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与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货论文,展览会论文,年中论文,商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的官商关系是目前学术界的一个兴趣点，但比之晚清，却很缺乏实证研究。既有研究主要以商人组织商会为载体，大多认为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实施“党国同构”的一党专制统治，加强了对商会等民间社团的整顿和控制，从而使得商人活动空间大为萎缩，官商关系趋于紧张。不过，也有人通过考察天津商会的选举等内部事务，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商会面临的困境更多来自其内部，而不是政府所制造的外部压力，同时也认为，商会虽仍然具有民间工商社团的独立性，但并没有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而得到顺利发展，而是因其内部矛盾继续步履蹒跚。
以往有关官商关系的研究，基本集注于以商会为组织的商人群体，通过商人组织商会的表现来判定官商关系，而对官商关系中的另外一个角色“官”却较为忽略，极少把二者结合、平衡起来进行综合考察。而且，官商关系的体现是多方面多渠道的，仅就“官”或“商”的一面，或仅立足“官”与“商”的角度，从官商联系的事件来断定二者的关系，是有所偏颇的。
商人作为近代至关重要的社会群体，除了从商人组织及其所开展的活动进行研究外，亦可结合社会语境，从“社会行为”来观照商人群体的行为，反过来再分析有商人群体参与的“社会行为”，这种由外而内、内外结合的研究视角或既可加深对商人群体的认识，亦可呈现官商关系的多面相，还可加深对“社会行为”的分析。
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始就开展的国货运动中的一个举措，本文将从商人与其的关系这一角度进行研究，以加深对国民党执政之初官商关系的认识，并进一步认识近代商人群体“社会行为”的多样性。
一、商人与政府合作，共同成功举办中华国货展览会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提倡国货为先”①，主动倡导国货运动，与民间共谋国货发展。因此，职掌工商部长的孔祥熙上台伊始，为“策进工商，提倡国货”起见，于1928年4月提议“筹设中华国货展览会，征集全国出品，陈列展览，以示奖励而资观摩”②，随即中华国货展览会开始积极筹备。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中华国货展览会于1928年11月1日在上海南市新普育堂工艺学校正式开幕，全会历时64天。开幕之日，盛况空前，中外来宾1万多人，观者5万余，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亲莅会场举行了升旗礼。大会共征集到了来自全国22个省、4个特别市的13271件展品③。
在中华国货展览会筹办过程中，商人积极参与，始终与政府进行合作，共同保证了其的成功举办。
第一，积极参与大会的组织机构，负责具体事宜。中华国货展览会由工商部发起督办，上海特别市市政府具体承办，其所属的农工商局会同办理，其他省市政府和总商会予以协助，具体的工作由工商部驻沪办事处和上海市政府及其所属农工商局共同负责。
筹委会和委员会的11名常委中，有8名商界名流，即虞洽卿、陆伯鸿、冯少山、朱谋先、赵晋卿、寿景伟、孙梅堂、徐静仁，其中工商部驻沪办事处主任赵晋卿、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与上海市市长张定璠一起担任主席，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寿景伟担任总干事。会务组主任陆伯鸿、副主任王介安、财务组主任林康侯、副主任朱吟江、设计组副主任王云五等，都是商界名流巨子。会务组26人和财务组25人中，至少有36人具有商人身份，占了70％以上。他们中除了前面所提到的人之外，还有陆凤竹、黄瑞生、周星棠、陈翊庭、项松茂、石芝坤、沈九成、钱龙章、王一亭、王彬彦、王晓籁、方椒伯、徐庆云、穆藕初、钟荣光、汪伯奇、顾馨一、闻兰亭、徐寄廎、胡熙生、袁履登、钱新之、叶惠钧。④可见，大会的主要筹办工作基本是由商人负责操办的。
商人也是各地筹办参加中华国货展览会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各省市的筹委会分会基本上都是由筹委会派员会同各省的建设厅、社会局、商品陈列所或国货陈列馆、总商会或商会、商民协会及国货维持会等国货团体共同组建，这些分会的人员构成主要是当地有影响力的大商人和主管机构的官员，有的完全由商人负责组织，比如，浙江的筹备分会就是由杭州总商会、商民协会和国货陈列馆共同组织，前二者负责征品，后者负责展品的储备和输送⑤。
第二，慷慨赞助，出钱出物，解决大会的经济问题。资金是开展活动的前提保证，没有充足的资金，中华国货展览会的各项工作就难以顺利进行。该会经费预算约需11万元，除国民政府拨款5万元外，不敷甚巨，因此，筹委会多渠道筹措资金，一方面致函各省市政府总商会、商会予以协款，标准为省政府500元至2000元、市政府300元至1000元、总商会100元至300元、商会50元至100元⑥，另一方面向社会大拉赞助，包括资金与物质赞助。
最终中华国货展览会共花了12万多元的直接开办经费，其来源主要是三部分，一是官款，即国民政府拨款5万元和江苏、广西、奉天、南京、北平等15省市的协款11277元；二是社会赞助款，包括蒋介石捐赠1万元，获得第一号门券，华侨商人郭春秧捐2千元，以及杭州、南宁、吉林、甘肃等14个总商会的协款1220元及28个县商会的协款1200元⑦；三是会场收入，主要是场租、广告费、寄售佣金和门券收入共达45087.88元，前三项都与商人有关，共约11275.4元。⑧在这些开办经费中，来自政府和官员的款项达7万多元，占了近60％，而直接由商人出的款项不足5千元，仅占4％弱，即使加上来自商人的有偿场租、广告费、寄售租金，也不到1万6千元，仅占13.34％弱。如此看来，似乎官方举足轻重，而商人不足挂齿。
其实不然。中华国货展览会的经费运作是典型的“政府搭台，商家唱戏”，政府出启动资金，商家赞助运行资本和相关物品。在大会所拉赞助中，物资赞助是主要的，而这些赞助绝大部分来自商人。比如会场是由商人陆伯鸿免费借用，修缮展馆和布置会场所需的水泥、玻璃、瓷砖、油漆、人工等都是中国水泥公司、泰山砖瓦厂等商家捐助，会场的喷泉池、雕像等众多设施亦由厂商免费修建。⑨实际上，政府仅花了不足2万元的资金就解决了数十万元都难以解决的会场展馆和会场布置问题，没有商家的赞助这是难以办到的。此外，纸张、香烟、茶叶、宣传刊物等展览现场所需及票务印刷都由商家免费提供，如南洋、昌兴等烟草公司送香烟40万包、华茶公司赠茶叶10万包、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赠刊物20万件、中华书局赠5万张明信片并免费印刷赠券、杭州纬成公司捐助绸旗绸幕、江南造纸公司捐赠大量纸张，这些亦省去了展览会数以万计的开销。⑩
可见，在中华国货展览会的开销中，商人承担了绝大部分，而政府仅出了占很小部分的启动资金。虽然各商家没有直接赞助多少资金，但无偿提供的物资，对保证展览会正常运转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积极发品、征品参展，保证大会能征集到足够展品开展。展品是展览会的灵魂，是展览会顺利举办的必要条件，没有充足的展品，展览会就无法取得圆满成功。中华国货展览会征集展品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由工商部和筹委会函咨各省市政府、各总商会、各筹备分会劝导各厂商踊跃出品；二是请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要人及各省各商帮旅沪领袖劝其本省或本商帮予以积极配合；三是直接派员到各省负责接洽。(11)而其实，对于展品的具体征收工作，大会筹委会制定《征集出品规则》时就明确规定由各地商会负责，各地展品由当地商会汇集后，统一交付中华国货展览会，“征集之出品，均由出品人交由所在地商会汇送本会，运送时须先由商会填具出品目录书通知本会”。(12)
展品来自商家，若商家无品发展，或者不愿意出品，就难以征集到圆满的展品。民国建立后的15年时间里，有着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即便因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和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卷土重来”，中国经济到1920年代再度面临发展困境，但集全国之力，举办一场全国性的国货展览会还是有品可展的。这样，商家是否愿意发品参展，对出品的态度如何就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虽然有些商家刚开始时因对政府举办展览会的意图有所怀疑而对出品并不积极，但经政府和商会的组织动员，后都发品参展了。而整体上，各厂商对出品参展中华国货展览会是十分踊跃的，“以本会之设立，不特提倡国货，策进工商，抑且挽回利权、裕厚民生之唯一办法，以是全国一致乐为协赞，与会出品，斐然可观”(13)，如先施、永安、新新、华茶等公司参展就极为活跃。(14)亦可从会场商家设置展室看出商家参展的踊跃程度，如益中机器公司、华茶公司、中国水泥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滦矿务局、泰山砖瓦厂、无锡丽新染织厂、新新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申新沙厂、耀华玻璃厂、瑞昌五金号、江南造纸厂等大厂家都专辟了陈列室，多达42个，占约1/2的展室。(15)
商家积极愿意出品参展是中华国货展览会顺利举办的前提。
而同时，商人组织商会和其他商人团体或独自，或与当地政府合作，也积极负责出品征集和运输工作。以湖北武汉征集出品为例，由商会派殷实有名望的绅商为调查和征集员，到各厂家催请发品参展，如仍逾期不交者，就请武汉三县县长或公安局长，严令督催。(16)显然，武汉的出品由商会负责直接的征集工作，而官府主要负督导之责，提供有力的行政保证。有的省份几乎完全是由商会负责，比如，江苏所有出品都是由39个商会和2个商民协会负责选送的。(17)
1928年5月，工商部认为“策进工商，首当提倡国货，提倡国货之道，以改良工艺，发展商场为先务，然非全国工商业界有相互联络参考之指导机关，不足以资比较而励观摩”，要求全国遍设国货陈列馆，为此，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商人创设国货陈列馆，其的一大任务就是每年定期举办展览会，负责国内外展览会的有关联络与征集展品参赛的工作。(18)这为中华国货展览会创设了一条新的展品征集渠道。
另外，从承担出品的主体来看，据会后统计，共有出品机关107个，出品人578个，出品机关中有总商会14个、县商会41个、商民协会2个、商品陈列所1个、国货陈列馆1个、调查国货工厂联合会1个、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1个、公会3个，(19)这些直接与商人有关的出品机关共64个，占了总数的约60％。578个出品人就其身份而言，也基本属商人性质。这也说明中华国货展览会的绝大部分展品都是商人负责征集选送的。正因各地商家积极发品参展和各地商会等商人团体积极组织，才使得中华国货展览会“东自辽沈，西迄川黔，南暨滇粤，北达察绥，均有物产到会陈列”，(20)展品真可谓“珍异毕集，琳琅满目”(21)。
第四，积极参加宣传动员活动，为大会宣传造势，扩大大会影响。为了给举办中华国货展览会营造一个良好、热烈的社会氛围，由政府牵头，开展了大量宣传动员活动。为了真正达到“一以提倡国货，振兴实业；一以使民众认识国货，乐于购用”(22)的目的，大会举办了大量的宣传造势活动。对这些活动，商人基本能积极参加，非常踊跃。
在大会开办之前，商人积极参与上海市农工商局于1928年7月7日至14日举办的旨在激起人们爱用国货热情的国货运动大会，配合政府组织汽车大游行，在店铺悬挂“用国货”的旗子，特别是上海总商会与在沪的国货大同盟会、国货维持会、提倡国货会、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及国货工厂联合会等团体，与工商部驻上海办事处和上海市农工商局共同于1928年7月7日至20日举办了夏秋用品国货展览会，上海总商会以其商品陈列所作为展址，该会以“提倡国货，并促进其改良发展”为宗旨，(23)被誉为中华国货展览会的“始基”、“先声”、“雏形”，(24)可以说是中华国货展览会的预演。南京、江苏、河南开封、天津等地以商会为主，也举办了省级和县级国货展览会，既作为各地参展中华国货展览会的准备，也提高各地商家对展览会的重视，从而积极参加中华国货展览会。
举办国货展览会，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国货，要人们购用国货，首先要让人们能很容易地辨认出国货。为此，众多商家配合工商部成立国货调查委员会，与商会等民间团体一道展开国货调查，汇编国货调查录，对真国货发给国货证明书，以此为基础，工商部于1928年9月明定了国货的标准，颁布了《中国国货暂定标准》，按资本、经营、原料、工作等四原则，把国货分为六等十一类，(25)显然，这有利于人们辨认国货，有利中华国货展览会更好征集国货，而不至于“洋货”混杂其中。有些大的商家还征集国货言论、工商专论及国货工厂小史，编辑出版了纪念特刊，发布国货广告，散发国货宣传册，这些都有利于激发起人们购用国货的民族情感。
在大会开办之中，商人厂家踊跃参加各种庆祝活动，比如孙中山诞辰63周年庆典、实业提灯大会，五洲固本皂药厂还与上海市党部联合举办了1929年元旦庆典。搪瓷业、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还择专日举行分业宣传活动。不少厂家编辑刊物在会场散发，比如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商务印书馆特刊》、《到国货展览会去》、《国货展览会游记》，中华法郎厂、兄弟工业社、钟灵印字机等9厂联合编印的《国光周刊》。此外，虞洽卿、赵晋卿、王晓籁、冯少山、蒋翊廷等名商大贾都发表演讲、题词，上海、北平、山东、重庆、成都等地的总商会、商会也发表颂词，纷纷鼓动提倡国货、发展国货，比如，上海闸北商会的颂词为“提倡国货，当今要务”、“展览会开，万流奔赴，巨细杂陈，他山攻错”。(26)
以上四点已足见商人积极参办了中华国货展览会，并为其所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商人积极参与举办中华国货展览会的原因
中华国货展览会是国民政府首先发起的，可以说，刚开始时是政府行为。其实，历经晚清北洋两个时期的政府，特别是经过北洋军阀政府的混乱统治后，中国的商人对政府是心存疑虑的，整体上是不信任，往往视政府发展经济的举措为掠夺钱财、捞取政治资本之举，而大多不予以热心响应。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伊始，不少商家也是持此态度，对其倡办中华国货展览会一开始并未如前文所述那么积极，亦有持观望态度的，直到筹办者讲清楚该会是为了“提倡国货，促进工商，直接抵制经济侵略，间接即为自身增进利益”，“决非仅关政府官吏之荣辱”，商家才开始逐渐消除疑虑。(27)综合起来分析，商人之所以愿意积极参与举办中华国货展览会，约有以下几个考量和动因。
第一，国民党是通过“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取得全国政权的，这使得新生的国民政府在商人心中具有一定的正面形象。更关键是，国民政府在1928年6月就宣布结束“军政”，开始“训政”，决定把维持社会稳定与进行国家建设摆在首位，“政府决以全力从事”国家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与教育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着重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实现民生主义，完成经济上的民族独立。(28)
而且，南京国民政府也确实采取了一些体恤工商、发展经济、努力于社会建设的实际举措，比如召开全国经济会议与财政会议、修订工商法规、争取关税自主、召开裁厘会议、颁布奖励工业品条例、召开全国商会代表大会，等等，对开展国货运动和发展国货尤为倾注，“中国欲图贯彻民生主义，必先解除国际间经济压迫，欲解除国际间经济压迫，必先努力提倡国货，因不惜全力从事于国货运动”(29)。1928年4月制定了提倡国货的五条具体办法：中小学课本应编入提倡国货的内容、工商部应迅速制定振兴工商计划、财政部要制定切实保护国货的政策、内政部应尽量购用国货、各政府应布告民众提倡购用国货，后来国民政府又专门下令“国货之可代替洋货者正多，各机关所用物品应尽量采用，以资提倡”，“如有国货可以适用而仍购用洋货者，应以不经济支出论”。(30)7月，内政部制定了提倡国货的具体办法，共分党部、商会、工会、学生会、妇女会、国民政府、内政部、财政部、工商部、农矿部、交通部、司法部、大学院、军事委员会和建设委员会15部分，共115条，相当详细。(31)这些措施并非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而是付诸于实际行动了，正如时人所言，“如今的政府不但不去摧残，更与民间合力来提倡国货，所以国货运动呀、国货展览会陈列馆呀、国货免税呀、购用国货呀、国货奖励呀、国货银行呀、国货推销呀，无不有政府出来与人民合作。”(32)
新政府的这些新姿态使商人看到了发展经济的希望。中华国货展览会作为新政府发展工商的一个举措，当商人明了其真实意图后，当然会积极贡献力量。
第二，中华国货展览会对商人是有利的。可以说，只要政府真心实意办展览会，不以乘机掠夺商家财物和增加税收为直接目的，发品参展对商家而言有万利而无一弊，一是可推广产品销路，获得直接经济利润，二是可提高产品知名度，若能得大奖，会名声鹊起，三是通过陈列展览、观摩比较而知己孰优孰劣，从而顿生改良与竞争之心。综合而看，以策进工商、发展国货为宗旨的中华国货展览会对商人的好处有以下几点：
一是现场售卖，可直接带来经济利益。大会专门设立了售品部和寄售部，商家或直接或委托大会在会场买商品。展览期间，售品部和寄售部分别售得137987.65元和2139.38元，共140127.03元。
二是扩大国货宣传，提高国货知名度，牢固人们的国货情节，提高人们购买国货的热情，从而间接扩大国货的销路。展览本身就是一种宣传，把国货陈列展览，让观者了解、品评，无形中就是在向观者推销国货，从而增强人们提倡国货的决心与使用国货的信心，有观者就发出感慨：“各大公司各大商店所出之货物，均极精良工细，令人一见之后，爱国热忱，亦为之油然而生。”(33)“若干种(国货)向以为国内原无制造的，今亦见有极好的出品，真令我们欣喜欲狂，足为国货前途庆幸。”(34)
大会也使商家认识到了促销国货的重要性。中国商人大都认为“良贾深藏若虚”，“酒香不怕巷子深”，很不注重产品的装饰和广告，使得很多好的产品不为世人所知，“今夫国货之所以不振，皆因国人之不知”(35)，这种产销脱节的弊端往往使国货输在了市场流通环节。大会现场，有不少商家进行现场促销，如一些机器厂家在会场进行即时表演，展示其产品织布、抽水、印刷、钉书等功能，“足以令观众发生一种深刻的印象，而于推广国货，也很有相当功效的”(36)。
大会结束后，专营国货的国货公司、国货商场和专门陈列并销售国货的国货陈列馆不断设立，突破了以往仅为数不多的商品陈列所和商品(国货)售品所经营国货的不良现状。此外，商家乘筹办大会之机，大量发布国货广告，开展国货调查工作，编辑国货汇编，向国人介绍国货，这些措施无疑会促进国货的销售。
三是通过品评、研究，有利于推动国货的改良与发展。大会专门设立了研究科，开展国货调查、国货统计和国货改良三方面的工作，共制成了15册国货便览、1册国货说明、57张国货统计图表、1册国货改良和2册国货演讲，并拟订了《提倡国货实施方案》，认为在消费方面，政府机关要尽量购用国货，要通过提倡国货展览、劝导国货陈列等方法扩大国货宣传；在生产方面，要设立钢铁、酸类等专厂，为国营工业提供原料，要通过同业公会组织，协调劳资，共谋增加产量、改良品质、增进工作效率和改善管理的办法；此外，还要改善税制与交通以减轻国产成本，完善金融体制，给国货发展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37)
大会审查委员会对展品进行了十分细致的审查，使人们发现了国货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并给以改进之策。可分三个层面：对单类产品的，如对浙江蚕茧业，“倘政府尽力提倡，设立蚕业改良场，推广蚕桑制造，蚕种除去病害，统一茧质，企图增加丝茧之产额，当更成效卓著矣。”(38)；对某行业的，如指出草帽业不敌洋货的原因主要是“无雄厚之资本，不足以与外商竞”、“式样不能投合顾主之心理”、“漂制欠佳”(39)；针织品、化妆品最大的缺憾是“原料不能自给耳”，“惟一切原料均非国产”；对整个国货界，审查委员会主任徐善祥在总结报告里指出：日用品多粗劣，应在颜色与形式上多讲究；普通用具中应制造玻璃器皿；漆器磁器大多手工制造，成本高而价自昂，应用机器制造，减轻成本；应多发展机器工业；国货发出展览，应标明价目并附详细说明，以便观者咨询订购。(40)
如上看法都十分实在，基本指中了国货发展的肯綮，无疑有利于为国货的进一步改良与发展打开思路。
中华国货展览会所产生的这些效用最终都是落到了国货的发展上，国货的发展显然对商家是有利的。
第三，中华国货展览会律动着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商人积极参与中华国货展览会有着民族主义情感这一深层次动因。
中华国货展览会是在一个民族主义氛围非常浓烈的环境中出台的。国民党高举民族主义大旗，通过国民革命，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最终定鼎南京。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虽比之以前，反帝要温和得多，但并没有放弃反帝的口号，而是继续打起民族主义旗帜，大张旗鼓地开展关税自主运动、废约运动和国货运动，主要在经济领域进行反帝，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实现经济上的民族独立。
基于“外货充斥，经济压迫，源涸流枯”，南京国民政府一成立就把“提倡保护国内之实业”做为其主政之一，决定大力提倡国货，(41)把开展国货运动纳入各级政府和党部的政纲，视国货运动为“救国运动”、“经济解放运动”、“经济的靖难运动”，认为“要抵制经济侵略，惟有振兴国货”。(42)工商部规定每年都要举办以购用国货、不买洋货、仿造洋货、改良国货、制造国货为目的的国货运动周。
在政府的提倡和推动下，自民初兴起的社会国货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全社会一片抵制洋货、振兴国货、生产国货、销售国货、倡用国货、改良国货、保护国货的呼声，参与国货运动的商家越来越多，特使是厂商。基于“宣传国货，鼓吹国货，此种方法，在今日尚属治标之法，以后应努力于制造之真功夫，庶几抵抗外货更切实际”(43)之类的认识，厂商们创建了自己的团体，积极投身于国货运动。1927年6月，72家国货工厂本着“谋实业发达、国货进步，挽回外溢利权，增进社会公益”(44)的宗旨，成立了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1928年8月，由30多家中小国货工厂成立的上海国货团改称上海市国货工厂联合会，此外，商业资本家与工业资本家还联合成立了中华国货厂商联合会。越来越多的商家热衷于参加通过提倡国货、发展国货来抵制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振兴民族经济的国货运动。国货展览会作为国货运动的一种类型，当然会得到众多商家的青睐。
而且，中华国货展览会很善于运作民族主义，本身就处处律动着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比如，筹备期间，利用人们的爱国情感和对民族的忠诚来进行动员，“大家要挽救危亡，……非切实地购用国货不可”，号召国货工厂“要矢志救国”，人民要购置国货，誓雪国耻(45)，“倡国货为救亡之良药”(46)，以“提倡国货，即以抵制外货，于国计民生，裨益实大”(47)的类似之语向社会拉赞助。
会场上的言论更富有民族主义激情，典型者如蒋介石的开幕日训词：“国民政府要提倡国货，要振兴实业，要挽回利权，使外国货在中国没有销路，……我们要外国人不来欺侮，只有同心一致，共同来制国货，买国货，用国货，这样经济才能独立”(48)。赵晋卿认为“此次展览会实为与帝国主义商战之急先锋”(49)。
审查出品亦有民族主义标准，对出品中“本国固有之工业因改良而有进步者”、“新创之工业能抵制舶来品挽回利权者”、“寻常用具之能减轻成本推广销路者”、“能出巨量之物品输出国外者”(50)，给以特别奖励，以示提倡。
即如现场的游艺节目也含有民族主义的内容，如《哑剧》：农夫象征中国国民，四魔王象征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武力及文化的侵略，四仙女象征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及商务印书馆的文化事业，农夫受种种侵略的痛苦，幸接受四仙女帮助，才解除了束缚与痛苦(51)。
最直接又全面体现大会强烈民族主义情怀的是其会歌：“兴起，兴起，中华民族快兴起，国货大家不注意，洋货充斥损权利，我们的钱袋裂了缝，我们的银箱漏了底，富翁渐渐变穷人，穷人哪有立足地，努力，努力，愿同胞兴起；兴起，兴起，中华民族快兴起，中华物产本富有，国货不比洋货低，趁这次展览好时机，快些来研究和设计，人人立志用国货，洋货怎能攘权利，努力，努力，愿同胞兴起”(52)。
商人在大会筹办中体现出了民族主义。比如，那些持观望态度的商家，当明了大会具有“提倡国货，促进工商，直接抵制经济侵略，间接即为自身增进利益”的作用后，才开始表现积极。大会举行提灯庆祝游行时，受“足为推销国货，促进工商之良好现象，尤属解除帝国主义者经济压迫之根本方法”的动员，(53)各国货厂家亦踊跃发灯入会。显然，这其中有民族主义的推动作用。商人言论也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比如，冯少山、陈翊廷、徐寄廎分别题词“实业救国”、“救国先锋”、“杜塞漏卮，国人共勉”。(54)王晓籁认为“工商部创设是会，用意在恢复国产，代替洋货，挽回利权，维护民生”(55)。商家在会场散发的宣传册和所登的广告亦有民族主义话语。
三、余论
近代中国自始至终都面临着独立和发展两大问题，独立是前提，发展是基础，二者互为条件，独立能促进发展，发展有利于获得和巩固独立。追求独立和追求发展具有共同的目的和价值取向，即希望中华民族获得完全主权和国家繁荣富强。
在近代，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使得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因此，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获得民族独立显得格外迫切，是否直接反帝成为了是否爱国的标尺。特别是到了民国，经过国共两党的革命动员，反帝几乎成为社会共同口号，即如统治者为了延续自己的政权生命，也会利用反帝的民族主义。因此，在20世纪诸如抵货运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等民众反帝爱国运动中，商人也能以罢市这一特有方式积极参加。但商人罢市不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民众游行，其损失要巨大得多，且只能由商人独自承担，甚至因社会民众抵制外货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几乎完全由商人承担，这样，商人所思考的就不能仅仅是反帝的问题，而更多是如何生存求发展的问题，所以，他们坚持罢市一段时间后，几乎都会被迫复市，并想方设法让工人复工。对商人如此行为，学界以往大多持批评态度，认为商人不够爱国，为了私利，不顾民族大义而破坏反帝统一战线，也有人认为商人牟利是天经地义，反帝的经济损失不能完全由商人承担，不能因其复市而断定其不爱国。
其实，发展问题比之独立问题，更为复杂，也更为长远而深厚，独立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社会发展一直是近代以来各界中国人孜孜以求的。自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近代中国就一直存在通过发展以求抵制的民族主义。到民初国货运动兴起之后，这种追求发展的民族主义显现得更为明显，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决定实施训政，把革命之后的国家与社会建设摆在首位，实即以追求发展为重，认为通过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已经实现了政治上的民族独立，以后应着重于“苦练内功”式的自身发展，以求经济上的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是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力开展国货运动，举办国货展览会，就是追求发展的举措。
商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他们对发展问题更为重视。虽然不可否认，某些商人有不顾民族和国家利益，只谋私利的行径，亦难以否认商人在争取民族和国家长远利益时，有获得私利的一面，但也必须要认识到，利益是商人存在的基础，不获利商家就难以生存，而且，商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对社会，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参加国货运动与国货展览会是商家追求发展的体现，某种程度上，亦是商家表达爱国的一种民族主义方式。
从宏观整体上看，发展问题具有高度社会共识，以追求发展显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具有较强的社会凝聚力。中华国货展览会以追求发展为意旨，其根本目的是维护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同时，又与主张经济绝交的排外的抵货运动完全不同，它亦维护商民整体而长远的利益，而且主张改良国货、制造国货，以满足普通市民的消费需求。因而，它得到了政府、商人和市民的一致支持，体现出了官、商、民进行合作的面相。
当然，发展问题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且受政治的影响，追求发展的主张、方式渠道和模式是有所不同的，甚至有本质的不同。发展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有时也是政治问题，因此，从具体行为来看，不是所有追求发展的举措都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但中华国货展览会却因照顾到了民族国家、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商家、市民的利益而得到了社会众多力量的支持。
如何从“社会行为”视角来观照商人群体的社会行为？整个“社会行为”基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完全的“公”行为，即完全是为了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行为，如近代反帝爱国运动。商人参加这一类社会行为面临民族大义和自身私利的较量问题，因而其的表现是多样化的。第二类是完全的“私”行为，即党派、团体、社会群体、个人“为自己着想”的行为，这一类行为既有融入其他社会行为的，也有完全是独自进行的，比如党派团体的组织活动。各党派团体在这一类社会行为中体现出的冲突多于合作。官商冲突大多体现在这一类。同时，也存在“私”“私”合作的情况。第三类是既为“公”亦为“私”的行为，可称之为“社会中间性行为”，这类行为容易得到社会各界的参与。官商合作大多体现在这一类行为。
中华国货展览会是由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发起的社会中间性行为，所以才会得到商人群体的积极参与，体现出官商合作面相。
注释：
①《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秘书处公函》，见鄂档Ls1-5-4760(全宗号-目录号-案卷号)。
②《工商部孔部长拟筹设国展提案》，见中华国货展览会编辑股编辑：《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实录》(第一编)，1929年，第1页。
③此处的件非单件之意，出品人、种类、性质、产地、色样等相同的出品物，统称为1件。
④中华国货展览会编辑股编辑：《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纪念特刊》，1929年，第4-5页。
⑤(15)(19)(21)(22)(34)(37)(38)(39)(40)(55)中华国货展览会编辑股编辑：《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实录》(第2编)，1929年，第139页，第56-60页，第22页，第23页，第20页，第52页，第184、185页，第58页，第102页，第6-7页，第140页。
⑥《国展会筹委会致各省政府市政府总商会商会函》，见中华国货展览会编辑股编辑：《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实录》(第2编)，1929年，第19-20页。
⑦《中华国货展览会收受各省市政府各总商会各县商会协助经费一览表》、《中华国货展览会收受各方捐助经费一览表》，见中华国货展览会编辑股编辑：《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实录》(第3编)，1929年，第118-121页。
⑧《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经常门收支对照表》，见中华国货展览会编辑股编辑：《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实录》(第3编)，1929年，第133页。
⑨(11)(12)(13)(27)(47)中华国货展览会编辑股编辑：《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实录》(第1编)，1929年，第52页，第26页，第6页，第26页，第65页，第19-20页。
⑩《参加国展会之踊跃》、《如火如荼之中华国货展览会》，《申报》1928年9月1日、10月28日，第13版。
(14)《猛进中之中华国货展览会》，《中央日报》1928年10月26日，第2张第4版。
(16)《劝告武阳夏三镇各商厂赶送征集物品说明书》，见鄂档Ls-5-4769。
(17)《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与赛物品分省表》，见《商业月报》第9卷第2号，1929年2月。
(18)《工商部拟办部省市国货陈列馆》，《申报》1928年5月28日，第9、10版。
(20)(29)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5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发行，1978年，第19页。
(23)《夏秋国货展览会筹备会议》，《申报》1928年6月27日，第13版。
(24)《夏秋国货展览会给奖典礼上赵晋卿、孔祥熙的演说词》，《申报》1928年12月16日。
(25)《工商部为中国国货暂定标准致国民政府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八))，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第742-744页。
(26)中华国货展览会编辑股编辑：《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纪念特刊》，1929年。
(28)《训政时期施政宣言》，《申报》1928年10月27日，第4版。
(30)《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令第266号》，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17卷第65期，第45页。
(31)涤庵：《各国奖用国货之实例》(附录内政部长提倡国货之具体办法)，《商业月报》第8卷第9号。
(32)冯柳堂：《国货运动的经过》，见中华国货展览会编辑股编辑：《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纪念特刊》，1929年。
(33)江柳声：《国货展览会商场之一瞥》，《申报》1928年11月7日，第21版。
(35)钧：《对于国货展览会之感想》，《申报·上海特别市市政周刊》1928年11月8日。
(36)武育干：《近代博览会事业与中国》，《东方杂志》第26卷第10号。
(41)《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秘书处公函》，见鄂档Ls1-5-4760。
(42)《(国货运动)大会宣言》，《申报》1928年7月7日，第13版；《其他演说及呼号》，《申报》1928年7月8日，第14版。
(43)《机制厂联会之表示》，《申报》1928年7月7日，第14版。
(44)上海机联会编：《十年来之机联会》，1937年，第2页。
(45)《国货运动》，1928年工商部发行的小册子。
(46)虞洽卿：《中华国货展览会纪念特刊发刊词》，《中央日报》1928年10月30日，第2张第3版。
(48)《蒋主席演说辞》，《申报》1928年11月2日，第13、14版。
(49)《赵晋卿演说辞》，《(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11月3日，增刊。
(50)中华国货展览会编辑股编辑：《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实录》(第3编)，1929年，第6页。
(51)《各种游艺》，《申报》1928年12月15日，第14版。
(52)《国货展览会歌》，《申报》1928年11月2日，第14版。
(53)《申报》1928年12月14日，第13版。
(54)中华国货展览会编辑股编辑：《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纪念特刊》，19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