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对目的地负面影响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述评论文,负面影响论文,目的地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旅游业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因地域广阔，景点众多，居民可自由支配收入和闲暇时间不断增多，人们外出旅游的愿望愈来愈强烈，这促使我国国内旅游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加之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到中国旅游，中国的旅游市场一片繁荣，一系列旅游收入数字显示出旅游业可观的经济效益。由此，旅游研究也多集中在旅游经济方面、旅游资源的开发及规划方面。比较而言，旅游给目的地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则显得薄弱。实际上对旅游影响研究从起步之初，就并非建立在对旅游业发展高屋建瓴式的前瞻性防范研究，而是由于一种问题的暴露而不得已进行的检讨和后补性研究，因而旅游影响研究一直滞后于旅游学研究的其他领域[1]。令人欣慰的是，一些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并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地学习和研究积累了不可多得的材料。但毕竟旅游影响方面的研究与其它方面的研究相比起步较晚，因而在广度和深度上有待拓展。通过对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回顾，本文旨在进一步从旅游人类学的角度，分析和探讨我国旅游业开发给目的地、特别是民族地区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尽量使旅游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水平，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一、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回顾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旅行活动。而人类学就是专门研究人类活动的一门重要学科。自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旅游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的正式产生，以西方人类学家为主的学者就对旅游的产生及其发展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研究涉及以下问题：人为什么要外出旅游？早期的旅行与现在的旅游有什么不同？旅游的本质是什么？旅游与人类生活和精神生活有什么关系？旅游与社会阶层及旅游者的文化素质有什么关系？旅游有什么象征意义？构成旅游的要素有哪些？旅游的形式及种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人类学家们从人类的发展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学者们分别从旅游的象征意义及人类发展的需求方面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如格雷本(Nelson Graburn)教授根据世界著名人类学家范·杰尼普(Van Gennep 1908)、利奇(E.Leach 1961)、特纳(Turner 1969，1974)等所提出的“仪式”论，提出了旅游是一种“人生仪式”，这种仪式既是世俗化的，同时也是现代化的。这一理论还涉及了人类学当中的“阈限”、“共睦态”、反结构、象征、符号等理论。科恩(Erick Cohen)、麦坎内尔(Dean MacCannell)等学者把旅游与宗教朝圣进行比较，提出“旅游是宗教朝觐的一部分”，“旅游是一种现代朝圣”等观点。充分说明了旅游的精神文化意义及内涵。史密斯(Valene Smith)在其论文集《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一书中，根据游客的需求把游客分为五种；科恩也把游客根据对“真实性”的追求分为五类。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麦坎内尔教授。他在其代表作《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1989)一书中，深入分析了作为中产阶级的旅游者在旅游中的目的和行为，并提出了“舞台真实”的理论，大大丰富了旅游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内容，成为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但笔者认为，旅游人类学最重要贡献，则是研究旅游业对东道地产生的冲击和影响。早期的旅游人类学把研究重点放在旅游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是没有道理的。众所周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西方国家都积极发展经济，重建家园。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收入以及闲暇时间也得到了增加，这为人们外出旅游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带给人们经济收入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对现代社会的“疏离感”和“异化感”。当时西方国家为了发展经济，人们像机器一样地工作，他们忘记了生活，忘记了自我，忘记了人际关系，有的甚至失去了“心灵的家园”。另外，工业革命后出现的现代社会的“虚假性”使人们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怀疑及“不真实”感。为此，人们想要暂时离开这个“世俗”和“虚假”的世界，离开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到外面去寻求一个“真实”的世界，以找回自己“心灵的家园”。旅游成了人们实现这一切的方式之一。工业革命的发展，给西方的中产阶级带来了实现这一愿望的条件。他们在基本满足了物质生活的需求后，想通过旅游来追求精神上的需求，例如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以增长知识，扩大视野，“充电”以后又精神百倍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这种精神上的“洗礼”旅游被格雷本称为“神圣的旅程”。然而，这些“崇高”的目标并未像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大众旅游的出现，在“东道主”与“游客”的关系之间产生了许多问题。特别是旅游业发展给东道地带来的影响，特别是负面的影响，极大地影响了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正如史密斯(Valene Smith)所指出的那样，发展旅游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从经济方面来考虑的。旅游开发在使人们获得了经济“乘数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流失”问题。另外，由于在东道主与游客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经济差异，还造成了恐怖和犯罪活动。还有的学者指出，当旅游业由外来者管理的时候，所获得的利润就会外流，“旅游业变成为一种帝国主义形式”和“新殖民主义”(Dannision Nash)。另外，通过发展旅游业，在获得经济回报的同时，又出现了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谁从中受益？谁的收益比例要大？是当地人还是外来的企业？
然而，20世纪旅游人类学研究最多的就是关注由于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文化变迁”。虽然他们也认为文化变迁是动态的，是不可避免的，但当时的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变迁以现代化的形式大大损害了贫穷落后地区的传统文化。旅游成了文化变迁发生的“替罪羊”(Valene Smith)。他们提出了“涵化”的问题，并认为涵化是导致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外来游客的到来，通过“涵化”过程，对当地人的生活、文化价值观等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使东道地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学者们列举了很多案例来说明旅游业给传统文化带来的影响和破坏，这在他们的著作和著述里到处可见。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就是格林伍德(Davydd J.Greenwood)所写的论文《文化能用金钱来衡量吗？——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旅游文化商品化问题》。他在文中提出这样一种观点：旅游业给一个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巨大发展，但也导致了贫富不均的问题。加快了社区内裂痕的出现。因此，旅游业并不像一些急功近利者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万灵药。他在论文中重点探讨了“地方文化”作为一种旅游商品活动对东道地所产生的影响，如对传统的破坏，并以西班牙的“阿拉德”仪式为案例，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旅游活动对传统文化仪式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并提出了“文化能被商品化吗”这一严肃的问题。他认为，把地方文化盗用并作为商品兜售给游客，这不仅仅是荒谬的，同时也是违背文化主权的。所以他说：“文化商品化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所导致的文化变异、甚至丧失，给西方人类学家带来了深深的担忧。还有的学者提出旅游是一种文化涵化形式，认为文化涵化会使东道地区的社会产生文化变迁，这种变迁甚至会导致“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同化。科勒尔(Connell)通过对波利尼西亚岛的塔西提人的研究，完整地再现了当地的文化变迁过程。涵化还涉及族群认同，导致族群关系变化、认同的改变和重构、历史的重新表述等。这些都是西方旅游人类学早期研究的问题。
旅游业开发对文化体验的影响也是人类学家研究的重点。体验异质文化，是大多数游客的愿望。而且希望这些异质文化是“真实的”。这就导致了旅游文化真实性的问题。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当今许多旅游产品都离不开民族文化传统的舞台化展示和再创造。但如果操作不当，也会造成文化产品的变异，或成为“伪文化”而影响游客的体验。齐哈布拉(Chhabra)、赫利(Healy)和斯尔斯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弗洛拉·麦克唐纳苏格兰高地节庆活动为个案，对节庆活动的真实性进行了研究。最早提出旅游“舞台真实”理论的是美国的迪恩麦坎内尔(Dean MacCannell)教授。他在其代表作《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里，剖析了当今世界为吸引游客而进行的商业化的舞台展示，读后令人深思。文化真实性问题成了时至今日人们探讨的热点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仅涉及了旅游者的体验问题，还涉及了旅游文化产品开发的问题。例如旅游业对民族艺术品开发就涉及了“真实性”问题。格雷本教授在《旅游艺术品的发展》中指出，旅游会使民族地区的一些艺术品得到再生并重新流行，不过，民族艺术品在向旅游艺术品的转变过程中会出现形式、内容、规模上的巨大变化，导致传统艺术品内涵丧失及技艺下降。另外，产品的雷同、复制及伪劣商品对传统的工艺品造成了破坏。为了迎合游客的口味，有些地方生产出了被格雷本称之为低质量的“机场艺术品”(airport arts)。这样会影响工艺品市场。随着伪劣商品的出现，当地的工艺品生产受到了抑制，原来那些淳朴而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在图案上具有浓郁民族文化内涵的工艺品，被那些脱离了文化根基、机器批量生产的旅游商品代替，使得传统的工艺品濒临消亡。
西方人类学家研究旅游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研究旅游对社会造成的影响，特别是负面影响。如果说格雷本是从象征意义上来研究旅游，那么纳什(Dennison Nash)则是从旅游业对东道国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方面进行研究。例如纳什的代表作《作为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的旅游》就从“帝国主义”的概念开始分析，指出今天的帝国主义与以往已有不同。以前的帝国主义是以“强迫”为主要特点，而现在人们已经“自愿”、“积极”地接受外来影响。旅游接待方总是处于被动的、不利的地位，因此受到的影响也就更大。所以在他看来，今天的旅游是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形式和新殖民主义。还有的学者对旅游色情服务及造成的艾滋病传播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如社会学家科恩(Erik Cohen)，对泰国青少年从事性工作服务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等进行了长年而深入的研究。美国伯克利大学博士海德(Sandra Haide)的论文《夜幕下的景洪》，对云南景洪的“三陪小姐”与旅游者、艾滋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研究。在主客交往中，性旅游是旅游业中最令人关注和引起轰动效应的议题之一。性旅游的主要目的是到异地寻求商业性质的性愉悦和性关系，这就会有妓女从事非法活动。这些问题在任何从事旅游业的国家和地区都存在。沙因(Schein,2000)谈到，色情服务是吸引国内汉族游客的关键因素。他指出，这一现象可以从中国云南的西双版纳地区的汉族妓女穿着傣族妇女的民族服装来招徕生意上反映出来。那些开发“4S”的旅游活动也被认为是肤浅而又带有色情的活动。
此外，其它一些问题在20世纪的研究中也得到了探讨。如格雷本在《旅游、现代性与怀旧》一文当中提到了旅游带来文化同质化及伪文化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了民族文化主义。例如为了引起游客的兴趣，当地人往往会在进行自身民族的创造与再建构中刻意地走向异国情调化，给旅游资源披上古代乡村与原始的外衣来突出其“他性”，以突出其文化民族主义。博物馆的开发，民间艺术、工艺与表演的开发也披着“保护传统”之类的现代性概念的外衣，将所谓“现代性”意识带进东道地的文化中来。
综上所述，20世纪西方学者对旅游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较正面影响的研究更多，对旅游开发大多抱着消极的态度，对旅游造成的负面影响感到深恶痛绝，认为“出售文化与卖淫一样为人所不齿”。
二、国内相关问题研究回顾
由于学者们不断努力，旅游人类学在中国得到不断发展，研究成果越来越多。近年来，我国在旅游业开发方面，特别是民族旅游业的开发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旅游业给民族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但是也存在一些由于过分注重旅游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了旅游发展所导致的负面影响问题，以致影响了民族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这些现象引起了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最早在1984年，徐崇云做了社会文化影响的初探，以后的关注开始增多，著名的有刘振礼(1992)，申葆嘉(1992)，刘赵平(1998)在国内较早地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并且有不少学者做出了综述，但是存在着重复性大，论述缺乏系统地理论支撑的问题，故而就负面影响予以人类学剖析。
(一)目前国内学者对旅游业负面影响的研究
1.传统文化的商品化 例如，王宁[2]等指出了由旅游开发导致的民族传统文化舞台化、商品化、庸俗化以及民族文化价值观退化的现象，并因此冲击了传统道德观念及价值取向。但对旅游文化商品化进行完全消极的判断是片面的，应该全面的看待其中的利弊[3]，处理好文化旅游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商品化和真实性往往被学者相提并论，因为商品化与真实性有些背道而驰，因而遭到谴责。由于旅游导致了民族特征和民族意识的改变和再创造、在旅游交易中艺术形式发生转变等原因，“民族旅游的主客互动交往中形成了民族的‘刻板印象’”[4]。
2.民族认同感的淡化或加深 有的学者从传播学的角度入手，系统地分析了旅游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的方式对旅游接待地的地方文化认同造成的各种影响，这种复杂的影响既可以摧残原有的认同心理，使旅游地逐渐丧失个性和特色，也可能凸显、增强原有的认同感和文化自尊感[5]。
3.民族地区文化的涵化现象 例如王雪华[6]认为，旅游是旅游者和东道主交流的中介，旅游活动成为传播的媒介，致使在旅游开展之后对东道地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例如旅游导致的纳西族文化变迁、胡同文化的变迁等，使得原味丧失、独特性消失。
4.对社会环境的影响 例如吴晓萍等[7]研究发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为少数民族妇女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会，经济社会地位随着收入、认识的增加而得到提升；旅游也影响了法律法规，它可以影响旅游立法的调整范围、影响旅游法律法规基本原则、影响旅游法权利义务的实现效果并影响旅游法律的责任承担形式[8]。
5.社区参与 社区参与是旅游发展的重要保障，旅游中的社区参与使民族文化得以复归和保持，民族认同凸显，保护意识萌生，旅游开发在某些地方的确过于商业化，但是一味夸大负面效应、阻止旅游业发展的做法也是不科学的；吴晓萍[9]提议，要约束旅游者和开发商的行为，使其承担维护价值成本，社区居民真正受益是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旅游模式。
6.其他 刘赵平在1999年曾提出了旅游影响研究的基本框架，后来学者的研究大都是这个框架中的部分内容；在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综述中，李经龙等人[10]的研究认为，主要社会影响有旅游地居民的态度、示范效应、道德感、语言影响、宗教影响、传统工艺品影响、传统习俗影响及其他8个方面。王璐璐通过回顾1980年以来的国内相关论文，总结了涵化理论、发展阶段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3个模块[11]。孙九霞[12]总结了2000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分别按目的地居民、社会、文化等方面内容进行总结，为以后研究提出了指导性的理论框架。可见，这方面的专题性的研究越来越丰富，当然也有许多其他方面有价值的附带性评述，例如彭顺生在人类学的评述中就涉及了这些问题。但大多数论述以影响的内容或形式为主题，缺乏对过程和深层原因的追究。
(二)云南旅游发展对本地文化的影响研究
云南省利用丰厚的民族文化逐渐走出了一条成功的文化旅游之路，在旅游业催动民族文化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民族文化也受到了旅游活动的多种影响，其影响因子是多方面的：肖佑兴[13]分析认为旅游影响的因子包括旅游业因子、旅游经济环境因子、旅游社会环境因子和旅游生态环境因子，有的学者(郭颖[14]；刘晖[15])认识到旅游开发可能的负面影响，故而极力谈开发与保护并重问题或保护的必要性；杨慧[16]宗晓莲[17]认为，丽江居民搬出古城、外地商人进入的做法，严重降低了丽江的文化底蕴；谭丽华[18]则谈到了纳西民居的变化；宗晓莲[19]在学位论文中，系统论证了纳西族的文化变迁；语言方面，早在1996年，戴凡、保继刚[20]就调查分析了大理古城居民在旅游环境下的学习英语的态度，调查发现，随着外国游客的到来，大理古城居民为了方便沟通，达成生意，而自觉地学习英语，作者并未对此作出负面评价，但是笔者认为强化外语必然弱化对本民族语言的认同。
由张晓萍主编的《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析》一书中，关于旅游对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实例还有很多，例如过度的商品化，传统文化遭到亵渎等，真是发人深省；在另一篇文章中，她认为，在利益驱动下，云南旅游工艺品中的伪劣品和舶来品增加；郑晶[21]认为丽江古城因居民迁出，其功能发生了很大转变，居住功能下降，旅游服务功能提升，纳西文化成为了赚钱的工具，其他的民族服饰也进入了丽江服饰店，技艺精湛的纳西族传统手工艺品(铜器等)逐渐消失，被粗制滥造的廉价商品代替；孙九霞[22-23]提出，旅游发展促进了傣族园的乡村都市化，为乡村都市化提供了更多的条件；鼓励傣族园社区的深入参与，减少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矛盾；李柏文[24]研究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打洛镇的旅游后的“废都”现象，即旅游业进入衰退期甚至退出后，导致了“经济失力、社会失调、文化失色、环境失衡”的一种现象，在旅游的衰退期，打洛镇的居民串门少了，社会人际关系淡漠，传统文化经过了商业化、舞台化及文化的涵化后逐渐失去本色，这种前瞻性和防范性的研究思路有利于及时防范旅游退出后的负面影响，因而具有很大的价值。
三、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负面影响的人类学解读
为了进一步研究旅游对目的地的负面影响，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较深入的人类学研究及探析：
(一)文化变迁——涵化的过程和结果
涵化是一种文化变迁模式，是指文化变迁的横向过程。它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文化，在长期持续的接触碰撞后，导致文化体系变化的过程和现象，它以文化接触和传播为前提条件，一般包括接触、传播、选择、采借、适应或抗拒的一系列过程；涵化的不良结果就是一系列的物质和非物质代价，而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异就是其代价之一。以旅游为例：
以民族地区的习俗为例。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服饰、风俗习惯等成为吸引游客的资源。为了从中获取经济利益，一些旅游开发商和当地人开始宣传、包装这种文化，使文化趋于过度商业化；而本地居民也被外来旅游者的生活方式所吸引，旅游者对他们的“示范效应”，使他们忽略了对自己文化的认同而对其他文化方式进行盲目地模仿，再加上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原因，本民族文化将可能逐渐被淡化，甚至被外来文化同化，长此下去，很可能导致民族文化的变异，甚至丧失。所以研究旅游中的涵化现象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是导致文化变迁的重要形式和原因之一。
(二)旅游示范效应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常受到周围人的消费水准的影响，这就是“示范效应”。旅游的示范效应就是指旅游者的旅游行为给目的地带来的展示范例，尤其是旅游者外在特征，如现代服饰、发型等对弱势文化的驱动改变作用。来自富裕地区的旅游者的消费模式，就会给相对贫困的目的地居民产生示范效应，主要表现在后者对前者进行不切实际地认可和效仿。例如原来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逐渐变得开放，社区的流动程度也越来越大，年轻人对现代版的文化向往逐渐增加，从而使得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减少，很多传统文化难以找到继承人，即使该种文化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列，年轻人仍然不太关注，致使某些传统文化面临丧失的危险。有关学者在调查长岭岗少数民族风情特点时就发现，当地人中，无人穿本地服装，年轻人也很少会说本民族语言。
当地居民的文化认同感逐步降低：社区居民，特别是年轻人急于实现都市生活，却缺乏勤劳和耐心，结果，不正当的赚钱方式渐渐出现，例如强买强卖、甚至卖淫、赌博等，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当地居民与游客拍照十分配合，照完后便伸手索钱，动作熟练麻利，使人不禁为少数民族弱化的淳朴与善良而汗颜；还有的地方，将庄严的婚礼俗化为赚钱的工具，加不同数额的钱可以拍照、试婚等，长此以往，势必影响地区人民的传统的婚恋观。
(三)社会交换说
“社会交换理论”是人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共同的理论基础之一。莫斯发现，在社会交换中，不仅具有经济性的交换，还具有礼仪性的交换。礼仪交换是为了建立某种社会关系、参与某种社会活动和形成社会规则而采取的方式。这一理论，有利于我们解释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文化在接触之后的变化成因。简单地说，就是两种文化相互交流和变换的结果，是礼仪性交换的表现；同时，当一种文化的力量大于另一种文化的时候，弱势文化就会更多地被强势文化吞没，当然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多重文化时空层叠的整合过程。
图二 旅游地文化变迁途径示意图[25]
(四)文化再生产的理论及实践
“文化再生产”是指目的地文化接受体系职能过程的自我决定特点。有些文化成功地把外来文化引进自己的文化或对外来文化进行本土化利用，以使自己文化更有活力，例如土家族的“摆手舞”等。
旅游者外出旅游，不仅是去异地感受异文化的简单过程，更是在现代喧嚣生活的压力下，内心深层次的一种渴求。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在《旅游人类学》一书中，对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的解释是深刻的：现代社会是个后现代社会，作为“生物人”和“社会人”，二者之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人格分离”，人们有“生活在他处”的身心要求，交通的发达和e时代的到来，使得旅游的空间转移和空间活动成了这一愿望、动机和实现过程的具体实践，“实践”的场地便是东道主社会为游客所提供的“社会空间”。这就能够从另一个侧面来理解旅游者的旅游活动与目的地文化变迁的关系。旅游者带着一份诉求来到东道主社会，尽管“东道主”为旅游者提供的“社会空间”可能是有限的，或者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东道主提供的并不是真实的文化，而是一种变化了的或再生产之后的文化空间(有的是为了适应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不得不做某些改变)，同时旅游者无时不在这个空间里显示自己的优越性，而旅游者携带的客源地文化，对东道主而言，也是新奇的，于是，东道主也在这种向往的心理下逐步改变自己原有的生活习俗，文化变迁便在这种潜移默化中发生了。
四、结语
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静止是相对的，运动变化是绝对的、永恒的”，因而，旅游地社会文化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种变化，旅游仅仅是它的一个助推器，并不是唯一的动因。同时，人类学视野下的这种变化原因，以上的几个论述也不能完全含而概之，例如林顿的身份和角色理论、格尔茨的文化解释理论等，都能够说明一些问题，本文只是试图从几个更为明显的视角来探析这个问题。
总之，无论是研究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还是研究旅游的其它问题，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减少旅游对社会文化的不利影响，让旅游业朝着良性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但是，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我们还应该考虑下列问题，如改变旅游发展的模式，变政府主导式为社区参与式；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使当地民众真正从旅游发展中受益；进一步提高全民素质，特别是偏远贫困地区的民众的受教育水平，给予他们更多的话语权，因为他们是民族文化的真正拥有者。良好的自我文化意识和强烈的自我文化认同，才是保护传统文化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