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规则的创新理路
黄谋琛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江西 南昌 330108)
摘 要： 社会规则的创新有其自身的理路，即压力倒逼规则创新。压力包含内在压力、外在压力。内在压力即需要，就是作为一个群体和国家，社会结构体系和人的主体素质的变化带来的压力；外在压力即交往,就是比较优势和国际接轨产生的压力。规则创新机制是经过适应-不适应-再适应三个阶段演进，包括问题出现、规则阻滞、规则修订、规则适应四个环节。
关键词： 社会规则；创新理路；内在压力；外在压力；创新机制
我们党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无论法律、党规，还有道德，都是规则，而社会规则亦并非一成不变，研究社会规则的变迁对于因势定规则、掌握规则权、建设法治国家颇有价值。
任何事物都是变动不居的，运动变化是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正如黑格尔的名言：“法律决非一成不变的，相反地，正如天空和海面因风浪而起变化一样，法律也因情况和时运而变化。”注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据莱比锡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1921年版译出)，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年，第7页。
尽管规则具有如前所述的相对稳定性的特征，但是，从社会规则的历史发展过程看，无论内容还是形式，数量还是质量，都发生了今非昔比的变化。洛克就说：“尘世的事物总是不断地发生变迁，没有一件事物能长期处在同一状态中。”注 [英]洛克(J. Locke)：《政府论(下篇)》，叶启芳, 瞿菊农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年，第99页。 规则变迁既可以看做是人与社会变迁的原因，也可以看做人与社会变迁的结果。社会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规则也与由此产生的变化相适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一言以蔽之，变动社会中的规则也是变动不居的。因此，尽管规则是人为的，但是一旦制定就具有客观性和相对独立性，我们应该以历史的眼光看待规则自身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要求我们的主观逻辑同规则的客观逻辑相适应。
管理上的复杂程度远远大于技术，而资源整合的难点恰恰可以通过BIM信息化技术来解决。充分考虑生产过程的要求，对构件的运输方案进行规划，如道路限高、桥梁荷载、施工堆场和构建转运做出合理的规划，及时传递信息，达到合理安排生产和施工工期，环环相扣，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效果。
社会规则的变迁分为社会规则的创新和异化。就创新理路而言，纵观历史，整个人类社会进程是从愚昧走向文明、无序走向有序、松散走向严密的过程；社会规则是从粗放走向严谨、片面走向全面、低劣走向高端的过程。原有规则经过创新，变得更为完善严密。试问：何以所致？怎样有意识地进行规则创新？
Comparison of Typical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s for Data Management and the Road Map for
赫拉克利特说：万物皆流，无物常驻。这句话适应于规则的创新。创新一词最早是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 A. Schumpeter)于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并在《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应用。熊彼特归纳了创新的五种情况：生产一种新产品或新产品的新特性；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取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供给来源；实现新的组织管理方法。[注] [美]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邹建平译，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2年，第69-70页。 其实这五种情况大致就是产品、技术、市场、供给、组织创新。企业面临竞争时，不创新就等死。“经济增长的真正来源，存在于创新企业家的活动中，而不是存在于企业界大多数人的活动中，他们只是规避风险的追随者。”[注] [美]哈里·兰德雷斯(Harry Landreth), 大卫·C·柯南德尔(David C. Colander)：《经济思想史(第四版)》，周文译，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1年，第422页。 创新的重要性是自不待言的。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国家繁荣的引擎。规则创新讲的是规则形成之后进行改革完善替换，不是讲规则从无到有，关于这个问题在“社会规则的自觉形成探讨”[注] 黄谋琛：《社会规则的自觉形成探讨》，《理论建设》2015年第4期第89-95页。 中已经阐述。
是什么导致规则的创新呢？我们的回答是：压力。压力是指外界施加予物体的力量。压力本来是物理学名词，现在广泛应用于社会各领域及相关学科领域，如社会压力、经济压力，政治压力，工作压力，心理压力等。社会各部分之间的不均衡构成社会压力。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压力亦然。从作用看，有消极压力和积极压力，消极压力是违背事物规律，阻碍事物发展，积极压力是遵守事物规律，推动事物发展。从社会边界而言，压力分为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内部压力产生于事物内部，外部压力则产生于事物外部。社会内部压力当然是来自这个社会内部，外部压力则来自这个社会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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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部压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内因是第一位，是根据。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第668页。 内部需要就是内因，内部需要构成内部压力。
国际接轨。面临发达国家规则比较优势，那么发展中国家该如何决策呢？是置之不理，还是消极反对，或者积极应对？
何为内部压力呢？社会内部压力就是，作为一个群体和国家，社会结构体系和人的主体素质的变化带来的压力，这种压力将迫使规则创新，压力就是动力。
内部压力包括社会结构体系和主体素质两方面的压力。我们知道，规则对人和社会结构体系的功能，同样，人和社会对规则也会发生作用。在社会学看来，这是互动论，互动论关注社会微观层面，研究人们日常如何交往以及这种交往具有何种实质性意义。其中有个符号互动论，其奠基者是乔治·米德。其实，互动论也不是什么新独创，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早已有经典论述。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社会结构体系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有机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之间也相互作用。而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并且是最活跃的。生产关系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暂时性的特点。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状况而发生调整，生产关系的革命将引起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的变革，从而社会结构得以优化和完善。
社会结构体系在变化，人的主体素质也在变化，而所制订的规则是相对固定的。柏拉图在《理想国》倾向于人治，原因固然不少，其中之一就是，他认为法律规则是刻板的，制定能够应付千变万化的法律规则的技术是不存在的。然而，由于柏拉图认识到人的德性中低下的一面，没有法律的人类生活将如同野兽，可见人治是有局限的。于是，他在《法律篇》主张法治，即要看到人的善德，并基于善德制定法律和遵守法律。在柏拉图看来，立法工作是重要之事，但如果在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不称职的官吏去执行那些良法，那么良法价值将被掠夺殆尽。不过，话又说回来，也正是千变万化对固定规则构成压力，所以必要时得修改规则。当然，规则不能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美国宪法主要起草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就说：“法律之多连篇累牍，谁能卒读？加以矛盾百出，读亦何益？而且朝令夕改，隔夜即不知何所适从；如此法律，虽由民选代表所定，予民何益？法律原是行为的准则，如果人皆不知，又复动辄更订，怎能遵之以为准则呢？”[注] [美]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杰伊(John Jay)，麦迪逊(James Madison)：《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 在汉, 舒逊译(据纽约《现代文库》版本译出)，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年，第366页。 法律多否难以量化判断，因为如今社会形势不同，当然保持相对稳定确实必要。
总体而言，解决问题不仅需要技术，还需要规则。技术是人对自然的关系，规则是人与人之间。事实上，人不仅为自然立法，也为自身立法。因此，规则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也是人与自然之间。打个比方，蛋糕制作和分配。没蛋糕，分配自然无从谈起。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蛋糕小，怎么分？僧多粥少，杯水车薪。将蛋糕做大，靠什么？技术。技术本身都有一整套规则。蛋糕做大了，怎么分也是学问。分蛋糕，也要规则。让做蛋糕的来分，依照按劳分配原则，多劳多得，当然希望自己分得多。让切蛋糕的先分，先给自己分块大的，不管自己劳动与否。如果制定一条规则——让切蛋糕的最后分，结果分得均匀。倘若大家劳动量一样，如此平均无可挑剔。但是，如果大家劳动贡献不一，则陷入平均主义，必然导致效率低下——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因为操作越轨的事情时有发生，正如孟德斯鸠分析中国人的矛盾现象，购货人需要自备衡器，每个商人都有三杆秤。[注] [法]孟德斯鸠(Montesquieu)：《论法的精神: 上卷》，许明龙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年，第368页。 可见规则影响效率，但是，一种规则优于另一种规则，原因在于它适应较高的效率。
以微观领域的现代企业制度来说。开始是家庭小作坊的个体户，有的演变成民营企业。以前商品短缺，属于卖方市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如果企业还是因循守旧，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知识产权，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发展动力便会逐步丧失。企业数量的增加，市场变成买方市场，竞争更为激烈。我们也知道，不少企业是家族企业，管理依赖于个人魅力，属于专制型，很少让员工参与管理。随着机器大生产和规模经营，这种低端的家族管理模式，结构设置不合理，信息阻塞，决策艰难，管理混乱，投资运营能力下降，如此不再适应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要求，需要制定包括技术、生产、管理和营销等一系列规则进行有效管理，甚至需要成立现代公司加以治理，包括董事会、监事会和理事会。这就是公司章程。
看一个经典案例。让中国人引以为荣的品牌海尔(Haier)历年获奖甚多：在2017年进入世界品牌50强、BrandZTM2017最具品牌力家电出海品牌，在2017中国品牌价值100强居首，在2016年入选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并连续13年蝉联家电行业榜首，跻身2016年度《世界品牌500强》入围百强，据(第22届)中国品牌价值100强榜单发布，海尔以1516.28亿的品牌价值连续15年蝉联榜首，入选2016中国自主品牌峰会发布的“2016中国自主品牌百佳”(行业十佳)企业，张瑞敏首席执行官荣获峰会最高殊荣“中国自主品牌特别致敬人物”。大家知道，“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案例已经写入哈佛大学讲坛。可是谁曾料到，获得众多殊荣的海尔前身是1984年创立的濒临倒闭的青岛电冰箱总厂。几十年奋斗历程的经验如张瑞敏所总结的“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就国内而言，市场制约，员工惰性增长，自满情绪滋生，构成海尔企业管理规则创新模式的内部压力。OEC管理模式——OEC是英文单词Overall、Everyone、Control、Clear的缩略，包括目标体系、日清体系和激励机制，管理要求包括“总账不漏顶，事事有人管，人人都管事，管事凭效果，管人凭考核”。该管理模式就是在社会需要和主体素质压力下不断创新改进的规则。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完善，市场供求推动竞争、管理等一系列规则的创新。
中国国企改革也是如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尽管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时过境迁，政企不分，产权界定模糊，企业制度落后，市场主体缺失，市场效率低下，政府职能部门互相扯皮，转企改制势在必行。因此，公司法等一系列法律出现。尽管有些问题未能如愿解决，但对于转企改制、完善公司治理、建立现代企业，具有重要意义。在改革过程中，旧痼疾尚未根除，新问题纷至沓来，如转企改制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内部人控制等。原有规则对新问题力不能及，甚至阻碍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对滞后的规则构成内部压力，于是修改规则势在必行。国企改革、管理规则创新也是参照规则的自觉形成来进行，即提出，起草，讨论，公布。这是针对正式书面规则而言，对非正式规则可以适应简易程序，也就是提出、商量、共识即可。譬如，科技离不开一系列技术规则、操作流程，特别是现代高科技，差之厘毫，谬之千里。一点犹如头发丝的东西，或者操作流程失当，都将导致整个机器的毁灭和灾难事故的发生。如美国航天号事故、中国核潜艇事故等。耐压耐高温防腐蚀防辐射的材料使得“差不多”先生不敢再粗心大意地生产，精密的仪器仪表要求精耕细作的生产和操作规程，如此推动规则的创新。
以宏观领域的社会来说，社会形态的更替是先进社会形态代替落后社会形态。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变，农业社会的规则可能不再有效，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要求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第602页。 同时，正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说的，如果“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第527页。 即社会形态的演进、社会结构体系的变化要求规则进行创新。农业社会的家庭联产承包，到现在的统分结合的规模经营，小作坊式的加工业到工业社会的机器大生产和全球组装，再到信息社会的全球研发生产销售管理一体化。这种社会需求，将使规则由起初的适应到不适应再到适应。
是个周末。妻子说，今天休息，我俩不上班，闺女不上学，我们一家人晌午出去吃饭吧。我说，你想出去吃就出去吃。一家人晌午出去吃饭，就省下上午买菜烧饭的时间，就省下晌午洗碗午休的时间。省下时间干什么？妻子拉上我和闺女陪她一起逛商场。妻子说，我看上件羊毛衫，我想买下来。我说，羊毛衫你都买五件了，不能买一件其他的衣服？妻子说，开春天我一天换一件羊毛衫，你说我的羊毛衫多吗？我说，那你就买吧。
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认为，外因是第二位，是条件，通过内因起作用。当内因已经存在了，外因就成为先决条件和关键因素。交往就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中介。交往取决于生产，就像马克思恩格斯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第520页。 可见，交往受制于一定的历史条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往不可能一成不变，就是说，交往的特征、水平、性质也要或迟或早改变。“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自主活动的桎梏，这些条件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各种交往形式的相互联系的序列，各种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第 575页。 但是，交往也有相对独立性，交往形式的改变也呼唤规则创新，交往由此成为规则创新的外部压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共产主义所造成的现实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第574页。 一个国家离不开对外交往，尤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系统论认为，一个系统尽管有自组织功能，但是它不能脱离与外界的物质信息能量交换。而在与外界的物质信息能量交换过程中，规则将遭遇压力效应。先进的规则对落后的规则构成压力，通用的规则对孤僻的规则构成压力。由此我们称之为规则的比较优势和国际接轨。下面分而述之。
当代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就讲到社会结构体系内部的矛盾问题，经济上的效益，政治上的平等以及文化上的个性自我表达，构成社会结构体系的内部拒斥。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等诸领域的内部拒斥需要规则创新加以协调，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等诸领域吻合一致，也可能规则不能与之相适应，使得规则创新势在必然。这里讲创新的规则当然是先进的，而不是保守的，如果创新迎合于陈旧的社会结构，那么规则创新失去原有意义。当然，所创新的规则的性质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社会性质。
以上讨论了为什么规则要创新，那么规则创新的过程是怎样的呢？这就是规则创新机制问题。规则创新机制是经过适应-不适应-再适应三个阶段演进的。进一步而言，规则创新机制大致是按照以下几个环节进行，即问题出现、规则阻滞、规则修订、规则适应。最后当然就是规则施行了——规则施行另文专门讨论。下面讨论以上四个环节。
当然，对特定规则施以如此彻底变革，可能因各种情况所致。这可能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以往的某种发展乃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的，或者，这种发展所产生的结果后来被认为是不公正的。但是，最为常用的原因则很可能是，某项法律的发展掌握在某个特定阶级的成员手中，而他们的传统观点则促使他们把那些不可能满足更为一般的正义要求的东西视作为正义者。[注] [英]弗里德利希· 冯·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年，第136-137页。
二、外部压力
社会规则一旦形成，就成为头脑中的意识，逐渐被固化。马克思恩格斯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第525页。 转换原有意识，只有转变现实生活过程；而改变现实生活过程，需要通过与外界的交往。历史地看，人类诞生伊始，首先面对的就是生存；人们为了生存，首先需要吃喝住穿和其他一些东西，所以第一个生产活动就是生产满足生活资料的活动。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出现，人们除了生产实践之外，还需要人际交往，由此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得以产生。马克思说：“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第520页。 社会交往以致作为社会结构要素的原有社会规则不再适应，这就必须改革创新。费孝通将中国农村叫做“熟人社会”——这种规则是讲家庭、亲戚、朋友、关系的道德伦理，其余规则遭遇它也将受到顽强抵抗。尽管熟人社会并非一无是处，但与外部交往尤其是法治社会、生人社会迥然不同。换言之，外部交往使得原有规则压力剧增。
习近平从2013年以来在与青年多次交心谈心中,反复强调青年的个人梦与中国梦的融贯为一。当代中国青年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投身人民的伟大奋斗。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道前进,服务人民,奉献祖国,是当代中国青年的奋斗正确方向[16]。同人民一起奋斗,青春才能亮丽;同人民一起前进,青春才能昂扬;同人民一起梦想,青春才能无悔[9]。因此,青年自我发展的动力源泉,必须基于人民的幸福,基于国家的命运。青年要想实现社会融入、自我发展,不仅需要坚实的现实基础,更加需要有正确的价值引领,还需要强大的动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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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本来是个经济学概念，最早由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代表之一大卫·李嘉图(D. Ricardo)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提出比较成本贸易理论，后人称之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1815年英国颁布的“谷物法”对产品国际流通设置障碍，英国粮价和地租飙升有利于地主贵族，却损害了产业资本家的利益。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受到挑战。工业资本家渴望找到谷物自由贸易的依据。李嘉图顺势提出比较优势原理(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两国生产任何产品的效率不是相等的，一国应该生产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样通过交换获得最廉价最好的产品和服务。因此，英国应该生产出口纺织品，进口粮食，因为英国纺织业比粮食生产更为发达，更具优势。正是两优相权取其重，两劣相衡取其轻。其实，中国的田忌赛马故事也证实了这点。有的国家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而有的国家资源匮乏；有的国家具有人口红利，而有的国家劳动力短缺；有的高端技术发达，生产高新技术产品，有的技术落后，只适合初级产品加工；等等。它们扬长避短，互相交换，各取所需。先进的技术、发达的经济将决定技术标准、行业标准和产品标准等，决定贸易规则。而技术落后、经济欠发达将丧失规则制定权。由于生态环境问题凸显和绿色和平运动兴起，人们环保意识增强，要求企业披露环保信息。一些国家的公众抵制环保业绩差劲的公司及其产品，这样，随着经济贸易往来，落后国家就没有规则的比较优势，将不得不接受先进国家一手炮制的规则体系。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又称基本需求层次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1943年的论文《人类激励理论》提出。这个理论把需求分为五种，从低到高分别为：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重、自我实现。人人都有需求，逐级递升；满足迫切需求才能向高层需求发展。层级需求的不断满足，意味着人的素质也不断提升，而人的主体素质的提升也推动规则的创新。什么意思呢？人猿作别伊始，有多少规则呢？当然有，但并不多，而且主要是禁忌、习惯。后来是习俗、礼仪、道德、宗教，再到纪律、法律、制度、政策等。可见，规则日益增多完善，不管是表现形式，还是内容。人的放荡不羁需要用规则约束包括惩罚，人的勤奋上进需要用规则来刺激包括奖励。人的理性、良知和正义，使得严酷残暴的规则不再为人们所同意和接受。主体素质的提高，使得规则需要改革和更新。举例来说，中国古代有不少酷刑，如贯鼻，贯耳，割鼻，挖眼，阉割礼，凌迟，腰斩，兽咬，活埋，五马分尸，诛灭三族等规则逐步被废除。一些死刑处理方式也更为人道了，虐杀、绞死变成枪毙，枪毙变为注射。不少以前犯罪判处死刑的规定也改为无期，有些死刑甚至被废除，有些国家就没有死刑。所有这些都说明，人的素质的提升，文明执政对不适应的规则进行变革甚至更新。
日韩的IT产品先进，德国奔驰、劳斯莱斯汽车倍受青睐，磁悬浮技术也先进。看看美国吧，美国出售电子产品，不仅对高新技术严加管控，而且，即使对出口对象国，也附带条款，要对方提供知识产权保护。而对于落后国家的产品进口，提出贸易壁垒和环保标准等，使得落后国家出口维艰。而与之交往的国家和组织都面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霸权规则比较优势。
中国自1979年参加首届世界气候大会起,积极关注全球气候治理议题,直至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为全球首个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文件),中国作为《公约》非附件一国家,就此置身于全球气候治理潮流,展开应对气候变化的探索、建制、深化和推广。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第540-541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还讲道：“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政府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38页。 这段话说明什么呢？撇开阶级性不说，发达国家生产力发展迅速，规则话语权被它们掌控。随着信息网络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如今称为地球村。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有人举行反全球化运动，但消极反对并未阻止全球化，相反，它一往无前，并且以更为快捷凶猛的速度力度席卷世界。因而全球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要么成为弄潮儿，要么为潮流所湮灭。孙中山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点不假。发展趋势将会进一步证明孙中山的正确性。因此，在这种全球化潮流下，要想对规则的比较优势置之不理，显然是不可能的，就是说你难于置身事外。如此看来，惟有积极应对才是上策，那就是与国际接轨。经济的国际接轨必然带来规则的国际接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一版序言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因此，“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够缩短和减免分娩的痛苦。”[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第9-10页。 他在《哲学的贫困》还说：“如果我们以为只需颁布几道法令就可以摆脱竞争，那么我们就永远摆脱不了竞争。……各民族在制定这样一些法令之前，至少必须彻底改变他们在工业上和政治上的生存条件，也就是要彻底改变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第632页。 只有制定先进的规则，修改落后的规则，跟上全球化潮流，才能跟世界接轨，不被排除在世界通用规则体系之外，也才能维护自身利益。以人的权利为例。
人应该享有政治权利。“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注]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年(第3版)，第4页。 卢梭反对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是个进步。这种权利是随着个体的诞生和成年，而应该拥有的权利，——这是应然，虽然现实生活由于受到许多条件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的限制而难以实现，——是实然，但毕竟是具有这种政治权利。这种权利由相关规则加以确认，那就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条约生效于1976年，签署国签署承认即适应国内法。美国历史上对黑人的歧视性条款，对黑人的权利保护当然不利，是负功能。然而对白人来说当然有利了，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亦然。
人不仅应该具有政治权利，还应该享有经济和社会权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经济是基础，是关键性因素。恩格斯在致约·布鲁赫信中说得很明确。在经济权利中，有一项很重要的权利——财产权，如果财产权得不到保障，那么，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试想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你还想着去行使政治权利吗？即使行使政治权利，也是希望当选者解决民生问题。而要保障这一权利，需要一系列的规则加以规定。“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注]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2003年(第3版)，第19页。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个体、群体的基本权利，对国家、民族也是如此。个体一诞生就需要生存，维持保护他的自然生命，这不仅包括衣食住行，还包括教育每个人要珍爱生命，制定规则保护人的生命，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若连个体都无法生存，又谈何发展呢？所以，生存权是前提。发展权包括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权益。只有保障生存权，发展权才有可能。而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生存。生存权和发展权要求各国制定规则加以保障，而法外特权等规则应该变革，制定公平正义的规则保障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三、创新机制
不管形势如何不同，社会都是从过去走到现在并且走向未来，具有历史性。社会既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这样，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着——人类以地区、国家、民族身份交流，不仅要受到传统文化惯性的影响，也要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打破了宗教神学禁锢，鼓吹理性自由，对追求科学、探索真理具有积极意义。大工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则。就中国而言，自盘古开天地以来，在中华大地诞生了灿烂文化，外来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与本土儒教、道教并存，以儒教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受统治者广为推崇，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仁”是儒家的核心，儒家倡导仁者爱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传统社会，等级森严，论资排辈，是注重礼仪修养关系的国度，由己到家，家国同构，正如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著作《乡土中国》所归纳的“差序格局”，至今影响挥之不去。盖叶尔、佐文认为：“性犯罪、非婚同居、同性恋、堕胎等方面的问题，推动人们寻求应对这些问题的办法。”这些问题对社会构成压力，也对规则创新提出挑战。他们还说：“规范的应变可以随着一系列相对于同一规范的项目的变化或类似机构地位的职业中的某个单项的变化而操作化。规范的变化可以被操作化按照某些潜在的规范尺度而作为完全不同的条款。社会变迁可定义为系统流通比例的变化。在这种系统中，规范可以类似地定义为支配系统流动的决策方式的规则。由此可见，由于现有规范不适合新的流量，从而社会变迁使现有规范发生应变。反之，借助于解释得通流通比率的变化，规范也可以调节社会变迁。增加流通的外部变化将引起规范的变化，以阻止那些流通。相反，减少流通的变化将改变是流通放松的规范，这将使规范更保守。就这样，规范提供了如帕森斯用目的论术语命名的所谓张力管理作用，可保护基本结构在系统层次上不受外部应变的影响。其实，商品交换，虽然在目的行动层次上被刺激，但也受到系统层次规范的控制。这样，商品流通受到追求个人利益的目的行动的平衡力量和适应系统要求的规范力量两方面的控制。通过这种自主和目标控制的平衡，系统和行动理论综合解释了社会变迁中的稳定。”[注] [荷]盖叶尔, 佐文著：《社会控制论》，黎鸣等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年，第174-175页。 社会变迁是必然的，有一定道理，但把变迁单纯看作流量的增减并不是很妥当。不过，社会变迁也好，流量也好，既受制于规则，也对规则构成压力效应。规则阻滞社会流通，因而需要创新。以前把中国农民困在土地上，阻碍人员流动，如今农民遭受城乡二元结构困扰，阻碍城乡互动和城乡发展一体化，亟需将户籍规则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定规则阻碍生产力发展，就需要变革创新。譬如，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就业亟需取消户籍、年龄、地域等歧视性条款。换言之，公平竞争的就业环境、“三农”问题对相关规则创新形成倒逼效应。
(一)问题出现
随着形势的发展，新问题层出不穷。问题就是矛盾，没有问题就没有矛盾，也就没有人类社会。尽管人们都不喜欢问题，但问题偏偏就会出现。从古至今，中国到外国，问题多如牛毛。远的不说，入世后的中国面临国内法立废改问题，知识产权、未婚同居、婚前财产、应急管理、信息传播、官员贪腐不守规矩等等。这些问题出现了，以后新的问题又会产生。人所众知，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这意味着我国需要按照签署批准的协议书遵守世贸有关游戏规则，当然声明保留的除外。看看入世过程，申请国要提交备忘录即本国国贸的政策包括宏观经济、竞争、投资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和制度状况，然后工作组成员国进行核实，最后进行谈判，提交关税减让表、商品服务市场准入、过渡期安排。加入国履行入世承诺将引发连锁反应。还有，反腐斗争被称为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这表明腐败形势的严峻性长期性复杂性。由此需要更严厉的、可行性强的举措，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及国际反腐合作制度“天网”的制定实施正是为“打虎拍蝇猎狐”提供制度支持，为常态化反腐提供规则保证。
农业机械是一种技术含量高、结构相对复杂的专门化生产工具，一般进行作业的工作条件比较恶劣，操作人员的使用技术水平和专业知识素质差别较大。同时，作为一种生产工具，随着使用期限的延长，机械零部件也会因正常磨损而引起使用性能下降，影响到正常使用。所以，农业机械的使用管理中缺少不了维修保养这个环节。本文就农业机械维修保养中过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二)规则阻滞
我们知道，规则一旦制定，就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那么，规则的相对稳定性表明什么呢？表明规则一经制定，它的内容就具有固定性，而不能主观随意更改，除非经过一定程序，征得大家同意。制定了规则并不能一劳永逸。短暂的安逸过后，原有规则失灵。为什么失灵呢？现实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联系和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两大基本观点。时空是事物存在的基本方式，而时间是一维的，空间也是广延的，事物的变化是绝对的，当然也是相对的。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我们同样可以说，规则是相对固定的，而现实却是变化多端的。一个词语叫时过境迁。既然如此，规则滞后在所难免，因为在制订规则的时候，可能有的情况尚未出现，而这些问题是以前人们制定规则所始料未及的；或者由于制定者经验不足、考虑不全；或者虽然考虑周全，但现实今非昔比，这样，滞后的规则对眼前问题难以企及、无能为力，因而规则成为问题解决的阻碍力量，而不再是问题解决的有效办法。譬如，加入WTO成员并非必然是市场经济国家，但世贸成员必须按照世贸游戏规则运作。一开始国内法也许并不与世贸规则相吻合，如此有违对世贸游戏规则的遵守和承诺，妨碍国际服务贸易。
(三)规则修订
既然规则面对问题无能为力，或者过时了，那就需要修改以适应现实。修改的内容就是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措施，内容按照行为预设、行为反设、处理的基本构成方式即可，当然，也可能简化。对有关问题，规则修改可能是撤销原有规定，也可能是认可现状，也可能反对甚至处罚。比如，现在是信息社会、网络社会，信息传播很快，但如果有人通过网络发布谣言，谣言惑众，混淆视听，影响社会稳定，那么，需要制定规则制止此类行为——可能提出网络实名、网络技术监控，发布传播谣言多少次就构成犯罪，等。
分析加入世贸后国内规则的清理废止。如果中国国内规则尤其是国内法律法规与世贸游戏规则一致，那执行就是；如不一致，那么就需要对国内规则进行清理，进行立废改。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各部委局，地方各级包括省市区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政府及其部门，无一例外都要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政府规章等一切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包括废止和修改等。一般说来，主权国家是优先适用国内法，但根据入世协定，中国需要履行入世承诺。国内规则滞后，于是修改在所难免。
（注：吴健雄当时亲眼目睹胡适心脏病发作倒地，“悲痛万分，泣不成声”。翌日，吴健雄到殡仪馆瞻仰胡适遗容，“全身发抖，悲伤尤甚”。）
(四)规则适应
规则适应就是经过修订的规则适应有关对象，有助于问题的解决。针对出现的问题和原有规则的失灵原因修改规则，之后要在实践中验证规则是否能够解决这类问题。如果修改后的规则能够将问题囊括，并且问题也迎刃而解，说明修改后的规则是有效的。倘若规则无助于问题解决，当然要进一步完善。规则适应不仅体现在解决问题上，也是人们对这些被修改的规则有一个熟悉适应的过程。其实，规则适应表明社会规则功能的影响因素中的实效性[注] 黄谋琛：《社会规则功能的影响因素》，《宁夏党校学报》2015年第2期，第67页。 。
个性化教学模式的发展在诸多方面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助力，尤其是在学习效果、毕业、就业等方面。可以使学生实现在学业中的成就，如顺利获得学位、从事心仪的职业等，甚至可以因此而受益一生。个性化教学模式的发展在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保证学生顺利毕业甚至帮助就业上有着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美国涉及黑人和种族歧视的社会行为和法律条款的逐步修改废除就证实了规则适应于消除种族歧视和不平等问题。不久前废止的中国劳教条例，不少法学专家就认为违宪违法，因为限制人身自由的规则属于基本法律，只能由全国人大制定，其他机关包括国务院都无权制定，除非经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而授权也是严格按照程序进行的；而且劳教条例变成地方对上访民众的变相拘禁。劳教条例的废止解决了该条例对上位法的冲突，是对法学界质疑的回应，也是对变相拘禁问题的解决。
总之，分析社会规则的创新理路可知：创新是由压力——包括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所致，而它的创新机制大致是按照以下几个环节进行，即问题出现、规则阻滞、规则修订、规则适应。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Social Rules
HUANG Mou-che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arty School of Jiangx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 .P .C .,Nanchang 330108,China )
Abstract :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rules has its own rationale, that is, the pressure forces the innovation of rules. Pressure includes internal pressure and external pressure, and internal pressure is the need, which is the pressure brought by the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 system and human’s subjective quality as a group and country; while external pressure is the pressure caused by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Rule innovation mechanism is evolved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adaptation-inadaptability-readjustment, including four stages: problem emergence, rule blockade, rule revision and rule adaptation.
Key words : social rules; innovation approaches; internal pressure; external pressure; the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中的规则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8BKS088)。
收稿日期： 2019-01-20
作者简介： 黄谋琛(1975—), 男, 江西兴国人,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 哲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社会发展理论与战略。
中图分类号： C9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310( 2019) 03-0076-09
(责任编辑：李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