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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3-0140-05 楚辞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现象。楚辞研究具有恒久的生命力。王国维认为：“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梁启超说：“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所以，推动楚辞研究，应该从研究选题、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化与开拓。这里，笔者结合个人的研究体会，谈谈对楚辞研究的几点看法。 一、楚辞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楚辞研究是一个高难度、高水准的选题，极具影响力、挑战性。郭沫若说过：“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屈原研究》)研究楚辞、研究屈原，既是作家研究、作品研究，又是文学现象研究、文学流派研究、文学风格研究、文学史研究，更是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思维模式研究。 毫无疑义，楚辞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源头之一。但是这个源头隐在云雾之中，既令人心生敬仰，又让人望而却步。楚辞，承载了中原文化遥远而博大的传统，又以惊才绝艳的南楚情调风格展现，令人思接千载，又乐观楚风。关于屈原的历史记载语焉不详，加上楚辞文句的艰难深奥，词旨的委婉曲折，导致了楚辞研究疑义纷纭，很多观点莫衷一是。这就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留下了空间。 楚辞研究虽然已历经两千余年，但空白点和疑难点仍然很多，当今仍然可以出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甚至可能出系列新成果。姜亮夫先生曾经提出，一个学者一生的学术选题，必须是有生命力的、可以做出系列成果的。事实上，有些选题是很有意味很有价值的，但其深广性、影响力不够，写完一两篇论文就无话可说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笔者曾经指导一名广播电视大学的学生做毕业论文，他自选的是唐代贺知章的诗歌研究。尽管作者很努力，多年都不放弃这个题目，但限于选题的涵盖面有限(不到20首诗)，就很难继续下去，不要说有所突破了。因此，学术研究找准选题，对学者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假如志向高远，一生托付，不懈追求，就应该选一个大的有生命力的课题。而楚辞就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大宗。用《四库全书总目》里的话来讲，是“总集之祖”。它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中心问题、重点问题与热点问题之一，历来是一门显学。到目前为止，楚辞研究著作已超过1200种，论文已逾5500篇。据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索引》1990-1999年的古典文学论文统计，关于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位诗人的研究，位居“古典文学作家作品研究排行榜”前十名：其中屈原，871篇，名列第三；陶渊明，512篇，名列第九；杜甫，835篇，名列第四；苏轼，657篇，名列第五。而在这四位诗人之中，屈原研究遥遥领先。 不仅如此，楚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经典，也是世界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因此，楚辞研究在项目申请、成果评奖、宣传推广方面，在传统学科中往往有一定优势。笔者在申报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过程中，均深感这一选题惠我良多。楚辞是楚国社会生活和文化的集中体现，兼及宫廷风格与民歌情调，也涉及众多学科，需要作多方面考察。1990年，笔者撰文提出，楚辞学已形成9个分支学科：楚辞文献学、楚辞文艺学、楚辞社会学(包括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如楚辞语言学、楚辞心理学、楚辞神话学、楚辞考古学、楚辞历史学、楚辞地理学、楚辞哲学、楚辞文化学、楚辞民族学、楚辞民俗学、楚辞天文学等)、楚辞美学、楚辞学史、楚辞比较学、海外楚辞学、楚辞传播学、楚辞再现学。这一观点被引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楚辞学”条目。笔者的初步目标是，完成楚辞研究系列著作10种，目前已出版7种。 楚辞研究是奠定国学、传统学问的基础。做国学研究有哪些经典是必读的？无论是马一浮先生还是黄侃先生开的书目，其中集部第一种就是《楚辞》，这是研究国学乃至一切传统学问的基础。范曾先生在《国学开讲》中说：“国学的源头活水究竟是什么？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即‘先秦之学的生发’。”这是对国学简捷而明了的论述。经典是文化的源头，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其他的都是干支流，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因为国学离不开先秦之学，我们讲四书五经，以至后来的十三经，其根子都在先秦，都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4世纪之间。任继愈先生曾经提出先秦文化的4个区域：鲁文化(孔子、孟子、子思、曾子)、齐文化(管仲、荀子、邹衍、淳于髡)、关中文化(商鞅、韩非、李斯)、楚文化(老子、庄子、屈原)。中国历史主要有4个来源，4个区域文化互为补充，构成中华民族灿烂的大文化，主流文化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 根据近百年的考古学、文献学、简帛学研究，学术界认为与《楚辞》属于同一系统的文献有：《老子》《庄子》《山海经》《列子》《鶡冠子》、长沙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古本《易经》、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四时》《天象》《月忌》、长沙子弹库帛画、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所出《尉缭子》、西晋汲郡所出古本《竹书纪年》、古本《穆天子传》。《楚辞》与《诗经》在艺术形式上的差别不在表层的“四言”与“骚体”，更多地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近百年的出土文献也揭示了楚文化儒道同源及互补的发展轨迹。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的丰富性、郭店楚简儒家著作对子思到孟子发展链环的补充，楚国青铜器及其铭文对周礼的认同，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儒家文化本是荆楚文化的本源，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自觉继承与发展了中原三代以来的文化传统。 从研究价值上讲，楚辞研究有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作自上而下的追踪与探索。“文革”期间，毛泽东主席对红卫兵的种种要求尽量迁就，但是红卫兵提出中国文学史时间太长、内容太多，要求由近及远，从后向前学习，被深谙旧学的毛泽东主席严词拒绝。如果我们将中国文学史比作河流的话，那么读先秦典籍就是从源头开始，再读唐宋以后的书就是顺流而下。蓄积既久，自然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省力多多；相反，要是从后世之书入手，慢慢上溯到先秦，这样就形成“仰攻”之势。“仰攻”就是居于低谷向高峰攀升，显然包袱太重，局限太多，往往捉襟见肘，吃力不讨好，像郭沫若、鲁迅、闻一多这样的天才、大师毕竟有限，大部分人是可望不可即的。笔者关注过一些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如赵园、杨义、王富仁，很敬佩他们从现代文学研究回溯到明清文学文化研究，甚至到宋代士大夫生活方式研究，进而追溯到楚辞研究。杨义有《楚辞诗学》专著，王富仁在《名作欣赏》分三期连载关于《离骚》的诠释。他们的思维模式、逼人才气的确名不虚传，既是高手，涉足之处必有高见。这是我们专门做楚辞研究的人应该虚心学习、借鉴的，尤其是方法论、切入角度、理论引进与试用等，值得好好品味、比较、体会。但他们对楚辞原文的解读与引用、对屈原个性与思想境界的抽象，既有老一代楚辞专家某些观点的影响，又有诠释过度六经注我的痕迹。 笔者长期处于将楚辞研究融入生活、融入生命的状态，在楚辞领域有做不完的题目，有研究不完的难题，既无精力他顾，亦不敢跨界他求。因为对楚辞有所体会，所以读《文选》时就能看出李善注引用楚辞的问题和错误；也对影响传播的课题做过探索，如贺铸词、元代散曲、白雨斋词话与楚辞的关系，如对元代楚辞学的首次整理与抽象，均能开拓新域，有所弋获。 二、楚辞研究的方法选择与选题建设 首先，应重视楚辞的本体研究。文本研究是楚辞研究的基础、重点，也是难点。不管使用什么方法，引用什么材料，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读懂楚辞、读通楚辞，自圆其说，乃至自成体系。想读懂楚辞，就要对楚辞作品下苦功夫，一字一句地细心揣摩，反复推敲。闻一多先生曾经给自己的楚辞研究定下三项课程：(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他花了十多年时间，完成了《楚辞校补》，引用版本65家，采用校正文字28家，驳正3家，“继承了清代朴学大师们的考据方法，而益之以近代人的科学的致密”①。楚辞文本研究，既要继承传统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训诂学方法，以及注释、今译、通解等方法，又要鼓励交叉学科利用他山之石的尝试。研究者要把每一篇楚辞作品当做鲜活的生命体，既要用理性思维求其真，又要用感性思维求其美。让多种研究方法共同参与，互相推动，最终才能得出客观中肯、易于被学术界接受的结论。新时期以来，有一种现象值得警惕：就是一些论文作者连楚辞文句都没有读懂读通，对楚辞文本缺乏最基本的理解与诠释，居然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大做“新解”之类翻案文章，进而利用媒体对楚辞学术的隔阂而进行非学术的宣传炒作。其实，王逸、洪兴祖、朱熹、蒋骥等古代楚辞大家，他们在字词训释、音韵解读、串通文义、探求典故等方面下了硬功夫，帮助我们今天克服阅读理解上的种种困难，奠基开业，功莫大焉。但千万不能误认为他们仅仅局限于章句之学，他们的研究涉及很多领域，可以说早就是多学科互动、多方法并用，有些视野、角度至今我们很多学者难以企及。当下学者要努力消除心气浮躁、急于求成、快出成果的导向，不能浅尝辄止，稍稍翻书或网上浏览，就信口“新解”，草草“商榷”。这样只能在学术圈外徘徊游移，对楚辞研究没有任何意义。 其次，应继续探索传统的疑难问题。两千多年来的楚辞研究史，为我们留下了1200多种著作以及难以统计的笔记散注。②可以说，前人的论著几乎已经涉足楚辞研究的方方面面。正如褚斌杰先生所言：“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前人差不多都有人思考过、探讨过、论证过，要再前进一步实在很不容易。”③笔者在《楚辞学通典》里面曾整理出67个专题，都是楚辞研究无法回避的、也是比较难解决的问题，但是难解决并不等于不能解决。例如屈原生平问题，以往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而且存在很大争议。笔者利用近年来出土的文物资料与传世文献相对照，写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墓主考论——兼论屈原生平研究》《屈原仕履考》《三闾渊源考》《屈原“流放江南”考》等论文，解决了屈原生平事迹中的一些问题。 最后，应建立自己的学术阵地。进入楚辞研究圈里的人，若要取得进展与突破，必须经历并超越三种境界：欣赏陶醉、怀疑抉择、整体审视而戛然创造。换言之，要经过三次“飞跃”：从欣赏到怀疑，从抉择到综合，从审视到创造。其中每一次“飞跃”，都要经过漫长的过程。初进楚辞领域的研究者，因为缺乏研究积累，见到诸家解释歧义纷呈，无所适从，只能跟在他人之后亦步亦趋，或者东一榔头西一棒槌，难以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只有沉下心来，耐得住寂寞，围绕一些有价值、有意义、有难度的选题长期思考、反复探索，争取在一些问题上有所发现、有所创见，并由点及面扩大战果，才能建立起自己的学术阵地。 三、关于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分寸把握 首先，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研究成果虽然卓著，但也留有不少遗憾。对司马迁、王逸、洪兴祖、朱熹、蒋骥、王夫之、戴震等著名学者的贡献，我们始终应该高度肯定。如果我们能够在他们的基础上有所融通、有所补充、有所发挥、有所推进，则功莫大焉。对前代一些著名的楚辞专家，如游国恩、郭沫若、闻一多、姜亮夫等，应该给予高度尊重。好在这几位大家的文集或全集先后出版，便于阅读、比较、继承。不是说王逸以来的研究没有遗憾和问题，但我们的切入点、立足点首先应该是继承，乃至于守成；要超越前贤、要自成体系，不是没有可能，但对于大部分研究者来说，这不过是一个一生永远难以企及的学术理想，甚至是好高骛远、贻笑大方的一个注脚。我们相信这样的大师会出现，但大师不是自己想做就能做到的。大师是历史公认的学术标杆，它的确立是严格、无情的。且不说大师，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也是可以衡量的，一般都喜欢说：发现新问题、采用新材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见解。但真正做到其中任何一点，又谈何容易。 其次，时代性、综合性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古代楚辞学史揭示的、同时也被后来的研究实践不断证明的一个研究规律是：每一种学术派别、研究方法的出现，总是与当时的文化学术思潮相联系。任何摆脱时代制约的努力，往往正是时代思潮的反映。从汉代的经学、宋代的理学到清代的乾嘉之学，从晚清的求新求变以及抗战时期对爱国主义的呼唤到1949年以后“人民性”的弘扬，总会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到楚辞研究。 今天的人们读书做学问的条件远远超过前人。现在有这么好的文献资源条件、互联网条件，足以支持现在的学者做出比前人更大的学问。比如饶宗颐先生去日本收集《楚辞》典籍资料，没有到大阪大学，只是从京都大学吉川幸次郎教授处得到一份藏书目录。而笔者和弟子就能先后进入大阪大学附属图书馆“怀德堂文库”，手批目验，一本一本地看。饶宗颐先生的《楚辞书录》、姜亮夫先生的《楚辞书目五种》，里面著录的很多书他们自己也无法看到，著录的信息难免会有失误。我们现在找起书来就比他们那时候方便得多。所以说，时代性、综合性，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 最后，研究方法没有新与旧、保守与开放之别。引进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是楚辞学界拓宽视野、提升水准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方法优劣的衡量上只有一个标准：不管运用什么学科的方法，关键要检验是否解决了问题。只要能解决问题，用传统方法可以，用新方法也可以，不要总是迷信某一种方法。例如考古学方法。笔者在二三十岁的时候，总是持仰视的姿态看那些讲楚文化、讲考古、讲出土文献、讲楚简的专家，实在是太羡慕了。他们居高临下地讲：你们搞的什么楚辞，基本上是就文本谈文本，现在出土的东西太多了，你们都不懂。后来笔者花了近十年时间，自学了考古学专业的各种教材，看了考古发现中跟楚辞相关的所有资料，写的博士论文也是《屈原考古新证》。这篇博士论文到现在也没有出版，因为自己觉得还有很多问题没法解决。譬如：屈原特殊的个性、气质、遭遇、追求，决定了《楚辞》的政治学意义与丰富、生动的古史信息；而《楚辞》拥有的古史系统与“版本”价值，则使《楚辞》成为古史研究的重要文献；由于古史研究对考古学的过于依赖，也导致了《楚辞》在古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有时，仅仅是《楚辞》与考古发现互证，即能担当证史或补史之重任。我们期望考古发现能够解决“楚文化”研究中的疑难与困惑，从而在宏观上、背景上推进《楚辞》的研究。但“楚文化”研究领域同样问题成堆，可供直接采用的结论极其有限。即使“楚文化”概念的界定与解说，也颇难取得一致的意见。这里谈谈笔者的切身体会： 第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与楚辞本身直接相关的出土文献资料。1977年出土的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竹简，其中有《离骚》残文四字、《涉江》残文五字。1972年山东省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竹简，其中有《唐勒》篇残简。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竹简、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竹简，其中的有些祭祀对象与《楚辞·九歌》祀主相同。而大部分材料属于“背景”或“比较”，乃至“推断”“猜测”性的。除此以外，其他任何出土的简牍，包括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博简、清华简等等，没有一条跟楚辞直接相关。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需要做的，只能是间接映证，扩大视野。 第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比传世文献版本更优的出土文献资料。我们发现的出土文献，往往只是在一个时段或者一个局部地区传播的版本。根据李学勤先生乃至更多学者(包括笔者)的比较，似乎还没有发现超过传世文献的新出土版本，包括《诗经》《论语》《孔子家语》《文子》等。这些出土文献，只能是供我们校勘传世文献文本的一个依据。 第三，出土文献资料，需要“二度”“三度”研究。所有的出土文献资料，对我们研究楚辞来说，只能起到间接的作用。笔者曾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屈原的家族和屈原的生平，自认为推进了学术的一些发展，但是不能认为这些结论就是完全正确的。例如在“左徒”的研究中，笔者运用山东省莒南县出土的青铜戈铭文关于“左徒”的材料，解决了“左徒”这个职务的职掌和名称问题。又如在“三闾”的研究中，笔者利用出土文献里面的两枚印章，将它们跟屈原生平的关系进行了解释，考古专家们都没有注意到这种关系。这些解释既没有得到肯定，也没有得到批评，因为研究到了这个领域，已经很狭窄了，只能供参考。不能说笔者的结论就是铁案如山，纠正了历史上那些著名学者的误读。万一有一天又挖出一个什么文物，或者某个文物又被释读出来，说不定笔者的解释就不对了。因此，在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分寸上，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把握。 第四，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等方法的使用也同样需要注意分寸的把握。例如神话学家袁珂先生曾写道：“‘帝高阳之苗裔兮’，《离骚》首句，便泄露了《楚辞》与苗文化关系的秘密。我觉得‘苗裔’一语，应作‘苗族之裔’解，质之当今之学人，不知以为如何？”④现在很多关于苗族的书把他的话印在书的前面。苗裔和苗族，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袁珂先生作为大专家大学者怎么可能不懂？估计当时袁珂先生年纪很大了，随意写下这几句话。笔者将此举理解为对年轻一代学者、少数民族学者的一种宽容、厚道与鼓励。苗族和楚辞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这是一个历史难题，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不能直接移植、过度阐释。又如中国傩戏学会会长曲六乙先生，他认为《九歌》是屈原“在流放时期采摘当地的傩祭巫歌加工创作而成”(《湘西傩文化之谜》序)，是“从傩祭(傩歌、傩舞)向傩戏初步过渡的原始低级戏剧形态”⑤。众所周知，王国维先生曾经提出《九歌》是“后世戏剧之萌芽”⑥。我们绝不否认它有戏剧表演的因素，但是《九歌》是一组诗，一组优美的抒情诗，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笔者认为多学科、跨学科的视野要涉猎，但不能主次颠倒，肤浅关联；不能突破学术底线；不能将傩戏、九歌、戏剧这些虽有一定联系但又是相当复杂的学术命题简单化。就像屈原虽然受到巫文化的影响而不能简单称他是一个大巫一样，换一个角度就把研究对象的性质搞混淆了。这样的研究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认识上、方法上的混乱，对学术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写到最后，谈一点题外话。笔者认为，当今社会，有认真读书的人，有认真研究楚辞的人，一定要对他心生敬佩之意。因为这个社会的选择太多元了，价值太多元了，市场化、世俗化、功利化的冲击力太大了。真正读书有什么效益，埋头做学术研究有什么效益？即使在历来被称为学术圣地的高等学校、研究机构，不是为了学位、为了职称、为了教授等级而潜心科研的，真的不是太多。有的人为了评职称，一生凸显两个学术高峰：一次是评副教授，一次是评教授。职称关通过之后，相当多的人潜意识中就算完成了学术使命。如果还愿意潜心做学问，潜心做研究，坚持不懈孜孜以求，我们就要对他心生敬意，要热情地接待，共同来推进学术事业。 多年来笔者经常跟弟子讲，真正的学术研究不需要太多人；“大呼隆”式的研究没有太大价值；只要少数的学者真诚地坚持研究，就足够了。唯有喜欢，才能投入；唯有投入，才有成果；唯有付出，才有回报；唯有沉潜，才有境界。出于一片真诚，对于初学者、入门者，笔者好为人师地建议，各种文学史、历史、作品选教材、或雅或俗或浅或深的读本、前辈今贤的课堂讲义，都是入门、普及之阶，不可作为学术论文的论题。不能看到一点或一节、一段的一般性的注释串讲，或者几种观点的罗列，就立即站队，写出论文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做学问，这些是起点；写论文，这些不是起点。凡是与一般性教材、读本商榷讨论的，都是在门外凑热闹，远离学术中心。这样的文章还是少写、不写为妙，如果实在控制不住，可以去细读这个作者的原创性论文、著作，然后再考虑对策。 ①郭沫若：《闻一多做学问的态度》，《大学》1947年第6卷第3、4期合刊。 ②周建忠：《五百种楚辞著作提要》，江苏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③褚斌杰：《楚辞选评》，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④黄中模：《楚辞与苗文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页。 ⑤曲六乙：《傩戏·少数民族戏剧及其它》，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36页。 ⑥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