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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两极格局中的一极和世界第二超级大国，苏联叱咤世界历史舞台半个多世纪，却在没有遭受任何外部军事打击的情况下，几乎在一夜之间突然瓦解，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和不解。探求苏联解体的原因已是一个世界性和历史性的课题，而对于这个问题却又见仁见智。那么，曾与苏联对峙的西方社会是如何认识这一问题的呢？西方社会的分析对我们研究苏联解体原因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列举有关资料，以供研究者参考。
1.认为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导致苏联解体
不少人持这种观点。如美国《新闻周刊》1991年12月23日发表的一篇特稿认为，“没有戈尔巴乔夫，苏联也许仍会继续存在下去”，“没有戈尔巴乔夫，东欧也许仍在苏联的控制下辗转痛苦；德国会继续分裂；冷战还会持续”，“戈尔巴乔夫试图要快速进行政治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戈解放了那些被压制的势力，而正是他们导致了共产主义的崩溃、苏维埃国家的灭亡”。撒切尔夫人也曾说：“没有戈尔巴乔夫，就不会有改革”，“他懂得给人民带来民主、言论自由和更大程度上的行动自由。正是他解放了东欧，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为戈尔巴乔夫的辩护词》，1991年8月29日法国《费加罗报》）。美国学者理查德·莱亚德（Layard.R.曾任叶利钦的顾问）和约翰·帕克(Parker.J.)1996年合著《俄罗斯重振雄风》一书认为，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总书记后做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决定。一是“如果东欧想抛弃共产主义，苏联将不进行干涉”。二是“在苏联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他同时开始了这两种改革。……这决定了后来发生的大部分事情”。合众国际社记者杰夫·伯利纳1991年12月27日发自莫斯科的英文电说，“怀着改革热望的戈尔巴乔夫使这个帝国在他周围倒塌，最后也把他埋葬。”
具体来讲，戈尔巴乔夫的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A.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公开性摧毁了原有的意识形态。《亚洲华尔街日报》1991年9月23日刊登署名文章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在于改革的性质”。“戈尔巴乔夫选择的道路是对党加以限制，通过公开性揭露党的缺点。但是公开性很快就失控，使苏联的统治作为一个整体的合法性威信扫地。其结果是造成人民的意识和未改革的集权主义机构之间的矛盾。”
该文章认为，公开性的压力迫使意识形态瓦解。而意识形态的崩溃严重破坏了使国家保持稳定的三个决定性因素：即“没有严重的民族矛盾、工人阶级相安无事和统治集体的团结一致”。结果是民族主义情绪抬头；政府对工人失控；统治集团的团结瓦解了。最终使联盟走向解体。文章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意识形态的支持是不可能存在的。戈尔巴乔夫“试图保存一种没有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体制，苏联开始不可抗拒地衰落了”。
B.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上存在严重的决策性失误。美国哈佛大学俄国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戈得曼教授在《失去的机会》（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书中认为，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存在的一些经济问题处理不当，在一些方面是有害的。存在以下错误决策：改革的重点选错了，戈不重视农业改革；对个体商业与合作社商业态度摇摆，矛盾的政策对潜在的经营者们产生了很消极的影响；盲目进口与盲目投资，大量进口机器与设备，不断增加对机器制造业的投资，而另一方面国家收入不断下降，导致苏联财政状况不断恶化，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反酗酒斗争得不偿失，国家因此失去了大笔酒税收入，造成财政危机，赤字猛增；“军转民”起步过晚。美国学者理查德·莱亚德认为，“戈尔巴乔夫从未认真对待经济问题，他鼓励争论，鼓励写关于改革的长篇大论。”（《俄罗斯重振雄风》中译本，5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C.苏联改革犯了无原则赞美市场经济和贬低社会主义的错误。日本《经济》月刊1992年7月号的署名文章认为，苏联的改革“不从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共同利益出发，不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渡难关，而说‘社会主义错了，允许各自图谋私利，请施展才能发财致富吧’。这样就会立即引起囤积拒售，造成普遍物价上涨”。文章指出，“人类社会如果奖励利己主义，就会形成一片混乱”。苏联“应该在维持原来格局的基础上改正其缺点，但他们却使最应该依靠的国有制企业解体，无原则地赞美市场经济”，“突然放弃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而不是在切实恢复从下面建立的经济联系的基础上把计划搞活，最终使经济陷入严重的大混乱之中。
2.军备竞赛和里根主义的影响致使苏联解体
军备竞赛 持这一观点的西方人士也较多。法国《费加罗报》1992年3月13日刊登了题为《苏联垮台的原因》的署名文章，认为美国民主税制的高效率战胜了苏联由全面国有化资助的战争经济，冷战中的军事竞赛，扼杀了苏联的经济增长。文章认为，苏联解体的“隐蔽的因素是军事和经济方面的”。苏联长期一贯地实行战争经济，“尽快、尽可能直接地动用各种资金”用于军事，而只提供最起码的必需消费品，因此创造了在军事上可与美国匹敌的奇迹。但是，美国要富得多。“自战后以来，工业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效率一直能获得日益增长的税收，因此可以毫不困难地给不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5%的军事预算提供资金，而苏联却要挪用国民生产总值中很大一部分，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对来说不高，另一方面是因为苏联的税制缺乏效率。”“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潜力的增长，这种不断增多的提取最终逐步窒息了苏联的经济增长。”
巨大的军费开支，使只有很少一部分资金留给消费者，在没有强大的外来威胁的情况下，这引起了消费者的不满。另外，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开始出现了特权阶层，出现了贪污腐化现象，出现了盗匪和非法经济。而“制裁不够，导致对庞大的官僚机构失去控制，导致侵吞国家财产，最终导致税收危机”。
文章指出，走向市场的改革难以行得通，因为苏联是在战争经济体制维持不下去的时候，才接受了这一做法。“经济越来越没有效率使它在冷战中失败”。
日本《经济》月刊1992年7月刊登的署名文章也认为，“苏联出于对抗美国的必要性和企图由美苏两国统治世界的目的而热衷于搞庞大的核军备竞赛，以至经济上经受不住这种负担，这是首先需要指出的”。
德国《明镜》周刊1999年8月2日一期的文章《苏联帝国》认为，苏联为其生存扩军备战，浪费了数以十亿计的资金。最后它变得无支付能力，自我解体。文章说，“大规模扩充军备的后果是矛盾的：扩充军备既保证但又破坏苏联的世界大国地位。……苏联的军备部门‘军工综合体’像一条大章鱼一样覆盖着这个国家。约有1100万人在为军工部门干活，这是大量浪费钱财”。对外军事援助也耗费巨资，“从1965年至1986年，仅越南就获得了高达300亿美元的援助”。
里根主义 美国《洞察》周刊1998年1月26日在《问：是里根主义导致苏联垮台的吗？》的标题下，刊登了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前驻保加利亚大使雷蒙德·加特霍夫分别写的文章。撒切尔夫人认为，里根在“社会主义必败，美国必将更强大”的信念支持下，抓住苏联当时集中精力发展军事力量，而其他方面物质基础薄弱的弱点，通过坚决发展战略防御计划，最终拖垮了苏联。她说：是的，正是“里根打了并且打赢了冷战”，“他是根据一种深思熟虑和精心制订的原则来设法降伏苏联人的”。尽管有过不少国际关系原则，但“效果最好、影响最大的是里根主义。里根主义摈弃了遏制和缓和的观点认为同共产主义的斗争已经结束”，使得苏联领导人认识到原来的恫吓和颠覆战略将不会奏效。“最终导致这个邪恶帝国垮台的就是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或称SDI。……正是因为他的勇气，战略防御计划得以进行。”
而雷蒙德·加特霍夫则认为并非如此，“主要因素是戈尔巴乔夫掌权并采取行动结束了冷战”。他说：SDI（星球大战计划）有很大的消极面，使苏联推迟而未放弃削减军备计划；戈尔巴乔夫在裁军方面的让步“不是迫于西方的政治压力或军备竞赛造成的经济压力而作出的”，“不是针对里根的压力及军备力量扩充而作出或采取的，而是为了达到结束军备竞赛、军事对抗和冷战这一更加重要的目标。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在军备竞赛中输掉，他只是自愿退出”。戈尔巴乔夫的国内自由化、公开性和民主化，以及他减少对第三世界附庸国的支持等都不是因为里根主义的压力，苏联“根本不理会这些压力”。冷战的结束主要是苏联领导人摒弃马列主义世界观的结果。里根主义发挥了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作用，里根和布什帮助戈尔巴乔夫结束了冷战。
3.认为官僚机构的腐败和特权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一些西方人士认为，前苏联领导阶层的腐败和特权现象日趋严重，使前苏联党和政府失去人民，失去根基。领导阶层的特权使人们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日本《经济》月刊1992年7月发表文章认为，前苏联东欧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部分领导阶层的特权这种反社会主义的因素滋长蔓延，使人们失去了创造性和劳动热情”。这种特权“是从官僚主义孳生出来的”，它“致使许多人都成了自私自利的人”，“大家都认识不到要各负其责，要一致支持社会主义这个属于大家共有的社会，于是缺乏对工作的自豪感和独创精神。形成了一种大家互相观望靠等、只热衷于权利意识的体制”。“这样，劳动生产率不能不下降。能说这些情况不是苏联和东欧体制崩溃的根本原因吗”？
文章还指出，坚持社会主义的政党——先锋党的作用非常重要。他们应当清楚目前国家的穷困是如何造成的，大家要团结起来带头工作，带头在各自的岗位上全力奋斗。但是前苏联东欧处于应该这样做的地位上的人们，似乎都首先考虑谋求改善自己的待遇和准备离职后的退路问题。
日本学者孙崎享认为，腐败使苏共失去民心，"8·19"事变因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而失败。他说，“由于长期以来，共产党领导的腐败，党乃至权力机构的唯一支持者是特权阶级，掌握权力的人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因而使用强权手段就无异于以人民为敌，而不像20年代、30年代使用强权手段是得到人民支持的。”因而在"8·19"事变中，“治安人员对镇压反政变的人产生了犹豫”。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变化研究所所长比亚勒撰文分析说，前苏联“庞大的官僚机构为了加强其权力而抛弃了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宗旨”。“腐败日益公开化，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许多官员几乎公开受贿，党的机构也如行政机构一样卷入了腐败的行列，这在一些基层党组织中尤为严重”。“官僚机构的腐败使之更加脱离广大人民。领导素质日渐下降，表现在知识和组织能力、身体状况方面，政治局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年龄老化，教条主义习气浓厚，缺乏生气，在人民中的威信日益下降。”（1993年3月《今日前苏联东欧》杂志，13～14页）
4.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
美国《外交》季刊1992年第一期发表署名文章认为，前苏联国内的民族问题“也许是苏联最致命又难以解决的危机”。苏联政府在处理不同民族间的关系问题上缺乏远见。文章说，“各共和国强烈反对俄罗斯沙文主义，支持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内的少数民族人权运动。而戈尔巴乔夫领导层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实质，他们认为只要纠正了斯大林暴戾的民族政策而代之以宽松政策，民族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因此领导集团将改革的目标对准了‘暴行’和‘极端’，当然也包括各共和国要求主权和独立这一极端行为。”到了1990年，“民族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提出主权要求的已不仅限于民族主义力量，甚至包括了中派主义者和一些共和国的保守力量。而俄罗斯议会的主权宣言就成为一个革命性的转折点，葬送了整个苏联”。
与上述观点不同，法国《费加罗报》1992年3月13日发表文章认为，民族问题并不是联盟消亡的原因。文章认为民族问题“似乎对苏联的解体没有起原动力作用。它们好像抓住了中央政权事先削弱、甚至消亡的时机来取得独立，而不是这种削弱的原因”。前苏联并没有出现过“独立战争”。
5.认为是叶利钦促使苏联解体
美国《华尔街日报》1998年4月7日刊登布热津斯基的文章认为，叶利钦在改变俄罗斯心态这个困难的进程中“是至关重要的催化剂。在1991年底造成苏联解体的是叶利钦——他起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戈尔巴乔夫；欣然接受波罗的海诸国独立的是叶利钦；首次提名经济改革者盖达尔担任代总理的也是叶利钦”。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991年12月27日英文电说：“是那个把俄罗斯百姓聚集到自己身边的人，那个全世界都听到他要求民主的响亮呼声的人，那个从发动政变的人们手中拯救了戈尔巴乔夫的人——俄罗斯总结叶利钦，是他最终使其他共和国的总统为了争取独立而联合起来，一劳永逸地抛弃了联盟。”
6.经济封闭和有关资本主义的消息的传播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美国学者理查德·莱亚德和约翰·帕克认为，“在西方，国际贸易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它使得新技术很快由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相比之下，俄罗斯与西方的贸易基本上被切断了。所有涉外贸易必须通过为数有限的国有对外组织进行。”这使得俄罗斯的大多数企业都依赖俄罗斯的技术，而这些技术常常比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落后几十年。经济增长受到制约使其难以承受国防开支的负担。
他们还认为，“除非人们知道还有一种更好的选择，否则共产主义便不会垮台。这里的关键是信息的传播。在共产主义经济停止增长的同时，俄罗斯人对资本主义的成功越来越清楚。……出国旅游的影响……电影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无线电广播……这一切呈现了一幅截然不同的世界画面。看起来俄罗斯并非世界上最完美的国家……俄罗斯不自由，它无视消费者的需求，它压迫别的国家。”（《俄罗斯重振雄风》第53～56页）
7.认为前苏联东欧的崩溃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而是由于脱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而碰壁瓦解
日本《经济》月刊1992年7月发表题为《现代与资本论》的文章认为，“并不是社会主义不好”，问题是苏联虽然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引进了计划原理，但计划并未搞好，而是陷入了脱离现实的官僚主义统治的境地”。
文章认为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经济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废除了市场经济，而计划经济实际上成为官僚命令似的中央统治。正如《资本论》中所强调的，没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不可能实行的。“然而绝不是有了公有制，计划经济就会自然而然地顺利发展下去。”“只有在高度发展的信息系统的情况下，计划经济才有可能顺利进行。”“即使社会主义继承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商业和物资流通组织、市场信息网络的遗产，也不是立即可以废除市场经济的。应该在较长的时期里保留市场关系”，“更何况在既没有充分发展的物资流通组织，也没有市场信息网络和计算机落后的前苏联，就更需要长期保留市场关系”。“应该在对各自企业内部情况通过长期积累达到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作为调节企业经营的手段引进社会主义计划化”。在前苏联则不是这样，而是从上面全面地强制推行命令式的中央统治，实际上是在不掌握实际情况，只凭表面化了解，“靠大概的估计来组织生产的所谓‘计划经济’”。二是在生产力水平还较低的阶段废除了私营企业。文章指出，“在生产力水平还低的阶段必须保留私营企业”，“依靠强制和命令方式组成合作社，这样来废除私有制是不恰当的”。斯大林“强制农民全部参加集体农庄，全面废除私有制，摧毁了小私有制个体经营，从而在这方面一直发挥才能的人们的经验也都丢弃了”。“应当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使个体经营和私人经营继续存在下去，而且在大企业的经营中也应当学习这些人的实践经验，这很重要”。文章主张在零售商业、农业、服务业等领域应保留较多的私营企业，而对汽车、半导体和钢铁这类巨大的工厂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三是特权阶层使人失去劳动干劲，致使劳动生产率下降。
文章最后的结论说，前苏联东欧“是由于脱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而碰壁崩溃的，但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并不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现代资本主义充满矛盾，其面向绝境的状况日渐加深。美国、发展中国家、日本以及各方面的当前情况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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