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季183大学对高校师德建设的启示_大学论文

李季183大学对高校师德建设的启示_大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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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重要文献,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1]2,其中心内容是儒家关于由“内圣”而至“外王”的学说,朱熹将其视为“四书”之首。“大学”的本意是“大人之学”,旨在培育儒家所期望的在学识、德性、才能等方面达到很高境界的“大人”。高校教师是高等学校的主体之一,承担着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应当成为先进知识的创造者、传播者,成为高贵品德的弘扬者和良好风尚的引领者,追求《大学》倡导的“大人”境界。《大学》蕴含着非常丰富的道德教育资源,其中的伦理智慧对高校教师提升道德修养具有很多宝贵的启示。

       一、“三纲领”与高校师德培育的崇高目标

       《大学》开篇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4“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被称为《大学》“三纲领”。朱熹解释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物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1]4在朱熹看来,教育的宗旨是明悉被人欲所遮蔽的天理,培育个人高贵的德性,推己及人,化民成俗,达到善的最高境界。

       《大学》“三纲领”的核心是“明明德”。使受教育者“明明德”是古代设置教育机构的主要目的,这一道理在《孟子》中被表述为“明人伦”。孟子认为学校教育旨在“明人伦”,他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1]238“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242《大学》讲“明明德”,《孟子》讲“明人伦”,韩愈《师说》强调“传道”,都要求教育者抓住教育的根本,把明悉、传播、弘扬核心价值观念和基本道德准则作为教师的首要职责。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习近平高度重视公民道德修养,对“立德树人”有着非常深刻的阐发。第一,把崇德修身视为立人之本。习近平指出:“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3]173这一思想直接继承了《大学》“修身为本”的思想,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1]5。在儒家看来,任何事物都有“本末”,立身处世要认清“本”与“末”的关系,把固“根”厚“本”作为首要的、优先的选择,“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1]5第二,把崇德修身视为强国之基。本固则邦宁,德隆则国兴,道德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指出:“激励人民群众崇德向善、见贤思齐,鼓励全社会积善成德、明德惟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有力的道德支撑。”[3]158他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3]163第三,强调公民道德修养与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一致性、统一性,将“明明德”提升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指出我们所“立”的“德”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说:“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3]168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六条规定:教育应当坚持立德树人,对受教育者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增强受教育者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国家在受教育者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进行理想、道德、纪律、法治、国防和民族团结的教育。

       在“明明德”“立德树人”方面,高校教师角色特殊、使命非凡。一方面,高校教师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高校教师要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道德品质的传播者。习近平强调教师要把“传道”作为第一职责,要明确意识到自身肩负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他说:“一个老师,如果只知道‘授业’、‘解惑’而不‘传道’,不能说这个老师是完全称职的,充其量只能是‘经师’、‘句读之师’,而非‘人师’了。”[4]高校教师要模范地做到给学生“传道”,就必须“明道”和“守道”,不能把“谋道”的高度降低到“谋食”的水平。另一方面,对高校教师的道德要求天然地高于普通行业的人群。习近平指出:“教师的职业特性决定了教师必须是道德高尚的人群。合格的老师首先应该是道德上的合格者,好老师首先应该是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楷模。”[4]教育部于2014年9月29日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要求:“广大高校教师要充分认识自己所承担的庄严而神圣的使命,发扬主人翁精神,自尊自律自强,既做学问之师,又做品行之师,自觉捍卫职业尊严,珍惜教师声誉,提升师德境界。”[5]

       必须承认,近些年来,高校中的个别教师在价值观念、道德修养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少,有的问题还非常严重,与国家要求、社会期望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教育部、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于2011年12月23日颁布的《关于印发〈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通知》指出:“在市场经济和开放的条件下,高校师德建设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有的教师责任心不强,教书育人意识淡薄,缺乏爱心;有的学风浮躁,治学不够严谨,急功近利;有的要求不严,言行不够规范,不能为人师表;个别教师甚至师德失范、学术不端,严重损害人民教师的职业声誉。”[6]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指出:“当前社会变革转型时期所带来的负面现象也对教师产生影响。少数高校教师理想信念模糊,育人意识淡薄,教学敷衍,学风浮躁,甚至学术不端、言行失范、道德败坏等,严重损害了高校教师的社会形象和职业声誉。”[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1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指出:要扎实推进师德建设,落实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完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完善加强高校学风建设办法,健全学术不端行为监督查处机制。

       二、“八条目”与高校师德培育的主要内容

       师德培育的具体内容是由师德培育的宗旨决定的。《大学》以“三纲领”为教育宗旨,由此推衍出这一纲领的实现方式,即《大学》“八条目”,这构成儒家师德培育的主要内容。我国当今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高校师德培育的内容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展开,高校教师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提出的关于“好老师”的标准,模范遵守《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严守教育部划定的行为底线。

       《大学》“八条目”是“明明德”的具体实现步骤,这是一个由“内圣”而至“外王”的过程,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1]5“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5“八条目”是一个密切关联的有机整体。第一,“八条目”体现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个人是不能脱离群体而独立存在的,个人与家、国、天下相互依存,个人的价值需要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实现。第二,“八条目”体现了“内圣”与“外王”的统一。时间上有先后,即个人内在修养在先,改善外部世界在后;逻辑上有因果,即“内圣”是原因,“外王”是结果。第三,“八条目”体现了认知、德性与实践的统一。“格物”“致知”是知识、道理的获取,“诚意”“正心”是德性的修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道德实践、政治实践。第四,在“八条目”中,“修身”是承前启后、联通内外的环节、枢纽,是知性、德性、实践性的统一。一方面,“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个人道德修养的逻辑过程,这四个条目是“修身”的前提;另一方面,“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260,以“修身”为根据和出发点,由此外化,逐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

       从一般到特殊,高校师德培育应包含三个层次,即公民层次、公民中的教师层次、教师中的高校教师层次,不同层次对应不同的道德内容与要求。

       从公民的层次来讲,高校师德培育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校教师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次、12个基本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习近平认为,《大学》“八条目”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包含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的要求。他说:“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3]16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包含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习近平说:“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3]169需要说明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规定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三者的道德要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承接后两者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条件,逐渐与时俱进的产物。

       从教师的职业属性来讲,高校师德培育的核心内容是习近平于2014年9月9日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提出的“好老师”的四条标准,即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之心。第一,在理想信念方面,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积极传播者,用自己的行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二,在道德情操方面,要不断加强自我修养,要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热爱教育工作,自觉坚守精神家园、坚守人格底线,带头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和中华传统美德。第三,在学问知识方面,要做学习型、智慧型的老师,要有扎实的知识功底、过硬的教学能力、勤勉的教学态度、科学的教学方法。第四,在仁爱之心方面,爱是教育的灵魂,教师要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尽到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责任;要具有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宽容学生的品质,“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尊重学生的个性,理解学生的情感,包容学生的缺点和不足,善于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长处和闪光点,让所有学生都成长为有用之才”[4]。

       从高校教师的职业特性来看,高校师德培育的具体内容就是《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规定的六个方面,即爱国守法、敬业爱生、教书育人、严谨治学、服务社会、为人师表。《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由教育部、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发布于2011年12月,当时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酝酿、讨论、提炼阶段,从逻辑上讲,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化,高校教师对职业道德规范的模范遵守就是在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除了提出爱国、守法、敬业等一般性、共同性的要求之外,还提出教书育人、严谨治学、为人师表等特殊性、针对性的要求,特殊性道德要求体现了一般性价值准则。以《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第四条“严谨治学”为例,该条规定:“弘扬科学精神,勇于探索,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精益求精。实事求是,发扬民主,团结合作,协同创新。秉持学术良知,恪守学术规范。尊重他人劳动和学术成果,维护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诚实守信,力戒浮躁。坚决抵制学术失范和学术不端行为。”[6]其中探求真理、精益求精体现的是敬业,实事求是、诚实守信体现的是诚信,团结协作、协同创新主要体现的是和谐、友善,恪守学术规范、抵制学术失范和学术不端行为主要体现的是公正、法治。

       《大学》说:“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1]13高校教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身行为的底线,做到不越雷池一步。突破师德底线的行为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背道而驰的,也违背了《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为高校教师的行为划出了七条“红线”:“损害国家利益,损害学生和学校合法权益的行为;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有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在科研工作中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篡改侵吞他人学术成果、违规使用科研经费以及滥用学术资源和学术影响;影响正常教育教学工作的兼职兼薪行为;在招生、考试、学生推优、保研等工作中徇私舞弊;索要或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财物;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其他违反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5]逾越“红线”意味着行为性质的变化,属行为“出格”,如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陈进的“汉芯一号”造假事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涉嫌贪污巨额科研经费事件等,这些事件对学生、高校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作为教师队伍中的“害群之马”,他们除了受到道德谴责之外,还必须接受纪律、法律的严惩。

       三、“絜矩之道”与高校师德培育的基本方法

       “絜矩之道”是《大学》提出的道德培育的基本方法,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内在的道德反省,一是外在的道德示范。朱熹说:“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1]11“絜”和“矩”是古代的度量工具,“絜”是指用绳子计量圆筒形状物体的粗细,“矩”是制作方形的工具,“絜矩”有度量、规矩、标准、示范、方向等意义。“絜矩之道”的道德培育方法对高校师德培育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启示作用。

       第一,掌握“推己及人”的换位思考方法,进行道德反省,矫正不当言行,不断端正自身行为,以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大学》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1]11朱熹解释说:“如不欲上之无礼于我,则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无礼使之;不欲下之不忠于我,则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于前后左右,无不皆然,则身之所处,上下、四旁、长短、广狭,彼此如一,而无不方矣。”[1]11

       “絜矩之道”的理论基础是《论语·阳货》中所讲的“性相近也”[7]204,即一个人在基本的需要、性情、好恶等方面与其他人没有本质差异。一个人以自身合情、合理的欲求为度量标尺,在与他人的相处中,以“立人”“达人”为目标,以不伤害人为底线,设身处地地考虑他人的利益,尊重他人的正常欲求,通过体验、揣摩他人言行对自己的影响,来思考自己的言行对他人的影响,如果厌恶别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他人。“絜矩之道”的行为要求就是《论语·颜渊》中所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7]139,就是《论语·公冶长》中所讲的“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7]51,就是《吕氏春秋·诬徒》中“视徒如己”的思想。这就要求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把自己摆在学生的位置上,换位思考,“善教者则不然,视徒如己,反己以教,则得教之情也。所加于人,必可行于己,若此则师徒同体”[8]。

       把“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应用于道德修养方面,其对高校教师的要求是,如果你希望学校的领导、同事、学生守道德、有爱心,你就要自觉、主动、模范地做到讲道德、有爱心。以高校中的师生关系为例,当下高校师生关系的疏离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从教师的角度来看,是由于高校扩招带来的师生比的巨大变化,使得教师在面对越来越多的学生时分身乏术;不少教师面临科研考核、职称晋升等压力,导致其投入到教学、学生上的时间、精力不足。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网络时代的知识信息获取渠道越来越简单、便捷,越来越多样化,这就意味着学生对教师的依赖度的降低。但是,无论时代环境如何变化,密切、和谐的师生关系都是值得期待和追求的。据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中心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十余所高校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大学生最愿意主动接近和沟通的教师是‘性格和蔼可亲的’(50%),其次是‘对学生比较关心的’(18.4%)和‘学术水平高名气大的’(16.4%)。”“大学生比较反感的教师是‘学术水平差、不专心做学问的’(35.6%),‘对学生漠不关心的’(23.8%),‘过分关注经济效益和自身利益的’(19.8%)。”“高校教师最愿意交往的学生是‘爱思考、爱提问,敢于主动质疑的学生’(85%),其次是‘性格活泼,愿意主动沟通的学生’(56%)。”[9]从以上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出,教师希望学生是好学的、善思的、愿意主动沟通的,学生希望教师是可亲近的、关心学生的、学问高的,“人同此心”,师生双方在愿意接近和反感的对象选择上具有相似性。教师作为师生关系的主导方,应当依循“絜矩之道”,多从学生的视角和需要出发,主动接近学生、关爱学生,形成良性的、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用爱培育爱、激发爱、传播爱,通过真情、真心、真诚拉近同学生的距离,滋润学生的心田”[4]。

       第二,高校教师要发挥自身的榜样示范效应,为学生和社会公众做好表率。

       《大学》中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1]11“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1]10“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1]13这就是说,上级是下属的表率,上行而下效,上级要求下级做到的,上级首先就要做到。《大学》讲“亲民”,其意为“新民”,即“大人”不仅自己要“明明德”,还要通过道德示范,影响、带动其他更多的人弃旧从新、去恶从善,成为敬德、守德的“新人”。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1]2《大学》中“大人”从“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发展过程,就是其道德示范效应不断延伸、不断扩展的过程,涉及的人群从家人到国人以至天下人。“身修而后家齐”,就是君子将个人的德性通过示范效应扩展到整个家庭或家族,使家庭或家族成员能够自觉地、模范地遵守道德规范;“家齐而后国治”,即家人的道德示范效应扩展至国人,“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1]10。君子所在的诸侯国治理得好,国人的道德示范效应就能够拓展至全天下的人。

       在高校内部,就师生关系而言,教师对学生具有天然的示范作用。把《大学》中“絜矩之道”关于“上”与“下”关系的思考应用于师生关系,则教师为“上”,学生为“下”。从榜样论的意义上说,教师天然就是学生的榜样,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都会产生影响。教师是学生的表率,要言行一致,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必须做到。习近平在与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特别提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他认为该校训十分精练地诠释了“师范”的意义。习近平指出:“师者为师亦为范,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老师是学生道德修养的镜子。好老师应该取法乎上、见贤思齐,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提升人格品质,并把正确的道德观传授给学生。”[4]高校教师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既要重“言教”,也要重“身教”;“身教”为本,“言教”为末。《论语·子路》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7]152。如果教师“身教”与“言教”脱节,言行不一,在讲台上宣讲圣人、圣言,行动上却不断突破道德底线,如剽窃他人成果、滥用科研经费、收受学生礼金等,不仅不会得到学生的尊重,更会对学生的道德培育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

       高校教师不仅要做学生的表率,也要做引领优良社会风尚的楷模。如今,庸俗、市侩、腐朽之风深刻地影响到高校和高校教师,一些高校在很大程度上淡忘了“社会净化器”的使命,少数教师也愧对“灵魂工程师”的美誉,这对高校发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功能造成严重危害。从高校与社会的关系来看,高校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而是现代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研究社会、服务社会、引领社会的职责,如公众讲座、技术服务等;高校教师不是普通的社会成员,他们与政界、商界、新闻界、演艺界人士一样,具有较强的公众性,其言行举止会对社会公众起到榜样示范和价值引导作用,社会公众对高校教师也抱有很高的期待。因此,高校教师既要做知识、技术的创造者,也要做思想、道德的引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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