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达事件与诸葛亮治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件论文,诸葛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9-0133-07 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孟达降魏，蜀汉建兴年间(222-237)，孟达归蜀不成而被司马懿所诛。关于孟达事件，著名史家田余庆先生曾著有《刘封与孟达》一文①，进行了精辟的论说。但是并非题无剩义，在涉及孟达的这两个看似孤立的事件中，不时出现诸葛亮的身影，为我们研究诸葛亮治蜀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孟达降魏与蜀汉新旧矛盾 建安二十四年，副军将军刘封与宜城太守孟达忿争不和，刘封公然抢夺孟达的鼓吹，导致孟达率众降魏。从表面上看，孟达降魏的导火索是孟达与刘封的个人忿争。追究到深一层，本文认为，这两件事涉及蜀汉政权内部的新旧矛盾，而且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刘封的这种做法，使蜀汉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变得明朗化，并且表现出一方欺凌另一方的事实，最后迫使被欺凌的一方愤然出走，这才是孟达降魏的根本原因。应该看到，造成这种局面的，不是刘封本人，而是刘封背后的刘备。 孟达，字子敬，扶风人，《三国志·明帝纪》谓之“才辩过人”②，魏大臣刘晔称其“恃才好术”③，而司马懿也认为孟达“言行倾巧”④，足见孟达足智多谋，善于巧辩。建安十六年，刘璋为抵御曹操，派遣法正、孟达各领兵二千迎刘备于荆州，孟达留驻不返，从此跟随刘备。⑤建安十九年，刘备入蜀，以孟达为宜城太守。刘备虽然欣赏孟达的才能，却对他并不信任，这应与孟达原为刘璋旧部有关。 建安二十四年，孟达奉命北攻房陵，杀房陵太守蒯祺，随后乘胜进攻上庸。刘备这时表现出了对孟达实力壮大的不安，“阴恐达难独任”⑥，于是派遣养子刘封自汉中率军顺沔水直下，至上庸统领孟达之军。刘备命刘封统孟达军队之时，就为这场忿争埋下了祸端。上庸之战后，参与战斗的部将如刘封等人均受到嘉奖，孟达却没有得到任何封赏，可见刘备重用所亲，对孟达始终怀有戒备之心。客观地讲，刘备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里涉及三国时期最敏感地理位置即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的问题。 房陵、上庸、西城三郡，本为益州汉中郡所属的三县。建安末年，三县改为郡⑦，是魏、蜀、吴三国的交界地区。《华阳国志》记载此三郡因“在汉中之东，故蜀汉谓之东三郡”⑧。东三郡地形复杂⑨，彼此又通过山脉和水路连接，可以称作一个“三不管”的地区。同时，东三郡南部为吴、蜀少数民族的聚居区，相对闭塞，真正是进可攻、退可守，又可割据自保。因此魏、蜀、吴三国都企图对东三郡施加影响，占为己有，各个政权对东三郡的争夺也是三国战争史中不可忽视的一章。 刘备攻蜀之时，东三郡的情况就十分复杂。房陵太守蒯祺出自南郡土族⑩，驻有相当的兵力；上庸太守申耽与其弟申仪也多有部曲自守(11)。在刘备看来，孟达占领房陵之后，自然接收了蒯祺的部下，实力有所增强；如果再攻破上庸，进而吸收了申耽、申仪兄弟的部曲，那么孟达的军事实力就不容小觑了，这样的局面是令刘备有所顾虑的。更何况，东三郡的地理位置如此重要，孟达如果攻破了上庸，就等于占有其中的两郡，那么就有可能在三国边境上割据自保，到时再来消灭就非常困难了。当然，更让刘备担忧的是，孟达属于刘璋旧部，不是刘备所在的外来势力的铁杆成员。在刘备看来，如果上述设想成为现实，孟达如与蜀汉内部的益州势力相呼应，蜀汉新政权将会腹背受敌，这才是让刘备“阴恐达难独任”的主要原因。为了遏制这种事态的发展，刘备不能让孟达的势力扩充，必须找人接替孟达的位置。因此，刘备派遣刘封、李严与孟达共同攻打上庸。(12)李严虽然具有军事才能，但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刘备的重用，而作为刘备养子的刘封，才是这次战争的主要领导者。 刘备在孟达攻打上庸的途中，临时换上刘封统领孟达的部队，这个做法本身就代表了对孟达的不信任。而攻破上庸之后，刘备显授刘封为副军将军，对孟达攻破房陵之事未有任何加赏，也加深了蜀汉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加速了孟达叛蜀降魏的步伐。同时，在分析孟达降魏的原因时，要注意到除了刘封抢夺鼓吹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孟达曾经拒绝发兵营救关羽，惧怕被刘备责罚而畏罪潜逃。然而根据当时的情况，孟达未救关羽也有不得已的理由。 由前文可知，刘封、孟达、李严等人奉命进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虽举城投降，但局势并不乐观。刘备调遣申耽家眷及宗族到成都，而申耽的大部分兵力仍然滞留在上庸，同时，申耽之弟申仪又被封为西城太守，因此申氏兄弟在上庸、西城之间仍然拥有大量游散的土豪武装，(13)对刘备造成了潜在的威胁。在当时能够牵制这股力量的，只有驻守在上庸、房陵的刘封和孟达的部队。而申耽、申仪后来投降曹魏(14)，也间接证明了当初刘封、孟达驻兵留守的重要性。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申仪与孟达不和，即使两人降魏后也屡次发生争执，(15)这也有可能与建安二十四年孟达在房陵遏制其势力发展有关。如果这一推断成立的话，那么孟达未救关羽的缘由也随之浮出水面：关羽围攻樊城之时，正值上庸、房陵二郡刚刚平定，需要大将对其进行安抚与威慑。樊城、襄阳虽为荆州的重镇，但就地理位置来说，处于孙吴管辖的范围，当时对蜀汉来说尚有一定的回旋余地。而东三郡作为魏、蜀、吴三国的边境，是蜀汉的门户，其重要性要远比襄、樊二镇大得多。设想刘封、孟达因救关羽而失去上庸、房陵二郡，那么其后果可想而知。况且就距离来说，即使刘封、孟达出兵，他们的援兵与孙权派遣偷袭关羽的军队相比，也未必能够及早到达。因此，孟达最后的决定，就是拒绝支援关羽，这也许是孟达在当时能够做出的唯一抉择。不幸的是，关羽的兵败身死，引来了刘备的怨恨。这对孟达来说，亦无可奈何。 值得注意的是，刘封对这件事的处理方法同孟达一样，这也成为后来刘备赐死刘封的理由之一。此外，在赐死刘封这件事上也隐约可以看到诸葛亮在调节蜀汉新旧势力关系上的基本原则。 孟达降魏后攻打上庸，在给刘封的一封信中指出，刘禅被立为汉中王太子之后，作为养子的刘封在蜀汉政权的地位将非常危险，此次战役若失败，自然会受到谗毁，“左右必有以间于汉中王”(16)。在之后的交战中，因申耽、申仪临阵叛降，刘封被迫退回成都。刘备果然对刘封不救关羽、侵凌孟达之事进行追究，为平息益州势力的不满情绪，也为蜀汉政权后世的稳定着想，加上诸葛亮虑其刚猛，担心刘备之后的君主难以御制，劝刘备斩绝后患。于是，刘封被赐死，孟达之前所言“左右以间与汉中王”的人，竟然是丞相诸葛亮，这是令人意外的事实。 从孟达叛蜀降魏的原因来看，是蜀汉政权初期新旧矛盾的一次爆发结果，造成这种局面的正是刘备本人。而诸葛亮在其中起到了平衡新旧势力的作用。在后来诸葛亮劝降孟达以及孟达败死事件中，我们仍可以看到诸葛亮对待非荆襄势力的危险人物的具体行事策略。 二、孟达败死与诸葛亮治蜀 建安二十五年，即魏元康元年，孟达率众叛蜀降魏，受到了魏文帝曹丕的重视。根据《三国志·明帝纪》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信息。 首先，曹丕命令孟达只身进京朝拜，“慎勿令家人缤纷道路，以亲骇疎也”，“且当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后徐徐轻骑来东”。(17)其次、曹丕合东三郡为新城郡，“又加拜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18)。封孟达成为新城太守。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孟达降魏，所带部曲众多，是一支数量可观的军事力量。曹丕十分看重孟达的这支队伍，并且允许他将部曲安顿在边境之地。同时，曹丕合三郡为一郡，委任孟达，也表现了对孟达的重视。《太平御览》中曾有一条资料印证了孟达在魏的待遇。其言孟达为新城太守，登白马塞山而叹曰：“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不能守，岂丈夫也？”(19)史家称其为上渚吟，“声韵愤激”(20)，同时，孟达又与曹魏重臣桓阶、夏侯尚等人关系亲善，因此，在曹丕在世时，孟达在曹魏的境况可谓意气风发，仕途平坦。魏黄初七年(226)，魏文帝曹丕去世。随着魏明帝登基，孟达失去了宠恃，开始忧虑自己的前程，“自以羁旅久在疆场，心不自安”(21)。再加上同为降将的宿敌申仪不断向魏明帝告发孟达谋反，孟达的处境更加每况愈下。听闻孟达的境况，蜀汉的诸葛亮考虑到孟达所辖东三郡的重要地理位置，开始策反孟达，从而引起发了魏、蜀、吴三国边境的纷争，而孟达在这场纷争中成为最后的牺牲品。 有学者认为，孟达叛魏降蜀，不单单与孟达反复的性格有关，同时也与魏文帝曹丕的纵容大有联系。例如柳春新先生在其大作《“魏文慕通达”试释》一文中，通过对傅玄的评论“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22)的剖析，指出“明帝时孟达图谋叛魏降蜀，是一则臣下‘贱守节’的显例”(23)，点明了曹丕“慕通达”的弊端。柳先生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也引人思考。本文认为，孟达叛魏降蜀，固然有曹丕纵容的因素，但其主要原因则在于诸葛亮的策反，这是本文将要重点论析的内容。在这个事件中，诸葛亮与孟达的书信往来是重要证据。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两人之间的书信，主要有《三国志》中《李严传》、《费诗传》中二件、《太平御览》中五件、《华阳国志》中一件、《晋书》中一件以及《水经注》中一件。现摘录如下，以便具体说明： 史料一：“严与孟达书曰：‘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亮亦与达书曰：‘部分如流，趋舍罔滞，正方性也。”(24) 史料二：“亮欲诱达以为外援，竟与达书曰：‘往年南征，岁末乃还，适与李鸿会于汉阳，承知消息，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托名荣，贵为乖离乎。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又鸿道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说。寻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故遣有书。’”(25) 史料三：孟达《与诸葛亮书》曰：“今送纶帽、玉玦各一，以微意焉。”(26) 史料四：司马彪《战略》曰：“孟达将蜀兵数百降魏。魏文帝以达为新城太守。太和元年，诸葛亮从成都到汉中，达又欲应亮。遗亮玉玦、织成、障汗、苏合香。亮使郭模诈降过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模语仪亮言：玉玦者，已决；织成者，言谋已成；苏合香者，言事已合。”(27) 史料五：孟达《与诸葛亮书》曰：“贡白纶帽一颜，以示微意。”(28) 史料六：孟达《与诸葛亮书》曰：“贡白纶帽一，以示微意。”(29) 史料七：“又曰：蜀将孟达之降魏也，魏朝以达领新城太守，假节。达於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谋泄，将举兵，司马宣王秉政，恐达速发，以书安之。达得书，犹豫不决。宣王乃潜军进，诸将皆言达与二贼交构，宜审察而后动。宣王曰：‘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往决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将救达，宣王分诸将以拒之。初，达与诸葛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返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吾所在深险，司马公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达於城外为水栅以自固。宣王度其水，破其栅，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刘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遂斩达。”(30) 史料八：“蜀丞相诸葛亮将北伐，招达为外援，故贻书曰：‘嗟乎，孟子度！迩者，刘封侵凌足下，以伤先帝待士之望。慨然永叹！每存足下平素之志，岂虚讬名载策者哉！’都护李严亦与书曰：‘吾与孔明，并受遗诏，思得良伴。’吴王孙权亦招之。达遂背魏，通吴、蜀。表请马、弩于文帝，抚军司马宣王以为不可许。帝曰：‘吾为天下主，义不先负人。当使吴、蜀知吾心。’乃多与之，过其所求。明帝太和初，达叛魏归蜀。时宣王屯宛，知其情，乃以书喻之曰：‘将军昔弃刘备，讬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场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达[乃]以书与亮曰：‘宛去洛八百，去此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闲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辨。[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起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31) 史料九：“初，蜀将孟达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乃以达领新城太守，封侯，假节。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复，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帝恐达速发，以书喻之曰：‘将军昔弃刘备，托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场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达得书大喜，犹与不决。帝乃潜军进讨。诸将言达与二贼交构，宜观望而后动。帝曰：‘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决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帝分诸将以距之。初，达与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达于城外为木栅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栅，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斩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振旅还于宛。乃劝农桑，禁浮费，南土悦附焉。”(32) 史料十：“故孟达与诸葛亮书，善其川土沃美也。”(33) 在以上资料中，史料三、四、五和六可以归结为一条；而史料七是史料二、八的总述，它们有少许出入，但仍可以作为参照资料来使用。 根据《三国志·明帝纪》的记载，司马懿擒斩孟达在魏明帝太和二年(228)(34)，而诸葛亮向孟达劝降始自建兴四年(226)(35)。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出，诸葛亮与孟达的书信往来大都是集中在这两年之内，也正是孟达任魏新城太守期间。因此，通过分析这些信札，有助于我们揭开孟达败死的真相，了解诸葛亮处理蜀汉新旧势力之间的关系的宗旨与措施。 从史料一中，我们可以确定这封信是在李严移屯江州之后所书，时间当在建兴四年(36)之后。结合史料二，则知该信应具体写在诸葛亮与孟达书之后。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两封信联系起来分析，其内涵一目了然。 魏黄初七年三月，魏文帝曹丕病重，五月，曹丕去世。此时，正是诸葛亮南征归来、锐意北伐的前夕。在魏室新旧皇权交替之时，诸葛亮与孟达书，可以说别具深意。曹丕死后，孟达失去了皇帝的庇护，而早年与孟达亲善的尚书令桓阶、夏侯尚等人也已撒手人寰，因此，孟达在魏国彻底失去了中央的支持。孟达以降将自处于魏，手握边境大权，新君尚未登位，等待他的不知是何种境遇，所以，孟达自然忐忑不安，无所适从。可以想象，这时若有一方力量向他伸出援手，孟达必会感恩戴德，有所藉借。诸葛亮正是抓住这一契机，及时与孟达联系，计划策反孟达。 在史料二诸葛亮致孟达书中，就明显地表露出诸葛亮策反孟达的意思。这封书信的背景，是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归来，曹魏降人李鸿来投，言及几事。其中有一条是说孟达没有相信他人之言，认为诸葛亮并未劝刘备诛其妻子，(37)并对诸葛亮仰慕非常等言。诸葛亮听闻李鸿所言，就萌生了劝诱孟达投降、以此据有东三郡的念头。这封信也成为我们研究诸葛亮用人原则的依据之一。 这封信中，诸葛亮首先对孟达现在备受“乖离”的处境表示同情，然后对当年孟达降魏的事件加以谅解与安抚，同时，诸葛亮也表达了愿与孟达结好的心意，诸葛亮劝降孟达之意昭然跃于纸上。 据《费诗传》记载，孟达收到这封信之后，开始与诸葛亮往来，“达得亮书，数相交通，辞欲叛魏”，而史料一就是接下来的书信。值得注意的是，李严与孟达书也赫然列在其中。李严与孟达书，言“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应是向孟达传递招降的信息。李严在建安十八年投降刘备，孟达于建安十六年留在刘备阵营，此二人均原为刘璋旧部，又共同奉命攻申耽于上庸。李严虽然本质上属于荆襄势力的成员(38)，但是他与孟达经历相似，又和孟达共事过先主刘备，因此，他们的关系应该比较亲善。由同为降将的李严向孟达发出劝降的信号，也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李严此番与孟达书，当是诸葛亮授意之下所作。蜀汉建兴四年，李严离开一直驻守的永安，移屯江州，李严与孟达书，要避免造成境外之交的嫌疑，因此将李严提前移至江州也是合理的安排。因此，李严与孟达书，发生在蜀建兴四年之后，即李严督江州之时，是有特殊的含义的。这也表现了诸葛亮心思细密的行事作风。 在史料一中，我们知道李严与孟达书后，诸葛亮紧接着亦与孟达书，赞扬了李严具有很高的政治能力，同时也表达了对李严的器重。诸葛亮此举的意图在于以李严的境况来暗示孟达：如果孟达叛魏归蜀，将获得和李严一样的地位与权势。将史料一、史料二结合起来，就能够发现诸葛亮的用心所在。诸葛亮首先对孟达当时的处境表示同情，然后对当年孟达降魏的事件加以谅解与安抚，最后通过与孟达经历相似的李严的事例来劝降孟达，达到策反孟达的目的。 蜀建兴五年，诸葛亮率众北驻汉中，经过多次的书信往来，诸葛亮的策反行动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孟达送给诸葛亮玉玦、织成、障汗、苏合香等物，传达了降蜀的信息，史料三、四、五、六、十即是最真实的记录。经过诸葛亮、李严等人的努力，孟达开始怀有降蜀之心。在与诸葛亮暗通款曲之初，孟达尚为魏臣，其行事必然要隐秘，防人耳目，因此先通过信物来表达心意是极其有可能的。 史料十中的孟达与诸葛亮书，截取了原件的一句而已，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信息。这封孟达与诸葛亮书中，提到西城郡附近的坂月川(39)。孟达赞川土沃美，此事当发生在孟达意图降蜀之时。孟达向诸葛亮提到自己所辖地区物产丰饶，除了炫耀东三郡的优越、增加投降资本之外，还有与诸葛亮谈论地形的可能。地势地形属于军事秘密，也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因素之一。孟达与诸葛亮身为敌国双方，畅谈魏国军事重地西城郡附近的地形地貌，无疑不是闲聊风土人情那么简单。本文认为，这封信应写在孟达与诸葛亮达成某种共识之后，孟达向诸葛亮透露东三郡的地势地形，以表其降蜀的诚意。这段史料不见于《三国志》，看似孤立无用，但是现在把它放在孟达与蜀汉的关系中来思考，就有了豁然开朗的意味。 经过了与诸葛亮、李严等人多次的书信往来，孟达的降蜀之心日盛。然而，孟达还对曹魏抱有希望，这就造成了孟达游离于魏、蜀的局面。在史料八中，记载了孟达降蜀意图败露后，得司马懿书，又犹豫不决的情况，史料七《华阳国志》的记载也比较相似。在司马懿的这封信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司马懿的足智多谋。司马懿首先利用魏文帝当初的宠信来唤起孟达的感恩之心，随后指出孟达当年叛蜀对蜀国造成的影响，断言孟达归蜀后的悲惨下场，这一点正中孟达的顾虑。司马懿最后还指出了郭模一事颇有端倪，使孟达心生疑虑。果然，孟达看到这封信后，开始对降蜀之事犹豫不决，从而耽误了时机，导致了后来的覆败。在这里，郭模事件是司马懿动摇孟达的关键，也是孟达不能决心降蜀的主要原因。关于郭模引起的问题将在后文详述，在此不作赘述。 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此事件中时有出现的还有孙吴政权。史料七中有“吴王孙权亦招之。达遂背魏，通吴、蜀”这一记载。《华阳国志》是晋人常璩所作，是研究蜀地唯一的可见资料(40)，可与陈寿《三国志·蜀志》互证，是“有补于史家”(41)的重要文献。《华阳国志》中出现的这段记载，未见载于《三国志》或其他史书，所以尤显珍贵。那么由此可知孟达除了在魏、蜀之间摇摆不定外，与孙吴政权也有着一定的联系。同时，史料七中也记载了孟达“连吴固蜀，潜图中国”的行为，可知孟达与孙吴确有瓜葛。史料九中，孟达遭司马懿围攻，“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则印证了这一推断。因此，孟达败死涉及魏、蜀、吴三国，是当时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孟达不但在魏、蜀之间犹豫不决，还与孙吴政权藕断丝连，这就注定孟达在关键时机不能当机立断，造成兵败身死的下场。 三、诸葛亮的用人策略 对于孟达降蜀，诸葛亮所持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一开始，诸葛亮对此比较重视，积极策反孟达。但是随着诸葛亮逐渐觉察到孟达在与蜀汉沟通的同时，倚仗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雄厚的部曲实力，又与曹魏、孙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他也意识到，孟达的存在对蜀汉来说始终是弊大于利，因此诸葛亮后期在对待孟达的措施上发生了微妙的转变，由此，就有了郭模其人其事的出现。从史料八中可以知道，诸葛亮遣郭模诈降，向魏兴太守申仪泄露孟达降蜀的消息，申仪与孟达素来不和，故向朝廷揭发孟达，加速了孟达的叛魏行动。在史料三中，也同样记载了此事，并且有孟达降蜀的信物为证。关于是否有郭模其人其事，本文认为是有可能存在的。《魏书·明帝纪》亦有魏兴太守申仪“密表达与蜀潜通”(42)的记载，当是申仪持有孟达降蜀的证据来告发孟达。 孟达谋反暴露后，司马懿率兵讨伐孟达。孟达与诸葛亮书，言路途遥远，魏军当一月之后到达，会有所准备。不料司马懿倍道兼行，八日抵达上庸城，将孟达团团包围。经过十六日的抵抗，孟达终被擒斩。在这个事件中，有多个疑点，值得我们深思：第一，孟达叛魏，为何不率众降蜀或投吴，而是坚守城池？第二，孟达兵力众多，何以迅速被擒？第三，孟达与诸葛亮书信来往既然如此频繁，孟达为何不能及时得到援救？ 关于第一个疑点，从史料八中，我们可以找到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司马懿的劝说使孟达犹豫不决。孟达昔弃蜀汉，现在归蜀必怀尴尬；若投吴，又无所依托，所以以孟达的角度来权衡，如果司马懿所论可靠，能够得到魏国的重用，则留在魏国无疑是他最好的选择。另一方面，正因为孟达的摇摆不定，吴、蜀对他也均持有保留态度。史料九中有魏国诸将论孟达与蜀、吴相通，宜先观望而后行动，司马懿却认为“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切中当时的局势。从孟达举兵到司马懿到达上庸的过程中，也未见有吴、蜀发兵支援的记载。孟达与诸葛亮书，言意图凭借地险固城，也证明其并未打算离开上庸郡。因此，孟达举兵叛魏，没有降蜀或投吴，而是坚守城池，有其自身的考虑，也有当时局势的限制。 关于第二个疑点，在史料九中能够找到答案。史料九里记载了司马懿攻破上庸城的经过。孟达占据的上庸地势险固，三面有河水阻隔，且在城外加木栅，又有重兵把守，可谓易守难攻。但是，在短短十六天内，司马懿就破城而入，确实让人匪夷所思。然而此段出现“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的记载，可见，最后决定孟达覆败的主要原因是手下部将的叛降。在史料九中，亦有司马懿此次战役后“俘获万余人”的记载，可知，孟达的实力确实雄厚，如果没有李辅、邓贤等人的背叛，也不至于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身死兵败。 关于第三个疑点，本文认为，诸葛亮发兵救孟达，确有其事，但是没能及时援救孟达。主要有以下两个可能。第一，诸葛亮派兵被魏军阻拦。史料九中，有司马懿攻孟达时，“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帝分诸将以距之。”可知诸葛亮曾经发兵救孟达。而《三国志·刘封传》中有“太和中，(申)仪与孟达不和，数上言达有贰心于蜀，及达反，仪绝蜀道，使救不到”(43)的记载，也可以印证这一点。因此，有可能是诸葛亮发兵，被魏司马懿、申仪等人阻拦，不能及时援助孟达。第二，诸葛亮意图借司马懿之手除掉孟达，因而消极支援。史料九中有“蜀相诸葛亮恶其反复，又虑其为患”，可知诸葛亮对孟达的反复也有所保留，再联系前面的郭模泄谋事件，诸葛亮对孟达此时已无招揽之心。孟达所在为魏、蜀要地，孟达本人又足智多谋，兵力众多，因此，除去孟达不但为蜀汉解决了边境危机，也防止孟达入蜀后打破新旧势力的平衡，因此诸葛亮以郭模事件加速了孟达谋反，不费蜀汉兵力而借魏司马懿来除去心头大患，确实是上上之策。至于诸葛亮后来发兵援救，也可以解释为做做姿态而已了。(44) 孟达败死之后，魏分新城的上庸、武陵、巫县三郡为上庸郡(45)，司马懿又“徙孟达余众七千余家于幽州”(46)，远离魏国边境，由此，孟达的势力在东三郡的历史舞台上彻底消失。 关于诸葛亮策反孟达的动机，田余庆先生认为，是借司马懿的兵力来除去孟达(47)，这是十分精当的推理。本文认为，诸葛亮策反孟达，并不是一开始就计划除去孟达，(48)而是在看清孟达反复行为之后不得已的情况下促其败死的结果。 令人深思的是，在诸葛亮北伐战争中，孟达并未发挥其书信中许诺的外援作用，这应与孟达“言行倾巧”的特点有关。蜀汉建兴六年春，诸葛亮据箕谷，北攻祁山；同年冬，诸葛亮复出散关，围陈仓；建兴七年，诸葛亮攻武都、阴平。这三次北伐，进攻的目标都是曹魏的雍州地区，这与诸葛亮原来与孟达相约的进攻东三郡的计划并不符合。追究原因，应出于孟达方面。孟达向诸葛亮传达降蜀的信号的同时，又与孙吴保持联系。如果诸葛亮北伐的目标是东三郡，以诸葛亮谨慎的行事风格，必然要确保孟达真心降蜀，才能够以兵力声援。但是，孟达与孙吴的关系，又让诸葛亮不能贸然从事。设想诸葛亮进攻东三郡，孟达与孙吴联合趁机偷袭，那么，情况就会变得十分复杂，也会影响到诸葛亮北伐的进程。总而言之，正是鉴于孟达迟迟没有明确表态，同时又与魏、吴瓜葛不断，所以诸葛亮决不能冒险以东三郡作为北伐的首选目标，这是诸葛亮顾及大局的深远考虑。 孟达败死是诸葛亮执政期间一件重大的军事、政治事件。而在此之前的孟达降魏、刘封被赐死中，诸葛亮的作用也隐约可见。由此我们可以从中了解诸葛亮面对蜀汉政权各势力之间矛盾的处理方法以及诸葛亮在用人上的具体措施。 ①(47)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06年，第218—229、226页。 ②(34)(42)(45)《三国志》卷三《明帝纪》，中华书局，2006年，第92、94、92、94页。 ③《三国志》卷十四《刘晔传》，中华书局，2006年，第445页。 ④(46)《晋书》卷一《高祖宣帝纪》，中华书局，2003年，第5、6页。 ⑤《三国志》卷三一《刘璋传》：“璋皆然之，遣法正连好先主，寻又令正及孟达送兵数千助先主守御，正遂还。”可知当时孟达没有与法正一同回蜀。而《三国志》卷四十《刘封传》：“初，刘璋遣扶风孟达副法正，各将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达并领其众，留屯江陵。”亦可知孟达没有还蜀，跟随了刘备。 ⑥(16)(43)《三国志》卷四十《刘封传》，中华书局，2006年，第991、992、994页。 ⑦《后汉书》卷一一三《郡国志五》注引《袁山松书》曰：“建安二十年复置汉宁郡，汉中之安阳、西城郡，分锡、上庸为上庸郡，置都尉。”中华书局，2006年，第3515页。 ⑧《华阳国志》卷二《汉中志》十：“右三郡，汉中所分也。在汉中之东，故蜀汉谓之‘东三郡’。蜀时为魏，属荆州。”其注曰：此“蜀、汉”谓蜀人与汉中人。三郡在其极东，深达荆州，故特称东三郡。 ⑨《华阳国志》卷二《汉中志》十：“山水艰阻，有黄金、子午，马聪建鼓之阻。” ⑩本文认为，蒯祺有可能为荆州大姓之后。刘表时期有南郡大姓蒯越，《后汉书》卷七四下《袁绍传》注《傅子》曰：“越字异度，魏太祖平荆州，与荀彧书曰：‘不喜得荆州，喜得异度耳。’” (11)《三国志》卷四十《刘封传》：“上庸太守申耽举众降，遣妻子及宗族诣成都。”可知申耽自有部曲。 (12)《三国志》卷三二《先主传》：“遣刘封、孟达、李平等攻申耽于上庸。” (13)《三国志》卷四十《刘封传》注引《魏略》曰：“申仪兄名耽，字义举。初在西平、上庸间聚众数千家，后与张鲁通，又遣使诣曹公，曹公加其号为将军，因使领上庸都尉。” (14)《三国志》卷四十《刘封传》：“申耽降魏，魏假耽怀集将军，徙居南阳，仪魏兴太守，封员乡侯，屯洵口”。 (15)《晋书》卷一《高祖宣帝纪》：“蜀相诸葛亮恶其反复，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又《三国志》卷四十《刘封传》：“太和中，仪与孟达不和，数上言达有贰心于蜀，及达反，仪绝蜀道，使救不到。”可知申仪与孟达的关系。 (17)(18)《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注引《魏略》，中华书局，2006年，第92页。 (19)(20)《太平御览》卷四三《地部八·商洛襄邓淮蔡诸山》“白马塞山”条引《荆州记》，中华书局，2011年，205页。 (21)《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注引《三辅决录》，中华书局，2006年，第92页。 (22)《晋书》卷四七《傅玄传》，中华书局，2003年，第1317页。 (23)柳春新《“魏文慕通达”试释》，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十六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4页。 (24)(36)《三国志》卷四十《李严传》，中华书局，2006年，第999页。 (25)《三国志》卷四一《费诗传》，中华书局，2006年，第1016页。 (26)(27)(28)(29)(30)《太平御览》卷六九二，中华书局，2011年，3090、1651、3066、3645、1353页—1354页。 (31)《华阳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7页。 (32)《晋书》，中华书局，2003年，第5页。 (33)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二七《沔水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2333页。 (35)根据《三国志》卷四一《费诗传》记载，诸葛亮与孟达书始于诸葛亮南征归来，而亮书中有“往年南征，岁末乃还”，1016页。诸葛亮南征在建兴三年，则可知此书写与建兴四年。 (37)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认为，王冲向孟达言诸葛亮欲诛孟达妻子一事，有可能传自李严，其目的是诬蔑和打击诸葛亮。并且挑拨诸葛亮与孟达之间的关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60页。 (38)关于蜀汉政权的势力划分及李严身份的探讨，参见白杨、黄朴民：《论蜀汉政权的势力分化》，《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85—102页；白杨：《李严事件与诸葛亮用人》，《国学学刊》2012年第1期。 (39)《水经注疏》卷二七《沔水上》：“汉水右对月谷口，山有坂月川。于中黄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饶水田，故孟达《与诸葛亮书》，善其川土沃美也。汉水又东，迳西城县故城南，《地理志》曰：西城，汉中郡之属县也。汉末为西城郡。建安二十四年，刘备以申仪为西城太守。仪据郡降魏。魏文帝改为魏兴郡，治故西城县之故城也”。 (40)由于蜀史研究的薄弱，《华阳国志》一直没受到应有的关注。可喜的是，近年来出现了对《华阳国志》研究的专著，大大促进了蜀史研究的进程。见刘重来、徐适端主编《〈华阳国志〉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 (41)李墍《重刊〈华阳国志〉序》，常璩撰、顾广圻校《华阳国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页。 (44)《三国志集解》注引卢弼评论盟达之死时言“诸葛亮亦谲矣”，可知诸葛亮在此事上所表现的权制思想，中华书局，1982年，第828页。 (48)关于诸葛亮对孟达降蜀的态度，朱子彦先生认为诸葛亮对孟达始终怀有忌恨之心，其原因是孟达曾攻杀诸葛亮的姐夫蒯祺。本文认为诸葛亮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会因私人恩怨而影响蜀汉政权的国运；且朱先生所言“(诸葛亮)自幼便与其姐姐相依为命，姐弟间自然情深意笃，孟达不考虑这层关系，贸然杀害诸葛亮姐夫，虽未必是存心为之，但此事必然对诸葛亮影响极深”等言，未见史书有相关记载，因此本文未加以深入讨论。朱子彦：《孟达败亡之因一蜀汉政权内部的集团斗争》，《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4期。标签：孟达论文; 诸葛亮论文; 司马懿论文; 刘备论文; 三国人物论文; 三国论文; 三国志论文; 华阳国志论文; 李严论文; 蜀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