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政协运动与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党合作论文,香港论文,政协论文,中共论文,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1)04-0091-06
香港新政协运动指的是1948年夏到1949年秋，中共中央通过香港分局及其属下的香港工委，团结、联络、引导、协调各民主党派，开展一场以筹备新政协为核心内容的，以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建立新中国为目的的民主运动。通过香港新政协运动而形成的北呼南应、共商国是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夕香港民主高潮的主要标志。下面试从四个层面来分析香港新政协运动所具体反映的这段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创始期的重要历史，说明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是贯穿香港新政协运动全过程的主旋律。
一
解放战争时期的香港，一度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开展活动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基地。它“是一个既不是蒋管区，也不是解放区的‘第三种地带’”。在特定时期内，人们也觉得在这里“不像解放区那么动荡，也不像蒋管区那样受迫害”（注：《华商报》1948年6月20日、1月7日。）。全面内战爆发后内地战局和政局的发展，使历来与中国革命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又一次显出其特殊的战略地位。截至1947年底，中共在华南的指挥中心和海外情报、统战中心以及一大批精英人物，除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之外的所有各民主党派的中央机构、重要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都纷纷转移到香港。各民主党派经中共香港分局鼎力相助，先后得到恢复和发展。香港民主运动一时风起云涌，举世瞩目，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意义和能够影响全局的民主运动中心。
到了1948年初夏，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展，蒋介石国民党专制统治因军事上的大溃败而陷入全面危机。4月30日，中共中央适时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实际上是彻底摧毁国民党政府，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真正民主联合政府的行动纲领。5月1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征求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对筹备新政协的意见，并开列拟邀请的解放区以外民主人士29人，其中留港的就有16人，即李济深、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邓初民、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
伯、简玉阶、曾昭抡。同日，毛泽东随电报附上由香港分局常委潘汉年转达的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主席李济深和主持盟务的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的函件，提出了召开新政协的具体意见。
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在香港分局向有关方面转达信息，征求意见并在《华商报》等多家报刊登载“五一”口号内容及相关解释文字后，香港各民主党派反应热烈。5月3日，民革中央委员梅龚彬首先发表题为《建立真人民政权，响应五一号召》的文章。5月4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中国人民救国会（救国会）分别发表声明，认为“应从速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商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注：《华商报》1948年5月4日。）。5月5日，香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即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致公党）陈其尤，农工党彭泽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促）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谭平山和无党派人士郭沫若联合致电毛泽东，公开响应“五一”口号，赞同召开新政协：“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的第五项……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同日，上述人士还向国内外发出通电，高度赞扬中共“五一”口号，号召全国人民“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注：《华商报》1948年5月6日。）。
此后直到7月，各民主党派纷纷在香港单独发表通电、声明、宣言，响应和拥护中共的“五一”口号，为筹备新政协出谋献策，并声讨刚刚收场的南京“行宪国大”，批判第三条道路。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配合全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准备参加政协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注：《华商报》1948年5月22日。）5月24日，民进发表宣言，指出：“正在中国反动的‘国大’活剧演完之后，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五一口号廿三条，把实现新民主国家的具体任务，完全无缺地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五一廿三条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航向的指标”。“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死灭，中国没有任何第三种路径可循进的”；“本会对于中共的五一口号，以十分的兴奋心，同意其号召，并望中国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起而响应，一致奋斗！”（注：《华商报》1948年5月24日。）
6月9日，致公党发表宣言指出，今年“五一”，中国共产党“庄严地公布了二十三个革命号召”，“全国人民和人民敌人之间的生死斗争已达到最尖锐化，革命与反革命已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阵营，人民已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观望。”“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注：《华商报》1948年6月9日、6月10日。）同日，民建在上海举行理监事联席会议，决议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表明态度。6月14日，民盟发表公开信表示，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必须在香港展开一场新政协运动。“通过新政协会议以解决国是，既是今日救国建国的唯一正确途径，本盟愿号召全国人民，吁请各民主友党民主团体，共同为迅速实现新政协而努力”（注：《华商报》1948年6月16日。）。6月25日，民革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中提出的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是“为消灭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和建立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所应循的途径”（注：《华商报》1948年6月25日。）。同日，民联发表宣言，指出：“在反革命的反民主的独裁路线与民主统一战线的尖锐斗争中间，是没有‘第三条道路’的。”“凡是坚决地站在民主统一战线方面者，凡是希望今后‘新政协’顺利成功者，不独不应该有着丝毫‘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而且应该积极起来揭露折衷‘第三条道路’的阴谋。”（注：《华商报》1948年6月26日。）7月7日，救国会发表宣言，指出：“此一口号恰符合本会‘建立举国一致民主政府，完成反抗侵略肃清封建任务的一贯主张。亦只有如此，人民力量民主阵营始能更强化扩大和组织化，全面胜利始能实现。”（注：《华商报》1948年7月7日。）
对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中共中央十分重视，8月1日，毛泽东复电李济深等在5月5日信上署名的12位人士，并转香港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表示“极为钦佩”，重申召开新政协的必要性。电文指出：“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注：《华商报》1948年8月5日。）
上述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声明、宣言、公开信的发表，表明各民主党派确认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接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路线，在领导力量和革命方式这两个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与中共取得共识，因而使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具备了重要政治基础。而毛泽东的复电既是对民主党派就新政协提出的有关观点的赞同，也表示中共对民主党派接受领导的认可。可见，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和毛泽东复电发表，拉开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的序幕，成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重要起点和里程碑，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多党合作史上有着重要历史意义。
二
在香港兴起的新政协运动中，中共香港分局妥善地处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起到了轴心和纽带的作用。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关和中共在华南的领导机关，它要具体执行、宣传、解释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会中共中央对各民主党派的意图，并在与各民主党派发生具体关系中贯彻这个意图。而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则要通过香港分局与中共中央联系，通过香港分局了解中共对时局的看法和对各民主党派的方针。在香港分局将自己所了解的各民主党派的动向、疑虑、主张及时上报中共中央后，中共中央又要根据香港分局所汇报的实际情况，继续指示香港分局。如此反复、循环，使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得以彼此尊重，协商求同，对诸多方面的问题看法趋于一致。香港新政协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以香港分局为轴心和纽带的一场多党合作的民主协商运动。
香港分局与各民主党派关于新政协问题的意见交换和民主协商，方式灵活多样，既有公开也有秘密，既有个别联系又有集中座谈。对于重大或机密的问题，一般由分局负责人登门征求民主党派意见。例如，“五一”口号发表后，香港分局就按照中共中央5月2日来电所列名单逐一登门拜访。正是由于口号深得人心和香港分局工作做到家，才使各民主党派首脑和著名民主人士能很快在5月5日发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响应“五一”号召的函电。除个别联系外，还有两个层次的双周座谈会：像李济深、沈钧儒、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其尤、李章达、彭泽民、邓初民、柳亚子、吴茂荪（代表冯玉祥）等高层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在天后庙香港工委统战委员会机关举行，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和潘汉年、香港工委副书记兼统委书记连贯都出席；还有在湾仔某单位会议室举行中层的全国性民主人士3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
围绕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地点、参加范围、召集人、共同纲领及如何召集等问题，香港分局先后与各民主党派有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民主协商活动。
5月7日，中共中央电示香港分局：在目前的宣传和交换意见时期，“你们可用非正式交换意见的态度（不是用正式决定和邀请的态度），和各真诚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8页。）。5月8日，香港分局通过《华商报》出面，连贯主持，以“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为题，召开座谈会。与会者有千家驹、王任叔、王却尘、方与严、李伯球、狄超白、孟秋江、马叙伦、张文、张殊明、章乃器、郭沫若、梅龚彬、黄药眠、冯裕芳、邓初民、廖沫沙、翦伯赞、萨空了等；未能出席会议而提出书面意见的有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座谈会就三个问题，即新旧政协的区别、新政协号召对民主运动有何影响、如何促进新政权的建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取得共识。
6月13日，中共中央又电示香港分局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征询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具体问题。6月30日，香港分局在事先联系并提请民主人士就相关问题进行思考的基础上，召集在港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秘密座谈，由连贯主持，方方、潘汉年和马叙伦、王绍鏊、郭沫若、沈钧儒、胡愈之、谭平山、茅盾、李章达等参加座谈会。与会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就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地点、代表产生和参加范围、何方召集、解决什么问题等进行了热烈讨论（注：《香港分局召开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记录》，1948年6月30日。）。
1948年10月，已经从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等人，与受中共中央委托的东北局负责人就周恩来撰拟并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举行首次会谈。在会谈中，民主人士都强调要向在港各民主党派总部征求意见，如沈钧儒开始就询问该草案“是否已发香港各方面”。“各单位参加的人数要规定，且需电港得到正式委托。”“蔡提出他可代表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至于民革何人代表，还要请示香港”（注：《高岗、李富春关于沈钧儒等对召开新政协的意见给中央的报告》，1948年10月21日。）。10月30日，中共中央将在哈尔滨讨论修改的上述文件电示香港分局“于接到该项文件后，即抄送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民促马叙伦，致公党陈其尤，救国会李章达、沈志远，第三党彭泽民，民主建国会章乃器、孙起孟，及无党派郭沫若十一人，并由潘汉年、连贯分访他们或要求他们一起聚谈，征求他们意见”（注：《中央关于向香港各民主党派团体负责人征求对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意见的指示》，1948年10月30日。电文中的“民促”指中国民主促进会。）。香港分局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组织有关民主人士座谈。11月20日，方方、潘汉年、连贯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在港各民主党派讨论的情况和意见。
香港分局领导人在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联系过程中十分注意把握好角色，履行好责职。在上述座谈会中，他们除讲讲北上交通问题外，没有就大家所讨论的问题发表具体意见，只是请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例如在6月30日的座谈中，潘汉年说，“现在是许多方面对政协的许多问题都有意见，只是没有发表出来”，就是力求各民主党派将意见及时表达并得到充分协商。因为中共中央仅仅委托香港分局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如果他们在征求意见时有任何发言，与会者可能会误解为中共已有底稿，要民主党派讨论不过是形式。
香港分局尊重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并将他们的意见原原本本上报中共中央。中央重视来自香港各民主党派的意见。例如关于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地点问题，中共中央曾内部设想过1948年秋在哈尔滨举行，而那时辽沈战役尚未进行。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同时也考虑民主党派的意见，决定在召开正式会议前先成立筹备会，正式会议也于1949年9月在北平召开。对此，李济深曾在6月30日的座谈会发表自己的书面意见：“时地问题，为使新政协的号召力量加大，要拿下平津，在平津开会，最好不要在东北开会”，“未正式召开前要有准备的机构”。与此同时，香港分局根据中共中央原则性指示，在是非问题上毫不含糊地表达中共的立场并争取民主党派的支持。由于各民主党派先后对“五一”号召赞同表态，实际上形成一条新民主与旧民主，新政协与旧政协明确的分界线。曾于1946年冬参加蒋介石一手包办伪国大的民社党首脑伍宪子趁机改头换面，用“革新”的民社党名义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声明，既企图钻进新政协的筹备活动中，又欲保持他在旧政协和解放战争期间追随蒋介石的立场。连贯约伍宪子面谈，代表在港各民主党派，严词拒绝其要求。反之旅居美国的致公党领袖司徒美堂，态度十分明确。他返港后在一次茶会上说，蒋介石当政中国必亡，毛泽东当政中国必兴，还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委托连贯代为转呈，表示接受中共领导和“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注：叶祖孚、秦薇主编：《回忆司徒美堂老人》，文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95～96页。）。连贯当即表示欢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也一致认为应邀他参加新政协。
三
“发动新政协运动，其意义不只在于准备新政协会议本身，而尤其在于通过这一运动来加速独裁政权的覆灭，以为新民主中国之诞生造成前提。”（注：《华商报》1948年6月16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在香港谋划的军事合作，为实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总目标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初步显示经过新政协运动而初步形成的多党合作的威力，正如江泽民所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就不可能最大限度地把全民族一切爱国的进步的力量团结和调动起来，去实现我们共同奋斗的目标。”（注：江泽民：《在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新老领导人座谈时的讲话》，1997年12月23日。）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与在港的各民主党派一起，努力从思想上、舆论上瓦解国民党军队。各民主党派根据形势变化先后在香港进步报刊发表文章、宣言、声明，指出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反动性，揭露国民党军队对基层官兵的残暴和专制，指明广大国民党官兵应该走弃暗投明的正确道路。例如，1948年9月民革中央发表《告国民党将士书》强调指出：“跟蒋政府走则身败名裂，跟人民走则建功立业，何去何从，宁待考虑。”（注：转引自《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155页。）10月10日，民革、民盟、农工党、救国会、民联、民进、民促、致公党在《华商报》发表《告海外同胞书》，“号召各党派、各阶层人民，赶快起来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新政权而斗争。11月5日，民盟中央发表《告蒋军官佐士兵书》，奉劝蒋军官兵“赶快放下武器，退出内战，……率部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不要再做绝望的抵抗和完全无意义的牺牲”（注：《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480～482页。）。1949年8月25日，民盟广东省支部发表《为促进奥区域和平告广东蒋党官兵书》，号召他们“坚决脱离反动阵营投归人民的阵营”，强调“机会只有这最后的一次了！”（注：《华商报》1949年9月1日。）
与此同时，香港各民主党派利用其与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各种社会历史联系，积极开展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和情报工作。如民革中央多次专门讨论军事工作，成立了由李济深、蔡廷锴、谭平山、龙云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通过了军事工作要点；还成立以李济深为首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专门从事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和号召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活动。上述工作对敦促国民党军队官兵认清形势，转变立场，或站到人民方面来，举行反蒋起义，或暂时保存实力，不再给蒋介石卖命，给自己留下后路，孤立好战顽固分子起了有益的作用。
香港工委与各民主党派在协同进行卓有成效的舆论攻势和情报活动的基础上，成功地策划了在港国民党上层人士脱离蒋介石政权的活动。1949年夏，香港工委通过有关民主党派与一批从沪宁等地来港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取得联系。例如，工委书记邵荃麟会晤了有接受中共领导愿望的国民党立委张潜华，指出立法院是国民党标榜的所谓民意机关，如果能联络更多的立委发表声明，抨击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祸国殃民的罪行，表明脱离反动政权归附人民的决心，那么对于革命事业很有意义，并表示完成起义任务后欢迎有关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接着，邵又在《华商报》总经理邓文钊寓所会昭国民党立委高宗禹、谌小岑、金绍先等，讨论起义问题。根据香港工委的意见，他们开始了“转变行动”（注：参阅许闻天等：《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会概略》，载《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2辑。）。恰巧曾在北平和刘斐一起受到毛泽东接见的黄绍竑也到了香港。工委认为黄既是国民党立委，又是国民党的和谈代表，以黄的政治条件和活动能力，如能出面参加领导，将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于是决定一方面直接与黄联系，另一方面由谌小岑等人到黄家说明在港国民党人士的转变决心，希望黄参加主持这一运动。黄绍竑表示同意共同推进工作，并建议联系的范围要大些，凡国民党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都可在争取之列。
6月上旬，黄绍竑在其寓所主持首次集会，由刘斐阐述中共的统战政策。会上就继续促进国内和平和脱离蒋政权两个问题进行热烈讨论。随后发出经邵荃麟定稿、由黄绍竑等12人签名的《致李宗仁公开信》，批评李只考虑国民党少数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和悍然拒绝和平的严重错误，要其亡羊补牢，接受中共和平方案。同时，香港工委和有关民主党派领袖定期主持“周三座谈会”，邀请一批很有影响的人物如拥有西南势力的龙云、掌握国民党军事内幕的覃异之、辞去立法委员改执业律师的周一志、长期主持国民党机关刊物《三民主义》半月刊的立委杨玉清等，讨论起义具体问题。
香港工委关于“发表一个政治声明”的意见得到参加“周三座谈会”的人士的赞同，于是一份题为《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和主张》的声明，由与会者起草并经邵荃麟修改于8月13日完成。为表示郑重其事，黄绍竑等44人在声明上“自己亲署”。8月14日，署名者推举黄绍竑、贺耀祖、罗翼群、刘斐、周一志、张潜华6人，举行记者招待会，将声明以书面形式散发。声明指出：“中山先生所创造的国民党，已为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所劫持，且招致了今天国民党统治区政治腐败经济崩溃，与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军事惨败。”“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和新民主主义的产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毛泽东先生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客观要求的。”号召“忠于主义忠于人民的国民党员，应彻底觉悟，立刻和反动的党权政权决绝，重新团结起来，向人民靠拢，遵照中山先生的遗教，和共产党彻底合作，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表示“欢迎其他国民党员参加响应，以蔚成普遍的共鸣”（注：《华商报》1949年8月15日。）。声明在《华商报》发表后，引起在港国民党高级人士强烈的反响，他们纷纷表示要拥护黄绍竑等的政治主张，脱离蒋政权。8月27日，在港的前国民党财政部长邓召荫等11人联名发表《我们响应黄绍竑等“八·一三”主张》的书面谈话。
“香港起义”的连锁反应造成国民党当局的极端恐慌。国民党中央除用“永远开除党籍”和“下令通缉”的手段外，还派出一些死硬派分子到港进行分化破坏，企图防止国民党高层内部的进一步分裂。在香港工委的指导下，“香港起义”人士对此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香港《文汇报》发表短评，指出国民党中央“手忙脚乱”的所谓“严办通缉”、向香港“派来死硬立委企图拆散四十四人的关系”等一系列软硬措施，“是和历史来作拔河的游戏”（注：张潜华：《国民党立法委员香港起义记》，见《文史资料选辑》第70辑，第147页。）。国民党当局不仅未能拆散44人的关系，而且继邓召荫等11人之后，又有王普涵等13人参加起义。9月11日，黄绍竑等55位起义人士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告国民党陆海空军全体将士书》，说明“蒋介石反动集团失败已成定局”，劝告国民党官兵及“时靠拢人民”，“效法程颂云、陈明仁两将军的义举，或弃暗投明，率队来归；或举兵起义，实现局部和平”。在香港工委的策划下，参加香港起义的有关人士先后离港北上，奔向新中国。
四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香港新政协运动从1948年9月由讨论、磋商阶段进入实际行动阶段，即邀请、扩送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安全到达解放区，以保证新政协筹备工作和正式会议得以顺利进行。这项关系到筹建新中国全局的紧迫而又艰巨的重要任务，其尽善尽美的成功完成，奏响了一曲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的胜利凯歌。
邀请和护送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北上的工作是经过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缜密筹划，由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具体指挥施行的。周恩来在8月1日致电大连钱之光等，要钱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前往香港与香港分局负责人一起完成接送北上的任务，还亲自筹划交通工具和护送人员。8月9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方方并香港分局电，指出，“为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要“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并指定潘汉年、夏衍和连贯负责计划并协商一个名单电告中央（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03页。）。方方接到周恩来起草的这个电报后感到“兴奋与担心并交”（注：罗培元：《无悔的选择》，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页。）。他的“兴奋”，是指中共在香港组织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座谈协商召开新政协的任务基本完成，绝大多数民主人士已做好等待北上通知的准备，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新政协即将召开和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他的“担心”，则是指护送如此众多的民主党派领袖和知名人士北上，任务的困难和艰巨非同寻常，旅途安全堪忧。因为当时香港的政治气候日益恶化，中共在港活动不时受到港英当局的骚扰和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而从香港到东北或华北解放区，中间隔着大片蒋管区，加上连年战火，路上交通极不安全；陆上行不通，只能走海路，而这又要冒港英政府留难、破坏和台湾美蒋海空军的干扰拦截的风险。最后香港分局按照周恩来的周密部署，决定租用外国轮船，设法穿过敌人的海上封锁线，分批分期运送民主人士秘密北上。
北上行动从1948年9月13日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离港到1949年9月4日司徒美堂、黄琪翔等到达北平，整整持续一年时间。中共先后租用了不同国籍和型号的10多艘轮船，共护送20多批民主人士数百人，加上中共及其他人员北上共达1000多人。据初步统计，经中共护送北上参加首届政协的代表有100多人，接近全部政协代表的1/5。在整个护送行动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中共对民主党派的周全考虑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首先，为他们的安全着想。1948年9月7日，周恩来在获知冯玉祥乘船由美返国途中于9月1日不幸遇难的消息后，即刻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潘汉年并香港分局电：民主人士乘苏轮北上事，望慎重处理。“第一，如该轮确无船行保证，以不乘该轮为妥”；“第二，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顾虑，亦可不乘该轮”；“第三，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也愿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轮，应改为分批前来，此次愈少愈好。”（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04页。）
其次，在努力争取著名民主人士北上的同时，充分尊重他们本人的意愿。因为李济深在政治上有较大影响，手头也还有些武装，所以各种政治势力都想争取他，其一举一动受到各方面注意。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开始他想留在香港。中共尽力争取他北上，10月30日，中共中央电示香港分局“请尽快邀请民革（李济深能来最好）”；11月5日，又电示香港分局说，如李济深“有北上意，望即电告，以便再由毛主席去电相邀，以促其行”（注：《中共中央关于邀请民主人士北上给香港分局并告上海局的指示》，1948年11月5日。）。香港分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通过何香凝做李济深的工作。当李表示愿意北上以后，香港分局对他的行程做了十分周密的布置。既对其家属妥善安排，又派民革中与他亲近的人同行，使他能安心北上。而周恩来对接待李济深的有关问题，包括租船、靠岸地点、接待宾馆、欢迎宴会的规模等等，都作了一一安排。12月16日，李济深终于北上。1949年1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发出邀请电。中共中央原本有意邀请在上海的宋庆龄经香港北上，并作了周密的安排。后来宋没有经香港北上，而是在上海解放后，于8月下旬由邓颖超等陪同从上海到北平。
从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到北上参政，民主人士都深深感受到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和衷共济，肝胆相照。正是中共对北上民主人士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使他们在旅途中充满欢愉的气氛。以下几位民主党派领袖在北上途中所作的诗文和抒发的感想，就真诚地歌颂了这次多党合作的“光明行”，也充分表达民主党派对中共的信赖和民主人士对新中国的渴望心境：彭泽民自1927年秋南昌起义在潮汕失败、逃亡香港后，到1948年底离港北上已有21年了。当他重返久别的故土和解放区时，“那获得解放、自由后的喜悦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赋诗写道：‘廿年空有还乡梦，今日公车入国门。几经羁縻终解脱，布衣今日也称尊。’”（注：翁会巧：《回忆彭泽民先生》，见北京社会主义学院编：《多党合作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00页。）李济深在1949年元旦那天，给同行的茅盾的手册题写一段话：“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注：李济深：《离港北上途中日记》，载《李济深诗文选》，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同船的朱蕴山在途中也吟诗多首，其中有“一页展开新历史，天旋地转望延安”。“解放声中到大连，自由乐土话翩翩”。“神州解放从今始，风雨难忘共一舟”等涵义深长的佳句（注：转引自李正西等：《朱蕴山》，黄山书社1988年版，第126页。）。
标签：沈钧儒论文; 香港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民主党派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李济深论文; 华商报论文; 国民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