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议降公主借回纥申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杜甫论文,公主论文,回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杜甫“随时敏捷”（《进雕赋表》），以诗记史，读其诗可知其世，亦可见其史家笔力。尤其在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他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时事政局更是详陈于诗。孟棨谓“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注：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杜甫对安史之乱极为关注，在两京的失而复收问题上倾注了莫大的心力，惟恐君王有遗失，如对当时借外夷以平内乱的政治热点就深致拾遗之意。他具有政治器识，但毕竟是诗人；他具有仁爱之怀，但战争是残酷的；他喜论君国大事，但免不了诗人情怀的局限。前人所谓杜甫“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注：《新唐书·杜甫传》）即以其诗人资质着眼之论。肃宗在危难之时即位于外，欲形成中兴之势，其首要国策是平乱安国。而此时唐王朝已国力不振，唐军势力无以平乱收京，且向唐王朝自称外甥臣国的吐蕃仍有不顺之心，时有边扰。当时回纥势力强大，且居西域关扼要冲之地，气盛势威，是肃宗借外力以平内攘外的最佳选择。肃宗毅然决定用和亲借兵之策，将亲女宁国公主下降回纥可汗，得以借回纥兵力助唐军平叛收京。杜甫就其得失于诗中频申之以非计。本文就杜甫议肃宗用回纥之得失与回纥出援唐军收京的重要作用进行论析，以考杜甫对唐王朝与西域的关系和降公主借回纥问题的观点之得失。
一、唐边事状况与肃宗借兵回纥的背景
唐各朝君主都重视边土的安宁，与邻国的和睦。李渊父子建立唐王朝，对当时强大的外族突厥、吐谷浑采取且战且和的态度，突厥和吐谷浑慑于唐王朝的强大，先后内附请和。贞观八年（634 ）高祖宴西突厥使者于两仪殿，谓长孙无忌曰：“当今蛮夷率服，古未尝有。”（注：《旧唐书·高祖本纪》）又置酒未央宫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遣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注：《旧唐书·高祖本纪》）高祖镇服四夷的威慑力，开创帝国之威，正如史臣所谓：“高皇创图，势若摧枯。”（注：《旧唐书·高祖本纪》）太宗朝是唐王朝的鼎盛时期，四夷不敢轻唐。贞观中先后平吐谷浑、高昌，破薛延陀，二十年（646）北荒悉平，各置都护府。攻破龟兹、 大拨等五十城，龟兹平，西域震骇。太宗亲阵，东伐高丽，十九年（645 ）破高丽。太宗多次以宗室女嫁各边族首领，如以弘化公主嫁吐谷浑、文成公主嫁吐蕃。十七年（643）薛延陀请婚，许之。 太宗以和亲与外夷建立起甥舅关系，加强了与边国的友好往来，而且在外夷中他威信颇高，被尊为“天可汗”。二十二年（648），“四月甲寅， 碛外蕃人争牧马出界，上亲临断决，然后咸服。”（注：《旧唐书·太宗本纪》）贞观年间社会经济繁荣，四周安宁，是历史上有名的治世。高宗朝有太宗传下的基业，一个强盛的帝国，且作有《帝范》十二篇给他借鉴。显庆三年（658）破西突厥，西域平，以其地置都护府。龙朔三年（663）平铁勒。总章元年（669）攻破高丽，拔平壤城，境内尽降， 在其地置安东都护府。三年（670）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置安西四镇。 平吐谷浑，吐谷浑全国尽没。永隆二年（681）尽平突厥馀党。仪凤三年（678）九月，“上以蕃寇为患，问计于侍臣中书舍人郭正一等，咸以备边不深，讨为上策。”（注：《旧唐书·高宗本纪》）上元二年（675 ）吐蕃遣其大臣论吐浑弥来请和，不许。调露元年（679）吐蕃又请和亲， 仍不许。极见大唐气盛，国力之强。武则天朝注重边境镇抚。吐蕃、突厥轮番入寇，皆讨击大破之，收回安西四镇，在庭州设北庭都护府，进一步攻固边疆。圣历元年（698）突厥上言有女请和，“秋七月， 令淮阳王武延秀往突厥，纳默啜女为妃”（注：《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武则天朝边防稳固，能保边守土，颇显国势之强。中宗朝对外夷以安抚和亲为主。突厥寇边，中宗甚忧患，“制募猛士武艺超绝者，各令自举，内外群官各进破灭突厥之策。”（注：《旧唐书·中宗本纪》）景龙三年（709）突厥首领遣使来降，吐蕃赞普遣大臣来逆女。为了安边， 中宗以嗣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赞普。中宗能保边境安宁，与周边外族保持友好关系。玄宗朝国力强盛，对外夷的战争有开边动机。如开元二十五年（737）“三月乙卯， 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自凉州南率众入吐蕃界二千余里，乙亥，希逸至青海西郎佐素文子觜与贼相遇，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注：《旧唐书·玄宗本纪》）天宝八载（749 ）六月“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注：《旧唐书·玄宗本纪》）。攻拔新罗城，破突骑施于碎叶城，杀苏禄，威震西陲。讨契丹，传首东都，破其余众于禁禄山。玄宗亦以和亲求安，先后以燕郡公主降奚、东华公主降契丹，东光公主降奚、静乐公主降契丹，宜方公主降奚等。契丹和奚降服，吐蕃多次与唐磨擦，尤其是立界碑和石堡城争夺战，迫于唐王朝的国力武威而称臣。开元治世是唐王朝的全盛时期，然最终祸从内起，安史叛乱将辉煌的盛世推到危难境地，玄宗成了弃国逃奔的耻辱之君。他给肃宗留下的是两京的沦陷，灾难重重的乱世。肃宗于危难之时即位，招集兵马欲挽回唐王朝的衰微，既需平内乱又需防外扰，而他的当务之急是收复两京还宫。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载（756 ）八月回纥、吐蕃遣使至灵武，请和亲，愿助国讨逆，肃宗皆宴赐遣之。肃宗决定借外夷之力助王师平叛收京，而最可靠最强有力可借助的是回纥。
肃宗的降公主借回纥平乱安国之策是在极其艰难的状况下逐步实施的，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二、杜甫对肃宗降公主借回纥的讽评及杜学家的评笺
杜甫亲历玄肃代三朝，目睹了唐王朝的盛衰之变，对肃宗治国平叛问题至为关切，在降公主借回纥上否定肃宗的举措，并在诗中提出异议。此时他避难客居秦州，因宁国公主事而动忧国忧民情怀，作《即事》诗议论之。诗曰：
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已非。人怜汉公主，生得渡河归。秋思抛云髻，腰支剩宝衣。群凶犹索战，回首意多违。
肃宗乾元元年（758）七月册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 以宁国公主嫁之。乾元二年（759）四月回纥毗伽阙可汗死， 宁国公主“依回纥法，
面大哭，竟以无子得归。秋八月，宁国公主自回纥还，诏百官于明凤门外迎之。”（注：《旧唐书·回纥传》）杜甫开篇即否定肃宗和亲之举为非计，末言叛军气焰犹嚣张，而借回纥平叛收京并非上策，事与愿违，和亲实无益。黄鹤谓此诗当作于乾元二年。王嗣奭曰：“和亲作俑于汉，而历代遵为御戎之策，公却非之，盖验诸已事也。结语正发其意。”（注：王嗣奭《杜臆》卷三。）杨伦谓此诗“言回纥本不足恃，至此云知和亲无益耳”（注：杨伦《杜诗镜铨》卷六。）。朱鹤龄曰：“此诗言和亲之无益也。时人主不肯殉葬，又以无子归唐，则回纥之好失矣。然向者结婚回纥，实欲资其力以讨贼，今贼方索战而回纥之好中绝，其如和亲之本意何？”（注：杨伦《杜诗镜铨》卷六。）仇兆鳌评曰：“此诗讽时事也。和亲事却非，谓一失而三失具焉。初与回纥结婚，本欲借兵以平北寇，孰知滏水一溃，花门同破，此一失也。且可汗既死，公主面而归，抛髻剩衣，忍耻含羞之状见矣，此二失也。是时思明济河索战，而回纥之好已绝，与和亲本意始终违悖，此三失也。”（注：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七。）诸家均揭示出杜甫对肃宗降公主借回纥的非议。显而易见，杜甫特作此诗以表示对肃宗和亲借兵回纥之事的否定态度。
回纥收京后久留不遣，杜甫忧其为害，作《留花门》以讽，诗曰：
花门天骄子，饱肉气勇决。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修德使其来，羁縻固不绝。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中原有驱除，隐忍用此物。公主歌黄鹄，君王指白日。连云屯左辅，百里见积雪。长戟鸟休飞，哀笳曙幽咽。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沙苑临清渭，泉香草丰洁。渡河不用船，千骑常撇烈。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
此诗按仇注当亦是杜甫乾元二年秋适秦州后作。花门，赵次公注曰：“花门即回纥之别名也。”（注：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内帙卷七）钱谦益注曰：“唐地理志：甘州领县二，张掖、删丹。删丹县北渡张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峡口，傍河东壖，屈曲东北行千里，有宁寇军，故同城守捉也。军之东北有居延海，又三百里，有花门堡，又东北千里，至回纥衙帐，盖花门在回纥东南，置堡于此，所以为控扼也。岑参《送封常清西征序》曰：天宝中，匈奴回纥寇边，逾花门。”（注：钱谦益《钱注杜诗》卷二）回纥助唐军收复西京后以战兵留在沙苑，回纥叶护云归灵夏取马，再助唐收范阳讨除叛军残部。王嗣奭评此诗曰：“隐忍用此物，隐忍二字，有说不尽之苦在。不得已而用之，如何可留？题曰《留花门》，病在留字。……钟云：说尽客兵之害，千古永戒，曰此物，盖厌恶之极矣。”（注：王嗣奭《杜臆》卷二）张潜云：“此物二字言不得比于人类也。”（注：杨伦《杜诗镜铨》卷五）杨伦引唐仲言曰：“肃宗以回纥兵收京，久留不遣，子美虑其为害而作是诗。”（注：杨伦《杜诗镜铨》卷五）仇兆鳌注曰：“言缔婚之举，适足骚扰畿辅。”（注：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七。）末二句言养马苑中，不能剿贼而反以妨民。仇兆鳌曰：“言回纥千骑撇烈如此，而太行烟尘之侵逼又如彼，然则花门之留，亦何救于原野萧瑟乎。盖甚言借兵之无益也。”（注：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七。）此诗反映出杜甫对回纥恃功恣肆，久留不归本蕃的忧患，并讽肃宗和亲借兵非计，留下后患。
杜甫于至德二载（757）作《北征》诗， 其中有对肃宗乞师回纥的议论。其曰：
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仰观天改色，坐觉妖氛豁。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纥。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圣心颇虚佇，时议气欲夺。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
此诗记安史之乱时杜甫自行在往鄜州途中事。黄鹤注曰：“此诗述在路及到家之事，当在《羌村》后，至德二载九月作。”（注：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五）诗言肃宗虚心以待破贼，但当时众议纷然，恐回纥不能助唐军收京而反会为害，时议非计，以为国家自有恢复中原之理，唐军自可破敌，不必用回纥之力。王嗣奭评曰：“观下文所以为君国虑者，如言回纥云：其王愿助顺，其俗喜驰突。二语曲尽夷情，所以却之难，而禁之不易。而少为贵三字，深得处置之宜。又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见不可全恃夷兵，但借为先驱耳。语语经济中窾，此必平日所熟筹于心者，始知怵惕未出，恐君遗失，非回头话也。自比稷、契欺我哉？……公深以借回纥兵为非计，故云圣心颇虚佇，时议气欲夺，后回纥果为唐患。”（注：王嗣奭《杜臆》卷二）仇兆鳌曰：“此忧借兵回纥之害，妖氛豁，天意回矣。回纥助，人心顺矣。此兴复大机也。但借兵外夷，终为国患，故云少为贵。虚佇，帝望回纥，气夺，群议沮丧。”（注：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五）复曰：“是时名将统兵，夺正兼出，可以收两京、定河北，而擒安史，此为制胜万全之策。”（注：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五）杜甫以肃宗乞师回纥为非计，以为唐军自可长驱收京，因于诗中叙专用官军之利，直陈肃宗当专用官军之意。颇见其惟恐君王有遗失之忧。除上列几项外，杜诗中议肃宗和亲借兵平叛收京之事，并以为无益者尚多，如：“和亲知计拙，公主漫无归。青海今谁得，西戎实饱飞”（《警急》）。“复道收京邑，兼闻杀犬戎。衣冠却扈从，车驾已还宫。克复诚如此，安危在数公。莫令回首地，恸哭起悲风”（《收京》）。“阴山骄子汗血马，长驱东胡胡走藏”（《忆昔二首》之一）。等等。又如其《遣愤》诗曰：“闻道花门将，论功未尽归。自从收帝里，谁复总戎机。蜂虿终怀毒，雷霆可震威。莫令鞭血地，再湿汉臣衣”。仇兆鳌注曰：“此为回纥骄横，作诗以遣愤也。回纥方矜功邀赏，而总戎又不得其人。此皆时事之可愤者。今朝廷之上，宜思养毒贻患，急震威制防之。毋令其再恃军功辱及廷臣也。”（注：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七）仇所谓辱及廷臣，其事唐书有载。此诗追忆回纥助讨史朝义时，矜功恣肆侮辱朝臣，甚至搒捶至死，因愤言回纥之害，谓肃宗降公主借回纥之举实为国招祸，养毒贻患。
三、肃宗借回纥平叛收京的成功与有益
杜甫频申降公主借回纥之弊，那么肃宗借兵回纥之举对平叛收京究竟是否正确，回纥在平定安史之乱中起到的作用如何，和亲是否无益，以及肃宗借回纥苦心对收复两京是否有实效，重振唐王朝国威于国于民是否有益，都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其真相。
国不可一日无君，而肃宗则被拥戴在外。肃宗于天宝十五载七月甲子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是时玄宗在蜀，两京失守，“时朝廷初立，兵众寡弱，虽得牧马，军容缺然。”（注：《旧唐书·郭子仪传》）所以肃宗极为重视“假蕃兵以张声势，乃遣怀恩与敦煌王承寀使于回纥，请兵结好。回纥可汗遂以女妻承寀，兼请公主，遣首领随怀恩入朝。”（注：《旧唐书·仆固怀恩传》）自此，回纥助唐平乱进入新阶段，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至德元年十一月，“戊子，回纥引军来赴难，与郭子仪同破贼党同罗部三千余众于河上。”（注：《旧唐书·肃宗本纪》）回纥军小试锋芒。
至德二年九月回纥助唐收复西京长安，参加香积寺大战，起到了转危为胜的关键作用。“王师结阵横亘三十里，贼众十万陈于北。（叛军将领）归仁先薄我军，我军乱，李嗣业奋命驰突，擒贼十余骑乃定。回纥以奇兵出贼阵之后夹击之，贼军大溃，自午至酉，斩首六万级。”（注：《旧唐书·郭子仪传》）而回纥所击是叛军之精锐，“及元帅广平王率郭子仪等至香积寺东二十里，西临澧水。贼埋精骑于大营东，将袭我军之背，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指回纥救之，匹马不归，因收西京。”（注：《旧唐书·回纥传》）回纥在此战中起了关键作用，“怀恩领回纥兵至澧水，贼伏兵于营东，怀恩引回纥驰杀之，匹马不归，贼乃大溃。”（注：《旧唐书·仆固怀恩传》）可见回纥所立殊功。
至德二载十月回纥参加新店大战，收复东京洛阳。此役“斩首十万级，横尸三十里”（注：《旧唐书·回纥传》）。回纥兵的作用至为重要。事实载于史，“十月安庆绪遣严庄悉其众十万来赴陕州，与张通儒同抗官军。贼闻官军至，悉其众屯于陕西，负山为阵。子仪以大军击其前，回纥登山乘其背，遇贼潜师于山中，与斗过期，大军稍却。贼分兵三千人，绝我归路，众心大摇，子仪麾回纥令进，尽杀之。师驰至其后，于黄埃中发十余箭，贼惊顾曰：回纥来！即时大败，僵尸遍山泽。严庄、张通儒走归洛阳，遂与安庆绪渡河保相州。子仪奉广平王入东都。”（注：《旧唐书·郭子仪传》）回纥兵力对叛军的威慑力甚大，在助唐收东京之战中有极大的功劳。
宝应元年（762）秋，回纥助唐军败史朝义于横水， 再次收复东京。“斩首一万六千级，生擒四千六百人，降者三万二千人。”（注：《旧唐书·仆固怀恩传》）是役，“贼徒数万，坚栅自固。怀恩陈于西原上，广张旗帜以当之，命骁骑及回纥之众傍山出于东北，两军举旗内应，表里击之，一鼓而拔，贼死者数万。……怀恩乃进收东京及河阳城”。（注：《旧唐书·仆固怀恩传》）“仆固
率回纥兵与朝义挐战，蹀血二千里，枭其首，河北悉平”。（注：《新唐书·回鹘传》）先是，代宗初即位，史朝义尚在河洛，上遣中使刘清潭征兵于回纥，又修旧好。秋，清潭入回纥庭，回纥已为史朝义所诱，云唐家天子频有大丧，国乱无主，请发兵来收府库，可汗乃领众而南。“清潭赍敕书国信至，可汗曰：我闻唐家已无主，何为更有敕书？中使对曰：我唐家天子虽弃万国，嗣天子广平王天生英武，往年与回纥叶护兵马同收两京，破安庆绪，与可汗有故。又每年与可汗缯绢数万匹，可汗忘之耶？然回纥业已发至三城北，见荒城无戍卒，州县尽为空垒，有轻唐色，乃遣使北收单于兵马仓粮，又大辱清潭。清潭发使来奏云：回纥登里可汗倾国自来，有众十万，羊马不知其数。京师大骇。”（注：《旧唐书·回纥传》）遣殿中监药子昂驰于塞上劳之，遇于忻州。回纥可敦与可汗同来，可汗请与仆固怀恩及其母相见，诏从之。因肃宗将怀恩女妻毗伽阙可汗少子登里，毗伽阙可汗死，登里立为可汗，以怀恩女为可敦，仆固怀恩乃回纥登里可汗岳父。怀恩与回纥可汗相见于太原，怀恩谏之云，国家有恩信不可违背。“可汗大悦，遂许助讨朝义。于是进兵，历太原、汾、晋，营于陕州以俟期。”（注：《旧唐书·仆固怀恩传》）十月回纥兵马赴陕州，与诸道节度一时齐进，怀恩与回纥右杀为先锋，一举收复东京。回纥兵力甚大，在再次收复东京的战役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至是，安史之乱基本平息。但回纥与唐的合作并未结束。永泰元年（765）秋十月，郭子仪与回纥合兵，“共破吐蕃等十余万众， 斩首五万余级，生擒一万余人，驼马牛羊凡百里相继，不可胜纪，收得蕃落五千余人。”（注：《旧唐书·回纥传》）以回纥助唐讨吐蕃，是肃宗以夷治夷之计的延用。
由以上材料可以看出，肃宗借兵回纥的举措是积极有效的，即回纥在助唐收复两京，平定安史之乱中的确立下了不可抹杀的功勋。那么，为何肃宗的举措还要受到当时人以及后人的诟病？因为回纥兵的剽劫夺掠、笞辱官员，及相州战役作战不利。史载其事如下。
至德二年十月第一次收复东京后，“回纥遂入府库收财帛，于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财物不可胜计。”（注：《旧唐书·回纥传》）广平王赍之以锦罽宝贝。
乾元二年三月，“回纥骨啜特勤等率众从郭子仪与九节度于相州城下战，不利。三月壬子，回纥王子骨啜特勤及宰相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于西京。”（注：《旧唐书·回纥传》）并辞还行营。
宝应元年秋，太子雍王领药子昂等会回纥于陕州黄河北，“可汗责雍王不于帐前舞蹈，礼倨。子昂辞以元帅是嫡孙，两宫在殡，不合有舞蹈。……又报云：元帅即唐太子也，太子即储君也，岂有中国储君向外国可汗前舞蹈？相拒久之，车鼻（回纥将军）遂引子昂、李进、少华、魏琚各搒捶一百，少华、琚因搒捶，一宿而死。”（注：《旧唐书·回纥传》）回纥因雍王李适年少未谙事，而放归本营。
宝应元年十月，第二次收复东京前，“回纥可汗继进于河阳，列营而止数月。去营百里，人被剽劫侮辱，不胜其弊。”（注：《旧唐书·回纥传》）克东京后，“回纥至东京，以贼平，恣行残忍，士女惧之，皆登圣善寺及白马寺二阁以辟之。回纥纵火焚二阁，伤死者万计，累旬火熖不止。”（注：《旧唐书·回纥传》）实残忍有余。
关于借兵回纥之利弊，史臣亦有评论：“天宝末，奸臣弄权于内，逆臣跋扈于外，内外结衅而车驾遽迁，华夷生心而神器将坠。肃宗诱回纥以复京畿，代宗诱回纥以平河朔，戡难中兴之功，大既大矣！然生灵之膏血已干，不能供其求取；朝廷之法令并驰，无以抑其凭陵。忍辱和亲，姑息不暇。……比昔诸戎，于国之功最大，为民之害亦深。”（注：《旧唐书·回纥传》）史臣还认为，安史乱国，回纥救难，其恃功为患，仅为手足之疥。
按《旧唐书·回纥传论》之言颇能揭示肃宗之用心。通观肃宗在位七年之行事，确以“诱回纥以复京畿”（注：《旧唐书·回纥传》）为主要方针。
肃宗修好回纥征兵收京，亲自指挥实施。敦煌王承寀使回纥，毗伽阙可汗喜，“帝欲固其心，即封虏女为毗伽公主。于是可汗自将，与朔方节度使合讨同罗诸蕃，破于河上。……帝驻彭原，（回纥）使者葛罗支见，恥班下，帝不欲使鞅鞅，引升殿，慰而遣。”（注：《新唐书·回鹘传》）肃宗为诱回纥助唐平叛收京，用心良苦，亦有实效。
至德二载，“九月戊寅，加承寀开府仪同三司，拜宗正卿，纳回纥公主为妃。回纥遣其太子叶护领其将帝德等兵马四千余众，助国讨逆，肃宗宴赐甚厚。又命元帅广平王见叶护，约为兄弟，接之颇有恩义。叶护大喜，谓王为兄。戊子，回纥大首领达干等一十三人先至扶风，与朔方将士见仆射郭子仪，留之，宴设三日。叶护太子曰：国家有难，远来相助，何暇食为。子仪固留之，宴毕便发”（注：《旧唐书·回纥传》）。这种共赴国难的凛然正气与豪迈情怀，正是肃宗的积极主动修好态度激发起来的。十五天之后香积寺大战中，回纥兵英勇驰杀，西京收复。
东京收复后，“十一月癸酉，叶护自东京至（西京）。敕百官于长乐驿迎，上御宣政殿宴劳之。叶护升殿，其余酋长列于阶下，赐锦绣缯彩金银器皿。及辞归藩，上谓曰：能为国家就大事成义勇者，卿等力也。叶护奏曰：回纥战兵，留在沙苑，今且须归灵夏取马，更收范阳，讨除残贼。已丑，诏曰：功济艰难，义存邦国，万里绝域，一德同心，求之古今，所未闻也。回纥叶护，特禀英姿，挺生奇略，言必忠心，行表温良，才为万人之敌，位列诸蕃之长。属凶丑乱常，中原未靖，以可汗有兄弟之约，与国家兴父子之军，奋其智谋，讨彼凶逆，一鼓作气，万里摧锋，二旬之间，两京克定。力拔山岳，精贯风云，蒙犯不以辞其劳，急难无以逾其分。固可悬之日月，传之子孙，岂惟裂土之封，誓河之赏而已矣。夫位之崇者，司空第一；名之大者，封王最高。可司空、仍封忠义王，每载送绢二万匹至朔方军，宜差使受领。”（注：《旧唐书·回纥传》）可见既有精神嘉奖，又有物质鼓励。如此，自然能激起回纥军余勇可贾，直捣范阳的勇气与决心，亦可见肃宗修好回纥一片苦心及其良好积极的效果。
乾元元年七月肃宗诏以幼女宁国公主出降。“甲午，肃宗送宁国公主至咸阳磁门驿，公主泣而言曰：国家事重，死且无恨。上流涕而还。”（注：《旧唐书·回纥传》）使臣汉中王瑀送公主至回纥，可汗不拜，瑀曰：“唐天子以可汗有功，故将女嫁与可汗结姻好。比者中国与外蕃亲，皆宗室子女，名为公主。今宁国公主，天子真女，又有才貌，万里嫁与可汗。可汗是唐家天子女婿，合有礼数，岂得坐于榻上受诏命耶。可汗乃起奉诏，便受册命。翌日，册公主为可敦，蕃酋欢喜曰：唐国天子贵重，将真女来。”（注：《旧唐书·回纥传》）八月，回纥即派王子骨啜特勤及宰相帝德等骁将三千人助国讨逆。九月、十二月，肃宗两次赐宴紫宸殿，接遇回纥使节。
乾元二年三月相州之战不利，回纥王子及宰相帝德奔西京，肃宗两度宴之于紫宸殿。四月，回纥毗伽阙可汗死，六月肃宗遣李通往祭吊。九月、十一月，肃宗两度于延英殿接见回纥使者，赐物有差。
在唐王朝危难之时，肃宗为了振兴国家，早日平叛，在借回纥兵力助王师收京上倾注了极大的心力。而其当朝军政大臣如郭子仪、仆固怀恩等均能从现实形势出发，为尽快平定安史之乱执行肃宗修好回纥的方针。甚至女子亦深明大义，如宁国公主下嫁回纥时就有“国家事重，死且无恨”（注：《旧唐书·回纥传》）的器识。又如相州大战时，“卫州妇人侯四娘、滑州妇人唐四娘、某州妇人王二娘相与歃血，请赴行营讨贼。”（注：《旧唐书·肃宗本纪》）其为国赴难之举感动人心。这说明当朝君臣民有一种共识，这就是借兵平叛，修好回纥，全力以赴平定内乱。宝应元年代宗即位后，仍执行肃宗借回纥兵力的方针，以修好为方向。
根据史料证实，肃宗当时借回纥兵力平叛收京是符合时势的正确举措，回纥在平定安史之乱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关键性作用，不仅合力收京功劳甚大，而且叛军见回纥兵即胆颤惧怕，为之改色，极见其对叛军的威慑力。这是肃宗以夷治夷良好效果的有力证明。肃宗寄厚望于回纥的苦心与用力没有白费，回纥竭力助唐收两京的成功和重要作用是最好的说明，肃宗治国英明，修好借兵有实效。在回纥的鼎力援助下王师得以在短时期内收复两京使朝政有序，国威重振，这是对国家人民极大的贡献。肃宗治国的首要之策和亲借兵平叛之有益证明，事实并非如杜甫“和亲事已非”、“回首意多违”等降公主借回纥之弊的异议那么有害。
四、杜甫议降女借兵非计之得失浅评
杜甫否定肃宗和亲借兵观其得失如何及其对回纥的态度如何，且聊作分析。
杜甫否定降女借兵观之得：杜甫因回纥助唐收京后久留不遣，客兵骚扰京畿之害而生忧国忧民之心，深恶异族骄横于京辅，为百姓之受害而深沉叹息。如《留花门》便表达了他同情百姓，忧虑君国的哀苦之情。其深忧远虑出于拾遗补阙的一片赤诚，表现出其民胞物与的仁者情怀，亦控诉了借外夷之力平乱收京之副作用及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回纥的索取无厌和残暴掠夺正如杜甫所忧患那样。如收复洛阳后，“回纥大掠东都三日，奸人导之，府库穷殚，广平王欲止不可，而耆老以缯锦万匹赂回纥，止不剽。”（注：《新唐书·回鹘传》）又，“时东都再经贼乱，朔方军及郭英乂、鱼朝恩等军不能禁暴，与回纥纵掠坊市及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或有衣经者。”（注：《旧唐书·回纥传》）复，“闰月，子仪自泾阳领仆固名臣入奏，回纥进马，及宴别，前后赍缯寀十万匹而还，时帑藏空虚，朝官无禄俸，随月给手力，谓之资课钱”（注：《旧唐书·回纥传》）。从上列可见肃宗借兵回纥收京随之带来的弊端，亦可见回纥的民族特性。其“人性凶忍，善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注：《旧唐书·回纥传》）。杜甫以为和亲借兵非计，导致回纥寇掠京辅，正应其所忧的借兵召侮，意谓肃宗御边无方。在肃宗朝，回纥与唐关系较好，寇抄骚扰中原程度较少较轻，而至代宗朝便纵横放肆，寇掠尤甚。显然杜甫所虑回纥之害有先见之明。
代宗朝回纥愈骄横，频频生事，“大历六年正月，回纥于鸿胪寺擅出坊市，掠人子女，所在官夺返，殴怒，以三百骑犯金光门、朱雀门。是日皇城诸门尽闭，上使中使刘清潭宣慰，乃止。七年七月，回纥出鸿胪寺，入坊市强暴，逐长安令邵说于含光门之街，夺说所乘马将去。说脱身避走，有司不能禁。……回纥恃功，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其使候遣继留于鸿胪寺者非一，蕃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注：《旧唐书·回纥传》）又，“十年九月，回纥白昼刺人于东市，市人执之，拘于万年县。其首领赤心闻之，自鸿胪寺驰入县狱，劫囚而出，斫伤狱吏。十三年正月，回纥寇太原，过榆次、太谷，河东节度留后、太原尹、兼御史大夫鲍防与回纥战于阳曲，我师败绩，死者千馀人。”（注：《旧唐书·回纥传》）回纥诸如此类骄横纵掠之事频频发生，朝廷不堪其辱，百姓深恶之。杜甫对此更是既忧且愤，就其恶果给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深表仁爱之怀，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崇高精神境界。
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对国难民瘼极其关注，社会现实，时事政局经他的手笔记载便成诗史，一系列反映乱世的悲歌表达了他忧乾坤疮痍、民生疾苦之痛。如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江头》《塞芦子》《悲青坂》《悲陈陶》《哀王孙》《兵车行》《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等都是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佳作，乱世的缩影。杜甫对安史之乱，肃宗降公主借回纥这种重大政治事件、社会变革并不是冷眼旁观，而是以饱蘸情感之笔抒发忧国忧民情怀，时时关心国家大事，百姓疾苦。
杜甫否定降女借兵观之失：杜甫有致君尧舜，窃比稷契的志向和抱负，也有政治情感，但“杜甫毕竟是诗人而不是政治家”（注：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杜甫的功名欲望》）。而且“杜甫不是战略专家”（注：朱东润《杜甫叙论》第四章）。因此他对肃宗的政治军事举措之异议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清议的不切实际和诗人情怀的局限。当时肃宗急于回宫坐正，收京便是头等国策。而降女借兵，用回纥兵力收京是他根据当时的政治局势和军事力量的实际情况采取的不得已而又唯一的措施。
首先，仅靠唐朝军队已无力收复两京和平定叛乱。唐中央禁卫军队在天宝末年已腐化不堪，不具备战斗力。史载，羽林、龙武四军和诸卫
骑多是“市人白徒，富者服缯彩，食梁肉，壮者角抵拔河，翘木扛铁，日以寝斗，有事乃慄怵不能授甲”。（注：《唐会要》卷七十二）地方各节度使又不服指挥。安史之乱起后封常清在洛阳募兵六万，多是未经训练之白徒，连吃败仗。高仙芝所率五万军队也多是市井子弟和游手白徒，其中虽有原来长安的飞骑、骑及边兵，但也无济于事，终于使洛阳失守。哥舒翰统帅从河西、陇右、朔方抽调回的士兵及奴剌等十三部落连同高仙芝旧卒共二十万在潼关镇守。然灵宝西原一战大败，八万官军死者十之六七。杜甫《北征》中“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即指此。西京随即陷落。“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陇皆附之（指叛军）。”（注：《资治通鉴》至德元载）十月二十一日房琯又兵败陈涛斜，杜甫记之曰：“四万义军同日死”（《悲陈陶》）。两天后又败于青坂，杜甫有《悲青坂》诗记其事。此时可利用的只有以郭子仪、李光弼为首的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之兵及西域兵，虽然杜甫对郭子仪的官兵深寄厚望，但敌众我寡，独力难撑，仅凭此是不足以完成复京平乱之重大使命的，必须借助外力，形成统一战线。
当时借助外夷在实力上的选择只有两个，即西边的吐蕃与回纥，二者皆愿助唐讨逆。吐蕃虽自称外甥臣国，但一直对中原虎视耽耽，不时在西边对唐边境敲敲打打，进进退退，“从西北到西南，一直和李姓王朝对峙着。”（注：朱东润《杜甫叙论》第三章）吐蕃的政治野心与反复无常使肃宗不能放心。正如史臣所谓，吐蕃“密迩京邑，时纵寇掠，虽每遣行人，来修旧好，玉帛才至于上国，烽燧已及于近郊，背惠食言，不顾礼义，即可知也。”（注：《旧唐书·吐蕃传论》）吐蕃不可借是以防引狼入室。而回纥则不同，太宗朝即内属于唐，一直有着依附、臣服及友好关系。贞观间，回纥酋帅吐迷度与诸部大破薛延陀，二十年，“南过贺兰山，临黄河，遣使入贡，以破薛延陀功，赐宴内殿。太宗幸灵武，受其降款，因请回鹘已南置邮递，通管北方。”（注：《旧唐书·回纥传》）太宗为置府州、都督，以回纥部为瀚海府，拜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二十二年，吐迷度死，太宗遣兵部尚书崔敦礼往抚之，赠吐迷度左卫大将军，赙物及衣服设祭甚厚。以吐迷度子婆闰为左骁卫大将军、大俟利发，使持节回纥部落诸军事瀚海都督。永徵二年（651）回纥以五万骑助唐大破贺鲁，收复北庭。显庆元年（656）回纥助唐大破贺鲁于阴山，再破于金牙山，婆闰随唐将苏定方逐贺鲁至石国西北苏咄城，石国执贺鲁送洛阳。以其地置濛池、昆陵府。“永徵六年，回鹘遣兵随萧嗣业讨高丽。”（注：《旧唐书·回纥传》）回纥既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又和唐王朝有着历史性的良好关系，自然是肃宗首选的盟友。
再者，回纥骚扰所造成的损失与安史之乱所带来的巨创相比，实不及万一。回纥剽掠东京，烧杀万人，而安史之乱造成的人口剧减，乃至数千万人之多。天宝末唐人口五千二百余万，安史乱后仅余一千六百余万。仅潼关之战后，“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北征》）。所以当时以肃宗为首的统治集团自然积极地推行“修好征兵”之方针，肃宗采用“姑息”政策而“隐忍用此物”，一切服从于平乱收京，着眼国家大局。当时处在平乱领导集团中心的重要人物如郭子仪等亦从现实局势出发积极争取回纥的支持。“回纥遣叶护太子领四千骑助国讨贼，子仪与叶护宴狎修好，相与誓平国难，相得甚好。”（注：《旧唐书·郭子仪传》）终获香积寺之战大胜。永泰年间，郭子仪免胄单骑入回纥军，说服回纥共击吐蕃，促成回纥兵马与唐军合力于泾州赤山岭共破吐蕃等十余万众的胜利，取得斩首五万、生擒万人的大捷。仆固怀恩在再度收复东京前将拥兵十万并已为史朝义诱引倾国入塞骚扰关中的回纥登里可汗说服助唐讨史朝义，成功再收东京，仆固怀恩在回纥绝好后努力争取修好借兵助唐讨逆做出了积极贡献。刘清潭为重收东京出使回纥修旧好以征兵，受到回纥的刁难与侮辱，为借回纥成功和维护唐王朝国威而忍辱负重。他们都表现出识大体的政治器识，热情支持并执行肃宗的修好回纥之策。回纥戡难中兴之功甚大，比较乍叛乍服，恃强与唐抗衡的吐蕃来，的确是肃宗借兵的可靠选择对象。肃宗诱其助复京畿，以名爵玉帛厚恩之，引起吐蕃不满。西蕃盟会使刘元鼎入吐蕃，吐蕃宰相尚绮心儿云：“回纥之弱如此，而唐国待之厚于我，何哉？元鼎云：回纥于国家有救难之勋，而又不曾侵夺分寸土地，岂得不厚乎”！（注：《旧唐书·吐蕃传论》）肃宗在乞师回纥时与回纥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因此，回纥助唐平叛收京后屡有巨额赏赐，而回纥索取无厌，肃宗忍耻和亲，姑息隐忍，实为时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之上策。回纥“比昔诸戎，于国之功最大，为民之害亦深”。（注：《旧唐书·回纥传》）前人论边陲之患与中国之困如手足之疥与胸背之疽，照此比类，肃宗降女借兵所致回纥遗患与玄宗荒淫骄横引发的安史乱国灾难，实为一手足之疥，一胸背之疽，轻重自明。而杜甫并未看清借兵回纥的后患与安史之乱的危害孰轻孰重，而且排斥回纥，认为平叛收京应该只是王师的事，肃宗当专用官军收京平乱，不应该乞师外夷。这是大汉主义观念的表现，颇狭隘，也是他正统儒家思想观念的局限所在。他在《北征》诗中议论道：“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以为仅就官军兵力轻易便可收京。这除了诗人的想象，抒发个人情怀外并无多大实际意义，这是不了解当时政局时势的严重性，轻视外力，对官军苛刻的要求。其《收京》诗所谓“克复诚如此，安危在数公”是将回纥救难之勋抹煞了，以为收京仅是郭子仪等几位名臣轻易克定的。实际上当时唐国力不振，官军已无力收京平叛。若按杜甫的观点，不借回纥，仅凭官军之力收京的话，不可想象两京的收复会有多遥远，安史祸乱要持续多久才能结束，或者会演变成什么结局。当然这并非否定杜甫的政治气质和战争观念，而且他并非否定一切战争，只是对肃宗的降女借兵之策及其举措理解不透彻，对肃宗的异议带有清议意味。
从肃宗的平乱安国之策及其实效看，其降公主借回纥对国家政权的稳定，社会的安宁都是积极而有益的。一个君王为了国家利益而将亲女下降外夷，和亲以安国，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列，比起此前的以宗室女封公主下降外夷，其和亲修好所付出的代价更甚，而取得的收获也更甚。肃宗的下嫁亲女借兵回纥之举是英明而利国利民的，使安史之乱在短短几年结束，两京收复。从唐王朝当时那种危难局势看，肃宗的果断决策和举措是必要而正确的，获得了预期的效果，唐因此转危为安。而杜甫屡于诗中直陈其非计无益，指摘肃宗“计拙”，养毒贻患，则显得不尽合当时政治军事局势，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