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澳大利亚移民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小说论文,澳大利亚移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首先，有一点需要说明，本文所论及的“移民小说”与澳殖民时期“移民小说”意义不同。殖民时期的澳大利亚小说通常分为三种：流犯小说、丛林土匪小说与移民小说。但那种意义上的“移民”系指从英国自由移居殖民地的人，是英帝国的臣民，而这里的“移民”是相对被强制流放的犯人而言的，他们是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开拓者，这个时期的“移民小说”便是反映他们在澳大利亚的拓荒生活的。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当年的英国移民与他们的后裔已成为澳洲大陆的当然的主人，尤其是他们的后裔，他们生在澳大利亚，长在澳大利亚，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本文所说的“移民”是指这一社会、人口构成既定之后来自欧洲其它国家或世界其它地区的外来民族，也就是非盎格鲁—撒克逊裔人，而“移民小说”则狭义上指这些外来民族的移民用英语创作的小说，包括个别作家原本用该民族母语创作但随后又由其本人与别人合作译成英语出版的作品。
同美国、加拿大一样，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外来移民在其人口成分中占很大比重。据不久前的资料表明，在全国一千七百万人口中，海外出生的约占百分之二十，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移民或移民的后裔。除去文化传统相同的英国与爱尔兰移民外，其它外来民族的移民约三百万，他们来自全世界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四十多个民族，构成了澳大利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澳大利亚大规模地吸收外来移民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主要是考虑到战后经济的复苏与国家建设的需要，同时也考虑到国防力量的加强。大批移民对澳大利亚在现代世界的崛起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澳大利亚联邦政策与少数民族事务部政策处处长英格拉姆女士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给澳大利亚增加了劳力，带来了技术、经验或资金，创造了就业机会，促进了农牧工矿业的发展，为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振兴、繁荣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于澳大利亚有计划进行大批移民的历史较短，移民小说作为一个类型出现自然也较晚，即在历史的车轮已将进入80年代之时，但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澳大利亚移民小说创作就是一片空白。相反，这之前出现的一位移民作家在移民小说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比后来任何一位移民作家的成就都要大。是他，开了澳大利亚移民小说的先河，最先把移民在这个新大陆的遭际展现在读者面前；是他，作为当时移民的唯一代理人，孤身奋斗，在移民小说这一文学领域里，独树一帜，把澳大利亚移民小说的历史向前推进了近三十年。遗憾的是，单木不成林，他一个人没有，也不可能造成我们以后所看到的那种移民小说的声势。这位作家，就是著名的澳大利亚移民小说的先驱裘达·沃顿。
沃顿是犹太人，1911年出生在俄国的敖德萨。1914年在他刚三岁的时候，全家就移居澳大利亚，成为战前澳洲大陆为数不多的外族移民之一。沃顿一生共出版近十部作品，其中约有一半反映移民生活，它们是：《没有祖国的儿子》（1952）、《不屈的人们》（1954）、《远方的国土》（1964）与《到此为止》（1971）。
《没有祖国的儿子》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包含十三个故事，每个故事相对独立，但故事里的人物是统一的，时间上也循序渐进，因此各篇之间又具有一定的连贯性。故事围绕一位犹太孩子“我”的成长展开，叙述的都是孩子的家庭以及周围犹太移民小圈子里发生的事，时间为一次大战前。移民们为寻找黄金、自由、幸福而来，但遭遇到的却是与他们的想象完全相反的现实：谋生的艰难（《谋生》）、当地人的歧视、欺凌（《收瓶车上》、《邻居》）、语言、文化、传统的隔阂，思乡的痛苦（《下乡去》、《戏院》、《找一个丈夫》）等，涉及范围虽小，但实际上折射出一战前犹太人，甚至可以说所有移民在澳洲新大陆的共同生活经历与感受。这种经历与感受，作者以及书中人物都曾一针见血地作了如此的概括：“这不是我们呆的国家。除了悲哀，看不到有什么前途。我们会牺牲一切已有的东西：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传统。我们会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被一口吞没了。”“或许说得不错，这是一个外国。我们怎么能够了解住在这里的人呢？在俄国，我们至少知道自己站在什么地方，要屠杀我们也好，采取其它种种措施也好。熟悉的魔鬼总比陌生的魔鬼好。”
小说带有自传性质，其中发生的事许多是作者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收瓶子的“父亲”其实就是作者父亲的原型，初到澳大利亚时，沃顿的父亲就是靠收购酒瓶来维持家庭生活的，后来逐渐做起沿街叫卖的小本生意；“母亲”就是作者的母亲；而“我”的谋生以及“我”和小伙伴们所受的凌辱或是作者的实际遭遇，或是稍作加工的产物。沃顿由于家贫，很早就不得不帮助父亲分担生活重负，曾做过木工，厨房帮手等，而在学校读书时，则经常遭到同学的嘲弄，连老师有时也免不了捉弄他。据说学校演戏时，有位老师就多次指定他扮演莎剧《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的角色。由于写的是实际经历过的事，有感而发，小说颇能打动读者的心，个中真情，毫无雕琢的描述以及心灵的洞察力多年来一直为文学界所称道，小说也因此多次获奖，被认为既是当代移民小说的开山之作，又是澳大利亚文学中的一部力作。
《不屈的人们》时间背景与《没有祖国的儿子》相同，反映的也是一个犹太家庭移居澳洲的经历，但故事展开的范围要广的多，牵涉的面更宽，触及到政治斗争。在这里，种族歧视与政治迫害构成了全书的基调。主人公考强斯基的房东诱使他当密探，搜集外国移民的情报，出于正义感与良知，他没有这样做，因而受到各种迫害：因结识世界工联的领导人物，被当作不忠分子；在反对征兵的大会上，扶起一位被打倒的老太太，又被诬为捣乱分子而遭到抄家。考强斯基无意介入政治，但仍不自觉地被卷了进去。小说详细描述了当时澳大利亚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工党右翼休兹内阁的强迫征兵运动，1916年至1917年间的罢工高潮等，因而给人总的印象要比《没有祖国的儿子》显得厚实，社会意义更深。
在写完《不屈的人们》之后，作者暂时停止了移民题材小说的创作，直至十年后的1964年，才又出版了第三部移民小说《远方的国土》。此书同样写的是犹太移民，但似乎没有什么突破，只不过时间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许作家意识到《远方的国土》的缺陷，在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到此为止》中有了很大的开拓，这不仅是因为小说不再局限于描写犹太移民的生活，重要的是涉及了老一辈移民与年轻一代之间不可避免的“代沟”这一新的问题。两代人在生活方式、道德观念等方面都暴露出很大的差异，从而导致年轻人最后的反叛。保罗发现在家里感到“窒息”，恨自己不是生在一个澳大利亚人的家庭，和母亲发生冲突离家后仿佛有一种解放的感觉；戴布拉甚至对母亲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也抱着强烈的反感，认为是一种怪癖，妨碍了她的生活与自由，最终也离家而去，大伤母亲的心；凯文·沃什在与父亲的一场舌战中差点儿把父亲气昏，母亲则只顾流泪，在沃什看来，父母亲所过的那种生活简直腐朽得发霉，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弗兰克·莫利也认为老一辈人“太不合情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轻人在学校都是成绩优秀的学生，行为上也无可指谪，保罗“过着一种榜样的生活”，弗兰克也获得了难得的奖学金，凯文助教资格在望，戴布拉也是个规规矩矩，各方面表现都不错的姑娘，这就确实让人怀疑老一辈移民的生活方式与传统观念的合理性。不过，小说似乎对于移民“代沟”问题的探讨显得较肤浅，缺乏一定的深度，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一带而过，部分原因也许是在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年代，这个问题仅显露出苗头，尚未被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作者也只是隐约地感觉到这一点。
沃顿在当代澳大利亚移民小说领域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功不可没，但他毕竟是单枪匹马，无法让人们对移民小说引起足够的重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注定是后来的新一代移民作家群。这些新一代移民作家大多数崛起于沃顿歇笔之后，或者至少也在他已经停止在移民文学领域中的耕耘之后，似乎有意要接过他的接力棒，把移民文学创作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他们做得很出色。其创作规模之庞大，成绩之卓著，影响之广泛，无疑是空前的。就创作队伍的人数来说，就有好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定居澳大利亚的主要外来民族基本上都有其代表，尽管其中有不少人仅仅是偶尔为之，但汇聚起来便形成了一股“移民文学浪潮”。就创作的种类来说，几乎包括了所有文学体裁（本文仅限于对小说的讨论）。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的短短十余年中，他们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突出的几位作家已显示出雄厚的创作实力，开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无怪乎文学界发出惊呼：“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再也不行了。”
首先参加“接力”的，是女作家瓦苏·卡拉玛拉斯。卡拉玛拉斯是希腊人后裔，其作品虽不很多，但由于是继沃顿后第一个涉及移民题材的作家，因而在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中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几年前在澳大利亚出版的当代著名作家肖像画页上，她是唯一获此殊荣的移民作家。因为语言功底的关系，卡拉玛拉斯的作品最初用希腊语写成，在希腊出版，后来又由她本人与他人合作译成英语，在澳大利亚同读者见面。希腊语版与英语版的出版在时间上相隔很长，如《另一个世界》希腊版发表于1959年，英语版则到1977年才面世，而1961年在雅典出版的《痛苦》直到1983年才由佩思一家出版社推出，因此，就英文版来说，卡拉玛拉斯的移民小说正好填补了沃顿歇笔后留下的空白，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两部作品均为短篇小说集。从主题看，它们都继承了沃顿的传统，反映移民生活的艰辛以及两代移民之间的矛盾冲突。不过，这里基本上是一个女性的世界，时代背景自然也不同。女主人公们均于50年代移居澳大利亚，去国离乡的主要原因是故国生存的艰难。然而在澳大利亚，她们的生活并不比在本国轻松，甚至可以说更严峻，作为移民同时又是女性，她们不得不承受身体上与心灵上的双重痛苦。澳大利亚给了她们希望，但代价是沉重的无休止的繁重劳动，精神上的压力，而且，尽管如此，希望却还是那样遥不可及。结果，希望慢慢转为绝望，在国内对移民的玫瑰色梦想变成在他国艰苦挣扎的灰色现实，移民的生存，整个儿都充满了悲剧的色彩。如果说妇女们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孩子们能有所得益，将来可以出人头地，过上象样的生活的话，那么，也算得到了回报。然而，就连这一点希望，也让残酷无情的现实给剥夺了。孩子们得到的是自卑，随之产生对自己出版的不满与反感，甚至对父母的怨恨，从而在两代人之间形成了一道阻碍双方互相沟通、理解的高墙，孩子们成了父母所不认识的陌生人。
这种隔阂甚至会引出悲剧。在收入《另一个世界》的短篇小说《圣诞节礼物》中，西格诺拉·维多利亚原为希腊贵族后裔（至少她自己是这么认为），但到她这一辈已是衰败得实在有失体面，于是怀着梦想与丈夫一起移居澳大利亚，意欲自她开始在另一个世界重振昔日的辉煌。然而在新的国度里，不管她怎样没日没夜地工作，生活上仍没有什么大的起色。圣诞节快到了，十二岁的儿子一心想买一辆自行车。对他来说，这意味着他所有梦想的实现，意味着心理的平衡，意味着体面、风光以及对生活中所有缺憾的补偿。然而遗憾的是，西格诺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潜在的重要性，她既无力帮助孩子，又不允许他为了挣钱购车去做在她看来下贱的工作。孩子彻底绝望了，小小年纪就自己结束了生命，从而也彻底粉碎了移民们想通过下一代来实现自己夙愿的幻想。卡拉玛拉斯笔下主要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个严酷的世界，尤其是她的成名作《另一个世界》。有评论家指出，它颇有澳大利亚19世纪女作家芭芭拉·贝思顿的名作《丛林研究》的风味。两部作品都着意反映妇女在陌生环境中的无助、痛苦与绝望，只不过时代不同，背景有异，一个是殖民地时期几乎与世隔绝的丛林，别一个是20世纪中期物质文明已有很大发展的异国都市。
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主要是英语语言功力等），卡拉玛拉斯有她很大的局限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后来的作家要幸运得多，英语语言实际上已是他们的母语，用起来得心应手，不存在表达上的困难，其创作成就相对来说也自然要更大一些。安提岗·凯夫勒与安琪洛·卢卡基斯无疑是这批后来居上的作家中的佼佼者。
同卡玛拉斯一样，安提岗·凯夫勒也是女作家，也是希腊后裔。她1935年出生在罗马尼亚，二次大战结束时和父母一起作为难民回到希腊，不久移居新西兰，1960年毕业于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最后定居澳大利亚。当过图书管理员、英语教员、澳大利亚委员会多元文化署官员。她的代表作有《第一次旅行》（1975）和《海岛》（1984）。值得注意的是，凯夫勒的作品所反映的主题与她之前的移民作家作品的主题有很大不同，可以说是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它们所着重表现的是一个外国人在他国定居时由于语言、文化、民族心理等种种原因所造成的隔阂及其所带来的精神痛苦。定居他国之前在母国生活的时间越长，语言上的交流困难越多，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越大，这种隔阂也就越深，痛苦也就越强烈。隔阂是两方面的，但它对当地人来说并不会构成任何痛苦，而在移民方面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它所带来的尴尬以及给心理所造成的压力有时是难以承受的。《海岛》中有一段话描述主人公马里娜·帕帕斯在她上课时的窘境，颇反映这一点：
“我开始发言。从他（老师）的脸上我能看出，他对我所说的话丝毫弄不清楚。那意思就在我们的半空中悬着，他不相信他能理解我，我也不相信他能听懂我的意思……我能从他的神态中看出他在大学里、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对象我这外国人一样陌生的东西所表现出的极大的惊奇。”
在这里，导致这种状况的似乎语言方面的因素还较少，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文化上的差异。但不管是何种原因，它显然造成了交流上的困难。交流受阻，势必拉开双方的距离，招致隔阂，而受害的，只会是外来移民，他们的心理上必然会笼罩上一层阴影。相反，当地人，譬如这位老师，则可以不在乎，他们有更大的交流圈子。周围有那么多在语言与文化背景方面和他们相同的人，那么多的“同胞”。他们对外来者顶多只会表现出“惊奇”，或者把他们看做是“陌生的东西”那样一笑置之。
在凯夫勒的作品中，类似“陌生”、“怪异”、“离奇”这样的词语出现的频率极高。一切的一切，环境、物体、事件、情感等等，对移民来说，总是显得那样陌生、怪异，移民与当地人之间所存在的隔阂也就由此而产生了。正是这种隔阂，给移民们精神上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既无法排除，又无法避免。他们感到自己好象不识趣地闯入了别人的领地、别人的生活。伴随着这种隔膜感，有时又与之难以分辨的是一种给人以同样折磨的无归属感。加入了别国的国籍，从一定意义上讲，已不再是祖国的儿女，而在定居国虽有合法身份，又似乎并未成为它的一分子，总感到是“局外人”。这是移民们所未料到的。当然，移民们的面前也不是没有路可走，他们可以力图去适应新的生活，象玛里娜竭力所做的那样，“时时调整”自己。然而，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却异常艰难，条件优越似玛里娜者（受过高等教育、移民时间长、传统文化影响小）尚且如此，一般人则可想而知。
《第一次旅行》中叙述者阿莱克希，一开始就有“局外人”的感觉，于是他想方设法调整自己，去适应所在国的一切，以期最终与当地人融为一体。然而事情并不象他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定居了多年之后，他所期望的东西仍象以前一样遥远，“亲密作为一种状况每一分钟都要去争取”。结果，他终于败下阵来，“分裂”成两个自我，变成了两重人，一个试图做到“入乡随俗”，承受痛苦，另一个则保持局外人的身份，冷静旁观，不牵涉进去。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和另一个人在一起，我和另一个自我，有时我是我，有时我却是另一个人。这虽然是梦，但却形象地表明了现实中“自我”的两重性以及两种文化、两种生活方式的不可调和性。他还做了另一个更加离奇的梦，梦见自己竟然变成了四个女人，其中一个女人闭目静坐，另一个充满恐惧，第三个是一位满脸带着嘲笑的小姑娘，最后一个在做梦。初看上去，这梦显得荒诞不经，但仔细品味，却可以感到其中的象征意义。它充分反映了移民们所处的窘境、迷惘以及各自所选择的不同的应付方式。如第一个女人显然象征某些移民所采取的超然态度，第二位暗指部分人在两种文化的冲撞下惶恐的心态，第三位系玩世不恭者的化身；而第四位则无疑是企图借幻想来摆脱移民窘境的代表。小说中描写的之所以都是女人，那是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女人是弱者。凯夫勒着意表现移民面对异国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迷惘以及适应的艰难，有她自己的道理，也是她多年移民经验的感受。正如她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的那样，适应另一国家的文化是一个漫长的心理历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你很难面对现实，你的思想、生活习惯等仍停留在过去，无法变更，与本民族的人或家庭成员相处时，这种感觉可以暂时得到缓解，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好象迷失了自我。
安琪洛·卢卡基斯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是在80年代初，这正是移民小说在澳大利亚崛起并一步步走向辉煌的时候。如果说卡拉玛拉斯与凯夫勒的出现表明了澳移民小说的崛起，那么卢卡基斯和他众多的同辈移民作家的同心协力则使这一辉煌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其中卢卡基斯无疑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卢卡基斯出生于1951年，年龄颇轻，从事文学创作的历史自然也不长，但已成果显著，且不限于小说，他还是一位剧作家。就小说创作来说，他的主要作品就有短篇小说集《为了族长》（1981）、长篇小说《国语梦》（1986）、《乡梦》（1987）以及新近出版的《使者》等。
卢卡基斯的小说所反映的移民生活面很广，几乎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前面几位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在他这里都得了再现：第一代与第二代移民在澳大利亚错综复杂的遭遇、新老移民之间的代沟、不同文化的冲撞、陌生社会环境中的精神孤独以及新一代移民的心态及其所选择的生活方式等等。《为了族长》中的《鹰》虽然描述的是一个希腊移民社交俱乐部里所发生的事，但显然反映了年轻、有知识的新一代移民的徬徨与抗争；《杂色家庭》中的海伦似乎已被同化， 发展到与人同居这样一种决不会为老一辈移民所接受的程度，但她仍深深感到不同民族在观念上的巨大差别。《国语梦》、《乡梦》所展现给读者的是怀旧、困惑还是对一种没有矛盾、没有对抗的和谐、理想的移民生活的希冀？似乎各种因素都有。卢卡基斯的作品通俗易读，而又立意深远，蕴涵丰富。他还善于运用各种意象，如《国语梦》与《使者》中常常出现的“沉默”。它不仅指作为澳大利亚这块古老大陆显著特征之一的大地的沉默，更指移民们以及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互相间难以交流的沉默。移民们与当地人难以交流，与故国难以交流，与他们的后代也难以交流，即使当地人群体中，由于各自不同的背景，也缺乏应有的交流。缺乏交流，便导致沉默，沉默又导致隔膜，导致警惕，于是更不愿意交流，从而造成恶性循环。这种沉默往往会有扼杀希望，扼杀活力，扼杀一切协调的可能。
这一点，在《使者》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德米特里与索菲娅移居澳大利亚后，对一切都那么陌生，而又不与人交流，时时处于警惕状态，埋下了沉默的种子。刚开始还感到幸福，对前途充满热情与希望，但最终一切都成为泡影。开店失败，朋友难交，甚至他们建立的家庭，他们的儿子也没能给他们带来欢乐。曼尼很小年纪就充满戒备，孤僻不群，给家庭生活带来了阴影，这种心态一直持续到他成年之后。德米特里教曼尼游泳这一细节实际上也是作者精心设置的一个意象。德米特里尽管全力以赴，教授也不是不得法，但曼尼却总是学不会，其暗示是明显的，这里的“学游泳”显然暗指在新的环境中学会生存。看来曼尼只有象在大海里学游泳一样，自己去搏击，去适应新的社会，父辈的努力是无济于事的。另外，卢卡基斯的作品还具有描写细腻，笔调冷静，对话生动，善于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人物内心活动的特点。
以上所论及的都是当代澳大利亚移民小说各个发展阶段的代表人物与代表作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类型小说发展的主要脉络。近十年涉足文坛的移民作家人数众多，声势较大，但除卢卡基斯外，其他人作为个体的实力来看，似乎还嫌单薄，眼下尚没有具体讨论的必要，他们更多地显示出一种群体的力量。对于目前正开始显示其创作潜力的作家如彼特·斯格辛纳基、维基·维伊迪卡斯、乌戈·罗特里尼、安尼娅、沃维克斯、安娜·库阿尼以及罗迪·克劳斯曼等，我们将密切注意他们今后的创作动向，视其发展，在适当的时候另撰文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