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东亚地区军备发展的动力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军备论文,战后论文,动力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的终结推动了世界局势的相对缓和，一度为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创造了较为良好的政治军事环境。不过，美苏对抗时期被暂时压抑下来的地区性矛盾随之大量涌现，地区局势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剧。海湾战争使一些国家坚信军事实力是有效应对外部入侵和保障自身安全的不二手段，于是，地区性的军备扩张①和全球性的裁军进程呈现出反向运行的有趣态势。1990年以来，中东和东亚一直是全球最大的两个军备输入地区。进入新世纪以后，东亚多国(地区)的军费开支及军备采购呈现持续上涨态势，成为当今世界“武装”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东亚地区国家普遍缺乏必要的战略互信，对各自的军备发展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因此，许多观点认为“安全困境”是导致冷战后东亚地区国家展开军备竞赛②的主要动因，东亚各国之间保持着极大的军备警惕性。其中，中国的迅速崛起及军事力量的增强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军事实力的迅猛增长，引起了东亚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和防范。不过，从中国的立场来看，其军事现代化“不仅出于遏阻和制止台独的绝对必需，连同在美国的霸权性优势和潜在威胁(以及来自其他个别大国的潜在威胁)面前维护中国基本安全和自主的绝对必需”，③中国的军费增长无可厚非。“中国威胁论”显然不能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军事现代化，因为彼时中国的军备增长才刚刚起步。另外，安全困境理论只是关注军备发展的外部因素而忽视了内部因素，因此不能完全解释东亚地区的军备发展。
关于军备发展的动力问题，从装备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主要包括需求牵引与供给推动两个方面。在需求牵引方面，包括国家安全、军事现代化、国家威望、军事部门利益等要素；在供给推动方面，包括商业利益、外交政策考虑、战略必需等要素。可见，这其中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国内因素。国防经济学在研究军费和军备问题时，提出了军备竞赛模型和新古典模型，前者强调行动—反应(action-reaction)，后者则强调经济政治和军事等综合因素。④因此，在军备研究当中，“外部竞争压力”和“纯粹国内因素”均被视为促成军备发展的动力因素。对和平时期的大部分国家而言，单纯的外部或内部因素都难以起到唯一的和决定性的作用。英国学者巴里·布赞和埃里克·海凌把军备发展的动力归结为“使行为体获得武装力量并改变已有武装力量的数量和质量的所有压力的集合”，⑤并从“行动—反应”、“国内结构”和“技术强制性”三个角度来解释军备增长的动力问题。本文主要借鉴这一分析模式，通过全面考察冷战后东亚地区军备发展的现实状况，从“行动—反应”、“国内结构”和“技术强制性”三大视角，对东亚地区军备发展的动力情况进行多维度的剖析和解读。
一、冷战后东亚地区军备发展的现实态势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军备水平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一方面表现为军费开支的持续增加，另一方面体现为军备贸易的显著增长。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公布的统计数据，2011年东亚地区军费开支高达2500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了4％，比1991年的1086亿美元增长了130％。⑥以东北亚地区的中日韩三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五国为统计对象，⑦在1991—2011年的21年时间里，上述国家的军费开支均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其中，日韩等发达国家由于军费基数较大，其增长幅度相对较小。日本的军费开支从505亿美元增长到545亿美元，增长幅度最小，这是由于受到“和平宪法”的制约，其军费开支需要保持在GDP的1％左右，但是日本500多亿美元的庞大军费开支长期位列世界第二。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军费开支增速较快。东南亚国家中除新加坡以外，军费增长均出现了明显的波动，受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十分明显。由于近年来新加坡保持了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势头，其军费开支规模攀升为东南亚地区国家之首(具体参见图-1、图-2)。
图-1 1991—2011年中日韩三国军费开支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图-2 1991—2011年东南亚五国军费开支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缺少越南1995—2002年、印尼2000年的相关数据)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军备贸易的总体规模持续扩大，交易数额明显上升并趋于稳定。以上文选取的八个国家为分析对象，1981—1990年，上述国家的军备进口总额约为434.43亿美元；1991—2000年，达到了约523.16亿美元，增长了20％；2001—2010年，进一步增加到约529.74亿美元，相比前十年增长了约1％。1991—2010年全球武器进口前50名的国家和地区，东亚地区有11个国家(地区)名列其中。⑧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东亚地区的军备进口状况并非完全是线性式的增长态势。以10年为一个计量阶段，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三国30年来是渐次式的增长(2005年之后中国的军备进口开始大幅度下降)；韩国与泰国是先增长而后下降；越南与印度尼西亚是冷战结束初期先出现大幅度下降，近十年又恢复性增长；日本的军备进口呈现为逐渐下降的态势。
如图-3所示，1981—2010年，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军备进口国，其次是中国、韩国和新加坡。20世纪80年代，中国是上述八个国家当中军备进口额度最小的国家，仅有7.13亿美元。这一数额不仅远远小于日本和韩国，也比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要少得多。近年来日本军备进口趋于减少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其军工产业的不断发展和武器装备的周期性更新。一方面，日本的国防科技工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经建立了除核武器以外的覆盖航空、航天、轻武器、坦克、舰船、雷达、电子等装备的相对完善的研发和生产体系；另一方面，日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基本实现了武器装备的现代化，而东亚地区大部分国家的这一进程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算正式起步。不过，随着新一代的武器装备陆续面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日本的军备进口将会出现明显的增长势头。比如，日本在2011年已经决定采购第四代战斗机F-35，这一计划预计将耗资100亿美元。
图-3 1981—2010年东亚地区主要国家军备采购情况
数据来源：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
在东亚地区军备发展的过程中，海军、空军的军备增长十分强劲。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亚地区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三个国家引进了F-15系列和F-16系列等美制第三代战斗机，只有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和朝鲜四个国家拥有潜艇。1989年以后，韩国先后从德国购买许可证生产了6艘209级常规动力潜艇(分别是1989年、1994年)，新加坡则从瑞典购买了4艘“海蛇”(Sj
ormen)级常规动力潜艇(分别是1995年、1997年)。2000年以后，韩国继续从德国引进了多达9艘214级常规动力潜艇的生产许可证(分别是2000年、2008年)，马来西亚从法国购买了2艘“蚰鱼”级常规动力潜艇(2002年)，越南则从俄罗斯购买了6艘“基洛”级常规动力潜艇(2009年)。泰国、缅甸等国家也在考虑或着手购买潜艇，东亚地区正在成为世界上潜艇最为集中的地区。另外，近年来大部分东亚地区国家陆续购买了第三代战斗机，主要集中在美制的F-15系列、F-16系列和俄制的Su-27系列、Su-30系列四种机型上。海、空军军备成为冷战后东亚地区军备发展当中最为集中、最为抢眼的领域(具体参见表-1)。其中，日本与韩国外购舰艇的数量相对较少，这得益于其较为发达的造船业，除了部分关键部件以外，这两个国家基本实现了舰艇的国产化。
可以看出，冷战后东亚地区的军费开支和军备规模均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增长势头，但是东亚各国的军费开支占GDP的比重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依然普遍低于冷战结束前的总体水平。如图-4所示，冷战后东亚地区国家的军费开支占GDP的比重呈现先下降后攀升的态势。冷战结束前后，越南的军费开支占GDP的比重最高，达到5.6％。冷战结束初期，除日本以外的其他东亚地区国家的军费开支占GDP的比重均出现了下降趋势。其中，印度尼西亚最低，一直在GDP的1％以下；中国在1994—2000年维持在GDP的2％以下，2000年以后稳定在2％左右；韩国则保持在GDP的2.5％—3.0％之间。值得注意的是，冷战后新加坡的军费开支占GDP的比重最高，高峰时约占GDP的5.4％，最低时也占到3.7％，远高于东亚地区其他国家的占比水平。总体来看，大部分东亚地区国家的军费开支占GDP的比重都控制在较为合理的范围内，尽管东亚地区国家军费开支的绝对值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势头，但是这一合理的比重至少说明军费开支并没有严重侵占上述国家财政开支的其他领域，其军备发展没有陷入恶性扩张的境地。
图-4 1991—2011年东亚地区主要国家军费开支占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缺少越南1995—2002年、印尼2000年的相关数据)。
另外，近20年来中国的军备发展确实出现了显著增长，但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军备进口额是东亚地区最少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军费开支的增长是一种“补偿性增长”。中日韩三国的军费增长率没有趋同性，中国军费开支的基数较低，其较高的增长率并没有引起日韩两国对应性的军费增长，这三个国家之间没有形成军备竞赛。引人注目的是，东南亚各国的军费增长具有一定的趋同性，且受国内经济水平的影响较大。比如，受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东南亚国家的军费开支一度普遍下滑。中日韩三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军费开支及军备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其军备发展的动力自然也存在显著差别。这些现象说明影响东亚地区军备发展的动力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彼此之间所谓的“竞争压力”。
二、内在需求与东亚地区军备发展的合理性
有关内在需求对军备发展影响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行动—反应”模型无法完全解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发展动力问题。由于美苏之间进行了长时期的对抗，发展军备应对潜在威胁在两个国家已经根深蒂固。美苏两国的军备研发及生产机构几乎成为“永久性”部门，军事技术进步成为一种自我演进的过程，军工企业则在生产规律的拉动下持续地高速运转。军备生产及与之相关的政治、经济部门和个人渐渐融入国家体制当中，成为国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因素成为影响美苏两国军备发展的主要动力源之一。这一分析主要适用于军备生产国，因为非军备生产国国内不存在大规模的军事工业，也不会产生像美国那样的势力庞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不过，“越来越多的对低工业化国家中军事工业化的研究文章包含了大量支持许多国内结构模型的材料”。⑨而且，军备发展的内在需求所包含的因素也并非局限于军事生产的制度化，还包括军备全寿命周期、经济增长、选举政治、国内安全威胁、部门利益和以军事威胁促进内部团结等内容。在这些因素当中，武器的更新换代、军事生产的制度化和国内安全威胁是促成东亚地区军备发展的主要动力因素。
持续的经济增长使得一些东亚国家有能力对达到使用寿命周期的武器进行更新换代，由此带来之前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实现的军备增长特别是技术层面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军备需求是指其愿意购买且有能力支付的军事装备，具有购买能力是军备发展的基本前提。早在1995年，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就指出，“军事支出增长要归因于区域内许多国家日益富裕，这使它们获得了更尖端的硬件”；⑩而“影响政府进口多少武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它的财政能力”。(11)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经济保持了快速的增长势头。1991—2010年，上述八个国家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中国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47％，最慢的日本为1％，其他国家在4％—8％之间，八个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5.72％，这明显高于同期全球2.7％的平均经济增长水平。(12)除了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经济条件较好的国家以外，大部分东亚地区国家在冷战结束初期都面临着武器严重老化的尴尬情况。对中国而言，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开始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而大幅度压缩了国防开支，而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则是受制于经济规模和冷战环境。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国防开支处于低投入的状态，而1979—1989年中国的居民物价总指数(CPI)年平均上涨了7.49％，这一时期的中国国防投入实际上处于一种负增长的状态。(13)中国的国防费用以不变价格计算下降了26.33％，购买力减少了1/4，“军费的削减超过客观限量，已严重影响到国防现代化的正常进行”。(14)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中国的军费开支进入“补偿性增长”的新阶段，开始快速更新严重老化的军事装备。当时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已经严重滞后，陆军列装最多的59式坦克尚属于战后第一代坦克，第二代坦克88式刚刚开始换装；空军的主战飞机是已经服役近40年之久的歼-6战斗机；海军方面的主力舰艇同样老化，海上防空能力薄弱，潜艇噪音明显。而同时期的欧美军事强国早已装备了诸如M1、豹2等第三代主战坦克和F-15、F-16、幻影2000等第三代战斗机。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纷纷引进先进的第三代战斗机，日本还装备了十分先进的“宙斯盾”驱逐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中国军备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最大的时期，这才有了此后20年军费和军购的快速增长。即便如此，截至2010年，中国空军和海军水面舰艇的现代化水平也只有26％左右，防空力量达到40％，潜艇达到56％左右。(15)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中国的军备现代化水平至今依然存在很大的不足。2010年中国军费增长率为3.77％，2011年为6.8％，较之前期的两位数增长出现了明显下降，这说明随着“补偿性增长”的逐渐到位，中国的军备增长速度正在稳步放缓。
与中国有所不同，东南亚地区在冷战期间存在着美苏两大集团的对峙，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又存在着东盟与越南之间的对抗，军费开支一直是各国政府预算的重头。不过，由于东南亚在美苏对峙当中并不属于最重要的前沿地区，其内部还存在着复杂的领土争端和内战，这使得美苏两国一方面没有把最先进的常规武器部署在该地区，另一方面谨慎地选择向该地区输出武器装备。20世纪90年代之前，大部分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常规武器都属于中等威力的水平，“无论坦克、飞机或军舰都不是武器输出国——美国和苏联军队中使用的先进武器”。(16)这些主战装备大都采购于1960—1970年代，存在严重老化等问题。比如，1995年的东盟海军，“其战斗编成中有113艘舰和1500余艘艇，其中在最近10—15年建造的具有现代战术技术性能的舰艇占15％—20％”。(17)2004年印度尼西亚军队在海啸灾难搜救过程中难以作为，充分暴露了其与大部分东南亚地区国家一样，存在军事装备的巨大局限性。冷战结束后，美苏势力相继退出了东南亚地区。国际军火商不再担心先进武器的输入会引起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纷纷争夺这一地区的军火市场份额。东南亚国家经济条件的持续改善，也使得买方市场拥有了一定的购买条件。
军事生产的制度化是中日韩等军备生产国重要的军备发展动力。军备的研发与生产需要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创建永久性的研发机构，并维持军工企业的长期有效运转。尽管外部压力和“以备不时之需”是一个国家维持高水平军事研发和军工生产的重要原因，但是科技研发与工业生产均有其内在的周期性和自发性，一旦形成一定的规模，就会产生内在动力，从而使技术和生产不断地向前发展。在外部压力的条件下，“保持生产能力的愿望，最终导致产生了内在化的推动力，将军备生产推向足以满足工业需求的层次”。(18)一方面，研发和生产部门的高水平活动会加速军备的淘汰周期，推动军备水平的不断提高，高精尖的技术研发和装备生产会要求更高的军费投入；另一方面，制度化的军事研发与生产造就了特殊的利益集团和部门利益，这些集团、部门及相关群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他们为了自身利益而影响国家的军事开支行为，逐渐成为具有大规模军备工业的国家发展军备的动力之一。总体而言，中日韩三国在军备生产国等级结构当中属于较高层级，其军事装备的科研与生产已经制度化，这些部门在国内因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军备生产国等级序列当中，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属于部分军备生产国中“几乎全类别生产，在某些领域技术领先，在许多领域接近领先水平”的国家。日本建立了“除核武器以外的覆盖航空、航天、兵器、舰船、军事电子等装备的科研生产体系”，“科研生产能力在亚洲处于领先水平，在世界也属先进国家之列”。(19)日本的国防工业体系完备程度不如中国，其对进口部件的依赖程度高于中国，但是在部分领域的技术领先水平高于中国。因此，日本属于军备生产国等级结构中大致与中国相当的“部分军备生产国”。近二十年来，韩国着力打造“自主国防”，国防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部分自制武器的技战术性能十分突出。但是，韩国尚不足以成为全类别军备生产国，在战斗机、发动机、导弹以及雷达系统等重要武器和核心部件上对外依赖程度很高，属于部分军备生产国中“多类别生产，但通常依靠进口部件”的国家。
对军备生产国而言，维持军事研发与生产的必要规模，需要保有足额的军购订单。当本国军事力量无法满足时，就需要努力寻求武器出口的途径。中国的国防工业大部分属于国有企业，对本国军备发展的影响集中在自我研发与生产的内在动力方面。而日本的军事工业走的是寓军于民的道路，其军备生产由三菱、富士、三井等巨型财团的下属企业来完成。韩国也是由现代、三星等大财团的下属企业来完成。这使得除研发生产的内在动力之外，上述大财团会因为部门利益而不断推动军备的研发、生产和出口。2004年，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曾经向政府提出关于今后军事力量发展的建议书，要求发展军工产业、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而这一建议在2012年最终成为现实。
国内安全威胁是促成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军备增长的动力因素。较之东北亚地区国家，东南亚地区国家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民族和宗教问题。长期以来，许多东南亚地区国家饱受国内安全问题的严重困扰，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的反政府武装长期与政府军对抗，不断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印度尼西亚的亚齐、巴布亚等地区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十分突出，地区分离主义盛行；泰国南部的民族和宗教冲突亦相当严重，其南部武装组织多年来一直主张通过武力建立独立的国家或与“同文同种”的邻国马来西亚合并；菲律宾南部信仰伊斯兰教的摩洛人在宗教信仰、国家认同、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等方面与菲律宾主体民族存在着严重分歧，暴力冲突一直不断。“9·11”事件以后，东南亚成为恐怖主义活动的重灾区之一，这股逆流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一直延伸到泰国、缅甸和柬埔寨，处处均有“基地”组织的影子。(20)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相勾结，成为当前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由此，内部暴力成为一些东南亚国家国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特征之一，并成为其军备发展的重要动力。不过，旨在应对国内暴力的军备增长毕竟是低技术层面的，即对小型军备的需求，属于军备发展动力的次要部分。国内暴力占用的军事资源，更多地体现在人员、车辆等方面的开支上。
此外，国内政治中的选举政治、部门利益等因素，也是东亚地区国家军备发展的内在动力。一些东亚地区国家的国内政治，一方面具有世界各国政治的普遍性，即“国外的安全威胁是获得国内政治支持的有效手段”，进而使国外因素转化为国内因素而成为其军备增长的动力。日本就长期在《防卫白皮书》中将俄罗斯的战略压力和朝鲜的军事威胁视为其安保考虑的首要问题，近年来又将安保矛头直接指向中国。另一方面，东亚地区国家的国内政治与欧美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不存在势力庞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但是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军队在政治生活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在泰国，“军人一直被视为国内政局的稳定力量和对国王忠诚的象征”。有学者称，“在军队会干预政治的国家，平民政客会用巨大的军费开支来换取军队的政治服从”，泰国就是极好的佐证。不过，在1998年以后，泰国的军费开支一直保持在GDP的2％以下的水平。另一个曾经长期由军人执政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其军费开支在1991年以后也从未超过GDP的1％。这些情况说明，在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中，军队的重要影响力并不是其军费增长的主要动力。
三、“行动—反应”与东亚地区军备发展的竞争性
从“行动—反应”的视角来观察军备发展是一种经典方法，它为“军备竞赛”这一概念的提出奠定了重要基础。“行动—反应”的观点认为，军备动力主要受到国家外部因素的推动，主张“国家加强军备的原因是它们认为受到了其他国家的威胁”，“任何潜在的敌对国家增强军事力量的行动，在其他国家看来都是威胁的增大，这时他们做出反应，增强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21)这一观点的逻辑起点是国家之间的不信任感和国际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霍布斯式的恐惧”，使得一个国家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自然的、必要的措施，反而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即使出于“纯粹的”防御目的增强军备，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做出反应的巨大威胁。这样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最终导致每个国家更加不安全，由此形成所谓的“安全困境”，最终结果极有可能是“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无法避免”。(22)
“行动—反应”观点的权威例证是一战前英德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两国的“行动—反应”特征十分明显。除了冷战初期的美苏竞争之外，这种高度清晰的特征很难在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军备动力当中得到体现。更多的国家可能无意相互视为军事威胁，而感到互相威胁的国家之间的军备增长往往带有国内因素的现实影响。因此，“行动—反应”观点很难精确地在军备动力当中反映出来，只能够明确外部威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军事行为。为了考察东亚地区军备增长的“行动—反应”因素，本文确定了三个主要变量：第一，东亚地区国家之间是否存在不信任感，从而互相视为敌手或是竞争对手；第二，东亚地区国家之间是否存在针对性的武装力量部署；第三，东亚地区国家的军费开支和军备采购是否具有内在的联动性。通过对这三个主要变量的考察，分析“行动—反应”因素对东亚地区国家军备发展的重要影响。
当前东亚地区国家之间彼此防范的心理是普遍存在的，这源于该地区复杂的历史问题、领土争端和海洋权益纠纷等因素。在东北亚地区，政治安全互信相对于经济合作水平而言严重滞后，中日韩三国存在军事上的互相防范心理。日韩两国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认为中国没有澄清军事现代化的目的，“(军费)内容相当不清楚，中国军费的持续上升将会影响日本和韩国等其他国家的防御战略”。(23)日本的《防卫白皮书》称中国正在急速推进海军和空军的现代化，“在周边海域的活动日趋扩大和活跃，对地区和国际社会造成隐忧”。中国除了要考虑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和海洋权益纠纷所带来的安全隐忧，还面临着美国不断增加在东亚地区前沿部署的巨大战略压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压力增大……来自外部的疑虑、干扰和牵制增加。美国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24)另外，美国向澳大利亚轮换调防新部队、不断加强与日韩的军事同盟关系，与印度、越南建立新的军事关系等，这些都让中国担心会受到“战略围堵”。
在东南亚地区，东盟内部、东盟与东亚大国之间均存在复杂的博弈关系。在东盟成立之前，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普遍存在，东盟成立后和越南主导的印度支那集团处于对抗状态。印度支那集团瓦解后，相关国家陆续加入东盟，东南亚安全局势得到了明显改观。虽然东盟成员国之间一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力冲突，但是彼此防范和不信任感依然普遍存在。在东盟成员国当中，多个国家之间存在着边界问题。而东盟的组织形式相当松散，对成员国违反宪章的行为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只是规定“严重破坏或不遵守宪章的情况应提交东盟首脑会议解决”，而“协商和一致同意”的原则使东盟对区域内国家间冲突的调停和仲裁几乎没有效力。“为了追求国家利益而舍弃地区和平在东南亚地区国家交往中屡见不鲜”(25)。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文莱等国家和中国存在着海洋权益纠纷，一些国家认为“在亚洲，中国势力的崛起和军事力量的增强都令人担忧，重要的是把这种潜在的不安全感、中国的政治和军事野心公之于众”。(26)1992年，中国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后，当时东盟所有国家第一次一致请求美国保持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作用。东南亚地区国家还希望日本在东亚政治、外交和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就表示“希望日本作为对抗中国的势力”，(27)“以配合其在东南亚、中国、中国台湾、香港和韩国业已取得的重要贸易、投资与援助地位”。(28)不过，他还“认为日本的防卫能力增强预示着‘军国主义的复活’，普遍存在日本将继经济入侵后对东南亚发动军事入侵的担忧。日本拒绝为战争罪行道歉，其中包括慰安妇事件，暴露出这个国家缺乏诚意”。(29)可见，东南亚地区国家对日本在该地区发挥作用也保持着一定的警惕性。
由于不信任感的普遍存在，东亚地区针对性的武力部署近年来日趋明朗。日本在2010年底出台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当中，将“严密关注中国”的说法升级为“警戒监视”，把防卫重点从北方转向南方，着重加强西南诸岛地区的防卫。日本还决定在“距中国最近”的冲绳县与那国岛部署“沿岸监视队”，并在相关地区部署陆基反舰导弹系统；将海上自卫队的潜艇数量由16艘增加到22艘，提高在日本西南海域周边的“监视能力”；将航空自卫队那霸基地的战斗机师团由1个增加到2个。上述举措的根本目的是“对抗中国增强军力在东海频繁的活动”。韩国则开始在济州岛海军基地着手组建由2艘KDX-3级“宙斯盾”导弹驱逐舰、3艘KDX-2级导弹驱逐舰、2艘警备舰和2艘常规动力潜艇组成的“独岛离於岛舰队”，以增强对独岛(竹岛)及苏岩礁海域的控制能力，应对与中日两国的领土和海洋权益纠纷。
东南亚地区大部分国家陆续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根据“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的条款，通过建立成员间的相互信任措施和安全合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彼此之间的猜疑和互不信任。东盟机制降低了成员国之间的敌意程度，因此该地区针对性的武力部署并不特别突出。不过，东盟国家就南海问题以联合的方式增强与中国谈判的力量，其军事战略由陆地型、内向型转向了海洋型、外向型，一些国家的军备采购和军力部署也集中在南海方向。比如，越南在近年来采取了“陆守海进”的军事战略，以“夺控南沙岛礁”作为其军事准备的核心要点，将扩充海空兵力、调整纵深基地群、建设南沙一线阵地作为构筑南沙战场体系的三大战略支撑。(30)单从外部因素而言，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国家不断扩充海军和空军军备，不能只归结为应对中国或日本的海、空军力量的战略压力。东盟国家的军费开支和军购显示了较强的关联性(如图-2和图-5所示)。这说明除了应对本地区大国的安全压力之外，东盟国家对自己的邻国依然保持着强烈的戒备心理。于是，一个国家增加军事开支或是引进先进武器，便“自然而然”地引起其他邻国的效仿。
图-5 1991—2012年东南亚五国军备进口情况
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相比，中日韩三国的军费没有出现明显的联动性增长(具体参见图-1)。图-6则进一步显示，在冷战后的大多数年份里，中日韩三国的军备进口没有联动性，三国仅在1995年和2009年保持了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而东南亚地区国家与中日韩三国相比，无论是军费开支还是军备进口都存在巨大的差距，将它们进行比较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
图-6 1991—2012年中日韩三国军备进口情况
上述现象表明，东亚地区军备发展具有“行动—反应”的某些特征，这种特征在东南亚地区国家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中日韩三个实力较强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安全互信不足等问题，彼此之间有针对性的武力部署。不过，中日韩三国的军费开支和军备进口并没有密切的关联性，中国军费的持续增长并没有带来日韩两国相应的、成比例的军费增长，这说明中国军费的“补偿性增长”没有导致东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而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军费开支和军备进口规模远远小于中日韩三国，其军备发展的“行动—反应”特征很大程度体现在东盟内部的竞争上。
四、技术强制与东亚地区军备发展的内外因素
军备发展的内外因素不是孤立的，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这两方面的因素日益相辅相成。一个国家由于内部需求导致的军备发展，在信任缺失的国际环境下会引起其他国家的严重不安，从而成为另一个国家发展军备的动力。这种“行动—反应”模式循环下去，又会在国内形成新的军备动力。在东亚地区本身就缺少安全互信的环境中，一些国家的军备现代化进程引起了其他国家的过分担忧，从而不断推动自身军备新的升级。这一过程还与(军事)技术强制性(technological imperative(31))有着密切关系。技术哲学中的技术自主论认为，技术是一种自控的力量，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和规律自主地发展，并决定、影响社会系统的发展。技术强制就是这一语境下的概念，由美国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最先提出。它是指技术会构建其所需要的环境，“技术系统有自己确定的，必须得以满足的运行秩序，它不是对政治或社会过程产生的要求做出反应，而是对社会提出要求，社会必须满足它”。(32)在技术不断革新的过程当中，“一个社会被迫沿着这条路线进行大量的投资，它没有选择，也无法回避”(33)。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军事变革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和样式，世界军事强国竞相研制和开发技术含量更高的武器系统。军事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使得技术强制性从发达国家逐渐流向了发展中国家。由此，通过内外因素作用于每个国家的军备发展，也就成为一种隐藏性的动力。
军事层面技术强制性的基本背景来自于军备贸易的广泛进行以及军事技术的全球性传播。二战以来军备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一方面使军事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更加频繁和广泛；另一方面使没有军备生产能力的国家也能够获得先进的军事装备。在这种情况下，领先的军事强国主导了世界军事秩序，(34)并通过其技术标准来确定所谓的安全环境。在这种环境下，通过军备贸易来传播军事技术，从而给低工业化国家提供了一整套军事的技术、理念及编制。非军事强国在这种压力下被迫参与到世界军事体系当中，即便这种技术标准和安全环境标准并非它们的真实需求，因为“跟不上先进军事标准的国家容易受到其他国家的攻击”，“它们被一种军事文化卷入了世界军事秩序，在这种军事文化中，由专业的武装力量操纵的高技术武器被认为是正常的，也是最好的”。(35)可见，技术强制性规定了军备发展的环境，进而促动军事力量与国家安全的技术状况始终处于频繁变革的过程。每个国家只有不断地实现现有武器的升级和更新，才能够使其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不被弱化，而这一过程有赖于创立和维持永久性的军备研发与生产体系，不断推动军备技术的新变革。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成为“技术强制性”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军备发展的基本模式。
当前世界军事技术标准均是由发达国家，其中大部分是由美国的军事技术标准所确认的。以军用航空领域为例，美制的F-15系列、F-16系列战斗机树立了当今世界第三代战斗机的标准，而F-22系列、F-35系列战斗机又树立了第四代战斗机的新标准。这些技术标准引领和刺激着世界各国在军用航空领域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技术竞争。东亚地区军备发展也处于这样的(军事)技术环境之中。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同盟体系的骨干成员，本身就是美国军事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然延伸。这些国家的主战装备或是从美国直接进口，或是得到了美国方面的技术支持，其军备技术要求一直紧跟美国标准。比如，日本在1999年参加了由美国主导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其原因除了所谓的“朝鲜导弹威胁”之外，也是美国导弹防御计划在全球范围推行的强制性后果。同样，从技术强制性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东亚地区海军军备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宙斯盾”系统的不断引进。“宙斯盾”系统问世30多年来，一直代表着世界最先进的海军科技水平，装备“宙斯盾”系统的驱逐舰具备强大的防空、反导、反潜、反舰和对陆攻击能力。日韩两国先后引进了这一先进的作战系统，其所装备的“宙斯盾”级驱逐舰在技术、吨位、数量上均紧跟美国的技术标准，韩国的KDX-3“世宗大王”号“宙斯盾”驱逐舰甚至在吨位和火力上超过了美国的同类型军舰。这就将东亚地区海军军备的技术环境一下拉升到世界最高水平，其他国家自然会相应提高自身军备的技术标准。中国就从俄罗斯引进了“现代”级导弹驱逐舰，并研发了类似于“宙斯盾”级驱逐舰的052C型防空导弹驱逐舰。此外，诸如AIP潜艇、第四代战斗机等先进的武器装备系统，主要的技术源流均在欧美发达国家，而后迅速扩散到东亚地区，并构建起新的军备安全标准，从而推动该地区军备的不断更新和升级。
东南亚地区国家军备发展的技术强制性特征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相比中日韩三国较强的技术吸收和转化能力，大部分东南亚地区国家在技术强制性方面缺少自主性。在世界军事技术变革的巨大浪潮中，作为军备生产低等级国家的东南亚各国在主战装备上只能购买美俄等国家的武器，其实这些武器并不一定完全适合它们。以马来西亚为例，1995年引进的米格-29N战斗机在2010年被迫提前退役，服役周期仅有短暂的15年。马来西亚官方解释是因为维护费用太高，这说明引进该型战斗机并不成功。俄制军事装备所适应的主要环境是寒冷干燥的气候，俄罗斯的设计师更加关注战斗机可以暴露在极端寒冷的条件下，其在热带高温环境下的故障率会显著提高，这已经在印度引进的苏-30MKI战斗机上得到了证实。此外，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引进了俄制苏-30系列战斗机，同时又装备了美制的F-16系列或F-18系列战斗机。不同的战斗机需要不同的后勤支持系统、训练操作体系以及武器系统，同时装备俄美不同体系的战斗机，从效费比的角度来说显然并不合算。
在技术强制性的环境下，“购买安全”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国家普遍的固有认识，单件兵器的技术先进性成为它们追求的优先目标。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相继购买了苏-30系列战斗机，南海周边国家中除泰国以外均引进了新型的常规动力潜艇。受制于经济和技术水平，东南亚地区大部分国家没有能力建设配套的软硬件体系，如战斗机维修、零部件保障、空中预警、数据链传输、精确制导等。这些显然不是通过购买单件兵器就能妥善解决的，建立完整的作战体系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军事技术革新的步伐不会减慢，这些国家的军购步幅会随着世界军事强国技术标准的不断升级而无休止地重复。因此，“技术强制性”推动了东南亚地区国家购买先进军事装备的热情，也导致这些国家的军备发展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五、结语
冷战后东亚地区军备发展的动力因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既有正常的更新换代和升级、应对内部安全的现实需要、军事生产制度化的不断推动等内在因素，也包括安全信任缺失、领土问题、海洋权益纠纷等外部安全压力，另外技术强制性通过内外两个层面也发挥着巨大作用。这些动力既有来自于内在需求的合理性，也有来自于外部刺激的竞争性。从军费占GDP的比例来看，大多数东亚地区国家的军费开支处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从军费增长和军备进口的关联性来看，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竞争性并不明显，东盟国家之间的竞争性反而更加突出，但是东盟国家武器增长的规模相对有限，且不能与中日韩三国置于同一层面比较。(36)因此，当前东亚地区军备发展还没有达到“武器数量或者质量竞争性的、非同寻常的急速增长”，(37)即没有达到“军备竞赛”的程度。
进而言之，目前东亚地区军备发展还没有带来明显的战争风险，但是某种程度的军备竞争苗头已经显现。由于国内因素和技术强制性因素对东亚地区国家的影响远远不如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因此东亚地区军备发展是否走向军备竞赛，其关键因素在于外部刺激。当前，东亚地区所面临的战略格局是中国经济、军事力量继续快速发展，美国战略重心继续东移，不断加强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这意味着“今后10年，中美在东亚的战略竞争的激烈程度将超越它们在其他地区的战略竞争”。(38)美国会“通过提供安全保护或推动受保护国之间的合作，尽可能地制约中国影响力的扩展，将会增加东亚地区的安全竞争”。(39)
未来东亚地区的军备发展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竞争性显著加剧，达到军备竞赛的程度；第二，竞争性有所加剧，但是依然处于可控水平，达不到军备竞赛的程度；第三，竞争性状态缓解，东亚地区安全合作取得重大进展。第一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相比同样军备增长势头迅猛的南亚地区和中东地区，东亚地区国家之间紧密的经贸联系是其他两个地区所不具备的。东亚地区国家经济相互依存的敏感性十分明显，区域性合作机制日臻成熟。除非东亚地区国家认为彼此之间政治、安全领域的冲突性利益高于经济合作所带来的共同利益，否则将很难出现严重的军备竞赛态势。相比较而言，第二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较高。中国与美国的战略竞争、与美国的盟友或“保护国”之间的竞争会持续存在甚至时有激化，但是中国显然不会主动挑起与美国的军备竞赛。随着中国在隐形战斗机、航空母舰、大型运输机、空间武器、无人机等尖端军事装备上的技术突破，及其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上主导权的稳步上升，其他国家与中国相竞争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这将减小发生军备竞赛的概率。虽然第三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最小，但是随着东亚地区主导权的日渐明朗和战略竞争态势的逐渐弱化，这种可能性会逐渐增强。
注释：
①“军备”泛指“国家或政治集团军事力量的编制和装备”，包括武装力量的人员和装备两大方面。在军备研究领域，这一概念更多的是指武器装备。比如，“军备控制”就是指“通过双边或多边国际协定对武器系统(包括武器本身及其指挥系统、后勤保障和相关的情报收集系统)的研制、试验、生产、部署、使用及转让或武装力量的规模进行限制”。本文所探讨的军备问题主要限定在武器装备方面，并集中讨论常规武器装备。相关的概念界定，参见卓名信等主编：《军事大辞海》(上)，北京：长城出版社，2000年，第1219页。
②“军备竞赛”这一概念被广泛使用，并被普遍性地解读为“以军事手段寻求安全，并会导致严重后果”。不过，由于没有准确地界定何种程度的军备增长是军备竞赛，因而这一术语的使用更多地被作为“贬低对手军事政策的手段”。［英］巴里·布赞、埃里克·海凌：《世界政治中的军备动力》，薛利涛、孙晓春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7页。
③时殷弘：《东亚军备控制和不扩散问题：现状与危险》，《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5期，第30页。
④陈波主编：《国防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99页。
⑤［英］巴里·布赞、埃里克·海凌：《世界政治中的军备动力》，第93页。
⑥The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Military Expenditure by Region in Constant US Dollars,1988—2011.
⑦在地理概念上，东亚地区是指亚洲大陆的东缘部分，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半岛、蒙古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广义的东亚地区则被界定为东北亚地区(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半岛、蒙古、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包括中南半岛、马来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总和。这种定义在西方学术界和媒体当中被普遍使用。
⑧包括中国、韩国、中国台湾、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
⑨［英］巴里·布赞、埃里克·海凌：《世界政治中的军备动力》，第121页。
⑩联合国裁军事务部编：《联合国裁军年鉴1995》(第20卷)，纽约，1997年，第145页。
(11)Michael T.Klare,"The Next Great Arms Race",Foreign Affairs,Vol.72,No.3,1993,p.138.
(12)根据世界银行网站公布的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13)姚佳威：《追问中国国防费：4800亿是如何定出来的？》，《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10期，第58页。
(14)袁明全：《我国今后几年的军费规模》，《军事经济研究》，1992年第6期，第45页。
(15)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1,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p.43.
(16)［泰］素拉差、班斋戍：《东南亚的军事力量对比》，《东南亚研究资料》，1985年第4期，第8页。
(17)宋兰珠：《发展中的东盟各国海军》，《现代兵器》，1995年第7期，第38页。
(18)［英］巴里·布赞、埃里克·海凌：《世界政治中的军备动力》，第126页。
(19)魏俊峰：《美国人看日本国防工业发展》，《现代军事》，2006年第5期，第65页。
(20)施文：《东南亚反恐形势依然严峻》，http://www.chinanews.com.hk/cgi-bin/shownews.pl? filename=0407-02.CNA&date=20040407&type=cna。
(21)［英］巴里·布赞、埃里克·海凌：《世界政治中的军备动力》，第97页。
(22)［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黄贤全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23)《李明博：中国军费增加带来军备竞赛风险》，http://cn.reuters.com/article/wtNews/idCNChina3868020090305。
(24)《2010年中国的国防》，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1-03/31/c_121252301_2.htm。
(25)王子昌、郭又新：《国家利益还是地区利益——东盟合作的政治经济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95页。
(26)Etel Solingen,"ASEAN,Quo Vadis Domestic Coalitions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1,No.1,April 1999,p.44.
(27)［日］《日刊工业新闻》，2002年4月8日。
(28)Sheldon W.Simon,"U.S.Strategy and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Issues of Compatibility",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14,No.4,March 1993,p.230.
(29)Nishihara Masashi,"Japan's Political and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ASEAN",in Nihon Kokusai and Kōryū Sentá,ASEAN-Japan Cooperation:A Foundation for East Asian Community,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2003,p.155.
(30)《越军为南沙“不惜一战”底气何来》，《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8月1日。
(31)对“technological imperative”有不同译法，还有“技术绝对命令”、“技术规范”和“技术命令”等译法。
(32)梅其君：《技术自主论研究纲领解析》，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33)Langdon Winner,Autonomous Technology Technics-out-of-control as a Theme in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The MIT Press,1977,p.104.
(34)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有四大制度性维度，即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事力量和监督体系，由此导致的全球化也有四个维度，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民族国家体系、国际劳动分工和世界军事秩序。
(35)［英］巴里·布赞、埃里克·海凌：《世界政治中的军备动力》，第119—121页。
(36)迈克尔·华莱士把“军备竞赛”这一概念限定在实力相当的国家之间的军备竞争，该界定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37)［美］查尔斯·H.安德顿、约翰·R.卡特：《冲突经济学原理》，郝朝艳、陈波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74页。
(38)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第10页。
(39)孙学峰：《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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