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金的艺术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金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两个一致”是巴金的真实观的总纳，以“比较象活人”为尺度的性格真实是真实观的核心；巴金的功利观由崇高功利和现实功利两部分组成，把人变得更好是他的功利观的核心；巴金审美观的基本特色是悲剧美，悲剧美是他的忧郁性情感的对象化。
[关键词] 艺术观 真实观 功利观 审美观
巴金的艺术观，是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现实生活土壤中的真善美合一的艺术观。它是以中国文化特别是以“五·四”新文化为根基和种子，以西方文化特别是法国文化为营养和催化剂，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巴金强调艺术的真，更追求艺术的善，悲剧美是其艺术的基本特色。现由考察巴金的全部作品和言论出发，从真、善、美三个层面对他的艺术观作些探索。以就教于方家。
艺术的真实观
巴金的艺术真实观由对艺术真实性的总体见解、对性格真实性的见解和对悲剧真实性的见解等三个有机部分组成，现分别阐述如下。
一、“两个一致”是艺术真实观的总纲
巴金的艺术观是以“真”为基石的。从“说真话”到“写真实”以一贯之于巴金的全部人生历程和创作活动中。到了晚年，巴金在《我和文学》等总结他毕生创作经验的文章中多次强调：“我说我写作如同在生活，又说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说谎。”（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两个一致”是巴金真实观的总纲，捉住了这个纲，就等于把握了巴金艺术观的灵魂。所谓“写作同生活一致”，结合巴金的创作和言论来考察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说生活是艺术的本源，是艺术赖以生成的物质基础；二是说艺术真实源于生活真实。巴金反复强调，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从生活中来的，社会生活是他的老师，他不能够在生活以外看见艺术，他是从探索人生走上创作道路的，他理解什么便如实地写出什么，从不说谎。他的那些不朽之作《家》、《寒夜》、《随想录》等就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之结晶。所谓“作家同人的一致”，也有两层意思：一是作品必须表现真情实感；二是作家的真情实感必须与创造着的“人物”相互交流并融为一体。巴金不止一次指出，他写小说就是为了倾吐自己的情感，打开自己“心灵的一隅”给人看。他说他的作品中混和了自己的血和泪、同作品中的人物一起生活，他哭我也哭，他笑我也笑。这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作家同人的一致”的美学原则。总之，巴金关于“两个一致”的美学内涵非常丰富，窃以为他在“两个一致”中所阐述的是，从生活真实的大背景上去整体地把握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是以创造典型性格，发掘人物深层的心理奥秘为主的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审美观照方式。“两个一致”的提出法既突出了人（以人为中心），又把人放到他生活的环境中去，从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中去辩证地把握人的性格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趋势，，以揭示人的灵魂的全部丰富性和隐秘性，这就是说，它是在“写作同生活的一致”所提供的真实而典型的大背景上去塑造典型性格的问题，亦即“作家人（正在创造着的人物形象）在主客体信息双向交流与相互作用中，对人物形象进行审美创作的问题：一方面作家从生活出发整体地把握并调动起一切审美信息，从中捕捉到一个最初的未来艺术形象的基本内核，另一方面又对捕捉到的这一基本内核进行培育，在主客体审美信息的双向交流，感应中使其发育成为“比较象活人”（巴金说）的艺术典型。
二、“比较象活人”：性格真实的尺度
巴金关于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学见解，是在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执着的探索社会人生和辛勤创作的耕耘中逐渐形成的。1980年巴金在总结自己的经验时指出：“我的人物大都是从熟人身上借来的，常常东拼西凑，生活里的东西多些，拼凑的痕迹就少些，人物也比较象活人①。”在这里巴金提出了一个美学尺度——“比较象活人”。“比较象活人”即真实。那么，怎样才能达到“比较象活人”的地步呢？结合巴金的创作和言论看，至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与把握：(1)必须认真观察、探索人，把握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揭示人物心灵深层次的隐秘性和丰富性。巴金指出：“人是活的东西，他不断地生长，发展变化。要了解人，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描写人，更不是件容易的事②。”这就是说，了解人物的性格形成和发展过程，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是很困难的。(2)描写人必须从生活出发，以原型为基础，巴金经常说：“我的小说里到处都找得到我的朋友亲戚，到处都有我自己，连《寒夜》里患肺结核死去的汪文宣身上也有我的东西③。”正如巴金所说的那样在他小说的许多人物身上都可以在他熟悉的人中找到原型。高觉新以他的“大哥”为原型，高淑英以他在船上遇到的同乡女性为原型，冯文淑以他的夫人肖珊为原型等等。从原型出发对小说而言就是从生活出发。原型，这往往是对生活深入探索之结晶，原型是写活一个人的基础。与此相反，对生活不进行深入地探索与观察，只靠走马观花是写不活一个人物的，巴金在这方面是有过教训的。巴金在谈到《火》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考虑得不深，只看到生活的表面，而且写我自己并不熟悉的生活④。”(3)从观念出发是人物描写的大敌，巴金在谈到《激流三部曲》写作的教训时指出：“把克定丑化和简化也是《三部曲》的一个小毛病。丑化和简化不能写活一个人物⑤，”“人是十分复杂的，人是会变化的。没有生下来就是‘高大泉’（全）那样的好人，也没有生下来就是‘座山雕’那样的坏人⑥。”巴金在这里所批判的丑化、简化和“高大全”等人物描写方面的弊端，是把人所有的缺点错误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的丑化，与把人所有的好处和优点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这是脱离社会生活的两个极端：前者把人降为鬼，后者把人升为神。同样道理，把人物简化和类型化也是违反生活逻辑的，这势必把人变成“影子”（巴金语）而失掉血肉和灵魂。总之，以上三个方面是实现巴金关于“比较象活人”的性格真实的美学原则。
三、悲剧真实性是艺术真实观的最高体现
在半个多世纪的探索社会人生和创作实践中，巴金始终把自己的悲剧价值观建立在真实性的基础上。他不仅真实地揭示出造成悲剧的主客观根源，而且进一步指出导致悲剧的原因，在《复仇·自序》中，他说：“他们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青春，生命，活动，幸福，爱情……失掉这一切所发出的悲哀，乃是人类共有的悲哀。”这与鲁迅先生的“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巴金笔下的“家”可以当作本世纪20～40年代中国黑暗社会的缩影来看，许多貌美心善的少男少女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被黑暗社会及其封建礼教无情的毁灭了，或死，或疯，或在痛苦中煎熬，或灵与肉被扭曲，造成人生的悲剧，写出了“家”中的血和泪来。当有人指责他的作品太阴暗时，巴金反驳说：“我不愿意在每篇文章的结尾都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而且实际上那些真实的故事往往结束得更阴暗，我不能叫死去的朋友活起来喊着口号前进⑦。在谈到高觉新的悲剧时，巴金指出：“我们常常称他是刘半农的‘作揖主义’的拥护者，他自己也常说他喜欢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就是这样的‘主义’把《新青年》的理论和他们这个家庭的现实无冲突地结合起来，给了他以安慰，使他一方面信仰新的理论，一方面又顺应着旧的环境生活下去，自己并不觉得矛盾。于是他成了一个有双重性格的人⑧。”在这里巴金把悲剧的根源深挖到中外文化的潜在影响中去，这是很深刻的。而主观原因也是导致悲剧特别是他那些英雄悲剧中的人物灭亡的重要因素，在谈到杜大心灭亡的原因时巴金指出：“关于杜大心的灭亡，我以为这是必然的……一个憎恨人类，憎恨自己的人，结果不是杀人，就是自杀，没有第三条路可走⑨。”主观原因往往起重要作用，如高觉慧和高觉新生长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一样的，高觉新由于接受了“作揖——无抵抗主义”而造成悲剧；高觉慧由于敢于反抗而获得新生。
综上所述，我认为巴金的艺术真实观由如上所述的三个有机部分构成的，其中“两个一致”是艺术真实观的总纲和基础，性格真实是艺术真实观的核心，而悲剧的真实是他的艺术真实观的最高体现。
艺术的功利观
巴金曾多次引用高尔基的话认为“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变得更好”。为了实现这样的艺术功利观，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是批判和攻击不把人当成人的旧制度及其腐朽的意识形态；二是执着地探索怎样才能使人变得更好，追求人格和人性的完善。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把燃烧的激愤之情灌铸在一系列英雄悲剧的艺术典型中，用以批判和攻击旧制度及其伦理道德，追求崇高的艺术功利；而在中后期作品中，则把日趋平和的情感浓缩在一系列凡人悲剧的艺术典型中，目的是为了发掘并剔除国人灵魂中的封建癌基因，追求治病救人的现实艺术功利。
一、早期对崇高艺术功利的追求
“掏出燃烧的心给人带路”这是巴金早期崇高艺术功利观的核心和形象化。青年巴金由于受“五·四”精神的感召和安那其主义的影响，他公开向旧世界进行宣战：“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⑩。”他认为由于旧制度的专制黑暗和广大劳苦大众的痛苦与麻木愚昧，要打开封建牢门把劳苦大众解救出来，非得有一批象高尔基的《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那样掏出燃烧的心给人带路的英雄不可，这便是巴金早期追求崇高艺术功利观的原因。这种崇高的艺术功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文学是战斗的，它攻击的目标主要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巴金从走上文坛开始便发起了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攻击，在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复仇》中，通过对各国的不幸者悲惨命运的描写，对摧残人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血泪控诉；巴金还在他的早期英雄悲剧系列作品中塑造了杜大心等反抗叛逆者的形象，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巴金对封建制度及其礼教攻击得尤为猛烈，在《爱情的三部曲》等作品中他塑造了郑佩瑢、剑云、蕙、琴、淑贞、瑞珏、婉儿、鸣凤等悲剧典型，他们都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这些心地善良的少女少男来到这个世界上连最低的做人的权力也不可得，他们的青春、爱情、前途都被无情地剥夺了，巴金用这些人“被吃”或“被吃”又不知其被吃的悲剧性的事实，向吃人的封建礼教及其黑暗的旧社会发起攻击与控诉。
第二，文学是追求光明的呼号。巴金在《写作生活的回顾》中指出：“我的每一篇小说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号，光明，这就是我许多年来在黑暗中呼叫的目标，它带来一幅美丽的图画在我面前引诱我。”在巴金的作品中贯穿着一条通向光明、自由之路，是由双向并行的两条轨道构成的：一条是通过斗争或者磨难最后走向光明；另一条是为了争取光明而牺牲，但并非绝望之死，死是为后人铺平了通向光明之路。在《新生》中，革命者杜大心牺牲了，但他的朋友和战友李淑静继承并发展了他的事业，继续为争取光明而斗争。在《死去的太阳》、《海的梦》等作品中，巴金描写了争取民族解放，为争取自由、光明而牺牲的勇士们；在他的两个“三部曲”中的陈真、李佩珠、觉慧、觉民、淑英等叛逆者，投身于革命洪流，为冲破黑暗争取光明而继续奋斗。固然有通过斗争冲破黑暗走向光明和自由之路的时候，但更多的则是流血牺牲者为通向光明、自由之路做了铺垫，也就是说，追求自由的得不到自由，追求光明的要付出血的代价。巴金指出：“倘使一个青年要求我指一条路，那么我就应该叫他把自己的一切拿去贡献给为社会、为民族、为人类的工作，也就是说牺牲，牺牲是一定有效的，但这效果在将来。……求自由的人常常是得不到自由的，得到自由的人当是后代的人(11)。”从《灭亡》到《寒夜》，巴金写了一系列为通向自由、光明之路流血牺牲的铺路者。这些艺术典型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觉地为人类的自由和光明不惜流血牺牲的革命者，如杜大心、王学礼等英雄悲剧典型形象；另一类是旧制度及其伦理道德所捕捉的“牺牲品”，如周如水、蕙、觉新、汪文宣等凡人悲剧艺术典型。但他们的死并非白死，鲜血总会擦亮人们的眼睛的，他们是通向自由、光明之路的铺路者。
二、中后期对现实艺术功利的追求
随着青春期浪漫主义情绪的减退和安那其主义影响的不断被克服，巴金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也由浮躁渐趋平和；他的作品的着眼点因此也由“英雄”转移到“凡人小事”上来，关心小人物的命运。他不但敢于直面社会人生写出不幸者的血与泪来，而且无情地批判他们身上因袭的封建思想礼教，切实地实现他的要把人变得更好的文学主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深入批判封建专制，发掘国人灵魂中的封建“癌细胞”。如果说《第四病室》揭露了封建观念和专制统治所制造出来的自私、贪婪、势利、穷困等毒素对善良的小人物的灵与肉的毒害，主要目的还是挖掘造成人生悲剧的根源，那么在《憩园》和《寒夜》中则从更深层次上对封建毒瘤进行了冷静的剖析与剔除，所关注的主要是造成悲剧的主观原因。在《憩园》中，巴金探索了金钱与封建观念相结合怎样破坏了一个家庭、坑害了一代人的情况，提出了“救救孩子”，关心下一代的问题；而《寒夜》则是《憩园》的续篇，它把汪文宣灵魂中的一个致命毒瘤——“忍”——发掘出来给人看。在谈到造成汪文宣的悲剧原因时，巴金指出：“他们不反抗，所以都做了牺牲者。旧势力要毁灭他们，他们不想保护自己……他们的确象我的朋友彼得洛夫所说的那样，始终不曾起来为改造生活而斗争过。他们中间完全忍受，象汪文宣和他的母亲(11)。”汪文宣灭亡的主观原因是“忍”。“忍”是在高觉新那里的“作揖——无抵抗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是专制高压下的产物，是奴性人格的核心。如果说“作揖——无抵抗主义”可以扭曲并戕害人的灵与肉的话，那么“忍”则可以把一个健康人变成奴隶，而且甘心情愿做奴隶并从中寻出乐趣来。
第二，拷问自己的灵魂，追求人格的完善。经过“文革”的磨难，巴金对封建“癌基因”给国人造成的毒害认识得更加深刻，因此他除了批判旧制度及其封建礼教外，他还把笔锋对准自己，他这样剖灵魂给人看：“这次我在谈《激流》的回忆时我写过这样的话：‘我在我自己的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高觉新……也在鞭挞我自己。’那么在小职员汪文宣身上，也有我自己的东西。我曾经对法国朋友讲过，我要不是在法国开始写小说，我很可能走上汪文宣的道路，会得到他那样的结局。”“我同觉慧最大的差别是他大胆我不大胆，甚至胆小。以前我不承认这个事实，但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我看自己可以说比较清楚了。在那个时候我不是唯唯喏喏地忍受一切吗？……在向着伟大神明低首弯腰叩头不止的时候，我不是‘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的信徒吗？(13)在这里巴金毫不留情地鞭挞自己的灵魂，他这样作的目的是净化灵魂，追求人性的完善。
纵观巴金的艺术功利观，半个多世纪以来大体上发生了三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从早期的崇高艺术功利观向中后期的现实艺术功利观的转变；二是对旧制度及其封建礼教的批判由泛化向深化的转变；三是批判的锋芒由外向内由浅向深的转变。这些转变都是紧紧围绕着巴金一贯孜孜追求的文学“就是要使人变得更好”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来进行的。
艺术的审美观
悲剧美，这是巴金作品最基本的审美特征。长期以来巴金用体验人生苦难的忧患意识和追求光明的“灵魂的呼号”去创造他的悲剧美，巴金所创造的悲剧美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英雄悲剧系列作品及其所追求的崇高美；二是凡人悲剧系列作品及其所体现的忧郁美；他的燃烧奔泻的情感，则构成了他悲剧美的重要蕴涵。
一、英雄悲剧及其崇高美
中国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和“侠义”精神与西方文化中的“平等、自由、博爱”思想和安那其主义在巴金心灵中的撞击与融合，“五·四”精神的熏陶与残酷专制的社会现实的刺激，这些文化意识在巴金思想中的矛盾斗争、合和统一后形成了巴金的英雄悲剧观。巴金多次表示：“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我还记得高尔基早期作品中的‘鹰’，它‘胸口受伤，羽毛带血’不能再上天空，就走到悬崖边缘，‘展开翅膀滚下海去’”。勇士丹柯掏出燃烧的心给人带路和受伤的鹰从悬崖边缘滚下大海去这两幅悲壮的图画，不仅是巴金写作的最高境界，而且也是他早期英雄悲剧所追求的崇高美的体现。在巴金早期英雄悲剧系列作品中所塑造的杜大心、陈真等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英雄形象，就是巴金心目中的勇士丹柯和受伤的鹰。这些英雄们为了推翻罪恶的社会制度，实现自己的憧憬中的美好社会理想，与顽敌殊死搏斗，但他们又未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及思想武器，这就是革命者的悲剧的成因。
巴金早期的英雄悲剧有着丰富的美学蕴涵。首先，巴金为我们描绘了悲剧英雄们变态心理的立体图景，他把笔触伸入到杜大心等的潜意识和无意识层次，去探索其灵魂深处的矛盾与搏斗，描绘其内心世界的不安、骚动、拼搏和痛苦的情景、展示了灵魂，因而具有较高的丰富的审美价值。其次，英雄们心灵被扭曲、肉体被戕害这一双重悲剧的变态心理，是黑暗的病态社会文化环境与个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使英雄悲剧具有撼人心弦的审美力量。最后，在英雄们的搏斗与灭亡的碧血横飞中，他们的人生价值得到了体现。虽然我们不赞成他们那种恐怖主义的斗争方式，但是他们确实是掏出燃烧的心给人带路的“勇士丹柯”式的英雄，用鲜血和生命奏出了最雄奇的乐章，给人以崇高的美感享受。
二、凡人悲剧及其忧郁美
随着安那其主义的不断被克服，巴金开始冷静地、深入地观察社会人生，他所关注的焦点也由“英雄”转移到“凡人”，由创造浪漫谛克的英雄悲剧转变而为对芸芸众生的悲剧性命运的探索。他写了“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封建大家庭的全部悲欢离合的历史”，活画出来那个大家庭中的“牺牲品”的冤魂，他饱含着忧患意识去解剖与拷问黑暗社会中不幸者的灵魂，为我们塑造了几个系列的凡人悲剧形象：高老太爷、冯乐山、克安、杨梦痴等腐朽者的悲剧典型；梅、瑞珏、婉儿、曾树声等“几乎没事”而被压到社会最底层的痛苦者；周如水、高觉新、汪文宣等“好到无用人”的悲剧典型，他们是被吃者然而又是吃人者，是巴金悲剧作品中审美价值最高的艺术典型，标志着巴金悲剧创作的最高水平。
巴金凡人悲剧的审美特征是忧郁美。这种忧郁美既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又是巴金从社会人生所感受到的悲哀情绪的对象化，同时也是他所处的那个悲剧性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本世纪20～40年代，中国正处于痛苦黑暗之中，巴金用自己的作品再现和表现了这个血淋淋的悲剧现实：“这是伤痕，这儿是血(15)。”同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又强化了他的忧患意识，他悲哀地说：“我哭，我的无助的哭，为了人类的受苦而哭，为了自己的痛苦而哭(16)。”这样，他把自己无尽的忧郁和痛苦的情绪渗透到他所创造的悲剧艺术形象中去，使作品更充溢着忧郁性。因此我们说，巴金悲剧作品中的忧郁美是他处的那个悲剧时代的真实写照和他的真情实感的对象化。
三、情感是忧郁美的重要内涵
巴金毕生都在强调情感的重要性，认为艺术就是表现情感的。青年巴金在与徐懋庸谈话时指出：“我从人类感到一种普遍的悲哀，我表现这悲哀，要使人类普遍地感到这悲哀(17)。”在《灭亡·序》中他指出：“贯穿全书的悲哀就是我自己的悲哀”，在《家·十版序言》中他说：“我在生活中有过爱和恨，悲哀和渴望，我在写作的时候也有我的爱和恨，倘使没有这些我就不会来写小说”。1979年巴金在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时指出：“我的每一本书都反映了我在不同时期写作的情感。”60多年以来巴金用一颗火热燃烧而又坦诚的心，在作品中倾吐他个人与时代的悲哀，奏出那个时代的痛苦人生的主旋律，在这心灵的旋律中既蕴含着我们民族的悲哀的集体无意识的因子，又融入了他个人与时代的忧郁，从而汇成一股奔腾不息的“激流”。这激流源于巴金的心头，贯穿于他的全部作品中：《灭亡》写白色恐怖下的忧郁和悲愤的情感，《复仇》写资本主义世界中悲哀与反抗的情绪，两个“三部曲”写封建专制下种种的忧郁，《火》、《还魂草》写侵略者铁蹄下悲哀与反抗的情感，《第四病室》、《寒夜》写国民党统治下种种的悲哀。
巴金的燃烧奔泻的情感象一条流入大海的长河，他曾经这样描绘：“这激流永远动荡着，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而且它也不能停止，没有什么时候可以阻挡它。在它的途中，它也曾发射出种种的火花。这里面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痛苦。这一切造成了奔腾的一股激流，具有排山之势，向着唯一的海流去(18)。”由于这条情感的长河中融入了他的血和泪，渗透了时代的悲哀与不幸，使奔泻燃烧的情感直扑读者的心扉，使读者的心灵与巴金的心灵一起燃烧共鸣，产生了强烈的审美效应。
总之，巴金艺术观的主要审美特征是忧郁美。虽然巴金早期写英雄悲剧追求崇高美，中后期写凡人悲剧体现忧郁美，但他的主要审美倾向是忧郁美，因为“忧郁性”以一贯之于他的全部作品之中，这种忧郁性情感的对象化便成为忧郁美。他那毫无掩饰的直抒胸臆的悲剧作品，读罢令人产生巨大审美快感，他那激荡在作品之中的青春热血和激情，有着强大的审美力度。这，就是巴金独具有悲剧美的特色之所在。
结语
一、巴金的艺术观是以“真”为基石的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现实生活土壤中的真善美合一的艺术观。
二、巴金的艺术观是从创作实践中悟出的对艺术评点式的观照。
三、巴金的艺术观也有不足之处，特别是他过分看重情感的表达，有时情感挤压了形象，造成人物性格不够丰满，主题不能深化。
注释：
①③④巴金：《关于〈火〉》。
②巴金：《描写人》。
⑤巴金：《谈〈春〉》。
⑥巴金：《观察人》。
⑦(15)巴金：《砂丁·序》。
⑧巴金：《家》。
⑨巴金：《灭亡·七版题记》。
⑩巴金：《我和文学》。
(11)巴金：《我的路》。
(12)(13)巴金：《关于〈寒夜〉》。
(14)巴金：《随想录·真话集》第64、68页。
(16)巴金：《复仇集·序》。
(17)李存光主编《巴金研究资料》（下），海峡文艺出版社，第18页。
(18)巴金：《激流·总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