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北平和平解放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平论文,近二十年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平的和平解放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件大事，对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加快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起了重大作用，在中共党史和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在充分搜集和占有北平和平解放资料的基础上，逐步加强了这一方面的研究，并有不少新的成果问世。为了更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也为了迎接北平和平解放胜利50周年，现将近20年史学界研究状况作一简要综述。
一、研究状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政治与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北平和平解放史的研究也逐渐步入正轨，其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以汇总资料的形式收集了一批文献资料、回忆录、统计表等。其中代表性的有：《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集（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8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委会编，中华书局1980年3月出版），《革命史资料》第11 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委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出版），《文史资料选编》（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79年11月出版），《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5 月出版），《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出版社1988年12月版），《北平的和平接管》（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档案馆编，北京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等。这些文献或史料都翔实可靠地记载了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情况，为史学工作者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第二，一批当事人写的回忆录。如：莫文骅的《回忆北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 方亭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北平地下党对高校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北京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崔月犁的《为了和平解放北平》（《纵横》1995年第1期）等， 从不同的角度，回忆总结了北平和平解放这段历史。
第三，由中共党史、现代史研究工作者所展开的研究工作及一批专著和论文的发表。主要有：何东、陈明显的《北平和平解放始末》（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蔡惠霖、 孙唯吼合著的《光荣的抉择》；文剑、晓天、小奕合著的《平津决战中的傅作义将军》（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 成一的《北平解放和北平方式》（《中国记者》1993年第11期）；夏继诚的《华东局派往北平的人士与北平和平解放》；梅佳的《秋毫无犯、仁义之师——北平和平解放45周年前访莫文骅将军》（《北京档案史料》1994年第1期）； 于泽俊的《我党在和平解放北平过程中的斗争策略》（《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 年第4期）； 张宗高、 张羽合写的《北平和平解放片断》（《人民政协报》1997年10月29日）等。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阶段在全国省以上报刊杂志公开发表的有关论文、回忆录等有70余篇，相关论著也近10部，这说明对有关北平和平解放的历史研究在学术界已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并向纵深方向发展。研究北平和平解放史的角度日趋全面，研究领域也日趋广泛。例如：于泽俊在《我党在和平解放北平过程中的斗争策略》一文中，一改传统的史学、军事学角度的研究，而从政策学、策略学的角度论述了我党在争取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集思想争取、军事打击、政治斗争三位于一体的高超的战略战术和精湛的策略思想艺术。
此外，对相关军事人物的研究开拓也是这一阶段的一大特色，虽论著不多，但毕竟有了良好的开端。如《傅作义生平》、《邓宝珊将军》、任志的《北平和平解放的背后》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北平和平解放中关键人物的心态及转变历程。
二、研究的主要问题
从史学工作者近20年对北平和平解放的研究情况看，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原因
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原因，顾关林的《北平和平解放析因》，黄丕基的《“北平方式”的产生及历史意义》，王其银、袁金官的《爱国民主人士与北平和平解放》，成一的《北平解放和平方式》等论文中都作了论述，虽侧重点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结果。第二，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对傅作义及其部队长期统战工作的结果。第三，北平的和平解放是包括爱国民主人士在内的北平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反映。第四，北平的和平解放还在于傅作义本人深明大义、具有朴素的爱国爱民思想，从而在关键时刻作出了正确的抉择。
（二）关于北平和平解放中傅作义最终下决心的时间
对于这一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绝大多数论者认为傅作义下决心的时间是在天津解放与人民解放军1月16日公函发出以后。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这对尚在犹豫中的傅作义是致命的一击”。“16日我平津前线司令部以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向傅作义总部发出了最后通牒……傅作义随后派其代表邓宝珊来了”，经过谈判达成了初步协议。“邓宝珊回去以后，很快有了回音。傅作义最后下决心全部接受我方的条件。”（注：张平、杨骏、吕英、乔希章：《解放战争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69—370页。）1949年1 月31日，新华社评论《执行毛主席八项和谈条件北平宣告解放》一文中指出：“1月14日，中共毛主席宣布八项和平条件，15日天津迅速解放，16 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将军，政治委员罗荣桓将军向傅作义送出关于北平和平解决办法的公函。这些事变，促使傅作义将军决心接受解放军的提议，谈判才得到进展。”（注：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集，第306页。 ）有的论者认为傅作义最后下决心的时间是在天津解放前而不在其后，故而人民解放军1 月16日的公函对傅作义最后下决心也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论者从崔月犁与邓宝珊第二、第三次会面的时间（注：崔月犁：《忆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革命史资料》（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委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以及周北峰和邓宝珊出城作为谈判的全权代表的具体时间（注：周北峰：《北平和平解放》，《文史资料选辑》第68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委会编），中华书局1980年3月版。 ）推断出傅作义最后下决心的时间是在邓宝珊出城与解放军前线总指挥部具体商谈之前，即1月13日。 论者又根据杨令德和苏静两位当事人的回忆（注：杨令德：《我所知道的邓宝珊先生》，《邓宝珊将军》，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6月版；苏 静：《北平和平谈判的回忆》， 《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第7期。）得知1月16日的公函并没有在邓宝珊回到北平后立即交给傅作义，故此推断1月16 日的公函对傅作义下决心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注：黄兆康：《探讨北平和平解放的若干问题》，《研究与教学》1989年第6期）
笔者认为，傅作义“下决心”这一字眼本身可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指傅作义思想上与行动上决心接受和平改编两个方面，而从思想到行动本身有一个转化过程，中间有个时间差，所以也就会有两个“下决心”时间的说法；另一种理解认为“下决心”可分为决心有条件地接受和平改编与决心无条件地接受和平改编两个方面，从有条件向无条件转化的根本因素在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与中共和傅方军事实力的对比，所以在傅方还有资本可用时他决心有条件地接受和平谈判，而在天津解放后与我军兵临北平城下之时，傅作义才决心无条件地接受和平改编。由此结论，两种意见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只是理解的角度不同。
（三）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历史地位
有关北平和平解放的历史地位这一问题的研究，既有专门论述，也有将它作为国民党起义中一个构成部分进行综合性分析的。在综述这一问题时，必须要先简述有关国民党起义评价问题上存在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国民党将领率部起义是一条与国共之间的军事战场和蒋管区人民反美反蒋斗争的政治战场相并行的“第三条战线”。另一种意见与此相反，认为解放战争时期不存在第三条战线。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笔者认为不管是对国民党将领起义的评价还是对其中的一部分北平和平解放的评价，都应根据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具体分析，既要看到国民党将领起义投诚的被迫性，又要看到其积极意义，不能人为地扩大或缩小。
目前史学界绝大多数论者对北平和平解放历史地位的评价已形成一定的共识。具体内容有：第一，北平的和平解放严重削弱了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力量，动摇了其军心、民心，加速了蒋介石统治的崩溃，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和最终胜利；第二，北平的和平解放；确保了200 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文化古迹的完整；第三，傅作义率部起义，扩大了人民解放军的队伍，改善了部队的装备，加速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第四，北平和平解放中我党运用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高超的斗争艺术，为日后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提供了许多可为借鉴的宝贵经验。
（四）关于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作用
有关地下党组织的作用，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积极利用合法组织和合法形式，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北平和平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第二，所领导的各种有理、有利、有节的群众斗争，既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捍卫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又有力地宣传了我党的和平方针政策，为北平和平解放作了舆论上的准备；第三，根据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积极发展党的力量和党的外围组织，从而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队伍，为北平和平解放作了组织上的准备；第四，在积极争取傅作义将军接受和谈的同时，发动党员和进步群众组织纠察队，收集枪支武装，做好护厂、护校，保护档案和文物古迹的工作，为配合解放军攻城与和平谈判作了两手准备。
（五）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三次谈判
近几年有关北平和平解放谈判的论文和回忆录较多。虽然每篇文章立论角度不同，有的从中共角度，有的从傅方角度，但基本上都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三次谈判的背景、分歧以及其间交织着的思想斗争，揭示了谈判桌上斗争与谈判桌下斗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规律。三次谈判斗争的成功开展不仅又一次体现了中央军委、毛泽东运用政治策略的高超艺术，同时谈判的前前后后也反映了傅作义将军思想转变的艰难历程。
三、笔者的几点看法
总起来看，有关北平和平解放的研究确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从近20年研究者的论文和专著中，我们又不难看出，尽管研究角度不尽相同，可具体内容却大同小异，基本是就史论史或对原有史料的重新排列和组合，缺乏一定的理论深度。另外，有些问题的开拓、扩展也不够。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首先，对北平和平解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因果规律的揭示不应仅仅停留在军事与政治层面，而应加强对其发生的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的研究。例如：关于北平方式产生的原因，从已发表的诸多著作和论文来看，从政治、军事角度研究的居多，而对经济方面的研究尚欠缺。其实，每一重大事件背后都有其自身的经济原因，同样北平和平解放能够实现的很大因素也是出于中共与傅方经济上的考虑。就中共而言，在过去22年内为了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也为了发展壮大自己，一改被动挨打的地位，其指导思想曾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以战争换取胜利为本；但在面临全国即将胜利的前夕，中共的地位也将发生历史性的变化，担负起执政党的重任，所以中共的指导思想就不仅仅以战争为本，还要考虑到经济建设、战争创伤的恢复，而且其日益完备的后勤保障工作也为谋求北平解放增添了一块重要的经济法码。同时，被困于北平城内的傅作义集团能够接受和平解放也有其经济上的原因。这些都是值得史学工作者深入研究与揭示的领域。
其次，有关北平和平解放之前的傅作义集团、蒋介石集团、美帝国主义三者之间的斗争，揭示得也比较少，也有待开拓并深入研究。
再次，应加强对北平和平解放多方面比较性的研究。例如，可以开展与辽沈战役、淮海战役横向比较研究，也可以进行与其后其他战场北平方式的纵向比较研究。只有进行比较性的研究，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和认识北平和平解放的特点、历史地位、作用以及蕴含的历史必然性，才能将其研究推向深入。
最后，应加强对北平和平解放现实性的研究。北平和平解放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随着香港回归和澳门的即将回归，我们的祖国统一大业已完成了大半，剩下也是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如何尽快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所以我们既要积极宣传北平和平解放的历史意义，以对台湾当局起感召作用，又要加强北平和平解放方针、策略的研究，以求从历史中探寻祖国统一大业的可行性与实现方式。
总之，我们要加强对北平和平解放史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既为学术上的需要，更为从历史的昨天寻求现实今天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