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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634(2006)05-0104-(05)
一
秋瑾是辛亥革命时期最著名的女革命家。她的革命生涯确切地说应该从1904年秋加入有孙中山背景的洪门三合会开始。
1904年秋瑾在东京留学期间，“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因与湘人刘道一、王时泽、仇亮、刘复权、蜀人彭春阳、赣人曾某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是岁秋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瑾素有志于秘密会党之运动，遂偕刘、彭、王、曾诸人报名加盟，受封为白纸扇之职，白纸扇又称先生，即俗所谓军师也。”[1]（第2集，P164）秋瑾、刘道一、刘复权、彭春阳、王时泽、曾贞、仇亮等20余人是第二批的入会者，“盖当时留学生多认联络会党为运动革命之捷径也。”[1]（第6集，P42）据冯自由事后的解释，“当时革命党尚无统一组织，孙中山在海外结纳同志，常利用三合会的形式行之。”在此之前，冯自由等人宣称，是孙中山派他们在横滨组织革命团体，“以推翻清朝、恢复中华为宗旨，秘密邀集同志参加”的。[2]（第4集，P24）
秋瑾加入会党，是有思想基础的。有豪侠的英雄气概是她和会党的共同文化背景。天地会中有“洪水横流西复东，顺天行道会英雄”、“平定豪杰壮中原，金花御酒在金兰”等诗句。[3](P329,P301)而秋瑾早在少年时代就对文史著作中的豪杰十分景仰，尤其羡慕西汉初年著名游侠“朱家、郭解之为人”。[4]她在《宝刀歌》中歌颂刺秦王的义侠荆轲：“殿前一击虽不中，已夺专制魔王魂。”[5](P82)自1903年暮春起，她开始自称“鉴湖女侠”。在《赠蒋鹿珊言志》中秋瑾写道：“画工须画云中龙，为人须为人中雄，豪杰羞伍草木腐，怀抱岂与常人同？”[6](P96)诗句中充满了英雄主义的自信和自豪。
她和会党的共同政治语言是狭隘的种族主义意识。天地会“招军榜”称：“扬扬［洋洋］中国，荡荡天朝，千邦进贡，万国来朝。夷人占夺，此恨难消。招兵买马，高搭花桥。木扬起义，夺回清朝。”[3](P383)秋瑾则在与日本妇人服部繁子谈话时说：“发辫是夷族风俗，不是中国人必须的。”“在我们中国，拥夷族为天子，我认为这是一种卑屈。”“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不是满族这种异种人的中国。”[7]（第3辑，P5～6,P17）她在《中国白话报》上发表十分露骨的排满言论，甚至认为“虽灭满奴之族，亦不足一蔽其辜矣！”[8](P84)在《赠蒋鹿珊言志》诗中也有多处提及反满兴汉：“协力同心驱满奴，宗旨同时意气洽”；“可怜大好神明胄，忍把江山付别人”；“好将十万头颅血，一洗腥膻祖国尘”；“霹雳一声阴霾开，光复祖业休徘徊”。[6](P96)就是光复会职员分级藏头诗中也有“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神胄是天骄”的词句。[2]（第4集，P214）
1904年冬浙人陶成章以事赴日，秋瑾“由其戚之介，识之于旅次，知成章与敖嘉熊、龚宝铨等运动浙省党会有年，因叩以所运动事，成章尽以其所历告之，并为介绍光复会同志机关二处”。[1]（第2集，P164）1905年秋，秋瑾回国省亲在上海见蔡元培后，去绍兴见徐锡麟于热诚小学堂，在那里由徐介绍加入光复会。回上海后由陶成章介绍结识了龙华会处州首领吕熊祥（号逢樵）等人。
秋瑾是革命派从事国内会党工作的一个十分合适的人选。除了具有英雄主义的个人气质外，对于洪门会党内部的仪式规章也已了解。据与她同时加入横滨三合会的王时泽回忆：“首先由冯自由向我们交代宣誓的问答语，叫我们在宣誓时依样回答。交代完毕，即由梁慕光主持宣誓仪式。他手执钢刀一把，架在宣誓人颈上，由各人依次宣誓。……轮到我宣誓时，梁问：‘你来做什么？’我照冯自由嘱咐的话回答：‘我来当兵吃粮。’问：‘你忠心不忠心？’答：‘忠心。’问：‘如果不忠心，怎么办？’答：‘上山逢虎咬，出外遇强人。’全体宣誓毕，梁与冯自由横牵一幅六七尺长的白布，上书斗大的‘反清复明’四字，命各人俯身鱼贯从布下穿过，以示忠于主义。又在室内烧一堆火，命各人从火上跳过去，表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然后分别刺血，杀了一只大雄鸡，共饮雄鸡血酒。冯、梁两人当场宣布这个团体叫做‘三合会’（取合天、合地、合人之意），向我们交代了一些规矩，如见面手势如何摆，如何问话答语，进门要用右脚向前跨，握手时要捏紧对方的无名指，等等，并交了一本书给刘道一，叫我们互相传抄。我粗略地翻了一下，里面写了一些会规，还画了许多旗帜的样式。最后，每人交纳入会费十元日金，就算了事。这次入会，刘复权被封为‘洪棍’；秋瑾被封为‘白扇’（俗称军师）；刘道一被封为‘草鞋’（俗称将军），是谓‘洪门三及第’”。[2]（第4集，P225）由此可见，已经具有军师身份的秋瑾对于洪门会党内部的仪式、暗号、暗语、宗旨、会簿、会规、会费、旗帜式样以及领导机构都是十分了解的。这些是她开展浙江会党工作的有利条件。
二
1904年10月光复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后，陶成章、龚宝铨从嘉兴到绍兴，协助徐锡麟筹办大通学堂。“于是，绍兴不仅成为光复会本部的活动中心，并且也成为浙东会党的联络中心。”[9](P356) 1905年9月光复会骨干徐锡麟在陶成章等人的协助下创办了绍兴大通学堂，成为光复会以兵式体操训练浙东帮会的机关。针对浙江的会党总体上规模较小、山堂林立、名目繁多、各据一隅、互不相属、各行其是的情况，大通学堂规约规定：“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校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咸为光复会会友。于是，大通学校遂为草泽英雄聚会之渊薮矣。”[10](P28)按照这一规定，先后进校学习的帮会骨干和其他有志青年600余人全部成了光复会会员。现在名单中有确切姓名可查的就有63名[6]（《光复会党人录》），大通学堂是“国内第一所训练会党头目、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11](P237)《光复会党人录》中明确列入了龙华会首领张恭等8人、平阳党（本名平洋党，本部在嵊县）首领竺绍康、乌带党首领王金发等25人。
陶成章、徐锡麟等人是最早实际启动联系本地会党工作的浙江籍革命派人士。秋瑾的会党工作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的。在上海期间她以“锐进学社”为名，联系敖嘉雄、吕熊祥等运动长江一带会党，同时也与龙华会两位副会长张恭、周华昌等运动浙江会党。
1906年冬，徐锡麟去安徽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之前，派王金发到上海邀请秋瑾回绍兴主持大通学堂。秋瑾“锐然以浙事自任，乃还绍兴”，于 1907年初接任大通学堂督办。“是校为金华、处州、绍兴三府会党荟萃之所。”秋瑾与吕熊祥、王金发和竺绍康等人相约，“俟湘省举兵后，即出为应援，”旋偕王文庆赴诸暨、义乌、金华、兰溪各地部署一切。2月1日至金华，访龙华会兰溪首领蒋乐山（号鹿珊），有所计划，回绍兴后闻响应萍浏醴陵起义军的各路同志先后失败的消息，“遂益愤恨，决计不假外力，独行举事，而运动益力。”[2]（第2集，P166）她不愿失信于会党，于是“大力与浙东各会党联络，企图在短期中以暴动暗杀之形式推翻满清政府”，与主张“革命非宣传至一定时间、使各界人士均有所痛愤满清虐政之统治，才能用武力行使威力”的陶成章发生了意见分歧，主张急进的秋瑾曾讥讽陶成章所为是“书生造反”。[12](P414)
秋瑾在大通学堂主持工作期间主要做了两件事：
1.加设体育学堂，对会党人士实施军体训练
秋瑾到校视事后，首先平息了师生之间因不知晓会党秘密而引发的风潮，扭转了学堂事实上无人负责的混乱状态。秋瑾本人有事外出时，明确校务由吕逢樵负责。1907年夏，秋瑾派人在嵊县、新昌、缙云等地招学生百余名，进入大通学堂附设的体育专修科。[12](P414)有学生回忆说，“果然到了八九十人，住在诸暨册局里，由校方指定同学四人教授体育课的初步动作。到我们大考完毕出校，他们都携带被铺书籍用具迁进校里来了。他们之中确有善于拳术的，能以极粗大的门闩开四门而呼呼有声。”[2]（第4集，P147）体育课的内容包括兵式体操、器械体操，科目有队列训练、射击、跑步、行军、游泳、过天桥等。“秋瑾常常穿了男子服装，骑着马，带领学生到野外打靶，联系射击技术”，“借此培养军事人才”。[2]（第4集，P230）
2.两次整合会党的力量
陶成章认为浙江人行事“喜独不喜群”，而“秋瑾反是，喜群不喜独，且遍为张扬其事。”[10](P17)她在“本学校学生，咸为光复会会友”的基础上，首次将光复会职员分为十六级，第二次是组建光复八军。从文到武，由内而外，步步推进。
1907年4月，秋瑾在往来杭沪运动军学两界后回大通，复函召各属会党入绍兴议事。在深受秋瑾信任的会首义乌吴琳谦[6](P173)、金华徐买儿①和武义周华昌②的大力协调下，“各属会党翕然就范。及筹备略竣，乃分光复会职员为十六级，以所撰七绝诗一首为表记。”[1]（第2集，P166）诗曰：“黄河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华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神胄是天骄。”[2]（第4集，P214）其中黄字为首领，推徐锡麟担任；河字为协领，秋瑾自任；源字为分统，由竺绍康、张恭、王金发、吕逢樵等洪门各会党首领任之。浙字以下为部长、副部长等职。各职员均以金指环为记，指环文字即以己职衔之代名词嵌入之，分统以下辅以ABC等英文字母，“其势力遍及金、处、绍各府县，即其他府县会党亦多受其部勒。”[1]（第2集，P167）
为了与在安庆的徐锡麟共谋大举、分途起事，秋瑾又于5月初以龙华会与平阳党为主力组建光复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个字作为八个军的番号。秋瑾与竺绍康、王金发、吕逢樵“定议先由金华起事，处州应之，俟清兵自杭州出攻金、处，即以绍兴党军渡江，乘虚以袭省城，军学界为内应。若攻杭城不拔，则回师绍兴，入金华、处州，出江西以通安庆。”竺绍康受命后即与同在嵊县“结党千人，雄居西乡山间”的裘文高着手进行。[10](P74～75)
三
秋瑾联络会党时迁就了传统的“反清复明”的政治理念。她在《光复军起义稿》中说：“汉族沉沦二百有余年”，筹备立宪以来“汉人失势，满族枭张……今时势阽危，实确见其有不容已者，为是大举报复，先以雪我二百余年汉族奴隶之耻，后以启我二兆方里天府之新帝国。”[5](P21～22)她没有坚持此前在《精卫石》中提出的“同心革弊政大建共和”[5](P124)的奋斗目标。也就是说秋瑾本人对于“大振国权”的“国权”究竟是什么式样并没有定见。在这里突显了光复会与同盟会在政治方面的明显差距。
作为最早参加同盟会的同志之一，时任同盟会浙江主盟人的秋瑾不顾同盟会“建立民国”的纲领，迁就会党的一些消极因素，绝不是偶然的。第一，这与光复会本身的政治纲领不够明确有关。 1904年10月光复会在上海诞生。其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并没有规定推翻清朝统治后究竟采取何种政体，反映了它在政治上的保守性。
其次，在一些革命党人看来，鼓吹兴汉“排满”的民族主义，是迅速争取“反清复明”的会党认同，引为同调的最佳方法，不仅仅在国内浙江，而且在境外也是如此。1908年8月在日本东京，部分具有会党身份的长江流域的同盟会会员照哥老会开山立堂办法成立共进会就是明证。共进会成立时发表的两个宣言虽然大体上没有离开同盟会的宗旨，但更着重于反满的宣传。文言的宣言中说：“呜呼！吾同胞苦于祖国沦亡，呻吟于异族专制之下，垂三百年矣。以四万万黄帝子孙神明华胄之多，而屈辱于区区五百万腥膻之鞑虏，其可耻可哀为古今天下笑，孰有过于此者，凡有血气皆为奋起，以雪此累世之深仇。此共进会今日成立之原因及其宗旨意义之所在也。共进者，合各党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其事甚光荣，其功甚伟大，其责任亦甚艰巨也。”[13](P13)共进会白话宣言也是首先强调：中国自从盘古以来就是汉种人居住，汉种人做皇帝，后来才被满人进来，做了中国的皇帝。“所以我们才要这共进二字，增进我们哥弟知识，共拚死力，有进无退的去杀满人鞑子，取回中国，仍旧汉人作主，才算是英雄。”它又进一步宣称：到了今天，那满人只顾请洋人来保护它做皇帝，哪管得汉人的死活，把中国的各种权益都送给洋人。“我们若不早点把这满人打开，再过几年，就会把我们的中国和盘送给洋人，”到了那时，“难道不把汉人斩尽杀绝吗？”“所以我们革命，一来是要替祖宗报仇，二来是要早点预备，免得子孙绝种，这岂不是光明正大的道理吗？”[2]（第1集，P449～501）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一方面要体察秋瑾当年的苦心，不必过于苛责。
四
秋瑾进行会党工作的实际时间并不长，会党的某些缺点还来不及改造，人们从皖浙起义的失败可以看到这一点。因此过高地估计秋瑾的会党工作是不妥的。
皖浙起义的失败固然原因很多，但会党不守纪律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秋瑾原定1907年 7月6日大举，旋易为7月19日。6月中旬绍兴党人裘文高已集众在台州树革命军旗帜。在武义县，起义计划被龙华会巡风聂李唐无意泄漏，聂被捕后会党名册被搜出，又供出了包括统领刘耀勋在内的不少光复军干部，7月2日刘耀勋被捕杀。在金华，秋瑾委派的光复军统领、当地龙华会首领徐顺达的好友倪金不慎泄露起义计划，导致徐、倪二人4日一道被害。兰溪、汤溪、浦江等地光复军也因内奸出卖遭到重大破坏。[10](P34～36,P43)在安庆的徐锡麟只好提前在7月6日发动起义。起义失败后，秋瑾于7月9日阅上海各报始知其事，“是时所规画之浙省军事，金华之党军已尽破坏，处州府之一部尚无发动消息，嵊县党人则又别成一旅。”[1]（第2集，P164～167）12日嵊县乌带党首领王金发来校面见秋瑾，明确表示发动起义已不可能，劝其离校别走。但秋瑾坚持不走，依然镇定地处理善后事宜，疏散学生。7月13日清兵冲进学堂，抓捕秋瑾。7月15日秋瑾英勇就义，实现了生前的意愿：“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5](P147)秋瑾的自我牺牲一方面使浙江的革命运动遭到严重的挫折，另一方面也激起了包括会党在内的广大百姓对清政府的更大不满与反抗。四年以后浙江光复，实现了秋瑾的预言：“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成功至少可以提早五年。牺牲我一人，可以减少后来千百人的牺牲，不是我革命失败，而是我革命成功。”[14](P98)
秋瑾是中国第一个为民主革命流血的女革命家，同时也是首位具有革命党身份的女性会党首领。当然在中国近代会党史上，在秋瑾之前女性会党首领有太平天国时期的邱二娘、苏三娘，后者还参加了太平军。不过她们的地位是其丈夫死后继承的，所指挥的也仅是一小股单一的武装。这与秋瑾作为革命小团体高级干部充任一个行省的会党总指挥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收稿日期：2006-01-05
注释：
①根据《光复会党人录》记载，徐买儿是徐顺达的小字，徐顺达字猛伍，《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第16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②根据《光复会党人录》记载，周华昌，字安甫，武义人。《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第16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66页称周华昌武昌人，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