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西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主义理论论文,女性论文,现当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汉学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是随着战后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机构化而发展起来的。在那之后直到七十年代中的较长一段时期中，汉学界对中国文学（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的研究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年代分类和作者生涯研究，偏重简单的中国政治、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对同一时期出现的西方的新的批评理论停留在无动于衷的状态中，对女性主义理论甚至还有很大的抵制。然而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由于学术领域之间的互相影响，女性主义的观点和理论也逐渐影响到汉学界的文学研究领域中。到了八十年代，这一影响逐渐形成一股不可低估的研究流派冲击着传统的汉学界。
本文旨在概述和简评以美国为重点的西方学术领域中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和现状。
一、概况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Western Feminist Theories)随着六十年代西方女权、人权运动的发生而发展起来。在学术界作为新兴的、强有力的理论力量从新的角度向传统的、男性中心(male centered)的学术观点和方法挑战。然而一直到八十年代初，多数美国和西欧的用女性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妇女问题的论著大都集中在史学、社会学、或人类学领域里。①从性别角度(gendered perspective)出发对中国（古典和）现当代文学进行研究的还不多。除了梅仪慈(Yi-tsi Mei Feuerwerker)的讨论丁玲的专著外，②这样的文章偶尔散见在一些论说文集或诸如《标志》(Signs)这样的女性主义理论杂志中。③
从女性主义理论的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真正开始比较活跃地出现在北美的学术界可以说是在八十年代下半期，到了八十年代末及九十年代初则越来越活跃。在美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类大型学术会议上出现了从性别角度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讨论会，在各类学术杂志中出现了不少类似的学术文章，专题的论著和论文集也相继出现。
专题的论著除梅仪慈的《丁玲的小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和叙述》以外，还有周蕾(Rey Chow)1991年出版的《女人与中国现代性》。④相对而言，论文集的数量比较多，集中了大量的有质量的从性别角度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章。这些论文集有：麦克·杜克(Michael S.Duke)编的《现代中国女作家评论》，安琪拉·蓉·帕兰德亚(Angela Jung Palandri)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吕彤邻(Tonglin Lu)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中的性别和性的问题》，塔妮·芭萝(Tani Barlow)编的《现代中国的性别政治：写作与女性主义》。⑤与此同时，一些新近出版的论学科的(interdisciplinary)关于中国现当代政治、文化和文学的论文集也收集了不少从性别角度讨论文学的文章。这些论文集有：塔妮·芭萝编的另一论文集《中国的人体、主体和权力》，爱伦·威德莫(Ellen Widmer)和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合编的《从五四到六四：二十世纪中国的小说和电影》，以及贺萧(Gail Hershatter)等四人编的《女人、文化、中国》。⑥剩下的便是散见在北美各类学术刊物中的文章，在此就不一一例举。
撰写此类文章的学者中，除了不少是研究中国妇女的非华人学者外，大多数是目前活跃在北美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的来自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女学者。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这些学者的研究不再只限于对女作家的研究。她们运用“社会性别”(gender)以及其它有关的观点阅读和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如：社会性别和父权制度(patriarchy)的概念，女性角色(female roles)与父权制度的关系，中国现代妇女地位的转变以及尚存的问题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作为作家和评论家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妇女、女性问题和性别问题(gender issues)的关系，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男性中心的意识倾向，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中国妇女和性别问题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观念都被用于研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然而，必须首先清楚地指出的是：这些学术研究和讨论是在西方尤其是北美的特定的理论发展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简单说来，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是这样的：在八十年代中，在西方文学和批评理论以及女性主义理论不断发展，并在很多社会和人文学科领域中产生巨大影响的时候，它们受到了新的挑战。在学术界中，出现了由一些常住西方的、非白人的(nonwhite)、第三世界的(Third World)、或者其它少数民族的(other ethnic groups)学者或批评者发起了对西方理论中包括女性主义理论中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倾向的批判和对西方文化霸权(western hegemony)的挑战。他们的批评观点后来被称为后殖民话语(post-colonial discourse)，有时也被称为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⑦受这一话语或理论的影响，不少上面提到的学者们也开始反省和批评西方理论，尤其是女性主义理论与中国政治、文化和文学的关系。他们的反省意识也就成了目前北美学术界中从性别角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特性。
这一历史特性(historical specificity)也进一步决定了本文所要概述的主要论点的内涵和其想象中的读者(imagined reader)——其他的在西方的研究中国和中国妇女的、研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后殖民理论的学者—以及论点的作者们无法避免的与这些理论发展进行对话(dialogue)的性质和倾向。⑧
总的说来，近年来北美从性别角度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出现有两个历史原因：(1)北美汉学界中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抵制；(2)西方女性主义受到“第三世界”女性学者的挑战。这两个并存而又不同的历史原因决定了北美女性主义理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两大特点：既为了打开传统的研究视角，又试图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提出挑战。
以下，本文将对此作两方面的概述和简评：首先是主要的论述与观点；其次是问题的进一步提出。
二、主要的论述与观点
前面已经提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变化并不是孤立地形成的。它的发展不但有其历史的背景，而且也受到其它理论的影响，同时又对其它理论提出挑战，与之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具体说来，就是在与各类西方批评理论（诸如解构理论[deconstruction]，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西方各类马克思主义等）的互相影响下，女性主义理论发展不断趋于多元化。由于性别问题同种族(race)，族群(ethnic groups)，⑨阶级(class)，文化特性(cultural specificity)等问题有着不可分割和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同时也受到各类女性主义者和女性批评者的重新检查和批评。
从性别角度出发，多元化、多重角度也是目前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特点。性别角度突出对女作家的研究，但不局限于此。它同时也研究男作家笔下的男女人物，女作家笔下的男女人物，作家本身的性别主体位置(gendered subjectpositions)与他／她们笔下人物的关系，以及对作家的叙述话语(narrative discourse)，叙述方式(narrative style)，叙述话音(narrative voice)等从性别的角度去讨论，从而使之性别化(engendered)。这一多元化、多层次的特点，使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能与其它研究中国的学科领域以及西方批评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展开对话。
周蕾的《女人与中国现代性》
《女人与中国现代性》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这类对话在中国研究领域中的产生。周蕾以中国五四前后的包括鸳鸯蝴蝶派在内的文学作品为文本(text)，从性别角度讨论“东西方阅读中的政治内涵”(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不但对北美汉学界进行批评和挑战，而且也作为第一位在西方的、非白人但又“西方化”了的中国女性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现状进行对话。⑩
在前言中，周蕾首先强调此书不是一个简单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概述，而是对有关中国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和现代性(modernity)问题的思考。从自己的有中西兼有的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出发，她指出此书的双重任务(double task)：(1)批评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criticizing the hegemonic status of Western theoretical thinking)，(2)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传统研究方法)criticizing the entrenched ways of interpretation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literature)，(11)在书中的四个章节中，她分别讨论(1)看待现代中国关于如何建立族群观众的理论；(2)鸳鸯蝴蝶派：一次通俗阅读的尝试；(3)存在于女性细节中的现代性和叙述(narration)；(4)给予爱的女人：自虐、幻想、和对母亲的理想化。(12)
在第一章节中，周蕾比较集中地讨论理论问题。她从勃特鲁奇(Bertolucci)的《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切入，对西方人如何表现(represent)中国历史和文化提出质疑。她大量运用西方女性主义（尤其是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中的概念，从性别角度讨论有关中国现代性的问题。同时她也批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局限性以及有些西方女性批评者（诸如朱丽叶·克利斯娣娃[Julia Kristeva]）有关中国妇女的议论。(13)指出克利斯娣娃对中国妇女的极表面化的认识，不但局限于其西方女性的主观意识，而且如果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的话，反而帮着巩固西方的霸权地位。因为既便是出于“善意”，有些西方女性主义者在表现中国妇女的同时将中国妇女“他者化”(othered)。从而恰恰否定了中国妇女本身的主体性和自身的复杂性。
在批判地运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有关概念的前提下，周蕾将阅读五四前后作家作品的视角放在文学历史(literary history)、叙述结构(narrative structure)、和带有情感色彩的接受(emotional reception)这些焦点上，讨论民族特色，大众文化中的传统散化(fragmentation of the tradition)问题，以性(sexuality)、感伤(sentimentality)与阅读、叙述之间的关系等这些相应有关的现代性问题。通过这样的阅读，她在把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带出简单的“反映作用”(reflection function)的局限上作了一次成功的尝试。(14)
但是，应该同时指出的是，作为她的第一次尝试，《女人与中国现代性》过去限于西方的形而上的语境中(metalanguage)，而这种语境本身就是西方霸权的一个主要部分。尽管作者在前言中已表示对此有意识，但是“西方化”并不一定等同于限于西方的形而上的语境中。
由于篇幅有限无法展开，本文的描述并不足以清楚地传达这本书的要义。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中的性别和性的问题》
一九九一年三月，爱荷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owa)召开了一次题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中的性别和性的问题”的专题讨论会。这次会议集中了来自美国各地和加拿大的学者和研究生，是一次不多见的从性别角度出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专题讨论会。会上发表的大多数论文由吕彤邻编辑以该讨论会的会名为题出版。这一论文集中一半左右的供稿者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女学者。不少供稿者从性别角度出发，在阅读部分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
在她写的前言里，吕彤邻提出了一个颇为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许多“文革”以后的文学作品和评论里，在反抗主流意识形态、反对性压迫(sexual repression)的同时有着明显的“厌女”(musogyny)现象？她指出这是因为八十年代的中国（男性）作家和知识分子将中国的妇女解放同极左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束缚混淆在一起。出版这一论文集的目的在于思考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妇女和性别问题，以及它们在文学和文化中的表现。具体说来就是：(1)重温二十世纪早期，尤其是五四时期，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对性别问题的思考，考察当时的男作家是如何表现妇女问题的；(2)讨论社会主义与社会性别的关系问题：如果说社会主义中国的“妇女解放”使妇女就业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变成必然的话，这一妇女的，“参加”(participation)带来了什么样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心理上的后果？(3)讨论文革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社会性别和性(gender and sexuality)之间的关系；(4)充分认识评论者本身的历史局限，即所有的供稿者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如何使她们的话话在讨论中国妇女时不至于成为“剥削利用”(exploitate)中国妇女的话语系统。
由于该论文集中不少文章涉及到一些新观点和与之有关的其它讨论，有必要详述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
该文集中不少论文讨论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和男性形象。余民宝（音）(Yue Ming-bao)的文章对五四时期男作家对女性的同情大胆地提出质疑，提出应重新思考这类同情的话语基础，考虑这类同情是否真正改变妇女最终仍受歧视的地位。(15)余对三位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进行了讨论，用叙述理论、(narrative theory)将这些女性形象同叙述者(narrator)联系起来，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新的思考，指出由于性别和阶级地位的不同，前者（女性）仍处于只能由后者来表现的无声(silent)的境地中，等待后者的“拯救”。余的这一观点向拯救妇女的思维方式提出质疑，指出“拯救”并不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的地位。
八十年代的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五四时期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同性的成分尚有，但大多数已由于时代的变迁、男女社会地位的变化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和妇女政策等一系列错综交叉的原因而变得更为复杂。朱玲(Zhu Ling)和玛丽—克莱尔·赫特(Marie-Claire Huot)讨论莫言和刘桓的文章，都从性别角度探讨了当今中国男作家的男性主体意识是如何无意识地通过他们笔下的男女人物而表现出来的。(16)这些男作家从批判极左的意识形态及其所造成的后果出发，力图表现“人性”的问题。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无论是描写“人性”的泯灭、沉沦、压抑、或扭曲，还是对“人性”的颂扬和赞美，都集中在对“性”(sexuality)的探讨上。这一共性体现了人们在文革以后的一种觉醒，一种要求对“人性”进行重新思考的觉醒，一种对近于清教徒式的性压抑的反动。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觉醒，八十年代的中国男（女）作家自觉和不自觉地将注意力转移到过去的“禁区”中去：爱情、性爱、婚姻、男女之间的关系、男女性别角色的冲突等等。
朱玲、赫特、和其他评论者在认可这一政治历史的背景的同时，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男作家作品中的反抗的、政治的因素是否可以消解(disolve)同时反映出来的性别问题？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性别意识问题？朱玲的文章对莫言笔下的（《红高粱家族》）女性人物提出讨论，提出在颂扬中国农民的“人性”从而对现实提出尖锐批判的同时，作者笔下的妇女仍没有逃脱出女性的传统作用，她们的存在旨在烘托男主人公的“真正的男子汉”的形象(image)，即所谓使男人成其为男人的作用，而不在于表现她们自身的解放和个性意识的形成。这些作家笔下再“无拘无束”的女性也逃不出心甘情愿为男人献身的传统女性形象。
女性主义和女作家
总的来说北美对中国现当代女作家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五四时期的丁玲、萧红、张爱玲、以及八十年代上半期出现的张洁、张辛欣、王安忆、和稍后的残雪。这类文章不仅上述论文集有所收集，在塔妮·芭萝编的论文集和贺萧等四人合编的论文集中均为可见。与不少其他女学者在各类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观点和见解一起，对中国现当代女作家进行研究。在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变化和发展的对话过程中出现了角度不同、观点不同的特点。
概括起来可以这么说：中国现当代（尤其是当代）女作家的作品本身反映了认识中国妇女状况的复杂性。以对当代文学的讨论为例。一方面政府的妇女政策带来了妇女地位的变化，城乡妇女在不同程度上走入社会成为一股重要的劳动大军。不少妇女进入了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以及其它各个领域。与过去相比，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无疑是史无前例的。另一方面，文革以后的经济改革的迅猛发展使中国妇女面临着新的挑战。男女不平等，性别歧视的现象增多，使文革以后出现的对性别角色的重新思考变得更为复杂。在文学领域里，许多女作家在不同程度上有意识无意识地从女性角度探讨中国女性在当代中国的生活经历和体验——知识妇女、女工人、女知青、女干部、农村妇女等在不同生活环境中的境遇和感受，以及她们的个体意识的觉醒。作品中反映出女作家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思，同时也反映出她们对女性的性别角色、情爱问题、男性与女性在各个层次上的关系问题的关注。
研究当代中国女作家的作品的一个焦点是中国女作家的立场问题。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角度出发的评论者在研究现代中国女作家时都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女作家对被称为“女性主义者”感到反感，(17)有的甚至对被称作“女”作家也表示不满，并声称不愿做或被视为“女强人”；一方面强调自己是“女人”，另一方面又坚持自己是“作家”而不是作为“女”作家从事写作；一方面强调自己是女性，另一方面又极力想淡化女性的一面。前者强调“女人要像女人”，后者认为好作家应不分男女。由于当今西方文学理论、女性主义理论，以及其它文化研究理论的发展与变化的特殊环境，中国女作家的这一矛盾的立场也就成了此地不少研究者从性别角度研究中国现当代女作家的一个焦点。
研究者们对中国女作家的这一立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积极地肯定中国女作家的这一立场，并从肯定这一立场出发来批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以及与其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究竟如何定义“父权社会”(patriarchal society)或“父权制度”？什么叫做“女性”？它与“妇女”或“女人”有没有不同的含义？等等。另一种态度则是中国女作家的这一观点既肯定又提出异议。这两种不同观点之间的交流也是本文开头提到的用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它们的出现提出了不少有意义的理论问题。下一部分将对此做进一步阐述。
三、问题的进一步提出
当今在西方人文、社会学科风行的对西方霸权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思潮聚集的产物。正如周蕾所指出的，它使“对西方的批判不但成为可能的而且成为必要的。”(18)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的发表导致了后殖民话语的形成。(19)在批判西方霸权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出现诸如“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这样的观点，以强调其它族群和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difference)和“特殊性”(specificity)。就是在这一语境中产生了如何认识“中国妇女”的讨论，在文学批评领域里也就产生了如何评价当代中国女作家对“女性主义”避而远之这一态度的分歧和争论。
积极肯定当代女作家的评论者针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偏见，坚持“中国妇女的特殊性”。她们指出中国由于文字、文化、和历史的原因，父权社会的结构与西方很不相同，男女之间的区别并不完全符合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西方父权社会批评所基于的认识。中国当代女作家的一些想法尽管看来不符合西方女性主义的一些观点，但从中国特定的文化、政治和历史角度出发加以分析，她们的态度不但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且更重要的是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文化历史局限性的一种批判。
对上述观点持有异议的第二类观点大都比较松散地见于学术讨论会上。持这类观点的学者提出，在认识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局限性的同时，是否就应因此而一味强调中国妇女与西方妇女的不同？要认真考虑中国的妇女和性别问题，应该充分认识到中西关系的历史，应该真正认识到中国妇女主体地位的复杂性，由于中国妇女的社会存在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而这一主体地位的复杂性是前一类观点中被忽视的。在前者的论述中，中国妇女成为一个单层次上的概念，只是为了批判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历史局限性而存在。后者则强调中国妇女本身的区别，诸如城乡之别，地域之别，阶级和阶层之别，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别。同时还认为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提出的很多观点对目前中国在妇女和性别问题上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思考并非是反历史或反对观照文化的特殊性的。一味强调中西方的不同和各自的特性，这种态度本身则有忽视历史的嫌疑。讨论中国妇女和性别问题不应只是停留在为批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霸权倾向服务的作用上，如果只为了批判后者而无视当今中国妇女所面临的问题，这也是不符合历史的。同时，这一观点还认为如果西方的“人道主义”(humanism)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类社会学、人类学、哲学中的观点早已成为中国现当代各类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里的理论基础，为什么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却是如此谨慎，怀疑，防而又防？
以上着重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背景以及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一些观点，旨在说明在西方（主要是北美）用性别观阅读和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有其自身的历史环境。其中主要的倾向，提出的问题和产生的分歧都受到西方批判理论发展的制约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跟后者的一种对话。然而也就是在这些对话中，为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观点。
注释： ①这些专著有：伊丽莎白·柯罗：《中国的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Elisabeth J.Croll,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伦敦和波士顿，1978年版。伊丽莎白·柯罗：《毛以后的中国妇女》(Elisnbeth J.Croll,Chinese Women Since Mao)，伦敦和纽约，1983年版。菲丽丝·安道斯：《未完成的中国妇女解放》(Phyllis Andors,The Unfinisb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印第安那大学，1983。玛丽琳·扬：《中国妇女：社会变化与女性主义》(Marilyn Young,Women in China:Studies in Social Changeand Feminism)，密歇根大学，1973年版。玛吉瑞·沃尔夫：《推迟了的革命》(Margery Wolf,Revolution Postponed)，斯坦福大学，1985年版。
②梅仪慈：《丁玲的小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和叙述》(Yi-tsiMei Feuerwerker,Ding Lings Fiction:Ldeology and Narration in ModernChinese Literature)，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③比如有梅仪慈的文章：梅仪慈：《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变化关系：丁玲作为作家的一些方面》(Yitsi Mei Feuerwerker,"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Between Literature and Life:Aspects of Writers Role in Ding Ling,"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n,ed.Merle Goldman)，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281-308页。
④梅仪慈的专著见注(2)。周蕾：《女人与中国现代性》(Rey Chow,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⑤麦克·杜克：《现代中国女作家评论》(Michael Duke,Modern Chinese Women Writers:Critical Appraisals)，纽约，1989年版。吕丹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中的性别和性的问题》(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ed.Tonglin lu)，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塔妮·芭萝（编）《现代中国的性别政治：写作与女性主义》(Tani Barlow,Gender-Politics in Modern China:Writing and Feminism)，杜克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⑥塔妮·芭萝（编）：《中国的人体、主体和权力》(Body,Subject andPower in China.ed.Tani Barlow)，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爱伦·威德莫和王德威（合编）：《二十世纪中国的小说和电影》(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20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and Film,eds.Ellen Widmer and David Der-wei Wang)，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贺萧等四人合编：《女人、文化、中国》(Engendering China,eds.Christina K.Gilmartin,Gail Hershatter,Lisa Rofel,and Tyrene White)，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⑦爱德华·萨伊德：《东方主义》(Edward Said,Orientalism)，纽约，1978年版。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一书被认为后殖民话语的先锋。不少非白人的、第三世界的在西方的学者在80年代对西方的文化霸权进行了有影响的分析和批判，在西方理论界中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⑧爱德华·萨伊德：《东方主义》(Edward Said,Orientalism)，纽约，1978年版。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一书被认为后殖民话语的先锋。不少非白人的、第三世界的在西方的学者在80年代对西方的文化霸权进行了有影响的分析和批判，在西方理论界中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⑨Ethnic groups可译作“少数民族”，也可译作“族群”。本文根据上下文两者替换使用。
⑩继盖娅特丽·斯皮伐克(Gayatri Spivak)和Trin T.Minhah这些第三世界的女批评者之后，周蕾是目前北美理论界较有影响的一位中国女批评者。
(11)周蕾：《女人与中国现代性》，《前言》，xii页。
(12)这四章节的英文题目分别为：
(1)“Seeing Modern China:Toward a Theory of Ethnic Spectatorship;”
(2)“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ies:An Exercise in Popular Readings;”
(3)“Modernity and Narration-In Feminine Datail;”
(4)“Loving Women:Masochism,Fantasy,and the Idealization of the Mother”
(13)这里周蕾所指的是朱丽叶·克利斯娣娃的《关于中国女人》一书，（Julia Kristeva,About Chinese Women.纽约，1977年版。）
(14)当代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对文学的直接“反映作用”提出了异议。从语言的角度出发认为语言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透明的交流工具，与“现实”的关系并非一种简单而又直接的反映关系。
(15)余民宝：《现代中国小说鼻祖的性别》(Yue Ming-bao,"Genderingthe Oringins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见吕彤邻所编书中47-65页。
(16)朱玲：《一个勇敢的新世界？一论〈红高粱家族〉中的“男性”和“女性”》(Zhu Ling,"A Brave New World?On the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and‘Femininity’in The Red Sorghum Family)，见吕彤邻所编，121-134页。玛丽—克莱尔·赫特：《刘桓的伏羲伏羲：那么女娲呢？》(Marie-Claire Huot,Liu Heng’s Fuxi Fuxi:What about Nuwa?)，见吕彤邻所编，85-106页。
(17)王安忆等女作家在一些采访中对诸如“女权主义”“女强人”这类的词表示反感。
(18)《女人与中国现代性》，《前言》，xi页，英文原文是：We live in an era in which the critique of the West has become not only possible but mandatory.
爱德华·萨伊德：《东方主义》(Edward Said,Orientalism)，纽约，1978年版。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一书被认为后殖民话语的先锋。不少非白人的、第三世界的在西方的学者在80年代对西方的文化霸权进行了有影响的分析和批判，在西方理论界中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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