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郡国更置与侯国迁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汉论文,郡国更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景帝中六年(前144)以后，诸侯王国不辖侯国成为定制①。元朔二年(前127)，武帝颁布的“推恩令”便是对这一定制的发挥。《汉书·中山王胜传》载：“(武帝)其后更用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辄别属汉郡。”武帝借“推恩”的名义令诸侯王以王国地分封子弟，析置王子侯国。同时，因为诸侯王国不能辖有侯国，王子侯国必须转属周围的汉郡管辖，王国疆域因此受到蚕食。汉廷利用“推恩令”达到了削弱王国势力的目的。
西汉时期，郡国属性并非一成不变，皇帝通常择取汉郡改置为王国作为诸侯王的封地。具体到某一个郡，随着诸侯王的分封和除废，其性质常在郡国之间转化。而因王国不能辖有侯国，所以每一次郡国改置都会引发郡境内侯国隶属关系的变更。如元朔三年(前126)，武帝分封鲁共王子刘政为瑕丘侯②。瑕丘侯国，《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属山阳郡，但在居延汉简中却常见“大河郡瑕丘”(498·11，499·3③)。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所载瑕丘侯国隶属关系的不同，正与郡国更置有关。据周振鹤先生考证，瑕丘侯国本隶属大河郡，甘露二年(前52)大河郡改置为东平国，瑕丘侯国因不能隶属王国而改属山阳郡，直至汉末③。《汉志》所载为成帝元延三年(前10)的版籍④，这时的瑕丘侯国隶属山阳郡。而居延汉简中瑕丘侯国隶属于大河郡则应当是甘露二年之前的情形。瑕丘侯国隶属关系的变更可以表明，“王国不辖侯国”制度在武帝以后一直被严格奉行⑤。
地处汉郡边缘地带的侯国，在郡国更置过程中会通过改变隶属关系来保证“王国不辖侯国”定制的执行。但如果某侯国地处汉郡中心，不与他郡相邻；或是所邻也是王国，则显然难以别属汉郡。对于此类侯国，西汉政府又会作以怎样处理?文献对此没有明确记载，不过东汉时期对此类问题的解决方式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后汉书·刘般传》载：“(建武九年)光武下诏，封般为菑丘侯，奉孝王祀，使就国。后以国属楚王，徙封杼秋侯。”⑥刘般初封为菑丘侯，属楚郡。建武十五年(39)，光武帝改楚郡为楚国，分封皇子刘英。因诸侯王国不得辖有侯国，刘般被徙封为杼秋侯，属梁郡管辖。⑦与之相类似的还有丁鸿之鲁阳侯国。鲁阳，李贤注引《东观记》曰：“鲁阳乡在寻阳县也。”元和三年(86)，丁鸿徙封为马亭乡侯。李贤注引《东观记》曰：“以庐江郡为六安国，所以徙封为马亭侯。”⑧丁鸿之鲁阳侯国位于庐江郡寻阳县。元和二年，汉章帝改庐江郡为六安国，徙江陵王刘恭为六安王。丁鸿因郡国更置而徙封马亭乡。马亭乡，地望不详，不过其地处汉郡应当没有什么问题。由以上两例可以看出，在郡国更置过程中，东汉政府会将王国中的侯国迁出，重新安置于汉郡，从而保障“王国不辖侯国”定制的执行。
对于那些在郡国更置过程中无法改属汉郡的侯国，西汉政府是否也会以侯国迁徙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换句话说，东汉政府在郡国更置过程中的侯国迁徙方针，是否是对西汉相关政策的承袭?在本文，笔者将通过考证一些侯国迁徙的实例，以证明西汉同样存在类似的政策。明确西汉存在“郡国更置引发侯国迁徙”这一规律后，我们可以借此为切入点来重新检讨西汉政区研究的相关问题，以往的一些观点也会得到修正。
一 元狩六年齐国设置与临朐侯国迁徙
元朔二年，汉武帝分封淄川懿王子刘奴为临朐侯⑩。据《汉书·王子侯表》，临朐侯至王莽败绝。《汉志》齐郡和东莱郡皆有临朐，都不注“侯国”。显然，齐郡临朐和东莱郡临朐中有一个失注“侯国”，至于哪一个是刘奴封国所在，历来的解说存在分歧。《王子侯表》临朐侯条下注“东海”，但东海郡远离淄川国，与王子侯国分封通例相违，《表》注显然有误。全祖望曰：
本《表》曰“东海”，而《地志》属东莱。案东海是朐，东莱是临朐，本《表》误也。(11)
全祖望认为《表》注“东海”是错误的。但全氏只提到《汉志》东莱郡之临朐，而不提及齐郡临朐，显然认为“东海”是“东莱”的误写。梁玉绳也持有类似的看法：
《索隐》谓“《表》在东海”，今本无。而临朐有二县，一属齐郡，一属东莱。据《水经·巨洋水注》，此侯封于东莱。“东海”乃“东莱”之讹。(12)
梁玉绳明确提出《表》注“东海”为“东莱”之误，并举《巨洋水注》作为辅证。不过，梁氏援引《水经注》是有问题的。《巨洋水注》提到的临朐侯国乃是齐郡之临朐，并非东莱郡临朐。(13)梁玉绳因对巨洋水方位未予细查，错将郦道元提到的临朐侯国当作东莱郡临朐，结果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乾嘉以来，考订《王子侯表》者对临朐侯国地望所持见解，多与全、梁二人相同。如钱大昭、王念孙便全取梁玉绳之说。(14)钱大昕对《汉志》所载侯国进行梳理，亦将临朐侯国系于东莱郡。(15)惟有王先谦取信《水经注》的说法，将临朐侯国定于齐郡。(16)对于临朐侯国地望解说的分歧，周振鹤先生曾从“推恩法”的角度予以辨析。依据“推恩令”，王子侯国当在王国附近，东莱郡不与淄川国接邻，而齐郡之临朐却与淄川国相近。(见图二)周先生因而指出“甾川国邻齐郡，故王子封国应在齐，不可能远至东莱”(17)。周先生的解释合乎情理，无疑是正确的，但临朐侯国并非不能远至东莱，元狩年间齐郡更置王国之事值得注意。
图一 元狩五年齐郡侯国分布示意图(18)
图二 元狩六年齐国侯国迁徙示意图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齐厉王立五年死，无后，国入于汉。”按齐厉王元光四年(前131)嗣，五年薨，无后国除，故齐国除国于元朔二年。同年分封淄川王子刘奴为临朐侯，时齐国已国除为郡，故临朐侯国当如周振鹤先生所言由淄川国别属齐郡。(见图一)但元狩年间齐郡复置为王国。《汉书·武帝纪》：“(元狩六年)夏四月乙巳，庙立皇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初作诰。”元狩六年(前117)，汉武帝分封皇子刘闳为齐王，更齐郡为王国。而这时的齐郡辖有临朐侯国，根据“王国不辖侯国”的定制，临朐侯国当别属他郡，而这时与临朐侯国相邻唯有淄川国。因此，无论临朐侯国继续留在齐国，还是回属淄川国，都会出现诸侯王国辖有侯国的状况。如果我们理解了元狩六年临朐侯国所处的特殊态势，则东莱郡之临朐应当是临朐侯国迁徙后的方位所在。即，元狩六年汉廷为了保证“王国不辖侯国”定制的执行，将原本地处齐郡的临朐侯国迁往东莱郡，原临朐侯国恢复为临朐县仍属齐国。东莱郡之临朐侯国一直延续到新莽时期，而齐国的临朐县也未省并，于是在《汉志》中便出现齐郡、东莱郡皆有临朐的现象(19)。
清楚了临朐侯国的迁徙过程，则前贤对临朐侯国地望的分歧可迎刃而解。郦道元所言齐郡临朐实际是刘奴侯国初封所在。《汉志》东莱郡之临朐乃是临朐侯国迁徙后的方位。《王子侯表》临朐侯条下注“东海”当如全、梁二人所述，为“东莱”的误写(20)，今本《汉志》东莱郡临朐当补注“侯国”(21)。
写到这里，笔者联想到平度侯国和宜成侯国地望问题。元朔二年，汉廷在分封刘奴为临朐侯的同时，还分封淄川懿王子刘衍为平度侯、刘偃为宜成侯。平度，《汉志》属东莱郡。又《水经·胶水注》载“(胶水)又北迳平度县，汉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刘衍为侯国”(22)。《元和郡县图志·莱州胶水县》“平度故城，在(胶水)县西北六十七里”(23)。据此，汉平度侯国当在今山东省平度市西北(24)。宜成，《汉志》属济南郡。清人钱坫定宜成地望于山东济阳县西北，《中国历史地图集》亦从此说(25)。可以看出《汉志》之平度侯国、宜成侯国皆远离淄川国，显然与王子侯国分封通例不符。若以临朐侯国地望变迁作为参照，则平度、宜成两侯国远离淄川国也与侯国迁徙有关。元朔二年平度、宜成两侯国分封后，当与临朐侯国一并由淄川国别属齐郡。元狩六年，齐郡更置为王国，两侯国因不能留在王国而分别迁徙到东莱郡和济南郡。与临朐侯国不同的是，平度、宜成侯国迁徙后，原封国被省并，故不见载于《汉志》齐郡。(参见图一、图二平度侯国、宜成侯国位置变化)平度、宜成两侯国与临朐侯国一样，都是因齐郡更置王国而徙封他郡。
二 广平、清河、淮阳“郡国更置”与侯国迁徙
西汉时期分封的数百个王子侯国中，有时会出现王子侯国远离本王国的特例。那么，这些特例是否也能用“郡国更置引发侯国迁徙”的规律来加以解释?应该是可以的。
对征和年间所封赵王子侯国地望的考订，便可以验证这种可能性。征和元年(前92)，汉武帝分封赵敬肃王子刘乐、刘周舍、刘起、刘道为栗侯、洨侯、猇侯、揤裴侯。而在此前，汉武帝还曾分封赵敬肃王子刘庆为南陵侯、刘当为爰戚侯(26)。通过检索《汉志》可以确定，栗侯国、洨侯国地处沛郡，猇侯国地处济南郡，揤裴侯国地处魏郡，爰戚侯国地处山阳郡(27)。南陵侯国虽不见于《汉志》，但《王子侯表》南陵侯条下注“临淮”，说明南陵侯国地处临淮郡(28)。这六个王子侯国中，除揤裴侯国与赵国相邻外，另外五侯国皆远离赵国。清末学者王荣商对此现象疑惑不解，其《汉书补注》曰：
南陵侯庆。临淮。荣商案：临淮非赵封地。此下爰戚侯在山阳，栗侯、洨侯在沛，猇侯在济南，皆与赵地远不相接。未详其故。(29)
赵王子侯国远离赵国的现象并非不可解，我们可从“郡国更置”的角度来予以诠释。通过复原征和元年赵国周边的郡国态势(30)，可以看出，这一年赵国与魏、上党、常山、巨鹿、广平五郡相接壤。查对以上五郡建制沿革，广平郡在征和年间恰有更置王国的经历。《汉志》日“(广平郡)武帝征和二年置为平干国，宣帝五凤二年复故。”由此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赵王子刘庆、刘当、刘乐、刘周舍、刘起五人分封后，其封国由赵国别属广平郡。征和二年，广平郡更置为平干国。因王国不能辖有侯国，五侯国既不能留在平干国，也不能回属赵国，于是被汉廷分别更封为南陵侯、爰戚侯、栗侯、洨侯、猇侯，从而使五侯国地处汉郡之中，不与王国相涉。与前述临朐侯国不同，临朐侯国迁徙后，侯国名称并未变化。而《王子侯表》所载五个赵王子侯名当是更封后的新名，其原封号已不可考(31)。周振鹤先生在《西汉政区地理》中推测栗、汶、猇三地作为赵王子侯封地是因侯国更封他县所致(32)。现在看来，这个说法无疑是正确的，而导致三侯国更封他县乃是因广平郡改置为王国。
征和二年，广平郡更置平干国，导致了赵王子侯国的集体更封。元鼎三年(前114)，清河郡更置王国的变动同样引发了侯国迁徙。元朔三年，汉武帝分封广川惠王子刘婴为毕梁侯。毕梁，《汉志》无载。《王子侯表》毕梁侯条下注“魏”，说明毕梁侯国地处魏郡，但魏郡不与广川国相接。梁玉绳对《表》注持怀疑态度，故称毕梁“《汉表》在魏，未详”(33)。今考元朔三年所封广川王子，除毕梁侯外，尚有蒲领、西熊、枣强三侯(34)。其中西熊地望无考，蒲领、枣强两侯国分封后别属清河郡(35)。笔者怀疑元朔三年武帝所封广川王子侯国，皆别属清河郡。元鼎三年，汉武帝徙代王于清河，更清河郡为王国(36)。时蒲领、西熊、枣强三侯国已除(37)，而仅存的毕梁侯国因地处清河、广川两王国间，不能别属汉郡，故被迁徙至魏郡。同受这次郡国更置影响的，应当还有盖胥侯国。盖胥侯刘让为河间献王子，元朔三年封，元鼎五年国除(38)。盖胥，《汉志》无载，《表》注“魏”。魏郡远离河间国，此侯国显然也发生过迁徙，迁徙原因当与毕梁侯国相同。即元朔三年盖胥侯国分封时，清河为汉郡，故该侯国由河间国析出，别属清河郡。元鼎三年，清河郡更置为王国，盖胥侯国因不能别属汉郡而与毕梁侯国一道迁往魏郡，从而形成毕梁、盖胥两王子侯国远离本王国的局面。
以上所举多为王子侯国，这里再举一个功臣恩泽侯因郡国更置而徙封的例子。地节三年(前67)，宣帝封丞相魏相为高平侯(39)。《汉志》临淮郡有高平侯国，此高平侯国为河平二年(前27)成帝分封王逢时之侯国(40)。清儒普遍认为王逢时之侯国与魏相之侯国同为一地。何焯曰：“弱翁所封，盖临淮之高平，《地志》注曰‘侯国’者也。”(41)王先谦注《汉志》临淮郡高平侯国曰：“魏相国，宣帝封。王逢时，元帝封。”(42)赵一清注《水经注》曰：“今江南宿迁县，疑是弱翁封邑。”(43)但《汉书·外戚恩泽侯表》高平侯魏相条下注有“柘”。柘县，《汉志》属淮阳国。根据《汉表》体例，高平侯国地处柘县境。全祖望以《表》注为是，其《功臣侯表外戚恩泽侯表补正》曰：
本《表》曰“柘”，则淮阳也。《地志》无。《索隐》以为临淮者，误。(44)
全祖望反对将王逢时与魏相之侯国混为一谈，认为魏相之侯国当据《表》定于淮阳郡，与临淮郡之高平无涉。对于全祖望的这一说法，日本学者日比野丈夫和仲山茂均表示赞同(45)。综上所述，清儒对高平侯国地望的分歧主要因《志》、《表》歧义所致。各家因分别取信《汉志》、《侯表》而各执一端。其实《志》、《表》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清儒显然没有留意淮阳“郡国更置”之事。
地节三年，时淮阳为郡。故魏相所封高平侯国，当如《表》注，地处淮阳郡。时至元康三年(前63)，淮阳郡更置为王国。《汉书·宣帝纪》“(元康三年)立皇子钦为淮阳王。”同书《诸侯王表》“淮阳宪王钦。元康三年四月丙子立，三十六年薨”。淮阳更置王国之时，魏氏高平侯国尚存。因王国不能辖有侯国，高平侯国只能迁出，重新安置于汉郡。《汉志》临淮郡之高平当为魏相侯国迁徙后的方位所在。甘露元年(前53)，第二代高平侯魏弘获罪国除，其侯国改置为高平县。河平二年，汉成帝复以高平分封王逢时，至王莽败绝，故高平侯国见载于《汉志》临淮郡。如此则可明确《志》、《表》之间的歧义是因时代断限不同造成。《侯表》所注乃是高平侯国初封所在，《汉志》临淮郡之高平侯国为侯国迁徙之后的方位，持“淮阳说”或“临淮说”的清代学者都只讲对了一半。
三 千乘郡置年考
通过以上考释可以看出，明确西汉存在“郡国更置引发侯国迁徙”的规律，一些文献记载中看似无法理解的侯国地望，便可得到合理的解释。不过，掌握这一规律的意义不仅仅是可以用来探寻个别侯国迁徙的线索，它还可帮助我们解决西汉政区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对千乘郡始置年代的判断，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千乘郡，《汉志》自注“高帝置”。《汉志》的这一说法未引起人们的怀疑。直到清末王国维作《汉郡考》才指出千乘郡并非高帝所置。其考证曰：
《史记·诸侯王表》：“文帝十五年，分齐为胶西国，都苑。”徐广曰：“乐安有苑县。”按《汉志》齐地无苑县，据《水经·瓠子河注》所引，则作“高苑”。高苑，千乘县也……是汉初千乘之地属于胶西，不得有千乘郡也。(46)
至于千乘郡的始置年代，王国维以为在景帝三年平定七国叛乱之时，故谓：“是岁，七国反，既平其地，又以其余威削诸侯，于是始得平原、千乘、济南、北海、东莱之地于齐。”王国维不盲从《汉志》本注的说法，见地极高，但立论却有问题。谭其骧先生已有考辨：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齐分胶西，都宛。《集解》徐广曰：乐安有宛县。《水经·瓠子河注》引《史记》徐广皆作高苑……窃谓史公原文亦当作高密，其后讹密为苑，徐广、郦元所见本是也。更其后又讹苑为宛，脱去高字，则今本是也。夫高苑于《汉志》为千乘属县(东汉更千乘名乐安)，地处淄、济之间，去胶西亦已远矣，且中隔齐、菑川二国，二国与胶西同日俱立，使胶西都于高苑，则二国何以为国?王国维《汉郡考》不审其谬，且据以为汉初千乘地属胶西之证，疏矣。(47)
谭先生所论极是，兹不赘言。王国维有关千乘郡析置于胶西国的论说并不成立。关于千乘郡的由来，谭先生的看法是：
汉初千乘之地自当属齐。盖自文帝析齐郡为齐、菑川二国，齐但有故郡之西半。而《三王世家》武帝立子闳为齐王，犹曰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故知齐兼有《汉志》千乘十五县之地也。(48)
谭先生以为千乘郡乃分齐郡地置，而且直到元狩六年武帝分封皇子闳时仍无千乘郡。
周振鹤先生则依据《汉书·卜式传》判定千乘郡始置于元封元年(前110)：
元鼎中，南越吕嘉反，卜式上书曰：“臣愿与子男及临淄习弩、博昌习船者，请行死之。”博昌《汉志》属千乘郡，时卜式为齐相，是怀王齐国有千乘之地，然时尚未分置千乘郡。元封元年，齐王薨无后，齐国除，分为齐、千乘二郡。(49)
周先生言之有据，所论精当。但若将侯国分布纳入考虑范畴，则千乘郡始置于元封元年的看法便出现了问题。元朔四年，汉武帝分封故齐孝王十子为列侯，其中刘燕为被阳侯、刘忠为繁安侯(50)。检《汉志》，被阳、繁安属千乘郡。今据谭先生和周先生的看法，元朔年间千乘郡尚未从齐郡中析置，故被阳、繁安两侯国当处齐郡境内。元狩六年，武帝封皇子闳为齐王，更齐郡为王国。遵循“郡国更置引发侯国迁徙”的规律，被阳、繁安两侯国当与前叙临朐、平度、宜成三侯国一并从齐国迁出。(见图一)但《汉志》千乘郡之被阳、繁安下皆注“侯国”，说明两侯国直到元延三年仍然留在原地，从未发生迁徙。如此一来，则元狩六年至元封元年之间，齐国境内势必辖有侯国，这显然与“王国不辖侯国”定制相违。因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元狩六年分封齐国时已经存在千乘郡，因千乘郡地不属齐国，故两侯国不必迁出，而仍然留在原地。如此则可明确，千乘郡的设置不可能晚于元狩六年，元狩六年当为千乘郡置年下限。
前面提到，谭先生认为元狩六年之时尚无千乘郡。其实，谭先生的看法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所援引的史料并不可靠。《史记·三王世家》载：
闳且立为王时，其母病，武帝自临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武帝曰：“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菑中十万户，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王夫人以手击头，谢曰：“幸甚。”
《三王世家》中的这条记载并非太史公原文，乃是褚先生的补叙。元、成之际的褚少孙是否清楚武帝史事，未免令人生疑。而《汉书·武五子传》便对褚少孙此语不置一词。再细考褚先生所叙，显然与史实存在出入。《史记·封禅书》曰：“其明年(元狩四年)，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51)据此，王夫人元狩四年之前已经病故，而皇子闳受封乃是元狩六年的事情。皇子闳受封时，其母早已亡故，所谓“王夫人为子请封齐国”之事绝非信史，此当是褚少孙得自“长老好故事者”的逸闻。凭据如此史料所得出的结论，其可信度自然大大降低(52)。
至于周先生所引《卜式传》的记载，未必可作为千乘郡地元鼎年间属齐国的直接证据。博昌《汉志》属千乘郡，但《汉志》所载乃是西汉末年的政区状况。而博昌县地处千乘、齐两郡交界地带(53)，故博昌县在元鼎年间可能属齐国，而不属千乘郡。西汉两郡交界地带的县和侯国，其隶属关系常常会发生变更。除本文开篇所举瑕丘侯国外，还可举贝丘、长平为例。《汉志》贝丘属清河郡，长平属汝南郡，但居延汉简见有“东郡贝丘”(EPT56·191(53))、“魏郡贝丘”(EPT52·479)和“淮阳郡长平”(19·40)。查《中国历史地图集》，贝丘地处清河、魏、东郡三郡交界，长平地处汝南郡、淮阳国交界，显然两县隶属关系几度变更，《汉志》并不能作为判断某县隶属沿革的唯一依据。
综上所述，千乘郡应设置于元朔二年至元狩六年间，而笔者以为该郡的设置正在元狩六年齐郡改置王国之时，这可从同年所置广陵国的情况得到启发。元狩六年，皇子刘闳、刘胥同日受封为齐王、广陵王。而广陵王并非以广陵整郡受封。据《西汉政区地理》考证，元狩六年汉廷从广陵郡中析置临淮郡，以余地置广陵国(55)。依此类推，汉廷从齐郡中析置千乘郡，以余地置齐国亦在情理之中。(见图二)
在这里，笔者附带谈一下元狩六年齐王、广陵王不得整郡受封的原因。周振鹤先生曾经言及元狩年间所封广陵王仅得广陵郡部分地，可能与中央集权强化，有意削弱王国势力有关。而笔者想补充的是，二王不得整郡之地，除武帝限制王国势力之外，侯国分布可能也在考虑之中。元狩六年，齐、广陵两郡境内已分布有相当数量的侯国(56)，若两郡以整郡改置王国，势必引发大量侯国迁徙。侯国迁徙并非仅是变更封地那么简单，随之而来的还有地方行政区划的变更和一整套侯国官制系统的重建，其调整过程十分繁复。大量侯国的异地安置将带来巨大的行政成本支出，这是汉廷所难以承受的。因此切实可行的方法无疑是将汉郡重新规划，将侯国分布地区开置为新郡，而将余地组建成诸侯王国。若以上解释不误，则侯国分布也是引发西汉新郡产生的因素之一。
四 郡国更置过程中对侯国分布因素的兼顾
在对西汉所封数百个王子侯国地望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王子侯国远离本王国的特例几乎都出现在武帝时期，宣帝以后此类现象极为罕见，而宣帝、元帝、成帝时期郡国更置的频繁程度要远远高于武帝时期。郡国的频繁更置与王子侯国迁徙数量的减少，这两者之间的反常关系该如何解释?这是笔者在作进一步思考后所遇到的疑惑。
在对宣、元、成时期诸侯王国置废年代进行排比后，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显现出来。即，宣帝以后极少出现相邻两郡同时置为王国的现象。为方便叙述，笔者择取地域相邻的信都郡、清河郡以及山阳郡、济阴郡作为两组对比的标本。
根据《诸侯王表》，信都郡于地节四年至甘露四年、建昭二年至阳朔二年、建平二年至初始元年置为王国，清河郡于元鼎三年至地节四年、初元二年至永光元年置为王国，山阳郡于建昭五年至河平四年置为王国，济阴郡于甘露二年至黄龙元年、河平四年至建平二年置为王国。为方便考述，笔者编制表一、表二，分别对宣帝至哀帝时期信都郡、清河郡，山阳郡、济阴郡的郡国更置情况进行排比(图表中的黑色部分为某郡置为王国的时段)。
表一 本始四年至元始二年信都郡、清河郡置国简表
表二 五凤元年至元始二年山阳郡、济阴郡置国简表
从两份图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宣帝以后从未出现信都、清河两郡，山阳、济阴两郡同时置为王国的情况。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地节四年和河平四年两个年份。地节四年，宣帝绍封广川戴王子刘文为广川王，改广川郡(即《汉志》信都郡)为广川国。宣帝择取绍封广川王的年份，恰为清河国除国之年(57)。河平四年，济阴郡改置定陶国也在山阳国除国之时。发现这一规律后，笔者的上述疑问可以得到化解。由于汉廷不再将相邻两郡同时置为王国，从而避免了侯国因地处王国之间而必须迁徙的先决条件。
若再作以深入思考，西汉后期“相邻两郡不同时置为王国”现象的出现应该是对侯国地理分布的兼顾。前面已经提到，侯国迁徙会带来巨大的行政成本支出，而随着时代的推移，那些曾置为王国的汉郡，其境内已经累积了数量庞大的王子侯国，若使相邻两郡同时成为王国，势必引发侯国迁徙。为了避免庞大的行政支出，皇帝不得不将汉郡境内的侯国分布作为改置王国的考虑条件。其表现为，当皇帝分封王子时，会尽量避免在王国周边新置王国，从而消除侯国因地处王国之间而必须迁徙的矛盾。于是在随后的郡国更置过程中，侯国只需要通过改变隶属关系来保障“王国不辖侯国”制度的执行，而无需迁徙他郡了。
皇帝在郡国更置过程中对侯国分布因素的兼顾，还有另外一种表现：汉廷从不将某些汉郡改置为王国。这一类汉郡包括北海、琅邪、巨鹿、涿、沛等郡。仔细分析这些汉郡的地理方位，均处于诸侯王国之间，在“推恩令”颁布后这些汉郡接纳了大量王子侯国。显然，如果汉廷将这些汉郡改置为王国，也会引发侯国迁徙。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汉廷便把上述汉郡规划为不封置王国的地区。这些汉郡由于从不建制王国，得以不断接纳王子侯国，至西汉末年均成为侯国密集分布的地区。(58)
西汉侯国制度在景帝中六年出现过一次剧烈变革。这次变革的结果，是将原本处于独立地位的侯国纳入地方行政体制，使侯国成为与汉县地位相当的基层行政组织，由汉郡统一管理(59)。要使侯国处于汉郡管辖之下，就必须保证侯国地处汉郡境内，而不能分布在王国。因此，在这次侯国制度变革之后，逐渐形成“王国不辖侯国”的制度，“王国境内无侯国”也成为武帝以后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的显著特征。
由于西汉郡国性质处于变动之中，当某一个领有侯国的汉郡要改置为王国时，便会出现“王国辖有侯国”的局面。为了避免这一局面，汉廷又制定了相应的补救措施。郡国更置过程中的侯国隶属关系的变化就是这项措施的重要内容。对于地处汉郡边缘地带的侯国可以通过改变隶属关系的形式来别属他郡。至于那些地处汉郡中心，或是与王国相邻的侯国，就只能以迁徙的方式来避免“王国辖有侯国”局面的出现。西汉政府的此项措施一直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本文通过对一系列侯国迁徙实例的考证，意在说明西汉即已存在此类制度，而见于东汉郡国更置过程中的侯国迁徙乃是对西汉制度的承袭。
在文献记载中，常出现王子侯国远离本王国的特例，而通过揭示郡国更置与侯国迁徙的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王子侯国远离本王国是因侯国迁徙所致。西汉一代，许多侯国都发生过迁徙，但学界对侯国迁徙的研究还十分有限(60)。现在看来，“郡国更置”是引发侯国迁徙的重要原因，这对于我们分析西汉侯国地理分布以及侯国迁徙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外，掌握“郡国更置引发侯国迁徙”的规律还有助于解决西汉政区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例如将侯国分布纳入考虑范畴，一些郡国的置废年代可以得到限定。本文对千乘郡始置年代的考订就是对这一研究设想的实践。
在西汉政区研究中，武帝以后的皇子分封，在封地择取上似乎没有规律可循。而从本文所做的考察来看，侯国分布有可能成为左右皇帝择取诸侯王封地的因素。受到侯国分布因素的制约，可供皇帝选择改置为王国的汉郡，数量可能很有限。西汉后期，不以整郡分封诸侯王(61)，以及相邻两郡不能同时置为王国现象的出现，都应当是皇帝对侯国分布兼顾的结果。在汉代政区地理研究中，那些看似繁复的郡国更置，其背后是否还存在着诸如侯国分布这类制约上层权力运作的因素?笔者认为这是学界今后所要关注的方向。
本项目研究得到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人文学科整体推进重大项目“中古中国的知识、信仰与制度的整合研究”的资助。
注释：
①参见拙作《西汉“王国境内无侯国”格局的形成——以景帝封建体制改革为视角的考察》，《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②《汉书》卷一五上《王子侯表上》，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标点本，第456页。
③此类简号见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下同。
④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页。
⑤参见拙文《汉成帝元延三年侯国地理分布研究》，《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
⑥宁阳侯国分封后隶属关系的变动与瑕丘侯国十分相似。周振鹤先生指出：“这个情况表明汉制诸侯王国不能属有王子侯国。”(见《西汉政区地理》，第30页)周先生严谨起见，只称诸侯王国不能属有王子侯国，其实功臣侯国、外戚恩泽侯国也不能属王国管辖。详见后文所举高平侯国之例。
⑦《后汉书》卷三九《刘般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1304页。
⑧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⑨《后汉书》卷三七《丁鸿传》，第1264—1265页。
⑩分别见《史记》卷二一《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078—1079页；《汉书》卷一五上《王子侯表上》，第442页。
(11)[清]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汉书地理志辑疑》卷五《王子侯表封国考异补正》，收入《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572页。
(12)[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四《王子侯者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03页。
(13)[清]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二六，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207页。笔者按，巨洋水即今山东省弥河，发源于沂山，汇入渤海。
(14)[清]钱大昭：《汉书辨疑》卷四，北京，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年，第46页。[清]王念孙：《读书杂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192页。
(15)[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九《侯国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79页。
(16)[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一五上《王子侯表上》临朐侯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光绪二十六年虚受堂刊本，第176页。
(17)周振鹤：《汉书地理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25页。
(18)图一所示平度侯国、宜成侯国方位为笔者依据临朐侯国方位推测而绘。因繁安侯国地望无法确定，故未在图中标绘。政区考订依据《西汉政区地理》，底图据《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兖州、豫州、青州、徐州刺史部”图改绘。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19—20页。
(19)《汉志》常有名称相同的县和侯国分载于不同郡国的现象，这其中有一些是因侯国迁徙所致。如零陵郡有钟武县、江夏郡有钟武侯国，就是因钟武侯国迁徙造成。参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七，第133页。
(20)《汉书》侯表所注郡名，主要利用西汉末年版籍资料，故有时所注侯国方位已非初封所在。如富平侯国。《汉书·张延寿传》：“延寿已历位九卿，既嗣侯，国在陈留……天子以为有让，乃徙封平原。”张延寿之富平侯国初封于陈留郡，宣帝时徙封平原郡。《汉书·外戚恩泽侯表》富平侯条下注“平原”，正是富平侯国迁徙后的方位所在。故《王子侯表》临朐侯条不注侯国初封所在之“齐”，而注徙封后的“东莱”。
(21)《汉志》所载为成帝元延末的版籍，这时的临朐侯国已迁往东莱郡。周振鹤先生所补元延末侯国总目将临朐侯国列于齐郡下，不妥，当列于东莱郡下。见《西汉政区地理》，第240—243页。
(22)《水经注疏》卷二六，第2284页。
(23)[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9页。
(24)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西汉“东郡北海间诸郡”图，第21页。
(25)[清]钱坫：《新斠注地理志集释》，《二十五史补编》第一册，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第1095页。
(26)《汉书》卷一五上《王子侯表上》，第477—479页。南陵、爰戚两侯封年不详。
(27)《汉书·王子侯表》揤裴侯条下注“东海”，实为澎侯条下注错格所致。见王荣商《汉书补注》卷五，《二十四史订补》第二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037页。
(28)《汉志》京兆尹有南陵县。此为文帝母薄太后陵县，非赵王子侯国。
(29)王荣商：《汉书补注》卷五，第1037页。
(30)参见《西汉政区地理》所附“西汉郡国沿革表”。
(31)周振鹤先生曾归纳西汉侯国迁徙的两种类型：“城阳瓡侯国迁往北海，这是带着原侯国名迁徙的；另有一类是更封，改变侯国名的，如代王子离石侯国更封涉侯国。”(见《西汉政区地理》，第94页)临朐侯国迁徙后，封号并未改变，当属第一种类型。沛郡栗、洨及山阳郡爰戚汉初即见载于史籍，不可能是赵地名的移植，故刘庆等五人徙封当属第二种类型，即侯国封号已发生变化。
(32)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80页。
(33)《史记志疑》卷一四《王子侯者年表》，第709页。
(34)《汉书》卷一五上《王子侯表上》，第446—447页。
(35)枣强，《汉志》属清河郡。蒲领，《汉志》属勃海郡。另据《王子侯表》，蒲领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复封清河王子。周振鹤先生曾对蒲领的隶属沿革作以考证，“元朔三年时，清河尚为汉郡，故广川之蒲领侯国先别属清河，后该侯有罪，侯国废为县。元鼎四年(当作元鼎三年——笔者按)，清河复置国，又以蒲领县封王子侯国，方别属勃海郡。是蒲领一地前后凡三属，由广川而清河，而勃海”(见《西汉政区地理》，第88—89页)。周先生所论极为精当。
(36)《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第409页。
(37)毕梁侯国废于元封四年(前107)。蒲领、西熊、枣强三侯国除国年不详，但从元鼎三年所置清河国领有蒲领、枣强两县来看，三侯国当除国于元鼎三年以前。
(38)《汉书》卷一五上《王子侯表上》，第450页。
(39)《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第696页。
(40)《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第705页。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九《侯国考》，第181页。
(41)见全祖望注《水经注》引何焯语。《水经注疏》卷二六《泗水注》，第2122页。
(42)《汉书补注》卷二八上《地理志上》临淮郡高平侯国条，第749页。此“元帝”为“成帝”之误。
(43)《水经注疏》卷二六《泗水注》，第2122页。
(44)《汉书地理志辑疑》卷六《功臣侯表外戚恩泽侯表补正》，第2630页。
(45)日比野丈夫：《汉简所见地名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39—351页。仲山茂：《前汉侯国的分布——以〈汉书·外戚恩泽侯表〉为中心》，《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第30号，2006年，第20—48页。笔者按，日比野先生之所以取信全祖望的看法，依据的是居延汉简11·2号简释文“田卒淮阳高平常昌里上造柳道年廿三”。日比野氏所见此简释文引自《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此简释文乃为劳榦的误释。细察图版，该简“高平”当作“新平”。新平见于《汉志》淮阳国。《居延汉简甲编》、《居延汉简甲乙编》已对此简释文作以订正。
(46)王国维：《汉郡考上》，收入《观堂集林》卷一二，《王国维遗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3年。
(47)谭其骧：《西汉地理杂考》“汉初胶西国都”条，(初刊《益世报》，1942年3月24日及1943年7月15日)收入氏著《长水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1—98页。
(48)谭其骧：《西汉地理杂考》“汉初千乘之地属齐”条。
(49)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01页。
(50)《汉书》卷一五上《王子侯表上》，第464—165页。
(51)《汉书·外戚传》误将“少翁致神”之事系于李夫人。《资治通鉴考异》云：“《汉书》以此事置《李夫人传》中，古今相承以为李夫人事……按李夫人卒时，少翁死已久，《汉书》误也。”(《资治通鉴》卷一九《汉纪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标点本，第647页)另《文选》卷二三《潘安仁悼亡诗》李善注引汉人桓谭《新论》曰：“武帝所幸李夫人死，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神。”(《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克家重刻宋淳熙本，第331页)但唐人司马贞曰：“《汉书》云：‘帝悼之，李少翁致其形，帝为作赋。’此《史记》以为王夫人最宠，武帝悼惜。《新论》亦同《史记》为王夫人。”(《史记》卷一九《外戚世家》，第1981页)可知司马贞所见《新论》作“王夫人”而非“李夫人”。故不能排除李善所见《新论》“李夫人”为“王夫人”传抄讹误的可能。
(52)《史记集解》引张晏曰：“元成之间，褚先生补阙，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3321页。
(53)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西汉“东郡北海间诸郡”图，第21页。另《中国文物地图集·山东分册》载汉博昌城遗址在今山东博兴县湖滨镇寨郝村南。见《中国文物地图集·山东分册(下)》，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8年，第871页。
(54)此类简号见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等合编《居延新简》，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55)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38页。
(56)元狩六年，齐郡境内有2个齐王子侯国、3个淄川王子侯国，广陵郡境内有3个江都王子侯国。
(57)《汉书·诸侯王表》载刘文绍封于地节四年五月。而据《宣帝纪》，清河国除国于当年十二月。似乎广川国之设置与清河国之除国没有关系。但细查《汉书·代孝王参传》，地节年间冀州刺史林已上奏清河王刘年无道。地节四年有司又“奏年淫乱”。笔者怀疑地节四年五月置广川国时，宣帝已决定废免清河王。十二月当为汉廷正式下诏之时。
(58)参见拙作《西汉“王国境内无侯国”格局的形成——以景帝封建体制改革为视角的考察》。
(59)参见拙作《汉成帝元延三年侯国地理分布研究》。
(60)目前学界对汉代侯国迁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帝时期的“迁淮南国三侯邑”事件。(见李开元《西汉软国所在与文帝的侯国迁移策》，《国学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陈苏镇《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至于导致侯国迁徙的原因以及西汉的侯国迁徙制度，目前的研究还处于空白。周振鹤先生曾提到：“汉代大约有一套侯国迁徙之规定，惜不得其详。”(《西汉政区地理》，第123页。)
(61)不以整郡分封诸侯王，除了元狩六年的齐王和广陵王，还有元鼎三年所封泗水王，本始元年所封高密王，其封国分别是以东海郡、胶西郡部分地设置。参见《西汉政区地理》相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