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国际投资态势的实证分析——邓宁投资阶段论在东亚的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实证论文,态势论文,国际投资论文,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6］04—060124—0077
一、国际投资态势变动和邓宁的投资阶段论
二战后东亚地区的发展曾被称作东亚奇迹，在这个奇迹发生的过程中，国际投资起到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国际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从宏观看，都与一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有关。不难想见，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一国的对外投资的态势也将随之发生变动。
除了时间轴上的纵向变动外，各经济体之间，由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同一时间段上的国际投资态势也会有所不同。那么，是不是可以推断，在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各国的对外投资态势会大致相同呢？换言之，国际投资态势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比较稳定的对应关系呢？
对此，邓宁的国际投资阶段论给出了部分答案。这个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与该国的对外投资状况密切相关。邓宁把一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并具体考察了每一阶段的经济结构与跨国直接投资水平间的关系。其后，邓宁本人及其他学者又对该理论进行了数次补充修正——较新的进展如邓宁的学生Rajneesh Narula（1996）的工作， 他在邓宁四阶段论的基础上引入国际直接投资的第五阶段，把该理论向前推动了一步。以下我们把相关理论统称为邓宁的投资阶段论①。该理论对国际投资发展阶段的划分大致如下：
第一阶段，一国人均GNP不足400美元。因为经济发展落后，国内企业既没有对外投资需要的所有权优势，也没有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所以，本国没有对外直接投资，也很少接受国际直接投资，净对外投资数为零或负数。
第二阶段，人均GNP在400～2000美元之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家的区位优势和吸引国际投资的能力增强。国内企业逐步形成创新资产的良性循环，对外投资少量出现。总体上，吸收直接外资的数量增加，但对外直接投资仍很少，净对外投资额依然是负数。
第三阶段，人均GNP2000～5000美元之间。此阶段的国内市场变得更为成熟，随着技术模仿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企业的技术能力上升，开始在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产业与国外厂商竞争，并形成自己的所有权优势。对外投资的数量逐步增加，资本流出逐渐快于资本流入。
第四阶段，人均GNP在5000美元以上。 本国企业开始具备强大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迅速下降），对外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强。同时，本国接受的国际投资主要来自其他处于相同阶段的国家，并大多属于连续性、合理化和效率寻求型的投资。处于该阶段的国家是国际投资的主要供给者。
第五阶段，人均GNP超过10000美元。净对外直接投资由前一阶段的急速上升转为下降，最终围绕零水平上下波动。此时，无论是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还是接受国外的投资，绝对数量还都会继续增加。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生产的能力有了更大进展，公司的国籍变得越来越模糊。这样，随着发达国家区位资产结构的趋同，各国的跨国直接投资变得越来越平衡。
二、对东亚地区国际投资态势衡量指标的说明
本文将具体考察东亚地区10个经济体的国际投资态势变动情况，所用数据的时间跨度约为30年（20世纪7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②。通过对国际直接投资资料的分析，我们将验证邓宁投资阶段论在东亚地区的适用情况③，此外，我们还会关注到这一地区的国际间接投资的变动。下面，我们先对实证分析采用的衡量指标和样本数据的具体基本情况作出简要说明。
我们对东亚地区投资态势的实证分析将采用三个数字指标：IPI、 净人均对外直接投资和净人均对外间接投资——后面的两个是绝对数指标。IPI是一个指数，是作者首先在此类分析中开始使用的。
在分析一国对外投资状况时，投资总量指标的价值不大，因为各国的经济规模差别很大，因此，一般都采用人均指标，如本文采用的净人均对外直接投资——邓宁的实证分析采用的也是这个指标。不过，为了更完整地观察东亚各国和地区对外投资态势的变动情况，本文还讨论了净间接投资的情况，因此我们还使用了人均净对外间接投资指标。
IPI（Investment Position Index）也是用来衡量对外直接投资态势的，我们将其定义如下④：
也就是说，这个指标是一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出量与直接投资流入量之比，其设置思路源自邓宁的投资阶段理论，但更多地强调了国际投资在流出和流入上的均衡，并把绝对数值作了指数化。下面，我们通过IPI 指数和邓宁理论划分的五个投资阶段之间的对应关系，对这个指标的意义加以说明。
具体来说，若邓宁的投资阶段论成立，IPI的数值相应作出如下变动：首先，在第一阶段，直接投资流入为零，IPI不存在。 一旦这个国家出现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在没有变为净对外投资者之前），IPI的值将在（－1,0）区间。如果IPI ＝－1，则该国只存在国家直接投资的流入，不存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也就是说，只要IPI＜0，我们就可以判断，该国处于邓宁投资阶段划分中的第二阶段——开始接受国际直接投资，存在一定的对外投资，但仍以接受投资为主；其次，如果IPI的数值处于（0,1）区间，则说明该国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净供给者， 此时正是邓宁论所说的第三阶段。在投资阶段论的第四阶段，IPI＞1，其值越高，意味着其净对外投资的数量也就越大；最后，当一国进入第五阶段后，IPI的值将开始下降，最终围绕0值上下波动。
需要说明的是，使用IPI指数并非是要替代衡量国际投资的绝对数指标。 在某些情况下，只使用绝对数值会漏掉一些投资态势的重要变化。比如，当一国进入我们定义的经济发展的第五阶段时，国际投资态势趋向内外均衡，IPI 的数值会逐渐降低，并围绕零上下波动，但绝对数指标却可能依然在持续上升——无法反映投资流动的均衡趋势。不过，绝对数指标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在人均GDP 刚刚超过400美元的阶段，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的绝对数指标变化幅度往往较大，而IPI指数则只能在一个较窄的区间内变动，不如绝对数指标给人的印象强烈。总之，绝对数指标更为直观、突出了人口基数的影响，IPI指数更抽象， 更注重反映国际投资在流入流出上的平衡，两类指标各有所长，可相互补充。
三、实证分析的结果及解释
（一）实证分析的结果
下页表给出了实证分析的结果。10个样本国家／地区的数据，大致按照邓宁的理论被分为五个时期，每个国家／地区的数据包括三个指标，前两个指标衡量直接投资的变动情况，第三个衡量国际间接投资的变动情况。表中最末一行的数据是全部样本数据在各个投资阶段的算术平均值。
（二）对分析结果的解释
1.各国／地区分别的情况
（1）日本。在样本数据开始时（1972）， 日本已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阶段，已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供给者。之后，日本的净人均对外直接投资数额持续增加（从第三阶段的23.18美元提高到第四阶段的30.71美元和第五阶段的182.36美元）。依照邓宁投资阶段论，在第五阶段，净人均对外直接投资应该趋于下降，日本的情况显然与邓宁的理论不符。在间接投资上，日本在不同阶段的变化幅度很大，人均利用的净对外间接投资在第三阶段为37.4美元，第四阶段这一数字下降为1.11美元。在最后阶段，日本从国际间接投资的净利用者转成为了数量庞大的国际间接投资的净供给者。
（2）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从直接投资态势的变化趋势看， 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的情况非常相似，新加坡较为特殊。韩国和台湾地区开始都以接受国际直接投资为主，接着出现少量对外投资，然后是大量的对外直接投资，最后，直接投资流动趋于内外均衡。在资料覆盖的时间段，韩国将这一过程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其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从第二阶段前期的－2.05美元（后期为0.11美元），逐渐增加到第三阶段的0.40美元（台湾在此阶段的数值依然为负），并迅速增长到第四和第五阶段的19.43和23.49美元。虽然直接投资的绝对数值在第五阶段仍在增加（台湾开始出现下降），但IPI指数显示，直接投资的总量在流入流出上，正在走向均衡——在我们分析的10个经济体中，韩国的情况和邓宁的理论最为相符。
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差别主要体现在间接投资上。韩国一直是国际间接投资的接受者，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均净间接投资的利用值不断上升——在第四和第五阶段尤为明显。台湾地区在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就已成为国际间接投资的净供给者，不过，在进入第五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该指标的数值出现下降（从第四阶段的31.52美元下降为第五阶段的1.75美元）。
新加坡没有像韩国和台湾那样随着经济的发展从直接投资的需求者转变成供给者，它的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一直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也就是说，经济迅速发展没能把新加坡转变成国际直接投资的净供给者，相反，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伴随的是其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数额的不断攀升（从第三阶段的100多美元持续增加到最后阶段近1000美元），⑤ 这与邓宁的投资阶段论的判断存在明显差别。不过，IPI指数显示，实际上，新加坡在进入第五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已经变得较第四阶段更为平衡（从－0.87到－0.53），尽管绝对数指标仍显示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
（3）东盟。东盟地区以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水平为最高，越南最低，泰国、印尼和菲律宾居中。这些国家的总体发展状况大大落后于四小龙，大多尚处于投资阶段论划分的第二阶段——越南依然处于第一阶段，马来西亚则处于第三阶段⑥。总体而言，这一地区是国际投资的需求者，对外投资的数量有限。此外，相对而言，国际直接投资在这一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要大于韩国和台湾。
表 东亚地区国际投资的基本态势ab（1972～2001）（单位：美元；IPI指数）
投资状况阶段400美元 400～1000 1000～ 2000～5000～ 10000美
以下美元
2000美元c 5000美元 10000美元 元以上
日本IPI
72.18 8.56
50.93
净人均对外直接投资23.18 30.71 182.36
净人均对外间接投资-37.34-1.11 226.12
韩国IPI -0.82 0.62
0.28 0.92
0.042
净人均对外直接投资 -2.04850.11
0.40 -19.43 23.49
净人均对外间接投资 -1.99 -3.13 -4.68 -139.90-191.88
中国台 IPI
湾d 净人均对外直接投资-8.29 142.26 94.24
净人均对外间接投资3.64 31.52 1.75
新加坡 IPI-0.90 -0.82 -0.87 -0.53
净人均对外直接投资 -117.97-257.34
-713.21-998.28
净人均对外间接投资 -17.19 5.56 39.17 1750.36
马来西 IPI -1 -1 -0.95
亚 净人均对外直接投资 -23.61 -70.20 -137.59
净人均对外间接投资 -5.46 -31.03 9.23
印度尼 IPI -0.95 -0.98
西亚净人均对外直接投资 0
-5.12 -2.80
净人均对外间接投资 0
-3.54 2.86
菲律宾 IPI -1 -0.82
净人均对外直接投资 0
-5.88 -18.85
净人均对外间接投资 0
-1.59 -24.94
泰国IPI -1 -0.93 -0.86
净人均对外直接投资 -2.10
-5.87 -46.61
净人均对外间接投资 0
-4.38 28.08
越南IPI -1
净人均对外直接投资 -23.66
净人均对外间接投资 0
0
中国大 IPI -0.77
-0.95
陆 净人均对外直接投资 -3.40
-29.88
净人均地外间接投资 -0.52
0.63
总体平均IPI -0.92
-0.94 -0.66 17.67 2.87
16.80
（未加权） 净人均对外直接投资 -9.72
-12.07 -42.69 -75.93-130.20-174.55
净人均对外间接投资 -1.31
-2.72 -7.56 -4.72 -17.58 446.58
注释：
a.本表的数据是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经过两次计算后得出的，第一次计算是为了得出三个指标在各国历年的数值；第二次计算是为了得出按照阶段划分的历年的数据的算术平均值。计算过程大致如下：第一次计算分两步：首先，在各国／地区对外投资总量的基础上，计算出各国净对外直接和间接投资的数量；然后，用各国人口的数据对第一步得出的数据进行平均，得到各国历年的人均净对外直接和间接投资数值。IPI 的数值则根据各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入流出的总量用上文给出的公式直接计算得出。第二次计算也分两步：首先，把表1计算的各国人均GDP指标，按照年份划分进相应的投资阶段；然后，对第一次计算得出的数据（处于该阶段内的）进行算术平均。本表省略了数据处理的中间过程，只给出了最终计算结果。
b.此表计算所用数据的截止时间，除日本、泰国和菲律宾为2001年外，其余均为2000年（有特殊注明除外）。
c.在计算过程中我们发现， 东亚地区的投资数据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处于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之间的，为了更清楚地观察这段期间各国投资态势的变化情况，我们把邓宁划分的第二阶段进一步细分为两个部分：一是400～1000美元的阶段；另外是1000～2000美元的阶段。
d.台湾的资料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的Key Indicators of Developing Asian and Pacific Countries,该组数据的起始时间为1983年，截止时间为2000年。
资料来源：本表计算所使用的基础数据（除注明外）均来自：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2002)。
马来西亚的投资发展轨迹与新加坡有类似之处，虽然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但它们都在大量利用国际直接的同时，就已经成为国际间接投资的提供者。在第三阶段，马来西亚IPI指数依然接近－1（－0.95），人均接受的国际直接投资的数额也在加大——与邓宁理论不符。不过，马来西亚人均净间接投资的数值表明，它在第三阶段就已迅速从接受者变为供给者。
在间接投资上，泰国和印度尼西亚都早在第二阶段的后期就出现了类似马来西亚的转变。菲律宾，截止到目前依然是国际间接投资的净利用者。另外，与邓宁理论存在差异的地方还有泰国和越南，它们都在人均国民收入不足400 美元的第一阶段就已经开始大量利用国际直接投资。不过，虽然与邓宁理论的论述有所差异，但泰国确实是在人均GDP超过400美元之后，人均利用直接投资的数额才有了迅速提高。与此类似，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也均是在进入第二阶段之后，才真正开始大量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的历程，这使得这一地区从总体上与邓宁的论述更为接近。
（4）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也是在人均收入不足400美元时（1980年代初）开始利用国际投资的，国际直接投资利用数量的迅速增长也是在进入第二阶段之后（1992年后）⑦ （人均净直接投资从第一阶段的3.40 美元迅速增长到第二阶段的近30美元，无疑，这应该算是一个质的变化）。目前，中国大陆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依旧有限，这也可以从IPI指数一直接近－1作出判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中国大陆在间接投资上也存在一个较为显著的变动，在当前的第二阶段前期，它已经成为国际间接资本较重要供给者——虽然人均的数额并不大（只有0.63美元）——在研究涉及的东亚10个地区中，这个转变开始的时期是最早的。
2.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国际投资态势在东亚各国／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别，各国／地区直接投资的状况和邓宁投资阶段理论有诸多吻合，但也有个别国家／地区的情况与该理论的论述差别较大。邓宁理论描述的是直接投资变化的大致轨迹，是一种对总体发展趋势的粗线条的勾勒，具体到不同的国家／地区，自然会有所差异。如果把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它和邓宁的理论是否更为接近呢？
从净人均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看，东亚地区在前两个阶段与邓宁理论的论述基本接近，后面三个阶段的情况和邓宁理论的差别都较大。不过，从IPI 指数的情况看，情况稍好些，前三个阶段基本吻合，第四阶段较为接近，只是在第五阶段差别明显⑧。作为一个总体，东亚地区净人均对外直接投资的数值确实从第二阶段起迅速提高，而且在这一阶段内部，后半期相对于前半期的增长也十分明显（从前期的12.07美元，增加到42.69美元）。按照邓宁的观点，净人均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额应该在第三阶段（资本流出逐渐快于资本流入）由负转正。这时，一国由直接投资的净接受者转变成为净供给者。然而，东亚地区人均净对外投资的数额此时依然在继续增加，并且，增长势头一直保持到最终。幸好，东亚地区的IPI 指数确实在这个阶段由负转正（从第二阶段后期的－0.66美元转变为第三阶段的17.67美元）。第四阶段的IPI依然为正值，但没有按照邓宁的论述在第三阶段的基础上继续上升，在最后一个阶段也没有出现下降（由第四阶段的2.87美元反而升到了12.74美元）。
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先增后减，最后其值由负转正，整个地区转变为国际间接投资供给者的过程直到最后一个阶段才得以完成。
四、基本结论及相关问题
本文给出了东亚10国／地区近30年国际投资态势的变化情况，尽管在有些国家的部分时期，国际投资的态势与邓宁的理论还存在较大差异，但作为一个总体，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确实经历了邓宁理论所描述的，从无到有，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进而成为净投资者的过程。相对而言，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情况与邓宁理论最为相符，东盟和中国大陆除投资活跃期提前之外，与邓宁的投资阶段论也较为接近。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理论与东亚地区现状间的差异不仅与二战后的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有关，而且与东亚各国／地区对待国际直接投资的政策取向有着密切联系。比如，战后日本和韩国经济迅猛发展时，国际经济环境较为宽松，两国也非常注意对国内工业的保护，对国际投资（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采取了较多的限制措施。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自由化的浪潮风起云涌，恰逢此时，东盟和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并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进入采取了相当程度的鼓励措施，由此，其国际投资态势也与日、韩两国在经济发展的相当阶段呈现出了较大差异。
此外，一个地区的对外投资政策实际上还与其贸易政策紧密相连，而贸易和投资政策背后则是这个地区的总体发展战略。东亚与其他地区（如拉美）在投资态势上的总体差别就源于它们采取的发展战略的差别。不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尚需进一步深入展开。□
注释：
① 除理论探讨外，邓宁还对76个国家在1967～1975年间对外直接投资和国民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作过实证研究，但只限于国际直接投资，具体结果参见朱刚体（1988）的转述。
② 个别地区的数据，在时间范围上，有所差别。差别的主要原因是资料获取问题。各组数据的具体来源和起始年代，见表1的注释。
③ 邓宁理论关注的是国际投资中的直接投资，因此，此处所说的验证是对东亚地区各国的直接投资而言的。
④ 需要指出的是，在定义这类指数时，理论上，其分母既可以使用直接投资流入，也可以采用直接投资流出，或者采用流入流出的总数。此处，IPI的分母采用的是直接投资流入——这种做法其实是最便利的，其原因是：如果选择用直接投资的流出作为指标的分母，那么，在相当长的一国不存在直接投资流出的时期，这一指标都将一直不存在，而这个阶段恰恰是我们分析涉及的持续时间很长的一段时期。该指标的分母也可以采用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的总量，不过，一方面，这个总量数据的经济意义并不大；另一方面，用它表示出来的指数，在强调流入流出的平衡观念上与只用流入数量作分母并不存在本质差别。
⑤ 新加坡各类人均数据的绝对值都较高，除本身经济的发达之外，还与其人口和经济的规模有关。
⑥ 马来西亚的人均GDP早在1980年代就超过了2000美元，见表。
⑦ 按照我们的折算，中国大陆的人均GDP在1992年刚接近400美元，1993年达到500美元左右。
⑧ 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总体（平均数值），在后面两个阶段和邓宁理论表现出的差异和这两个阶段所包含的数据有关。一方面，虽然我们总体上考察的是10个国家／地区，但实际进入这两个发展阶段样本的只有4个。此外，在进入这两个阶段的4个样本国家／地区中，新加坡和日本的情况又都较为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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