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拉丁美洲政策研究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丁美洲论文,研究报告论文,中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拉丁美洲是西半球唯一的发展中地区,中国是东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拉两地人民跨越浩淼万里的太平洋天堑,相互交往长达近500年。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与拉美国家不约而同地实施了改革开放发展战略,均经历了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大变革,为中拉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推力和空间,中拉关系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迈入21世纪,信息科技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迅猛推进,政治多极化不断发展,为进一步加强中拉关系提供了新契机与新平台。双方领导人均站在新世纪的“了望台”上,谋篇布局,展望未来,力图用战略的眼光发展双边关系。正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所指出:“进入新世纪,中国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南南合作的战略高度出发,更加重视中拉关系。”(注:“胡锦涛与古铁雷斯会淡”,《人民日报》,2003年8月27日。)
一、拉美新变化与国际地位
拉丁美洲现有33个国家和12个尚未独立的地区,由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地区和南美洲四部分组成,总面积207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的13.8%;人口5.4亿,占世界总人口的8.7%以上;自然资源相当丰富。18世纪末、19世纪初拉美国家赢得民族独立后,拉美国家为实现现代化进行了不懈努力。20世纪80年代,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使拉美传统发展模式遭到巨大冲击,而迅速推进的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和政治多极化也促使拉美国家不得不进行发展模式转换,从而引发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领域的大变化。这些变化对本地区乃至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20世纪末拉美新变化
20世纪最后20年是拉美出现巨大变化的年代。以1982年墨西哥、巴西爆发债务危机为标识,拉美很快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严重的经济危机,许多国家甚至出现政局动荡、内战频仍的局面。整个80年代被拉美人称作“失去的十年”。到80年代末,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导致两极国际格局终结和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拉美国家放弃了实施近半个世纪之久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改采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并在各个领域进行了重大变革。经济上,以贸易自由化作为突破口,以经济市场化为主轴,以国企私有化为重点,以汇率利率自由浮动为辅助,以经济外向化为方向,努力实现从内向型向外向型发展的转变,实现“大政府、小市场”向“大市场、小政府”的转变;政治上,“还政于民”,推进“重新民主化”进程;外交上,推行“务实外交”与“多元化”并重,一方面均将对美国关系视作外交“重中之重”,另一方面更加重视发展与欧洲、亚太国家的关系。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与调整,拉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拉美国家普遍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奉行更谨慎的、更连贯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注:Diego Achard y Manuel Flores,Gobernabilidad:un reportaje de América Latina,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México,1997.)从而逐步走出了危机,实现了经济复苏。1990-1998年,拉美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3.7%;全地区出口额从1980年的1141亿美元增至1997年的3370亿美元;国际资本对拉美信心增加,外国直接投资从1990年的200亿美元增至1998年的695亿美元;涌现了以墨西哥、巴西、智利、阿根廷和秘鲁等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但是,拉美过多强调经济“自由化”与“市场化”,造成国家在国民经济活动中严重缺位或不到位,加上改革与开放速度过快、过猛,致使经济在1998年后重现衰退或停滞不前,造成了又一个“失去的五年”。(注:UNCTAD,Informe sobre el Comercio y el Desarrollo 2003,Nueva York y Ginebra,2003,p.3.)经济风险的升高、经济危机的频发,使得拉美经济安全问题再度凸显,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成为拉美尚未完成的改革议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注:Dani Rodrik,"Why is there so Much Economic Insecurity in Latin America",CEPAL Review 73,April 2001,p.8.)。
其次,除古巴外,拉美普遍实行了“代议制民主”,追求发展与进步的务实中间力量不断壮大,多党结盟、联合执政成为民主政治的主流,拉美政治生态出现了重大更新。可以说,“自80年代末以来各国间的趋同性重新达到新的高水平,民主选举的文人政权得到巩固”(注:Ibid.)。同时,持续十多年的地区热点“中美洲危机”逐渐降温并得到平息,南美洲国家的城市游击队、反政府武装、贩毒集团等动荡因素也得到不同程度的遏制,拉美地区局势趋于稳定。
再次,伴随经济与政治大变革,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分配与地位发生重大变迁,传统的农业、工业寡头集团的利益与地位有所削弱,围绕服务、贸易行业的相关集团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断上升;社会分化加剧,贫富悬殊拉大。据拉美经委会统计,拉美贫困人口从1997年的2.03亿增加到2002年的2.21亿,占本地区总人口的44%,其中9800万为绝对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9.4%。(注:CEPAL,Pobreza y Distribución del Ingreso,Santiago,agosto2003,p.48.)一些国家中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级的财富和人数缩水,而少数富翁的财富不断膨胀。2004年福布斯公布的世界亿万富翁排行榜中,拉美23人榜上有名。(注:"The World Richest People",http://www.forbes,com/maserati/billionaires2004/bill041and.html)随着社会贫富悬殊的拉大,社会矛盾进一步凸显。新世纪初,阿根廷、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秘鲁等相继发生了规模不等的社会动荡。
最后,拉美国家普遍降低反帝、反霸的姿态,努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加强与美国在经济、民主、反恐、缉毒等方面的合作。同时,拉美加强了与欧洲的政经关系,欧拉首脑会议和伊比利亚首脑会议成为拉美协调、促进与欧洲关系的最高机制。近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拉美人更加重视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东亚—拉美论坛、APEC已成为拉美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合作的新平台。
(二)拉美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
拉美近20年来的新变化向世人表明,拉美国家在努力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的同时,正在适应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大潮,积极融入国际社会,逐渐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中占据了一席之地。21世纪,拉美地区将以不断增强的整体实力与地位,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
1、已经构成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拉美地区不仅是地球上自然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之一,还是一个充满发展活力、具有很大发展潜能的地区。从自然资源看,拉美地区已探明的石油储量1112亿桶,约占世界(1.04万亿桶)的10.6%(注:"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2003",http://www.bp.com)。拉美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白银来源地,仅秘鲁、墨西哥两国的白银储量就达7.3万吨,占世界储量(27万吨)的27%。(注:"U.S.Geological Survey, 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January 2003.http://www.usgs.gov)拉美铜、铁矿资源十分丰富,智利、墨西哥和秘鲁三国铜储量达到2.07亿吨,占世界储量(4.7亿吨)44%;巴西和委内瑞拉铁矿石储量达116亿吨,占世界储量(1500亿吨)的7.73%。(注:"U.S.Geological Survey,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January 2004.http://www.usgs.gov)拉美渔业相当发达,2001年捕鱼量达1790.2万吨,占世界捕鱼量(1.299亿吨)的13.8%。拉美还是世界最重要的咖啡产地,2002年咖啡出口量达到315万吨,占世界出口量(590万吨)的53.4%(注:"Statistical Databases",http://www.fao.org)。从经济规模看,尽管因2001年阿根廷危机和2002年地区金融动荡而导致近年财富缩水,但拉美GDP总量(按可变价格计算)仍从1990年的14760亿美元增至2002年的16580亿美元,占全球GDP的约1/18,占发展中世界的1/4,高于东欧—中亚地区(1.1万亿美元)和中东—北非地区(5870亿美元),远超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3160亿美元)。(注:The World Bank,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2004,September2003,p.280.)从人均GDP看,2002年拉美达到3149美元,高出亚洲(742美元)、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460美元)和中东—北非(1917美元),甚至明显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1194美元)。从经济增长势头看,1991-2000年拉美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为3.4%,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3%)和世界平均增长率(2.6%)。同期拉美人均GDP增长率达到1.7%,高于发展中国家(1.6%)和世界平均水平(1.0%)。预计2004-2015年拉美年均GDP增长率达3.8%,人均GDP增长率将达2.5%(注:The World Bank,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2004,September2003,p.281.)。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全球人类发展指数系统中的排名不断攀升,从一个方面表明拉美整体实力走强这一基本趋势。
2、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
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最早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地区。其一体化思想,上溯到19世纪初拉美独立运动领导人西蒙·玻利瓦尔的大陆主义思想,下及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美经委会思想。其一体化进程,始于1960年12月拉美自由贸易协会(现拉美一体化协会)的成立,后经历了20世纪60-70年代的初步发展与活跃阶段和80年代的沉寂与停滞状态;进入90年代后,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增长,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重新焕发活力,不仅原有的地区一体化组织十分活跃,还涌现出一批新的一体化集团。(注:目前,拉美主要的一体化组织包括:南方共同市场(1991年成立)、中美洲共同市场(1962年)、加勒比共同体(1973年)和安第斯共同体(1969年)等;主要的地区一体化协调机制与指导机构是拉美经济一体化协会。)除古巴外,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都参加了一个或多个地区一体化组织或机制,各国间、区域集团间还签订了大量的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经济互补协定、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等。
近年,拉美一体化出现了两个值得关注的趋势。第一,巩固次地区集团与建立统一大市场的进程并驾齐驱。一方面,以巴西为首的南美国家积极推进南美洲一体化进程。2003年8月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共同体两个南美洲最大的一体化组织决定共同携手建立南美洲自贸区。另一方面,美国倡导的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这个西半球统一大市场的进程取得突破性进展。2001年4月魁北克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正式敲定建立西半球统一大市场;美国2002年12月与智利、2003年12月与中美洲四国、2004年1月与哥斯达黎加相继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2003年11月20-21日,美洲自由贸易区部长级会议通过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第八届贸易部长会议宣言》,宣布2006年1月1日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将正式启动。第二,谋求与欧洲、亚太建立多元性自由贸易关系的努力坚持不懈。为了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拉美国家积极加强与欧洲、亚太地区的经贸关系。南方共同市场、墨西哥、智利与欧盟签订了自贸协定;墨西哥、智利、秘鲁等国已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哥伦比亚、巴拿马也有意加入;巴西、阿根廷等非太平洋国家也表现出对加强与亚太地区经贸关系的浓厚兴趣;智利与韩国、墨西哥与日本已签订自贸协定,还有的拉美国家正在与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等进行自贸协定谈判。
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运动在促进拉美各国和整个地区经济增长、增进各国间经贸关系和加强区域内合作与团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南共市成员国间贸易额从1995年的131.88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284.32亿美元。(注:Boletim de Indicadores Macroeconmicos",Marco de 2004.http://www,mercosur.org.uy)拉美一体化组织还在共同对外关税、投资待遇、反倾销立法、保护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竞争政策等方面加强了政策协调与沟通。显而易见,拉美一体化构成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部分,不仅成为促进全球化浪潮的重要推力,也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合作、南北合作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3、日益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早在20世纪60-70年代,拉美国家率先倡导“第三世界主义”,提出200海里领海权、经济专属区和拉美无核区等主张,为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作出了贡献。伴随80年代以来经济改革与调整取得一定的经济成就,拉美国家在国际事务、地区事务中扮演着日益活跃的角色,并成为推进多极化的重要力量。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多边机构中,在不结盟运动、15国集团、21国集团、77国集团等发展中国家组织中,在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铜、糖、可可、咖啡、香蕉、铝土等国际原料和初级产品行业组织中,在世界社会论坛等非政府性机制中,拉美国家表现活跃,积极推进有益于发展中国家的议程,有效地牵制了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垄断,影响力渐趋明显。在地区事务中,拉美各国反对美国对古巴、委内瑞拉、海地等国内部事务的干预;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中,以巴西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为维护自身权益,与美国进行了有利、有节的斗争。目前,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的里约集团已成为拉美国家进行政治磋商、协调的最重要的机制。其它地区性机构也在稳定地区局势、抵制大国干涉和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反对单极化,谋求多极化,不仅是拉美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共同追求的重要战略目标,也是拉美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选择。拉美有着长期的反殖民主义、反霸权主义的光荣传统。冷战后,拉美仍是全球反霸的一支重要力量,拉美国家坚决反对西方国家以“民主”“人权”与“反恐”为幌子,肆意对发展中国家内政进行干涉;强烈谴责美、英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尤其墨西哥和智利在2003年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期间,拒绝投票支持美国对伊动武,代表了拉美国家反霸、反强权的立场;2003年9月,以巴西、中国、印度为代表的21国集团在坎昆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上,为争取发展中国家经贸权益与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强权进行了原则性斗争。最为重要的是,拉美国家已认识到,发展中国家要改变在世界政治权力版图中的“外围”地位,必须积极推进政治多极化,努力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致力于建立一个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4、已经构成国际安全网络中的重要一环
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各国相互依存的加深,国际安全与和平正面临着越来越多全球性问题的挑战,而拉美地区日显突出的经济危机、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等问题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与影响。首先,拉美地区可谓是全球经济危机的高发带,从20世纪80年代拉美经济危机,到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再到2001年阿根廷经济危机、2002年拉美地区金融动荡,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安全。80年代遍及整个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和90年代后期的东亚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拉美危机的延续与蔓延。其次,“9·11”后拉美被美国视作“恐怖主义的危险地区”: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美国国内安全的延伸和安全防务的外围地区;哥伦比亚以及哥伦比亚—委内瑞拉边境地区是恐怖主义高危险区;阿根廷—巴拉圭—巴西三国交界地区是恐怖主义潜在危险地区。(注:María Luisa Mac Kay,"EE.UU.Insiste con el Riesgo de la Triple Frontera",Clarín,Argentina,13 de Octubre,2003.)美国国务院还将四个拉美非法武装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力量和秘鲁光辉道路)定性为国际恐怖组织。实际上,拉美恐怖主义不同于“基地”等国际恐怖主义,它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拉美各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失调,其危及的范围集中在安第斯地区。但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恐怖主义渐趋国际化、组织化和专业化,国际恐怖主义向拉美渗透的势头明显。数以千计的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黎巴嫩等中东国家的激进穆斯林不断进入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三国交界的“边境三角区”,使这一地区正在演化成“恐怖三角区”。多种迹象表明,拉美正在成为国际恐怖主义在西半球的活动基地和筹资中心。(注:Boris Saavedra,Terrorism in Latin America,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Thornton,September2003,p.209.)再次,拉美毒品走私活动十分猖獗,产自哥伦比亚、玻利维亚、秘鲁等南美洲国家的毒品通过海、陆、空等多种非法途径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和欧洲市场,拉美已成为世界上可卡因毒品最重要的产地和扩散地。
拉美国家已经意识到要解决这些地区性乃至全球性问题,必须进行国家、地区和国际三个层面的全方位合作。2002年6月,美洲国家组织34个成员国(多米尼加除外)签署了《美洲反恐协定》,诞生了自“9·11事件”后的第一个地区性反恐协定。拉美国家还积极参加12个国际反恐协定与公约。(注:Western Hemisphere Overview,September 2003,pp.67-75.http://www.state.gov.us/documents/organization/20116/pdf)
二、中拉关系现状与相互政策特点
(一)发展轨迹与现状
中拉关系源远流长,早在16世纪中叶就有贸易往来。18世纪和19世纪初,更有数十万华工被西方殖民者掠卖到拉美作“苦力”,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新中国建立后,中拉关系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20世纪50-60年代,中拉在无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以民间交往为主。1960年9月28日,古巴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整个70年代,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智利、秘鲁、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等国相继与中国建交。80年代以后,随着中拉双方同时推进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均调整了各自的对外政策,中拉双方加强了彼此的重视和合作,双边关系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在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和乌拉圭等国与中国建交后,南美洲除巴拉圭外所有的国家均与中国建交(注:“拉丁美洲地区—拉丁美洲国家列表”,引自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e.gov.cn)。90年代以来中拉关系进入全方位发展时期,呈现多层次、多渠道、官民并举、全面发展的新局面。
首先,中拉政治关系稳步推进。自1990年中国实现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拉美以来,中国最高层领导出访拉美十分频繁,江泽民、李鹏、乔石、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等先后访问拉美;拉美国家元首访华人数之多也是前所未有,到2002年底,共有46位总统、副总统和总督,27位总理、副总理,56位外长先后访华。双方高层直接交往与对话,增进了相互了解与沟通,加强了双方的政治互信,推动了双边政治关系向深层发展。同时,中国在拉美的外交优势格局进一步夯实。与中国大陆建交的20个国家,占拉美总面积的95%,总人口的89%和GDP的98%。中国在这20个国家均设有大使馆,还在5国设有领事馆;拉美有14个国家在北京设有大使馆。
中拉双边政党的接触与交往促进了双边关系稳步发展。目前,中国已与拉美29个国家的95个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关系,其中包括13个与中国未建交国家的20多个重要政党保持联系,基本覆盖了整个拉美地区。还与拉美政党的主要地区性组织(如社会党国际拉美和加勒比委员会、美洲基督教民主组织、拉美政党常设大会、圣保罗论坛等)建立了友好关系。
中国与拉美国家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场合也加强了相互支持与合作。中国和拉美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中拉持有相同或相似的立场和观点。双方在联合国、世贸组织、APEC等国际多边机构中进行有效的呼应、支持与合作,在联合国的决议案投票中一致率达95%以上。此外,在各自关切的问题上,基本能求同存异,给予一定的理解与支持。
其次,中拉经贸关系蓬勃发展。中国建国之初,中拉贸易量非常小。整个50年代,中拉贸易额累计只有3716万美元,60年代累计为20.56亿美元;70年代年均贸易额不到10亿美元。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拉美市场的逐步开放以及中拉政治关系的加强,双边贸易额连年递增,从1990年的22.9亿美元增到2003年的268.06亿美元,增长近12倍。1994-2003年十年间,中拉贸易额年均增长20.72%,其中2000-2003年四年间,年均增长35.2%。中国与拉美一些国家成为彼此的重要出口市场。中国出口拉美的商品结构也不断优化,制成品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从1991年占中国出口拉美商品的10-20%上升到2003年的92%多。(注:“美洲大洋洲司—双边经贸”,引自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um.gov.cn.)中国在拉美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巴西、墨西哥、智利、阿根廷、巴拿马和秘鲁。中方主要出口机电产品、纺织品、轻工产品、工艺品、化工原料、焦炭等,从拉美国家主要进口矿产品、钢材、鱼粉、羊毛、原糖、纸浆、皮革、海产品等。目前,中国同拉美16个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或经济合作协定,同11个国家签订了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同5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议。
随着双方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中拉经济合作也逐渐加强。目前,中国在拉美开设合资、独资企业或贸易公司380多家,总投资金额10多亿美元。经营范围包括石油开采、采矿、林业、渔业、纺织、服装、食品加工和建筑等领域,较大的投资项目包括在委内瑞拉的中石化石油开采项目、在巴西的宝钢铁矿开采与钢铁制造、在秘鲁的首钢铁矿开采、在墨西哥的纺织项目等。拉美在华投资也不断攀升,截至2002年,拉美国家在华投资项目9000多个,实际投资额逾300亿美元。拉美在华投资的较大项目有智中铜管有限公司,阿中伊普萨亚洲公司等。此外,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工程承包、劳务合作项目规模也逐渐扩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合作领域日益扩展。截至1998年,中国在拉美共签订承包劳务合同1004份,合同金额7.87亿美元,完成营业额5.24亿美元。
最后,中拉科技合作与文化交流方兴未艾。经过双方共同努力,80年代以来中拉科技合作取得明显进展。目前,中国与拉美国家签订了50多项经济合作或科技合作协定,为中拉经济和科技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1988年以来,中拉执行的双边科技合作项目年均近百项,人员交流多达数百人。同时,中拉科技合作范围广泛,且逐渐向高科技领域推进。例如,中国与巴西在和平利用原子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共同研制地球资源勘测卫星等方面进行合作,与智利、阿根廷合作对南极进行科学考察,与阿根廷签订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合作协定,与委内瑞拉签订了石油勘探开发合作议定书等。尤其中国与巴西联合研制的地球资源卫星有两颗已于1999年10月和2003年年底发射升空,联合研制的第三、第四颗卫星协议也已签定,中巴卫星合作被誉为“发展中国家科技合作的典范”。2002年中巴还签署了在华生产巴西支线飞机的协议,2003年首批飞机下线并试飞成功,标志着中拉高科技合作取得重大进展。此外,中国与拉美十多个国家签订了文化交流或教育和体育合作协定,有力推动了中拉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二)中国对拉美政策特点
“中国的政策是要同拉美国家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关系,使中拉关系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注:“邓小平会见桑吉内蒂时说中国同拉美国家要建立南南合作范例”,《人民日报》,1988年11月8日。)邓小平的这一概括言简意赅,寓意深刻,一是表明中国十分重视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二是中拉关系的发展应是良好顺畅的;三是中拉关系应成为南南合作的样板。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与拉美国家各方面的关系,对拉美政策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逐渐从战略的高度推进中拉关系。拉美是发展中地区的重要板块,是我国推行第三世界政策的重要对象,中国几代领导人均非常重视发展同拉美国家的关系。到1988年,邓小平更指出:“人们常讲21世纪是太平洋时代,……我坚信,那时也会出现一个拉美时代。”(注:“邓小平会见阿方辛时说第三世界是最大的和平力量”,《人民日报》,1988年5月16日。)正是从这一重大的战略眼光出发,中国非常重视拉美地区的崛起,积极拓展与加强同拉美国家的政治合作和经贸互补关系,努力与拉美大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990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杨尚昆在访问墨西哥时提出了发展与拉美国家关系的四项原则:“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同所有拉美国家包括那些尚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立足当前,着眼未来,不断拓展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尊重彼此的传统和价值观,相互学习和借鉴,加强民间往来和交流,增进了解和友谊,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在国际事务中,密切磋商,互相支持,加强合作,为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而共同努力。”(注:杨主席在萨利纳斯总统举行的宴会上阐明中国同拉美国家发展关系遵循四项原则”,《人民日报》,1990年5月17日。)以此原则为基础,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与巴西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2001年与委内瑞拉建立了“面向未来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2003年与墨西哥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第二,全方位拓展与拉美国家的关系。这一方面体现在普遍重视所有拉美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另一方面体现在不仅十分重视加强政治交往、经贸合作,还积极发展相互政党、议会、工会、民间以及地区组织之间的联系。在政党交往上,不论是建交国还是未建交国,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中国都采取了积极接触与交往的态度。中国已与拉美大多数重要政党建立了稳固联系。在议会来往上,中国人大与许多国家的议会建立了频繁的交往与交流。在妇女、工会和青年领域,中国妇联、全国总工会和共青团与拉美国家的相关机构保持着密切交往。
第三,与拉美关系趋于机制化。政治层面,中国积极发展与拉美国家和多边组织的政治对话机制。目前,已与拉美1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部间的政治磋商制度,双方就双边关系、国际形势和国际问题进行定期会晤,互通情况,交流看法。还与拉美最具影响力的地区政治协调和磋商机构——里约集团一直保持外长级对话,每年联大期间中国外长与里约集团外长举行双边磋商会议,就国际重大问题和地区发展交换意见、协调立场。经济层面,中国与拉美国家和地区一体化组织建立了定期磋商机制。同许多拉美国家建立了政府间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混合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商讨有关事宜,扩大贸易往来。从1997年起与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和加勒比共同体就促进双边的经贸往来、企业合作和科技交流进行定期交流与磋商。此外,中国于1991年、1993年相继成为美洲开发银行、拉美一体化协会的观察员,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加勒比开发银行的正式成员。中国还是拉美经委会、亚马逊地区会议(拉美和一些欧美大国组成的关于保护和有限度开发亚马逊地区的政府间组织)的观察员。
(三)拉美国家对华政策日趋务实
近半个多世纪的中拉关系发展轨迹表明,拉美国家对中国的战略需求与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冷战期间,拉美国家受美国的巨大影响与严密控制,追随西方反共仇华的对华政策,不与中国发生官方关系。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80年代中拉相继推行改革开放,特别是冷战后两极格局瓦解,促使拉美国家自主、发展意识觉醒,对中国的看法发生重大变化,日益视中国为发展中国家的可靠伙伴。90年代以来,中国的迅速崛起进一步刺激了拉美人的“亚太意识”,随着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逐步加深,拉美发展对华关系的力度逐步加大,对华政策呈现三大特点:
其一,求同存异,更趋务实。面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大变动,拉美多数国家日益感受到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与拉美发展中国家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逐步摒弃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的差异,期望与中国发展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巴西前总统萨尔内指出:“在世界上,中国是主角之一,是重要的国际力量,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对巴西和中国的利益都十分重要。”(注:转自李明德主编:《拉丁美洲和中拉关系—现在与未来》,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515页。)墨西哥前总统萨利纳斯也表示:“中国是国际舞台上杰出的角色,是决定未来世界前途的因素之一,墨西哥愿意密切同中国的关系。”(注:“萨利纳斯总统盛宴欢迎杨主席”,《人民日报》,1990年5月17日。)因此,出于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务实外交出发,拉美逐渐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巨大的市场潜力与贸易能力,积极加强与华关系的力度,纷纷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经济、贸易、科技合作的协定,有力地促进了双边合作关系的深入发展。
其二,重视“亚太”中的中国。东亚地区尤其中国的迅速崛起引起拉美国家的高度重视,努力推进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日益成为拉美国家的共识。“亚太意识”和“向东方看政策”遂成为拉美国家奉行的外向发展战略的重要构件。正如智利前总统弗雷所言:“我们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参与亚太地区,这一地区是当今世界经济最活跃的中心之一。我们优越的地理位置使我们也成为亚洲—太平洋地区与拉美其他国家间的天然桥梁。”(注:Ricardo Lagos,"Discurso Presidencial en Ocasión del Mes del Mar ",Revista Chilena de Geopolítica,Santiago,NO.3,agosto 1994,p.4.)尤其中国的“磁吸效应”,激起拉美人对东方文明古国的倍加关注与重视。因此,拉美与中国关系持续热络,高层访华人数不断增多。互访的增多促进了对中国的了解与认识,加强了与中国的沟通,共同缔造了对华友好合作关系的共识,为以后中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三,承上启下,趋于稳健。经过几十年相互交往,加强对华友好合作关系已成为拉美政、学、商各界的一致共识与国家利益所在。拉美主要国家对华友好政策趋于连贯、持续与稳定,不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也较少受政党派别的左右,甚至不以政权更迭而变化,拉美各国朝野上下均赞同在互利互惠的原则下,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在平等互信的原则下,加强与中国的政治磋商,并在重大的国际事务中相互理解与支持,将中国视作国际经济与政治体系中可靠的伙伴。中拉关系已进入成熟、稳定的发展阶段。
三、中拉战略利益取向与实现的有利和不利条件
21世纪是中拉关系“有所作为”的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推进,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加深,中拉关系势必更为密切。更为重要的是,中拉双方彼此存在着战略需求,并均从战略的高度来考虑发展双边关系,成为新世纪中拉关系发展的新推力。从现实及可预期条件来看,双方战略利益取向是有可能实现的。
(一)中国在拉美的战略利益取向
其一,经济利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开发对外经贸新的“增长点”是一项重要的措施。拉美经济规模较大,人均GDP可观,社会需求较为旺盛,是中国开拓经贸多元化的重要场所。同时,不少拉美国家经济、产业和产品结构尚待完备,有的国家甚至主要依靠一种或少数几种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单一经济结构;由于发展不平衡,贫富悬殊,拉美消除贫困及加强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繁重,因此,中拉经济互补性较强,经贸关系与投资水平均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中国的纺织品、机电产品、拖拉机、小型农具、自行车、工艺品等许多商品在拉美有广阔市场,而拉美国家的原糖、铜材、铁矿砂、钢材、鱼粉、木材、小麦及其它农产品都是中国需要大量进口的商品。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将出现程度不一的能源、矿产、耕地、木材等资源缺口,国家的资源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拉美气候条件优越多样,土地肥沃,物产繁多,石油、天然气、各种矿产、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拉美石油潜在储量超过2000亿吨,天然气储量超过3万亿立方米。特别是委内瑞拉、墨西哥两国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分别居世界第6和第9位,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分别居世界第7、第13位。巴西的铁、智利的铜、牙买加的铝、古巴的镍均名列世界前茅。拉美还拥有8.8亿公顷森林、5.9亿公顷草场和牧场。这些数据表明,拉美在经贸关系上具有补充中国之短缺的巨大潜力,对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及现实意义。
其二,政治利益。目前中国与拉美主要国家均面临着共同的战略任务,即促进本国经济持续增长,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争取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双方为促进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均需要创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在推进世界格局多极化、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参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牵制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垄断企图方面,有着广阔的磋商、协调与合作的空间,其中包括加强联合国等国际多边机构的作用、改革安理会、新一轮世贸谈判中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等重大国际问题。尤其从拉美的综合实力、发展势头及潜力来看,整个拉美大陆有可能成为以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地区大国为核心的新的“增长极”,在全球多极化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着眼于长远的利益考虑,中国需要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与拉美国家的关系。
其三,外交利益。对于中国而言,发展与所有拉美国家的外交关系,对于遏制“台独”势力、维护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实现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在拉美的外交呈南美广阔、加勒比居中、中美洲空白的不平衡状态。陈水扁当局自2000年上台后明显加大对拉美“固邦护盘”的力度,并伺机图谋与中国大陆建交国发展实质性关系,以牵制大陆外交资源。如何实现与拉美非建交国的关系正常化,粉碎台湾当局在拉美实施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是中国在拉美面临的重要外交任务。
(二)拉美发展对华关系的战略考量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大国地位的凸现和经济潜力的展示,奉行“务实外交”的拉美国家对中国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拉美国家正处于步出经济低迷、努力实现恢复经济增长阶段,非常需要拓展出口市场和实行贸易多元化来重振经济。巴西总统卢拉明确表示要“发现中国的价值”,(注:Agencia EFE,30 de abril,2003.)就反映了拉美国家普遍希望加强与华关系的心声。
其一,政治考量。看重中国的大国地位是拉美对华政策的第一支柱。拉美国家认识到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代表,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捍卫发展中国家权益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拉美各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维护本地区权益方面需要争得作为常任理事国——中国的支持。拉美主要国家首脑纷纷在不同场合强调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审视和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正如巴西总统所言:“巴西新的对外政策将把中国视为一个重要合作伙伴。”(注:Susana Manghi,"Negocio Chinos de Brasil",Clarín,Argentina,11 de mayo,2003.)一些国家就与中国建立跨世纪长远、稳定、互利的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了共识。积极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巴西和墨西哥更是希望获得中国的支持。
其二,经贸需求。加强与中国的经贸联系成为拉美国家对华政策越来越重要的支柱。近年来,拉美国家纷纷进行经济改革,大力拓展全方位的经贸关系,以改变在经济上过度依赖美国的局面。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取得的成就,以及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对拉美国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特别是中国“入世”后带来巨大商机,不少拉美国家纷纷调整外贸政策,提出“面向亚太地区”战略。墨西哥学界明确提出“对亚太地区的新观念”,认为“对亚太地区应有一个对双边政治、经贸、文化领域持续合作和多边参与的系统战略”。(注:Eduardo Roldón,"El'Nuevo Entendimiento' de México con el Pacín Asiatico", Estudios de Asia y Africa,Vol.XXXI,enero-abril,1996,El Colegio deMexico,p.193.)智利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亚太地区已成为拉美国家使其对外关系多样化的一个潜在的手段。”(注:Instituto d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s de la Universidad de Chile,Estudios Internacionales,enero-ju-nio,1998,p.5.)事实上,中国已成为拉美一些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与出口市场,如中国已是智利第二大贸易伙伴、巴西第四大出口国。
其三,战略需求。拉美国家作为发展中世界的成员,有反对世界单极政治格局、主张独立自主的明确要求。面对大国干预内政和国内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拉美国家需要争取国家发展和国际平等地位的外部支点。一些拉美国家对世界形势和格局有着战略性观察,认为当今世界需要各国加强合作,解决人类面临的和平与发展问题,主张国际关系多极化与民主化,高度重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作用,认为与中国没有政治上的利害冲突和历史积怨,反而与中国“独立自主、和平相处的外交政策”以及世界多极化的主张,有着最大的共同之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阿根廷等拉美主要国家近年来自主观念和大国意识不断增强,期望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合作。墨西哥总统福克斯明确表示,“墨中是合作伙伴,不是竞争对手”,“两国关系面临独特、战略性的良好机遇”。(注:"El Presidente Fox Se Reunió con el Primer Ministro de China",Wen Jiabao.http://www.presidencia.gob.mx)因此,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全球治理民主化成为中拉双方的共同战略追求,也为双方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作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三)进一步推进中拉关系的有利条件
首先,政治共识是中拉关系发展的基础和保证。中国和拉美国家都希望有稳定的国内社会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都有要求加强经济技术合作的愿望;都要求维护独立与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与经济新秩序。相同的处境、共同的利益和使命,是中拉进一步加强交往与合作的坚实政治基础。双方可以在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促进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体制的改革,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争取平等发展的权利,解决发展中国家资金匮乏、债务沉重、金融脆弱和技术落后等问题上,进行沟通与协调,彼此借重,相互支持,共同谋求发展中国家的自主独立与平等发展。
其次,经贸基础与发展潜能是中拉关系深入发展的重要推力。(1)中国与拉美均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且各自的比较优势不尽相同,因此中拉经贸关系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扩大经贸合作的潜力很大。(2)双方均处在大力发展经济与改革创新的阶段,随着双方经济的发展,中国进口拉美商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中国出口拉美的商品也越来越多,双方到国外投资的能力也将不断增强。双方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为进一步加强中拉经贸合作提供了可能。(3)通过几十年的交往与接触,中拉双方对彼此的市场需求、消费心理和习惯、经济贸易政策和法规等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这为双方经贸合作的扩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商品物美价廉,技术档次比较适合拉美需要。拉美出口的大宗商品,多数符合中国所需。(4)尽管中拉经贸关系中出现过摩擦和困难,但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双方都按世贸组织多边贸易规则行事,进一步开放市场,上述障碍与困难逐步得到克服。
最后,中国与拉美未建交国的发展基础进一步扩大。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一些未与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逐渐增加对中国的关注,国内希望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力量在上升,各派政治力量在对华政策上斗争加剧。随着中美洲、加勒比国家政治民主化深入,台“邦交国”国内在对台政策上出现了更加强烈的不同的声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南美洲国家媒体纷纷估算能向中国出售多少咖啡和香蕉,并称“不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建立政治关系将严重影响贸易关系以及国家的发展”(注:"Alianza con Taiwán",La Nación,Paraguay,13de Febrero,2004.)。同时,中国与未建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和民间往来不断增多,为促进未来双方关系正常化、扩大中拉关系基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中拉关系深入推进面临的挑战
尽管中拉关系90年代以来获得了全面的发展,但中拉关系的深入推进仍面临一些困难与挑战。
其一,中拉相互间的了解与理解亟待加强。由于中拉相距遥远,直航十分困难,需借第三地“中转”,客观上增加了双方贸易、旅游、文化交流的成本,严重影响了双方交往的意愿与机会。同时,中拉在语言、信仰、传统习俗、价值理念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双方对问题的看法与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加上双方对彼此的研究投入不够,中国缺乏熟悉拉美地情、国情的“拉美通”,而拉美也缺乏对中国了如指掌的“中国通”。相互了解的不足,明显制约了中拉关系的深入发展。由于双方民间交往较少,直接交往的平台有限,信息交流的渠道不多,彼此落地的电视、报刊“辐射力”不大,造成相互间了解不深,心理认知有较大偏差。受有些西方媒体的片面、恶意报道的影响,拉美国家某些社会阶层在某些问题(如双边贸易逆差、争夺外国投资、争夺美国市场以及人权、政治制度等)上出现对中国的误解,不少拉美国家仍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所谓“中国经济威胁论”在一些国家的政界、学术界、企业界甚至劳工阶层有一定影响。
其二,中拉经贸关系明显滞后于政治关系。相对于90年代以来中拉政治关系不断升温而言,中拉贸易尽管逐年增长,但仍处于低水平状态,占各自外贸总额的比重不大,长期在3%左右徘徊。2003年中拉贸易额达到268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8512亿美元的3.1%,占拉美外贸总额8147亿美元的3.2%。同时,双方贸易额与各自庞大的经济规模也不相称。2003年中国GDP超过1万亿美元,拉美GDP近1.7万亿美元,双方的贸易额对各自GDP的贡献微不足道。此外,双方相互投资额相当有限,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发展相对缓慢,也制约了双方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提升。
其三,中拉经贸竞争性有所加剧。尽管中拉在经贸上存在着较大的互补性,但90年代以来在中拉贸易“蛋糕”不断做大的同时,中国与拉美一些国家的贸易失衡也开始凸显,在某些经济领域(如:纺织、服装、鞋类、机电、玩具与化工等)出现不同程度的竞争,特别是在拓展对美国市场和投资领域,竞争尤为激烈,导致双方贸易摩擦与纠纷不断,拉美成为世界上对华反倾销最激烈的地区之一。9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相继对中国部分商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或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使中国遭受反倾销制裁的商品种类高达4500多种,征收的反倾销税高达500%甚至1800%,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反倾销税率之高,实属罕见。中拉贸易摩擦的增多和纠纷不断,无疑给双方关系的良性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其四,台湾问题成为掣肘中国与拉美所有国家发展关系的重要因素。对于拉美13个“邦交国”,台当局通过“银弹外交”、“元首外交”、“典礼外交”和“过境外交”,不断进行“固邦护盘”,公然挑衅“一个中国”原则,同时想方设法对中国大陆建交国进行渗透与拉拢,企图在拉美“拓展国际生存空间”,阻挠祖国统一大业,破坏两岸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中拉关系中的台湾因素严重妨碍了中国发展与所有拉美国家的关系。中国政府和人民期望拉美的台“邦交国”领导人,以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勇气,作出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决策,并相信这种友好关系的发展,将符合双方国家和人民的长远根本利益。
其五,即将启动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对中拉关系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2006年1月1日美洲自由贸易区拟将启动,这一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的建立极可能带来“贸易转移效应”。西半球统一大市场将实施产地原则、共同对外关税、反倾销等保护措施,可能对第三国贸易产生机制上的排斥。中国虽已是世贸成员国,但由于自贸区内成员国间的优惠远高于世贸框架内的安排,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关系将经受相当大的考验,中国与一些拉美国家对美国市场、国际资本的竞争也可能更趋尖锐。中拉双方均应深入研究这一因全球化和区域化不断推进所产生的新问题,及时找出互利、双赢的应对之道。
四、加强与拉美关系的具体建议
展望未来20年,中国的发展面临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在处理好与大国关系的同时,还需要实现对外关系与对外经贸合作的多元化,因此,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推进南南合作,不仅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在,也是保证中国新世纪崛起不可缺少的环节。中拉关系的深入推进与全面发展既面临挑战,也充满机遇。中国应高瞻远瞩,抓住机遇,将对拉美关系置于对外关系总格局中更加重要的地位,努力落实“增强互信、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谋发展”(注:“温家宝总理与福克斯总统会谈”,《光明日报》,2003年12月14日。)的方针,推动中拉关系更上新台阶以建立中拉长期、稳定、平等、双赢的全面友好合作关系。
第一,全面审视与评估中拉关系,制定对拉美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建议成立由多个部委组成的对拉美工作协调小组,对中拉关系的现状与前景进行深入的调查与总体的评估,进而制定一个对拉美工作的中期战略发展规划。该规划应以全力推进中拉合作伙伴关系的全面发展为宗旨,建立有效协调与配置对拉美外交资源的跨部门机构,统筹安排,突出重点,加强对拉美的政策宣示,政府定期发表对拉美政策白皮书,以昭示国家对拉美地区的重视与推动双边关系的深入,引导中拉关系的发展。
第二,建立有效的政治磋商、沟通与合作机制,推动政治关系稳健发展。在保持高层互访的频密度的同时,可考虑开通与拉美主要国家的首脑热线,遇到重大国际和双边问题时,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密切与里约集团的磋商、合作机制,建立中国—里约集团峰会制度,促进高层交流与沟通;建立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中派驻代表的磋商制度,增加双方先期沟通、相互呼应、共同倡议行动;在双方各自关切的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如中国方面在台湾、藏独、疆独、人权、香港、法轮功等问题上,拉美方面在人权、扫毒、移民、与大国贸易及反对强权干涉内政等问题上,双方建立起对话、沟通与磋商制度,争取达成一揽子相互支持谅解。
第三,制定并推行以投资带动经贸关系全面发展的战略。针对中拉经贸关系总体上的低水平问题,考虑到中拉双方对外部投资的需求和经济发展的前景,中国应当在贸易、投资、合作三者之间坚持以投资带动经贸关系全面发展的方针,鼓励和组织有竞争能力、有拳头产品的大中企业赴拉美投资。在投资管理机制上,可成立一个类似“中国—拉丁美洲工商协会”的机构来协调中国企业对拉美的投资与贸易,并向从事对拉美经济贸易的公司和企业,包括在华投资和经营的拉美公司提供高效、迅速、周到、质优的服务,扎扎实实地落实市场多元化、企业“走出去”战略。在投资资金上,可考虑设立“中国—拉美经济贸易基金”,支持对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银行、保险、再保险等金融部门也应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在投资对象上,可选择政局稳定、投资环境较好、与中国关系友好、双方有相当经贸合作基础的国家为重点。在投资领域上,可选择以能源、矿产、农用土地、森林、牧场、渔业等资源开发为重点,同时加强对在设备和技术上有较强优势的轻工、纺织、家用电器以及服装加工等领域的投资。在投资方式上,鼓励采用中拉企业合资、合作的投资方式,尤其重点鼓励、引导和支持国内大型国有和民营企业集团进入拉美,采取以一个企业集团带动对一个国家的投资合作,及带动一批项目的操作模式。在贸易领域上,可考虑给拉美的能源、谷物、渔业产品、矿产品等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优惠条件;由双方金融部门增加贸易信贷和担保,加强产品宣传、商情交流、信息沟通、售后服务,尽力增加直接贸易,减少间接贸易,切实推进双边贸易的发展。我们相信,只要措施得当,在3-5年内,中拉年贸易额提高到800-1000亿美元,即占各自外贸总额的6-8%,是完全可能的。
为因应美洲一体化挑战,需加快与拉美国家签署自贸协定的步伐。拉美国家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实行开放的经贸体系。目前拉美地区约有各种类型的自贸区和出口加工区140多个,并与美国及欧洲和亚洲的不少国家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智利和巴西等拉美国家已多次表达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意愿。中国应利用这一机遇,积极地有序地与拉美几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展开签署自贸协定的谈判,还可争取与南共市、安第斯共同体、加勒比共同体等区域集团,以及与相关国家进行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以加强中拉经贸合作的深入与互利双赢,最大限度地缓和未来美洲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对中国贸易的冲击。
此外,力争签定旅游目的地国协定,重点与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加勒比沿海国家等达成旅游协定,并开辟飞机直航南北两线(巴西、阿根廷、安第斯国家为南线,古巴、墨西哥和中美洲为北线),促进旅游规模效应,既促进双方经贸合作,也增进双方交流与了解。
第四,积极培养了解彼此的人才,奠定长期友好关系的社会基础。加速中拉关系的发展还要有积极的人才战略作保证,目前中国方面熟悉拉美的“拉美通”缺乏,拉美学术研究后继乏人。中国应当重视和加强对熟悉拉美政情、国情的人材培养,包括外语、经贸、文化、学术以及经营和项目运作等方面的人材。加强与拉美有关国家的学术、文化交流。政府可加强与拉美国家的留学生和学者交换计划,增加政府对国内拉美人材培养的投入。同时,还应高度重视培养拉美国家熟悉中国的“中国通”,制定吸引拉美留学生计划,培养促进中拉友好关系的雄厚人力资源。
第五,成立“中拉论坛”,带动中拉关系全面发展。针对中拉关系相关各方缺乏有效协调与沟通,建议成立由双方政府、企业界、学术界三方组成的“中拉论坛”,每年或每两年举行一次定期对话与交流,就重大国际问题、双边政治、经济合作、改革和经济发展经验等问题进行研讨,制定出中拉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并制定相关的具体行动计划,以实现“论坛搭台、政府引导,企业唱戏,全方位交流”的目标,包括推进与未建交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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