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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语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课外阅读在中学生阅读中所占比例自然不可忽视，特别是“减负”以后，“课外”就成了拓展学生能力、拓宽学生视野的广阔天地。一时间，书市繁忙，版本众多，各种各样的语文课外读本，真让人有眼花缭乱的感觉。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面对这样一种读本现象，如何认识，如何引导，就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学生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读本，什么样的读本才是真正提高学生能力的读本，怎样帮助学生选择读本等等，都需要思考和回答。
文中所谈可谓见仁见智，我们只提供一个认识的角度。
读本：应运而生
读本的大量出现是近两三年的事情，它的出现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中小学的“减负”措施是造成读本现象出现的一个因素。减负，给了学生时间，也给了读本空间。
但减负断不能成为读本大量涌现的主要解释。大量读本的涌现还有其他因素，其中一个就是目前中学生阅读状况还存在一些问题。对此，秦兆基总结了中学生课外阅读存在的三个问题：一是配套读物或推荐的读物要求过高，学生认知水平跟不上，可以利用的时间有限，难以阅读；二是从个人兴趣出发，阅读的范围狭窄；三是阅读应考的痕迹过重。
秦兆基是资深教育工作者，苏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退休后一直活跃在语文教育界，还参与了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素养文库》的编著。谈到以上的问题，他说，像《论语》《歌德对话录》这类书，语文教师读起来都觉得很难，而《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收入《语文读本》，人民教育出版社）是结构主义大师索绪尔的代表作，研究生还要在导师的指导下阅读；还有托夫勒的《从混沌到有序》（选段）（出处同上）是一篇自然哲学著作，涉及的问题远远超出一般高中生的认知水平。这样的作品学生只能敬而远之，而教师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指导。而学生因为见识有限，并不理解课外阅读是为了增进人文感悟，丰富知识积累，扩大视野和提高思维品质，他们或迷于武侠小说，特别是所谓的新武侠小说；或耽于阅读琼瑶式的言情小说；或追逐时尚，一味读一些文化快餐式的作品。这些倾向对学生精神的健康成长有着一定的负面影响。至于阅读的应考倾向，整个社会的氛围就是如此，功利性的社会必然会有这样功利性的现象，不足为奇。
林泽龙则用“七化”概括了目前中学生阅读令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目的功利化，兴趣随意化，内容娱乐化，方法快速化，方式自主化，手段网络化和效果一般化。林泽龙是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理事，中语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曾经参与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教学大纲的制订和通用高中语文课本的编写。林先生认为，中学生阅读的趋势有符合时代潮流积极的一面，也有值得深思、令人忧虑的一面。但无论是哪一面，都对我们的教育工作和文化工作（首当其冲的是语文教学和出版工作）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和挑战。与此同时，我们要应对社会上对语文教学的不满和批评，还要贯彻落实既要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又要大力提高教学质量的精神，还要跟上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步伐，体现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更要考虑如何用全人类的先进文化来武装我们的青少年。于是，各种课外读本“应运而生”。
“读本热表面上看起来是商业利益的驱使，实际上却是社会选择的必然结果。”李同兴用这样的话表述了他对读本现象出现原因的思考。
李同兴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对于读本现象有着自己的见解。几十年来，语文教学遭到的抱怨比较多，有人将学生语文水平普遍不高归结为两点：一是考试制度的指挥棒把语文引导坏了，二是不称职的老师把学生教坏了。在李同兴看来，这种结论是不够客观的。他认为学生语文能力普遍不高其实另有原因，这就是，在知识量剧烈膨胀，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感官刺激越来越多的今天，单一的传统学科在总的学习时空中所占的比例必然越来越少，而功利性相对小的语文学科尤其如此。大量阅读能提高语文素质和人文素养，这毫无疑问，但是要学生像我们的前辈那样，把语文学习当作学习生活的大部甚至全部，在今天已经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了。那么，既要多读书，又没有可能多读书，就构成了一对比较尖锐的矛盾。而调和这一矛盾的方法就只能是有选择地阅读，增加短平快的阅读。这样的方式，用李同兴的话来说，“社会可以接受，家长可以承受，学生可以忍受，出版社和编者乐于领受”。在他的眼里，这才是读本现象的深层原因。
应该说，读本现象的出现，以上各家之言，都颇有道理，不论是解决问题，还是情势使然，读本是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出现的，对此，我们不应有什么怀疑。
标准：英雄所见略同
既然读本的出现已经成为必然，那么编制高水准的读本，就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什么样的读本才是高水准的读本呢？换句话说，什么样的读本，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帮学生提高整体素养、达成自我建构呢？我们于是碰到了标准的问题。
说到编选标准，见仁见智，学生有学生的标准，教师有教师的标准，学者有学者的标准。为了探讨“标准”，我们特意编制了一些问卷。以下就是调查的一些简要情况。
学生
选材五花八门。这是学生调查结果给我们的第一印象，这也是学生在多元社会中多元取向的一种表现。学生们喜欢阅读的东西几乎涵盖了文学的各个方面，就文体而言，随笔、传记、小说、散文、科普、寓言、文摘；就内容而言，美学、地理、武侠、科幻、游记……真正是无所不包。但总结学生的喜好，有几点值得关注：
对于网络文学的关注。我们注意到，有相当数量的学生认为网络文学中有精品存在，《第一次亲密接触》所引发的网络文学热潮，以及国内文学网站的文学专栏，都对学生关注乃至喜爱网络文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一种新的介质，网络实际上只是为学生提供了一种新的接触文学的方式。但网络的限制少、内容新的特点的确是传统媒体所不能比拟的，这一点，恐怕大多数人都会认同。
其次，阅读取向的多元化在学生身上得到了极致的反映。学生可以喜欢《哈利·波特》，但同时也喜欢《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战争与和平》；喜欢金庸，也喜欢托尔斯泰。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这些学生还喜欢读国内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反映特定时期历史的小说。20岁不到的学生也研究《同性恋亚文化》。用传统的一元的眼光看学生的审美趣味是行不通了。
第三，学生普遍对课外阅读持欢迎态度，但主要用于消遣的居多。在调查中有的学生甚至写出自己喜欢的阅读材料是“一切不同于教科书的书，一切不同于教科书文章的文章”；有的学生钟情课外阅读是因为“可以根据自己的方式阅读，可以没有老师强迫你回答问题，可以不用概括中心内容划分层次”，由此推想，教科书给学生形成了多么大的负担！以教科书为中心展开的课堂教学又使学生感到多么的无奈和厌倦！教科书的编制者们，是否可以由此得到更多的启示呢？
第四，学生对阅读材料的要求普遍是有趣，轻松，细腻，心情化，生活化，幽默，世俗，新鲜，不颓废，等等。多数学生不喜欢深奥的文章，即使理论书籍，也应该“深入浅出”，“不要刻板地讲理或是目的性强地记叙政治观点”，要关注“人性、心灵、社会问题”。有的学生将对阅读材料的要求归结为要能带来“阅读快感”，而这样的快感则对阅读材料文字和内容两方面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五，学生具有非常强的阅读能力。通过调查我们看到，有的学生已经读完了《莎士比亚全集》，有的学生则非常欣赏卡尔维诺、马尔克斯、杜拉斯等作品具有较深刻内涵的作家，也有的学生阅读了数学家霍金的《时间简史》，还有相当的学生正在读《世界文明史》（或许是教师推荐的缘故），这些作品都是有相当深度、相当难度的作品，堪称经典。相当数量的学生愿意读经典，但多数学生阅读经典都碰到了不太容易读懂的问题，这实际上是造成学生远离经典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他们提出应配合经典进行阅读指导的要求。
从以上对学生的调查来看，由于教科书本身的不足，学生普遍欢迎课外阅读，因为课外阅读可以“有利于自身素质培养，增长见识，丰富课余生活，使思想成熟”。在他们看来，读本是否优秀要看能否引发阅读的兴趣，而我们正可以从他们对阅读的态度和取向中，发现他们对读本判断的标准。
教师
学识和阅历的关系，使得教师对读本的要求不同于学生，但如果仔细看，这些不同其实又有所关联。
从功能来看。教师普遍认为优秀的课外读本应该对培养学生美好的人性有开发和启蒙作用，应有利于学生人文精神的构建。对人性和人文精神的关注，应该是教师对多年教学的总结，也是语文教学的趋势。
从编写来看。所有的教师都突出经典与时代的结合；不应只突出文学，还应该有更广的文化内涵，科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等方面都应有所涉及；选文可以略超过学生的接受度，让他们跳一跳可以尝到甜头，但跳得不能太费力；编排体例上要新颖，要符合学生的阅读习惯和规律。
在调查时我们特别向接受调查的老师询问了一个问题：你认为学生应该用多少精力在课外阅读上（时间分配）？接受调查的老师不约而同地说：学生只要每天抽出半小时在文本阅读上，长此以往，必有收获。但现在的中学生普遍喊没有时间。对此，上海光明中学的李新老师引了朱光潜先生上个世纪写给中学生的一段话：“中学课程很多，你自然没有许多时间去读课外书。但是你扪心自问：你每天真抽不出一点钟或半点钟的功夫吗？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点钟，你每天至少可以读三四页，每月可以读一百页，到了一年也就可以读四五本书了。何况你在假期中每天断不会只能读三四页呢！你能否在课外读书，不是你有没有时间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看来，教师对于学生“没有时间”的抱怨，还是持保留意见的。
编者
参与编写课外读本的人对读本编写都有着相近的态度。
《课外语文》的编者，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翔平很简要地用几个字概括了自己选文的标准：一是名家名篇，二是贴近中学生的阅读兴趣，三是具有现代性和时代感。
《走近经典》初中版的编者李同兴也将自己的选文标准归纳为三点：一是要经典。其中应该包括经典作家的作品，即公认的名家大家的作品；还有经典话题，比如谈读书、做人、求真、自然等；此外还应是语言精练，言简意赅的作品。二是要涉及到人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三是要有可读性。
《语文素养文库》的主编秦兆基在选文时遵循五个标准：一是健康，有积极意义，有较丰富的人文内涵，能启发青少年思考人生，有助其精神成长；二是要体现“与时俱进”的观念，站在当代科学发展的前沿，反映当前科学研究的成果，或能体现当代人的价值观、人生理念的；三是能有助于青少年知识积累和语文素养丰富的；四是适应学生阅读兴趣和接受水平；五是经典与时文并重，不薄古人爱今人，不只看名气，不追逐时尚。
《课外名篇》在编写时是围绕“名”“精”“新”三个字来做文章的。“名”即名家名篇，“精”即精选精文、精心选编，“新”则强调观念要新，视野要新。
看了这样一些“标准”，我们是不是有些“英雄所见略同”的感觉呢？可以看出，对于读本的要求，大家都不外乎这样一些要求，即人文性与科学性，知识性与可读性，前瞻与回顾，包含健全的人格、心理、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正确的人生态度和文化理念，现代的理念，全球的视野，时代的精神，等等。标准有了，好的读本出现了吗？
内容：经典与人文
为此，我们有意识地选取了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读本，我们的评述大都基于这几种读本。
《语文读本》，配合人教社教材编写，为广大师生所熟悉，不再赘述。
《课外语文》是近两年较早出现的语文课外读本，发展到现在，以《课外语文》为名的杂志也已诞生，足见其影响之大。作为该书主编的两位知名作家王蒙和刘心武分别用两个公式概括了这套书的特点：“课内语文”＋《课外语文》≈“语文全面素质”，《课外语文》＝阅读能力＋作文能力＋应试能力。来看一下书的大致情况。课外语文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每年级一册，充分考虑到了各个年龄层次学生的要求。体例安排上，每篇文章前面都有一段“导读”，目的是“重点培养学生把握整个文章宗旨的本领”，并对部分作者提供了简单介绍。在每篇文章之后，有供学生加深对文章理解的“思考与练习”。丛书还充分利用了书中的空白处，补充“咬文嚼字”或者相应年级段的古诗词。
《课外名篇》请著名作家王安忆和梁晓声担任主编，作家臧克家和语文教育专家曾祥芹担任顾问。全套丛书按所收文章题材划分，兼顾初高中的分别。初中有小说、散文、诗歌和必背古诗文四卷，高中则在初中四种题材的基础上，增加了随笔分册。体例上，每篇文章前的“面对面”对作者进行了介绍，“妙语锦囊”则收作者的一段话，文末的“锦上添花”则或补白，或赏析，或介绍背景，有的篇目后还有空白，编者称为“我的留言板”。
《新语文读本》由著名语文教育专家、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尚文，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吴福辉以及著名学者王晓明担任主编，具体编委则汇集了国内知名的语文教育界人士。该套丛书的中学部分共12册，初、高中各6册。书中的内容按专题划分，篇后或专题后都有专门的“阅读建议”，对学生进行阅读的指导。
《走近经典》由著名语文教育家于漪主编，由在一线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知名教师或大学教授担任编委。全套丛书初、高中各6册。内容上按照专题进行划分。每一专题前都有“导语”，用诗样的心情文字，对专题进行解说；每一专题后则有“知识卡片”和“拓展要求”，分别补充相关知识和对相关问题进行延伸，具有开放性的特点。
《现代语文读本》由著名学者王晓明、陈思和、黄平以及著名特级教师钱梦龙担任顾问，由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和詹丹担任编委。全套丛书共4册，也是按照专题划分板块。专题前有“阅读提示”，专题后则附有相关文章，备扩展阅读之用。
李同兴认为现在市场上编得较好的读本是人教社的《语文读本》和广西的《新语文读本》。作为《走近经典·初中文化读本》的副主编，李同兴对现行读本的评价比较公允。但在他看来，许多读本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太偏重文学，几乎是清一色的文学作品。他认为，学语文不等于学文学，人类文明的精华不都是体现在文学作品中。文学教育培养的人文精神是不完全的人文精神。相对于世界文明的框架和格局，他觉得中国人更需要弥补的是宗教情怀，哲学精神，科学意识，而不是文学修养。多读文章不是为了只懂得文学，还要多关注人生，多关心社会，多关注未来。
于漪主编的《走近经典》初、高中文化读本，被范守纲看作是“经典性强、视野开阔”的代表。范先生是上海教育出版社编审，中国青少年写作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目前正担纲上海市二期课改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他认为这套丛书的选文以文学作品为主，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古今中外，广为涉猎，使学生吸收丰富的营养，于身心发展大有裨益。谈到王蒙、刘心武主编的《课外语文》，范先生认为其文学性强是一个特点，“兼及中外作家，兼及科技文化作品”。在接受《语文学习》采访时，范守纲认为各家读本都较好地把握了国内外作家作品的比例，而不同于过去外国作品只是“点缀”。“这反映了视野开放的时代要求”。
在各家读本中，《新语文读本》颇受关注。有人用“三新”概括其特点：教育理念新，选文眼光新，编排方式新。但实际上，这并没有点到《新语文读本》的点子上。作为该丛书的主编，学者曹文轩介绍该套丛书时就表示，该套丛书让人看出了什么叫“眼光”，宽容的态度和苛刻的眼光体现了其不同的立场、意趣、宗旨和格调。范守纲从读本如何适应学生心理需求方面认为，《新语文读本》独具特色。在他看来，《新语文读本》选文的题材和主题力求同青少年心理发展同步，让中小学生有亲切感、认同感，从而激起对经典作品阅读的兴趣。
以上所述，都是学者、编者之言，那么实际上使用这些读本的教师和学生，又是怎样看这些读本的呢？
有相当的老师比较推许《新语文读本》。上海杨浦高级中学的谭轶斌老师就向学生推荐了这套读本，她认为这套丛书选文很有人文底蕴，而且很新，很少在其他读本上看到，很有品位；单元设置也与众不同，感觉上是先有文章再设单元，而不是先设单元再填充文章；阅读建议活泼而大气，甚至纸张的颜色也很有特点。有的教师还认为该丛书的单元标题就充满了亲切感，人情味很浓。
还有很多老师认为最能够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是《走近经典》。因为从体例上来说，这套书很好地注意了读写结合，选文既注意到了题材风格，又努力贴近青少年的生活，专题板块的设置都是考虑到学生实际，从写作题材及表现角度等方面进行考虑的。通过对这些经典篇章的阅读可以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尤其是模仿本能。读与写有机地结合起来，和语文教学的目的不谋而合。上海光明中学李新老师表达了上述观点。从教学的实际出发，以阅读能力的切实提高为目的的《走近经典》得到了老师的欢迎。
由于条件所限，有的学生并不能接触所有上述的读本，为此，《语文学习》特编制了主要的几种读本的目录（按照进度各选一本），随调查表下发给学生。如果学生没有读过其中任何一种读本，或是教师也没有接触过任何一种读本，那么学生会喜欢哪一本？教师认为学生会喜欢哪一本？根据对篇目安排的认识，调查结果中各个读本的分布相当均匀，只有《走近经典》因为占了名字的先机，更受学生关注，这当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生对经典阅读的渴望。
反响：冲击与忧虑
读本的出现从社会的反应来看，取得的效果是积极的。语文教材编者范守纲就为之“欢欣鼓舞”。他认为，课外读本层出不穷，既有全国课程改革大背景的促动，也反映对语文教育重视积累的规律的认同。从课本编者的角度看，他认为，“得法于课内，得力于课外”，课内外结合是学习语文的必由之路，众多优秀的课外读本的出现，为广大师生所欢迎，也是课程教育改革的需要。
范守纲的话已经提到了课程建设的层面，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钟启泉对此有全面的阐述。钟教授是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也是教育部基础教育改革专家工作组的组长。在他看来，读本这种新的文化现象，形成了对旧的教材观念、教材制度的一种冲击，它的出现非常有价值，也非常必要，它给社会和整个教育界传达了这样几个信息：一是教材的内容应该是精选的。过去的语文教材往往政治化、成人化，甚至口号化，而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教材的平庸化。这样的教材，学生不要看，因为它像白开水，没有什么文化和文学的意味。这样大一统、平庸化的教材对学生是毫无感染力可言的，对学生没有任何教育作用，起的只能是反教育作用。二是教材、读本的编者一定要是权威的作者，因为权威的作者有视野，有学识，有品位。但是多年来，教材好像谁都可以编，有经验就可以编，这样就容易陷入经验主义的泥坑。而这样弄出来的东西也是白开水，是阅读垃圾。三是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但教材从来都把学生看作被动体。我们出台了新的课程标准，真正好的教材，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概念，那就是不要“灌输”，采取灌输教学手段的教育工作者，根本没有把学生当人，而是当狗，就是巴甫洛夫行为主义概念下的“狗”。过去我们迷信机械主义，否定学生主体的作用。而读本的出现，有历史的发展价值，形成了历史的冲击波，对社会和教师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当然，也有人对读本现象心存忧虑。钟启泉教授就认为，文化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发生变形、变异和变质。有的出版社短时间内就连出两套读本，其质量值得怀疑；而有的读本将目标指向应试能力，这样的导向就有问题。钟教授非常担心出版社会不负责任地去迎合应试需要，纯粹为了赚钱而出版读本，他认为社会要建立一支书评队伍，抨击出版市场的不良现象，当然也包括读本出版中的不良现象。“我担心，读本会出得越来越滥。出读本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失去了控制，没有一个‘度’的话，那么这个现象就要引起人们注意了。”钟教授不无忧虑地说。此外钟教授还非常尖锐地指出，对于读本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有的主编是真主编，他们真的参与到读本的编写过程中，为读本出谋划策；但也有一些是假主编，他们只是挂一个名字。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要大力抨击。社会需要诚信，读本更需要诚信，作为名人，绝对不可以去骗学生。
后话：反省与思考
读本现象的出现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值得反省和思考的地方，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些问题，我们的读本出版才会健康地发展，学生才会有更多高质量的阅读材料，他们的综合素养才能真正从文本的阅读中获得提高。
思考之一：辅文怎样做
学生由于能力和水平的限制，对一些文本，特别是经典，都普遍存在阅读障碍，这时，辅读文字就显得非常重要。辅读文字的好坏，直接影响一本书的质量。对于辅读文字，李同兴直言不讳地说，有的（读本）搞了许多点评、旁批，看上去有利于阅读，其实不然，有些甚至是在玩文字游戏，是为阅读而读。而好的辅读文字，应该有语言的感受，也应该有知识的补充，思维工具的引领以及思维品质的训练。范守纲认为辅读文字有三个作用：引发兴趣，指示门津，开启思路。语文课外读本，既是泛读本，学生可以自主选择，不同于语文课本；又是选读本，编者有引导意图，不同于学生的“自然阅读”。从学生的反馈看，必要而精到的“点拨”，学生是欢迎的，也是必要的。
思考之二：读本谁来选
学生对读本的选择是多元的，教师对读本的优劣也有自己的判断，在我们的调查中，所有的教师都认为学生的判断标准和教师的判断标准之间是有差异的。多数教师认为学生在选择什么样的读本方面的判断力并不完全可信，要由教师推荐和辅导才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占压倒多数比例的被调查学生都认为自己愿意由自己来选择课外读本，当然老师偶尔的点拨他们也不反对。可以想见，如果学生并不欢迎教师推荐读本，那么教师的努力根本不会起到什么实际效果。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换个思路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教师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使其逐渐建立和培养起健康的审美观和正确世界观。有了这个作为基础，学生选择读本自然就不成问题了。
思考之三：看上去很美？
不可否认，编制读本的都是教育大家，或是在某一方面有所专长的专家，他们对于编制读本的标准一般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但问题是，有了好的标准，就一定能编出好的读本吗？李同兴坦言他编成的读本距离理想状态还有很远的路。
其实我们并不是苛求读本的完美，我们只是想读本能在最大限度上接近我们自己设定的标准。这里，钟启泉教授的话或许对读本的编制有所启发，他认为，读本应该对教科书进行挑战，给教科书的编制形成一种压力，并且把这种压力转变成一种社会责任感。有了这样的社会责任感，相信编制出的读本一定是值得信赖的高质量的读本。
秦兆基先生读中学时是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他那一时期读的书相当杂乱，但对他影响最大的，据他回忆，当属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和赵家璧主编的《新文学大系》，此外，老师推荐的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和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也都对秦先生后来走上文学批评的路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在秦兆基先生看来，课外阅读在他成长中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要胜过老师，因为它可以“长相厮守，耳提面命”。
语文读本现象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并且对社会产生了影响。对语文读本的思考绝对不限于上述表述，而对读本现象进行思考，是为了阅读乃至语文教育能够更加健康地得到发展。语文关系着整个青少年的人格成长，在培养青少年人文素养的过程中，其作用首当其冲，整个社会都要来关注语文教学的改造。这正是我们撰写此文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