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文化语境中对“红色经典”影视改编的再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中对论文,红色论文,经典论文,影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8）06-0035-05
“红色经典”影视改编，无疑是最近几年间引起各方争论和广泛评议的文化现象，也是2004年以来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对于“红色经典”的命名，从“红色经典”影视改编热潮初始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相关研究发现，“红色经典”的始作俑者，不是电视剧界，而是流行歌曲界[1]。之所以把重新包装销售的歌曲磁带称为“红色经典”，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销售利润。因此，对“红色经典”的命名，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消费文化色彩，是消费文化在中国逐渐蔓延开来时，对几十年前诞生于中国土地上的“革命歌曲”的重新阐释，在这一特殊的语境中触发并带动了“革命文学”即“红色经典”的影视剧改编热潮。
2004至2005年“红色经典”改编为影视剧一下子热起来。尤其是2004年，随着几部“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相继播出，形成了“红色经典”影视改编的潮流。据国家广电总局统计，从2002年至2004年底，两年间有40多部“红色经典”电视剧列入规划批准立项，共约850集[2]。这些批准立项的电视剧大都在2004－2005年拍摄完成并相继播出，很快形成了“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的播出和收视热潮。
“红色经典”影视改编热潮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转型时期的中国多元话语意义相互影响的结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红色经典”现象在社会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领域渐渐形成了大面积的文化涌动。在艺术改编与创作方面，有电影《烈火金钢》、《飞虎队》、《敌后武工队》，有改编自舞台剧的小说《沙家浜》，有歌曲《南泥湾》、《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等，有歌剧《洪湖赤卫队》，有中国版的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辐射到电视节目、电视栏目的策划与创作上，有广东台《生存大挑战》栏目的“真人秀”《重走长征路》、浙江卫视旅游版的《重走长征路》和崔永元主持的《电影传奇》等栏目、节目相继播出。因此，在电视剧艺术生产的领域出现改编“红色经典”的潮流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从“十七年”文学的“英雄崇拜”、“文革”时期的登峰造极到新世纪的“消费革命”，呈现了中国从曾经“一元政治意识形态”到“大众文化”消费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多元文化共生格局的重大变迁。后者同时夹杂着多元文化的诉求，存在着必然的冲突与较量。“红色改编”正是多种话语交织、对话、博弈的重要领地。改革开放把中国带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西方消费社会的种种特征。“红色经典”影视改编热潮的出现，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文学艺术现象，而是意识形态与市场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折射出复杂多样的文化意义，尤其是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对“红色经典”的建构、解构与重构等多种方式的重新阐释更值得深入探究。
消费时代的文化构成是以最大多数公众的参与为特征的，公众不仅参与了具体的消费行为，同时也参与了消费文化的创造。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在大众传媒的参与下，普通受众成为了消费文化的主体。以赢利为根本目的的消费市场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自然不会无视日益增长的大众文化需求，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满足市场需要并生产出相应的文化产品来，甚至利用消费市场中物质产品营销的惯用手段来刺激欲望、制造需求，从而形成了大众文化时代众声喧哗的景象[3]。“红色经典”的改编热潮，反映了改编者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对“红色经典”进行影视改编的不同态度和种种策略，也引起了政治话语、商业话语、民间话语等多种话语的争议、交锋、较量、缠绕以及暧昧的认可，由此表现出时代语境变化后价值观的相应变化。
一、建构式改编加强了原作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
有关“红色经典”影视改编的争论及其热潮的出现，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文化转型、价值转型期不同话语立场、文化力量、利益观念相冲突的表现，是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文化艺术创作的政治性、艺术性及商业性在相互博弈中谋求协调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探讨影视改编的艺术性固然重要，但更有分析价值的是围绕“红色经典”影视改编过程所集中的各种利益的纠葛和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
影视改编的方式乃是影视剧生产的重要方面，对影视改编方式的考察，不仅可以厘清影视剧生产的主要环节，由此也可以窥探影视作品中所负载的许多不易察觉的问题。针对不同作品可以有不同的改编手法，不同的改编者就同一作品其改编方式也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建构式的影视改编是最能尊重原作的改编方式。所谓建构，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尊重原作的主要情节、人物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二是重视原作所体现出来的时代风貌和精神内涵。这种改编方式在充分体现以上诸方面的前提下，通过形式上的创造来巩固原作的精神实质，从而加强原作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
消费社会对于商品的大规模消费，要求作品大批量的生产，促使了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然而，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仅仅是为文学经典生产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必要的“量”的基础，并不因此说明能够产生出更多的“经典”。这种文学上的“跨跃”式发展，恰恰是消费时代最突出的文化症候。因此，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影视改编者能坚持对原作的建构式改编实属难能可贵。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观众的审美趣味已与原作创作时期的历史语境有了很大的不同。尽管原作在创作中经过了千锤百炼，但是，放在当下，从一种媒介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媒介形式，不但要充分考虑因时过境迁而产生的时代隔阂，改编者还要面临目前市场需求所提出的各种挑战。
众所周知，“经典”的生成无一不是作家几年甚至几十年燃烧生命的结果，杜鹏程在创作《保卫延安》前写作了近二百万字的随军日记，创作过程中又九易其稿；梁斌写《红旗谱》从短篇到长篇锤炼了一二十年；柳青写《创业史》，为了弥补自己“生活经验的不足”，举家前往皇甫村十四年，为研究中国最重要的“农民问题”，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十足的陕西老汉”。面对这些经过千锤百炼的“红色经典”，我们必然要关注从文字传播向影像传播的转换过程。转换带来的一个直接效益就是“红色经典”作品在当代传播范围的大大扩展，这对“红色经典”作品的普及是非常有利的，这也是改编的主要价值体现之一。但是，这一转换，不仅仅是媒介形式的置换，重要的是“再创作”过程中所牵扯的围绕影视改编不同话语力量的胶着与博弈。这方方面面的交锋，难免使再创作背离了建构式改编的初衷而走向反面。
令人欣喜的是，有几部“红色经典”改编剧却很好地处理了上述种种关系，既得到了来自各方很好的口碑，又赢得了比较好的收视率。比如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青春之歌》，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电视剧《冰山上的来客》等，都获得了广泛的好评。2000年根据苏联著名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更是很好地融汇了建构式改编的各种要素，成为名著改编电视剧中的精品。
二、解构式改编或悖离或颠覆原作引起诸多争议
解构式的改编是通过后现代的“戏拟”、“拼贴”，淡化甚至消解原作的精神立场，以达到纯粹消遣、娱乐，甚至消费的目的。这也是一种常见的、重要的改编形式，比如曾风靡一时的《大话西游》，时下仍然在流行的《水煮三国》、《麻辣水浒》等。然而，这种改编方式如果掌控不好，往往引起很大的争议。比如，小说《沙家浜》面世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争议，甚至成了近年来不太多见的文学／文化事件。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因涉及了过多的感情纠葛等原因最后竟被停播。
当下，以先进的信息科技为支撑的电视、电影、报纸、广播、因特网等传播媒介，在制造各种文化快餐以迎合受众的同时，也灌输给受众以各种时尚的消费观念，从而推动新的消费意识和消费方式，形成消费文化的循环方式。其中值得重视的是消费社会中公众消费行为的“合理性”及其结果。在消费中，多元化的大众需求都指向被商业的利润法则引导的时尚潮流中，人们的文化需求在商业和消费的共谋中渐渐地趋向同一层面，以便适应消费时代生产的批量化和规模化要求。而在消费文化语境中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文学经典”，与高科技形成的图像媒介相比，体现出祛时尚化、祛奢侈化、祛快感化的特征，因此，文学经典也就很难摆脱被解构的命运[3]。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对“红色经典”进行花样繁多的解构式的改编成为必然。相当一部分受到好评的改编作品大都奉行了建构式、重构式的改编，而引起争议的作品，或者是恶评如潮的作品基本上是解构式的改编。然而，如果撇开消费文化语境，令人费解的是某些广受好评的改编作品也部分地进行了解构式的改编。如果把这些作品置于消费文化语境之中，诸多令人不解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正如有人认为改编“红色经典”之所以成“风”，是因为改编者抓住了“红色经典”原本被掩盖的商业价值。“红色经典”大都弘扬集体英雄主义，且本身是排斥商业话语的，但辩证法的道道恰恰就在于此——从集体英雄主义中，可以挖掘个人英雄主义；从“高大全”式的人物中，可以挖掘英雄多重性格的一面；从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中，可以挖掘出七情六欲。就这样，改编“红色经典”有了争议，也因而有了卖点[4]。因为消费时代是一个抵抗“思想”的时代，它打破了人们关于经典的种种幻想，消费文化的颠覆性在于依靠大众并且借助媒体的力量不断地散播着当世情绪、即兴意识。于是，那些曾经在文学史上无立足之地的欲望化、浅表化、娱乐化写作一夜之间合理化、合法化、时尚化。消费时代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法则更是深深地嵌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成为了消费社会普遍的价值衡量法则。这样，当走进商品序列的文学经典一旦无法满足那些被消费文化所驱使甚至异化了的消费者的欲望时，便再也无法躲避残酷的市场法则的规约[3]。
有些改编者常常打着消费主义和市场游戏规则的幌子，低估了观众的鉴赏力，简化了观众的欣赏趣味：一想到影视作品，就想到娱乐性，一想到娱乐性，就想到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和暴力的渲染，想到用情感玩笑来对崇高、庄严进行颠覆与瓦解，想到用血腥、残忍来图解革命，而且特别喜欢拿性来大做文章，还以为自己是俯就了大众的趣味，并把它作为文化市场的主导内容来精心打造。在消费主义的逻辑驱使下，这些改编后的“红色经典”开始“变色”、“变味”：革命故事与英雄事迹被大众消费文化的巨手所改写，成为政治话语、革命话语与商业时尚话语的奇特结合物。他们的一致看法是，“红色经典”不过是包装过的特种大众消费文化快餐而已。“红色经典”的改编、定位、目标受众，是完全按照当前消费市场逻辑运作的[4]。比如，网民胡戈制作了《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用以调侃商业娱乐片《无极》，曾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之后不久，名为《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和《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两部短片，在网上广为流传。与胡戈的调侃商业影片、娱乐大众迥异的是，网民“胡倒戈”所制作的《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调侃的对象是公认的英雄人物，改编的著作是公认的“红色经典”影片。在《参赛记》中，小英雄潘冬子变成了一个整日做明星梦、希望挣大钱的“富家子弟”，潘冬子的父亲变成了“地产大鳄”，而潘冬子的母亲则一心想参加央视节目《非常6＋1》。事实上，类似的“恶搞”并非特例。近年来，对“红色经典”影片的“恶搞”和对英雄人物形象的“颠覆”早就成了网上一“景”。譬如，好事做了一火车“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的雷锋“是因为帮人太多累死的”，奋不顾身的具有大无畏英雄气概的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枪眼的”。近来网上所谓的“红色搞笑彩信”也大行其道。在这些彩信中，手握钢枪、保卫神圣领土的战士，喊的却是：“严防死守，根除二奶”；捧着红宝书的女红卫兵，说的却是：“好好学习，天天想你”。这些以搞笑的名义解构红色历史的彩信后面显然蕴含着更多的社会内涵，与我们所处的“后现代”消费主义情结不无关系。电视剧《林海雪原》中，杨子荣变成了一身江湖气的伙夫，电视剧《红色娘子军》在拍摄时曾宣称是一部“青春偶像剧”，吴琼花与洪常青之间的情感纠葛成为主要卖点。
有学者指出，不少改编者把“红色经典”改编问题看得过于简单，过于轻易，看不到巨大的难度和对作家思想艺术准备的严格要求。其实，这种改编布满了难题，不亚于从事某些原创性作品。许多影视改编普遍的情形是理解上的失之肤浅和简单化，以为注入一点小资情调，作一点翻案文章，颠覆有的人物关系，来个大逆转，让高大的降为平庸的，坚贞的变为放荡的，刚强的变成窝囊的，就算完成了所谓人性化处理，这显然错了[5]。“改编者可以轻松，但是不可以轻佻，可以使人物的地位下移，但不可以下作，可以由原来单一的红色变成杂色，但没有必要变成桃色。”[6]
在电视剧《林海雪原》等改编剧目引起广泛争议后，国家广电总局发出通知，要求有关影视制作单位在改编“红色经典”时，须尊重原著的核心精神，尊重人民群众已经形成的认知定位和心理期待，绝不允许低俗描写、杜撰亵渎，确保“红色经典”电视剧创作生产的健康发展。通知说，一些观众认为有的根据“红色经典”改编拍摄的电视剧存在着“误读原著、误会群众、误解市场”的问题。有的电视剧创作者在改编“红色经典”过程中，没有了解原著的核心精神，没有理解原著所表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本质，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在主要人物身上编织过多感情纠葛，强化爱情戏；在人物造型上增加浪漫情调，在英雄人物身上挖掘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追求所谓的人性化和性格化，使电视剧与原著的核心精神和思想内涵相去甚远。同时，由于有的“红色经典”作品内容有限，电视剧创作者就人为地扩大作品容量，稀释作品内容，影响了作品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7]。
后现代文化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美国，80年代风靡全世界，成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到今天，后现代主义精神渗透到了哲学、小说、音乐、电影、电视以至于现在的网络和短信中。后现代主义在走向商业化的同时，也放弃了对终极问题的关心。如果说现代主义精英总是怀有救世情结或者重建人类精神家园使命感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就彻底消解了这种努力。在后现代的文化视野中，庄严、理想、神圣的事物成了游戏，金钱的力量无所不在，市场逻辑统治着一切。在这样的背景下，消费主义便会大行其道，当前对于部分“红色经典”小说解构式的影视改编也就在所难免。
三、重构式改编充分深化了影视改编的创新意义
重构式改编是在内容上丰富原作，为传统的阶级叙事添加更多的人性叙事或文化叙事，通过叙事角度的改变，使原作的意义得到转移和深化。重构式改编和建构式改编占据了目前影视改编的主流。
迄今为止，“红色经典”经历过两次大规模的改编。第一次改编是20世纪50－70年代“红色经典”的电影改编，与小说诞生的时代基本同步。第二次改编是近些年“红色经典”的电视剧改编，与小说原作和改编电影的时代相距至少30年。不同的时代特征和文化背景，不同的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决定了“红色经典”两次改编的不同立场和不同策略。“红色经典”的电影改编在相对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强化了原作的政治功能。而这一次的电视剧改编重在扩展原作的时空维度，增强原作缺失的人文精神[6]。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考察“红色经典”重构式改编的意义。一方面是在艺术创作层面，“红色经典”改编提示我们重新思考历史与文学的关系、艺术真实性、纪实作品的合理虚构、艺术形式间的互动（如电影、小说、戏剧等的互相改编）、创作主体的著作权等一系列问题，当然还包括如何对待既定文本、处理其精神价值等问题。另一方面是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红色经典”改编引发出意识形态怎样对待艺术自由，艺术创作如何建构意识形态的问题。某种程度上“红色经典”中所蕴含的坚定信仰、献身精神、纯真爱情等高贵品质恰恰是对当下社会种种人文精神缺失的一种珍贵补偿。“红色经典”的平等观念、道德理想主义、民粹主义，跟当代中国的社会意识有尖锐的矛盾，但仍然对社会中下阶层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当中国不可逆转地进入市场经济社会时，经济和政治层面的社会分层、贫富鸿沟、阶级矛盾难免加深，“红色经典”作品中的平等与阶级诉求也必然会得到社会中下阶层的共鸣。例如电视剧《红旗谱》对人性的挖掘之深刻，已经彻底超越原作，散发出一种不可多得的精神感召力和艺术魅力。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可以得出一个认识：30多年后的今天，重构“红色经典”是对红色原著的激活和重建，有利于新的历史背景下红色原著的传播，并对当下的意识形态格局、民众精神图谱和文化艺术生产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任何一个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文本，在不同的时代必会显现出不同的价值层面，因而产生新的精神需求。作为一种再创造，如果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处理得当，能给出新的解释和新的造型，完全有可能开辟出新的审美境界。历史上的“红色经典”改编如《夏伯阳》、《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都是很好的例子。“冲锋压倒香风”，是40多年前话剧、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的主题。今天，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霓虹灯下的哨兵》除了忠实于“红色经典”的精神主旨，借助历史真实使经典作品获得新时期的精神品质之外，还增强了作品的艺术生命力，让人物重新鲜活起来，使情节、结构、观赏性焕发出新的光彩。当然，这样做需要主创人员在思想上、艺术上具备相当深厚的功力。缺乏应有的艺术功力正是改编“红色经典”经常无法令人满意的原因。电视剧《英雄虎胆》重视原著精髓，保留了原著基本故事框架与经典场面，彰显了我军当年在剿匪斗争中的艰苦卓绝和顽强精神。剧中人物的塑造与电影中的同名人物相比更加丰满立体。电视剧在原来电影的结构框架下更充实、更深入，也更具独创性，因而使故事充满了更多的戏剧性。
其实，“红色经典”改编的不断升温也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在日常生活、个人记忆乃至审美趣味等方面出现的新变化，从而成为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8]。主流话语的政治意识形态呈现、大众消费娱乐心理满足、经典再现的精英艺术追求以及民间传统文化的“尚奇”旨趣，等等，共同构成了“红色经典”影视改编的多元价值诉求。电视剧版《红旗谱》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在改编过程中把忠于原著的“核心精神”与今天的时代要求结合起来，在原著情节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拓展延伸，使电视剧更容易为当下观众所接受。在人物和情节的设置上，电视剧《红旗谱》也比小说原著更丰富、耐看。如对朱老忠、贾湘农、冯兰池等几个重要人物，即沿袭了原著的定位，在人物命运和情节设置上，又做了充分的强化和合情合理的拓展。对严世和江涛、严萍线索的淡化，反衬了朱老忠主线的突出。即使新增的李稚天等人物也都对剧情的发展起到了烘云托月的作用。所以，对于“红色经典”的改编，应该是在充分吸收原著精髓和美学内涵的基础上有所取舍、有所创新，做到艺术创新和商业利润的双赢。
从改编创作的角度讲，“红色经典”为电视剧的二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仅从改编作品中就可发现，不同的改编方式可以产生不同的文化效应，二度创作同样是奥妙无穷，并非像有的人想象得那么简单。改编在文艺界是一种常见现象，而经典的不断被改编，正是其魅力所在：它们在一次次新的创造中，可获得长久而广泛的传承。围绕“红色经典”的生产与运作可以看出不同观点、不同话语方式的争论与交锋。意识形态话语、商业话语和民间话语间的纠缠、紧张，目前还没有终止的迹象。然而，由于这批“红色经典”反映的时代内容、表现的叙事手法、蕴涵的审美形态都与当下生活有着一定的距离，而其高度的同质性特征也与当下消费文化所张扬的特质格格不入。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可以用不同的审美标准对“红色经典”进行评价，但却不能对其忽视。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红色经典”不但有精神文化价值，而且具有商业价值，并且其商业价值往往大于一般的文本，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因此，应充分认识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的特殊规律，合理地依靠市场化的手段推动“红色经典”的接受与传播。
收稿日期：2008-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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