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文化背景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4)02-0042-04
毛泽东曾说过：“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1]
毛泽东所讲的“斗争哲学”的含义是指被压迫人民向统治阶级的斗争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但事实上，可以把“斗争”概念视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范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讲，事物对立面之间存在着斗争，对立面的斗争是无处不在的。斗争思想是毛泽东的基本思想。毛泽东所讲的斗争不仅指对立面之间的斗争性、互相排斥的特性，还指作为主体的人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实践活动中，与客观存在的物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相排斥的紧张关系。在人与物关系中，毛泽东把生产活动称为生产斗争，在人与人关系中，毛泽东用阶级斗争，新旧斗争来概括。斗争就其本质而言即是实践活动。斗争是毛泽东的哲学观。斗争又是毛泽东的人生观。
（一）
青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毛泽东强调：一致、和谐是暂时的，差别、冲突是永恒的，阴阳、大小、上下、高卑、人己、好恶、正反、洁污、美丑、胜负等差别和冲突，是世界万事万物构成的的本质所在，也是使世界万事万物始终处于无休止的变化过程中的动力所在，无此差别则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这是毛泽东早年对于进化的本质特征的描述。
毛泽东认识到斗争是普遍的。在1917年到1919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他赞叹秦末刘邦与项羽的厮杀，西汉武帝同匈奴的激战，三国鼎立群雄之争，认为每当其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这样的历史，令人喜爱；相反在承平之世，则毫无生机、暮气沉沉，使人厌之。每当乱世，都是英雄辈出，人才频多的时候，这是因为越是复杂的环境，越能磨炼人才，越能使杰出人物展现其才华。复杂环境中的各种政治军事斗争更能显示英雄本色。乱世出英雄，其实正是在乱世的斗争中才显示出英雄本色的。
毛泽东强调乱世令人喜爱，与他对于乱世斗争场面复杂丰富的特征偏好有极大的关系。他在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奋斗就要同各种对手、对象进行斗争，奋斗即斗争。这里的奋斗、斗争其实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意志力、心力的能动作用在历史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也就是青年毛泽东所说的斗争是指一种精神的力量、意志的力量。这尤其反映在他对康有为大同理想、三世进化学说的批判。康有为把《春秋公羊传》和《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思想、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基督教的博爱之义、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等揉合在一起，提出所谓三世进化论，设计出一个“天下为公，没有阶级，一切平等”；“绝无竞争，性根皆平”；“安乐至极，唯思长生”的无差别、无斗争的极乐世界。由于毛泽东的个性思动思斗，又接受了西方进化论思想中的竞争观念，因而他很快怀疑这种与世无争的理想社会能否实现，怀疑这种道法自然的人间极境能维系多久。他指出：“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出（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2]“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3]这里毛泽东显然是从人类历史活动的斗争本性、竞争本性的角度对大同理想提出质疑与批评的。与世无争的社会理想绝不可能，即使在天国也有等级差别，也有竞争，何况在人世？理想的平等无争世界其实只不过反映了对人间不平等与战争的现状的批判而已。不过毛泽东对于大同说的质疑是十分有限的，因为他只是从人的斗争本性来说的，而未能深入人类物质生活本身。
有学者认为青年毛泽东所说的大斗争与大抵抗是相同的。我认为青年毛泽东所强调的“抵抗”是对于社会恶势力的压迫的一种反抗行为，造反行为，同青年毛泽东所推崇的造反精神类似，“大抵抗对于有大势力者，其必要乃亦如普通抵抗之对于普通人。如西大陆新地之对于科仑布，洪水之对于禹，欧洲各邦群起而围巴黎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是也”[4]。这里的抵抗是指对于外界的压迫人类的某种势力的反抗精神，是一种迫于环境压力的应战行为，类似于汤因比提出的“挑战——应战”模式中的应战行为。而斗争概念则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奋发的个人行为和人类集体行为，在历史生活中属于一种有创造精神、改造精神的行为。历史生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而创造性活动的前提在于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精神，是人类不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这种精神颇类似于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所谓“浮士德”精神，即歌德的长诗《浮士德》所反映的人类积极有为向上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近代西方历史发展的深层次的动力或者说是因为人类的某种欲望、需求而推动历史发展，而实现这种欲望的手段即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即毛泽东所讲的斗争。
因而，毛泽东所讲的斗争概念其实正与西方文化精神有相通之处。青年毛泽东所讲的斗争概念与进化论的竞争概念也有相通之处。竞争是相互的，既是一种被动之事，不得不为之事，又是一种主动应战行为。斗争与意志力有关：“夫力拔山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5]意志之事正体现出奋斗与斗争的精神。奋斗与斗争进入社会历史领域，成为一种社会行为，也就是社会各成员相互促进，征服自然，互竞向上，推动社会进步。
（二）
青年毛泽东之所以十分重视奋斗、斗争精神，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反抗造反精神的影响。毛泽东早年时期爱读中国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的造反故事，湖湘文化传统中又有富于反抗传统的大众文化、民俗民风。这两方面塑造了毛泽东人格中的斗争、造反、敢于奋斗、敢于反抗的精神。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的谈话中曾提到：“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飞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6]毛泽东在容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这些关于造反的书对于毛泽东早年形成一个斗争观念，认为人生本质上是一个奋斗过程进而认为社会历史也是一个奋斗与斗争过程的观点是有重要影响的。
分析这一特殊的文化性格形成的过程，与其说是毛泽东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造反精神、斗争精神的影响，还不如说是毛泽东主动接受了传统文化中的斗争精神。这就是说，早年毛泽东是自觉接受了传统文化中的某种精神的。分析这一文化接受过程的原因，有多种因素值得一提。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湖湘人文传统中的反抗与离经叛道的精神，或者说敢做敢当、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传统对于毛泽东个性的潜移默化作用。在毛泽东之前的谭嗣同的敢于牺牲、敢于斗争的冲决网罗的精神正是这种人文传统在近代湖南杰出人物身上的典型体现。此外湖南地处南国偏远之地，远离中国中土的儒家文化中心，受儒家和为贵、礼义之教化等主流思想的影响相对要少一些，对来自文化中心的正统儒家传统文化有一种拒斥态度。这大概也是毛泽东不爱经书爱“邪书”，从而接受造反精神、斗争精神的一个原因。
（三）
正是由于湖湘文化传统与传奇小说中的造反精神、反抗精神、斗争精神，以及社会进化论中的生存竞争观念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之下，青年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关于社会历史是一个斗争过程、竞争过程的观念。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毛泽东又从社会政治实践活动中加以印证，逐渐认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延安，他回忆当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时说：“（一九二○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一九二○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7]读了这三本书之后，“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8]。
由此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何要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是从阶级斗争角度来认识历史，以历史是阶级斗争的过程的观点作为中介去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史观同社会历史是竞争、斗争的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有相同之处，这使毛泽东在文化心理上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认同感。这样看来，正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的本质的解释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所接受的传统文化有若干相同之处，从而决定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有其独特的思想原因。
关于毛泽东为什么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最感兴趣的阶级斗争观点，1920年，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又从历史生活的角度作了一番说明：“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依心理上习惯性的原理及人类历史上的观察，觉得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从历史上说，人类生活全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这种现实欲望，只向扩张的方面走，决不向缩减的方面走，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是一定的心理。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还说：“章太炎在长沙演说，劝大家读历史，谓袁段等失败均系不读历史之故。我谓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求遂所欲是冲动的事，智慧指导冲动，只能于相当范围有效力，一出范围，冲动便将智慧压倒，勇猛前进，必要到遇了比冲动前进之力更大的力，然后才可以将它打回。”[9]这里毛泽东详细地说明了为什么要采取阶级的斗争的手段即俄式革命的道路去推翻资本家的私有制主义者的统治，即由于在人类生活中，支配人类活动的是一种无穷无尽的欲望的冲动与扩张，在这种力量的支配下，资本家一方面向自然索取，一方面向劳动者索取，资本家的本性使和平道路不可能，唯有采取反抗、斗争、造反才能赢得无产者自身的解放和光明前途。
如果说以上毛泽东还只是从现实的斗争的需要的角度去接受阶级斗争的观点的话，那么到了1926年，毛泽东则把阶级斗争观点上升到历史观的高度，赞成马克思把历史及文明史看成是阶级斗争史的观点。他在《纪念巴黎公社的意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翻贵族阶级的革命，不过在农业社会里，他们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10]由此可知，毛泽东已十分坚信中国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而且用这一观点来批判历史上把太平天国与曾国藩之争看成是满汉之争的传统观点，也否认了曾、洪之争是儒教与基督教之争的说法，从而一反数十年的定论，确立了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基本观点。
总之，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背景十分复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造反精神和国外传来的社会进化论中的竞争思想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3-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