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中国女子职业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职业教育论文,中国女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职业教育思潮是由清末的实利主义教育思想演变而来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兴起了学习西艺运动，开始在学校中实施职业教育。1866年6月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在福州马尾设置船政局， 并附设船政学堂。1867年1月，福建船政学堂正式开学， 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海军制造学校。1874年江南制造局附设操炮学堂，1898年附设工艺学堂等，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职业学校，它是适应当时社会历史发展要求产生的，并得到了清政府的大力支持。除此之外，清末还有专门收养无业游民，教以简单工艺技能的机构，称之为工艺局，当时较有影响的有北京创办的首善工艺局、北洋工艺局和农工商部工艺局。戊戌变法之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实业学堂。1902年实业学堂进入学制，在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中被列为独立的实业教育系统。横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商船四类，纵分为高等、中等、初等三级，另设实业教员讲习所及艺徒学堂、实业补习普通学堂。民国后实业学堂改称实业学校，纵分两级，原中等、初等改为甲种、乙种实业学校；原高等实业学堂改为专门学校，另设实业补习学校和实业教员讲习所。到1917年，全国共有甲种实业学校112所，学生13519人；乙种实业学校344所， 学生15265人。（注：《教育大辞典》10，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128页）1922年新学制颁布后，甲、 乙两种实业学校改称为职业学校。至此，中国职业教育体系已渐趋完善。
但是，民国前，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中几乎是没有女子职业教育的。在中国，无论是传统的私塾、书院教育，还是新式的学校教育、职业教育，历来都是把女性排斥在外。中国的女子教育起步维艰，中国的女子职业教育更是如此。但是，历史的脚步是不可阻挡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大炮碾碎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美梦，也敲醒了亿万中国人奋发图强的决心，震撼着二百万深居闺中的妇女同胞。教会女学校客观上为中国近代女学的产生提供了样板，并消除了一定的社会心理障碍。中国广大的有识之士，如郑观应、陈炽、康有为、梁启超等纷纷发表文章，抨击封建的“三从四德”观念，倡议女学。自1897年始，经正女学、苏州兰陵女学、严氏女塾、上海务本女塾、上海爱国女学等中国人自己办的女子学校相继出现，中国大地上创办新式女子学校已成为一股热潮，势不可挡。清政府于1907年3月8日颁布《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作为对癸卯学制的补充。至此，癸卯学制虽然是被动却终于以国家法制的形式，局部地承认了女子教育的合法地位，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新式女子教育的发展。女子职业教育也产生于同样历史背景下，并逐渐成为近代女子教育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鉴于20世纪初中国女子解放尚处于最初级阶段，女子就业的范围极狭窄，所以本文把女子师范学校及其他女子专门学校均纳入广义的职业教育范畴。
二
中国近代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大致可以以民国元年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
民国前，女子职业教育的场所很少，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一是蚕桑学堂。上海女子蚕桑学堂于1905年，由史良才捐资创办（后改省立，迁苏州）。学校“以扩充女子职业，挽回我国利权为宗旨”，分为预科（2年）、本科（3年）及选科（1.5年），主要注重栽桑、 养蚕、制种、缫丝等专业课程的传授。除此之外，也教授国文、数学、博物、动物、植物、物理等基础课程及刺绣、编织等手工课程。招收15岁以上，35岁以下的健康女子入学学习，章程严明，管理严格，设施较齐全。同期类似的蚕桑学堂还有福建蚕桑女学堂，杭州蚕桑女学堂等。（注：朱有谳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294页、633页～637页、639页～645页、645 页～648页、666页）
二是手工传习所，主要教授手工编织、缝纫、刺绣等。如1904年绅士姚义门在上海创办速成女工师范传习所，采用速成教授法，教授绒线、针凿、织造、车造（即机器裁缝）等女工。“养成女子自立之资格，兼备女学堂之选”（《上海速成女工师范传习所改良简章》），分甲、乙、丙三班，甲班一年为期，乙班半年为期，丙班三个月为期。同期类似的学校还有杭州女工传习所（1905年）、杭州工艺女学堂（1905年）、四川女工师范讲习所（1906年）、京师三城女学传习所（中城、外城、内城）（1909年），上海爱国女学校也于1904年附设女子手工传习所。（注：朱有谳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294页、633页～637页、639页～645页、 645页～648页、666页）
三是女医学校。1904年李钟珏在上海公共租界赁房创办上海女子中西医学校（后改名为上海女子中西医学院）。“专重女科，使女子之病，皆由女医诊治，通悃而达病惰”（《上海女子中西医学院简章》）。招收14岁～23岁的健康女子，分正科（5年）、预科（6年）两种，延清名师教学。同时期类似的学校还有北京女医学堂（1904年）、北洋女医学堂（天津1906年）、杭州产科女学堂（1906年）等。（注：朱有谳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年4月版，第294页、633页～637页、639页～645页、645页～648页、666页）
四是保姆讲习所和女子师范学堂。保姆讲习所，也叫“保姆传习所”“保姆养成所”等，是清末民初培养幼儿教育师资的机构。1903年京师第一家养院设立保姆班；1904年湖北幼稚园内附设女子速成保育科；1905年天津严氏女塾附设保姆讲习所。（注：《教育大辞典》10，第129页）这些保姆讲习所为中国近代幼儿教育培养了最初的师资。
1907年，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及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至此，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终于取得了合理合法的地位，并在学制中占有一席之地。根据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师范学堂“以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并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补家计，有益家庭教育为宗旨”。“须限定每州县必设一所。”可由官方设立，亦许民间设立，修业年限一般为四年。主要课程有修身、教育、国文、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图画、家事、裁缝、手艺、音乐、体操等。招收毕业女子高等小学堂四年级，年满15岁以上者。（注：朱有谳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294页、633页～637页、639页～645页、 645页～648页、666页）这一时期较有名的师范学堂有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1906年）、南通女子师范学校（1906年）、浙江女子师范学堂（1907年）、湖南公立女子师范学堂（1911年）、京师女子师范学堂（1908年）等。
五是艺术类专门学校。如创立于1908年的中国女子体操学堂（上海），招收高小毕业生。课程有生理解剖、舞蹈、武术、语文、音乐等，以教日本舞蹈和中国武术闻名。（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册，第808页）同时期艺术类学校还有创立于1909 年的南京女子美术专修学校、上海女子高等艺术学校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规定国家主权在民，无论男女都有选举、被选举、创制、复决等权利；在守法、纳税、服役与财产继承等方面男女一律平等。上层建筑与国家政体的民主变革，为教育领域的男女平等提供了法制上的保证。1912年，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立即着手对清末封建专制主义教育进行改革，颁发教育通令，制定民国教育方针。1912年颁布实施《壬子学制》。1912年8月～1913年8月一年间又陆续公布了十几个学校令，这些法令，规程和《壬子学制》综合成为一个新的学制系统，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在《壬子癸丑学制》中，女子教育占了一定地位，设立了女子高等小学、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和女子实业学校，具有民主精神和男女平等受教育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女子教育包括女子职业教育都有了飞跃性的发展。
1913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尊孔复古”，抨击“男女平等”、“人格独立”的女子教育为好高鹜远之谈，要求女子教育应回复传统，以“养成贤妻良母主义”为女子教育之方针。后又是张勋复辟，北洋军阀混战，女子教育一度受阻。但在此段时间，女子职业教育却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袁世凯反对男女平权，却仍强调“女子教育注重师范及职业，并保持严肃之风纪。”
1917年4月，黄炎培等人在北京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 其主要目的是推广和改良职业教育，以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最终目标得以实现。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杂志，宣扬职业教育思想。并在上海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设立职业介绍所，使职业教育在本时期内形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现象。1917年10月，在杭州举行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三届年会上，决议在全国推行职业教育计划。1918年10月～11月，全国中学校长会议通过女子中学应设简易职业科并须扩充女子职业教育方案。1919年5月22 日教育部令各省女子中学校得设简易职业科。伴随新文化运动的浪潮，“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呼声越来越高，女子教育再次出现新的热潮。根据中华教育改进社调查：1923年全国甲种实业学校学生总数为20360人，其中男生18908人，女生1452人，女生占总数的7.13%；全国师范学校学生总数38277人， 其中男生31553人，女生6724人，女生占总数的17.57%。（注：陈启天《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第287、379页，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6 月版）1925～1926年度，女子在全国中等以上学校中就学、任职以及男女百分比如下图：（注：《教育杂志》19卷10号）
教职员 学生
学校种类 男
女总数
男女 总数
大学及专门学校 91.11 3.89 100 95.05
4.95100
师范学校91.15 8.85 100 78.14 21.86100
师范讲习科及专修科 93.68 6.32 100 88.77 11.23100
中学校 94.95 5.05 100 93.88
6.12100
实业及职业学校 90.16 9.84 100 81.24 18.76100
总数94.33 5.67 100 90.76
9.24100
民国前出现的几类女子职业教育学校在民国后大都得到保留并有所发展。女子手工传习所被女子职业学校和职业补习学校取代。民国后规模较大、较有影响的职业学校有以下几所：山东省立女子职业学校、浙江私立甲种女子职业学校、云南省会公立女子职业学校、松江松筠女校、江苏私立女子职业中学、北京女子职业学校及安徽女子职业学校等。保姆讲习所渐渐演变为幼稚师范科（院、校），并在全国各省推广普及开来，幼稚教育和幼稚师范教育发展迅速。女子师范学堂改为女子师范学校、并出现了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如，京师女子师范学堂1919年改办高等师范，改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为国内女子最高教育机构（教会大学除外）。到1920年，北京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大学的前身）冲破女禁，开始招收女生。据中华教育改进社调查：1922年，除教会学校外，全国高等学校女生已达665人， （注：舒新城《中国新教育概况》第162页）1925年增加到972人，1928年达到1835人。（注：钱卓开《女子教育》第22页，见《中华民国教育志》（二））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女子进入高等职业教育的领域有所扩大，女子职业教育的层次也在不断提高，这当然也为女子就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其他的专门学校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如1908年创设的上海中国女子体操学堂，1913年改名为中国女子体操学校，“五四”运动时成立女学生会革命军，在当时颇有影响，后更名为中国女子体育师范学校。1922年陆礼华又在上海创办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1912年11月成立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于1920年1月改名为上海美术学校，招收女生。 北京美术专门学校（1918年设立）于1927年并入北京大学，分男子部、女子部。其他的艺术类院校如音乐专科学校、戏剧专科学校等也都向女性敞开了大门。
民国后，女子职业教育还出现了一些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学校。如1912年2月成立的上海女子法政学校， 曾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大力支持。 1921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以上海女界联合会名义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专门培养女子革命干部。丁玲、王剑虹、王一知、钱汉英等都是这里的进步学生。
还需要特别一提的是教会系统的女子职业教育，它在清末民初的女子教育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不容忽视。
教会女学在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方面功不可没。在接受教会初等教育之后，一部分女性升入更高一级的学校或出国深造，另一部分女性接受教会系统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在初期对女性实施职业教育方面具有第一位影响的首推女子师范学校。仅以基督教系统的师范学校为例，到1920年代已发展到如下规模：（注：《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年）（下），第915、879页）
大学教育科11(男)2(女)
高师64
师范6
11
中学师范科 7
14
初级师范 126
53(所)
第二类面向女性的专门学校是医专和护校。1879年第一批女生进入广州的一家教会医院，揭开了女性向医务领域的职业进军的序幕。因为教会医院的分布只能限于沿海地区主要的条约口岸，所以医专和护校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沿海大城市。到1921年，教会系统面向女性招生的医专有5所，私立4所，属于官办的4所。 （注：罗苏文著《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79页）民初教会大学设置的护士专科有3年或4年制。较有名的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齐鲁大学均设过护士专科。据1920年初的一项统计，基督教系统有女教师3069人，女医生55人，毕业护士459人，肄业护士1707人。 （注：《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年）（下），第891 页）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女子留学生金雅妹（1885年毕业于纽约医院附设的女子医科大学）、柯金英（1894年毕业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康爱德、石美玉（两人均于1892年赴美，入密西根大学学习）4 人都是通过传教士的帮助出洋留学，所选专业均是医科。（注：许宁《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见《中国留学史萃》，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她们归国后都以行医为业，或接管教会医院，或自创医院、护校，致力于祖国的医药卫生事业，成为留学界的一代楷模。
第三类教会面向女性的职业培训为神道人员，包括传教士助手和女布道员。女布道员有短期非正式培训，也有长达四年的正式训练，课程包括圣经、教会历史、神学等。在1906年前，基督教系统在华设立68所神学院和训练学校，共有772名男神学生，543名女神学生。（注：罗苏文著《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65页）在培训结束后，一般被分配担任教会学校教员或布道员。
三
谈到中国近代女子职业教育的兴起，不能不谈到近代艰难又顽强地发展的女子教育。女子职业教育起步虽晚，都仍构成女子教育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世纪初，对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起推进作用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方文化的传播。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纷纷进入中国，传教、办学、办医院，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但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女学的萌发，为在一个“男尊女卑”观念深刻笼罩中的中国女性推开了一扇窗口，成为引领女性发现自我、选择新生活的起点。二是得益于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先驱的宣传。1891年宋恕在《变通篇·开化章第四》就主张“今宜取法日本，下教育令，民男女六岁～十三岁，皆须入学，不者罚其父母。”郑观应在《女教》中抨击女子缠足，并阐明其女子教育思想，建议“广筹经费、增设女塾，参仿西法，译以华文，仍将中国诸经列传训诫女子之书，别类分门，因材施教，而女红、纺织、书数各事继之。”甲午战争失败后，救亡图存、强国保家成为当务之急。在维新志士的呐喊中，女学不兴已是国家积弱的根源。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撰有《论女学》一文，抨击了“妇人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认定“欲强国必由女学”始。国人自办的女学也由此发展起来。三是得益于女学的发展。无论是教会女学，还是中国人自办的女学都为近代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女知识分子。这些女性受“男女平权”，思想的影响，绝不甘心被圈于家庭中，她们中的大多数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成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女性，这就为近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的女学生们提供了样板，成为无形的感召力量。四是得益于日益开化的政治、社会氛围。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为近代中国女子职业教育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孙中山先生一贯强调“共和之国，首重平权”，认为只有女子教育普及，“然后男女可望平权，女界平权，然后可成此共和民国。”（注：《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的演说》，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58页）之后，轰轰烈烈在全国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男女平等”、“社交公开”、“婚姻自由”、“男女同校”、“妇女解放”成为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普通崇尚。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陆续发表文章，倡议应使妇女解放与政治解放、思想解放、经济解放并行。女子职业教育也在这种政治热潮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
综观近代女子职业教育，既可以看到其历史性的进步与发展，又可以明显感到其中还有许多值得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无论是女子就学还是就业的人数与整个国家的二万万妇女相比，仍占极小的比例，而且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和各大中城市，绝大部分集中于文教卫生类和轻纺工业（劳工），而与科技类、政法类及理科专业偏离。这种新的失衡，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其合理的性别差异导致的社会分工，但在更大程度上却依然表现了男女受教育权的不平等和整个妇女解放的低水准。当然，要解决这些问题，已非单纯的女子教育力所能及。
中国的妇女解放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走着与西方妇女解放不同的道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曾在19世纪70年代末创作了《玩偶之家》（1879年），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妇女解放问题。同一时期的中华民族正处在鸦片战争失败后的屈辱中，中国的广大妇女仍处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下。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从家庭革命到社会革命。走出封建礼教家庭、寻求自由和个性解放是“五四”前期广大妇女的疾迫呼声。《玩偶之家》被介绍到中国已是1914年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潮流的推动下，易卜生被中国知识界精英视为启蒙先驱，“娜拉”也成为广大青年学生追求个性解放的偶像。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中发表演讲，题目为《娜拉走后怎样》。“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注：鲁迅《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27页）鲁迅认为， 如果一个妇女贸然离家出走，没有经济来源，没有钱，未受过教育，无以自求生存，那将是愚蠢的。如同小说《伤逝》中的子君的悲剧，不能自立的自主，不能带来幸福。对女人来说，难能可贵的是自然生存的勇气，但光有勇气是不够的，掌握谋生的技能，争取经济独立才是女性能否堂堂正正做人的首要条件。郭沫若在《娜拉的答案》一文中，也曾发表过类似的观点：“脱离了玩偶家庭的娜拉，究竟该往何处去？求得应有的学识与技能以谋生活的独立，在社会总解放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在社会的总解放中争取妇女应负的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牺牲——这些便是答案。”
中国妇女的解放，不仅需要有像秋瑾那样杰出的巾帼精英，更需要造就能自求生存的千千万万个普普通通的新女性。如何造就？接受单纯的普通学校教育还是不够的。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教育杂志》9卷1917年7月）中列举了清末学校“学生之毕业于学校而失业于社会比比”（注：朱有谳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294页、633页～637页、639 页～645页、645页～648页、666页）的社会现实状况，说明沟通教育与职业对个人生计、实业发达、国家前途都有莫大关系。教育的作用在于使受教育者“于己具有自立之能力，于人能为适宜之应付”。（注：朱有谳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294页、633页～637页、639页～645页、645页～ 648 页、666页）随着职业教育在民国后成为愈来愈重要的教育现象， 女子职业教育也成为越来越多女性敲开职业大门，争取独立的最好手段。当职业妇女成为近代中国新的社会群体并以其自身的力量影响社会发展时，女子职业教育的意义便得到了最好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