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生社会支持的一项质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支持论文,高职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01-0052-06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职教育迅猛发展，高职生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比例亦随之迅速增长。高职生由于学业成绩不佳、高考失利而不得已就读于高职院校，常常遭到用工单位歧视，担心其基础弱、素质低、无后劲。在一次生涯规划讨论会上，一位学生道出了部分高职生的心声：“有次参加兼职工作面试，考官对我的作品很满意，但等到签约时就丢给我一句话说‘专科生啊，那我们不要的’。我感觉专科身份就像脸上的刻字。高职生就是一个不等式，一边是高职生的身份，一边是他们的希望、命运和前途，都被蒙上一层阴影。”面对社会歧视，高职生渴望理解和支持，但行为上却可能表现为对社会的疏离或对抗。这种疏离或对抗的背后隐藏着对社会支持的强烈需求。因而，研究高职生的社会支持有助于加深对该群体的认识，消除对他们的偏见。 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最早由Cassel[1]和Cobb[2]在精神病学文献中提出，心理学对它的研究是在探求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压力如何影响身心健康这个主题背景下出现的。到目前为止，该学科对社会支持概念的理解主要有互动关系理论、复合结构理论、社会资源理论、社会支持系统理论。社会支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不仅包括外在的环境因素如个体与他人的相互关系，还包括个体内在的认知、情感因素。从微观层面来说，社会支持是一种系统的心理活动，产生于人与人的互动关系之中；从宏观层面来说，其是个体拥有的、并能与他人互换的社会资源。社会支持不是单向的关怀或帮助，而是一种社会交换，包括支持提供者、支持获得者和支持性活动。社会支持就是由获得者和提供者以及两者之间的支持性活动所构成的支持网络系统，获得者能从中获得所需的支持，同时也为其他成员提供支持。 有关高职生社会支持的研究诸多，但大多采用问卷调查或测量等量化研究方法，得出的结果为高职生的社会支持显著低于本科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幸福感、应对方式等变量存在相关性。量化研究适合宏观的、大范围的调查高职生群体的社会支持状况或其与其他变量的关系等，而对从微观角度深层次分析“高职生社会支持的特点”或“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特点”等问题则无能为力。质化研究方法恰好弥补了这一不足，其以研究者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3]。 本研究采用质化研究方法，试图从高职生角度着重探讨“高职生的社会支持具有哪些特点”，并力求弄清以下具体问题：首先，高职生作为支持获得者拥有哪些社会支持源？获得了哪些支持？如何获得他人的支持？支持的效果如何？为什么？其次，高职生作为支持提供者会向哪些人或群体提供支持？提供了哪些支持？如何向他人提供支持？提供支持对高职生有什么作用？为什么？第三，高职生如何看待获得支持与提供支持？二者具有何种关系？为什么存在这种关系？这些问题是访谈提纲设计的基本依据，也是研究的主要内容。 二、研究方法 (一)抽样与样本 本研究采取方便抽样和目的性抽样，在南京三所高职院校抽取了7名高职生(见表1)，出于保密原则，所有的人名和地名都为化名。 (二)资料收集——访谈 研究对每个受访者分别进行了一次访谈，每次访谈约2小时。访谈地点选在受访者所在学校的教室或大学生活动室，目的是让双方都感到方便和轻松自如。在每次访谈前，研究者都拟好一份初步的访谈提纲，以确定访谈的基本方向和问题。随着访谈的进行和问题的明朗化，每次的访谈提纲都会有所改变，并没有将一份提纲千篇一律地用于所有受访者。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电话预约受访者，带着访谈提纲、受访者信息表和知情同意书赴约，受访者也都如期赴约。在向受访者介绍了相关事宜后，他们都欣然接受访谈并签订“知情同意书”。经受访者同意，在访谈过程中使用了录音设备来记录访谈内容。访谈结束后，及时撰写研究备忘录，记录研究者的想法、观点和反思。最后将访谈录音(约10个小时)逐字逐句转成文本(约11万字)以便分析。 (三)资料整理与分析 在收集资料后，及时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根据研究目的将原始资料系统化和条理化，用逐步集中与浓缩的方式将资料反映出来，以对资料进行意义解释，具体程序[4]如下。 首先，阅读文本和将文本意义化。质的研究认为，收集到的资料已成为“文本”，而文本本身有它自己的生命。因而研究者要采取主动“投降”的态度，将有关的前设和价值判断暂时悬置，让资料自己说话。除此之外，还需要向研究者自己在与资料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感觉和体悟“投降”，并随时记录下所有的体悟以便后续分析使用。同时，完成在资料中寻找意义的任务，即将文本意义化。研究采用划分意义区块的方法，将所有的资料划分为数个区块并编上号码，对每个区块给予命名并赋予心理学意义，让资料中隐含的心理学意义得以显现。 其次，登录和编码，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登录文本资料，即抽取那些对研究问题有最大“贡献”的资料。再以新的方式将属于同一主题的意义区块组合起来，组成一个编码系统，并将相关的内容填入其中，以反映资料浓缩后的意义分布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最后，归类、分析和成文。根据研究的问题和文本内容的特点，主要使用类属分析法。类属分析法根据“差异理论”，认为现实是由相同或不同类型的现象组成的，须采用并列比较的方法对资料进行归类。与此相对应的成文方式为分类法。 (四)研究结果的效度检验 邀请所有受访者对本研究报告进行检验性阅读，检验内容包括：描述型效度：本研究对高职生社会支持的特点是否进行了准确描述；解释型效度：本研究是否了解、理解并表达了高职生对社会支持的意义建构；评价型效度：本研究对高职生社会支持所做的价值判断是否确切；推广型效度：本研究得出的结果是否可用于描述大部分高职生的社会支持。检验采取5级评分。其中，1分为“最低”，2分为“偏低”，3分为“中等”，4分为“偏高”，5分为“最高”。结果四种效度的得分均值依次为：5分，5分，5分，4.5分。 (五)研究伦理 本研究严格遵循质化研究的伦理道德原则。访谈前研究者向每个受访者阅读和解释“知情同意书”并完全由参与者自愿签订，保证他们有权随时中断或退出研究；访谈时间和地点的选择和安排都与受访者协商；录音设备的使用完全征得了受访者的同意；研究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等涉及个人隐私之处都得到技术性处理；访谈结束向每个受访者送去了小礼物和感谢信以表谢意；所有相关资料都反馈给受访者，且成果的公开发布也得到他们的同意。 三、研究结论 (一)家庭是高职生占第一位的支持源 家庭是高职生最主要的支持源，其给予的支持也最为全面，主要体现在经济支持和经验支持上。 与普通本科生一样，大部分高职生经济不独立，依赖家庭的经济支持以保障基本的生活。如受访者GI说：“家里给的生活费，是一个既现实又非常重要的一块，在我没有工作前只有靠这个。”受访者FA也说：“没生活费了，父母会及时给我。开学的时候就把整个学期的生活费一起给了。” 高职院校的生源分布中工农子弟多、下岗家庭子女多、贫困生多。他们的家庭背景比较单一、人际交往范围狭窄[5]。他们由于担心家境不好，怕被人瞧不起，就想着自己好好努力，摆脱困境。由于高职院校周围的物质诱惑普遍多于他们的家乡，高职生对享受物质生活和改善学习条件的要求也较高，但限于家庭条件和经济状况，心理上的很多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学生，虚荣心较强，但又不具备城市高职生家庭的经济实力，于是对自我现实感到不满，会尝试提高经济生活水平来改变自己的状况，使自己适应城市中的大学生活。但这种努力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且环境中不确定因素较多，努力不一定成功。 有调查显示，近70%自主创业的高职生受到家庭从业背景或家族成功创业经验的影响[6]。家庭成员的创业经验有助于高职生克服面子问题和畏难情绪，为其提供创业初期所需的安全感，真正起到坚强后盾和提振信心的作用。家庭成员往往阅历丰富，能为高职生提供各种生活工作支持。有的家长本身就是技术工人，有亲身体验和体会可以与孩子交流，对他们进行开解引导。尤其是高职毕业生更需要那些与其技能、专业相关的有效信息和岗位，尽管学校或网络媒体也会提供诸多就业信息，但并未兼顾到学生个体的差异性，无法为每个毕业生提供最适合其自身特点的岗位信息，而家庭成员正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家庭成员往往拥有自己的社会关系网，对自己孩子的性格特点、爱好专长又甚为了解，能根据每个孩子的需求提供针对性强的就业岗位信息[7]。 FA：我叔叔是做电视节目的，会经常指导我，我选择这个专业也是因为他。他现在已经是导演了，是自己一步步做起来的。我也要走他的路。我放假的时候，他会带我出去，跟着剧组做事，虽然只是做些小事，但我知道这些都是要自己去学习的，要一步步地从最基本的做起，把基础打牢。再进一步的，他还会教我构图、使用工具，还有机器的基本操作。一般他比较忙，但会抽段时间跟我说要注意哪些方面要多加练习，有时也会让我多拍些照片传给他，然后给我讲解……当然，他也希望我比他更好，成为一名国内有名的大导演，甚至是国际有名的……他对我希望很大。 在高职生眼中，其社会支持系统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家庭支持，其次是同伴支持。而其他组织机构如专业心理咨询机构往往不在被考虑之列，说明高职生仍无法真正摆脱物质和心理上对家庭的依赖，也表明目前我国高职生社会支持系统的狭隘性和非专业性，以至于在重大心理危机出现时，因缺乏专业的社会支持系统而使得危机无法得到有效缓解和及时处理，造成隐患。 (二)同伴之间侧重于情感与陪伴支持 高职生离家奔赴异地求学，身处异乡，倍感孤独，同伴成了他们家庭之外的另一半“依靠”。除家庭支持外，来自同学或朋友的支持是在校高职生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源。在遇到困难时，好朋友往往是他们倾诉的首选对象。如CW说：“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离父母又比较远，刚来的时候就特别想回去，非常依赖同学。我是寝室里最小的，她们都比较关照我，主动帮助我。”SS说：“我觉得虽然离开了父母，在生病的时候真的有一个朋友来关心问候你，别说为你做什么，就是来问你一下，心情一下子就比较舒畅了，就感觉还有人想起我啊。”GI也说：“平时自己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比如受到挫折时，也许真正懂你的就是身边的一个好兄弟。他会陪着我，开导我，叫我不要担心、不要去想，给我一些鼓励。” 相对于其他人群而言，同伴之间没有上级与下级的地位差别，平等相处、互帮互助；他们相互感染，容易形成共同的兴趣爱好；同伴间的各种相似点或相同点促使他们能够设身处地站在他人角度思考问题，也较容易接受对方的建议和指导。另外，学校的集体宿舍也为高职生建立亲密关系、消除孤独感提供了天然的物理环境。 (三)教师支持相对匮乏 高考失利往往导致高职生对自身的价值和能力产生怀疑，需要得到教师的指导和帮助。教师支持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具体生活满意度，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助于学生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提升。 然而，据调查，85%的高职生认为存在师生沟通不够和教师教育方法不当问题，另有80%的教师承认存在师生沟通不足问题[8]。老师只与班干部交流沟通，学生认识老师而老师不认识学生的现象相当普遍。如受访者FA说：“现在毕竟是在大学，老师管得也不多，也不很关心…与课任教师交流不多，因为他们都是跑课的，上完课就走人。”SS：“老师沟通很少，一般情况下只有上课的时候才能看见老师，路上碰到和老师打招呼，人家还不一定认识我。” 目前大部分高职院校仍以“粉笔加黑板”的填鸭式教学模式为主，教师照本宣科，课堂教学枯燥乏味。这种重教轻学的教学法容易使学生厌倦。由于高校规模扩张和教师评价机制等问题的存在，使得教师只能将精力放在完成繁重的授课和科研任务上，没有时间和精力思考师生沟通问题。许多教师下课后就急着赶校车回家，学生有问题找不到教师。也有些教师抱怨高职生素质太差，“垃圾”二字甚至脱口而出，严重伤害到学生的自尊。高职生与教师之间关系冷漠，感情生疏。课上是师生，课后形同陌路。造成学生的封闭或逆反心理，以致他们在需要帮助时不会也不敢向教师寻求支持。与此同时，高职院校的迅速扩招，导致教师队伍年轻化，即便明知学生有问题，也往往感觉无能为力，不知道如何提供支持。 (四)高职生社会支持的平衡特点 社会支持的平衡是指获得支持与提供支持在质或量上保持等价，其有利于人际交往，使双方关系得以持久，而不平衡则易使双方关系破裂。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们在与他人建立关系时会衡量自己的得失，关注自己付出的以及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回报。双方关系的维持取决于个体从关系中所获得的与所付出的成正比。等价互惠的关系能够持久，不等价关系则会破裂。该理论认为，社会支持活动的过程是社会交换的双向过程而非单向的获得支持或提供支持，这种双向性要求获得支持与提供支持保持平衡[9]。 受访者ZL持这种观点：付出了是期待得到回应的。帮了别人后就会想，当我有困难时有没有人来帮助我……帮助别人多，自然得到的回报也多。别人给了我帮助，我也会给别人帮助。谁对我好，我就要记得他，记住这件事情，以后再做回报。如果别人忘了我对他所做的，会挺心寒的。 访谈者：你觉得你帮了别人但……？ ZL：是的，我做不到，我还是蛮小气的。不能一直是我在付出，去帮助你，一味地帮助你。一开始或许可以，但是时间久了，我坚持不了，做不到。 也有研究指出，获得支持与提供支持的平衡并不具有普遍性，因为人们进行社会支持交换并非完全依照社会交换的互惠准则[10]。如中国人的“报恩”行为具有往还性、角色差异性和增量性，“往还性”是指人们强调人际关系的往还而非社会资源的互换和平衡，“角色差异性”是指施恩者不计回报，受恩者有恩必报，“增量性”是指“报”的分量超过“施”的分量，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即提供支持的量要大于获得支持的量[11]。而且，在高职生看来，社会支持的等价互惠原则只适于某些特定的关系，如与陌生人、普通朋友之间，并不适合好朋友、亲人之间。相反，好朋友间若总把付出与回报“放在心上”，则被认为是自私自利的表现。除了商业行为之外，朋友或亲人之间不可能存在纯粹的等价关系。积极心理学证明，人的情感常常重于理性，心灵胜过大脑。因此，从长远来看，等价互惠理论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忽视了人们在关系中的情感因素[12]。如受访者SS和MX的观点： SS：父母是无怨的、不要回报的，是真心为自己的。有人说父母是养儿防老，可现在这个社会老人都有养老金，其实大可不生孩子。我父母没有要回报的想法，他们有养老保险，说“以后不要管我们，你们自己过好就行”。 MX：家人的付出当然不需要回报。因为是家人，有亲情在，主要在乎一个情字。家人付出了就付出了，有能力的就多付出点，没能力即使不去做也没什么。反过来，为亲人做事是理所当然，是我的责任与义务。 高职生社会支持的不平衡特点还体现在他们提供的支持大于获得的支持[13]。他们分析的原因为：一方面，由于高职生的家庭条件普遍较差，而高职生本人已经到了可以承担家庭责任的年龄，他们自己会通过多种途径为父母减轻压力。另一方面，高职生对社会支持有他们自己的理解。社会提供给高职生的支持并不多，而他们则为他人(如同伴)提供了很多的社会支持。尽管这只是高职生的主观社会支持，却提醒我们要注意到高职生并非单纯的社会支持获得者，他们同样是社会支持提供者。 (五)提供支持与获得支持对于高职生的双重意义 1.提供支持的增益作用 提供支持不仅使获得者受益，对于提供者本人同样具有积极作用。提供支持能激发他人的谢意和亲善之情，反过来也能使提供者自己感到温暖，保护自己免于情绪的紧张或低落。因为提供支持能提高个体的积极情绪，而情绪越好越有利于抗感染所需细胞的再生，所以，提供支持同样有助于提供者的身心健康[14]。另外，提供支持所获得的社会赞扬也有助于提高提供者的个人价值和自尊水平。 CW：帮助别人证明我能力强，体现了我的价值，也满足了我的成就感。 MX：在别人来求我办事时，就感觉挺开心的，感觉别人看得起我啊。想想那么多人，为什么不找别人帮忙呢？我觉得这显出了自身的价值，就感觉终于有用到我的地方了。 有研究发现，提供支持的主动性对自尊和生活满意度具有预测性，自尊或生活满意度越高的群体对社会组织或他人的帮助就越积极[15]。提供支持不仅能增进个体的身心健康，也有助于改善人际关系。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自尊是提供支持与幸福感的调节变量。人们在提供支持时能增强他人在交往过程中对自我的接纳程度，提高自尊水平，从而提高幸福感水平；幸福感高的个体往往自我接纳水平较高，自尊水平也高，因而更愿意向他人提供支持，从而获得更多心理和情感上的满足。 2.获得支持的消极作用 必要而及时的社会支持对于高职生克服心理危机，维持积极心理与健康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某些情况下，不恰当的社会支持也可能对获得者造成不良影响[16]。如他人若无视获得者的实际需要，只是出于善意或怜悯来提供支持，很可能遭到获得者的拒绝，因为获得者不愿被视为需要仰仗他人“施舍”的弱势群体。有时不恰当的“善行”会在社会支持网络中形成一个痛苦源[17]，使获得者背负更大的压力。 高职生普遍认为提供者与获得者地位不平等，提供者占有的社会资源多，扮演“施舍者”的形象，处于上位，而获得者资源相对缺乏，需要提供者的施舍，处于下位。这符合社会对提供者与获得者的主流看法。高职生由于社会资源相对贫乏，很容易被社会视为需要支持的弱势群体。 高职生的社会支持主要源自家庭、同伴和教师。家庭成为高职生的首要支持源。然而我们需要反思的是，高职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普遍较低，即使父辈或祖辈倾心倾力，他们对于高职生求学就业方面的支持也是微乎其微，“高职身份”及由它决定的职业生涯可能无法彻底改变，这是为什么高职生只能对父辈社会身份进行代际复制[18]。另外，同伴的情感与陪伴支持是对家庭支持的一个补充，与教师支持构成高职生的社会支持系统。教师支持的匮乏反映了高职院校资源短缺以及整个高职教育仍不被重视。 高职生社会支持的平衡特点实际上是市场经济背景下社会交换的一个缩影，抑或是对礼尚往来的伦理道德的一个侧面写照。社会支持的平衡特点是建立在突出、强调独立个体或群体的基础之上的，其“平衡”实为“不平衡”的价值推崇——施惠者位于上位，受惠者处于下位。这是为什么提供支持具有增益作用而获得支持具有消极作用。一项“支持”能否成为切实有效的支持取决于双方对支持本身的认可和对双方亲疏关系、支持发生情境等各方面的一致评价，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改变都可能变原为有效的支持为多余的累赘，甚或适得其反，令支持成为“帮倒忙”。我们过于强调和放大施惠者对受惠者的支持，忽视了受惠者对施惠者及其支持的接受和认可，忽视了支持发生的广泛的社会情境。实际上，施惠者与受惠者处于同等地位，他们相互界定、相互构成，没有受惠者及其认可和评价，施惠者及其支持毫无意义。施惠者的“支持”只有在获得特定情境中的受惠者的认可才能成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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