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 Li Lun Tan Suo
青年研究中的“马克思归来”问题
□ 方 俊 宋家伟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在哲学社会科学的恢复与重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双重特征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强调阶级分析法的马克思主义在青年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对弱化，它使得青年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场”的同时也不断疏离。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中蕴含的日常生活批判思想和再生产理论却逐渐为人所重视。近年来，党和政府明确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在这种语境下，在青年研究中讨论“马克思归来”问题，不仅意味着重新激活作为历史遗产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丰富思想资源，更要在青年本位思想的指导下提高理论自觉，以专业化的研究态度构建中国特色的青年研究。
关键词： 青年研究；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再生产
改革开放以来，青年研究取得长足进展，研究主题多样化，学术水平不断提升，嵌入官方话语体系的学术研究逐渐彰显，多种研究方法在一些领域得到较好的探索和发展等。由于青年作为“存在”被置于研究舞台的中心，同过去相比，人们更少地关注社会阶级与资本主义，热衷于谈论亚文化和后现代主义，谈论青年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和工作参与建构社会。更有甚者，部分为学术而学术的青年研究忽视青年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在脱离青年实际境况的同时也远离青年研究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由于中国语境中青年研究了解青年、服务青年、引导青年的独特价值情怀，官方主导的相关研究仍然秉持青年研究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基本宗旨，注重青年研究在推进开展青年工作和意识形态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知识创新能力不足等原因，此类研究中的部分内容流于意识形态的表述，只会简单援引经典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中的相关表述，同样将青年置于客体的地位加以随意建构。以上两种路径共进的结果是当前我国青年研究呈现出社会学、青年工作、教育学三家争鸣的喧嚣景象［1］，同时又表现为学术规范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化传统两种话语的博弈［2］。基于这些现象，尽管近年来青年研究的专业化水平稳步提升，且青年工作和意识形态教育仍然在青年研究中占有一定地位，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青年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呈现不断弱化的景象。
另一方面，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马克思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呈迅猛“归来”之势，这为当下学界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也的确成为人们重新认识青年与社会关系的新视界和新动力。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如今不仅是一种学术争论，也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在当前语境下，人们该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在青年研究中的这种遭遇？又该如何在青年研究中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历史遗产？
一、马克思主义的在场与疏离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报》收到一封署名为“潘晓”的读者来信，在这封名为《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的信件中，“潘晓”从观念与现实的矛盾出发，去追问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最终，她发现的只有迷茫与困惑。在人们看来，后来被形容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的“潘晓讨论”，可以视为青年主体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一。在这种觉醒的主体意识中，传统话语体系中那种将青年视为革命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修辞与想象，受到青年自身的质疑。正是从这种质疑中，我国的青年研究逐渐发展起来，而青年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也开始变得扑朔迷离。
1.一直“在场”的马克思主义
在此之前，受特殊的历史环境影响，中国的青年群体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发挥了“先锋队”的模范作用，也因此在后来的历史中被赋予了革命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角色。在这种修辞与想象中，青年积极全面发展与健康成才的总体目标被具化为这样一种景象：青年作为过渡期的个体，应该为着建设理想社会努力奋斗，并在理想社会中过上幸福的生活。关于青年形象与角色的这种现代性话语来源于这样一种理解：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自由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一情境下，包括青年在内的主体正面临着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但他们并非无能为力，用马克思主义这种科学的革命思想武装自身的主体完全能够辨识出由集体无意识支撑的虚假现实，进而在联合起来的行动中改造世界。一直以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坚持这一科学观点，也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理论在我国青年研究中一直都处于“在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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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场，马克思主义的“回归”问题却也跟随青年研究的几个发展阶段相伴而行。既然马克思主义从未缺席，那还有必要“回归”吗？或者说，“回归”之说成立吗？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青年研究恢复的背景说起。20世纪80年代初期，思想解放运动、青年问题凸显、团校系统恢复并逐渐正规化等因素一起促成了青年研究的诞生与兴旺［3］，其中，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批判作为一个更大的背景因素穿插于以上三者之中，并因此影响了青年研究的发展进程及方向。然而，由于特殊历史时期的缘故，经典马克思主义过于强调阶级斗争等政治内容，反而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向度，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在场”方式实际上是一种“部分在场”。因此，当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其他维度被重新引入到青年研究中的时候，这种“引入”实质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回归”。这种回归，一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整体影响青年研究并参与青年学基础理论建构；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多种视角从青年研究这个整体中“析出”不同内容并“结晶化”为具体的问题域。
另一方面，尽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维度一直处于“在场”状态，但青年研究兴起的复杂背景从一开始就预示着意识形态话语的不足与缺陷。实际上，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青年研究自恢复之日起就不是为了单纯解决青年思想领域发生的问题。从“潘晓”的诸多困惑中人们发现，既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加以摧毁”［4］，那么，青年思想领域的混乱也就不可能仅仅依靠思想改造而得到根治。因此，对青年研究而言，由青年造成、同青年相关的社会问题才是亟待解决的核心议题。在传统意识形态话语无法提供足够智力支持的背景下，青年研究的问题取向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它会疏离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部分特定内容。同时，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也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随着存在主义等国外思潮的传播，强调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受到了来自所谓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挑战。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不仅是青年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而且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备受质疑［5］。因此，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指导地位，对于青年研究而言就是一个典型的“回归”马克思的问题。作为诸种回归方式的表现，尽管至今为止青年学学科尚处于前学科状态，但当前青年研究领域社会学、青年工作、教育学三家争鸣的现状，确是马克思主义深度参与并建构的结果。
2.疏离与相对弱化的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在青年研究中，尽管作为一种环境因素的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场”发挥着作用，但就马克思主义同时作为一种思想资源而言，它的地位及发挥的作用实际上是相对弱化的，因此我们才可能谈论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及其除了意识形态批判以外同样内容丰富的其他维度的“回归”问题。
在这里，疏离的对象首先是将马克思主义狭隘地理解为阶级斗争和灌输教育的观点。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重新将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并正确地指出当前社会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而非敌我矛盾。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注重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和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经济这两条主线齐头并进。既然只有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既然“以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路径难免会在一段时期内造成群体间的差异和分化，平等公正的观念和资源差异化分配的现实这两者之间必然难以保持协调一致，青年所遭遇的困扰也就无法避免。与此同时，新思潮的持续涌入解放了青年的思想，他们在接触域外新事物的同时也反思自身的不足，进而敢于并能够表达自己的愿望，追求别样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理想。青年思想领域出现的新变化，以及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采取的不同行动策略，都有待人们去了解和把握。而青年与社会在新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复杂互构关系也表明，青年研究必须对作为“存在”的青年的日常生活及其行动逻辑展开详尽分析。它同时也表明，仅靠传统的阶级分析法难以完全解释和把握发生在青年身上的这些变化，更不可能单纯依靠灌输教育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青年研究不可避免的从意识形态化逐渐走向学术规范化，走向多元化，从而疏离特定内容的马克思主义。
在这种疏离的过程中，青年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色彩逐渐淡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也逐渐被边缘化，进而作为一个整体在某种意义上陷于弱势地位。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包括青年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核心关切也从意识形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经济建设的新征程中，青年群体发生了诸多变化，对社会产生了不同影响，致力于解释这些变化和影响的青年研究不可避免地关注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同青年群体的相互关系。在这里，问题不仅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实现人的解放，也是如何利用全世界先进的科技和文化来发展自身经济。由于先进的生产关系需要匹配先进的生产力，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还比较先进，整个社会环境便不再一味强调斗争和批判，也因此淡化了马克思主义中主张批判与彻底革命的内容。另一方面，同改革开放以前相比，随着本土社会科学的恢复、重建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或观点都必然会相对弱化。在相互竞争的学术环境中，如果那些继续明确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研究方法的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无法产出更多高质量的成果，则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解释力势必会遭受部分人的质疑。不仅如此，当学界主流因此轻视这种思想资源的学术价值的时候，继续采取这种观点和研究方法不仅会遭到其他研究者的怀疑，甚至会因为过于“另类”而危及自身职业。对于青年研究而言，目前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如此，在学术期刊中愈发明显的“科学性”和“时效性”倾向的影响下，青年研究探索青年积极全面发展与健康成才的根本目标，要求研究者将关注的焦点和目光从意识形态转移到生活世界，将研究的立场和方法从马克思主义扩展（实则转移）至其他研究方法。在这种情况下，青年研究中采用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方法的学者正逐渐被边缘化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甚至他们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危及职业的威胁［6］。
由于“潘晓”的困惑是由观念和现实的矛盾与冲突造成的，这种观念与现实之间的不协调关系，也为青年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疏离埋下了深深的根基。因而，青年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在场”与“回归”这种矛盾关系，从侧面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即现实中青年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疏离以及马克思主义在青年研究中相对弱化的问题。
二、日常生活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与再出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和国家对意识形态的趋向愈发求稳，而经济领域则日趋活跃。其中，青年在生活、学习、就业、婚恋等方面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特点，与之相关的问题则同构化为诸多社会问题，而青年文化的“后喻”特征也愈发明显。在此背景下，青年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在这些关注中，主张为学术而学术的青年本位研究强调青年生活的真实性和现实意义，这就意味着关注青年活生生的经历和主体性（情绪、习惯和行为方式）。由于主体是进行日常生活的人，换言之，这种研究追逐青年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内容”，考察青年日常生活中的“现实维度”。另一方面，随着在这种研究范式影响下的文化研究中的审美倾向和解释学特征愈发明显，为学术而学术的青年研究也面临着解释青年抑或是改变青年的两难困境。在此情境中，在青年的日常生活领域重新激发作为历史遗产的马克思主义，也成为当下青年研究的新视界和新动力。
通过关注青年的日常生活领域，青年研究重新激活了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些历史遗产。借用再生产理论等思想资源，青年研究得以就青年日常生活展开详尽批判。然而，这种研究范式也暗含了一个前提，青年研究了解青年、服务青年、引导青年的独特价值情怀，意味着必须在整个社会中考察青年。秘舒、苏春艳在对沈阳市城市底层青年进行质性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虽然城市底层青年基于个人经历和家庭生活的体验能够“洞察”教育文凭贬值、工业衰落、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但结构性因素影响下的个体选择仍然表现为通过不断变换工作寻求经验的积累，职业轨迹碎片化的结果最终是完成了阶层地位的再生产［21］。这种研究范式也不是纯然中国特色的。蕾贝卡·赫尔曼等人在研究南非青年对“父亲作为提供者”角色的认知过程中发现，种族、阶级、文化、性别等因素在青年对“父亲作为提供者”话语的复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这种话语本身掩盖了更广泛的结构性压迫［22］。由此可见，无论是围绕日常实践活动的异化领域展开的日常生活批判，还是基于青年本位等因素而兴起的再生产理论，都能够从具体现象通达至整个生产关系。一旦再生产理论被指认为同主体努力无关的社会关系再生产（例如贫困复制和代际遗传现象），试图找寻出路的日常生活批判同样很容易将改变青年生存境遇的出路指向革命性的自我改变，甚至认为应该重组整个社会［23］。
1.从描述具体现象到日常生活批判
本质上，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日常生活这个范畴，它实际上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批判性认识［10］。毕竟，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这些感性的、具体的、现实的人的生活离不开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普通的人（劳动者）被剥夺了生产对象和生产手段，这些东西作为异己的东西与之对立。因此，劳动这一人的类本质对劳动者而言成为外在的存在，当劳动者劳动时，他们不是在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只是在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11］。正是对走向灾难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惊骇，对愈发异化的理性化组织和管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使得马克思等人去寻找一个理想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现实的人能够有居家的感觉并在完整的意义上自由生活。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所追寻的，正是劳动者自由的日常生活。尽管如此，日常生活这个概念也是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的一个范畴。赫勒和列斐伏尔等人勾画关于日常生活的理论，其目的也正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主要传统决裂。在这个意义上，“潘晓”来信中所展现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青年研究关注青年群体及个体日常生活领域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日常生活”是一个被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广泛使用的词语。在赫勒那里，日常生活被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7］。在列斐伏尔那里，日常生活指的是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整体，这种关系不能被还原为生产和财产关系［8］。总体上看，“日常生活”这个概念涵括了从衣、食、住、行到文化学习、体育锻炼、休闲娱乐、情感交流、传统习俗等广泛的日常活动领域，它是除了那些纯粹的生产活动和社会公共活动以外的整个日常活动的整体。尽管纯粹的生产活动和社会公共活动通过促进特殊的活动（在生产活动中生产剩余价值、在政治活动中行使政治权力等内容，是有别于日常生活的特殊的活动）而使自身独立于甚至高于日常生活，但将它们与日常生活相分离的意识本身便表明它们之间的联系，日常生活是这些特殊的活动的基础和产物。另一方面，日常生活并不等于日常活动，它高于日常活动。尽管日常生活的宽泛概念迫使人们从特定的入口去理解和解读日常生活，但作为一个既具体又抽象的概念，日常生活显然也不能被归结为这些具体的简单相加。作为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作为个人与群体之间关系的整体，日常生活是那些高于或者低于日常生活的专门活动的“公约数”，只有从整体上、从生产方式这个基础出发去考虑各式各样的活动，我们才能理解日常生活［9］。
《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这一条款被认为确立了作为基本权利的“人格尊严”。传统的社会救助仅以生存照顾为目标，其容易将社会救助变成随意而为的施舍和慈善行为，对被救助者的人格尊严不仅没有保护，反而是一种伤害，进而造成被救助者自立发展更为艰难。“‘人格尊严’标明了行政给付活动的界限”[9]，在社会救助中亦是如此，社会救助权应当以个人有尊严的自立为目标，而非简单的物质上的脱贫。
尽管如此，由于日常生活的概念非常宽泛，理解它的入口和出口多而有意义，且通常难以诠释。宏观上看，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使过去那个强调革命的社会容器发生剧烈动荡，青年群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受到时代变迁的影响。具体而论，每一个青年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传承和交互，在改变自身的同时也构建了社会。在这种复杂关系中，要直接断定政治生活在继续压制着日常生活，或者说日常生活消解了政治生活，都是不合实际的。若是如此，便不会有“潘晓”的困惑和迷茫。若非如此，则必须想方设法去探究造成青年困惑和迷茫的原因，进而考察发生在青年身上的变化。
由此，青年研究的重点首先在于了解青年，即了解包括生活、学习、就业、婚恋等内容的青年日常活动的方方面面。通过描述一个个不同的具体现象，人们有可能知晓个体是如何从童年时期“长入”一个“既成”世界的，是如何适应于前人世界的内在要求的，是如何通过交互活动而创造性改造前人世界，进而参与建构周围世界，乃至是如何去影响后人世界的。虽然，由于社会变迁的速度越来越快，个体和他所处其中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今愈发变得偶然。但青春期这个特定时期仍然意味着很多与之相关联的惯常活动，这种在给定的时期做特定的事的持续性为人们了解青年提供了可能。最终，通过描述一个个不同的具体现象，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青年被人们所熟知和理解。
既然个体的生活总是存在于特定社会容器中的历史个体的生活，描述青年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现象的意义就绝不止于理解或解释青年群体或个体生活的具体含义。它更大的意义在于，以这些具体现象为线索，去认识作为整体的社会及其对青年的特殊影响，进而赋予社会意义。例如，具有独特风格的青年亚文化很容易被指认为青年对主流文化的抵抗或依附，进而相关于“青年社会”等议题［12］；近年来日渐流行的青少年整形消费则被指认为对社会权力控制的反叛与社会判断标准的背离，它象征着身体控制的现代性意蕴［13］。诚然，经济和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的表达只有在革命危机的时刻才能提高到政治意识的水平，在没有革命危机的时刻，日常生活会远离甚至掩盖革命的政治意识［14］。表面看来，为了真实描述青年日常生活的具体现象，必须打碎掩盖经济现实和文化实践活动的政治外观，仅就分散的具体现象进行详细阐释。然而，正如整形消费象征着身体控制的现代性意蕴那样，隐藏在具体现象背后的复杂关系意味着从具体现象出发可以通达作为整体的社会及生产关系。
The world’s longest sea bridge opened on October 23, snaking 34 miles across China’s Pearl River estuary［河口，江口］ to form a pillar［柱子］of Beijing’s plan to merge［合并，融合］11 cities in its southern region［地区，范围］ into one megalopolis［特大都市］.
（4）桥梁施工安全控制，安全是施工的第一要素，同时这也是整个施工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一些安全隐患及其可能产生的危险现象，必须确保施工的安全性，对施工过程的合理进行也要做出一些相应的措施，坚决避免一些可以预防的危险现象。
在“潘晓”来信中，一个刚刚走向生活的人却感觉自己的人生已走到尽头，个体遭遇的情感困扰、人生意义的无助彷徨使之对生活的感受从希望变成失望、绝望。这种处境反映的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青年所面临的矛盾状况，一方面，在社会中展开日常活动意味着实现自我；另一方面，对大多数人而言，“群体性孤独”的生存处境，以及只有通过经济活动才能实现自我的局限性意味着如下事实：个体在生产活动中发展起来的对象化活动通常使自己处于一种异化的境地，这种异化甚至也蔓延至日常生活中。于是，青年为改变处境所采取的行动可以视为寻找“去异化”之路的尝试，而从描述具体现象出发展开理论分析的青年研究则可以纳入围绕异化所展开的日常生活批判。正是在后者中，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青年亚文化和行为特征才被赋予重要的社会意义。
2010-2016年间三门峡、商丘、济源旅游经济联系的程度中心度上升幅度较小，且数值均低于30，主要由于这些城市地处河南省行政区划地理位置的边缘，交通通达度相对较低，对外旅游经济联系较少，再加上旅游业发展起步较晚，旅游经济的后发动力不足，逐渐被其他城市赶超，最终沦为最边缘的城市。而驻马店、平顶山、许昌旅游经济联系的程度中心度大幅上升，与其他城市旅游经济联系逐渐活跃，旅游经济交往能力不断提高。
2.从“生产”走向“再生产”
随着时代变迁，青年群体的关注点不再局限于如何通过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分得自己应得的蛋糕。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生产领域中机器取代劳动者的步伐越来越快，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已经处于旁观的境地。在人工智能的影响下，甚至连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劳动者监督生产过程的景象也可能无法实现，在部分领域中，人工智能甚至能够将劳动者排斥在整个生产过程之外。与此同时，劳动形式和工作种类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生产劳动所对应的工作种类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如今已经大幅下降，他们更倾向于以知识生产为特征的高级服务业和由信息技术催生的生活性服务业（快递员、外卖员、代驾等），后者由于其更具有竞争力的薪资水平和更自由的劳动过程而受人青睐。其结果是，如今的青年拒绝围绕生产-消费的传统模式展开日常生活，漠视经济和政治现实，漠视技术统治的相关话语，他们也对意识形态以及那种以权威和知识之名宣告意识形态终结的意识形态持保留态度。现在能够确定的是，他们想要像“潘晓”那样去生活：他们想要实现自我，想要彰显自己的个性；他们不满足于现状，想要改变生活；他们将理想主义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将日常生活变成一个欲望和愉悦的场所。丰富多样的具体现象表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生存，在日常生活中改变，在日常生活中反抗，最终将日常生活变成了一场争论。现在，不仅启蒙和规训蔓延到日常生活中，就连抵抗也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甚至解放的可能性也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总之，随着革命时代的远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社会的到来，青年日常实践活动的焦点已经偏离了生产过程。
青年研究不可能无视当下青年群体的生存样态和行动逻辑。对现在的青年而言，生活、学习、就业、婚恋等日常实践归属于自我实现的领域，他们“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这种根本性转变也正是青年研究高扬青年主体性、追求文化转向乃至追求更纯粹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底气所在。在日常生活中，青年如何展开自身，青年研究就如何关注青年。在日常生活中，青年展开自身、实现自我的过程是“个体”的再生产过程，“在日常生活中，个人以多种形式使自身对象化。他塑造他的世界（他的直接环境）并以此塑造自身”［15］，不仅如此，“个人只有通过再生产作为个人的自身，才能再生产社会”［16］。无论是作为具体个体的青年，抑或是作为社群乃至“青年社会”等更大的结构性社会关系，都只能通过日常活动的实践过程再生产出来。所以，“再生产”取代“生产”范畴占据了青年研究的中心舞台，传统马克思主义围绕“生产”建构的“政治的青年”则让位于不断“再生产”自身和社会的“文化的青年”。相应地，青年研究探究青年在生活、学习、就业、婚恋等方面的生存样态，实际上是探究青年有意识再生产自身及建构社会的行动逻辑。
从个体的身体控制到社会秩序的参与性建构，从思想表达到话语体系，再生产无处不在，关注的重点则是探究再生产是如何具体运作的。这种研究范式并非我国首创，从玛格丽特·米德到芝加哥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乃至“后亚文化”时代的国外青年研究，都非常重视青少年日常实践活动的文化再生产意蕴。布尔迪厄等人在其著作《继承人》和《国家精英》中，从社会出身等维度探讨了大学生个体和群体精神是如何被再生产出来的。在青年研究重返文化的具体语境中，则是探究青年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再生产其个人特质和群体精神，进而在“后喻时代”是如何通过“文化反哺”等方式参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随着流动性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质，随着制度、习惯等结构性力量消解为流动形式［17］，青年研究在描述青年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具体现象的基础上，着重探讨青年在面对变动不居的社会时持何种态度，做出何种反应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着重探讨他们是如何通过获取信息、利用资源不断再生产自身，再生产社群乃至新的社会整体。
青年研究从再生产角度考察青年的一个重要维度是青年的消费活动（不能单纯地把消费活动理解为金钱消耗，尽管它与金钱消耗紧密相连。本文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看待消费活动，诸如阅读、娱乐等消费时间的活动都属于消费活动）。日常生活是个体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而个体的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为了再生产，作为个体的青年，必须接受教育、必须婚恋、必须工作。在这些日常活动中，消费是一个重要的特征。青年日常生活的大多数活动和消费相关，接受教育意味着消费金钱获取知识，婚恋过程本身是一个消费的过程，而工作则是为了满足必要的消费活动。其中，文化消费作为青年日常生活的重头戏，得到了研究者的特别关注，因为文化消费揭示了青年是怎样的人，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想保持何种风格的生活特征。毋庸置疑，以上消费活动通常都是生产性的消费活动，青年通过这些消费活动再生产出自身及整个社会。相应地，通过探究这些消费活动，研究者得以探究青年是如何通过金钱消耗和时间消费再生产出主体自身及社会关系的。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进步,饮食丰富多样,同时带来的就是多种多样的疾病,其中高血压是最为常见的疾病,高血压是一种慢性疾病,是由于人们的血管内部出现血栓、动脉粥样化及血管痉挛等因素导致血管内部的血液流通量减少,从而使得血管局部的血压升高而形成的[1]。为了研究盐敏感性高血压与非盐敏感性高血压联合药物治疗效果,随机对我院的146例高血压患者进行联合药物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现报告如下。
三、从“马克思归来”到构建中国特色的青年研究
对于旨在了解青年、服务青年并力求体现中国特色的青年研究而言，无论何种形式的研究范式都不会否认青年研究的目的是服务于“青年积极全面发展与健康成才”［20］。基于这一共识，在当前语境下谈论“马克思归来”对青年研究意味着什么？它是一种由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赶时髦的学术套路？抑或是一种理想主义者的修辞和社会想象？今天有志于将马克思主义与青年研究结合起来的学术青年又当如何重新激发作为历史遗产的马克思主义，并充分释放其逻辑说服力与情感号召力？自改革开放以后青年研究重新兴起开始，学界便不断有人尝试在不断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寻找和把握一条可能性的结合路径。
作为当前青年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再生产理论在被很多人认可的同时也遭遇到不少批评。作为一种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思想力量的理论，由于生产包括和围绕着再生产，再生产理论很难同经典马克思主义中那个劳动力和生产工具再生产的经典议题划清界限。用再生产理论分析青年尽管能发现诸多真理，却仍然是不完全的，有时甚至是片面的［18］。这种局限来自再生产理论自身的复杂特性，如果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出发，则个体的主观努力可能会让位于社会的结构性力量，而这未必能够解释清楚许多现象。比如，闫晓庆、奔厦·泽米在探讨西南某偏远山区首批两个女大学生求学历程的个案研究时发现，卓玛、卓嘎强烈的求学欲望同父母的不支持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前者的主观努力有效地抵消了父母态度在个体再生产过程中的负面影响。作者认为，类似的现象就很难简单地用再生产理论加以诠释［19］。这种批评尽管中肯，却也不完全正确，它在看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强调结构特性的同时，也忽视了再生产理论对主体能动性的高度赞赏。事实上，采用再生产理论的研究者们通常关注的是，作为能动主体的个体是如何通过各种途径创造性地再生产自身及整个社会关系的。
1.从阶级范畴看“马克思归来”的争论与困境
番茄幼苗在3叶开始进入花芽分化期，夜间温度要控制在10～18℃之间，对花芽分化有利，不要长时间低于8℃以下，很易造成畸形果的发生，也不要高于18℃，易造成空洞果的发生。
在青年问题与社会问题愈发同构化的背景下，从具体现象出发通达整个生产关系，已经成为各种研究传统的共同特征。所以，问题不在于探究青年问题时是否考察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而是在详察青年问题时所持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即使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强调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规范化研究，还是主张应服务于政党青年工作的意识形态化研究，都存在诸多契合之处。诸如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和再生产理论表明，马克思主义尚有丰富的历史遗产有待发掘，借鉴这些思想资源乃至采取相关研究范式的青年研究也不一定就不够规范化。既然只有回溯到生产资料的层面才能最终理解社会，采用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方法的学者完全有理由将问题的逻辑关系“发掘”至这一层面，重新恢复同生产资料联系在一起的阶级范畴的合理性，进而给予阶级分析法应有的学术地位。即使不能恢复阶级范畴在青年研究中的核心地位，阶级范畴也应该成为学界解读青年形象的重要坐标［24］。
另一方面，在青年研究中应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也确有不足之处。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年龄不是一个独立于阶级的范畴，青年则是从属于阶级的次要概念，这就意味着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可能不足以把握青年群体的真实面貌。首先，强调阶级并不意味着排斥年龄，年龄也像阶级一样是构成青年的社会情境的重要因素，大量的案例也表明年龄能够调节不同阶级地位中青年的经验和反应。其次，阶级范畴过于宽泛，不如阶层概念那么细致，后者在很多方面更符合社会群体的分化特征。在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继续维持在较高水平的情况下，使用一个较为“僵硬”的阶级范畴显然不足以说清问题。以时下流行的青年文化研究来说，虽然青年的思想观念受个体及家庭所处的阶级地位的影响，但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文化简单归结为政治经济因素的副产品，这种研究同样会沦为过度解释的“吊带衫”，无助于了解青年的真实处境和主观动机，更无法实现服务青年、引导青年的独特价值情怀。
用阶级分析方法也许能洞察隐藏在青年现象背后的历史的本质，却难以仅凭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改变青年生活的具体样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对私人领域的干预日趋减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个体、家庭越来越依赖市场化参与和投入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命运。相比革命年代，影响个体行动的因素更多来自个体感知的客观情境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自我筹划。当金钱成为整个社会追逐对象的时候，个体间财富增长的不平衡使许多人产生了“相对剥夺感”，这大大降低了同一阶级内部不同阶层形成整齐划一的阶级意识的可能性。如今，阶级不仅意味着一种客观位置，它也相关于个体的主观感觉。单纯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也很难根治青年成长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1)树立“无障碍网络教育”的理念。政府和教育者要加大对障碍人士的关注。目前在无障碍网络教育这一块的研究还相对稀有，这是不利于网络课程全面化、全民化发展的。
吊诡的是，如今部分研究尽管拒斥阶级范畴，却在另一维度“恢复”了这个范畴。一方面，部分研究采用了事实上的中产阶级话语；另一方面，部分研究通过否定阶级差异制造了无阶级差别的神话和假象。阶层流动真的能够抹平不同阶级之间的本质差异吗？仅凭某种新的技术和生活方式就能够断定不同阶层的青年趋于一致，技术和生活方式果真能改变青年群体内部的根本差异吗？由家庭出身等因素造成的阶层地位的再生产不正是阶级差异的体现吗？归根结底，青年问题同经济领域的利益分配息息相关。近些年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式微的中产阶级，表明阶层流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差别。而新的技术和生活方式尽管使诸多青年运动成为可能，甚至帮助青年实现他们的许多目标，但是这些都无法从根本上协调不同群体内部的利益差异。经典马克思主义已经表明，超越人类社会内部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的革命，而非几次有限的行动。无论是青年生活方式的不同符号化展现，抑或是青年运动对某个明确目标的不懈追求，都并不意味着从根本上解决了他们的疑难。
阶级范畴在青年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显示了加速分化的现有研究范式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时面临的两难困境，这也体现在当下意识形态化和学术规范化两种传统之间的博弈中，体现在“政治的青年”和“文化的青年”两种话语体系的竞争中。纵然超越这种纷争的研究不时出现，但受研究者立场、知识背景等因素影响，两者之间的博弈仍将持续。
2.构建中国特色的青年研究
有的时候，上述两种传统的竞争表现为互不认可对方的话语体系。在意识形态化研究者看来，部分学术规范化的研究常常显得“政治”意味不够。在学术规范化研究者眼中，部分意识形态化的研究只会生搬硬套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内容，可信度和科学性不高。笔者认为，这些评价有些言过其实。就前者而言，即使不谈论生产资料所有制和阶级，也不意味着“政治的青年”就已经失去了市场。在这个信奉“个人的即政治的”年代，政治本身并不意味着所有内容是纯粹政治的。诚然，相比亚文化和后现代主义，诸如经济不平等、阶级等问题无疑更加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亚文化等细枝末节的议题就丧失了研究价值。青年问题与社会问题日趋同构化，意味着许多青年现象本身就是社会变迁的主要表征，对这些现象的描述和阐释在学术上的价值并不低于对那些宏观议题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学术规范化研究从另一个侧面为探讨“马克思归来”的具体形式提供一个契机，正是在这种规范化研究中，日常生活批判和再生产理论得以兴起。至于后者，学术研究中可以预先倾向于某种观点，但对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能预设价值和立场，这也是韦伯强调学术中立的要点所在。
相比学术规范化的研究，近年来意识形态化的研究相对衰落确实说明一个问题，在当前语境中谈论“马克思归来”，必须竭力避免那种继续将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些观点视为分析青年问题的灵丹妙药的做法。在青年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之所以相对弱化，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意识形态化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形式主义的套用，这种研究使人以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青年研究只会老调重弹，只会旧瓶装新酒。马克思主义通过日常生活批判和再生产理论等思想资源重新渗透到青年研究中，表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并无不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更是一种方法，它的革命性和先进性要求不能一成不变地套用自身的某些观点，更不能将这些观点作为无须证明的前提随意使用。简单套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法和观点，明显表现出研究者的知识创新力不足。如果说学术规范化研究的不足在于其偏重于经验描述而忽视理论分析的话，意识形态化研究的不足不仅在于其理论上的僵化，更在于其理论归纳的不足。众所周知，青年研究发展至今在理论层面还有诸多问题尚待解决，作为一种“方法”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相对弱化，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相关理论工作做得不到位，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理论无法解释甚至脱离青年群体的实践活动，从而导致后者的政治意义很难被确定。从这两种研究传统的分歧来看，对于当前语境中的“马克思归来”议题来讲，关键的问题可能在于如何在相关理论困境和实践之间建立相互促进和激发的关系。
1.发票的开具。“营改增”之前企业通过“建筑业统一发票”来结算有关业务，纳税企业无需辨别承稅方的纳税资格。税改之后，企业则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所有企业，包括小规模纳税人，都交由国家税务机关开增值税发票，确保发票的统一性。
部分课题承担单位的财务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科研管理部门等监管部门未严格履行职责，未能对课题负责人尽到监管责任，或监督不到位，致使问题不断出现。如部分科研器材，价值达到固定资产要求，但未入固定资产账，有些在科研后期被科技人员据为己有，也未及时从账面上察觉并及时处理，导致科研经费管理不善。
笔者认为，谈论“马克思归来”，重要的是重新激发作为历史遗产的马克思主义，并始终保持高度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这不仅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重新引入青年研究的过程，更是一个在新的历史时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重新结合的过程，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中国化的问题，是一个自觉归纳、建构中国特色的青年学理论的问题。这种回归不仅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更要讲究中国化的实际。青年研究中既有的两种研究传统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引发了学界反思，虽然分歧仍在，但出路已然明了。学术研究的现实关怀意味着，不管秉持何种传统，青年研究只能将自己嵌构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整体背景中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在这种限制下，学术规范化取向的青年研究必须正视中国特色的社会现实，意识形态化取向的青年研究则必须防止社会主义经验的缺场，防止只见社会不见青年。
因此，以马克思主义指导青年研究的实质是构建中国特色的青年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研究范式而非研究议题上，就后者而言，国内学者强烈的问题意识不仅关注青年日常生活领域的具体现象，更致力于解决青年发展成才过程中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25］。之所以采用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方法的青年学者们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危及职业的威胁，关键就在于理论自觉还做得不够。只有保持高度的理论自觉，才能归纳并发展中国特色的青年学理论。
学界在建构中国特色的青年学理论时所遭遇的困境也导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今天的青年研究无论秉持何种研究传统，都在某种意义上忽视了青年在青年研究中的主体地位。作为主体的青年的“缺场”，导致研究者仍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青年群体，没有充分考察青年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简单套用外来研究方法，或者粗暴地将青年置于客体地位，这不是一个青年研究采取何种话语体系的问题，也不是青年研究是否应坚守独特价值情怀的问题，而是青年研究是否专业和科学的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构建中国特色的青年研究，需要的不是一种简单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解决方案，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青年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实证分析和逻辑演绎中检验外来研究方法，归纳出中国特色的青年学理论，最终构建中国特色的青年学科体系。
总之，在青年研究中谈论“马克思归来”，不仅是一个关于某种研究方法或价值取向的问题，更是一个青年研究是否专业化、规范化的问题，是一个研究者是否具有知识创新能力的问题，是一个研究者是否能够秉持谨慎、负责的专业态度的问题。在这种语境中，如果忽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和方法，就无法洞察社会变迁过程中已有的和正在形成的结构特性，更无助于帮助青年更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变自身处境。而另一方面，不管马克思主义具有何等的科学性，如果继续采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方法的相关研究不能坚持理论自觉，在青年学理论和研究范式上继续推进青年研究的本土化和专业化，那些机械照搬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化研究仍然会面临马克思主义“在场”却又“缺场”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也必定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回归青年研究。
四、总 结
2019年，时逢“五四”百年，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殊历史时期，在国际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的激烈交锋中，中国青年的独特历史形象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中被进一步放大。然而，市场经济时代意识形态领域遭遇的诸多挑战，使得党和政府愈发意识到青少年群体的重要性，近年来推行的共青团改革及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表明党和政府意识到既有的青年工作存在着不足之处。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双重背景下，党和政府对青年群体的重视程度、青年享受生活及改善自身处境的愿望、青年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复杂特性，共同造就了当前青年研究的诸多议题，同时又没有限制其研究方法。在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为国家战略的情况下，如何在青年研究中激活作为历史遗产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丰富思想资源，并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日常生活”的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是一条有待人们继续探索和发展的可能路径，它的可行性也只能通过研究者的具体实践加以证实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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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1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网络时代集体主义的反思与重构研究”（项目编号：18YJC710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方俊：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博士
宋家伟：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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