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报》对西方近代教育制度的植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万国论文,公报论文,近代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2)03-0089-09
西方教育制度和理论是在明清之际通过耶稣会士高一志、艾儒略等人首先介绍到中国的，[1](P4)但是，他们所介绍的大都是西方前现代的教育理论。在此后中西文化交流中断的近百年时间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完成，在教育理论和制度上，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
西方近代教育制度是不同于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新式教育制度，它是晚清来华西教士通过办新式学校的实践活动及书籍和报刊等两种大众传播媒介方式首先植入中国的。《万国公报》就是西教士介绍西方教育制度和理论的一个重要媒介。《万国公报》创刊于1868年9月5日，终刊于1907年12月，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Allen)创办。前6年(1868-1874)取名《教会新报》(The Church News)，自1875年的301期起，易名为《万国公报》(The Globe Magazine)，1883年7月停刊；1889年2月复刊，中文刊名仍叫《万国公报》(The Review of the Times)，是以新教士为主体的在华西人组成的广学会的机关刊物。《万国公报》作为西教士在近代中国所办的影响最大的一份综合性中文报刊，长期为历史学界、新闻史学界所重视和研究，但是它所介绍的大量西方教育制度和理论却未受到教育史学界应有的关注，本文试就它所植入的西方近代教育制度方面的内容进行论述，以就教于学界。
一
西人对西方近代教育制度的专门介绍，最早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这就是在1873年由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出版《德国学校论略》（又名《西国学校》或《泰西学校论略》），所介绍的德国的学校教育制度。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在《教会新报》上刊登。
《德国学校论略》既是晚清第一部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的中文专著，也是《万国公报》的前身《教会新报》刊登的第一篇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的专题论文。该书出版的同年，在《教会新报》第六卷上连载发表，但是没有全载，也未按书籍内容的先后顺序刊载。除此之外，两相对照，还有一点不同的是，《教会新报》同时刊登了花之安的《自序》、王谦如撰写的《序》和全书目录，而正式出版的《德国学校论略》一书中却不见王谦如的《序》，只见李善兰写的《序》，而《教会新报》刊发李善兰的《序》，比其刊发花之安和王谦如两人的《序》要迟得多。从这一些微的差异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二点结论。其一，花之安撰写该书的中文合作者很可能就是王谦和。无论是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还是晚清来华的传教士，他们翻译或撰写西学、西教书籍时，都必然会有一位或几位中国学者与之合作，当时的译书或写书方法，叫做西人口述，华人笔录。王谦如，又名王炳堃，自言“少游西士之门”，又与花之安“同事数年”，“暇校《德国学校》一书”。[2]（影印本P2955，下同）其二，《教会新报》发表《德国学校论略》很可能早于该书的正式出版。《德国学校论略》一书是在同治十二年(1873)由广州羊城小书会真宝堂刻印出版，印有李善兰的《序》（未刻上王谦如的《序》，原因待考）。（注：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据此为《德国学校论略》编目时，说成“［德］花之安撰，［清海宁］李善兰译”，误也。）花之安是在该书撰写完毕后，为了扩大其影响，乃请美国驻华公使、传教士卫三畏(Samul Wells Williams)出面请京师同文馆的算学教习、中国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作序，“今年德教士花君之安以所著《德国学校论略》介美国卫公使问序于余”，李善兰的序完成于这年冬季，[3]广州羊城小书会真宝堂刻印该书当然不会早于这年冬季，而《教会新报》在此之前已经刊载相当部分的内容，该刊刊登李善兰写的序，已是1874年，而且是从《中西闻见录》第21号（1874年4月）转载的（注：见于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3月影印本《教会新报》，卷六，第3196页。）。这可能是在该书正式刻印面世前，花之安将其手稿或刻本清样交予林乐知，（注：《教会新报》是一份教会刊物，当时在华新教传教士和华人教徒非常踊跃地投稿，或将书稿投寄该刊发表，或将出版的书籍赠送林乐知，然后在该刊发布消息（或售书广告），或进行选载。）于是林氏在《教会新报》上已将其先行发表。
《德国学校论略》介绍了德国的学校教育制度，兼及欧美几个国家的教育统计资料。第一，介绍了从初级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体制的乡塾、郡学院、实学院、仕学院、太学院。乡塾设于各地，提供初级教育，“此馆散置民间，乃为贫家子弟而设”，其目的在于“欲其通书明理，可以奉公守法，能于诵读挥写，可以谋食资生”，家中贫困者，可免缴学费。郡学院是较乡塾高一级的学校，学生要缴一定数量的学费，“欲就学者，俱备脩脯，但每月所供不过一钱至半员［圆］而已，此银拨归城库，缘先生之束脩乃城库所给也。”修完学业，经考试合格者，或“各就其艺”，或升入实学院，或升入技艺院（注：见于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3月影印本《教会新报》，卷六，第3140-3141页。）。太学院为国家最高学府，“此院乃国中才识兼优、名闻于众者方能职膺掌院，凡有志之士欲博古穷经，皆躬就学，院内各种书籍、学问、器具无一不备，但非由上实学院及仕学院考起之生徒，不能入此院肄业”，院内分经学、法学、智学、医学四科，其中，“经学”乃研习基督教《圣经》和教会史，属于神学，“智学”是指哲学（注：见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教会新报》，卷六，第3168-3169页。）。第二，介绍了技艺院、格物院、船政院、武学院、通商院、农政院、丹青院、律乐院、师道院、宣道院等理、工、医、农、商、军事、艺术、师范、教会等各专门大学。在介绍技艺院时，指出西方把各种工艺技术作为一门专门学问进行教学和研究，并重视培养学生的观察、实践能力，同时批评中国“常拘成法”，轻视工艺技术。“泰西技艺与中国不同，非在贾肆所能习，故立有技艺院。技艺之为理甚深，如火船、电报等，此种技艺非有学问者不能。院内各种艺品具存，或合，或散，使生徒有所观摩……故泰西技艺日精，以有人究心此道使物美而价廉，非如中国常拘成法也。”（注：见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教会新报》，卷六，第3099-3100页。）格物院即理科大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学科。师道院是为乡塾、郡学专门培养师资的师范学院，“是院所训为师之道如何，由此院考选者，异日大抵为乡塾、郡学之师。”并介绍了师道院教师来源，“各院掌教分为两等：一由师道考选者，一由仕学院考选而入太学院，在太学院亦经考选者，是为至上之师。”[4]第三，介绍了训盲院、训聋喑院、训孤子院、训罪童院等特殊教育、慈善教育。第四，介绍了分班、分科教学制度。如在介绍乡塾时较为详细说明了分班教学制：“生徒百数以内者，一师训之，百数以外至一千，则分数班。每班各有一师，此班学满可迁彼班，无得越俎。来学者由末班渐升首班时，考以策勤惰。大抵阅二年可迁一班，若班数过多，每年一迁。”在介绍郡学院时详细说明教师各担任一科的分科教学制度：“此院生徒分别七八班，每班一专师总教”，其他有“分师”专教绘画者、专教唱歌者、专教几何者、有专教格物之学者、有专训重学（力学）者、有专讲解历代纲鉴（历史）者、有专教本国与法国语言者、有专教理学者、有专教上帝圣教者。（注：见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教会新报》，卷六，第3140-314页。）第五，分别介绍了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体系。第六，介绍了德国、美国的各级各类学校总数、教师和学生总数，以及法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的太学院数、教师和学生总数。
19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明治政府在文化教育上，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求知识于世界”，废除以传统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建立起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推行全民普及教育。英国来华新教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曾经于1874年春第二次赴日本游历，亲眼目睹了日本刚刚起步的各项改革措施，与几年前初次赴日游历时的情形相比，“大相迥异”，“诸政焕然一新”。[5](P3273)他自日本返回中国后，记下了他在日本的见闻，名曰《东洋载笔》，并刊登在林乐知主办的《教会新报》上，其中包括了当时日本的教育改革情况。
韦廉臣首先描绘了开成学校的情况。“自太官去位，皇帝复位以来，其创首来，为建一国，类如中华都城之同文馆，颜曰开成学校。延英国、法国、俄国、德国名儒教国之诸生以各国语言，外复延有格物先生以格物、化学、算学等，执业者约以千数。其馆至今分为二，半于旧馆专习语言，半于往年初建学宫肄格物等学。内有书室贮书如许，亦有凡各机器式。入学之日，王亲视学，温纶谆诲”。韦廉臣又谈到，日本驻美代理公使森有礼（1870至1873年末）曾投书美国主要大学的校长及著名教育专家，请教振兴日本教育的方法，然后将回信汇集成书，取名《美国诸名流振兴文学成法》，寄回日本，该书即20年后林乐知与任廷旭译成中文的《文学兴国策》。“前四五年，日本国遣往美国之公使遣言于美国诸国大名儒，而询以训民之良策，令其各抒所见，明白覆陈，法奚以美，事奚以急。因共覆书于钦使，钦使以其书寄之日本皇帝与大臣。王与大臣计决聘美之积学宿儒，来至日本襄助为理，依其书之所见而行，今美之宿儒举聘而至”。接着介绍了日本推行国民教育及美国对日本教育制度改革的影响。“王与大臣议此事，将日本国舆区分七十有二县，县各分为若干乡，意欲于何地置何塾，男女皆令入学肄业，其或已有成塾者，重新之，其凡无塾者，皆置之。今已整顿聿新者约凡几百，外于某巨城垣亦增设一大学，先延外国师，后选国学诸生教授乡邑学者，示知向往，以引领初学者，必不容匹夫匹妇有目不识丁者，不能书，不能数，不明道焉。”韦氏也介绍了日本聘请英国学者教授英语和工艺技术知识。他最后指出日本学者中已出现人人“潜心穷理，人各争胜，惟恐居后”的新气象，并据此断言日本学者已充当起“振兴日本之首领”的角色[6](P3289-3291)。这是《教会新报》继发表花之安的《德国学校论略》之后，又一篇非常有价值的有关西方教育制度的文章，这也可能是近代中国最早描写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教育改革的文章——且出自在华西人之手。可惜的是，日本的这些教育改革情况被介绍进来之后，在当时几乎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更不要说重视了。即使到了今天，仍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二
花之安在撰写了《德国学校论略》之后两年，又写了《教化议》一书，前者是专门介绍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教育制度，后者则是一本中西比较教育学的论著，它以西方教育为标准对中国教育制度进行批判，并提出改革意见。该书稍后在易名后的《万国公报》进行了连载。
花之安指出教育在人类发展、国家富强中的重要作用，“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固在降衷之生，尤在教化之良，降衷禀于造物，原无彼此之殊，而教化系于君相，则有盛衰之别。环顾各国，见有制度文章，彬彬郁郁，有草昧未开，榛榛狉狉，二者相去悬殊，惟在教与不教也。”“盖尝论之教化一道，关于国治甚巨。”花之安所说的“教化”，是根据西方教育所总结出来的，它包含两方面的意思。第一，道德教育。花之安是借用“教化”之名，以强调基督教对人进行的训导感化。如他所说：“书中所陈关于教会居多，余职传教，教化正所宜言”。第二，文化知识教育。他说：“今泰西诸国蒸蒸日上，全在教化是求。有善道以节民性，有善学以治民生，如是则民不至陷于左道以害其心，遁于虚学以误其才。”[7](P2378-2379)饶有趣味的是，稍后林乐知也连载了《教化论》一文，两相对照，便会发现林乐知几乎是重复或再次强调了花之安的以上观点，或者说，根据西方教育思想阐述了与花之安在《教化议》中相似的观点（注：见于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万国公报》，第552期，1879年8月23日，第6595页；第553期，1879年8月23日，第6610-6611页。）。
花之安在《教化议》第三卷《善家训》中专门谈了家庭教育问题。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及其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小子自襁褓以至成人，无一日不需教，尤莫要于在家之时。家中与书塾所训不同，家中之训多在于行，书塾所训多在于知，家中之训为书塾之训张本，故不可不早为之致意也。”（注：见于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万国公报》，第58期，第6701页。）第四卷《正学规》阐述了学校教育问题。他再次强调了德国学校教育制度，“德国学制，若实学、仕学、太学等院，由国有而立，即乡塾虽出自民间，而国家亦总其事，使知所学而适于用，或国或会，亦皆如此。凡需此等之才，必学此等之学，此立书院之本意。”学校教育的根本在于学用一致，“若所学不如所用，则失原意。”要做到学用一致，学校所传授的知识就必须因时而变，“以人事之变迁，风气之互殊，故所学因之而异，贵于合时，不能泥古成法。生徒不知何学适用，亦无暇于研究，端在前人为之批示，国家为之变通。”这显然是对数千年只进行儒学教育且一成不变的中国传统教育的批评。但是学校的职能不只是传授知识，还要重视学生的道德培养，做到德、智兼顾，不可或缺[8]。
1880年3月，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发表《泰西诸国校塾》的短文，首先指出了教育既关系着国家的兴衰成败，也关系着人的发展，“若不立学塾，教养无法，将童子之身日增高，童子之心神仍鄙卑，愈降愈下，其不至与禽兽之性情相近也？几何学矣！”接着介绍说西方国家的学校教育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即身教、心教、神教等。所谓身教，是指身体训练，所谓心教，是指知识和思想品德教育，所谓神教，就是基督教神学教育。德、智、体、宗教等几方面教育缺一不可，一起构成完整的西方学校教育内容，“泰西诸国士人有见于此，经营筹划教养童蒙，三端不应偏废。”[9](P7133)艾约瑟在下篇指出西方各国教育以“瑞士、德、美称最，英国次之”。他特别介绍说，美国的教育分为二类，“一欲知人之所未知，一欲造有用之器皿也。”前一类是指在教学方法上进行启发式教学，激发学生的求知欲，鼓励学生去探索人类未知的领域；后一类是指在工科教育中，进行实验教学法，利用已有的器具作教学工具，讲解其科学原理，以开发学生的创造性，从而研究出更新、更好的产品和器具。“有形之物悉出于无形之心，当乎其始，乃令一有形之物立有，即物而穷其理，推测体验极深，研几揣度熟，而心有所得，始创出奇妙之法，后之继起者触类引伸，遂臻乎至美之域，造出尽美尽善奇器。”英国从1833年开始实行义务教育，所有儿童到一定年龄必须进入学校接受教育，艾约瑟简单明了地介绍说：“英国定出国章，幼年童子不准有不读书者”。他指出西方各国都有“新奇妙法教养童蒙”，国家建立学校，再学习他国好的、新的教育方法，取长补短，就可以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以彼之优济我之劣，国俗皆丕然变更”。西方各国在教育方面就非常注意互相学习，“泰西国以为教训童蒙之法，不足处增补，有余处删除。”[10](P7151)艾约瑟在文中尽管没有明言，但他的潜台词是要中国学习西方教育制度和方法。
1881年7月，发表的《天下光景——论崇实学而收效》一文，基本上总结了此前花之安、韦廉臣介绍西方教育制度和日本教育改革情况时的观点。文章指出西方国家“学制有一定之规”，分为乡院（小院）、国院（大书院）、圣会书院等。“乡院”由民间自行设立，由国家“总其事”，“圣会书院”由教会所设立，“小院，凡省城乡镇无处不设，无分男女，例必入学”，待学有所成，再升入大书院（大学）或圣会书院，“大书院考究国政，足以治国平天下，圣会书院至上之学，取法耶稣，贵有识见，不被异端所夺，亦不被邪术所惑也。”日本仿照西方“弃本来之旧法，而效西国之新法”，广设书院，激励人才[11](P8287-8288)。
三
1889年2月，《万国公报》作为广学会的机关刊物而复刊之后，林乐知、李提摩太、慕维廉、花之安、李佳白、狄考文等传教士共同参与编辑工作，此后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的文章较前明显增加，而且与提出中国教育改革的建议联系在一起。
1889年3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发表《新学》一文。这是他在亲自考察了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亚洲的日本，并参考了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最新书籍的基础上撰写而成，以介绍“西国学校之大略”，并“酌定”“中国学校之新章”。他通过比较军事与教育的作用，强调了教育在一个国家发展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盖国家有事之秋赖兵法，承平之日赖学校。而兵法或百年不用，学校实不可一日无之。”一人不学则无术，一国不立学校，“何能敌他国之博”。他特别指出国家投资办教育，培养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将来会得到很高的回报，因此他把这种钱叫做“母钱”，即可以实现增值的钱，这可以从德国和日本得到很好的证明，从而批判了那种认为国家投资办学是伤财害民的错误和落后观念，“或谓朝廷每岁费数千万银设立学校，岂非伤财害民之事与？曰：非也，此母钱也，他日之所进比今日之所出多也，此其效，观西方之德国、东方之日本国可见。”他介绍说目前西方新的文化教育的特点是横、竖、普、专。所谓“横”者，就是既要继承本国优秀的文化教育传统，又要学习他国优秀的文化教育；所谓“竖”者，是指对本国传统文化教育有所“损益”，发扬优秀部分，摒弃糟粕或落后部分；所谓“普”者，就是对国民进行普及教育，使其掌握古今中外基本的文化科学知识；所谓“专”者，是指专业教育，使其精通一科或一业，“所谓专，专精一学，而能因事比类出新解至理，于所学之中莫不惊其奇而说其异”。[12](P10221-10223)
李提摩太指出西方各国教育人才的方式总计有三种，学校、新闻报馆、书籍馆（图书馆）等，即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关于学校教育，可分为初学、中学、上学三个阶段。初学以7至15岁左右为度，以粗通本国语言文字和数学以及地理、历史等为目的，个别聪颖的人可选学他国语言文字；初学期满后，升入中学，以15至21岁上下为度，主要课程有道书、史书、志书、交涉学、算学、格物学（物理）、化学、电学、重学（力学）、医学、制造学、全体功用书（生理学）、动植学、地学（地质学）、金石学（矿物学）、画学、音乐学、农学、商学、体操学等。中学期满后，升入上学（大学），以21至26岁上下为度，所学内容与中学同，但较之更深，达到精益求精，并以培养学生的研究创新能力为目标。他通过介绍英、法、德、俄、美、日本及印度等国的学校数量、教师人数、学生人数、学校每年活动经费等内容，概述了外国教育发展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分别按照上述七国的升学率、投资率计算出中国学校教育应该发展的状况，[12](P10223-10230)使中国人读后非常清楚中外学校教育之间的差距。不久之后，该文由广学会另行出版单行本，并改名为《七国新学备要》，该书出版后，对早期维新思想家郑观应和维新思想家梁启超的教育维新思想有一定的影响。（注：郑观应把李提摩太的这篇文章收入了其代表作《盛世危言》中，作为“西学”部分的附录，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6-279页。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撰写改科举、兴学堂的维新变法政论文章《变法通议》时，不仅参考了此文，而且引用了英、法、美、德等国学校发展数目，而且引用了李提摩太比照西方国家的学校数和经费投入数所列出的中国应有的学校发展数和经费投入数。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载汤志钧，陈祖恩：《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9页。）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林乐知、李佳白、李提摩太、狄考文等西教士在《万国公报》上纷纷发表文章评说中外关系、中国政治，从总体上说反映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价值取向，但是，他们总结中国失败的深层原因，批评洋务运动学习西法不够彻底，并提出中国改革和学习西方的新建议，其中又不乏合理和可取的积极内容。比如说，他们介绍了一些西方教育制度和发展情况，并提出教育兴国和变法以育才为本的思想。林乐知在《险语对》的系列文章中指出了美国立国才短短百余年的时间，就从原来的英国殖民地发展到现在的资本主义强国，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以教育兴国，实行普及教育和强制性教育，他指出：“乃美国则家无论贫富，人无论男女，年至六岁以上，罔不入塾读书，务使教化之原涵濡于全国。”办学经费既来自于国家投资，也接受民间的捐赠。[13](P15731)
前述林乐知翻译的《文学兴国策》，于1896年由广学会刻印出版。同年5月他又在该刊发表译者《序》，阐明了翻译此书的目的，是因为该书对日本的近代教育改革产生了一定影响，他希望此书能转而影响中国的教育改革活动。他说：“兹观是书以美国之成法行之于日本，业已明著大效矣，岂不可以日本之成效转而望诸中国之人乎？吾知中国之贤士大夫得是书而读之，当亦翻然变计，而知所取法矣。”[14](P16010)《文学兴国策》的具体内容尽管未在该刊发表，但是，林乐知发表了他的译者《序》，并多次刊登广告，介绍和推销该书，对它的广泛传播和扩大影响有很大的帮助。《文学兴国策》的主要内容，一是多方面地介绍了美国的教育制度和发展情况，包括美国的学制、教育法律、教育管理、办学经费的来源渠道及管理、教育史、各级各类学校（启蒙公学、中学、大学、师范学校、女子学校、盲童和聋哑学校，私立学校等）的教师和学生情况、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二是阐述了教育与国家富强和社会道德伦理的关系；三是关于日本发展新式教育的建议或措施。关于兴办教育是教化民众和国家富强之本的思想贯穿始终，譬如说：“故兴学为有国者教民之本务，实亦为修身者自治之首务”，“观近日各国之情形，更可得文学有益之好证据矣，有教化者，国必兴，无文学者，国必改，斯理昭然也。”[15](P11,16)该书最后部分从美国文化部摘录了当时美国的教育法律《美国兴学成法》，集中反映了美国的学制、教育管理、经费来源及管理、课程设置、考试制度和文凭发放等教育制度。该法律规定了美国教育由国家扶植、各地方独立办学、民间自主办学的制度，教育在联邦政府由文学（化）部管理和协调，各州、城、乡分别设州监督、城学监督、乡董事等进行管理，办学经费来源有二种，一种是政府投资，一种是民间捐资，其中，以后一种为主。学校分为公立和私立两种，在初级教育（启蒙公学）实行免费教育，“由是公学大兴，通国中男女小孩莫不可以读书，而一无所费矣。”[15](P21-28)该书对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教育维新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1905年8月，宁波益智学堂的监院美国人费佩德在该院的演讲稿《述美国教育进步之历史》也在该刊发表，该文简单介绍了美国教育发展史、美国学制、各类学校及其教师和学生的情况。公共学校的学制分为蒙学、寻常、高等三类，“其年龄约起六岁讫十八岁，凡学生得高等卒业券者，得升大学，四载毕业。［寻］常与高等之学课，约分四门，曰文学馆、曰腊丁科学馆、曰近世方言馆、曰英文科学馆，听学者是之自择也。”强调了“美国今日富强进步之原素，则首在教育。”[16](P14-16)
1906年7月，加拿大新教士季理斐(Donald MacGillvray)发表《伦敦初等教育之状况》，介绍了英国伦敦初等教育学校的类型、教师和学生情况、课程设置等。值得注意的是，它强调了英国通过立法规定初等教育实行义务教育，即强制性教育和免费教育，“依教育部之律令，小儿五岁以上必入学堂，行强迫之法，特用干员三百六十三人，时往各家巡察，不令有托病逃避及父母隐蔽暗使工作之弊”，“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始定律初等学堂概不收学费，故无论贫寒之家不能以无力入学为辞。”[17](P24427-24433)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教育处于传统教育向新式教育过渡的前夜。作为中国新式大学的京师大学堂开办起来，新教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学校已有很大发展，一些教会学校开始向大学阶段发展。为了向中国高等教育的建立和发展提供参考资料，《万国公报》在20世纪初陆续介绍了一些世界著名大学的资料。首先是在1900年1月至4月，《万国公报》连载了四期《美国太学考》（或美国学校志），通过与欧洲英国、德国的高等教育比较的形式，介绍了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和现状——包括哈法德大学（哈佛大学）、烟二大学（耶鲁大学）、柏林诗墩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威廉马娌大学、顾伦皮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涉及了大学类型、学校管理、经费来源及管理、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师聘用及待遇、教师和学生人数比例、学籍管理、考试制度、毕业文凭、对贫困学生的助学金制度、校舍的修缮等多方面内容。（注：参见［英］布兰
《美国太学考》，林乐知译，《万国公报》，复刊第132期，1900年1月；复刊133期，1900年2月；复刊第134期，1900年3月；复刊第135期，1900年4月。）此后，《万国公报》又发表专文介绍世界一些名牌大学，如英国的奥克司福特大书院（牛津大学）、[18]美国的哈维德大学（哈佛大学）、[19]施嘉哥大学院（芝加哥大学）[20]法国的巴黎大书院（巴黎大学）、[21]德国的柏林大学、[22]等情况。
《万国公报》作为一份综合性期刊，既不是一份教育专业报刊，而且所介绍的西方教育制度方面的内容占刊物总量的比重并不是很大，但是，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其内容既是较为丰富的，也是非常有价值的。首先，晚清时期，西教士所撰写或翻译的有较大影响的教育学著作，除了丁韪良的《西学考略》之外，《德国学校论略》、《教化议》、《七国新学备要》（《新学》）、《文学兴国策》等，或大部分内容在该刊连载，或在该刊优先发表，再另出单行本，或在该刊部分发表，并作广告宣传；其次，西教士还发表了其他一些教育学论文；再次，以上教育学论著所涉及的范围，既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发展情况，也有亚洲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教育改革情况，还有英国殖民地印度的学校教育兴起的情况。所涉及的教育形式，包括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报馆、图书馆等），所包括的教育内容，既有从启蒙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到各种专科教育等学制，又有义务教育制度、助学金制度、社会捐款制度，也有教育行政管理、学籍管理、学生管理、资金来源及管理、校舍建设及管理，也有教师聘任及待遇，还有课程设计、教学方法、考试制度等，并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教育法律；最后，西教士在《万国公报》介绍西方教育制度时，不是单纯为介绍而介绍，而是同时发表了大量文章批判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并以西方近代教育制度为蓝本，提出中国教育变法的建议或方案[23]。因此，我们在研究西方教育制度在中国传播史以及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教育变迁的时候，不应该忽视《万国公报》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