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马克#183;布洛赫总体史观中的人本主义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洛赫论文,人本主义论文,马克论文,总体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是20世纪法国最著名的中世纪史与农村经济史学者之一，为史学理论的革新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在西方学术界也存在这样一种反对声音：认为布洛赫过分重视研究社会结构、制度与集体意识，忽视对具体历史中活生生的人的把握，从而将历史学变成了涂尔干(Emile Durkheim)式的社会学模式，使历史失去了自身本应具有的活力和价值。
这种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对布洛赫于1939-1940年间出版的代表作《封建社会》的评价展开的。最初的质疑来自布洛赫的挚友，他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和《年鉴》杂志社的同事费弗尔。费弗尔责备该书的社会学味道过浓，认为布洛赫没有更为细致地去讨论个人。(伯克：20)他在一篇书评中说：“然而，最令我吃惊的是，当我们读罢此书掩卷遐思的时候，会发现书中几乎看不到个人的影子。”(Burguière：431)
费弗尔的书评同布洛赫的名著一样受到了忧心时局的学界的冷遇。然而，恐怕他万万不会想到，自己的一句低声抱怨多年以后会得到众多学者的同声附和，而且批评的力度日渐增强。英国史家巴勒克拉夫(Jeffery Barlecruff)说，在布洛赫看来，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理区域，(巴勒克拉夫：61-62)史学家应把注意力从独特性和不可言喻的事物引向研究限制和制约个人自觉选择的结构和事态，引向研究“社会的无意识”。(巴勒克拉夫：66)巴勒克拉夫对这种理论的评价还比较中立，甚至不无称许之意，但史坛的可畏后生们就没那么客气了。1983年，法国第三代年鉴派史家弗雷(Fran
ois Furet)发表了《超越年鉴派》一文，否定了从费弗尔、布洛赫开始的忽视人的总体史研究，提出史学应转而恢复行动者的决策自由、能动性及历史情境的开放性，回归对政治史、事件和人类能动性的研究，(伯克：代译序，7)倡导研究“绝对自由和富于创造性的个人”。(Gossman：698)保罗·利科(Paul Ricceur)认为，长时段历史观是布洛赫等在“社会科学实验室”里构想出来，由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完成的。(利科：22)在这种理论影响下，一些历史学家不断把人逐出历史舞台，造成了没有人的历史。罗兹(R.Colbert Rhodes)对布洛赫的攻击极为严厉，他认为，布洛赫全盘照搬了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Rhodes：46)他和费弗尔对人已根本不感兴趣；(Rhodes：47)《封建社会》一书充斥着将中世纪社会结构化的社会学偏见，(Rhodes：47)布洛赫没能揭示个人同社会的真正关系，(Rhodes：68)从而促使整个年鉴学派放弃或轻视对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关注人正是史学发展的关键动力。(Rhodes：69)英国史学家布朗也认为，布洛赫缺乏对个体人格的关注，(布洛赫，2004：前言，4)《封建社会》“对个人几乎没有任何富有同情心或启发性的研究”。(布洛赫，2004：前言，11)
那么，布洛赫借以成名的总体史观是否真的无视人的地位呢？这种缺陷是否严重到了阻碍史学发展的程度？通过对布洛赫本人著作及其生平材料的阅读，笔者认为，对布洛赫忽视人的指责其实具有很大片面性，很多结论得自于对布洛赫思想的误读甚至是道听途说的误解，布洛赫的总体史观中事实上包含着鲜明的人本主义因素。这一问题头绪繁多，需要从布洛赫本人的史学理论、布洛赫早期的史学创作实践、《封建社会》的文本内容三方面去加以考察才能认识清楚。
一、人本史观：布洛赫史学思想中的人
布洛赫较系统的史学理论集中反映在其生前未能完成的作品——《为历史学辩护》中。在这本小册子里，布洛赫从治史者、史学关注对象和史学功用三个角度出发，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的人本主义治史思想。
1.历史学家——热爱生活、感情丰富的人
布洛赫晚年非常喜欢引用自己和比利时著名史学家亨利.皮雷纳去斯德哥尔摩游览的例子来说明优秀史家的真正性情。两人快进城时，皮雷纳建议先去参观新落成的市政大厅，并用下面这句耐人寻味的话加以解释：“如果我是一个文物收藏家，眼睛就会光盯住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因此我热爱生活。”(布洛赫，2006：37)布洛赫反复用这个例子告诫自己的学生和读者，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布洛赫，2006：37)布洛赫强调，古代文献记载的情景要靠想象力去拼接成形，为此必须先感受生活的旋律。(布洛赫，2006：37-38)他甚至认为，学者必须从今到古倒读历史。(布洛赫，1991：6-7)布洛赫说，一个数学家的伟大并不因其对现实世界懵然无知而减色；但一个对周围人物、事件漠不关心的学者根本不配称为历史学家。(布洛赫，2006：38)总之，关注现实、热爱生活实为优秀史家的第一条必备素质。
热爱生活的人一旦置身史学之中，便会为历史的博大魅力所吸引。在布洛赫看来，历史本身具有娱乐价值，他本人便多年乐此不疲。(布洛赫，2006：4)然而，学者不应仅仅把玩历史，还要承担向大众传播历史知识的重任。因此，优秀的史学家是平易近人的。布洛赫写道：“对一个作者来说，至高无上的评价莫过于赞扬他对学者和孩童都能以同样的口吻说话。”(布洛赫，2006：1)
面对瑟诺博思等将史家贬低为使用“剪刀加浆糊”的工匠，以一厢情愿的求真目标为借口消灭史学中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因素的做法，布洛赫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他说，史学的不确定性正是史学存在的理由，它使学者的研究不断更新；(布洛赫，2006：14-15)历史学家要保持自己的批判精神，貌似公允的调和态度无异于掩耳盗铃，如同一个傻子听见第一个人说二二得四，第二个人说二二得五，便总结说二乘二等于四点五。(Fink：51)历史研究是离不开价值判断和情感因素的，真正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词汇反而会使人误入歧途。(布洛赫，2006：146)布洛赫本人也在教学中实践了这一理想，他从不向学生空谈“方法”和“宏观架构”，而是鼓励他们独立形成自己的思路和观点。(Fink：96-97)他也并不要求学生一定接受自己的指导意见。(Fink：97)布洛赫从不认为史家的工作竟然同自然科学家别无二致，他谦诚地指出：“我所呈现给读者的，只不过是一位喜欢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艺人的工作手册，是一位技工的笔记本，他长年摆弄直尺和水准仪，但绝不至于把自己想象成数学家。”(布洛赫，2006：15)
可见，布洛赫对一位理想史家的形象刻画带有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历史学家不是象牙塔里的书虫，不是档案库中的抄写机，而是热爱人生，富于思想、有血有肉、充满活力的人。在布洛赫看来，只有这样的历史学家才能真正承担起书写人的历史，阐发对人类命运思考结果的使命。对理想史家的描述构成了布洛赫人本主义史学观念中的首要元素。
2.史学的研究对象——人的生活
19世纪中期，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倡导的实证史学风行欧洲，他本人撰写的《法国史》赢得了梯也尔等法国文化名人的极高评价，成为日后法国史学家们写作历史的样板。(古奇：上册，201)出于对兰克史学的崇拜和本民族的强烈自尊心，法国史坛开始全面借鉴德国史学的实证考据方法，并将之发展为一套从理论到实践都极为严密的考据学体系。1876年留德归来的摩诺德创办《历史杂志》，标志着兰克史学在法国主流地位的确立。(姚蒙：7)1898年朗格洛瓦和瑟诺博思发表《历史研究引论》，认为“历史学仅是资料的编纂”，这部作品成为法国实证史学的理论总结。(姚蒙：8)法国史学界集合全国力量，从1834年至20世纪初编纂了240卷大型大开本的《法国史资料集》。(姚蒙：8)然而，实证手段的引入并未使历史研究成为坦途，相反却使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史学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20世纪初，欧洲历史研究的主要方式是专题论文，以往那种宏观的、整体的历史著作已极为少见。(姚蒙：11)受到档案资料素材的限制，史学写作的题材被限定为政治、外交、军事和杰出人物史。(姚蒙：12)史学研究日益与其它社会科学脱节，处于封闭的边缘化地位。(姚蒙：14)布洛赫早在青年时代就已对史学界重实证轻意义，重形式轻内容的风气十分不满。1928年，布洛赫应邀参加在奥斯陆举行的第六届历史科学国际会议，发现五年来历史科学取得的进步十分有限，史学的题材被框死在极狭小的范围内。(Fink：132)万马齐喑的史坛现状，尤其是奥斯陆会议上的见闻使布洛赫坚定了创办《年鉴》杂志，推广自己总体史研究思路的理念。他关于史学研究对象的新看法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诞生的。
布洛赫指出，当前法国主流史家的研究方向是根本错误的，他们老是在深奥冷僻又无关紧要的问题上玩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为考据而考据以挥霍精力。(布洛赫，2006：74)相对谣言和辞藻而言，这种墨守成规的经验主义才是更危险的毒素。(布洛赫，2006：10)为了摆脱危机，史学家必须把握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对象，这个对象便是人。他在《为历史学辩护》中写道：“地形特征、工具和机器、似乎是最正式的文献、似乎是与其缔造者完全脱离的制度，而在所有这些东西背后的是人类。历史学所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肉的气味，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布洛赫，2006：21)布洛赫用充满激情的笔调写道：“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布洛赫，2006：5)可见，在布洛赫心目中，历史学最本质的研究对象根本不是什么地理区域，而是时间中的人，是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的全体人类，而不是兰克史学中那些干巴巴、冷冰冰的精英人物剪影。
事实上，布洛赫提出总体史的设想，正是为了更完全地展示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运用包括语言学、比较文学、民俗学、地理学、农学及其它学科在对人研究方面的先进成果来展示人类生活的总体面貌。(Lyon：200)他的总体史观并不等于对人的地位的忽视，在当时特定的学术背景下，总体史观恰恰是重视人、呼唤人的人本主义精神的体现。
3.历史写作的目的——人类的现实福祉与终极关怀
关于史学写作的目的，布洛赫同样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兰克史学一般认为，历史研究是不允许主观目的介入的，历史学家的职责是“为历史而历史”。布洛赫坚决反对这样的看法。他认为，既然人是史学的对象，而人天生就能追求有意识的目的，那么史学写作也就应当是有目的的。(布洛赫，2006：120)历史学家着手研究时必定要有一种指导思想，纯粹消极的观察不可能对历史有所贡献。(布洛赫，2006：56)没有想法，单从文献出发的治史方式只会使研究陷入僵局或绝境。(布洛赫，2006：56)
事实上，早在布洛赫步入史坛之前，法国传统史学的无目的论就已在从理论到实践的层面上彻底破产。19世纪70年代开始，法国历史学家古朗治与德国史家蒙森就阿尔萨斯-洛林归属权问题展开激烈论战，充分暴露了兰克史学事实上受制于意识形态的窘境；(姚蒙：13)19世纪末轰动欧洲的德雷福斯案件及随之而来的极端种族主义思潮更使得许多正义人士看穿了诸多所谓实证史家隐藏在“公正”、“客观”背后的真实面目。布洛赫出身于犹太家庭，(Fink：1)少年时亲身经历了德雷福斯案件引发的可怕社会喧嚣。(Fink：20)他本人后来回忆说，这次事件使他充分认清了在幕后操纵媒体的商业利益与政治压力，让他对“炮制谎言”的摄影记者充满仇恨。(Fink：22-23)不难想见，这些亲身见闻都会促使布洛赫反对兰克学派表面的无目的论，积极思考历史学的真正价值所在。
那么，史学写作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什么呢？1913年1月，年仅27岁的布洛赫在蒙彼利埃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用行动给出了回答。面对流行全欧的排犹浪潮，布洛赫专门以法兰西民族的形成为题做了这次报告。他以冷静的口吻和翔实的史料告诉公众，法兰西是多民族构成的统一体，维系法国的是十世纪后由忠君观念发展而来的民族认同感，犹太移民是法兰西民族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Fink：47)布洛赫用亲身实践告诉世人，史学研究可以而且应该为现实生活谋得福利。(布洛赫，2006：7)布洛赫在《为历史学辩护》中明确提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人类的利益。(布洛赫，2006：6)
布洛赫还认为，史学的另一目的在于陶冶情操、愉悦心灵，促进世人对自身前途命运的思考。从当代人的角度看，布洛赫实际上是提出了史学对人类终极关怀的重大意义。布洛赫指出，单纯的爱好往往先于对知识的渴望，是各门科学研究的原始动力；(布洛赫，2006：4-5)他还告诫自己的同行，要时刻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布洛赫，2006：5)
总之，从布洛赫本人的理论著作和教学活动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套严密、鲜明、勇于挑战权威的人本主义思想体系。布洛赫认为，历史作品的撰写者是活生生的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生活，史学写作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类的利益。布洛赫的人本主义史学理论同批评家们所说的那种排斥人的总体史观之间显然存在着巨大差异。
二、《国王神迹》：布洛赫早期著述中清晰的人本史学思路
马克·布洛赫并非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他早年具有学术影响力的作品其实相当有限。其中，《国王神迹》是本颇具特色但却往往被人忽视的书。这部作品探讨了中世纪英法两国流行的对国王通过触摸病人治病的虔信与崇拜现象，通常被视为布洛赫总体史思想的萌芽之作。作为布洛赫早期史学论著的代表作品，《国王神迹》一书体现出了鲜明的人本史学思路。
《国王神迹》的人本史学色彩显然不能用布洛赫尚未接触到社会学、人类学等新兴学科的理由加以解释。布洛赫本人坦率承认，这部作品正是在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的《金枝》等书的启发下创作的。(Bloch：28)书中广泛借鉴了社会学的取样、比较方法，尤其是对英法神迹崇拜现象的比较和对欧洲、日本政治家地位的类比(Bloch：34)，充分体现了布洛赫对社会学方法的兴趣和勇敢探索。不过，《国王神迹》在借鉴社会学方法的同时仍保留了十分明晰的人本史学写作思路，这一点进一步说明，布洛赫早年的治史思路完全是人本主义的。
从表面上看，国王通过触摸仪式显示神迹的事件似乎应当归入社会史的范畴。然而，这种认识不过是后人附会的产物而已。布洛赫本人明确指出，这部作品的题材是“政治史”。(Bloch：5)具体说来，君主行神迹的现象同特定的政治权力概念是密切联系着的，研究这一个案根本上还是为了把握中世纪政治权力格局的具体状态，(Bloch：28)而研究政治问题就必然要围绕人与人的关系这一核心命题去展开记述。《国王神迹》的整体布局谋篇也正是这样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布洛赫的治史思路并没有背离人本主义的撰史传统。
布洛赫对人的高度重视还体现在他对社会心理的高度关注上，这种关注可被视为他日后开创的心态史传统的滥觞。布洛赫在开篇便明确提出了“集体意识”这一重要观念，(Bloch：2)并在全书结尾处称对中世纪民众对国王神迹的盲目崇拜为一种“集体错误”。(Bloch：243)尽管书中的心理分析还远未达到《封建社会》那样的高度，但它们对于揭示布洛赫治史思想的证据意义却是不容忽视的。
关于《国王神迹》一书写作的最终目的，布洛赫也给出了一个极富人本主义色彩的说法。他承认，从事这一题目的研究面临着资料极为零散，(Bloch：6)各种史料价值良莠不齐(Bloch：7)且分布严重不均(Bloch：293)的困难局面。他之所以要花费精力攻克这样一个题目，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还原古人的真实生活状态。(Bloch：243)他指出，中古和现代欧洲文明都直接起源于更为古老的文明，如此类推可一直上溯到史前时代，很多关于人类生活的宝贵信息都在文明的传承过程中湮没在历史的暗影之中。(Bloch：4)这样一来，后人对古代真实生活状况的认识和理解就只能是一具空洞骨架或一个抽象概念，无法达到对有血有肉的前人生活的真正把握。为了最大限度地复原古人的生活，历史学家们就必须竭尽全力从诸如“国王神迹”这样的素材中发掘宝藏，以便为日后研究者的深入探索开辟道路。(Bloch：7)从这个意义上讲，《国王神迹》一书的创作目的也具有鲜明的人本史学特色。
总之，《国王神迹》一书的题材没有脱离传统政治史的范畴，它对社会心理的关注对日后心态史学这一人本史学全新领域的兴起发挥了先导作用，它的写作目的是为了还原古人真实的生活状态。作为马克·布洛赫早期史学著述的代表作，《国王神迹》清晰地展现了布洛赫在总体史观尚未成熟之前的人本主义治史精神。
三、《封建社会》：总体史视角下的人本色彩
布洛赫本人留下的史学理论著述与早期创作实践足以证明，后世认为他忽视人的地位的说法有失公允，至少是稍显片面的。然而，一位史家的理论主张未必与其史学实践完全契合，并且一位作家到了晚年很可能会在创作思路上发生重大转变，伟大的兰克也未能逃脱后世对他言行不一的猛烈抨击。②因此，批评家们对布洛赫史学的诟病中还有两条是值得考察的：一是认为布洛赫晚年的代表作《封建社会》完全没有体现人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二是强调《封建社会》过分关注涂尔干式的社会整合，(伯克：19)突出集体的人，排斥对个体人的关注。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就必须对《封建社会》的文本进行具体分析。
1.集体的人——人本史学另一种方式的呈现
对布洛赫指责最为严厉的罗兹在1978年发表的《埃米尔·涂尔干与马克·布洛赫的史学思想》一文中提出，《封建社会》一书强调社会结构与社会整合，暴露了他的社会学偏见。(Rhodes：47)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布洛赫的这种“社会学偏见”呢？
笔者认为，对社会结构的关注本来就没有必要和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联系起来。早在社会学诞生之前，历史学家就已经把社会结构当作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了。李维的《罗马史》和阿庇安的《罗马史》内战史部分都十分成功地运用了社会结构的分析方法，米涅的《法国革命史》和马克思的史学著作同样把社会结构作为叙述和分析的基础。这当然并不说明他们曾读过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或涂尔干的社会学著作，而是因为从社会结构出发的视角本身就是观察和理解历史中的人的极好手段。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个人的思想、举止和价值要通过他和社会的联系才能体现，这一点是并不一定需要社会学理论也能被史学家认识到的。诚然，布洛赫本人确实受到涂尔干及《社会学年鉴》的深刻影响，(Rhodes：46)并自觉地在书中借用了社会学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封建社会》全盘接受了涂尔干的方法，舍弃了人去观察社会结构，布洛赫的目的恰恰是通过社会结构去更好地把握和理解身处社会之中的人。
从《封建社会》核心部分的布局来看，三至七编分别考察了家族关系、附庸制度、下层社会的依附关系、贵族与骑士的生活、封建时代的政治体制。这样的结构的确带有浓厚的社会学色彩，连布洛赫本人也乐意承认，“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是对一种社会组织结构以及把它联为一体的各项原则进行剖析并做出解释。”(布洛赫，2004：33)但书中的任何一部分都没有脱离与人的关系，作者笔下的封建社会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无数个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布洛赫从未抛下人去大谈中世纪的山川、河流、气候或法律条文、经济制度，这一点与后来年鉴学派的许多作品是大不相同的。
布洛赫对社会整体的认识也没有离开对个人的考察。为了写作《法国农村史》，布洛赫曾跑遍法国各省份去和农民打交道，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的日常劳作和农村的乡土气息。(Fink：19)尽管布洛赫从未记载过单个的农民，但他对中世纪农村社会的总体印象却无疑来自这些具体的观察。
从《封建社会》的具体思路上看，布洛赫对个人同社会关系的看法基本是持中的。他既不赞成瑟诺博思那种无视社会的态度，也不同意涂尔干的整体决定论。(Fink：35)至于他为何要在《法国农村史》和《封建社会》中更多地强调整体层面，布洛赫本人其实也已给出过回答：“古代社会与其是个体的，还不如说是群体的。离群索居的人几乎是不存在的。正是通过与其它人的合作，人们才能艰苦劳动和进行自卫。”(布洛赫，1991：172)同样，英国史学家布朗(T.S.Brown)也在《封建社会》英译本1989年版的前言中针对部分学者的指责给出了理直气壮的回答，指出要求布洛赫在如此短的篇幅里对四个多世纪的人类关系做广泛的综合，对人类的思想状态和生活习惯进行研究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布洛赫，2004：前言，33)可见，布洛赫对集体的人的特别关注主要是出于方法论上的考虑，是为了更好地反映中世纪民众的真实生活状态，同无视个人的制度决定论无关。
2.个体的人——穿插全书的活跃要素
在罗兹等人看来，布洛赫无视个人的特性，他不承认在中世纪存在着社会传统之外的思想家、艺术家和其它特殊角色。(Rhodes：69)在布洛赫的笔下，个人沦为集体生活背景之上的一幅剪影。(Rhodes：69)其实，认真读过《封建社会》全书的人一定很难接受罗兹的结论。事实上，这部著作从头到尾穿插着对个人和具体事件的生动描述，令人读来兴味盎然。
首先，在说明封建时代社会结构的总体状况时，布洛赫往往有意地举出个人色彩浓厚的个案例子作为佐证，以增强文字的趣味性与可读性。全书一上来就以909年兰斯主教的一篇极富个人感情的宗教演说开篇，力图将读者拉入古人具体的心理状态之中：“你们看……上帝降怒了……城镇渺无人烟，寺院或被夷为平地，或被付之一炬，土地荒芜，一切都荡然无存矣……到处是强者凌弱，人如海中之鱼疯狂地相互吞噬。”(布洛赫，2004：37)在心平气和地介绍了阿拉伯人、匈牙利人和诺曼人从各个方向对欧洲发动的惊心动魄的进攻后，作者又引录了当时回荡在欧洲上空的、充满呼号之声的祈祷词，(布洛赫，2004：96-97)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说明中世纪社会安全条件的落后时，布洛赫挑选了841年秃头查理的精彩例子：当时这位王公见到从阿基坦到达特鲁瓦的使者献上的王冠珠宝，他和周围的人都对如此少的人马能带着如此贵重的物品平安抵达而啧啧称奇。(布洛赫，2004：125)为了介绍中世纪时代信息的闭塞，布洛赫列举了沙特尔地方主教富尔伯特的例子：他在收到卡纽特大王馈赠教堂的礼物时竟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他以为国王是异教徒，其实卡纽特早在幼年时就接受了洗礼。(布洛赫，2004：130)布洛赫生动地描写了北欧海盗入侵给欧洲文明世界带来的恐慌感，举了阿尔弗烈德的精彩例子；这位博学的国王在翻译波埃修斯《哲学的慰藉》中对黄金时代的描述时，禁不住在原文加了一句批语：“那时候人们从没有听说过战船。”(布洛赫，2004：68)这个特写一下子使得中世纪贵族王公对北方民族的既恨且怕的心态跃然纸上。这些细节描写成功地弥补了抽象概括带来的枯索色彩，增添了读者对这部专业意味浓厚的史学作品的兴趣。
其次，在布洛赫看来，个人或少数人的特定活动完全可以对整个社会产生十分重大的能动作用。他的这种看法在《封建社会》中屡见不鲜。在全书第40至43页中(中译本页码)，布洛赫不惜笔墨对梣树林堡的一小伙阿拉伯匪帮进行了生动有趣的个案式记载。这些匪徒完全由于偶然原因成为欧洲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同样也是出于偶然而铸成大错，惨遭毁灭。(布洛赫，2004：40-43)在解释奥托二世征讨意大利南部惨败的原因时，作者认为是皇帝本人的非理性因素驱使他在酷夏进军，最终导致失败。(布洛赫，2004：39)在说明奥托大帝剥夺自己领地的做法时，布洛赫指出以往作家从制度、风俗、信仰角度作出的解释都是无中生有，奥托这样做的原因是他对文字根本不重视。(布洛赫，2004：153-154)在布洛赫笔下，巴伐利亚传教士的辛勤工作，特别是公元971-999年在帕绍教区任职的皮尔格林主教在促成匈牙利人改奉基督教的事情上起到了近乎决定性的积极作用。(布洛赫，2004：53-54)他还认为，威塞克斯一地之所以能在诺曼人的冲击下维持独立，几乎完全是“自871年以来英明顽强的英雄国王阿尔弗烈德进行多次艰苦卓绝的斗争而获得辉煌胜利的结果。”(布洛赫，2004：53-54)可见，《封建社会》这部作品虽然侧重社会的整体结构，但布洛赫并不排斥对个人情感、心理和行为的研究，并不否认个人因素可能对历史进程产生一定甚至是相当巨大的影响。在布洛赫那里，整体和个案的分析无非只是手段，在适合的情况下，布洛赫决不忘记通过个例的展示来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和诗意。
当然，质疑的意见还是会有的。反对者可以强调这样的例子在书中还不够多，很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在作品中也没有得到完整详尽的介绍。不过，对于一部试图在短短452页篇幅内勾画9-13世纪西欧封建社会全貌的宏观著作而言，这样的批评难道不是责之过苛吗？
3.反决定论倾向——人本观念的理论支撑
许多批评家攻击《封建社会》一书具有制度决定论的错误倾向。然而，《封建社会》中的一些具体论断明白无误地表明，布洛赫对后世那种真正排斥人于历史之外的环境决定论、制度决定论是不能苟同的。他清楚地看到，社会结构的研究有其明显局限，因为它无法分析普遍之外的特例。他说：“一种社会划分之所以存在，归根到底是由于人们形成了社会划分的种种观念，而这些观念必然免不了矛盾之处。”(布洛赫，2004：424)布洛赫从未相信哪怕是某一特定阶段的人类历史可以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得到圆满解释，他对历史的复杂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布洛赫指出：“将跨越数世纪之久的两组相异现象加以对比，然后说‘这方面全是原因，那方面全是结果’，必将形成毫无意义的两分法。一个社会就像一个人的头脑，是由永远相互作用的神经网络构成的。”(布洛赫，2004：121-122)他在讨论附庸制的产生时引用了“同辈相似，胜似父子”这句阿拉伯谚语，驳斥了从制度决定论角度出发的罗马说和日耳曼森林说，指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首先是当时社会状况的产物。(布洛赫，2004：254-255)在《封建社会》下卷的引言中，布洛赫更是毫不留情地对拘泥于制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驳斥。他写道：“在传统上冠以‘封建’之名的各社会中，个人的生活从来没有单独地受制于严格的隶属关系或直接的权力关系。按照职业、权力大小或威望高低，人们也被分成高低有别的群体。此外，在每一种庞杂的小首领统治之上，总是存在着影响更为深远并具有不同特点的权威。”(布洛赫，2004：467)可见，布洛赫对于社会结构在说明历史问题方面的局限性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从未赞同过日后年鉴学派为人诟病的那种近乎迷信的制度决定论倾向。
在布洛赫笔下的封建社会中，对人类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无疑还有社会结构之外的诸多要素。他用第三编的全部篇幅探讨了封建社会特有的社会结构之外的家族关系，并指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纽带，早在封建主义特有的人际关系形成之前很久即已存在，而且在性质上也与之不相关涉；但这些关系纽带在新的社会结构内部仍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不对其进行研究。”同样，在解释封建制的成因时，布洛赫将侧重点放在外敌入侵引起的社会恐慌方面，认为是这种不安全感导致了依附关系的盛行，而没有从地理、气候或经济制度的决定论角度去寻求原因。虽然他的许多结论现在已经过时，但其中表现的人本主义倾向却是我们不该忽略的。
4.心态史尝试——对人本史学传统的创造性贡献
以上的分析足以证明，《封建社会》一书并未背离希腊罗马时代形成，文艺复兴以来继承的人本主义史学传统。然而，作为一位学术大师，布洛赫做到的不仅是继承，还有创新。《封建社会》中对人类心态史的尝试性研究，开创了人本史学的新领域，为人本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布洛赫本人对心态史研究在解释历史上的人类生活中的独特作用有着明确的意识。他说：“不了解人类的健康状况而自称领悟了人类的一切，是幼稚可笑的。”(布洛赫，2004：140)心态史无疑是对这种健康状况进行认真探讨的重要尝试之一。布洛赫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心态史在填补传统人本史学空白方面的开创性意义：“绝望、暴怒、冲动行为以及情感突变，给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因为历史学家天生倾向于以理性重现过去。但是，在所有历史领域，非理性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只有虚假的廉耻心才允许人们悄然放过它对封建欧洲各种政治事件的进程所产生的影响而不做研究。”(布洛赫，2004：142)
早在《国王神迹》等作品中，布洛赫已经显示出对中世纪社会心态的浓厚兴趣。(Fink：111)《封建社会》则在心态史方面进行了更为大胆的尝试。全书第一编就以社会恐慌去解释依附关系的形成，第二编则成为日后众多心态史研究成果的经典样板。在以“环境：生活状况和心态”为题的第二编中，作者考察了中世纪人对自然的态度。非理性特征、对时间的漠视、对书写的认识、宗教情感、历史观念、民间文学和自我意识。(布洛赫，2004：119)通过对集体心态的深入考察，布洛赫得出了一连串极富新意的史学见解。他认为，中世纪西欧社会人烟稀少、荒蛮原始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当时人们性格上的粗俗野蛮；(布洛赫，2004：140)封建欧洲婴儿死亡率的偏高使得人们对于近乎司空见惯的丧亲之痛有点麻木不仁；中世纪人对于那些被认为是超自然现象的事物具有惊人的敏感，这种敏感使人们的思想不断地、近乎病态地关注各式各样的征兆、梦境或幻觉；(布洛赫，2004：142)中世纪骑士阶层的好战无厌从根本上说是对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回应；(布洛赫，2004：488)中世纪的人们普遍并不关注人的生命，只将生命视为达到永生之前的过渡状态，总是以几近动物的方式展示体力并视之为荣耀。(布洛赫，2004：657)布洛赫的研究得到了史学界的广泛好评，《封建社会》的第二编也成为全书最具影响力的经典篇章。心态史的创立使历史学对人的观察进入了更深刻、更微观的层面，标志着人本史学的进步与发展。
综上所述，《封建社会》这部布洛赫的代表作虽运用了大量社会学的结构模式，却仍可纳入人本史学的范畴。它重点描写了集体的人，适当关注了个体的人，驳斥了排斥人的种种决定论思想，开创了心态史这一人本史学的全新领域。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年鉴学派忽视人、贬低人的总体史观的批评声音日益尖锐，而布洛赫则被视为这种史观的开创者之一。然而，无论从史学理论还是从创作实践的角度看，布洛赫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批评家们出于误解而树立起来的反面偶像。那么，作为决定论式总体史观代表的“布洛赫偶像”究竟是怎样树立起来的呢？笔者认为，这一过程与战后法国年鉴史学的发展背景密切相关。
在年鉴学派中，最早提出带有决定论色彩总体史观的学者是年鉴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他在1949年出版的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详细阐释了其“三时段总体史观”的理论。全书第一部分探讨的是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史，第二部分记录群体的社会史，第三部分则是传统的个人规模历史。(布罗代尔：上卷，8-10)布罗代尔明确指出，个人规模的历史是最微不足道的。他说：“这是表面的骚动，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是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这个世界对历史的深层只是蜻蜓点水，就像最轻捷的小船在激流的表面飞驶而过。这也是个危险的世界。为了躲开它的魔法和巫术，我们必须事先弄清这些隐蔽的、往往无声无息的巨大水流，而长时期的观察才能揭示它们的流向。引起轰动的事件往往只是这些宽阔的命运的瞬间和表象，而且只能用这些命运予以解释。”(布罗代尔：上卷，9-10)他又说：“历史事件是瞬间即逝的尘埃。它们像短暂的闪光那样穿过历史。它们刚刚产生，旋即返回黑暗中，并且往往被人遗忘。”(布罗代尔：下卷，416)根据布罗代尔的理论，结构是限制人类行为和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张广智、张广勇：93)历史创造了人，人承受了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人创造了历史，而是环境塑造了人的历史。(利科：22)尽管布罗代尔本人坚决否认，他的史学思想中的环境决定论倾向仍是十分明显的。1958年，布罗代尔在《年鉴》“论战”专栏发表了《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提出了“超越短时段”的口号。(张广智、张广勇：89)他认为，短时段是所有时段中最危险、最令人误解的时段。(利科：41)英国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指出，是布罗代尔真正贬低了人的重要性，将人降格为“人类昆虫”。(伯克：35)继《地中海史》后，布罗代尔又创作了《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与《法兰西的特性》两部作品，书中进一步降低了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在未完成的《法兰西的特性》一书的序言里，布罗代尔提出自己并非决定论者，但正如伯克所说，他在具体行文中只是重复了我们是被“远古而来的压力”“压得粉碎”的信念。(伯克：47)可见，真正排斥人的总体史观是在布罗代尔的宣传下建立起来的。它虽在宏观视野、跨学科手段上继承了布洛赫的精神遗产，但二者在对人的态度上却存在对立的一面——布洛赫认为社会结构的背后是人，而布罗代尔认为人的背后是制度和环境。
20世纪50-60年代是社会科学普遍出现结构化、科学化浪潮的时期，布罗代尔富于决定论色彩的总体史观在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得到了长足发展，受到学界的广泛称许。决定论史学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便是彻底把人排斥出历史舞台。布罗代尔的得意门生勒华拉杜里创作了《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在《历史学家的领地》一书中辟专章讨论“没有人的历史”；他在进入法兰西学院时也以“静止的历史”为题发表演说。(张广智、张广勇：93)不过，人们逐渐认识到，完全抛弃人的历史在实践中存在诸多困难，而且损害了史学本应具有的魅力和可读性。从70年代开始，以弗雷等人为代表的新史家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对布罗代尔的史观提出了质疑和修正，而被费弗尔和布罗代尔奉为总体史观旗帜的布洛赫也受到了一些曲解和攻击。或许，这正是克利奥女神同为她献身的学者们开的一个小小玩笑。当1941年初，饱经沧桑的布洛赫在国难当头的残酷岁月中提笔撰写《为历史学辩护》的时候，他心中对历史学的美好设想同数十年后猛烈抨击他的青年后生们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马克·布洛赫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中世纪史学者之一，他的作品对法国乃至国际史学界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封建社会》一书在世界各国受到了普遍好评，英国史家巴勒克拉夫说，“任何有才智的人阅读它都无不获得愉悦、趣味和兴奋之情。”(张绪山等：4-5)该书英文版在1961年出版后，于1962、1965、1967、1971、1975、1978、1982、1989年相继重印，(张绪山等：5)充分证明了广大读者对它的厚爱。这样一位影响巨大的史学家的历史观究竟如何，不仅是一个史学史的考证问题，也同史学方法论的严肃命题密切相关。笔者认为，布洛赫的基本史学理论是人本主义的，《国王神迹》等布洛赫早期作品体现了明晰的人本主义治史思路，饱受诟病的《封建社会》一书的写作方式也远远没有彻底背离人本主义传统。实际上，历史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人的学问，背离人、忽视人的历史学很难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这一点是古往今来绝大多数优秀史家达成的共识。以布罗代尔和早期勒华拉杜里为代表的环境决定论史学虽然为人们更全面地认识理解历史提供了全新视角和宝贵启示，并创作出了诸如《地中海史》这样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作品，但从世界史学发展的“长时段”角度看，决定论史学只是旁支，没有成为主流。
18世纪的英国诗人蒲柏有过这样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不要指望上帝的垂顾；人才是人类真正适宜的研究主题。”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欧人文学者正是在这样的人本精神指引下取得辉煌成就的，马克·布洛赫是这个精英团体里的杰出一员。
注释：
①humanism一词在西语中的用法极为灵活，在翻译过程中有时不免引起误解。Humanism可译为“人文主义”，但国内学界多用来形容文艺复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倾向，而把文艺复兴以后的humanism译为“人本主义”。1980年版《辞海》(缩印版)对“人本主义”的解释是：“通常指抽去人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而把人仅仅看作一种生物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学说，主要代表为德国的费尔巴哈。”(305页)这一定义显然无法涵盖humanism一词在当代西方学术话语里的丰富内涵，不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与片面性。本文中的“人本主义”采取萨特与狄尔泰等人的理解，指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中突出人的主体性地位，强调对文本或社会历史现象的人文角度理解，和自然科学采用一般规律来说明所研究现象的方法存在根本区别的思想倾向。这种人本主义是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继承下来的文化传统，与中世纪神本主义和工业革命以来极端的科学主义构成对立的范畴，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②“兰克一点都不科学，他偏见极深；……他在一切历史中都看到上帝的手迹；他从来都没有下点工夫建立一套货真价实的哲学或心理学体系。……兰克本人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是普鲁士王国的忠诚奴仆，教会和国家的辩护士；他写的一切都是他的思想偏见和利益的反映。”(J.W汤普森：第三分册，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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