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的“国家祭祀”及其日本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祭祀论文,国家论文,伪满洲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一八事变后未逾半载，日军即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出于掩盖侵略罪行和蒙蔽国际视听，同时展现出“尊重”东北地方民意姿态的需要，日本按计划着手在占领区内策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于是应时粉墨登场。为了强化殖民统治，日本除使用日系官吏直接参与并掌控伪满政权，增派关东军进行现地占领和“治安肃正”等显见的侵略手段以外，更企图在思想文化和精神信仰上全面改造“满洲国”，以实现彻底的“日满一体”和东北民众的“皇民化”。其中，被大加树立的“国家祭祀”①就是日本所实施诸多奴化政策中的重要一项。本文拟就1932-1942年日本的该项政策，即伪满成立后大致十年间其“国家祭祀”的整体变迁作一考察。
一 伪满初期“尊礼崇儒”式“国家祭祀”的兴起
伪满洲国自建国伊始，其政权性质就被日伪涂染上了些许儒教色彩。1932年3月1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②按照日方指示发表“满洲国建国宣言”，“宣言”除强调“满蒙旧时本另成一国，如今以时局需要不能不自谋树立”，声称“新国家建设之宗旨一以顺天安民为主”，“施政必徇真正民意”，并且要“调练警兵，肃清匪祸”，尤其言明对于国民“教育之普及，当[惟]礼教是崇。实行王道主义”，以使“满洲国”成为“世界政治之模型”。③从这份宣言可见，对于新被囊入其海外殖民体系的中国东北地区，日本采取了对当地的文化传统暂时予以维持利用的原则。日本奉行这一原则至少出于以下几层目的：首先，可以暂时维系东北民众长期习惯的生存状态，尽量不触动其根本，以免在民间四面树敌；其次，可以安抚与麻痹前来东北图谋复辟的溥仪等人，进而为日方所声称的“应(东北)三千万民众之意向”④而建立的伪政权营造声势；此外，还可以利用所谓的传统秩序恐吓民众，隐性配合日本对反满抗日活动的武力镇压。以上均为日本欲图在短期内取得“宣抚”东北民众的效果，摆脱国际上对其侵略行径的多方指责，并开始有限调整其一贯以全面征服为特征的殖民政策的体现。由于“以满制满”的文化方针暂时获得了一定的执行空间，而儒家思想中“克己复礼”、“遵秩守序”等信条尤其为日本所看中，因此日本积极推动伪满施行教化上的“尊礼崇儒”政策，以期确立日满间的民族尊卑秩序，将东北民众驯化成为“重礼教、乐天命”的“顺天良民”，从而杜绝发于民间的针对殖民统治的反抗。
伪满政权成立一周以后，溥仪于3月8日被迎至长春，翌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遵循“王道建国”之精神，溥仪在其“执政宣言”中提出“以道德仁爱为主”的施政原则，誓言要“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同时对“王道乐土当可见诸事实”⑤信心十足。以上所谓的“王道”，日伪当局将其解释为“满洲国建国宣言”和“执政宣言”中所言及的建国思想与理念，并提出“王道”乃出自孔子之“先王之道”，“其教诲均属社会的公私一贯的真理”，在中国“自古两千多年以来，其教义深入人心，成为德治的源泉”。⑥故而，“王道”和“礼教”作为伪满初期的基本政治取向，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官方词汇。3月25日，伪国务院发布第2号院令，着民政部饬文教司并通饬各省学校：“嗣后各学校课程着暂用《四书》、《孝经》讲授，以崇礼教，凡有关党义教科书等一律废止。”⑦以此为发端，伪满境内文化复古之风席地而起，伪政权一面仓促对现有文庙进行修葺和拨资派员管理，一面在各地广泛设立“孔教会”，大量印发《王道要义》、《孔教新编》等宣传册，并成立“王道学会”，创立《王道周刊》，另在如《盛京时报》等主要报刊上连辟《祀孔参考》、《振兴孔教》等专栏。继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在新京⑧文庙附近设置“燕乐传习所”以后，伪满境内凡有文庙之处纷纷开办“满洲国礼学社”，大谈“孔教尊崇，圣道复兴”。一时间，“尊孔复礼”成为风气。
日方之尊孔在于“以满制满”，而以溥仪为首的满系⑨之尊孔除了受日本决策影响外，亦颇有一番“道理”可言。以溥仪为例，其置身东北的根本目的在于恢复清朝大统。早在天津时期他就曾以称帝作为前往东北的条件，日方当初对此也曾予以应允，但抵达东北以后，日方又以来自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东北各地方代表反对为由，拒绝了溥仪直接称帝的要求，最终，双方达成“暂定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⑩的口头协议。虽然这个协议并没有如期履行(伪满实行帝制已是两年以后)，但在此期间溥仪却一直报着志在必得的心态，视“执政”之职不过为迈向帝制的一个过渡而已，也正由于溥仪认定自己充演的角色必定为君主，因此为称帝计，他才更觉得有必要重新拾起自民国以来一直被大加挞伐的纲常名教。在中国皇权史上，儒家学说几乎成为历代王朝维系统治的思想基础，而礼教则是帝王们治国驭民的重要手段，甚至民国以后出现的“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也无不以尊孔复古为其先声。因此，溥仪在执政初期颁布的重要法令如《政府组织法》、《人权保障法》、《参议府官制》等，都是以“教令”(11)形式发出的。
日满双方既在“尊孔”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为了进一步营造声势，二者决定尽速恢复祀孔，并将伪政府内如文教等部门增加祭祀职能。伪满建国之初，负责掌管尊孔活动与宗教事务的是民政部下辖的文教司，1932年7月，文教司独立出民政部并升格为文教部，下设总务、学务、礼教3司，分别掌管教育、宗教、礼俗和思想等事项，其中祀孔活动便由礼教司负专责管理。由郑孝胥担任总长的伪文教部鉴于“迨至民国，军阀专政，百事堕坏。文庙毁而不修，祭祀废而不举”之现象，宣称要“本王道治国之精神，实行大同主义，以道德礼教范围人心，上下一德，振兴庶政”，故“崇孔子为立国之大本”(12)，并规定嗣后每年都将举行全国范围的春、秋两次祀孔大典，日期分别定于当年阴历二月和八月的第一个丁日即“上丁日”。此外逢“孔子诞辰日”(阴历八月二十七日)除举行各类纪念活动外，全国均放假一天。理由是，“满洲国以王道为建国之精神，王道乃系出孔子所倡导树立之儒教，故满洲国以孔子祭为国祭”。(13)自此，由日伪政权主倡的“国家祭祀”——祀孔活动开始在东北全境铺开，从施行“尊孔读经”到被奉为“国家祭祀”，儒教在伪满洲国境内开始了扭曲的复兴。
1932年9月3日，伪国务总理郑孝胥统领群臣，在位于伪都新京东二道街的文庙内举行了伪满洲国的首度秋丁祀孔。鉴于是首次，其实验性成分要多一些，因此当时并未予之以大肆张扬。为了进一步振兴此“东亚固有道德”，伪文教部于1933年2月6日又发布训令，对当年的春丁祀孔作出了详尽规定：在民间范围，“举行祭祀之日应开市民讲演大会，演说建国精神之圣道真谛”；于教育部门，“各校教师务使学生明了祀孔之意义与建国精神及孔子与其他诸贤哲之言行道德等项，再各校是日一律举行祀孔典礼……如暂时未设孔子庙之地方得假学校或其他公共场所举行丁祭典礼”。此外，这一训令对祀孔的场所、设施等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如“地方之孔子庙除重新修理庙宇外，更须酌量备置礼器、乐器及舞器等类”。(14)依照此令，东北各地文庙确实按规划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维护和修整，并且还有些许的新建(15)，而司礼人员的培训、管理经费的划拨等，相比从前也多了些保障。3月2日，伪满的第二次祀孔大典再度由郑孝胥担任主祭完成，由于伪政权早在上一个岁末便已开始对此着手筹备，所以此番祀孔较初次更为隆重：祀孔之日，大典在伪满全境同时举行，各省由省长担任主祭，不仅伪都新京可闻笙箫鼓乐，整个伪满洲国亦是如临节庆。
伪满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祀孔活动当属1933年9月28日的秋丁祀孔。当日清晨4时，从执政府至新京文庙的街路便已由军队、宪兵和警察负责警戒，祀孔仪式从5时持续至6时半，已斋戒了3日的溥仪率众亲临文庙并担任主祭之职(16)，伪满重臣张景惠、胡嗣瑗、谢介石、张燕卿等充任分献官，文庙内乐生、歌生、舞生齐俱，众人行三拜九叩之礼，俨然一副大清祀孔典礼复活的景象。此次规模空前并且受到伪满宣传机构大肆吹捧的祀孔活动却是溥仪出席过的唯一一次，“在溥仪参加祭孔后，在下一次祭祀前半月时间，在文庙内发现炸弹，所以以后再没有参加祭祀”。(17)从1934年开始，伪满对祀孔即有了以下的勅令：“本年三月十七日为仲春上丁大祀先师孔子之期，遣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恭代行礼，著文教部敬谨预备”(18)，即国家主祭人再次转由郑孝胥衔命担当。1935年郑孝胥离任后，主祭人的头衔落在了继任国务总理大臣(19)张景惠身上。郑、张二人虽然出身截然不同，却都对尊孔复古不遗余力。究其缘由，郑孝胥系前清举人，任伪满总理兼文教部大臣，其政治目标在于帮助溥仪恢复清室大统并借以实现“个人抱负”，尊孔复古自然是其所愿；张景惠虽为绿林出身，却奴气十足，对日伪上司所下达的旨意无不遵从照办，因此在日伪双方的主导和郑、张二人的力行之下，儒教成为伪满初期独一无二的“国教”(20)，而祀孔则相应地成为伪满名符其实的“国家祭祀”，并得以持续经年。
伪满初期的尊孔复古政策之所以获得顺利实施，祀孔活动之所以能被抬升至“国家祭祀”的地位，与一些日方关键人物的支持密切相关，而日方对此给予的支持程度，则往往反映出不同时期操控伪满政权的幕后人物之“殖民方略”。必须认清的是，以上现象的产生绝非是日本出于对伪满保有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可，而是源于日满双方均认可以下事实，即尊孔既可以“在振兴了礼学的同时，有助于促进王道精神的普及与活跃”(21)，又可以向外界展示日伪维系了“满洲”固有民族的文化传统，从而更加证明“满洲国”之独立“系出民意”。直至1937年前后，祀孔仍被日伪视为有助于达成以下政治目的：即可以“基于建国之大精神……以明东亚伦理之路，以资国民精神与涵养之形成”。(22)相对以上旨意阐述含糊而言，战后日本出版的《满洲国史》则为当时的儒教复兴提供了一个更加明确的历史背景：“满洲建国当时的思想状况，处在日本的殖民地权益主义、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以汉族为中心的三民主义、图谋赤化满蒙的共产主义等复杂思潮影响之下，它们彼此对立、相互排挤。谋求思想上的统一并非易事，而且由于民族的复杂多样性，使统一思想更加困难”。(23)儒教之“国教”地位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缓解以上矛盾的作用，这才是伪满初期日方支持尊孔复古政策的真正原因所在。在早期的祀孔典礼上，常见日方要人前来“观礼”的身影，如伪参议府副议长田边治通、文教部总务司长西山政猪、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大使南次郎等人都曾前往观礼。
为了进一步奴化民众，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节义等封建操守被再度拾起。伪满洲国印发了大量《孝经读本》等宣传册分发各省，其中称孝子节妇为“国民思想善导上之基础，而王道之源泉”。(24)1933年2月，伪文教部又公布《表彰孝子节妇等暂行规程》(1940年修改为《孝子、节妇、社会教化功劳者等表彰规程》)，以“昌明礼教，改善风俗”。按照《规程》：孝子、孝女、孝妇应为“被乡里称道者”；节妇应为“持节满三十年或虽未届三十年，其事实著明被乡里称道者”；烈女为“遭遇强暴抗节至死者”；义仆为“能维护其主之孤寡弱幼，为主家复兴而尽瘁者”。(25)符合上述标准者由其所在市、县长奏报于上，经综合评定后一般于每年秋季由伪中央政府亲自召集各省市官员举行通报传达仪式，并于翌年“建国纪念日”之际召集本人举行授予式，受表彰者被赠予银盾、匾额或徽章等物件，以资纪念与鼓励。
除祀孔以外，“关岳祭”也是伪满“国家祭祀”的一个重要补充成分。“关岳”是指中国古代的两位武圣关羽和岳飞。“关之配岳，自民国始，盖排满之意；然既举之，亦莫之废，以示宽大可也”。(26)1932年伪满政府决定，以每年阴历二月及八月上戍之日为“关岳祭”，由伪军政部和各军管区司令部分别担任中央和地方驻军之司祭，军政部以军政部总长为承祭官，各军管区司令部以军管区司令为承祭官，同时还规定将“关岳祭”也作为国家礼祭日，全国放假一天。日伪声称设立“关岳祭”的初衷是“政府为有助于崇敬烈士，尊重忠勇，振兴军警以及一般军风”(27)，但究其实质无疑和祀孔活动一样，都是基于维护日本殖民统治和稳固伪满傀儡政权的需要。只是，还没有等到早期制定的“尊礼崇儒”这一政治目标小有所成，日本殖民者就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将“惟神之道”强行植入到伪满洲国的躯体之中。
二 日本式“国家祭祀”的植入与儒教地位的衰落
神道教是日本的本土宗教，明治维新以后，神道教内最主要的派别——神社神道被改造成为“国家神道”，以确立天皇“现人神”(即以人的形式而存在的神)的绝对权威和树立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感。奉行“大陆政策”的日本政府很快走上了海外扩张的道路，而国家神道在此过程中则始终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步履相随。具体而言，无论是国民参战动员，还是随军慰灵祭祀(28)，包括对台湾、朝鲜等地原住民的信仰改造，国家神道都可谓全力以赴，而神社及其他各类神道设施作为国家神道的重要活动场所，则随国家神道进驻了日本殖民下的几乎每一块土地。“无论海内外，凡有日本人居住之处，务必要有神社之存在”(29)，纵观日本的海外殖民史，此言绝不为过。
伪满洲国成立不久，任职于政府的满系要员们就已经多次“受邀”前去参加日本式的神道祭祀活动，其中仅据伪国务总理郑孝胥日记所载，他在任3年内所参加的日方祭祀就不下十数次之多。如1932年6月4日，伪政权新立还不足3个月，《郑孝胥日记》就提及道：“日本长春神社祈福祭，请往观礼，祭毕摄影。”(30)9月18日，郑孝胥又出现在日方为纪念“满洲事变一周年”而举行的祭祀活动中：“至西公园，方举慰灵祭，聚者千余人，小学校男女生亦数百人。”(31)翌年3月10日，郑孝胥再去为日本“陆军日”的慰灵仪式“助祭”，5月27日，又逢“日本海军祭日，至西公园助祭”。(32)就这样由鲜而繁，由“观礼”而“助祭”，参列日本神道祭祀很快衍变成为伪满大小官吏的必修科目。
时任“执政”的溥仪也不得不加入到日方祭祀的行列。1933年4月27日，“日本关东军举行大祭，祭辛未九月奉天事变以来及热河之役战殁将士，号曰‘慰灵祭’，总理亦往与祭，执政莅坛，军士及各商会、男女校生数百人鹄立风雨中，自九时半至十一时半礼毕，并祭犬马之殁于阵者，武藤大将终事而后退。衣履沾透，泥水跋涉，无喧乱者”。(33)通过这段详尽的描述可知，伪满洲国上至溥仪下至学生，已经全部被涵盖在了日方所要求的参加者之列，而与此类似的神道祭祀往往是作为日本国家神道祭祀的一个殖民地分祭场，因为当天“东京亦大祭，日皇临祭”。(34)以上仅为溥仪参祭的一个开端，1933年9月4日，在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菱刈隆的主持下，“军政部举行慰灵祭，追荐建国以来死亡将士、官吏自徐宝珍以下千三百余人。执政亲临致祭，菱刈大使以下皆来祭”。(35)此后，每逢关东军规定祭日，如“满洲事变纪念日”、“陆军纪念日”、“海军纪念日”等(36)，伪满国务总理则务必参加，如遇日方的一些“慰灵大祭”，溥仪也须躬身前往。毫无疑问，这些日本式的祭祀活动对儒教在伪满的国教地位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其中仅就日期安排而言，频繁的各类祭祀就足以令伪满君臣应接不暇，无从专心祀孔，而儒教身为“国教”之权威性的逐步丧失，神道祭祀在伪满的日渐扩张直至取得绝对性支配地位，却是包括溥仪在内的满系集团所无力左右的必然情势。
其实早在伪满对儒教及“王道”思想大加弘扬之初，日本国内便已有部分政要、学者及神道界人士(37)对此提出异议。1933年底，东京独创学会的千叶命吉曾寄《满洲王道思想批判》一书给郑孝胥，“谓王道有危险性”。(38)1935年郑孝胥更被告知：“日本疑王道有‘汤武革命’之说，与日本所执‘万世一系’不合。”(39)适时正值日本向国内和海外殖民地大力推行“皇道”之际，在此背景下，伪满所提倡的有“易姓革命”之嫌的“王道”何去何从？日方对这个曾鼎力扶助才得以确立的政治概念，改换起来颇费了一番周折。首先，日方将“王道”与“皇道”解释为同一“政道”的不同称谓，即伪满实行的是“王道”，日本实行的是“皇道”，二者实质其实并无不同；随后，日方又将“王道”归结成为“皇道”之一部，因此“王道”要接受“皇道”的必然指导与改造；如此，由“王道”向“皇道”的转变才算勉强解释得过去。(40)“王道”与“皇道”之争的背后，暗藏的其实是儒教与神道之争，其结局自然只能是儒教的败落。对于企图借“王道”之名来维持儒教这块满系显贵的最后的文化居留地，并对伪满“一切皆行日本式变革”(41)略存质疑的郑孝胥来说，失势和丢官就成了他的必然命运。1935年下半年，张景惠接替郑孝胥，成为伪满洲国新任国务总理大臣。
儒教地位的衰落不仅体现在“卫道士”郑孝胥的政治命运的终结，就连拥有伪满“教化主”身份的溥仪在1934年“登极”前后，也不得不最终放弃执行传统的帝室礼仪而向日方低头。诚然，日本并没有切实遵守与溥仪“暂定一年为期”实行帝制的约定，但随着时局的发展，溥仪的称帝计划却具备了渐趋显优的“客观条件”，而所谓的“客观条件”，自然是指日方主政者态度的转变。由于在1932年五一五事件以后新成立的日本内阁当中，首相斋藤实、外相内田康哉等人都赞成伪满实行帝制，军界的实权人物如陆相荒木贞夫、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甚至包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和参谋长小矶国昭等人均属于拥护绝对皇权、主张由天皇依靠军队进行直接统治的“皇道派”，溥仪因此成了一个“幸运儿”，其“幸运”之源在于，上述众多关键人物的政治态度是基本一致的，即执政式的“满洲国”与皇国式的日本，二者国体有所不合，“满洲国”也应以实行帝制为宜。不过溥仪同时又是不幸的，因为不明就里的他竟由此产生了虚妄的念头，误认为这一切都是日本对自己称帝要求的妥协之举。未久，溥仪刚刚膨胀起来的自信便遭受了严酷的打击。
首当其冲的，是依照儒家思想而确立并被溥仪无比看重的君王之礼。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皇权时代，对天地神祇、祖先社稷等行国家祭祀只能由皇帝主持完成，皇家祭祀往往等同于国家祭祀，但自伪满建国以后，传统皇家祭祀已经开始了与“国家祭祀”的人为分离。溥仪无论是担任“执政”抑或“皇帝”，真正的“国家祭祀”大权都不在其本人手中而全在于日本主导。
按照清朝祖制，皇家礼训应予严格遵守，其中包括家法家规、婚育礼俗、服装佩饰、节日庆典以及宗教活动等。以节庆祭祀为例，清朝的宫廷祭祀包括大祀、中祀和群祀，规矩繁杂而严明，“清初定制：圜丘(天坛)、方泽(地坛)、祈谷、太庙、社稷为大祀；天神、地祗、太岁、朝日、夕月、历代帝王、先师、先农为中祀；先医等庙及贤良、昭忠等祀为群祀”(42)，至于登极大典，则更是占据宫廷礼仪中头等重要的位置，必须由皇帝亲自或分遣大员告天、地、太庙、社稷，行诸多不可或缺之仪礼，以昭明秉承天意。其中，“黄袍加身”更素来被视为“君权神授”的最为重要的象征，但就在这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上，溥仪的要求被证明是“奢侈”的。
在1932年勉为其难的“执政”就任式上，溥仪穿的是西式大礼服，群臣对其行的仅为鞠躬礼，这些都与溥仪久已怀有的天子梦相去甚远，因此在登极前夕，溥仪“考虑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准备一套龙袍”，“龙袍从北京的太妃那里拿来了，但是关东军却对我说，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我不能穿清朝龙袍，只能穿关东军制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之后尽管溥仪又曾多次力争，最终也惟有于1934年3月1日清晨，在新京郊外杏花村的土造“天坛”上，“穿着龙袍行了告天即位的古礼。然后，回来换了所谓大元帅正装，举行了‘登极’典礼”。(43)对于崇信“敬天法祖”的溥仪来说，这是一个让他痛失所望、有违礼法和家法的即位式典。自从到东北以后，日本人对溥仪的态度日趋强硬，类似的“冒犯之举”更是渐趋频繁。其实就在溥仪称帝后不久，关东军司令部就制定了一本叫做《日本人服务须知》的秘密手册，发给日系荐任官以上人手一册，手册指出：“满洲国皇帝不是神的后裔，或化身的‘现人神’，像日本天皇那样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但为实现日本国策计，日本人对于满洲国皇帝必须保持尊敬的态度。”(44)如此看来，溥仪所遭受的冷遇也就不足为奇了，显然，是日方给予溥仪“尊敬的态度”太过有限了。(45)
溥仪虽然当上了“满洲国”皇帝，却自登基伊始就颜面扫地，此后则更是连基本的宫廷礼法和皇室尊严都无从谈起。例如，溥仪非但不能做主自己何时可以龙袍在身，甚至连基本着装也必须要听从指示，因为对此日方已早有安排，溥仪登基当日公布的第七号帝室令就做了如下规定：“第一条皇帝御服除另定者外，为陆军式及海军式”；“第二条 陆军式御服为正装、礼装、通常礼装、军装及便服五种。海军式御服为正装、礼装、通常礼装及军装四种”。(46)按此要求，溥仪的龙袍在公开场合基本没有再派上过什么用场，只有阴历新年及“万寿节”(溥仪生日)在内宫接受满系亲贵朝贺时，或者逢列祖列宗忌辰在内宫行祭拜之礼时，溥仪才穿戴起龙袍皇冠。(47)若谈及曾经作为清朝“国之大祀”的先祖祭祀，溥仪除了曾于1934年10月利用“巡狩”奉天的机会匆匆拜祭了福陵和昭陵，随后借机去吉林市郊外的小白山遥拜了满族的发祥地——长白山以外，已经鲜有机会再走出帝宫，去以上场所公开履行爱新觉罗子孙的应尽之礼仪了，因为溥仪被告知：他“不是清朝皇帝而是满蒙汉日朝五民族的皇帝，祭清朝祖陵将引起误会，这是不可以的”。(48)
帝宫之内，儒教规下的君臣纲常无从实行；帝宫之外，儒家学说的思想教化功能也在逐步丧失。承担伪满民间教化职责的组织是1932年7月25日成立的“满洲国协和会”(以下简称“协和会”)，该会以极力策动“满蒙独立”的日本在满组织——“满洲青年联盟”为基础，由其主要人物山口重次、小泽开策等人策划，经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政府合议之后而设立。协和会的会长与中央事务局委员分别由伪满总理和日籍高官担任，名誉总裁和名誉顾问分别为伪帝溥仪和在任的关东军司令官，该组织规格之高由此可见一斑。成立之初，协和会强调其建会目的在于“遵守建国精神、以王道为主义、牢记民族协和，以加强我国之基础、宣化王道政治”，“协和会纲领”亦宣称该会宗旨为“以实践王道为目的，铲除军阀专制之余毒”，使国民“重尚礼教、乐于天命，谋求民族协和与国际和睦”。(49)可见，早期协和会的主要活动以宣扬儒教、收揽民心为主。为了更加全面地掌控民众动态，协和会从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广泛网罗会员，设置分会，深入乡里，并且“业绩”不凡。然而，随着儒教在伪满精神统领地位的丧失和“惟神之道”的植入，使未来得及改弦更张的协和会陷入了相对尴尬的政治境地，直到日方劝令其进行改组以后，协和会才重又开始发挥其思想统治效能。
1936年7月25日，遵照日方意图，协和会进行重组并通过《满洲帝国协和会纲领》，该“纲领”对协和会的“国民精神工作”进行了全新界定，即“使全体国民理解信仰东方道德之真义，日满不可分关系之真髓，彻底以建国精神统一国民思想”。(50)9月18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改组后的协和会要“护持无穷之建国精神，训练国民并实现其理想”，协和会的特性为“集思想、教化、政治于一体的唯一的实践组织”。(51)植田所说的“建国精神”，早已不再是伪满初期“王道建国”的旧精神，而是指“日满一体”的新“建国精神”了。(52)1937年以后，协和会总部——新京协和会馆内添设了祭坛，“天照大神”、孔子、释迦牟尼、基督被同祠供奉，以显示伪满各民族及其信仰的“协和”景象，至于曾为“至圣先师”的孔子，此时则已经沦为众“神”之一。
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将其在“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一直奉行的“惟神之道”逐步纳入伪满学校教育。1937年，日伪政权公布“新学制”，确定日本语为“国语”以加强“皇道”教育，竭力培养“致意于忠孝之大义”，且能促进“日满一德一心”的“忠良之国民”。(53)此外，伪文教部还规定，不止伪满方面的“万寿节”、“建国节”等节日，即便是日方的“纪元节”、“天长节”(54)等“祝祭日”，各级学校也都要举行式典，同时明令“校长、教师及学生合唱日本国歌及国歌”，“向日本皇居遥拜”，以及“对日满两国国旗行最敬礼”。(55)
从以上情况来看，伪满的“王道”此时都已经逐渐驯服于日本的“惟神之道”了。
三 伪满洲国“国家祭祀”日本化的完成
日本在殖民地内强制推行“惟神之道”早已有台湾和朝鲜等例在先，对于是否在号称独立国家的“满洲国”也施此举，日方最初多少还存有一丝顾虑，不过这个顾虑很快便被打消了。由于早在1933年日本就出于不满绝大多数国联成员国对其侵略中国东北的指责而退出国联，1936年二二六事件以后其国内的军人政治又呈现出恶性膨胀，因此日本愈发视国际社会为无物，并于1937年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为了巩固后方、支援“圣战”，日本对殖民地的思想文化控制空前加强，伪满洲国的命运也随之变得愈加不堪，因为此时的日本已无需再将伪满粉饰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伴随着彻底去除中国影响的政策不断出台，儒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自然也被列入应予淡化甚至清除之列。1939年民生部(56)发布命令，规定“关于典礼服装乃自康德五年秋丁祀孔起，一律着用协和服礼装，并改向来之跪拜礼为鞠躬礼”。(57)1940年以后，日本方面甚至曾经一度想要废止祀孔，“但考虑到封建意识形态对中国人影响之深，仍有利用价值，日本殖民主义统治者还是没有最后废除祭孔，但是却把‘建国神庙’的祭祀列为伪国家‘建国’的大典祀日，而把祭孔排在从属的地位”。(58)作为伪满“国家祭祀”的祀孔活动，在骤兴将近5年以后，终于又遭到了冷落和遗弃。
根据日本历史学者儿岛襄所著《满洲帝国》一书记载，早在1937年春天，关东军、伪满政府与协和会就已开始商讨设立“建国神庙”和庙内应供奉的“神体”问题。1938年8月，即将离任的关东军参谋次长石原莞尔在其《关于满洲国政策达成之要望》(《満州国政策遂行二関スル要望》)中，对伪满的“国家祭祀”提出以下建议：为使满洲国得以更加全面发展，应该设立“建国之神”，以促进“理念归一和各民族共同信仰的达成，使其真正成为满洲国永远的生命中心所在”。(59)石原此番言论自然是在日方军政要员已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提出的，因此对于“立神”问题本身并无人提出异议，但在所应供奉的“神体”问题上，则一度出现意见分歧。有人主张以“天地人”为祭神，有人主张将日鲜满蒙汉五族神祇共祭，还有人提出以佛祖、基督、孔子或清太祖为祭神，而最终意见受采纳者，则是力主奉祀日本“天照大神”为祭神的“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60)吉冈的理由是：“回顾满洲国之建国历程，将旧军阀暴政下之所谓东三省建成光辉之王道乐土者，关东军是也，关东军即皇军，皇军既是日本天皇陛下之御军，亦是天照大神之御军，故满洲国之创建实乃基于天照大神御军之热血，而建国神庙所应奉祀之神体，舍天照大神而无他也。”(61)决定作出以后，日满开始就“奉迎天照大神”一事进行形式上的政府间磋商，日本内阁并通过《关于创建满洲国建国神庙之件》(《满洲国建国神廟創建二関スル件ヲ決定ス》)，认为：“如欲在满洲国弘扬建国本义，明征国体，阐明日满一体不可分之立国根本，确立国家政教之源泉，强化国民之国家意识，则应创建以天照大神为建国宗神之建国神庙，并以此为国家之永久祭祀，国民之崇敬中心。”(62)随后，在以关东军为主的多方共同谋划下，溥仪最终于1940年6月以庆祝“日本皇纪2600周年”之名，行“奉迎天照大神”之实，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访日之旅。(63)
溥仪初次访问日本是在“登基”一年之后的1935年4月，当时的溥仪对日本所怀有的感情十分复杂，一方面他对日方允许伪满实行帝制心存感激，另一方面又对自己在“登基”式典上没有完全遂愿而愤愤不平。早有察觉的日方为了安抚溥仪并对外展示其对待殖民地之“宽厚”，在受访期间为溥仪提供了较高规格的接待，因此这次访日竟又使溥仪飘飘然起来，他回忆道：“我不禁对日本所示之威力深感惊异，我还把这看作是对我的真心尊敬，真心帮助。过去的一些不愉快，只怪我自己误会了”(64)，于是访日归来的溥仪才有了《回銮训民诏书》中“我国建立……皆赖友邦以仗义尽力……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更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德一心，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65)等一番感慨之言。可是，在历经了初次访日归来5年间的种种顿挫之后，溥仪早已对自己的傀儡身份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因此，在1940年第二次访问日本时全无初时的雅致，尽管一味迎合，以至于连日方都觉得他那样做的“恭维”太过露骨。不过，相较其态度变化而言，倒是溥仪前后两次访日的行程安排更加令人寻味。
初次访日期间，溥仪按照日方预先拟订行程，参拜了奉祀明治天皇的明治神宫和象征军国日本的靖国神社，告祭了葬有大正天皇的多摩御陵，也去拜谒了供有孔子像的日本儒学中心地——汤岛圣堂(66)，日方当时此举既可以被看作是对伪满奉行尊孔政策的认可，同时也可以被视为是对溥仪进行的一次“惟神之道”的前期渗透。与前次不同的是，溥仪二度访日的主要目的在于按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所交代的那样，使日满“宗教信仰也一致”(67)，故此日方为溥仪安排了衔接紧凑的纯粹的“神道之旅”，以便使其更能深刻体会日本之“肇国理念”。在东京，溥仪先后参拜了明治神宫、靖国神社、多摩御陵；在京都，溥仪继续去参拜皇大神宫、丰受大神宫、畝傍山陵、橿原神宫、桃山御陵。(68)非但如此，为了对“满洲国”皇帝及其子民进行同期神道教育，日伪规定在溥仪进行主要参拜活动之时，伪满洲国内所有官厅、学校等皆须同时朝日本国所处方向随拜。
日方指导溥仪进行了如此多的参拜与祭祀活动，究竟与“奉迎天照大神”有何关联？原来，在明治以后直至战败前的日本，国家神道宣传下的“天照大神”不仅被奉为日本皇室的祖先，同时亦被视为日本民族的祖先和日本的“肇国之神”，因为“日本皇室承袭了皇祖天照大神的血缘，而全体日本民族又都是以皇室血缘为本源的，所以万世一系的天皇，就是民族血缘的中枢所在”。(69)依此类推，天皇自然就成为“神皇”，皇道也即“神道”，皇民亦即“神民”，日本人对其“万邦无比”的国家与民族所抱有的尊贵感与优越感正是由此而生。对于“天照大神”缘何成为伪满洲国的“建国元神”而被“奉迎”至国内，日本人给出了以下解释：“‘天照大神’后代子孙的一个分支，形成了‘大东神族’，飘洋过海来到了中国‘东北’地方，所以‘满洲国民’同样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后代。”(70)日本殖民者的做法与其说是简单，毋宁说是粗暴，这种替溥仪和“满洲国民”改换祖先的行为不仅违背了溥仪“敬天法祖”的初衷，甚至令他感到“比发生‘东陵事件’时更加难受”，更觉耻辱，日本人应该想到，“这件事不但引起了东北人民更大的仇恨，就是在一般汉奸心里，也是很不受用的”。(71)
第二次访日结束后，溥仪将自日本天皇处得来的“御灵代”，即“神器”(72)捧回国内，供奉在了位于帝宫东南角的“建国神庙”内。这座“神庙”从当年的2月份就开始营造，待溥仪归来后早已如期完工，鉴于其祭神乃是“建国元神”，故“建国神庙”亦即相当于伪满洲国之“太庙”。1940年7月15日，恭迎“天照大神”降临的“镇座祭”在阴霾聚集的午夜中开始：“晨1时50分，总理大臣张景惠率文武群臣会同协和会和关东军重要人物一道集结，2时30分溥仪身着陆军军装现身于建国神庙之拜殿内。随后，灯火齐灭。隐约之中，远处似听得几声犬吠，就在此天启之暗黑一瞬，宣告‘建国元神天照大神’白天而降。”(73)此次“奉安”仪式前后共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参列者达120余人之多。
“奉安”当日上午，溥仪发布《国本奠定诏书》，该诏书由日本汉学者佐藤知恭起草，溥仪不过是照本宣科。《诏书》称：“朕兹为敬立建国神庙，以奠国本于悠久，张国纲于无疆……仰厥渊源，念斯丕绩，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是以……敬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尽厥崇敬……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孝之教。”(74)自此，伪满初期“崇孔子为立国之大本”的“国训”被彻底摒弃。《国本奠定诏书》不但宣告了伪满洲国的“国本”乃源于“惟神之道”，同时也昭示着溥仪对日方为自己改换“祖先”的事实认可。伪国务院弘报处长武藤富男将此《诏书》解释为：“皇帝从血统上说，是爱新觉罗的子孙；从精神上说，则是日本万世一系的皇统的继承者。”(75)溥仪就这样成为日本皇室的养子，同理，“满洲国”自然也就成为日本国的养子，而日本则当上了伪满的父国——亲邦。(76)伪满被要求对亲邦日本必须付出“对父亲的敬爱，对父亲伟业的仰助，要举国一致竭力去承担作为大东亚共荣圈长子的重任”。(77)至此，日方所谓的日满“信仰一致”这一谋略的处心积虑之深方才大白于天下。
与《国本奠定诏书》同日颁布的还有《祭祀府官制》、经修改的《组织法》和《对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之不敬罪处罚法》等。为了加强对神道教这一新立“国教”的管理，日伪政权设置了专门的职能机构——祭祀府，并以《祭祀府官制》明其权责，规定由其“掌管关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之建国忠灵庙事项”。(78)祭祀府与伪国务院、立法院、参议府等同列一级，成为伪满皇帝的直属机构，总裁为特任官，由关东军参谋长、宪兵司令官桥本虎之助中将担任。由于祭祀府总裁名义上对“皇帝”负责，因此溥仪也就成为新立“国教”之名义“教主”，又由于伪满洲国并无宪法而以1932年公布的《组织法》为基本法，其中对“国家祭祀”并无专门规定，于是此次颁布的经修改的《组织法》追加了与祭祀相关的条款，规定“皇帝行国之祭祀”，“祭祀府依勅令之所定掌理关于国之祭祀事项”(79)，换言之，行日式“国家祭祀”从此成为溥仪的法定义务。《对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之不敬罪处罚法》则规定：“第一条 对于建国神庙有不敬之行为者处一年以上之有期徒刑；第二条 对于建国神庙之摄庙有不敬之行为者处七年以下之徒刑；第三条 本法无论何人，对于在帝国领域外犯本法之罪者亦适用之。”(80)这里的“敬”与“不敬”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表现得几乎近于荒谬，如凡路过神庙之人，都要行“最敬礼”，否则即按“不敬”治罪。(81)
为了进一步规范伪满君臣的神道祭祀活动，1941年4月19日伪政权又颁布《建国神庙祭祀令》和《建国忠灵庙祭祀令》。前者规定：“建国神庙之祭祀分为大祭、中祭及小祭；大祭由皇帝亲行祭典；中祭由皇帝亲行拜礼或由祭祀府总裁行祭典；小祭由祭祀府总裁行祭典。”与此类似，《建国忠灵庙祭祀令》中也规定“建国忠灵庙之祭祀分为大祭、中祭及小祭”。以上两庙在祭祀的日期和规格上大体交错安排(有时也会同日举祭)，并且二者都规定：“奉仕祭祀者在大祭及中祭应于当日及前二日(建国忠灵庙为前一日)、在小祭应于当日斋戒。”(82)通过下表，足可见伪满“祭务”之繁忙。
以上所有法令其实是伪满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所必须遵守的。早已习惯于“从命如流”的溥仪不但逢大祭、中祭时务必参行神道之礼，包括初一、十五等小祭以及一些临时祭日，也都要遵照日方旨意，会同关东军司令和伪满显官前去神庙祭祀。溥仪甚至回忆道：“为了让我和伪大臣们接受‘神道思想’，日本关东军不怕麻烦，特地把著名神道家笕克彦请来，给我们讲课。”表面上溥仪对日本言听计从，可是私下里却“每逢动身去神庙之前，先在家里对自己的祖宗磕一回头，到了神庙，面向天照大神的神龛行礼时，心里念叨着：‘我这不是给它行礼，这是对着北京坤宁宫行礼’”。(84)
“皇帝”尚且如此，普通百姓更是别无选择。为了使新立“国教”能够尽快得以广泛推行，伪满逐渐加大用来规范民间神道信仰的法令力度。1940年8月15日，伪民生部发布训令，规定：“凡奉职于教育、教化之任者，须鉴其责任之重大，率先躬行努力，垂范教导。”(85)1943年，根据“满洲国基本国策大纲”的要求，文教部又被重新恢复，由于伪满的“国家祭祀”早已经由祀孔改换为彻底的“惟神之道”，因此新“文教方针”规定：“须以惟神之道教化人民，建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并普及于民间……使人民家庭内普遍奉祀天照大神……不能信仰儒教，祀孔之礼到了一定的时期必须取消。”(86)此时的协和会也不甘落后，宣称要将“敬神忠诚”树立为“满洲国民”的新道德目标。于是，伪满的青少年纷纷被要求须能背诵“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87)的《国民训》；会唱一改“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的旧歌词，而以“神光开宇宙，表里山河壮皇猷”为开篇的新“国歌”(88)；学校师生每天上午均须在操场举行长时间的“朝会”，先后向日本皇宫和伪满帝宫进行“遥拜”(89)；除了一些偏远之地要筑起几尺见方的小庙作为“摄庙”，以用来供奉“天照大神”外，包括“满洲国军”也须兴建“元神殿”，定期祭拜；“甚至连青年的结婚仪式也都准备使之采取日本那种在神前结拜的方式，并接受‘神符’捧回家中供奉”。(90)此外，伪都新京等地还曾多次组织以下活动，如“以协和会各分会、国妇青少年团等之勤劳奉公，实施新京神社、忠灵庙、忠灵塔、海军诚忠碑、露人无名战士墓地、儿玉大将铜像前、南岭及宽城子纪念碑前之清扫”等(91)，用这种“国民皆劳”的方式来培养市民对“惟神之道”及其设施的敬畏之情。
神道在伪满大行其道的另一个重要表象就是建立大量神社。据日本“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满洲国史》统计，伪满成立时东北地区共建有神社44座，主要集中在“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10年之后的1942年，神社数量急剧增加，达到了221社(92)，至日本战败前的1945年，伪满神社的统计数量竟然超过了300余座(93)，社内祭祀的主神几乎全部都是“天照大神”和“大国主命”(94)，而此时反观亦曾经作为伪满“国家祭祀”场所的孔庙，则已经几乎被占据绝对数量优势的神社所湮没，陷入了不生不灭的衰败景象，至于伪满成立后仅次于祀孔的“关岳祭”，更是早在1937年以后就被基本废除，1940年开始便彻底从“满洲国祝祭日”列表中消失。
可以说，到了“建国十周年”的1942年，伴随着各种“神道令”和《建国十周年诏书》、《满洲国基本国策大纲》等对“国体”的共同确认，伪满“国家祭祀”的日本化已经基本完成。此后虽有种种神道祭祀活动的陆续展开，但大都可将其视为日方对“惟神之道”满洲布局的收官之举，纵观伪满境内，四处可见神道大兴、社塔林立。现仅以当时的伪都新京为例，略举该市除前文已大致叙及的“建国神庙”以外，其他的几处重要神道活动场所。
新京神社。原名为长春神社，是日本于1915年在长春建成的最早的标志性神社，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改称新京神社，社内供奉“天照大神”、“大国主命”和明治天皇。该神社设立的初衷是为居住于长春满铁附属地的日本人和关东军提供神道性宗教服务，伪满时期成为日满要人共同参与祭祀的神道场所。
建国忠灵庙。1940年9月18日在长春正式落成，作为“建国神庙”之摄庙，“建国忠灵庙”一向被视为伪满的靖国神社，“包括日、满、鲜、汉、蒙、露等各族，不拘男女、老幼、身份、职业，凡为满洲建国殉职之英灵，皆被同庙供奉为神”(95)，依照《建国忠灵庙祭祀令》，溥仪每年均须前往参拜。1942年，建国忠灵庙存有3万余灵位，到1945年达到将近5万个。
新京忠灵塔。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在东北的旅大、沈阳、丹东等地均建有忠灵塔以祭祀亡命日军。循照前例，九一八事变以后，“新京忠灵塔”于1934年11月建成，塔内埋有前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等3000余人的骨灰，从1940年开始，战死的伪满军警也被合祀。“新京忠灵塔”在伪满期间共举行“大祭”20余次，溥仪、郑孝胥、张景惠等人均曾亲临拜祭，以显示他们对“满洲牺牲者”的尊重。按照规定，每年5月31日的“春祭”为溥仪的例行参祭日，9月19日的“秋祭”由溥仪遣侍从武官往祭。
神武殿。1940年10月在长春竣工，是时值“日本纪元2600周年”，在满日本人为祭祀神武天皇而造营的一处宫殿式建筑。每逢神武天皇祭日，日方即在神武殿内外举行神道仪式，以炫耀神武天皇的“建国伟业”。神武殿同时也被用作“武道馆”，在此进行柔道、剑道、弓道等训练，以培养日满青年的武士道精神。日本全国“武道会”在伪满设立了同名组织，1942年曾于该殿举办过“日满交欢武道大会”，溥仪亲临会场。日伪时期，神武殿的地下室内存放有很多在侵略和殖民东北时期阵亡的日军骨灰。
此外，鉴于溥仪日常参拜的“建国神庙”位于帝宫之内，常人难以进入，因此日本计划在伪都新京郊外另外修造规模更加宏大的“建国神庙”，并于1942年底发布勅令《关于建国神庙造营关系地域之件》，由伪国务院另附《关于建国神庙造营关系地域之件施行规则》和《建国神庙营造关系地域》，特别“选定新京特别市净月区并其附近地域为建国神庙造营用地”。(96)建造新“建国神庙”的目的，就是要使其成为全民向往参拜的满洲国版的“伊势神宫”，使伪都新京成为朝拜“圣地”。由于二战后期日满情形日渐窘迫，故该庙并未正式投建。
推行日式的“国家祭祀”，树立以神道为特征的“国家信仰”，彻底根除东北民众思想中的中国文化、民族和国家意识，日本殖民者在伪满所进行的“精神改造”计划可谓“庞大”。伪满时期，以上奴化手段的确貌似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诚如一些当事日本人所认识到的那样：“满洲国民多数认为供奉天照大神是‘日本的一种强化支配手段’，这成为他们积蓄内心中不满和反抗的原始动力，也是日本对满政策中‘最大的失策’。”(97)不过，至今也仍有一些人不肯相信或者“百思不得其解”：“满洲国”垮掉了，那本该“深植”于东北民众思想深处的“惟神之道”，何以也令人瞠目般荡然无存？其实，人类步入现代文明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一个民族对他民族的强制“改造”，都将不可避免地以失败告终，无论“改造者”相对而言是如何“强悍”。至于那些曾经列席“满洲国建国十周年”庆典，并且“为在满洲国国歌之前，全场首先齐唱的乃是日本国歌‘君之代’而感到无比快慰”(98)的殖民者终究会意识到，当时他们身侧响起的，其实已然是日本的殖民挽歌。
注释：
①本文中所谓“国家祭祀”是指统治者以国家名义，要求全体国民共同尊崇某类特定神祇、先祖或圣贤，极力弘扬其教义、精神或学说，定期举行国家祭礼，希冀通过共同信仰来统一国民思想的一系列行为。“国家祭祀”既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真正的国家信仰的外在表现，也可以被视为统治者维系政权的精神手段。“国家祭祀”的内容及其形式的变化，可以深刻反映出该国的政权性质与政治发展轨迹。
②1932年2月17日，“东北行政委员会”由原东北地方行政长官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人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主使下成立。18日，所谓的东北省区之“独立宣言”便以该委员会名义发布。
③孙继武、郑梅主编：《九一八事变资料：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二卷，吉林省内部资料2000年版，第159、160页。
④孙继武、郑梅主编：《九一八事变资料：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二卷，第159页。
⑤孙继武、郑梅主编：《九一八事变资料：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二卷，第200页。
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译：《满洲国史·分论》下，吉林省内部资料1992年版，第728页。此外，伪满初期对“王道”一词另有多种解释，如有将其特性归纳为：“(一)一切人民之生活均得以保障；(二)开发求富，不为私有；(三)尽使劳力为社会服务”([日]外務省情報部编：《满洲讀本》，改造社1938年版，第29页)；也有观点认为“王道即儒教所谓大同社会思想之实现，含政道之伦理化与财富之社会化，并藉此以保障民生，即经国大道是也”([日]橘樸：《王道理論の開展》，《満州評論》第3卷第7号，1932年8月13日，第11、12页；至于伪总理张景惠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所给出的“王道”释义则更是简洁到令人咋舌。外国记者说：“请问阁下将以何种精神来应对满洲国总理一职？”张景惠答：“王道精神！”外国记者又问：“何谓王道精神？”张景惠答：“满洲帝国！”(外務省情報部编：《满洲讀本》，第31页)
⑦伪满洲帝国教育会编：《满洲帝国文教关系法规辑览》，满洲帝国教育会1937年版，第156页。关于采用《四书》、《孝经》为教科书，除可将其归为尊孔政策之一部分以外，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出于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各校广泛使用“排日教科书”，事变后日伪来不及编纂新版教材而制定的临时性措施。[日]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岩波書店1996年版，第271页。
⑧1932年3月14日，伪满政府宣布将“国都”长春更名为“新京”。
⑨“在伪满的官吏、公务员中，对各民族的称呼是满系(包括汉、满、回等)、蒙系、鲜系、日系、露系(无国籍俄人)，其待遇因民族而有区别”。见高丕琨著：《伪满人物：伪满总理大臣秘书官的回忆》，《长春史志》编辑部1988年版，第3页。
⑩爱新觉罗·溥仪著：《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页。
(11)使用“教令”一词，盖因溥仪虽未称帝，但仍可充任教化之主。《盛京时报》对此曾有以下声明：“执政溥仪就任以来，对于各种命令专用‘勅令’两字，至倾以为该‘勅令’两字，式有不合，故决今后改为‘教令’云。”见《‘勅令’不合，改为‘教令’》，《盛京时报》大同元年(1932年)3月26日，第4版，《盛京时报》影印组1985年影印本，第81册，第476页。
(12)伪国务院文教部：《满洲国文教年鉴》，伪国务院文教部1934年版，第1099页。
(13)满洲日日新闻社：《满洲年鉴》(康德7年)，满洲日日新闻社1939年版，第385页。
(14)《文教部训令第七号》(大同2年2月11日)，吉林省档案馆藏：伪满洲国政府公报(缩微胶片)，缩微号103，公报号93。
(15)截止到1938年底，伪满共有文庙89座，其中13座为伪满建国以后新建。新建文庙的时间几乎全部集中在30年代前半期，之后便几乎陷入停顿状态(参见《全国文庙表》，伪满洲帝国民生部：《第三次民生年鉴》，东亚印书局1941年版，第59—61页)。到伪满末期，文庙的统计数量减少了1座，变成了88座(参见满洲日报社：《满洲年鉴》(康德12年)，满洲日报社奉天支社1944年版，第273页)。
(16)伪满官员的职位由高到低分为“特任”、“简任”、“荐任”和“委任”等若干级别。依照规定，伪满各官署“荐任”以上官员也须在祀孔两日之前斋戒。
(17)孙邦主编：《伪满史料丛书：伪满文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18)《勅书：本年三月十七日为仲春上丁大祀》(康德元年3月9日)，吉林省档案馆藏：伪满洲国政府公报(缩微胶片)，缩微号227，公报号7。
(19)伪满实施帝制以后，各部总长均改称为大臣，“国务总理”之后也被附以“大臣”二字。
(20)对于立儒教为“国教”，不仅伪政权中的满系官员持赞同态度，日系官员乃至整个日方在早期也都是认同的。如日文版《国都新京》(新京特别市長官房庶務課編，満州事情案内所1940年版，第79页)就指出：“孔庙自满洲国以王道政治为国是以来，顿呈兴隆之势，孔教亦由此占居我国之国教地位。”
(21)伪满洲国通信社编：《满洲国现势》(建国——大同2年度)，满洲国通信社1933年版，第73页。
(22)满洲弘报协会编：《满洲国现势》(康德4年)，满洲弘报协会1937年版，第132页。
(23)“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译：《满洲国史·分论》上，吉林省内部资料1992年版，第126页。
(24)伪满洲帝国民生部：《第三次民生年鉴》，第61页。
(25)《孝子、节妇、社会教化功劳者等表彰规程》(康德7年6月18日)，吉林省档案馆藏：伪满洲国政府公报(缩微胶片)，缩微号1540，公报号1843。
(26)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五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576页。
(27)“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满洲国史·分论》下，第729页。
(28)据《海外神社史》([日]小笠原省三編述，ゆまに書房2004年版，第54、55页)一书记载，日本最早派遣神道布教师随军出征并从事慰问活动是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即“明治二十七、八年之战，神宫教布教师山口透、甲斐一彦两氏，扈从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渡海至台湾，遍历全岛慰问我将兵，此为神道界人士之最初从军行动”。
(29)[日]小笠原省三編述：《海外の神社》，ゆまに書房2005年版，第95页。
(30)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387页。
(31)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409页。
(32)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462页。
(33)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456、2457页。
(34)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811页。
(35)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481页。
(36)“奉天事变”与“满洲事变”都是当时日方对九一八事变的称谓。二战结束以前，日本把每年的3月10日定为“陆军纪念日”，5月27日定为“海军纪念日”，这两天分别是日俄战争中日本陆军攻克奉天和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战胜俄国舰队之日。
(37)日本神职人员一直都在从事其所谓的“满洲布教”活动。伪满成立以后，正在东北各地访查的小笠原省三一行随即拜会了伪文教局长西山政猪和伪立法院长赵欣博等人，商议在满神社的管理和增设等问题。1933年12月，日本神道界发起并成立了“东亚民族文化协会”，其成员除神职人员以外，还包括许多学者如白鸟库吉、堀江秀雄，政要如吉田茂，军界如陆军中将松井七夫(松井石根之弟)等人。“东亚民族文化协会”活动能量极大，其会刊《东亚文化论》甚至得到日本首相冈田启介、伪满总理郑孝胥等人的题字，并由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作序，由郑孝胥呈送溥仪阅览。伪满时期，“东亚民族文化协会”成为日本神道教在东北乃至中国的布教决策中心。1932年11月，身为日后该会发起人之一的小笠原省三发表《关于满洲的神社问题》(《滿州の神社に就ぃて》)一文，对伪满初期日本没有急于立刻大兴神道进行了以下说明：“吾以为‘时期尚早’。缘何？现今之满洲国，当以匪贼讨伐即治安确保为第一要义，以五族协和与产业统制为第二要义……现时即在全满奉立神社，将产生不可收拾之局面。今夏，吾与满洲国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会见之时，驹井氏亦同此议。”见[日]小笠原省三編述：《海外神社史》，第135页。
(38)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868页。
(39)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589页。
(40)对于“由王道而皇道”之转变，当时较为盛行的说法如下：“以满洲事变为契机，皇道精神方能波及至满洲……满洲国之建国精神乃基于王道，此虽已人尽能详，然究其根本却是始于皇道，此亦非吾辈妄言。回念建国初之皇帝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日满议定书等，均已明确宣示日满之不可分，天皇与皇帝之精神一体，日满国民之一德一心。故若言满洲国之建国精神为王道，则此王道亦绝非古时中国儒者所倡之王道，其与日本之皇道才堪称为真正一体。”见[日]榷藤重羲：《天照民族ょ世界維新》，东京：平凡社1942年版，第142、143页。
(41)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747页。
(42)刘厚生主编：《爱新觉罗家族全书之五：家法礼仪》，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页。
(43)爱新觉罗·溥仪著：《我的前半生》，337页。
(44)周君适著：《伪满宫廷杂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45)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联合发布名为《满洲国的根本理念与协和会的本质》的内部文件中，直言：“满洲国皇帝秉承天意，即天皇之意旨即帝位，以服务于皇道联邦中心之天皇，以天皇之意旨为己心作为其在位的条件……一旦皇帝违背建国理想，不以天皇意旨为己心时，则将立即丧失其帝位。”见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傀儡政权》，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66页。
(46)《帝室令：关于皇帝御服之件》，伪国务院法制处编：《满洲国法令辑览》(第一卷·基本法·帝室篇·第三章·帝室)，满洲行政学会1942年版，第8之1页。
(47)周君适著：《伪满宫廷杂忆》，第96、97页。有关溥仪的一些宫内祭祀活动另可参阅王文锋：《伪满宫廷祭祀活动述略》，伪皇宫陈列馆编：《伪皇宫陈列馆年鉴》吉林省内部资料1987年版。
(48)爱新觉罗·溥仪著：《我的前半生》，第362页。
(49)“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满洲国史·分论》上，第124、125页。
(50)“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满洲国史·分论》上，第159页。
(51)[日]植田謙吉：《植田軍司令官の指示》，《满洲年鉴》(康德7年)，第75页。
(52)在1936年关东军司令部发布的内部文件中，对“建国精神”给出如下定义：“所谓满洲国之建国精神，归根到底只能是以日满一德一心，实现王道乐土和道义世界为理想的天皇意旨”；对于“王道政治”，关东军司令部解释道：“王道政治即哲人政治，而并非中国古来的王道思想，它具体有体现天皇意旨的意思……目前，关东军司令官之所以成为满洲国王道政治的中心，其真正含义就在于他是以天皇的意旨为己心的公务员式的哲人。”见关东军司令部：《满洲国的根本理念与协和会的本质》，中央档案馆等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傀儡政权》，第166、595页。
(53)《学制要纲》，伪满洲帝国教育会编：《满洲帝国文教关系法规辑览》上，满洲帝国教育会1938年版，第385页。
(54)传说中日本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生于公元前711年，即位于公元前660年2月11日，卒于公元前585年，终年127岁。1874年，明治政府宣布废除由中国传入的端午、重阳等节，定神武天皇即位之日为“纪元节”，开始“皇纪”。“纪元节”在日本战败后于1948年一度被废止，1966年改称为“建国記念の日”(建国纪念日)，后又被重新起用。“天长节”取“天长地久”之意，特指日本天皇生日，战败前一直是日本的法定节日，伪满时期，每逢此节溥仪均须亲自到关东军司令部祝贺日皇寿辰。
(55)《国民学校规程》，伪满洲帝国教育会编：《满洲帝国文教关系法规辑览》上，第490页。“最敬礼”是指日本式的90度鞠躬礼。
(56)1937年伪满行政机构改革后，文教部被撤销，所辖事务改由民生部负责，祀孔活动具体由民生部厚生司教化科管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儒教地位的衰落。
(57)伪满洲帝国民生部：《第三次民生年鉴》，第5页。引文中的“协和服”是指伪满公教人员的统一制服，墨绿色，“荐任官”以上还有一根黄色的绶带套在颈间，称为“协和带”。参见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358页，页下注释。
(58)孙邦主编：《伪满史料丛书：伪满文化》，第374页。
(59)[日]石原莞尔：《満州国政策遂行二關スル要望》，转引自[日]児島襄：《満州帝国》(第二卷·建国)，文藝春秋社1975年版，第260页。
(60)“御用挂是日语名词，御用是‘事情’的敬语，指皇帝的事情，挂是从事办理的意思。就是从事办理帝室和皇帝的事情。吉冈从1935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由一个陆军中佐步步高升到陆军中将。十年间从未离开溥仪”。见高丕琨著：《伪满人物：伪满总理大臣秘书官的回忆》，《长春史志》编辑部1988年版，第87页。
(61)[日]小関巳太郎：《満州国論》，大同印書館1943年版，第23页。
(62)《満洲国建国神廟創建二関スル件ヲ决定ス》，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Ref.A02030209400(第24画像目)，公文類聚·第六十四編·昭和十五年·第七十卷(国立公文書館)。
(63)对于此次访日“奉迎天照大神”一事，许多日本学者(包括儿岛襄)在综合了个别当事人的回忆后提出，溥仪并非为日方所迫，其本人“奉迎”的态度更为积极。这一说法是不确切的，此说只是在延续伪满时期的日方言论，不啻为日本的文化殖民障眼。溥仪在经历了1935年郑孝胥丢官和1936年的凌升事件(伪满兴安北省省长，被日本以间谍罪处死)以后，已充分认识到了开罪日本的下场，而其自身帝位亦受1937年颁布的《帝位继承法》中“帝子孙皆不在，传帝兄弟及其子孙”等条款的极大威胁，因此在关东军司令官每月3次的定期约见并与其他日方高官的不定期会见，以及“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的时刻监视下，溥仪只能一切均按日方意图行事。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溥仪也指出此次行为完全是受吉冈安直等人幕后指使。关于此问题，溥杰的日本妻子则回忆说：“他(指吉冈——笔者)对皇帝说是稟承军司令官或日本天皇的意旨，而对军司令官则说是皇帝的意旨，两方都受他一人操纵愚弄。”见爱新觉罗·浩著，于泾、李莹等译：《流浪的王妃》，政协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印，第71页。
(64)爱新觉罗·溥仪著：《我的前半生》，第342页。
(65)满洲司法协会编纂：《新制定满洲帝国六法》(第一编·基本法)，满洲司法协会1942年版，第3页。
(66)“汤岛圣堂”是日本儒家学者在德川幕府时期所立的孔庙，现位于东京都文京区内。孔庙在日本一般被称作“孔子庙”或“圣庙”、“圣堂”。至今日本各地仍存有10余所较具规模的孔庙。
(67)溥仪曾回忆道：1939年植田谦吉“临回日本之前，向我告辞的时候，他对我表示过，日满的亲善关系，如果将来能使两国宗教信仰也一致，那就更好。当时，我想是他个人的话。后来才知道这是日本的国策”。见《溥仪笔供》，中央档案馆等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傀儡政权》，第205页。
(68)多摩御陵位于东京都八王子市，分为多摩陵和多摩东陵，分别是大正天皇与皇后陵寝所在地；皇大神宫与丰受大神宫均位于日本三重县伊势市，一般被称为伊势神宫的内宫与外宫，分别供奉“天照大神”和“丰受大神”(主管膳食之神)，明治以后伊势神宫成为日本国家神道的中心，在全日本神社中享有最高地位，其祭祀权只能由皇室行使；橿原神宫位于奈良县橿原市，传说神武天皇东征平定日本以后在畂傍山麓的橿原宫即位，1890年明治政府在推测了橿原宫大致所在位置的基础上，建造了橿原神宫；畂傍山陵传说为神武天皇陵寝所在地；桃山御陵为明治天皇陵寝所在地，位于京都府京都市伏见区。
(69)[日]里见岸雄：《八紘一宇：東亜新秩序と国体》，錦正社1941年版，第55页。
(70)爱新觉罗·毓嶦著：《爱新觉罗·毓嶦回忆录》，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71)爱新觉罗·溥仪著：《我的前半生》，第361页。日本殖民者对在海外强制推行神道信仰别有“理论”，1932年2月日本“全国神职会”的机关杂志《皇国时报》之卷头语就提到：“神道既然是具有国家性的，自然也就是具有世界性的普遍信仰。无论何等国家均有祖先崇拜思想，惟其程度深浅而已，而祖先崇拜观念在日本三千年历史中又因有神社之存在而尤其发达，这也即勅语中所谓‘于内外并行不悖’之神道思想，故此神道丝毫不存在与他国道德及国民思想矛盾之处。”[日]小笠原省三编述：《海外神社史》，第128页。
(72)传说日本天皇家承袭有三件“天照大神”赋予的“神器”，即八咫镜、八坂琼曲玉和草薙剑，分别象征“知”、“仁”、“勇”三德，三件器物由日本皇室世代相传，是天皇作为“现人神”的物证。日本对“三件神器”的真伪问题一直存有争议，并且多认为后世流传下来的“神器”实为拟作。溥仪带回国内的自然也是模制品，此点并无疑义，不过国内一些相关论述中均描述溥仪将“三件神器”如数带回，而事实上溥仪带回的只有其中的一件——一面圆铜镜(为溥仪访日之前日方委托京都匠师山本真一制作)。此外，溥仪确曾带回一柄日本“太刀”，但这并非是“神器”之一的“剑”，而是在溥仪呈送了一些古玩和珍贵瓷器给日皇之后得到的访日纪念品之一(可参阅[日]児島襄：《満州帝国》(第二卷·建国)，第268、269页和[日]、笠原省三編述《海外神社史》中一些当事人对此的叙述)。溥仪本人也曾回忆道：“根据梅津(美治郎——笔者)的命令，吉冈强邀我到日本去见日本天皇，天皇拿出三种神器(剑、镜、玉)给我看，并将其中的剑与镜交给我带回满洲。”(溥仪：《溥仪在远东国际法庭的证词》，中央档案馆等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傀儡政权》，第207页)看来，溥仪也将“太刀”误认作了“剑”，但由此亦可得出溥仪绝非带回了三件“神器”这一结论。
(73)[日]児島襄：《満州帝国》(第二卷·建国)，第272页。
(74)爱新觉罗·溥仪著：《我的前半生》，第364页。
(75)[日]児島襄：《満州帝国》(第二卷·建国)，第273页。“弘报处”负责管理伪满新闻、通信、宣传等事务。
(76)伪满对日本的不同称谓分别可见于溥仪的几份诏书当中，如1935年5月2日发布的《回銮训民诏书》中“我国建立，以逮今兹，皆赖友邦以仗义尽力，以奠丕基”之“友邦”；1941年12月8日发布的《时局诏书》中“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以辅东亚勘定之功”之“盟邦”；1942年3月1日发布的《建国十周年诏书》中“明明之鉴如亲，穆穆之爱如子……献身大东亚圣战，奉戴亲邦之天业”之“亲邦”(分别见中央档案馆等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傀儡政权》，第193、220、222页)。实际上，自1940年7月15日《国本奠定诏书》发布后，“亲邦”的称谓即时常见诸伪满报端，《建国十周年诏书》不过是溥仪对此称呼的正式公开认可。
(77)[日]小関巳太郎：《満州国論》，大同印書館1943年版。第79页。
(78)伪国务院法制处编：《满洲国法令辑览》(第一卷·第三章之三·祭祀府)，第1页。
(79)满洲司法协会编纂：《新制定满洲帝国六法》(第一编·基本法)，第2页。
(80)《对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之不敬罪处罚法》(康德7年7月15日)，吉林省档案馆藏：伪满洲国政府公报(缩微胶片)，缩微号1560，公报号1866。
(81)当时被迫敬拜神社的不独满汉等民族，被称为“白系露人”的白俄(伪满时期东北约有6万人)也在其列，对此原伪满哈尔滨特务机关员香川重信回忆道：“在八紘一宇的精神宣传下，强迫民众去信奉天照大神，甚至无视白系露人的民族性，要求他们路过哈尔滨神社的时候也必须行礼。让基督徒去崇拜天照大神，这种事情未免过于荒唐。”见[日]猪瀬直樹監修，平塚柾緖编集：《目擊者が語る昭和史·第三卷·満州事変》，新人物往来社1989年版，第197页。
(82)满洲司法协会编纂：《新制定满洲帝国六法》(第一编·基本法)，第5页。
(83)资料来源：前引《建国神庙祭祀令》、《建国忠灵庙祭祀令》。表格中没有标明具体日期的“迁座祭”是指神道教规定的经过一段时期的使用后废弃旧殿、营造新殿，并将“神体”移入新殿的祭祀；“合祀祭”是指不定期将足额的亡灵一同“招魂入社”；“临时亲告祭”和“临时奉告祭”则名目繁多，如每逢伪满建国周年或日军在前线取得战果，溥仪都要行此“临时祭”。
(84)爱新觉罗·溥仪著：《我的前半生》，第365、363页。
(85)《关于国本奠定诏书之圣旨奉体之件》(康德7年8月15日)，吉林省档案馆藏：伪满洲国政府公报(缩微胶片)，缩微号1579，公报号1893。
(86)中央档案馆等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傀儡政权》，第299页。
(87)《盛京时报》康德9年12月8日，第1版，《盛京时报》影印本，第136册，第650页。
(88)伪满弘报处长武藤富男批评由郑孝胥作词的旧“满洲国国歌”带有儒教的民主主义色彩，故而在伪满“建国十周年”之际组织创作了以日本国歌“君之代”为模本的新“国歌”，词曲主要出自日本人之手。
(89)对伪满帝宫进行“遥拜”主要因为帝宫内“建国神庙”中供有“天照大神”。除此之外，日伪还定期或临时性举行“国民总遥拜”，如1943年的一次建国忠灵庙“合祀祭”就规定：“国民遥拜时间由无线电指挥，于该时刻各邻组自不待言，各职场、通行者向圣域行一分钟默祷。”见《建国忠灵庙合祀祭，国民遥拜时间决定》，《盛京时报》康德10年9月"日，第3版，《盛京时报》影印本，第140册，第59页。
(90)解学诗著：《历史的毒瘤——伪满政权兴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页。
(91)《清扫忠灵塔、神社——国都市民神圣的勤劳奉公》，《盛京时报》康德10年3月7日，第五版，《盛京时报》影印本，第137册，第357页。
(92)“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满洲国史·分论》下，第729、738页。
(93)据《神道史大辞典》([日]薗田稔、橋本政宣編，吉川弘文館2004年版)之附编《関州及び満州国の神社》(佐藤弘毅編)基于《满洲年鉴》所得数据，截止到1944年，伪满洲国共建有神社302座；另据日本学者嵯峨井建的《満州の神社興亡史》(芙蓉書房1998年版)统计，包括社名不详的神社在内，伪满洲国共建有神社332座。
(94)“大国主命”为日本神话中的开疆扩土之神，是与“天照大神”相对应的“大地之神”。
(95)[日]小笠原省三編述：《海外神社史》，第472页。
(96)《建国神庙造营关系地域》，伪国务院法制处编：《满洲国法令辑览》(第二卷·寺庙 宗教篇·第一章·建国神庙 建国忠灵庙)，满洲行政学会1942年版，第4页。
(97)[日]児島襄：《満州帝国》(第二卷·建国)，第278页。
(98)[日]小笠原省三編述：《海外神社史》，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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