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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曾经指出，“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1〕由此，笔者认为，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文化大革命”也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
一、“文化大革命”中身处逆境为邓小平深思熟虑提供了客观条件
在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中，曾经“三落三起”，几度沉浮。其中有两次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被作为“第二号走资派”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下放劳动。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后，他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不久，邓小平复出，1975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将个人荣辱安危置之度外，冒着再次被打倒的风险，对当时的严重混乱局面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短时间内就取得显著成效，受到全国人民的赞扬。可是，在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由于整顿的深入势必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邓小平又被诬为“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再次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直到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的迫切要求下，在1977年7 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才恢复了原来担任的党政军的一切领导职务。邓小平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一次又一次地从波峰被打入谷底，都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过错，恰恰相反，是因为他执行和坚持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因为如此，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2〕每当受到错误打击、处于逆境时，他从不消沉， 总是对党对人民的事业忠贞不渝，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而进行更深刻的思考，发愤要有新的更大作为。因此，他才能顺应历史和时势的要求，在经历逆境之后重新起来担当重任，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有所前进。
尤其是在下放劳动期间，引起了邓小平深刻的反思。1969 年10 月20日，邓小平在南昌市郊区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被监护劳动，住在离工厂不远的望城岗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原校长许光友的房子里，直到1973年3月才离开。在江西的日子里，邓小平和夫人卓琳每天早晨7 点3刻，从步校驻地出发，沿着山坡田间小路步行两华里到工厂劳动。邓小平像45年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一样干的是钳工，卓琳则做拆洗线圈的工作。中午11点半下班，沿原路返回。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不管天晴或下雨，也不管是数九寒天还是夏日炎炎，他们从不间断地走在这条小路上。人们大概是受了越南“胡志明小道”的启发，贴切地给这条小路冠以了“邓小平小道”的美称。还有一条“邓小平小道”，是在步校将军楼的院子里。在这段时间，邓小平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及《二十四史》和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每天都读至深夜。在晚饭后的读书之前，邓小平总是围着驻地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一小时。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一圈一圈地走着，每次都要走三四十圈。天长日久，他的脚步踩出了一条细细的小路。这是第二条“邓小平小道”。
就是在这两条“邓小平小道”上，邓小平在为过去，也为将来思虑着，在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沉思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进行着深刻反思，从而使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能够毅然决然地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并创立新的理论——邓小平理论，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阶段。邓榕后来写的《在江西的日子里》一文曾回忆说：“我时常看着父亲，看着他永远那样认真、永远那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的快速而稳健的步伐。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蕴育成熟，是否已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呢？”事实正是如此，正是由于邓小平在小道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才坚定了他后来主张改革开放、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决心和信心，在73岁高龄复出后，挥写了自己一生中最为光辉的新篇章。
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历史借鉴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矛盾错综复杂，经验教训很多。恩格斯有句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3〕从某种意义上说，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邓小平郑重地对待我们党所犯的“文化大革命”错误并从所犯错误的后果中迅速而科学地学习了许多东西的结果。邓小平曾正确地指出：“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4〕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以下路线、方针、 政策的制定和提出，都是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的结果：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绝不能超越发展阶段，急于求成，必须认清中国国情和所处阶段。认清国情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出发点。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只经过短短几年的过渡时期，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八大”对我国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作了正确的判断，并提出了许多对经济体制加以调整的重要思想，这些都是基本上符合国情的。然而，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并不是轻而易举、一帆风顺的，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和正反比较才能正确认识。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在政治上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经济上急于求成，急于过渡，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左”的错误发展到极端，导致“文化大革命”十年灾难。针对这一严重教训，邓小平正确地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5 〕正是根据这个国情和实际，邓小平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步骤，使我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举世瞩目的变化。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绝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搞经济建设。这本来是党的“八大”已经明确了的。但是，由于国内和国际上一些事件的影响，我们党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左”倾思想急剧发展。已经基本解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又被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加以强调，本应作为党的主要任务和中心工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反而被放在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势必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社会矛盾错误地视为阶级斗争，采用错误的斗争方法和大轰大嗡的政治运动的方式，使矛盾人为地激化。“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正是这样产生的。针对这一经验教训，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6 〕他强调说：“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7〕总之，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邓小平认为：“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9〕
第三，建设社会主义，绝不能搞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并持续10年之久，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党长期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防止个人崇拜现象滋长。加上其他因素，以致在广大党员和群众中，个人崇拜狂热，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使党失去了纠正自己领袖错误的手段。痛定思痛，为了避免“文化大革命”一类历史悲剧重演，邓小平指出，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从组织上和制度上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他强调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9 〕邓小平始终把自己看成是集体的一分子，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他说：“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我是出了力的，但不只是我一个人。所以，不能把九年来的成绩都写到我个人的账上，可以写我是集体的一分子。过分夸大一个人的作用并不有利。”〔10〕“我很怕有这样的东西，名誉太高了是个负担。”〔11〕
第四，建设社会主义绝不应倡导“造反有理”、“无法无天”，必须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在十年内乱中，我国的民主制度遭到空前大破坏。在“造反有理”、“无法无天”的声浪中，各项法律法令几乎被破坏无遗，公检法机关被当作黑机关砸烂。国家主席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被任意揪斗、关押。打、砸、抢、抄、抓成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人身自由、安全失去保障。这种混乱局面，使整个国家和社会走到崩溃的边缘。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这种情况，邓小平强调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2〕“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3〕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刻总结而得出的正确结论。
第五，建设社会主义，绝不能闭关自守，必须改革开放。自1957年以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加上其他复杂的因素，我国处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耽误了20年，而这20年又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因而我国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大了。邓小平指出：“这是非常可惜的。但另一方面也有一点好处，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14〕关于改革，他强调指出：“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15〕关于开放，他强调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16〕正是在这些理论指导下，我国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和开放，取得了很大成功。
第六，建设社会主义，绝不能搞运动和动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搞什么“踢开党委闹革命”，采用“四大”的方法，大搞群众运动。结果造成思想上的空前混乱和对马列主义信仰的严重削弱，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机构遭到严重削弱，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针对这些恶果，邓小平指出：“‘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17〕他提议，今后不再搞运动，不再搞“四大”，“中国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再不能那样干了。”〔18〕为此，全国人大1980年专门做了决议，废除宪法中肯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条款。我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了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他们采用“四大”的方法，制造动乱，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遗风。邓小平指出，决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19〕
第七，建设社会主义，绝不能把知识分子做看成异己力量，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1956年以前，我国对知识分子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可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改变了对知识分子正确的看法，认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把广大知识分子看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此后，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就越来越“左”。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把知识分子看成“臭老九”，宣扬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书读得多越多越蠢”等等，使知识分子受到不应有的歧视、打击和折磨，也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巨大损害。“文化大革命”10年，使我国少培养大学毕业生100多万，中专毕业生200万。在我国科学技术队伍的组成上，出现了一个长达10年以上的空白。旧的文盲未扫除，新的文盲又大量产生。针对这种恶果，邓小平对知识分子作了重新评价，指出：“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20〕他强调说：“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21〕“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22〕他提出要恢复高考制度、学位制度、评定职称制度等等。所有这些，都大大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四化建设。
第八，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营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很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仔细地观察分析了形势，认为：“现在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时期内不会打。当然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是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过去我们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经济建设。现在根据新的观察、新的分析，下决心一心一意搞建设。”〔23〕为了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24〕“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个我们说到做到。”〔25〕根据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也改善了同其他一些国家的关系。这就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
总之，邓小平通过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弄清并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这样一个过去很不清楚的根本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6〕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7〕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见，邓小平理论的产生，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的结果。
注释：
〔1〕《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2〕《发展中日关系要看得远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出版社1972年版，第285 页。
〔4〕《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272页。
〔5〕《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
〔6〕《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1页。
〔7〕《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
〔8〕《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
〔9〕《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 第333页。
〔10〕《十三大的两个特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8页。
〔11〕《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7页。
〔12〕《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
〔13〕《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147页。
〔14〕《要吸收国际的经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6页。
〔15〕《改革的步子要加快》，《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16〕《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78—79页。
〔17〕《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7页。
〔18〕《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4页。
〔19〕《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都干不成》，《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4页。
〔20〕《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9页。
〔21〕《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 页。
〔22〕《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275页。
〔23〕《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9—250页。
〔24〕《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162页。
〔25〕《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128页。
〔26〕〔27〕《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