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现状分析与战略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货币政策论文,现状分析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府为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用于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工具，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地位，探讨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目标、途径，提高调控合力，是当前建立健全宏观调控机制的一项紧迫任务。本文拟就当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现状进行较深入的实证分析，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近期对策和长期战略。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依据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问题虽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就已经存在，在运作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相同之处，但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基础上探讨这一问题。
首先，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关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相互关系的原理是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重要理论依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分配和交换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中介，保证生产消费的均衡发展。如果社会再生产在分配和交换环节出现问题，或因分配的比例与消费需求不能有效地衔接起来，或产品不适销对路，或不能提供足够的货币资金适应流通扩大的需要，社会产品中的一部分就不能顺利进入消费环节，延缓社会总产品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周转时间，发生社会简单再生产难以延续和扩大再生产得不到实现的严重问题，有效地调节和管理社会总产品在分配、流通环节出现的各种矛盾，包括结构的矛盾和总量的矛盾，就显得特别重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是政府分别在分配和流通领域起主导作用的政策调控手段，克服分配和流通领域中的各种矛盾，使社会再生产在扩大的规模上得以顺利进行。而且因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作用于社会再生产两个不同环节，仅靠某一政策手段的调节，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而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对加快和促进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运行不可缺少。
其次，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关于社会总资本循环的理论也是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重要理论依据。撇开资本的本质，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循环的公式（通常是商品资本循环来说明的）表示社会主义资金循环过程。马克思指出，在W’……W’的循环中，“原来预付的资本价值只形成运动始极的一部分，因而运动一开始就表明是产业资本的总和运动，既是补偿生产资本的那部分产品的运动，又是形成剩余产品的那部分产品（通常部分作为收入花掉，部分要用作积累要素）的运动。”[①]用W’……W’来描述社会主义财政与银行同社会总资金循环的关系，如下式：
图示表明：从G’中分散出来的G用于补偿原垫支的资金价值，从G’中分离出来的剩余产品价值的g分割为两部分：g[，1]表示企业纳税后的利润，用于形成企业的各种基金，部分形成生产基金，将用于购买生产资料W[，1]，部分形成奖励福利基金，将用于购买消费资料W[，2]；从剩余产品的价值g中分割出来的g[，2]表示财政分配的部分，一部分用于形成积累基金，准备购买生产资料W[，1]，另一部分形成社会消费基金，准备购买消费资料W[，2]。从图式看出，财政银行内在于社会总资金循环过程：一是从W’—G’—W’的循环过程看，W’—G’和G’—W’两个过程能否顺利完成，取决于银行提供的货币是否与社会总产品W’相适应。二是G’分割成G和g，以及g[，1]分割成生产基金和奖励福利基金，是企业财务分配的内容，间接地受到财政分配的制约；g[，2]分割成积累基金和社会消费基金，则是财政分配的内容，是最终形成全社会积累和消费比例的决定因素，也是两大部类产品能否顺利实现并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关键因素。三是从全社会看，G—W和g—w是不断发生的过程，千万个企业G—W和g—w是快要结束，千万个企业G—W和g—w又已开始，在这个过程中G和g作为流通手段是由银行提供的，而在相互交错的资金循环中总会经常存在数额巨大的待用资金，把这笔资金以偿还为条件投向需要资金的部门和企业，是银行信贷的基本职能。可见，内在于社会总资金循环过程中的财政和银行，需要在各司其职的基础上，加强两大政策对资金循环过程的协调控制，既是循环过程顺利运行的重要条件，也是能否实现社会再生产在扩大规模上继续的重要保证。
再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协调配合作用，以更好地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处理公平和效率的矛盾方面各有侧重。其协调配合体现在：一是货币政策的效率优先原则。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首先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商业银行偏重于从盈利目标考虑信贷投向，要求货币政策对信贷结构与利率的调节能大体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引导资源流向效益好的领域，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二是财政政策偏重于公平分配。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和效率经济，市场竞争的结果必然在市场竞争者之间的效率上产生差别，这种差别不仅表现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也表现在产业之间、地区之间，合理的效率和收益差距是提高效率的动力，而过于悬殊的效率和收益差距，会激化矛盾，带来社会的不稳定。财政政策有责任建立起调节经济利益差别、保持合理差距、防止悬殊差别的收入分配机制，即运用税收和社会保障手段，限制收入分配的过分集中和增长过快，适当缩小个人之间、行业之间、地区间的收入差别，防止两极分化，这是确保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只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在优化资源配置、确保效率提高的前提下，通过调节收入差别，保证收入分配的适度公平，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第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控社会供需总量和结构不可或缺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调节社会供需总量和结构过程中，作用的途径和效果有所不同：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供需总量平衡，而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供需总量平衡，间接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影响。从财政政策调节看，财政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表现为对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必要的税收优惠政策、财政贴息政策、财政投资政策，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支持“瓶颈”产业和短缺产品的发展，增加有效供给。财政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规模，达到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但是这种调节也是以调节结构为前提的。货币政策对社会总供需的调节，是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投放和再贷款等政策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手段控制货币乘数，从而有效地控制社会总需求，达到稳定货币和稳定物价的目的。但是，中央银行在调控社会总需求的同时，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如银行按照产业政策和市场盈利水平的高低，选择贷款方向，包括产业间、地区间的信贷规模的区别对待，实际上起到了调节社会经济结构的作用。可见，货币政策对社会供需总量调节是直接的，对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是间接的。正因为如此，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更加紧密配合，在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供需结构的调节和合理化，这样，相互扬长避短，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稳定发展。
二、国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借鉴
二次大战以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广泛的适用，从其发展看，表现出了以下特点：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逐步成为一国实现宏观调控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主导政策，二者必须综合使用，只重视其中任何一种其作用是有限的。以美国为例，美国在本世纪30年代以前基本实行的是自由市场经济，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使美国加强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随后逐步形成了以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政策，在财政收入方面，建立累进所得税制度，形成了税收对经济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在财政支出方面，强调赤字和国债规模对经济的影响。并且最先开始利用扩张性的财政赤字来扩大总需求解决经济危机。在货币政策上确立了以货币流通量和利率为主要中介目标，以再贴现、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公开市场的业务为主要手段的调控体系。1935年，美国政府通过了著名的《银行法》，对联邦储备结构体系进行了调整，形成了目前联储货币政策组织体系的基本结构，为独立行使货币政策创造了条件。
2.财政政策对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增长更为有效。财政政策的重要职能之一是资源配置，政府可以直接改变财政支出方向，从而达到调整结构的目的，所以，政策对财政结构调整有较强作用。同时，财政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有着较强的作用，这是因为财政政策能够形成生产性资本，增加短缺产品供给，为经济起飞创造条件。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当建立强有力的财政投融资体系。财政政策的这些特点从日本的经济发展中表现得很明显。二战后，为了尽快从生产萎缩大量失业的危机中走出来，日本设立了复兴金融金库，其实质就是财政投融资体系，其目的在于向基础工业部门提供建设资金。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发行复兴债券，其中70%为银行认购。事实证明，日本财政投融资体系迅速使日本摆脱了危机，走向了扩大再生产的轨道，为其战后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3.货币政策对于保证总量平衡以及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方面有着重要作用。货币政策的核心是控制社会货币发行量，使其与货币需求量相适应，从而达到社会供求平衡。因此，货币政策对于总量平衡上的作用较为明显。同时，一国金融体系的健全对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有着很强的促进作用。以韩国为例，在60年代经济起飞初期，韩国确定了扩大储蓄、提高投资率的增长模式，并且实行了相应的货币政策来鼓励储蓄，以此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因此，投资率从60年代的15%增加到80年代的30%，最高到35.5%。在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变中，韩国是自我积累较为成功的一个。但是，由于过多的投资率所导致的经济快速扩张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总量失控，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所以，从80年代起，韩国政府逐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且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主要措施包括：降低货币增长率，缩小政策性贷款规模，提高利率等，使经济过热逐步降温。到1983年经济发展重新趋于平稳，从1983年后，韩国政府仍然坚持较紧的货币政策，防止总量的再度膨胀，保证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
4.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不同特点及作用，一国应当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情况确定适当的调控目标，再以此选择相应的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式。一般来说，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而且，就单个国家来说，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不同的。因此，正确发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在于，要在不同阶段和形势下选择不同的侧重点，从而确立不同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方式。
一般来说，各国在经济起飞初期，都倾向使用扩张性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但这通常会带来巨额财政赤字以及通货膨胀。例如日本的经济复兴计划开始于1946年，实行扩张型的经济政策，到1949年出现了赤字和通货膨胀增长过快的问题。这时，日本及时放弃了扩张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开始执行适度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1949年后，连续15年大致保持了财政收支平衡。在70年代石油危机后，日本又采取了较为严格的紧缩财政与货币政策，控制社会总需求和投资总量。主要措施包括推迟财政支出，在1973年内就5次提高利率，使投资热降温。通过这些措施，使日本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相反，拉美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热衷于通过扩大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了财政、银行双危机。这说明，财政与货币政策作为两大主导经济政策，各国必须依据本国经济发展状况及特点，协调搭配，合理运用，唯有如此，才能取得较好的调控效果。
三、近年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现状分析
（一）适度从紧财政货币政策的主要措施和成效。
1993年，针对我国金融秩序混乱、财政严重困难、经济发展过热及结构失调等诸多问题。从六月下旬起，中央适时出台了一系列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措施。其主要特点是，突出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调控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将社会生产结构调整与压缩社会总需求结合起来。具体而言，在调控内容上，主要包括：
1.大力增加财政收入，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增加财政收入，压缩财政支出是紧的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支出的增长。如图1，从1986—1991年的6年中，除1990年外，其余各年的财政收入增长低于支出增长。从1992年开始，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领先于财政支出增长（1994年除外）。今年1—6月，这一势头得到继续保持，财政收入增长29.3%，财政支出增长15.4%，基本上扭转了1992年以前财政支出快于财政收入增长的局面。
表1
年份
财政收入增长速度（%） 财政支出增长速度（%）
1986 5.810.0
1987 3.6 2.6
1988 7.210.1
1989
13.113.3
1990
10.2 9.2
1991 7.2 9.8
1992
10.610.5
1993
24.824.1
1994
20.024.8
1995
19.617.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
2.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压缩信贷规模，适当提高利率。控制货币流通量是紧的货币政策的中心内容。从1993—1995年，中央银行加强了货币发行的控制力度，使作为货币供应量重要指标的M[，0]和M[，2]增长保持在正常水平。如图2，今年1—5月，M0增长9.5%，M1增长15%，使货币供应量维持在计划目标范围内。同时，为整顿金融秩序，控制信贷规模的过快增长。中央银行于1993年两次提高存款利率，1995年两次上调再贷款利率，有效保证了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
表2
年份
M0增长速度（%）
M1增长速度（%）
1993 35.3 21.6
1994 24.3 23.7
1995
8.2 19.1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统计年鉴》1994、1995、1996年有关数据计算得出。
3.强化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优化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投资规模膨胀是我国经济过热的重要原因。1992年，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当年经济增长达12.8%，投资增长42.6%。为了控制过多的投资规模增长速度，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强化了固定资产投资管理措施。停建、缓建部分基本建设项目。同时，连续上调利率，抑制了部分投资需求。使投资规模增长速度从1993年的58.6%，下降到1995年的17.5%。在控制投资规模的同时，国家还成功引导资金向农业、基础产业倾斜，使投资结构得到优化。例如，从1993—1995年，用于农业的投资增长分别为6.9%、21.7%和19%，高于以往年度增长水平。
经过3年的宏观调控，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实践证明，这次调控是正确和成功的。不仅有力控制了通货膨胀。经过两年多的从紧调控，通货膨胀率从1993年的13.2%和1994年的21.7%，回落到1995年的14.8%和1996年的6.8%。而且经济持续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国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从1993—1995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3.4%、11.5%、10.5%，有效实现了稳定增长目标，同时经济振荡幅度很小，基本实现了经济“软着陆”。
（二）目前宏观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国有企业困难日益加剧。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宏观调控的客体。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既关系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又直接影响宏观调控的效果。但是，近几年的宏观调控并未缓解国有企业的困难，相反，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更加恶化，国有企业债务高，社会负担重及长期技术改造不足等老问题依旧未得到缓解，国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比重不断下跌。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面达43.7%，亏损额377.9亿元，同比上升20%，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0%。今年上半年，亏损面继续扩大，潜在失业状况有所加重。可以说，当前是国有企业近几年经营中最困难的时期。
2.目前的财政、货币政策对结构调整的成效不大，结构矛盾依然非常突出。近几年的紧缩政策虽然对于总量控制富有成效，但是结构问题仍然很突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层次低，地区趋同化严重。据测算北京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9，山东为0.82，湖北为0.97，青海为0.96，广西为0.92。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突出表现为产品不对销路，积压严重。另一方面，在国民经济中居基础地位的农业、基础产业在近几年中虽然加快了发展步伐，但是仍慢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了未改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薄弱地位。如从1993—1995年，新增基本建设投资额分别为4615.59、6436.7、7403.6亿元，两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分别为46.22、56.77、76.59亿元，分别占1%、0.9%、1.03%。此外，地区间经济差距仍在不断扩大，从1993—1995年，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上海、江苏、广东的经济发展速度分别为14%、19.6%、19.2%，西部落后地区贵州、青海、宁夏分别为8.5%、8.2%和8.9%。1994年固定资产投资，江苏最高，达2018.95亿元，西藏最低，仅为23.07亿元。
3.通货膨胀的隐患仍未消除，压力很大，泡沫经济有复苏的迹象。近几年的紧缩政策控制通货膨胀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引起通货膨胀的体制因素、结构因素等根源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从目前形势看，虽然今年物价涨幅可以控制在10%以内，但是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很大。首先，广义货币供应量指标M[，2]长期在高位徘徊，1993—1995年M2的增长率分别为24%、34.4%、26.7%，今年1—5月份，M[，2]增长28.5%，远高于预定的23—25%的目标范围。其次，目前在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依然很大，估计达4.7亿元，今后一段时间内，压缩投资需求的任务依然艰巨。最后，由于企业资金普遍紧张，今年银行贷款已有松动。同时，由于今年的控制物价上涨的成果较好，很多地方认为治理通货膨胀的目标已经实现，要求加快经济发展的呼声很高，这些无疑都对通货膨胀产生了推动效果。另外，随着中央银行两次减息，大量资金涌入了证券市场，其中主要是股票市场，使股票市场暴涨，从4—12月初，深圳和上海股票价格指数涨幅分别达340%和120%，非法乱集资、非法拆借又有所抬头。如果这样大量资金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而不受控制，很可能酿成新的泡沫经济。
（三）目前实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控中的难点。
从1993年至今，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导的适度从紧宏观调控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二者在协调运用中也存在很多困难，突出表现在：
1.财政状况举步艰难，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日益削弱。财政政策主要内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改变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证，但这种条件在我国不具备。首先，从财政收入看，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1980—1995年，GDP增长了10.86倍，年均增长17.9%；而财政收入只增长4.46倍，年均增长11.98%。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81年的22.8%下降到1995年的10.5%。这反映了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的趋势非常明显，财力的下降直接影响到财政宏观调控力。其次，从支出方面看，财政支出增长快于财政收入增长，使赤字规模不断增大，从1980—1995年，财政赤字从68.9亿元上升到666.8亿元，增长8.68倍，年均增长16.34%。为弥补巨额赤字，财政被迫大量举债，从1991—1995年，债务收入从461.4亿元猛增到1549.8亿元，财政支出对债务的依存度从1990年的14%上升到1995年的21.3%，已突破了国际公认的20%的水平。据预测，照此速度发展，到2000年，年发债将达8000亿元。一方面财政收入比重不断下滑，另一方面是巨额的债务需要还本付息。这样下去，必将使财政状况捉襟见肘，陷于极大困境，丧失宏观调控能力。
2.银行债务问题突出，金融形势不容乐观，对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产生较大压力。银行的经营同企业是紧密相连的。由于受目前企业经营状况影响，银行债务问题非常严重，据测算，目前的银行不良资产数额较大，严重影响了银行的经营。由于居民储蓄占社会资金来源的70%，银行承担着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责任和风险。在当前的经营形势下，银行信贷投入未形成相应收益，其结果必然导致信贷资产的低质量增长，如果任其发展，居民债权与企业债务的矛盾必将会暴露，对整个金融形势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同时，银行不良资产的日益增大也将影响到目前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商业银行既是货币政策的调控对象，又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者。商业银行通常会根据货币政策的变化按利益最大化原则调整自身的资产负债，从而最终影响到企业和公众的经济行为。这样达到了货币政策调控的目的。商业银行调整自身经营的条件是其资产负债的流动性，没有这一条，商业银行在宏观调控的传导作用就不能很好实现，也将最终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效果。但由于目前我国银行资产中的贷款比重大，同时，贷款安全性流动性差。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很难作出相应调整。相反，却可能因为资产流动性不足倒逼中央银行再贷款，增发货币。例如，1995年企业欠息总额相当于银行当年利润总和，严重影响了银行的正常经营。1996年，由于企业普遍感觉资金紧张，银行已被迫加快资金投放。目前银行的信贷压力依然很大，能否合理控制信贷规模是今后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重要因素。
3.财政、银行的职能不清，也影响适度从紧财政、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财政对于结构调整较为有效，而货币政策更适于总量调控，财政政策调控的力度大，刚性较强，而货币政策可以经常微调；财政政策的时效明显，而货币政策带有不同的时滞效果。但在我国，由于财政银行的关系未被理顺，使其调控职能混淆不清。首先，财政逐步退出了生产性领域，变成了“吃饭”财政，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下降，如果任其发展，财政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将越来越弱。其次，银行在宏观调控中代行财政职能现象严重。由于财力日益削弱，宏观调控过于依赖银行，银行逐步代行财政职能，突出表现在当前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用银行贷款维持亏损企业，使银行不良资产大量增加，加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最后，银行同时承担了总量与结构调控的双重任务，但是收效甚微。由于银行的经营具有较强的商业性，因此，不具有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机制。在每次总量扩张中，结构问题不但没有扭转，反而不断加深。
4.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控手段不健全。首先，财政收入增长的有限性及支出刚性使财政政策陷于被动调控的局面。从收入看，从当前税收体制及征管能力看，在今后长时期内，财政收入的增长是有限的；从支出上看，行政经费连年增加，文教主要项目等同GNP增长挂钩，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投入，迫使财政支出都具有较大的刚性，难以压缩。财政政策不能通过主动改变其收支活动调节经济，必将陷入被动调控局面。其次，货币政策虽然同时发挥直接手段和间接手段的作用，但是主要依靠后者的情况并未改变。目前，货币政策的经济手段如再贴现、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等在我国已逐步建立，但由于各种原因，它们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并不明显，目前货币政策目标更加依靠直接手段——贷款规模来实现。虽然这种方法比较有效，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另外，作为货币政策宏观调控中的一些微调手段，如利率，在我国并不十分有效。难以发挥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而且每次调控幅度较大，如今年5月和9月，中央银行两次下调利率，调幅超过3%。这说明货币政策调控手段还需进一步完善。最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的作用并没有能发挥。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方面国债发行可以改变财政收支状况，另一方面，国债的规模、结构变动直接影响货币流通量。因此，国债成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点，对国债的调节构成了财政、货币政策的重要内容。当前，国债发行已构成了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1995年达1500亿，1996年为2000亿，国债融资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已非常明显。同时，国债对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为此，从1994年4月开始进行公开市场操作，通过买卖国债来改变基础货币数量，从而调节货币流通量。但是总的来说，效果不显著，由于我国尚未形成有效的国债市场，加上国债债种、期限中存在的问题，中央银行能够买进卖出的国债数量不大，从而难以达到利用国债市场进行微调的目的。因此，下一步，应当通过完善国债的品种、期限结构逐步建立健全国债市场，为扩大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创造条件。总之，只有存在一个高效流动的国债市场，才能既为财政提供巨额资金来源，又能为中央银行提供调控经济的手段，充分实现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合点的作用。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战略构想
如何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构筑新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套机制，是当前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建设的当务之急。我们认为，可以分两个阶段构筑两大政策的协调机制：
（一）近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对策建议。
国有企业困难是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是引发财政、银行困难和国民经济其它矛盾的关键因素。因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应围绕解决国有企业困难入手，设计协调配合的近期目标和近期对策。
1.近期目标。
按照“两个转变”的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要把搞好大中型国有企业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从加大对国有企业资金注入力度、推动企业集团化和公司化改革、督促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等方面入手，使国有企业逐步从困境中走出来，具备参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资金实力和经营规模，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作用。
2.近期对策建议。
（1）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加大对国有企业的资金注入力度，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解决国有企业困难的突破口。通过财政和银行对当前社会资金分布格局的综合调整，从当前巨大的社会资金容量中千方百计筹集资金，主要通过组织财政、中央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共同参与的强大的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加大对国有企业资金注入力度。资金来源：一是财政部和人民银行总行通过财政贴息诱导、发行金融债券、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从现有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28000亿元中动员20%的资金，每年达到5000—6000亿元，作为政策性投融资的资金来源。二是将邮政储蓄全部纳入政策性投融资来源，每年可达1500亿元。三是将现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下属的各大保险公司保险收入的结余额中，每年拿出50%纳入政府政策性投融资。按1995年国内国外保险业务净收入507亿元计算，每年可以拿出250亿元纳入政策性投融资。四是扩大国债发行，除偿还到期债务外，其余额应全部纳入政策性投融资体系。鉴于目前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高达30%的现状，扩大中短期的国债发行，势必加重国家财政的偿债负担，可以考虑为专门建立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发行特种国债，期限为10—20年，既不会加重今后几年的财政偿债负担，又能为政策性投融资提供一笔数额大而且使用期间长的资金来源。五是将目前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结余资金，除留有部分用于日常开支外，应全部纳入政策性投融资体系。通过上述途径可为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的建立聚集1万亿元资金，经过2—3年，可将资金规模扩大到2—3万亿元。对于这笔巨额的资金，国家应成立专门的政策性投融资机构加以管理，并主要用于支持国有行业集团、股份制集团母公司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改造规划、技术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行业改造，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产品结构的更新换代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增强企业活力，壮大和发展国有经济。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协调支持国有企业运用集团制、公司制、股份制，加快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推动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和规模经营，振兴国有企业。一是财政、银行从资金和政策上支持国有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和兼并、联合等途径组建产业关联度紧密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改变目前国有企业规模分散、“小而全”和“大而全”所造成的企业竞争实力薄弱的现象，形成“兵团式”的国有垄断集团，作为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母公司，使之成为国民经济运行的主体。二是以母公司为主体，通过股份合作制组织由它控股的吸收其他经济成份参股的股份制集团公司，作为国民经济的产业中坚和市场的骨干，以此主导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三是建立健全主办银行制度，理顺银企关系，即银行通过贷款、人事参与、财政监督等多种渠道，在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中建立起监控机制。银行可以作出部分或全部撤资的决定，也可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补充企业的资金，确保企业生产的正常资金需要。因此，建立这一制度对降低企业的筹资成本，减少金融市场的不正当竞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四是区分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供应范围。近几年银行资金财政化已证明是产生银行呆帐、坏帐的主要原因，信贷资金只能用于满足“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要求的企业资金需要；对于那些非盈利性、缺乏流动性的资金，只能由财政供应；介于二者之间的资金由政策性银行提供资金，财政要有贴息补贴政策性银行的亏损措施配套，否则只会加重企业与银行的债务拖欠。
（3）财政、银行通过健全企业财务会计制度和结算制度，督促企业加强内部管理，挖掘内部潜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首先，在企业内部核算上，督促企业建立内部经济核算体系，划小核算单位，制定科学、合理的工时定额、消耗定额，与职工的经济利益挂钩，形成企业内部自觉降低成本、提高质量、调动积极性的经济责任制。其次，加强企业的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果。在固定资金管理上，主要按规定提取折旧，保证固定资产更新的资金需要，同时注意加大企业技术改造力度，确保企业技术装备适应企业竞争的要求。在流动资金管理上，合理确定流动资金在供、产、销三个环节的分配比例，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利用率。在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上，保证生产发展基金的足额提取，防止因企业奖励、福利基金挤占生产发展基金而影响企业生产发展后劲。资金管理既是企业生产的润滑剂，又是保证企业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再次，督促企业建立健全内部劳动管理、产品质量管理、技术开发研制、市场预测与供销管理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形成“管理出效益”的企业内部经营机制，这是国有企业振兴的立身之本。
（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支持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帮助企业解除社会负担。一是财政银行应积极参与社会保障方案和制度的建设，使社会保障方案建立在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三者合理负担的基础上，保证社会保障支出的基本需要，使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在稳定、可靠、科学的基础上，使之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尤其要注意养老和失业、医疗、工伤各项保险的缴费率的确定，使之建立在现期企业和职工可以承受、未来能满足职工基本保障的支出需要的基础上。而且还要预测可能给国家财政和银行带来的影响和负担，以便制订相应的对策，克服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二是财政、银行支持地方和企业举办就业培训、就业介绍和下岗人员安置工作。各级财政应在掌握各地待业人员和下岗人员的规模、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在失业保险金中划出一定比例举办就业培训班；对从事就业介绍的机构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对开办再就业工程，不仅给一定时期减免税照顾，而且给予优惠的信贷政策，扶持下岗人员的转岗就业。三是财政、银行积极参加对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和相关的服务工作，为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提供便利。财政部门从制订和执行社会保障财务会计和基金管理制度入手，做好社会保障收支管理的基础工作，防止社会保障收支过程中发生各种损失浪费现象，规范社会保障收支过程；银行部门应协助社会保障管理部门做好社会保障基金专户存储及个人帐户的开设工作，要有专人专门的窗口办理社会保障收支业务，为社会保障管理工作提供便利，如发生欠交、少交社会保障基金的情况，还要协同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做好款项的追交工作，确保社会保障收支的正常运行。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长期战略构想。
1.长期战略目标。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健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在提高财政、银行调控能力的基础上，重点解决国民经济结构的协调问题，在结构协调基础上实现社会供需总量的平衡，确保国民经济均衡、协调发展。
2.长期战略构想。
（1）在国有企业逐步摆脱困境的基础上，提高财政、银行的调控结构的能力。这也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前提。这里关键是通过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建立健全税收征管机制，归并预算外资金，减少财政收入的流失、提高财政的敛财能力，在“九五”期间，力争实现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的目标，到2010年达到25%左右。健全银行债务清偿机制和风险抵押机制，确保银行与企业债权债务的良性循环；改善储蓄服务，提高银行的吸储能力，才能为货币政策调控和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
（2）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手段的建设，提高两大政策协调的功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是通过协调手段的调节实现的。其中主要的协调手段有：首先国债与公开市场业务的协调配合。目前国债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成为国家财政用于建设性支出和调整产业结构的主要财力来源。要把国债变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手段，使之成为既调节产业结构，又调节货币流量，寓发展与稳定于一体的经济杠杆，国债的改革需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发行短期国债，期限在3个月、半年、9个月和一年不等，不定期常年发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吞吐国债，稳定基础货币，调节社会供需总量平衡，实现经济稳定。二是改变国债的使用方向，提高国债的利用效率。即国债不能用于消费性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生产建设性支出，特别是用于支持国有经济的发展，才能确保国债走上“有投入也有产出”的良性循环机制，不致于酿成沉重的偿债负担。其次，政策性投融资与财政贴息的协调配合。由于政策性投融资主要用于风险大、投资回报低的基础产业和农业、进出口贸易等产业，尽管政策性投融资按保本微利的原则运行，但总是要满足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管理开支和人员经费需要，以及适当的扩大投融资规模。如果投融资不能得到一定的利润就难以运行。因此，在发展政策性投融资业务过程中，必须有相应的财政贴息措施与之匹配，才能保证政策性投融资事业的健康发展。再次，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它手段的协调。如税收和利率的协调，或同时奖励或同时限制某些产业的发展，可以起到调节产业结构的作用；再如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的综合平衡，是国家控制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的强有力手段。
（3）通过上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手段的建设和财政、银行调控能力的增强，建立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三大调控机制：总量调控机制、结构调控机制和企业微观调控机制。其中结构调控机制又是三大机制建立的重点。
首先，结构调控机制的建立是治理当前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小而全，大而全”和盲目重复建设等旧体制顽症的迫切要求。这里更主要发挥财政调控产业结构的作用，而银行在这方面只能起辅助作用，不能起主导作用，否则银行将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中，近几年的事实就说明这一点。这就需要对新增投资进行调整，坚决控制新开工项目特别是重复建设项目，但更重要的是打破条块分割加大兼并力度，大规模推动存量资产重组。对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配置是否科学合理。财政、银行在促进存量资产重组的同时，要充分注意发挥国债和政策性投融资在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方面的独特作用，尤其要注重在工业化迅速推进阶段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使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断地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其次，总量平衡机制的建立，关键在“九五”至2010年，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继续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也是为实现“两个转变”，为进一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提供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所必备的条件。1996年物价水平回落到6%，国民经济保持了适度增长，说明过去两年的适度从紧财政货币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今后较长时期仍应坚持这一方针。对于财政、银行而言，就是千方百计实现每年压缩50—100亿元赤字和控制M[，1]和M[，2]的增长速度的基础上，注意促进有效供给的增加，促进社会供需总量的平衡。
再次，企业微观调控机制的建立就是为企业创造一个宽松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财政银行按照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则建立资金供应机制，规范国家与企业的收入分配机制。在资金供应上，支持企业间的兼并和联合，支持以支柱产业为基础、以名牌产品为龙头、以骨干企业为核心、跨地区和跨部门的大型企业集团的建立，通过资金供应的倾斜，促进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收入分配体制上，完善现行的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办法，统一内外资金企业所得税、清理减免税，杜绝税外收费，使企业在统一税法约束的前提下，能有更多的财力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生产发展；加强财政、银行对企业的财务监督和法律监督，确保企业间竞争的公平性和规范性。
（4）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还要有产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等经济政策配套，才能更好地实现政府宏观调控意图。产业政策的配套主要是解决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问题，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提供导向作用。收入分配政策的配套，主要是解决整顿分配秩序，建立分配制度，纠正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即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提供财力支持，也为政策协调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也要借助财政、银行的配合，才能实现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13页。
标签：货币政策论文; 宏观调控论文; 央行论文; 财政支出论文;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国债利率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宏观调控手段论文; 财政政策工具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政策影响论文; 适度原则论文; 经济学论文; 通货膨胀论文; 财政学论文; 银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