世、遭遇出发，去描述他的创作风格，故行文生动，使唐代诸诗人的音容笑貌宛然呈现于读者眼前，而且使读者将之与其创作相联系，体会到诗歌风格与作者个性情志的密切关系。这两点“颇为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唐诗的认识。”[14]（页1048-1053）
丁放的《元代诗话的理论价值》[27]把元代诗话分为两类：一类继承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写法，重在论诗、纪事；一类是诗法、诗格、诗谱，主要介绍作诗的基本技巧。第一类诗话是以正统儒家观念来论诗论人的，尤其重视程朱理学。这些诗话通过对抗金抗元英雄的表彰，宣扬民族气节。在艺术上，总结了江西、江湖两大诗派的创作经验。这类诗话在中国诗话史上应有一席之地，但因其重在记诗与事，主观态度较少见，所以不被重视。
顾易生等《宋金元文学批评史》[14]论及的诗话、诗格有杨士宏《唐音》、杨载《诗法家数》、揭傒斯《诗法正宗》、《诗宗正法眼藏》、范梈《木天禁语》、《诗学禁脔》，傅若金《诗法正论》、陈绎曾《诗谱》等。朱荣智《元代文学批评之研究》[7]评价了揭傒斯的《诗法正宗》、《诗宗正法眼藏》等，这里不详述。
最后还要特别提到张伯伟在《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发表的《元代诗学伪书考》[28]，作者通过考证认为，元代诗格诗法类著作，从署名看，大多出自名家之手，其实多是书商出于牟利的目的，假托名人以利销售。由于这一类著作内容多为作诗的格、法，不免琐屑呆板，再加上此类书的时代、真伪、书名、人名等方面，又存在着种种疑问，所以向来问津者寡。随着中国诗学研究的日益深入，诗格类著作的重要性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对这些书的系统搜集、整理、考辨的工作，也就越显得迫切。作者还指出了元代诗格伪书与唐代诗格伪书的不同，一是撰作动机不同，唐人为了便科举，训初学，元人的主要目的在于渔利。唐代诗格即便出自伪托，其宗旨与被伪托人的诗学仍然相通，而元代的伪托者往往是书商，所以多根据流传文献杂抄拼凑，改头换面，诡题书名，托于当代名人，以利销售。自古及今，认为这些书为伪托或者怀疑这些书的真实性的大有人在，但很少有人深究。本文作了系统而深入的考查，特别是将元代诗学伪书问题作为一个文学史现象提出从而引起研究界的关注，是有意义的。
收稿日期：2002-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